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
——江西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开学有感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刘俊秀
“八一”建军节这一天，江西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和三十所分校，在全省各个山头垦殖场，同时举行了开学典礼，一种新型的无产阶级大学，宣告诞生了！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在怎样一种历史条件下筹办的呢？1957年冬，我们江西与全国各地一样，在整风、反右派斗争的基础上，掀起了冬季农业生产运动高潮和机关整改高潮，近五万名干部自动报名上山下乡。在井冈山等十多个山区，建立了一百十四个社会主义的农林牧渔综合垦殖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就在这些山区垦殖场中，兴办起来了。在目前开始建校的时候，它没有宽敞的校舍，也没有完美的设备，甚至有的就是茅屋草棚，风餐露宿。但是，我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遵循着毛主席“工农知识分子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的指示，确定了“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生产与学习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的教学方针。要求在荒山野地里培养锻炼“能文能武”“又红又专”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大批人材。
8月1日，我以江西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校长的身份，参加了总校的开学典礼。在这个开学典礼上，许多工农出身的青年男女，神采焕发地迈进了大学的门槛，他们有很多是刚刚放下锄头的农业社的干部和社员，也有的是工厂里的工人，也有许多本省和外省考入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青年学生。看到这些新型的、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大学生，引起我自己许多的感想和回忆。
我是一个赤贫农的儿子，在十二岁的时候念了四十五天冬书。当时，有些好心的亲友，看我记忆力很强，有心想用祠堂的学田，送我去读书，可是，穷人家的孩子，耽误不起工，家里需要我去劳动，就这一点点希望也破灭了。饥饿、贫困，剥夺了我求学的机会，在我幼年和青年的时候，就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担，给人家当牧童，在木厂当伙夫，挑煤炭，给地主当长工。为反抗地主的压迫剥削和卑视，到十九岁以后，我就一面在家种五、六亩租田，一面出外背木头，放木排，过着披星戴月，终日劳动，不得温饱的贫穷生活。
是共产党救了我，是革命救了我，它不仅给我解除了饥饿贫困，而且从各方面关怀与培养我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个红色战士。如果没有党的领导，不参加革命，就会使我一世贫穷，当一辈子文盲，落在愚昧无知的深渊里。
当1927年，我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共产党，从此以后，在革命队伍里，我时时刻刻受着党的关怀和培养。在我参加革命的第二年，党就送我到永新县委举办的秘密训练班去学习，我记得这一次的主要课程是讲：马克思主义浅说；列宁论帝国主义三个基本矛盾；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保护穷人，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党是我的启蒙老师。当时我最深刻的体会是当一个共产党员要忠实，勇敢，不怕死。努力工作，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严守秘密，牺牲个人，永不叛党。这次学习，虽然下定了决心要革命，但对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还是不懂得。也还没有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在这次学习后，经过六年多的实际工作，于1933年冬，我受湘赣边苏区人民的选举去参加全国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并由湘赣省委和省委书记任弼时同志亲自介绍我去红色首都——瑞金县，中央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高级班学习。学习内容：世界革命史；政治常识；共产党宣言；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建设；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游击战争等课程。一个被人践踏的雇工，竟然当上了全国人民代表，接着又能进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高级班当大学生，当时，我是多么兴奋啊！
我在中央苏区学习期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进行五次“围剿”，对苏区人民实行烧杀虏掠的政策，而造成我们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开始时，吃饭每人每天有二十两米，后来减到十二两，二顿干饭各五两，稀饭二两。又没有油吃，没有盐吃，吃硝盐，把牙齿也吃坏了。吃菜只有老窝麻菜和老空心菜。饭吃不饱，菜吃不好，只好艰苦奋斗，坚决消灭敌人。可是，我仍然被这种新的学习环境所吸引，如获珍宝地拿着几本印刷粗糙的马列主义书籍，贪婪地读着。经过这次学习，它奠定了我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坚定了我革命的信心和意志。
1934年7月毕业以后，中央当时派我随张云逸同志一同回湘赣工作，到湖南桂东与六军团会合，由于国民党反动军队占领了湘赣苏区，不能回湘赣，从此留在红六军团工作，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1937年3月，西路军在青海失败以后，我带领一个游击小组，坚持了三个月的夜间游击活动，经过青海、甘肃、绥远、宁夏、陕西五个省份，走了六千多里路，通过敌人层层包围和封锁线，于同年6月初胜利地回到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又送我到延安桥儿沟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1月，从党校毕业后，中央分配我到晋西北工作。1940年12月回延安治病，1942年2月又进中央党校学习，当时毛泽东同志亲自担任党校校长，我荣幸地又当上了毛主席的学生。在这个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学校里，认真地学习了党的路线，研究了党的历史，更进一步地提高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党对我不断的培养、教育，使我由一个普通农民、一个文盲，变成了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和理论水平的干部，在三十多年来，我所以能为革命做一些工作，这是同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培养教育分不开的。党的恩情，使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我的亲身经历，充分证实了党对于培养工农干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因此，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开学典礼的时候，我谆谆告诫这些同学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叫同学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拿起两种武器——笔和生产工具，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目前有许多人对我们这种办学方针还不大理解，甚至有错觉，有怀疑，不相信我们用这种办法，可以培养出：生产与学习相结合、业务与政治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人材。事实上，只有一面劳动，一面学习，才能够真正使业务和政治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工农知识分子化，知识分子工农化；才能够培养出既有革命理论，又有劳动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的全面人材。马列主义也告诉我们：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只有劳动才能改造世界，只有劳动才能改造自然，只有劳动才能建成美满幸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即共产主义再加上劳动二字，这正是我们新型大学的主要标志，这也是我们和过去任何资产阶级大学的根本区别。资产阶级的大学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志，培养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传播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他们的哲学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们把劳动和劳动人民看做是最下贱的东西。在过去旧社会里，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子弟，不但根本没有资格进大学，就是连进中学以至进小学念书的机会也很少。我们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资产阶级大学是根本相反的，我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大学，是劳动人民的大学，是培养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各种各样人材的大学。我们把劳动看做是最高尚、最豪迈的事业，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是我们社会的主人，我们培养的各种人材，是从生产中来，又回到生产中去，为劳动生产建设而服务的，这就同资产阶级大学那种轻视劳动、脱离生产、脱离实际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因此，我们的大学要冠之以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称号。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所谓实践，也即是物质生产的实践，阶级斗争的实践，科学实验的实践，过去，我们党在战场上，在阶级斗争中曾经培养出成千成万的优秀的革命干部，今天我们要在荒山、野地向自然做斗争的实践中，培养出成千成万的红色专家，毛主席在“实践论”的结束语中也告诉我们：“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我认为我们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完全符合毛主席所指示的精神，从生产实践中和学习过程中，会培养出大批的坚强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材，并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培养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又红又专的先头战斗部队。
我们现在的学校，虽然已经初具规模，现在已经报考入校的有二万多人，不久就可以达到五万学生，但这毕竟还是刚刚开始。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今后若干年内，要从一个总校、三十个分校发展到一百至一百二十个，每个分校平均训练和培养学生四千人，就可以训练和培养出学生四十万至四十八万人。那时候，我们不仅有完美的校舍，完善的设备，而且将会以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农林牧渔综合垦殖场为核心，带动整个山区，以至农村广大人民，在经济、技术、文化事业上的大发展。那时候，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学生，将分布在全省广大山区和农村，并将成为农业、林业、工业、畜牧业、水产等各个方面的骨干力量！
我们坚信，这种新型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它的发展前途一定是光明的、远大的，一定会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现共产主义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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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由旧科班想到教育改革
何庆年
随着生产大跃进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在目前已经揭开了序幕。县里办起了大学，青年农民进了科学院，一个普通的人揭开了白蚁世界之谜，成了这一门科学中的专家。于是有些人觉得有点看不惯了，说什么这些劳动人民出身的科学工作者并非科班出身，没有受过严密的科学训练，并不能算什么科学工作者云云。
“科班论”者脑子里装有一个特别的尺度。在他们看来：只有由小学而中学，由中学而大学，由大学而留学，再得一个什么样学衔的人才称得起是科班出身。至于他们的“学问”是否能够实用，倒是满可以不管的。这正好刻划出了阶级社会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割裂，逼使人们向畸形发展的一幅丑图。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割裂、理论和实践相割裂的现象绝不是个别的，这种情形反映在文化教育系统中就形成了那种“由小学而中学，由中学而大学，由大学而留学”等等一套使人可以十数年乃至数十年不问世事、不事生产的所谓科班制度。从这种科班出身的农业专家可以不会种田，机械制造专家不敢操作机器，昆虫学专家只好对着白蚁的危害望洋兴叹。然而，他们却还可以据此自视为正规，作为向别人翻白眼摆架子的资本，岂不也是天下之一大荒唐事！我并不是说，在旧社会里绝对没有真才实学的人，但是在阶级社会中，真正在学术上放出异彩的人，往往不是他们所理想的那种科班出身。我们只要举出李时珍、达尔文和米丘林这三个伟大的学者的例子来就会知道，他们那些光辉的成就都不是在当时的最高学府里修练出来的。他们三人的学问一个是在辗转于深山野谷中得出精华的，一个是在远涉重洋中博大精深的，一个是终生效劳于果园中放出异彩的。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正是说明了理论与实践结合是研究学问和造就人才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在阶级社会中能够达到像李时珍和达尔文这样成就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这正是教育与劳动割裂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列宁把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现象称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可憎的现象，而资产阶级的教学制度正是大量培植这种最可憎现象的温床。只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才能铲除传统留下来的培养人们向畸形发展的教育制度，我们党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改革的方针和路线，这正是对于几千年的教育传统的一次最彻底的革命。今年我国高等学校招生的制度规定了优先乃至免试录取工农青年，正是贯彻着党的这一方针和路线的。我们不难看到，今后，将有千千万万工农劳动群众，成为具有高度文化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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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天中午
曹建璋
中午，赤日炎炎似火烧，是休息的时候了，可是我们谁也没有站起身来。忽听得农业社吉队长高声唤道：“你们同学忘了时间？快收工。吧”
我们自个儿你一句我一句地说道：昨晚上，吉队长他们架起沼气灯，用八马力的发动机带着四部打稻机，一直干了个通宵呢！这会子他们自己不休息，却还叫我们收工，能行吗？于是我们大家更加上了劲，割禾的埋着头只管割，连腰也不伸一下；挑禾的大踏步只管挑，来来去去快如梭。霎眼间，田里就空出了一大片，打稻场上也堆起了一座座金山。
吉队长一看这形势，立即跑过来帮我们割禾。他刈的是“阴手”（一种割禾的方法），禾蔸留得很长。那沉甸甸的谷穗子被他迅速地割下，轻轻地放下，一大把一大把，整整齐齐的。只一口气，他就帮着我们把田割完了。
吃了饭，我估计社员们都在歇晌，便也回去休息，没想到一躺下就睡着了，连抽水机的轰鸣、汽笛的吼声也叫不醒来。恍恍惚惚地，我似乎听到吉队长在田里吆喝牲口，我没介意。又不知过了多久，耳边突然响起了一声声的插秧号子……，我急得一骨碌爬起来，戴着斗笠就跑，只见外面已经换了一番气象：水漂漂的田里，泥巴已作得糜溶溶的，又深又软，像秧田一样。社里的男女老少，都一字儿排开，匀匀密密的秧苗就在他们脚底下一行行涌现。田垅上，年轻的保健员正在清理药箱，小学校的丁老师在传送“快报”，七十八岁的纪开湘大爹在运着草料。我赶紧投进了这个劳动的烘炉中去。
夏天的中午，是战斗着的中午。尽管强烈的太阳光有晒干湖泽的本领，可是它永远也不能吸尽人们劳动的汗水。小周，这个十九岁的突击手，一面起劲地干着，一面滔滔不绝地告诉了我一件不平常的事：
“……好几个夜里，我们都听到河岸上有一种声音，像咳嗽、又像吆喝，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一回，我们突击队搞夜战，碰巧那声音又响起来了。拢去一看，原来是条大牯牛在吃草。再一看，旁边还蹲着个人。你猜猜，是谁？”
我猜不着，小周才接着说：
“纪大爹嘛，你刚才不是见过了吗？自从抢收以来，他总是赶星星赶月亮的，深更半夜起来喂牛。中午，那怕烈日如火，他也要去晒谷、刈草。在我们社里，人人称他‘老英雄’呢！”
小周见我默不作声，又说：“这老英雄出马上阵，不是什么人用的激将法，而是因为学了总路线。”
小周那里知道，看看别人，比比自己，我已经惭愧得无地自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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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跃进中的东北
哈尔滨杂记
茅盾
三、一个工厂文学小组的成长过程
我在哈尔滨的时候，适逢黑龙江省文联召开了全省工农业余创作会议，又逢到哈尔滨市的第一工具厂的“萌芽”创作小组创办二周年纪念。参加工农业余创作会议的，人数虽然不很多，可全是有一定的艺术实践的。就黑龙江省而言，工农业余作家的基本队伍已经有了，这就是出席这次创作会议的百数十人；他们的作品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其中有些很优秀。“北方”月刊在培养和提高工农业余作者方面，作了许多工作，成绩卓然。黑龙江省的文艺潜力很大，现在已经遍地开花，不久就会有更大的收获。就哈尔滨市而言，创作小组已在各工厂组织起来了。第一工具厂的创作小组“萌芽”经过了两年的奋斗，现在已经是绿叶成荫，结了果子。“萌芽”的发展过程，很有教育意义，值得详细地谈一谈。
这个创作小组在1956年6月16日成立时，只有八个人，可是八个人中还有思想糊涂、对于文学创作抱着不正确观念的。半个月后，垮掉了四个。但是留下来的四个人却能坚持下去，并且得到发展，这就完全靠了厂党委的深切关心和坚强领导。物质方面的支持，例如给一间屋子作为“萌芽”的会址，给他们纸张等，让他们能出“萌芽”壁报，这些当然也对“萌芽”的巩固下来和得到发展，起了作用，然而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却是党委的坚强领导，——而且不仅是政治上、原则上的领导，还有经常的随时随地的具体指导。
“萌芽”小组最初脱离实际，党委不但指出了这个毛病，而且为他们布置了参观节目；例如，为了帮助“萌芽”小组成员能够通过文艺来批评工人中间的要求更多更高的生活福利的不正确思想，党委就组织“萌芽”小组参观农村，指导他们写了些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品，用事实来教育工人；和农民相比，工人们今天的生活已经高了几倍，因此，如果再要求更高，那就不合理，那就有害于工农的团结。脱离实际的毛病纠正以后，“萌芽”又表现过缺乏战斗性的毛病，党委又及时加以纠正。当“萌芽”上的作品，批评和讽刺多而表扬、歌颂先进人物太少的时候，党委又立刻指示他们：要反映生活主流，以歌颂新人新事作为主要的任务。“萌芽”小组的成员曾经有过专攻一门的思想，即写诗的专写诗，写小品的专写小品，打算从此成为“专”家；党委又及时纠正他们，指导他们应当先求全面发展，不应当一开头就打算专攻一门。党委对于每期“萌芽”壁报的内容都事先作了指示，使其配合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对于壁报的稿件也给予具体的指示。
这个厂的第二车间的几个人搞过一个名为“拓荒”的壁报。去年鸣放时期，“拓荒”放出了反动言论。这一伙的头子叫做“晓非”，品质很坏，曾偷刻公章，偷东西。他们用了各种笔名，散布反动言论。“萌芽”小组在党委领导之下，同这些反动分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工人面前彻底暴露了“拓荒”的反动本质，打垮了这个反动组织。这件事使得“萌芽”小组的成员受到锻炼，也教育了广大工人，和工人中间爱好文艺的广大群众。
“萌芽”小组的成员来自该厂的各个车间。这些组员后来又在各人自己的车间里发展文艺小组，成为分支；这些分支也有各自的刊物（手写的），如“新竹”、“青苗”。现在他们已经计划把队伍扩大，使得全厂每个车间都有这样的分支。
“萌芽”小组的成员们写出作品后，组内先集体讨论，推荐比较好的向外投稿；在“萌芽”上发表过的七百多篇作品中，经省市报刊选登的约有一百数十篇，今年2月后选登的就有九十多篇。这些作品，有诗歌，有小说，其中有一些写得很好，例如韩德良的短篇小说。
“萌芽”小组的发展过程，说明了工厂文艺小组的活动：一，必须在党委领导之下，二，必须密切联系实际，必须有斗争性，毫不妥协地和修正主义思想作斗争。这样，才能锻炼自己，才能健康地发展。
（本节完 全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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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幸福生活来到了（快板）
沈彭年
党中央，毛主席，
大旗一指拿主意。
这个主意无价宝，
五亿农民都说好。
无价宝，宝无价，
名子就叫公社化。
农业社、小并大，
从今以后天不怕。
不怕涝，不怕旱，
玉皇龙王随手转，
五谷丰登吃不了，
一亩小麦打十万。
不怕穷，不怕白，
两大革命一齐来，
技术、文化闹革命，
闹得地动天也动，
农村干起大工厂，
进村好像进了城。
又是农，又是工，
又做买卖又当兵，
办了中学办大学，
农民又是大学生。
人人都是多面手，
八臂哪吒难夸口，
组织起来军事化，
行动起来战斗化，
过日子，集体化，
三化好处非常大。
公社化成一巨人，
移山倒海不嫌沉，
能倒海，能搬山，
拳头一举碰着天。
党中央，毛主席，
大旗一指拿主意，
这个主意无价宝，
农民欢呼公社好，
公社好，公社好，
幸福生活来到了！
（附图片）
（人民美术出版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