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驳所谓“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谬论王执生
右倾机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冷淡性
右倾机会主义者说我们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这适足以表现出他们那种资产阶级革命家对于社会主义的冷淡性。说得更恰当些，还不只是什么“冷淡”性，而是反动性。
资产阶级所狂热的事情，就是靠剥削发财，其它一切都不感兴趣。我们要消灭剥削，资产阶级革命家按照其阶级本能，当然是不高兴的。现在，当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我们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那些人就采取冷眼旁观以至反对的态度。他们想：你们这些工人、农民、土包子，总归是办不好什么事情的。所以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总是抹煞成绩，夸大缺点。列宁说过：“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手段。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伟大的创举”）现在我们的事情就是这样：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迫切要求摆脱剥削和贫困，勇往直前地向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迈进；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及混在革命队伍中间尚未得到彻底改造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总是大叫“干不得”，宣传开倒车，动摇人们前进的信心。这就是阶级斗争。整个过渡时期始终存在着这种斗争。我们每干一件事、每前进一步，总会遇到这种斗争。
右倾机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队伍里的反映。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出发，口袋里放着一个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的纲领到人民革命的队伍里来“入股”，就像高尔基一针见血地说过的，他们参加革命，“只不过是因为想把当时坐在人民头上的人换掉，让自己更稳固地坐上去。”（“再论机械的公民”）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确也鼓起过一阵民主革命的干劲；现在，民主革命成功了，人民要继续搞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自然没有这种兴趣，更没有这种干劲。在革命进程里没有丢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当然提不起社会主义革命的劲头，当然要反映出资产阶级抗拒社会主义的思想情绪，当然会表现出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他们怎么来反映和表现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呢？他们是革过命的，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又有点革命斗争的经验，这些本来都是好东西，但是他们现在拿来为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服务，作为反对党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本钱”。党的总路线，千百万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跃进的伟大成就，都可以不放在他们的眼睛里，他们要另辟途径，独树一帜，四方八面地找出些所谓“漆黑一团”的材料，并把它“提高”到理论、路线、政策的高度，拿来吓唬人。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散布“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谬论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党的以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如所周知，我们党提出的这条总路线，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根据当前国内外形势和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并且经过反复讨论和深思熟虑而提出的。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有这么一条总路线，而且坚决地照着这条总路线进行忘我的斗争，是为了争取时机，尽快地摆脱我国“一穷二白”的状态，使国家更加富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党的总路线，大唱其对台戏，对于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摆脱贫困和落后生活的愿望，以及由此而发挥出来的冲天干劲，大泼冷水。他们企图阻止大跃进、否定人民公社、篡改总路线。他们那套宝贝论调的反动实质，就是在这里。
嫌其迟不嫌其早?觉其好不觉其糟
右倾机会主义者诽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他们的论据就是你们把事情干早了、干糟了。
“早”和“糟”，并不能吓倒我们。
什么叫做“早”？人民要解放、幸福，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要得到更好的保障，早好还是迟好？快好还是慢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好？还是松劲泄气、退居下游好？凡是一个真正赞成社会主义的人，听到了总路线，看见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感到我们的方向这么明确，我们的人民这么勤劳勇敢，我们的事业发展得这么快，莫不感到从来没有的兴奋、舒畅。广大干部、群众对于社会主义只觉其好，不觉其糟，只嫌其迟，不嫌其早；就是某些人在某些时候对某些事情办得急了一点，那也是可以理解的，说服他们调整一下好了。凡事看准了方向就应当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地朝前干，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吸收经验教训，逐步改进、提高，不应当前怕龙，后怕虎。
这是不是只看需要，不看可能呢？
我们说，要看需要也要看可能。可能是要看的，但问题是怎么看法。右倾机会主义者总是把可能看成不可能。他们的“不可能论”的论据，照例有两条：一曰“客观上条件不成熟”，二曰“主观上经验又不足”。然而我们也有两条：第一，革命是要讲客观条件的，但客观条件要人们根据客观情况及其规律去争取、去创造，坐着不动，过一千年，条件也永无成熟之期；第二，革命是要有经验的，但经验要从实践中得来，坐着不动，过一千年也还是没有经验。两个“两条”，哪个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哪个是机会主义的消极态度，这是不难识别的。现在争论的问题是总路线、大跃进。我们认为：时至今日来发起研究什么“实行大跃进、实现总路线是否可能”的问题，未免有点使人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提出总路线，实现大跃进，于今已有一年多了。在确定总路线之初，我们党就不仅研究过需要，也研究过可能，认为我们不仅需要大跃进，而且可能大跃进。经过一年多实践的考验，完全证明我们党的估计是正确的。我们在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等各条战线上，都获得了惊人的伟大成就，这是事实，连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伤心地承认这个事实。右倾机会主义者攻击最力而力言其“早”和“糟”的是人民公社，但是，人民公社并没有垮掉，相反的，在大跃进中越来越充分地显出了它的优越性，不过由于它彻底地埋葬了资本主义，所以右倾机会主义者不喜欢它，不肯也不敢承认它而已。但是，我们干革命，本来就不打算要他们喜欢，也用不着经他们“批准”。照我们看来，总路线，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是客观存在，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它都是这样。
缺点不能夸大 成绩更不能抹煞
右倾机会主义者说：“好啊，你们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正表现在这里：浮夸，不虚心，只讲成绩，不讲缺点。”
我们说，要讲成绩，也要讲缺点。成绩要讲够，讲够才能发扬光大；缺点要讲透，讲透才能吸取教训，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但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于“成绩要讲够”大不以为然，认为这就是“浮夸”；对于“缺点讲透”最感兴趣，说这就是“虚心”。他们“虚心”到对革命事业“心虚”的程度，仿佛革命是什么亏心事，凡有成绩就一概否认，甚至把成绩讲成缺点；凡有缺点就夸而大之，把一个指头的问题说成十个指头的问题，把事情说成得不偿失，一团漆黑，前途渺茫，毫无希望，这样来证实其“因为‘早’、所以‘糟’，干不得”的论调。我们说，“糟”不“糟”的争论，是在革命进展中通常会遇到的一个斗争。在剥削阶级看来，人民要“造反”，粗手笨脚的工人、农民要讲什么革命和建设，打破了几千年来旧社会的正常秩序和“老爷”们的安静生活，那真是再“糟”也没有的事情了。而在我们看来，他们骂我们“糟”，那就正是证明我们干的好。因此我们在工作里，对于成绩和缺点的看法，首先就要有这种阶级观点和革命信心。夸大成绩，掩盖缺点，那是错误的，但是，夸大缺点，抹煞成绩，更是错误的。我们的事业总是在前进，只要路线正确，几亿人民所干的事情，成绩和缺点总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抹煞成绩，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一无所是，那就是否认我们的事业总在前进，否认我们的事业能够前进，把人们说得垂头丧气，缩手缩脚，动摇人们前进的信心。我们为了前进，就要肯定成绩，有几分成绩就讲几分成绩，把成绩讲够，这不是什么“浮夸”，而正是实事求是。同样的，为了前进，也要正视缺点，有什么缺点就讲什么缺点，把缺点讲透。但，透要真透，要好生想清楚：第一，什么叫做缺点？第二，什么性质和什么程度的缺点？第三，为什么会有缺点？第四，为着什么来检查缺点？第五，拿什么态度来对待缺点？革命不是戴着白手套来绣花，而是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革命不是靠少数“圣贤豪杰”预先想好了一套去硬套事实，而要靠广大群众在实践中创造；革命不是例行公事，而是在不断的摸索、创造中前进的。所以，虽然我们总是尽可能避免缺点，但是缺点总是难免的。然而缺点总是在前进中暂时出现、暂时起作用的因素（正因为此，所以我们说它是“十个指头里的一个指头”），而且总是可以克服的。我们从认识和克服缺点中能够得到经验教训，增长见识，把事情办得更好。而我们检查缺点，也总是为了这个目的。拿出一副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对群众的创造和斗争指手划脚，百般挑剔，对某些缺点任意咒骂、嘲笑，说是干革命不准有一点缺点，那实质上就是不准革命，因噎废食。右倾机会主义者抓住我们前进中的某些缺点，抓住我们已经克服和正在克服的缺点，甚至抓住我们不成其为缺点的缺点，又甚至抓住我们的成绩当缺点，来攻击我们，那是攻不倒我们的。
克服右倾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右倾机会主义者说：“中国是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革命队伍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也很多，所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最难纠正。他们的教条主义害死人。他们的‘左倾’冒险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我们说，这不能一概而论。小资产阶级是个“处于资产阶级铁锤和无产阶级铁砧之间的阶级”（高尔基语）。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有强烈的民主革命的要求，但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的世界观。他们参加革命以后，有人经过革命锻炼，把自己改造成了无产阶级的战士（这是多数），有人则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这是少数）。后面这一部分人当环境顺利时就容易狂热，犯“左倾”错误，但当碰到困难和挫折时，他们又容易悲观失望，犯右倾错误。如果一概而论，因为我们党里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人多，就认为我们党似乎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党；因为有些小资产阶级的人曾经发过狂热，就认为他们只有“左倾”，我们只能反对“左倾”，这是对党的污蔑和对历史的歪曲。过去，我们党内曾经发生过几次“左倾”错误，但也发生过陈独秀主义等几次右倾的错误。其中也有人先“左”后右、一“左”一右地摇摆过。但是，我们党向来是实事求是的，有“左倾”反“左倾”，有右倾反右倾。无论“左倾”和右倾错误，党都纠正过来了，我们也因此取得了革命的经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在整个过渡时期里主要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现在，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个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上完成，但是，要资产阶级分子完全习惯于新社会的新制度还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加之在世界上，资本主义还存在，所以资产阶级思想就会不时地冲击我们的队伍，在我们队伍里反映出来。而我们队伍里那些脱离群众、没有抛弃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在这种和平建设的环境里，也容易滋长骄气、暮气，迷失方向，失去不断革命、积极进取的精神。有的人对右倾的危险警惕得不够，对右倾机会主义憎恨得不深，甚至还发生某些共鸣，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在工作里不是那么生龙活虎，总想“安居中游”。还有一些人则失去立场，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成为革命事业中的主要危险。
右倾机会主义的阶级根源，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的反映，而其思想根源，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是唯我论、经验论，唯我独尊，自以为是，凭着自己主观、片面的感觉和经验来看问题，同贝克莱说的一样：“存在就是被知觉。”他们凭着知觉到的一点东西，抓住一点零碎、杂乱的表面现象和虚假的材料，以偏概全，以管窥豹，分不清也不愿意分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分不清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一般和个别、大局和小局、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和临时起作用的因素；只要是对他那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有利的东西就是真理，就抓来当做法宝，拿来对抗党的总路线，反对人民的大跃进。他们的这种经验主义，乃是极端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他们利用过去历史上那些“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教条主义曾经造成很大危害这个事实，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旗号，来推销修正主义的货色。但历史已经证明：教条主义固然害死人，经验主义也同样地害死人，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其危害性更大。我们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因为现在挡着我们去路的就是这种东西。我们前进一步，他们就叫嚣一顿。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最难纠正”、什么“教条主义害死人”、什么“‘左’倾是党内主要危害”，他们完全把话讲颠倒了！
右倾机会主义者是我们的反面教员。他们越是积极推销他们那些右倾言论，进行右倾活动，我们就越能够把他们看清楚，同时也就越知道深自警惕。要警惕的至少有这几条：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应当做中间派！在大跃进中不可能安居“中游”！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风雨中，必须彻底挖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经验主义和任何保守、开倒车的思想！
右倾机会主义者企图推翻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因此污蔑我们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给我们泼冷水；我们就应当反其道而行之，要永远保持满腔热情，向前跃进，再跃进，朝着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指点的方向跃进，在总路线照耀下，把共产主义事业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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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坚持党对企业的绝对领导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严重右倾思想错误的同志，为了攻击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臆造了各种各样的所谓“矛盾”；这实质上是他们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向党争夺领导权的矛盾。让我们逐条揭开所谓“矛盾”的本质。
第一，他们说：党委领导与厂长负责有矛盾，“党委管的宽，书记统一抓，厂长没事干了”，“伤害了行政干部的积极性”。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是领导一切的，一切工作都应该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我们企业党的组织，不是管的太宽了，而是在某些方面管的还不够。加强党的领导，是不是“厂长就没事干了”呢？完全不是的。在党委的领导下，厂长肩负着统一指挥企业生产行政工作的责任，党委作决定时，全厂的行政工作，尤其是生产方面的工作，厂长应该积极主动地提出方案供党委讨论。至于实际工作，只有干不完，不会没事做。怎么能够说行政干部不能发挥积极性呢？很显然，他们所说的“不能负责”、“没事干”、“不能发挥积极性”，就是指的不能当“帅”了，没有“帅”的责任了，没有“帅”的事干了，因而伤害了他们企图超越党委之上的积极性，伤害了他们自成系统、不听党委召唤的积极性。
第二，他们说：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与统一指挥有矛盾，片面强调现代化企业技术复杂、分工细致的特点，强调生产要集中统一。说什么“党委领导头多了，缺乏统一指挥，把企业搞乱了，只有个人统一指挥才能把企业办好。”问题已经十分清楚，他们是借口现代化企业的特点，实行个人独断专行，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我们承认，现代化企业连续作业，技术复杂，要有集中统一；但是，在分析企业特点的时候，首先要明确认识我们的企业是社会主义企业，不是资本主义企业。在企业管理上，决不能沿用资产阶级的方法，一定要用社会主义的管理方法。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所要求的集中，是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只有高度的民主，才能有高度的集中。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企业里的集中领导，应当集中到党委，不应当集中到厂长个人（当然不是说在企业的生产中不需要厂长的统一指挥）。党委的成员是由行政、工会、共青团等方面的党员负责干部组成的，只有经过党委的集体讨论，才能够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也才能保证正确的统一指挥。显然，他们所要求的统一指挥，是唯我的统一指挥，把个人置于党委领导之上的统一指挥。
第三，他们说：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与责任制有矛盾，说什么“集体领导是大家负责，大家都不负责”。这完全是一种歪曲。中央规定的企业领导体制是：“在党内是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在党外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就一个工厂的行政管理来说，已明确规定：厂长在党委的领导下，在行政工作上应负全责；在厂长之下，又有管生产的、管技术的、管供应的副厂长的分工。这不是明确的责任制吗？其实，责任制也有两种：一种是单纯依靠组织规定；一种是依靠组织规定，加强政治工作。只有后者，才能建立起有思想自觉、有政治灵魂的、严格的责任制度。
第四，他们说：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与指挥及时有矛盾，“很多问题都要讨论讨论，影响问题的及时解决”。这显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党委要讨论的问题，是企业的方针、政策、干部配备，一个时期的计划、工作部署，以及党委认为必须讨论的重大问题，绝不会也不可能包揽行政事务的一切。至于要使问题得到及时解决，首先要求问题解决得正确，符合群众要求，这就必须经过集体讨论。对于紧急的问题，需要当机立断、迅速处理的，不仅厂长有处理权，车间主任、工部主任乃至一个工人，都有处理的权利和责任，党委不仅不限制，而且是积极支持的。
总之，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严重右倾思想错误的同志的种种谬论，根本站不住脚，只能更加暴露他们的反党本质。他们的所谓“生产正常”，是消极平衡的生产正常；所谓“指挥统一”，是强迫命令、没有政治灵魂、没有思想自觉的统一；所谓“责任明确”，是没有思想觉悟、单纯的组织上的责任明确；所谓“指挥及时”，是个人独断专行的指挥及时。这一切，当然是我们社会主义企业所不需要的，是要坚决反对的。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严重右倾思想错误的同志，为了达到他们反对党对企业绝对领导的目的，还提出了一套修正主义的主张。一是二元论。他们说：“开常委会书记主持，决定问题以书记为核心；贯彻执行要以厂长为核心”，“书记挂帅，厂长行令，‘帅’‘令’分家”。这是明显地把党的领导降低为资产阶级议会式的作用，从而取消党的领导，实行他们的独断专行。二是党政分权论。他们要与党委划分权限，划分责任，这实质上是给党委画圈套，束缚党委的手脚，以便他们自成局面。三是生产第一，厂长至高论。他们说：“工厂以生产为主，厂长主管生产，党委应当配合、保证、监督。”这就赤裸裸地把党降低到附属地位，变成厂长个人独断专行的工具。四是副厂长对厂长负责，厂长再向党委负责。我们认为，在党外，在行政管理工作上，副厂长当然应当对厂长负责；但是，在党内，每一个党委委员（包括党员副厂长）都应该对党委直接负责。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企图割断副厂长和党委的直接联系，便于自成系统，与党委分庭抗礼。五是厂长有否决权。他们说：“党委与部、局发生矛盾时，厂长有否决权。”这种说法本身就自相矛盾，既然意见不一致时，执行部、局指示，厂长还要什么否决权呢？这实质上是厂长可以否决党委的决议，明目张胆地把厂长置于党委之上了。（摘自“河南日报”10月22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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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部分公社所有制的巨大意义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认为人民公社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认为人民公社和高级农业社没有什么区别，公社化运动是不必要的。这完全是一种不顾事实的胡说。
人民公社在社会主义性质这一点上与高级农业社是相同的，但在许多方面又是不同的。高级社比较起来是小集体，人民公社是大得多的集体；高级社只经营农业，人民公社是多种经济的综合经营者；高级社只是经济组织，人民公社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统一组织；高级社只是集体生产的组织者，人民公社同时又是集体生活的组织者。此外，我们必须看到，公社化以后一个最大的变化，是所有制的变化。过去只有相当于今天生产队的高级社所有制和小队的部分所有制，而今天已经有了过去所没有的、包含着某种全民所有制成分的公社所有制，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公社支配的公积金和公益金等。公社化以后出现了公社所有制，是公社化前后最根本的不同点。因为有了公社所有制，才能够从经济上把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生产队联系在一个统一的机体之内，否则各个生产队还是各自独立的，公社化前后就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了。因此可以说，公社所有制是公社组织存在的基本条件，没有公社所有制，就没有人民公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顾公社所有制客观存在的事实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变化，认为人民公社与高级社没有什么区别，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公社所有制虽然产生的时间还不久，今天在人民公社实行的三级所有制中，它还只是部分的，但是由于它是一种新生的事物，它在目前已经表现出无限的生命力，将来它更加有着伟大的发展前途。
由于公社所有制对生产队所有制的巨大促进作用，由于生产队搞好生产离不开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的支持，便使生产队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结成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每一个生产队的生产搞得好不好，又会影响公社的积累，从而影响其他生产队的经济利益，因此通过公社所有制，就把各生产队联成一个整体，公社化以后，各生产队所有制虽然是基本的，但它已经与高级社不同。为了人尽其材、地尽其利、物尽其用，更好地促进社办企业、社办事业和生产队的农副业生产的发展，生产队在生产上必须服从公社的统一筹划，分配方案也必须由公社决定，公社有义务在经济上帮助各个生产队，也有权利从生产队提取公共积累，因此生产队便由经济上完全独立的高级社，变成既独立又不独立，它已经成为人民公社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这些都使公社一级领导与过去的乡一级领导大大不同，它不但可以进行政治思想领导，而且有了经济力量，它比过去更有可能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组织生产和确定分配。
公社所有制大大促进了生产队所有制，而生产队所有制发展的结果，也反过来促进了公社所有制本身的日益壮大。一者，社办企业、社办事业在促进生产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展了；再者，生产队经济上升，又给公社提供了更多的积累。因此目前一定要在承认基本的生产队所有制的条件下，积极发展社办企业、社办事业。这是巩固与发展人民公社和促进农村生产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将来实现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必要条件。（摘自10月14日“解放日报”汪家千：“部分公社所有制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