第7版()
专栏：思想评论
驳“阶级斗争终结论”
许征帆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代，充满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面向资本主义而背向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人民的反面教员。通过这些反面教员的言行，使我们懂得了许多新的东西，就中也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波浪式发展的规律的概括，是无比英明和无限正确的。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人有意无意地散布所谓阶级斗争结束了的谎言。这种谎言无疑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挡箭牌，因此，对一切所谓阶级斗争终结的论调，必须严肃地加以批判。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早已三番五次地强调过这样一个真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整个的历史时代，在这个过渡时期里，充满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点，也早已明确规定，我们要“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三条战线上，继续与资产阶级展开斗争。但是，有一些人，甚至某些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竟然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与党、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根本不同的看法，大唱其对台戏。或宣布中国人民在国内已经走完阶级斗争的历史时代；或鼓吹社会革命已经结束，应全力转向自然革命，把解决矛盾的矛头指向自然；或强调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斗争，只是两种方法的矛盾，而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或认为目前我国是否还有两条道路斗争的残余存在，实在值得怀疑。一句话，他们企图用主观幻觉编织成的阶级斗争终结论，去否定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现实。可是，事实有一副冷冰冰的铁面孔，它绝不会因为某些奇谈怪论而有所改变。在铁面无私的事实面前，阶级斗争终结论的那些“论据”，必然要碰得焦头烂额。
某些人癖好搬弄这样一套：从阶级区别是根源于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的原理出发，再援引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事实，然后作出这样的推论：既然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被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所代替，那就意味着资产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业已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已宣告结束。他们从正确的前提出发，做出了错误的结论。稍微有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确是向实现消灭阶级的伟大目标跃进了一大步，但这绝不是最后一步。因为阶级的区别虽然是建立在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的基础上，但是各阶级的经济地位产生各阶级的关系，从而也就产生政治。维护阶级区别与消灭阶级区别的斗争，一向是集中反映在政治斗争之上。列宁说得好：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思想斗争，又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反映。由于政治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前，“从经济利益有决定作用的原理中，决不应当做出经济斗争（即工会的斗争）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一般说来，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革来满足；例如，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列宁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59页）在取得政权以后，从经济利益有决定作用的原理中，也绝不应当做出经济工作决定一切的结论，误认为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斗争就结束了，万事大吉，天下太平。因为一般说来，没有政治战线与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是不彻底、不巩固的。
要消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就要彻底消灭两个阶级在经济上的矛盾，还要彻底消灭政治、思想上的矛盾
很明显的，要消灭资产阶级，不仅应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且需要根本改变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成员的政治立场与思想观点；要消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不仅应该全部、彻底解决这两个阶级在经济上的矛盾，而且需要全部、彻底解决两个阶级在政治上与思想上的矛盾，因为阶级斗争，既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在政治和思想上，特别是政治上。拿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帝国主义日日夜夜梦想搞垮我们，千方百计地搞颠复破坏活动；台湾还没有解放，蒋介石集团天天叫嚣什么“反攻大陆”；地富反坏右的改造还远没有完成；资本家还拿定息，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还顽强地坚持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与思想观点（他们的政治思想在知识分子、在富裕中农中都有一定的市场）；至于农村，也还有一部分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还有私人活动的初级市场。这一切说明，我国阶级仍然存在，阶级斗争远没有结束。从这一事实出发，毛泽东同志这样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看看我国阶级斗争的现实，想想毛泽东同志对这种现实的精辟的分析，我们自然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持有阶级斗争终结观点的人，究竟根据什么居然敢于宣布我国阶级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甚至连残余都化为乌有呢？是一时糊涂，看不清事实的真相？是厌倦了阶级斗争而发出梦呓？还是别有用心，故意歪曲事实？
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使阶级斗争的总的趋势趋向缓和，但斗争还有起伏
眼看前一套论调实在站不住脚，某些人又搬出另外一套：继我国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样，阶级总该算消灭了，斗争总该是结束了吧？何况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任务的提出，不是证明解决矛盾的矛头已由社会转向自然，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向大自然进军吗？这又是从正确的前提出发做出了错误的结论。是的，我国经济战线、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先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这一系列胜利的取得，只是意味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这三条战线上的矛盾与斗争，获得了基本的解决，而并不是说一切问题已全面、彻底、最终地解决了。细致地考察一下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点：每当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对资产阶级取得某些重大胜利之后，阶级斗争就由紧张转入缓和，但在这种状态中，资产阶级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并没有睡觉，他们总是忙着收集残兵败将，重整旗鼓，积蓄力量，或趁国际形势上的某些风吹草动，或趁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碰到某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便重新发动猖狂的进攻。这样一来，在阶级斗争上就出现这样的局面：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不断地在各条战线上战胜资产阶级，两个阶级力量对比是往有利于前者而不利于后者的方面变化的，因此，阶级斗争的总的趋势是逐步走向缓和，以至于最后消灭；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着上面提到的那种资产阶级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每次吃败仗之后，总想卷土重来，再与无产阶级较量较量，这就决定阶级斗争的那种逐步走向缓和以至于最后消灭的总趋势，不是直线而下，而是呈现波浪起伏状态，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刘少奇同志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都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种斗争像波浪的起伏一样，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有时候表现尖锐，有时候比较缓和。这种斗争，要到资产阶级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才会熄灭。”（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虽已基本消灭，但资本家依旧领取定息的今天；在资产阶级政治势力虽大大削弱，但其一定的影响仍然存在的今天；在资本主义思想虽已被搞臭，但未被最后消灭的今天，想根据我国经济、政治、思想三条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事实，来推销阶级消灭、阶级斗争结束了的货色，是荒唐透顶，没有任何根据的。
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任务的提出，并不表明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在技术和文化领域中的继续
至于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任务的提出，诚然是表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深化。问题是这种深化并不是什么社会革命的结束。理由是：首先，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根本不是单纯革自然的命，在实现这两个革命任务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不同的文化观与对技术的不同看法，必定要展开尖锐的斗争，而实现这两个革命的目的，又是为了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其次，自然革命与社会革命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我们向大自然进军，是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离不开政治挂帅，离不开思想工作，离不开对人与人的关系的正确处理，因此，我们一向认为自然革命与社会革命是紧密联系而不是互相排斥的，社会革命推进了人与自然的斗争，人与自然的斗争又反过来影响社会革命。在我国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向自然进军的确是被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正是为了保证在向自然进军中能取得多快好省的成效，为了巩固和扩大与自然斗争的成果，我们就必须更彻底的进行社会革命而不是所谓停止社会革命。再次，以自然革命来否定社会革命，实质上就是否定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存在的事实，否定加强党的领导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把人们引进脱离政治的迷宫。最后，认为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任务的提出是解决矛盾的矛头完全转向自然的说法，是违背党对这两个革命任务的指示的，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点中，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的任务，是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等等同时并提的。党既没有把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划等号，更没有暗示什么停止社会革命以全力转向自然革命。持有阶级斗争终结观点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那一套，全是捕风捉影，胡诌出来的。
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客观事实总是与阶级斗争终结论的一切论点论据闹别扭，一些右倾机会主义的言行，又一次证明一切关于阶级斗争结束的说法的破产。面对着这种难于自圆其说的局面，又有某些人搬出新的一套：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的问题，既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产物，更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反映。提出这套看法的用意是一箭双雕：捍卫“阶级斗争终结论”，保护右倾机会主义。当然，因为立场的错误与观点的荒谬，这一箭不但连雕毛都挨不着，反而会戳穿射箭者的假面具。
我们在判断右倾机会主义的阶级本质时，不应该形式主义地看它是党内问题或是党外问题，也不应该唯成分论地光看某些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的阶级出身，而应该看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以及它所反映的阶级利益。在现阶段的我国，害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跃进，害怕党领导的群众革命运动，害怕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正是资产阶级和代表资产阶级势力的人，其中坚持资本主义立场的人，总是对这些运动或公开抗拒、或大发牢骚、或吹毛求疵，挖空心思地想办法拉革命群众运动的后腿，好延长资产阶级的寿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总路线、对大跃进、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进攻，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情绪，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正当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党的战斗号召坚决与右倾机会主义展开斗争的时候，出现了阶级斗争终结的论调，这主要是表明这么两个问题：第一，有些坚决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阶级异己分子，目前正在鼓吹阶级斗争终结的幌子下，大搞阶级斗争，进行不可告人的阴谋破坏活动，对于这种人，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坚决与他们展开斗争。第二，另有一些散布这种荒谬论调的人，或其本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企图借此来缓和阶级斗争，实质上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或因为患了右倾麻痹病，或因为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作祟，惧怕和厌倦阶级斗争，惧怕和厌倦通过阶级斗争的洗礼进行思想改造；或因为只钻业务忘记政治，钻进只专不红的死胡同里去，因而对我国阶级斗争的现实熟视无睹，甚至恨不得早日结束阶级斗争与思想改造，对于这些人，我们要向他们大喝一声：同志，你错了，赶快猛醒过来吧！
由于违背我国阶级斗争的活生生的现实，由于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阶级斗争终结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散布这种观点，是有利于一切反社会主义势力所蓄意进行的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阶级斗争；散布这种观点，不利于加强人民的革命警惕性，反而助长麻痹大意，使一部分人从思想上对阶级斗争解除武装；散布这种观点，模糊了人们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阶级本质及其危害性的认识。总之，“阶级斗争终结论”是根本要不得的东西，我们必须彻底批判这种货色、抵制这种货色，让它找不到一个市场和一个顾客，迫使“阶级斗争终结论”早日收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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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真正的人——读报随笔
叶迈
10月31日的人民日报第四版登了一篇题为“人民公社锁蛟龙”的文章。编者按说，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值得仔细阅读。
的确是一篇好文章。它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你应当做什么样的人？怎样做人？
这篇文章把处在同一环境中的人，大别之为两类：一类是，意气风发，干劲充沛，“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去”，如邹茂英钢铁姑娘队等那样的英雄儿女；一类是，如编者按所说的，“眼睛望上，看着青天，看不见人”的“困难”论者。前者是让困难低头，后者是向困难低头。仅仅一字之差，却表现了两种哲学：前者奉行的是英雄的哲学，促进的哲学，这种哲学教人成为做自然的主人的真正的人；后者奉行的是奴隶的哲学，促退的哲学，这种哲学教人安于现状，甚至可以说使人回复到单纯仰给于自然的猿猴一类动物的原始状态。
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主观能动性。所谓主观能动性，就是主观反映客观并作用于客观。人对客观的作用是自觉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动物则不然，动物只能靠天之赐，它们的行动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无目的的。恩格斯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面的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以他所引起的改变来迫使自然界服务于他自己的目的，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和其他动物最后的主要的区别，而引起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四五页）人在劳动过程中，也就是向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自觉性愈大，创造性愈大，主观能动性愈充分地发挥出来，也就脱离动物界愈远，把人提升到更高的一级上去。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它能够依据对客观规律的认识，造成“有计划地生产和有计划地分配的有意识的社会生产组织”，人们开始做了社会关系的主人翁，也才“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真正的和自觉的主人翁”（恩格斯）。社会主义是劳动人民扬眉吐气的时代，他们可以完全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只有这时，人才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
然而，主观能动性是否发扬了的最鲜明的标志，要算是对待困难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了。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困难总是会不断出现的，不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这种困难，只不过是“不尽长江滚滚来”之中的点点小浪花，它终会被建设的洪流席卷而下。困难一出现，解决困难的办法也就随之而来。认识到这一点，就能以高屋建瓴的气概，征服困难。反之，就只能被困难吓倒，像“困难”论者那样，在困难面前唉声叹气。
临沂地区人民公社不但办了小型、中型水库，还举办了大型水利工程的事实说明，在同样的条件下，即在缺乏工具、材料、经验等种种困难的条件下，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否，该有多么大的差别，主观能动性该有何等巨大的力量！“困难”论者所缺少的，正是这种主观能动性；特别是目前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竟然还敢把人民群众这种主观能动性污蔑之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哩！他们很像一个坐在正在建设的矗天大楼旁边的老太婆一样，面对着脚手架，就感到头晕目眩，咕咕噜噜：“没有专家不能施工呀”，“没有材料和工具寸步难行呀”！或者说什么：“你们这些冒失鬼，太不量力呀”，“楼太高了，爬起来要喘气呀，窗户太大了，阳光刺眼呀”，如此等等，鬼话连篇。人之高级，莫过于敢想敢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英雄人物；人之低级，也莫过于这些右倾保守分子了！
像临沂地区那样的擒龙缚虎的英雄好汉，今天在我们国家里是数不胜数的。试看目前群集在北京的各路英雄，莫不是个个精神焕发，浩然之气冲霄汉，“干字当头，困难低头”，从而创造出丰功伟绩来。正因为他们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他们才成为时代的尖兵，成为新生活的首创者。他们不沾染一点奴隶习气，从不被习惯势力所束缚。高尔基曾对青年们说过：“孩子们，不要害怕现实，不要向现实低头，你们来到这世界，不是为了要服从老朽的东西，而是要创造新的有理智的东西。”这几句话，正是对我们今天那些英雄人物的精神状态的写照。而这样的人，也正是高尔基所称颂的那种应当用大字来写的人。
固然，社会主义社会为人们创设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条件，但是，在我们的国家里，特别是一年多来，劳动人民所以能够创造出无数奇迹，他们的创造性所以能够如熔岩之喷射，光彩夺目地迸发出来，大家知道，这是我们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功劳。正是他，最重视人的作用，正是他，在人民中间树立了“在战略上蔑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的光辉思想，正是他，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树立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的伟大号召，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的哲学，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彻底地坚持了和在人民群众中普及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从而使人民群众真正地从“必然王国”中解放出来，开始向“自由王国”飞跃。因此，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都应当努力成为劳动和创造的英雄，成为真正的人，才不辜负毛泽东同志对我们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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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北京大学历史系
讨论少数民族历史问题
10月下旬北京大学历史系举办了一次少数民族历史问题讨论会。出席讨论会的有历史系的教师、研究生、少数民族学生和部分汉族学生，还有哲学系和法律系的部分教师。会上就翦伯赞教授、魏启文教师和梁英明同学的三篇论文所提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关于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的问题，争论最为热烈。
关于民族融合问题
翦伯赞认为，“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时期，一般只有民族同化。同化基本上是带有强制性的，即先进的、生产力高的民族，使得落后的、生产力低的民族不得不同化于自己；或者大的、生活力强的民族，迫使小的、生活力弱的民族同化于自己。”他还认为，同化虽带有强制性，但仍然具有进步的意义。融合则“是各民族在国际共产主义的基础之上的高度统一，即形成既非甲民族，又非乙民族，而是一个从来没有的新民族；这要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的很长时期内才有实现的可能”。
有些同志同意翦伯赞的看法。有许多同志则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由于各族人民长期杂居、友好往来和互通婚姻的结果，“自然融合”和统治阶级的“强制同化是同时存在的”。有些同志从对裕固、土家和东乡等族言语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来说明这几个民族就是各自由几个不同的民族的部分人民，长期融合而成的。
关于同化政策的作用问题
关于“同化政策的作用”，会上也有争论。如林乃燊认为“‘自然融合’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发展历史的客观规律，这条规律是受社会发展规律和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而“所谓‘强制同化’政策在实际上并不起作用，所以在历史上不可能有真正的‘强制同化’”。他并说：“安抚政策不过是过去统治阶级不自觉地或被迫地顺应‘自然融合’这一规律，所以大都起了作用。有时‘强制同化’政策好像也起作用，但是那不是由于强制政策本身，而是由于这个政策和自然融合这一客观规律巧合”。许多同志不同意这一看法。他们认为，作为统治阶级的政策来说，强制同化的政策是起作用的。许大龄说：“强制同化政策有两种作用，即符合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就起进步作用；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就起反动作用”。
关于民族英雄问题
大家对于“什么是民族英雄”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有分歧。翦伯赞不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即“真正的民族英雄既代表本民族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又不损害其他民族人民的利益”。他认为“这样的民族英雄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中是没有的”。他说，“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英雄要受到阶级性和时代性的限制，他们不可能没有偏狭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思想，这样就阻碍了他们照顾其他民族人民的利益”。他举岳飞为例说：“岳飞是一个民族英雄，但他的种族主义思想是浓厚的，他在‘满江红’中写道：‘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像这样一个充满了种族主义思想的人，如果要求他区分女真统治者和女真人民，既要打退女真统治者的侵略，又要不损害女真人民的利益，那是不可能的。”
不同意这一说法的同志认为，翦伯赞过分强调了民族英雄的主观意识。他们说，“只有保卫本民族利益，反抗侵略者的人，才是民族英雄”；“满江红中的‘胡虏’、‘匈奴’只是侵略者的代名词，并不泛指女真劳动人民，因此，不能据此而说岳飞有种族主义情绪。”并认为，“岳飞反抗金兵侵略，并不曾损害女真人民的利益。”
参加这次讨论会的师生绝大多数是参加过为时一年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和各民族简史、简志与地方自治概况的编写工作。他们经过了这些实际锻炼，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水平方面大大地得到了提高。
（张传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