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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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穿“包产到户”的真面目
本报评论员
人民公社以强大的集体力量,推动着一浪高一浪的生产高潮,也推动着我国整个社会奔腾前进。这是1959年我国农村的主流。历史的前进,总是要经过斗争的。时代的渣滓,总是不肯前进,总是想要阻挡前进的道路。
1958年,1959年,两年间,我国的历史已经进展了多么远!原来的七十多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转化为二万四千多个强大不知多少倍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可是,前一个时期,曾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幽灵,要把人们拖回“一小二私”的互助组或者单干户的老路上去。当然,“互助组”早已过时了,“单干”这个名称更早已变得很不雅观了,不好公然拿出来了。为了迷惑人,他们就借着整顿公社和实行包工包产的机会,大耍鱼目混珠的把戏,给陈旧了腐败了的货色换上一些看来似乎比较时兴的外衣,叫做:“土地下放”,“包产到户”,“全部或大部农活包工到户”,“定田到户”,“地段责任制”等等。这虽然只是一股小小的逆流,但就其性质来说,却决不可忽视。这种现象说明,当前在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在进行。
“包产到户”会得到什么结果呢?请先看看这个鲜明的对比:湖北宣恩县万寨公社机场管理区有两个相隔不远的生产小队,一个坚持集体生产,生产任务完成得很好;另一个“土地下放”、“包产到户”,生产搞得一团糟。好的队是五小队,自然条件不好,可是,队的领导干部坚决依靠贫农,社员的集体主义思想不断增长,全队团结一致,干劲很大,样样生产活动走在前面。在抗旱斗争中,除固定少部分劳动力专门从事集体的副业生产以外,其余劳动力都集中力量抗旱,加强田间管理,结果在严重干旱的情况下,水稻和玉米的收成仍然很好;副业方面,七个月的收入,每户就可分得二十多元。糟糕的队是十一小队,地势较低,土壤、水源等条件都比五小队好;可是,队的领导干部只听信部分富裕中农的话,队里组织涣散,干劲不足,他们除了按照规定分给社员饲料地以外,还拨出很多土地“下放”给社员个人经营。贫农社员几次提意见,队长不听。在抗旱期间,稻田几天之内就干裂了口,连田边的泉水也没有利用,收成很低。在副业方面,一分钱收入也没有。
“包产到户”是极端落后、倒退、反动的做法,凡是这样做了的地区,不止在生产上造成了损失,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都引起了严重的后果。河南新乡地区沁阳县西尚公社范村大队有个李春荣,在当地实行“包工定产到户”以后,自己去搞商业投机活动,另雇短工种地。洛阳地区临汝县富裕中农姚长坤等,在当地实行“包工包产到户”以后,就用砖刻上名字埋在地界上,并且说这就是“土地还老家”。富农和部分富裕中农的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一时又猖狂起来。
“包产到户”之类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主张和活动,在它们刚一出头露面的时候,就碰到广大贫苦农民和大部分基层干部的反对。可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仍然顽固不化,他们用种种伪装、想种种“理由”,为资产阶级和部分富裕中农反社会主义的私货寻找销路。主张“包产到户”的人的最大的理由,就是说这样做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看看上面的这些例子吧,这样做,究竟是提高了什么样的“积极性”,提高了什么人的“积极性”?他们还热中于把这种做法“长期固定下来”,说是为了“要人和土地发生感情”。看看吧,这究竟是要培养一种什么样的感情?这只会使一些人对资本主义充满感情!只会破坏人们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崇高感情!有人主张“划分地段,把全部或大部农活包工到户”,说这样可以“加强社员对生产的责任心”,是把“责任制一竿子插到底”。当人们纷纷指出这是回头走单干道路的时候,他们又说:“这不影响所有制,只是生产管理的方法问题”,“只是集体生产中一种分工合作的形式”,“地段责任制不仅不是走单干的回头路,而且更利于发展生产,巩固与提高人民公社”。实际上,既然是把全部或大部农活包工到户,全部或大部工分也固定到户,也就仍然是把生产单位缩小为单家独户。试问,这有什么“集体生产中的分工合作”可言呢?这同个体所有制究竟有多大区别呢?居然把这也叫做“有利于巩固与提高人民公社”,这实际上是对人民公社最恶毒的破坏和污蔑。主张这样做的人大肆宣扬它的“优越性”,据说这样做的“好处”是“一家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对重活轻活、粗活巧活都能做;一家人生活时间一致,行动一致;可以提高每个社员的责任心,提高劳动效率”。一家人男女老少不那末“齐备”的,该怎么办呢?据说,“可以自愿结合,划分地段,互相换工。”原来是“互助组”又来了。可是,劳动力怎样在大范围内统一调度呢?怎样保证用集体的力量改造自然、改革技术呢?一家人的行动一致了,而一队人的行动又怎样保证一致呢?对小块地的“责任心”可能是加强了,而对全社集体事业的责任心又会如何呢?显然,这都是一些一戳就穿的反动谬论。
在人民公社里,要不要包工包产呢?要不要实行责任制呢?要的。在以生产队的所有权为基础的情况下,生产队一方面要服从全社的统一领导、统一管理,一方面可以把生产小队作为包工包产单位。这是符合分级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的。“包工包产到户”,同小队的包工包产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田间管理中有一小部分零星分散的、不需要组织集体劳动的农活包给社员个人来做,这是允许的;可是,这部分农活只占整个生产用工的一小部分,决不可能是大部,更不可能是全部;只可能是短期的临时的,而不可能是长期的固定的。“全部或大部农活包工到户”,同小部分零活的责任制也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集体经营是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的基本的经营方式,家庭副业和饲料地的经营只能放在极其次要的、补助的地位;集体劳动永远是人民公社的基本的劳动方式,随着生产工具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适于包给社员个人单独做的农活必将越来越少。这样的原则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决不能有一点违背。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包工包产,并不简单地是方法问题、技术问题,而是涉及生产关系的重大政治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右倾机会主义者总是想在这些地方钻空子,必须谨防。界线必须划清,阵地必须固守。
当党和群众起来反对和制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这种“包产到户”的右倾活动的时候,他们还要“留个点,比比看”。单干,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以后又和合作化“比”了好多年,都证明了只会把农民拖向贫苦的深渊,还要“试”什么?还要“比”什么?这种毒草必须连根拔掉,通统烧毁,一个“点”也不许留!人们知道,不要说“包产到户”之类的做法的实质了,就连“包产到户”之类的鬼名称,也不是多么新鲜的东西。在1957年,在一些地方,这个阴魂就出现过,有的叫做“三包到户”,有的叫做“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凡是出现了这些做法的地方,就立即同统一经营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计划生产归于乌有,统一分配也成了空谈,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在实质上发生了向个体所有制倒退的变化,部分富裕中农乘机隐瞒产量,对抗粮食统购统销,黑市活动大量增加。很明显,这是资本主义的阴魂。部分富裕中农对它鼓掌欢迎;贫农、下中农则气愤填膺坚决反对。在党的领导下,在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中,很快就把这个阴魂赶跑了。
资本主义的阴魂未散,或者散而复聚。前一个时期,当天空又有几片乌云飘动的时候,它就又来了。当然,它在强大的人民公社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无论它是多么微小,总是对社会主义有害的;只要它一出现,就一定要同它斗争,制服它。要制服它,不难,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集体力量发扬得强大而又强大,把集体生产搞得轰轰烈烈、结结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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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亩地一头猪肥足粮丰
龙头公社一个小队粮食增35%养猪收入占总收入36.4%
江西玉山县重视养猪积肥工作猪猪圈栏防止肥料流失
据陕西日报报道 城固县龙头人民公社新兴生产队第二小队,公社化以后,养猪事业发展很快,现在平均一亩地有猪一头多。
这个小队,共三十二户,一百六十三人,五十九个劳动力,二百九十三亩耕地,每人平均一点八亩。公社化初期,这个队养猪六十八头,经过一年时间,喂养的猪曾经达到四百九十六头,除出售给国家、支援兄弟队和社员自食一百六十八头外,现在实际存栏三百二十八头(其中公养二百五十一头,社员私养七十七头),每户平均有十点三头,每人平均有二头,每亩地平均有一点一头。实现了“一亩地养一头猪”的计划。
这个小队在公社化后,生产情绪很高,想迅速提高粮食产量,只是肥料缺乏。党支部决定大力养猪,随即在社员中开展了宣传教育活动。开始,有些社员说:“买猪没钱,猪多了没饲料,尤其是猪瘟难防”,有些饲养员说:“喂猪这事又脏、又臭、又麻烦”;部分干部说:“养猪是好事,就是怕赔本,耽误生产。”
针对上述思想顾虑,党支部一方面采用算账方法,组织鸣放辩论,宣传养猪的好处,说明困难可以克服,以激发社员养猪的积极性;一方面深入每户了解情况,解决具体问题。猪源缺乏,根据“自繁自养”精神,贯彻了“集体喂养为主,公养私养同时并举”的方针,采用“一选”(选良种)、“五全”(全配、全怀、全产、全活、全养)、“三配种”(双重配、连环配、复配)的科学办法,大量繁殖仔猪,将队内原有的三十五头母猪所生的仔猪,全部赊给社员。饲料不足,发动社员挖掘各种作物的叶、蔓、糠、皮等可制作饲料的潜力,利用空闲地、水塘、水库种植蔬菜和水生饲草,以及上山采集各种野草。这样,彻底解决了饲料困难。
饲养管理方面,实行了“六定”(定头数、定重量、定时间、定成本、定工分、定人员)、“三包”(包工、包产、包饲料)、“一奖励”(超产提成奖励)的办法,和“定时、定量、勤添、少喂”、“六净”(圈净、槽净、草净、料净、水净、猪身净)、“四知”(知饥、知饱、知热、知冷)的饲养管理方法,发挥了社员、饲养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了养猪质量。
在防治猪疫方面,贯彻执行了预防为主的方针,实行了综合性的防疫办法,开展“白圈”运动(即白灰消毒),定期清圈。如今年6月,猪瘟未露头以前,全队即开展了预防性的防疫注射运动,并发动社员采集了二十多种草药,有效地控制了猪瘟的发生。
为了照顾社员私人养猪方便,在不影响集体生产的原则下,还给社员留有一定的时间,让社员自由支配,解决了社员个人和集体劳动之间的矛盾。
养猪事业的迅速发展,增加了队和社员的收入,促进了农业增产。1959年施猪肥比1958年增加了一点六倍,每亩地的施肥量由去年的六十担(每担八十斤),到今年增为一百二十担,提高了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今年秋田作物,虽然遭受较重的干旱袭击,但仍比去年生长得健壮。预计今年秋夏作物平均亩产将比去年增长35%。在养猪纯收入方面,仅上半年即收入二千七百多元,占到上半年农副业总收入的36.4%。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增加了,如用养猪收入一千一百多元,买回农具七十多件。社员收入也增加了,全队有十六户社员清还了超支款一百九十二元。
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全队干部、社员干劲冲天,提出大战第四季度,再来一个养猪大跃进,计划到年底养猪五百九十头,除出售、自食外,存栏猪数达到四百三十四头,每亩地平均有一点五头,再修建二十个新猪圈,扩大公养猪数。目前已开展了收贮青饲草运动,并利用房屋周围、地畔、田坎、犁沟、路边等零星空闲地块种植瓜菜,户户达到百窝瓜,现在已经收贮饲料一百一十万斤。到年底可再积猪肥三十二万担,保证实现粮食超产计划。
本报讯 江西省玉山县历年生猪生产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40%以上。目前,全县养猪二十二万头,平均每户养猪三点八头。
猪多肥足,农业增产。全县三十一万亩水田平均施肥量比去年同期多一倍。今年全县春收作物的亩产量比去年增长20%;早稻总产量比去年增长11.2%;晚稻产量预计可超过早稻。
玉山县很注意养猪积肥的工作。今年实现了猪猪圈栏,还把土底栏改用三合土砌成硬底,防止了肥料流失。各养猪场制定了饲养员积肥定额,超产肥料按超产部分的60%(折合工分)发给饲养员,大大加强了饲养员积肥的责任心。社员饲养的猪,公社、生产队合理作价收买猪肥;对积肥多的社员,给予表扬或物质奖励。
玉山县抓养猪积肥的另一个办法是,合理摆布养猪场址,特别是在远田、瘦田旁边建立养猪场。这样就节约了大批运肥劳力,改造了低产田。 (刘光辉、梅国宝)
(附图片)
河南国营黄泛区农场的优种仔猪群 魏德忠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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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猪多 肥多 粮多
农民中流传着一个公式:“猪多——肥多——粮多——猪多。”或者说:“猪猪——粮粮;粮粮——猪猪。”意思就是说:猪多了,可以促进粮食生产的发展;粮食多了,又可以更多养猪;猪更多了,粮食就可以更多。这个公式很明白很确切地说明了养猪积肥和增产粮食的关系。大量养猪,是我国绝大部分地区(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除外)解决肥料问题的最重要的途径。要在肥料工作中实现多快好省的要求,大量养猪是必由之路。
猪粪尿是一种最好的农家肥料,所含氮磷钾成分比人粪尿还多些。猪粪尿不仅肥效高,数量也多。据统计,一头猪一年大约可以积制优质厩肥八千斤到一万斤左右。根据试验,一般地说,用一千五百斤厩肥可以生产小麦一百斤,用一千二百斤厩肥可以生产稻谷一百斤。依此计算,单是一头猪所积的肥料,就能生产五、六百斤小麦或者八、九百斤稻谷。也就是说,如果实现了一亩地一头猪以后,配合上其它增产措施,稻谷亩产量就可以普遍超过千斤,小麦亩产量也可以普遍达到六、七百斤左右。此外,谁也知道,多多养猪还可以增加公社和社员的收入,同时也可以增加肉食供应。本报今天发表的新兴生产队二小队和魁星庄生产队发展养猪事业,促进农业增产和增加收入的消息,就是有力的事实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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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岑溪改进积肥方法远田近田都增产
大建田间肥料站节省劳力
本报讯 广西岑溪县正大规模兴建新型的田间肥料站,以适应公社化后农业大发展的需要。
田间肥料站由一个能容两千到三千担水粪的大粪坑和一所能容三千到五千担的大粪房组成。粪坑、粪房都用瓦或茅草搭盖,防止日晒雨淋;粪坑底部和四周用石头或砖头砌成,并打上灰沙,防止渗漏。
公社化后,特别是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公布后,各地山冲田赶垌面田、坏田变好田、低产变高产、高产更高产,实现大面积平衡增产的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同时也出现了劳动力紧张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积肥、送肥工作量的增加引起的。一年四季,积肥、运肥的工作量,约占工作总量的三分之一,甚至还要多些。这样,不少地区积肥没能按时按量完成计划,或者是完成了而没能送到田里;近田、垌面田施肥多,质量好;远田、山冲田施肥少,质量差。特别是由于肥料贮备不足,往往现积现用,肥效不高;或者由于肥料遭受日晒雨淋,降低了肥效。
大规模地兴建田间肥料站,不仅可以改变原有粪坑、粪房既小又分布不合理的状况,还可以更好地推行常年积肥、就地积肥制肥,更重要的是能够节省出大批的劳动力。马路公社上林大队算了一笔账:这个大队过去送肥到批垌,一个劳动力一般每天只能送二十七担,建立田间肥料站后,就提高到三十九担,劳动效率提高了44%。据比较低的估计,在建立起田间肥料站后,就送肥方面来说,每一亩山冲田或远田在一年中可以节省出二十个劳动日。以此推算,全县远田、山冲田约十五万亩,每年就可节省三百万个劳动日,相当增加一万个劳动力。
在兴建田间肥料站中,各公社层层建立了农田基建委员会,公社和大队的党组织都分别指定一个党委委员或支部委员负责具体领导。为了保证在秋收前建成七千二百多个站,各地采取了边宣传、边规划、边备料、边动工的四边齐下办法。同时,实行白天由木工、泥工专门建造与夜晚全体社员突击备料或挖土方相结合。因此,在当前晚稻后期田间管理和秋收准备繁忙的情况下,修建肥料站的工作仍然能够顺利地进行。有的地方,在兴建中碰到一些困难,比较突出的是山区缺乏石灰,平原缺乏木料或茅草。但由于在等价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协作,这些困难都一一解决了。此外,各地注意贯彻勤俭办社的精神,利用旧砖、旧瓦、旧料,节省了不少投资。
这个县规划在今年内每三十亩田地兴建一个田间肥料站。在秋收前,全县要突击兴建七千二百多个,其中半数以上已经动工。
各地在建站时,还考虑到肥料站的综合利用问题。比如普遍将大粪房兼作牛栏,南渡、樟木等公社选择在田地的高处建站,以便将来实行施肥自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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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量养猪 粮食加番
魁星庄生产队大干一年由缺粮变余粮
天津市吴桥县王谦寺公社魁星庄生产队,是个四十一户、一百八十九人、九百三十三亩耕地的小村。过去这里粮食产量很低,合作化后,生产有所发展,但是每年仍有四分之一左右的粮食要靠国家供应。1958年,这个生产队在总路线、公社化、大跃进的鼓舞下,立大志、下决心,大干一年,使粮食产量猛增一倍以上,不但不缺粮,还卖出余粮几万斤。
粮食大幅度增产,最直接的原因是由于这个队在去年大量养猪(由公社化前的十七头发展到二百五十七头,平均每户六头多)。猪多了,粪也多了,庄稼长得比往年高一头,穗大粒也足。
一个小村,十个月的时间,从十七头猪发展到二百五十七头,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如果说没困难,那是假话。养猪,首先要有猪仔。这个队原来只有一头母猪,繁殖太慢;买,就得要钱,这是头一个困难。干部和社员们为这件事商量了几个晚上,大家献计献策。头一晚上说了三个办法:一是不买,等着繁殖;二是向银行借债;三是自力更生,死财变活财。第二晚上,就让社员们从中选择一条,选来选去,选了第三个办法;但有的社员有顾虑,怕投了资队里不还账,互相观望。支部看出了这个问题,就和干部、党员商量,决定由干部带头。管理区总支书记把自己积存的五十元先借给生产队,队长张鹤峰投了两口棺材料。同时向群众说明,投资折价保证付还。这时,除个别群众确实困难未投资外,大家都投了资,折款四百九十元;生产队又从别处借来了九十元。资金有了,猪仔大批买进来了。
养猪积肥就得有圈。为了解决圈的问题,干部又和社员们商量,大家都说:“谁家没点棍棍棒棒,拆拆拾拾的就用不了。”几天工夫,全队凑了碎砖三十一车,木头五十多根,搭起了简易猪圈棚四十多间。
当时是冬天,猪没吃的怎么办?干部和社员们商量后,很多社员将山药蔓、玉米骨等拿出来,一共凑了一万六千多斤,维持了一个冬天。这村的干部说:“天大的困难,只要眼睛向下,依靠群众,就能得到解决。”根据公养和私养并举的方针,这个队在发展集体养猪的同时,积极帮助社员私养,并规定:社员修自己的圈,不但给时间,还记50%的工分;同时组织社员在材料上互通有无,等价交换,互相支援。仅十几天的工夫,调剂木料一百三十多根,秫秸、苇子、麦秸等一千六百多斤,增圈二十八个,做到了有猪就有圈。生产队还规定了按车计算、民主评议、以质论价、现款收购肥料的办法,社员养猪的积极性更加提高。买不起猪仔的社员,采取了“队里给猪,社员交肥,等价交换”的办法。
猪多了,饲料是个大事。有的社员说,今年粮食多了,饲料还发愁?他们打算用粮食养猪。但是很多社员不同意这样做。最后决定“人人动手打饲草,谁打归谁,多余出售,现款收购”。全村有三十四个小学生在课余时间和六个辅助劳力专门干这活;五十二个男女劳力下地带筐,回家捎菜;还和中学的学生订了饲料收购合同,饲料问题依靠群众动手得到了解决。
社员们养猪的顾虑之一,是怕国家都给统购了去,自己吃不上肉。总支书记发觉群众的这个顾虑后,就根据国家的政策向社员们说明:今年国家分配本村交售肥猪任务是五头,完成任务以后,自愿出售的猪,国家留给一定数量的肉票,保证社员多养猪、多吃肉。原来有顾虑而没投资买猪的张连登赶忙跑回家去拿来两元钱对干部说:“我投上两块钱,给咱队里买条猪腿吧!”
半年多时间,这个队就出售了七头肥猪,已经超额完成全年交售任务;他们准备到年底再交售给国家四十头猪。现在群众已经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养猪多,不仅积肥多、打粮多,而且队和社员收入也增多了,吃肉也不少。
猪多了,要攒粪,就得拉土垫猪圈,这样往里运土、往外运粪都要用牲口,现有的二十四头牲口已不能满足需要;据说羊猪混养能防治猪瘟,羊也得发展。这一来,以猪为纲,带动了其他牲畜的发展。全队十三头适龄母畜,已有十一头怀了驹;羊由公社化前的二十二只发展到五十八只。到明年,全队大牲畜将由二十四头发展到三十六头;猪由二百五十七头发展到五百头,平均每户十二头,每二亩地有一头猪;羊由五十八只发展到一百四十四只,每户平均三只半。畜多、肥足、粮丰,全队争取明年卖给国家粮食十万多斤。·天津市人民委员会畜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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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炮打不垮 台风吹不散
——福建前线三岛战地人民公社调查
在福建省最前线,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中,有一个距离蒋匪军盘踞的大金门岛只有二千五百米的人民公社——金门县的大嶝、小嶝、角屿三岛组成的战地人民公社。
这三个矗立海中、地势低平的弹丸小岛,总面积仅有六平方公里。全国解放以来,盘踞在大金门的匪军,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经常不断地炮击三岛。但是,饱经炮火洗礼的三岛英雄人民,一面和驻军并肩保卫着祖国海防,把三岛变成了三把插入金门心脏的尖刀,不断用猛烈炮火,给予蒋匪军以沉重的打击;一面在弹雨硝烟中坚持生产,沸腾地建设着社会主义。
这个公社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先后遭到匪军六万多发炮弹的射击,又经历了一次极为严重的风灾袭击,生产上的困难,是人们难以想像到的。可是目前岛上的一切景象,实在令人欢欣:刚收获了丰硕的大豆、花生、早稻、高粱的田野,又被叶肥蔓长的番薯、枝秆和茁壮的晚稻盖满了;被炮弹打毁的盐坎,重新闪烁着晶亮的盐花;在炮火圈内的海峡中,船只乘风破浪穿梭来往;造船厂通宵抢修被炮火和台风摧毁的船只。这一切,很难使人相信这是前线上的海岛。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们:“在十年对敌斗争中,要算去年‘八·二三’的炮战最猛烈,可是,我们的生产、支前和人民武装,也从来没有像公社化以后发展得这样迅速,这么强大!”敌人的大炮打不垮人民公社,台风也吹不散人民公社,人们用战斗保卫生产,用生产支援战斗,这里是铜墙铁壁的三岛。
大炮声中大跃进
在公社党委会,我们看到了令人兴奋的数字:今年上半年公社总收入八十三万多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5%。
三岛战地人民公社共有八个生产大队(六个农业大队,一个船业运输大队,一个盐业大队),五千七百多亩耕地,其中有三千七百多亩中炮弹三万多发;今年又碰上了极为不利的天气(降雨量过多),然而,三岛战地人民公社1959年上半年生产仍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海蛎子是三岛上一项重要生产,今年得到了特大丰收,蛎肉产量达到一百一十二万斤,比1958年增产56%;木帆船运输总收入是三十一万多元,比1958年增长34%;副业收入五万九千多元,比1958年同期翻了一番。
春天,这是收获海蛎子的季节。而海蛎子大部分种在靠近金门的海峡里。抢收开始,步兵和民兵在前沿组织武装保卫,炮兵负责监视敌人,保卫生产。春雨连绵,波涛汹涌,社员们冒着风雨和骇浪搏斗,白天分散下海抢收,晚上集中下海抢收。在这场战斗里,公社统一调动劳动力和工具,使生产进行得又快又好。南星大队凭自己的劳动力收不完三十三万五千株海蛎子,便划出四万五千株给海鹰大队;船业队和渔民也抽出了二十多条小船支援收海蛎子,代替了往年用人力一担一担地从海里往岸上挑的笨重劳动。今年每个人的收获量从过去一潮水收一百二十斤增加到五百斤。人们说:“这是人民公社的力量。”
春耕大忙开始了,土地被炮弹打翻了。群众嘲笑说:“蒋介石也响应深翻土的号召”。按照我军对金门蒋贼军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的规定,因此最前沿的生产队,过去只能在双日劳动。办起公社后,他们单日便转移到地形比较隐蔽的生产队劳动,晚上集中几个队的劳力到前沿突击。同时,普遍利用田边挖的防炮洞和单人掩体,和敌人炮火周旋;白天抢犁田,抢播种,敌人一打炮,就连人带牛钻到洞里;炮声一停,人们马上又从洞里安然地跳出来,继续春耕。公社就这样组织了各个大队的力量,有计划地在炮火中进行生产,陆续把二千六百多亩耕地上的二万二千多个弹坑填平了,可以耕种的四千五百多亩土地全部种上了庄稼。
盐业生产方面,人民公社和高级社时期比较,首先是抗击灾害的能力大大加强了。1958年9月3日的一场炮战,盐坎一下被打坏七百多亩,高级社时讨论了好几次:“修,还是不修?”修起来要几千元钱,一万多个工,计算了半天,因为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只好不修了。一办公社,资金由公社统一解决,劳动力由公社统一调动,在几天内就修复了这处被炮火打毁了的盐坎。同时,公社还调拨资金添置了风力水车和手推车,60%的盐坎实行了车水风力化,运盐车子化,一年能够节约两万多个劳动日。
公社一办起来,就拿出了五万元给船业大队修造船只。船业大队成立了自己的造船厂,船工们有了公社这个靠山,再也不怕大风大浪打破船只,改进技术的兴趣也浓厚起来。过去,由厦门到南安水头,晚上不敢航行;现在,昼夜通航,一个月由七个航次增加到十二个航次。以前只有两个老?能走广东汕头的航线,北面最远是跑到福州;现在,互相学习技术,交流经验,有八十七个老?能走汕头,北面的航线,还延伸到上海。
战胜少有的台风袭击
三岛战地人民公社今年还战胜了少有的大风灾。
1959年8月23日早晨两点钟,台风挟着大潮袭击了三岛,潮水掀起了几丈高的巨浪,仅仅一个多小时,船业大队的九十五条船被打破了五十一条;海堤被冲垮了三千九百多米,海水浸入堤内;盐坎被冲坏了六千一百四十四亩,占总面积56%;一百二十万株蛎石,被刮倒了一百一十万株;农作物也有三百三十亩受到损害;加上小船、农具、盐具的损失,总价值达四十一万元。
这是四十三年来没有过的一次大风灾。可是人民公社顶住了它,战胜了它。
台风过后,公社党委马上领导群众生产救灾。盐业大队?崎村护坎的一千一百多米南大围被海潮扫平之后,公社从农业大队抽调了八百多个壮劳力,部队也抽调二百多人来支援,加上盐业大队的劳力,一共一千二百多人冒着狂风暴雨,起早带晚,突击抢修。潮水涨一尺,堤岸高两尺,七天工夫做了一万三千多土方,二千五百多石方,修起了一条新的南大围。老社员郑春练说:“我算信服了,入了公社我想有吃有穿就是公社的优越性,料想不到公社有这样大的本事,真是路遥知马力。”被风刮倒的一百一十万株蛎苗,也由公社统一抽调一千多个劳力下海苦干七天,从沙里刨出蛎石,全部扶了起来。农业大队的劳动力,一方面加紧在三类苗中加工补肥,弥补受灾损失;一方面排出受淹土地的咸水,进行翻犁冲洗,争取冬季种上一季麦子。灾情被制止了,不到一个月,各项生产又呈现了生气勃勃的景象,受灾最严重的盐业、木船运输业,到10月底便全部恢复生产。这真是人民公社回天之力!
生活在战火中上升
战火、台风不能阻挡三岛战地人民公社生产向前飞跃,也摧毁不了人民公社给群众带来的新生活。
1959年上半年,全公社总收入中分配给社员的部分是四十七万元,比高级社时期增加了约50%。生产增长比例很大,公社就有可能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全公社一千六百二十六户中,有一千四百六十四户收入比去年增加了,占总户数90%。转入公社之前,高级社里有四百八十五户,因为人口多劳动力少,收入难以维持生活,需要向农业社超支一部分粮食和现金;办公社以后,这样的户一户也没有了。现在全公社有一千三百零六户在信用部里有存款,占总户数80%。随着收入的增加,许多人穿上了毛线衣、绸衣等。千百年来,无数群众为吃饭问题发愁担心,人民公社给解决了,广大群众得到了最可靠的社会保险。海燕大队李锦老婆婆说:“过去一日愁三餐,现在整天想生产。”这句话生动地反映了群众的愉快心情。
(摘自中共福建省委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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