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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范文澜
我们史学界在9月28日开学术讨论会来纪念戊戌变法六十周年。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一天，因为以谭嗣同为首的“六君子”是在六十年前的这一天流血的。他们为反对反动封建势力而贡献出自己的鲜血，整个运动的日子里，这是最值得重视的一天。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即改良主义运动。更大的一件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运动。今天我们开这个会是讨论戊戌变法运动在历史上的作用和意义。
一般说来，改良主义运动是反动性质的运动，但在戊戌那个时候，变法运动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赋有进步的意义，因此，我们要纪念的仅仅是那个戊戌年的变法运动，要表扬的人物，也仅仅是按照他们在这个运动里所起作用而给以适当的历史评价。这同戊戌以后的改良主义运动和改良主义者，政治上有严格的区别，决不可以混为一谈，这一点必须说清楚。
早在十九世纪下半期，中国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这些人还只算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还不可能提出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到了同世纪的末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的发展，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同封建地主阶级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同时又有提出政治主张的要求，它企图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在不触犯地主阶级根本权利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派，就是为适应这样的阶级要求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所以说，变法运动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的。
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决没有改良主义派可能幸获的前途。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某些帝国主义表示相助的姿态，当然是别有用心；封建顽固势力是资本主义的死敌，它表示暂时的容忍，只是待机而动。一群孤立无援缺乏实力的改良主义者，拥戴一个无拳无勇的光绪帝，发号施令，以为大有可为的时机已到，希望凭借光绪帝的谕旨条令来改变社会的面貌，正好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得运动也那样软弱无力。固然，运动曾是反对最顽固的封建势力，进行了斗争；感到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急，表示了爱国的热情，但这都是徒然的，封建顽固派一动手，运动便消散失败，一蹶不复振。
中国人民要在革命运动的历史里吸取教训，也可以在改良主义运动中吸取教训。戊戌变法运动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即使是含有进步意义的改良主义运动，也是要不得的。
那末，可不可以把戊戌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因为它在政治上的无前途而予以抹煞呢？不可以。
戊戌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得到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中国的封建制度，相沿几千年，流毒无限。清朝统治者，选择一整套封建毒品来麻痹知识分子，务使失去头脑的作用，驯服在腐朽统治之下。这些毒品是程朱理学、科举制度、八股文章、古文经学（训诂考据）等等，所有保护封建制度的东西，一概挂上孔圣人的招牌，不许有人摇一摇头，其为害之广之深，与象征帝国主义的鸦片（当然不只是鸦片），可称中外二竖，里应外合，要中国的命。以康有为为首的思想家们，公然对清朝用惯了的毒品大摇其头，拿陆王来对抗程朱，拿今文来对抗古文，拿学校和策论来对抗科举和八股，所有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措施，也一概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把述而不作改变成托古改制，拿孔子来对抗孔子，因此，减轻了非圣无法的压力。当时一整套毒品，受到了巨大的冲荡，知识分子从此在封建思想里添加一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起完全封建思想来，应该说，前进了一步。其中有些比较激进的人，跳出改良主义圈子，加入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又前进了一步。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解放，虽然仅仅走了第一步，却是很值得重视的一步。
康有为还写了一部“秘不以示人”的大同书，大意是说封建社会是据乱世，资本主义社会是升平（小康）世，公产主义社会是太平（大同）世。他描述“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极乐世界”，表现出丰富的政治想像力。他向往的极乐世界是“公农”、“公工”、“公商”，消除私有财产的和平世界。他看到“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皆归之公”，去私产必须从“去人之家始”（改变家的性质）。这种大同思想，当然只是停留在头脑中的空想，他没有也不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但康有为所以高出当时的一切思想家，在政治思想史上占有卓越的地位，就是因为他能够说出这种高尚的空想。现在，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从社会主义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很快就要实现科学的大同之世。凡是真心服膺康有为大同思想的人们，亲眼看见经过短短的六十年，大同之世从空想变成现实，将是多么兴奋，为中国的大跃进而欢呼而有所协助。
上述变法思想、大同思想，都是依附着儒家学说来表现的，这正是当时资产阶级还不能自立，还得依附封建地主阶级而行动而言论的证明。到了资产阶级已能自立，而思想还不肯同封建主义分家，那就成为反动顽固的思想了。
戊戌变法运动是思想的第一次解放，此后，按照社会发展程度的逐步提高，出现了一次比一次广泛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这里简单地叙述如下：
1905年成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同盟会，揭櫫着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对封建主义的清朝进行了革命斗争，这是资产阶级已经自立的表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产生了中华民国和革命的南京临时政府，并产生了一个临时约法。不管革命派存在着多大的弱点，比起改良派来，无疑是大进了一步。刘少奇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里指出：“这个临时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有进步意义的。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辛亥革命通过临时约法，建立起旧民主主义的观念来，知识分子受到影响，广大人民群众也受到影响，在思想解放过程中，这是较广泛较深刻的一次解放，拥护君主立宪的改良派思想，自然为人民所抛弃。
自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开始进入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便依据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领导起新文化革命。以鲁迅为主将的文化生力军，在党的领导下，针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文化思想进行着坚决的锐利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指出：“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这个新文化革命，伴随着整个革命的继续发展而发展，经过多次的政治运动和学习运动，中国人民群众的思想得到根本性的划时代的大解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残留的腐朽文化思想，将彻底地被扫除，旧民主主义的文化思想也为人民所抛弃。
现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不过，一切剥削阶级虽然消灭了，剥削阶级思想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将会在某些顽固分子的头脑里残留一个时期，还有待于彻底的消灭。事情如此明白，在马克思主义的照耀下，全国人民以共产主义的风格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还有人对资产阶级思想有所留恋，甚至还妄想一逞，那末，时代的巨轮同过去一样，对落后将是无情的。
我们为今天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全民思想得到彻底解放而欢欣鼓舞。我们以愉快的心情回顾到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对思想解放的成就，又从而回顾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辛亥革命对思想解放的影响，再从而回顾到戊戌维新思想对抗完全封建思想的意义。我们可以得这样的结论，思想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低级思想必然为高级思想所代替，停留在原位上的思想必然为时代所抛弃。历史多么无情而又有情，不遗忘每一个对历史的贡献，也不宽容每一个对历史的障碍。
从十九世纪下半期出现资产阶级前身时开始，到资产阶级消灭的今天为止，它享寿一百岁。在它的一生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衰老了，不能领导革命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领导过两次政治运动，严格说来，它只领导过一次辛亥革命。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虽然是含有进步性，但不属于革命的范畴。我们在资产阶级已经寿终的时候纪念它第一次对完全封建主义所作的斗争，为的要作为一个例阐明历史发展规律的不可抗拒性。资本主义思想必须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犹之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反对资本主义思想。顺而行之是进步，逆而行之是反动。我们既然因资产阶级反对完全封建主义而纪念六十年前的戊戌变法运动，那末，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毫无疑问，一切进步力量必须为彻底消灭障碍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思想而共同努力。单纯地纪念过去，那是没有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全部历史的。这就是说，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准绳，按照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观察事件和人物在那种情况下所表现的行为，对社会起了什么作用。是非功过是事件和人物自身作出的结论，爱而欲其扬，恶而欲其抑，都不免徒劳而无益。所以，同一的事件和人物，在某种情况下是进步的有功的，如果情况改换，就会变成反动的有过的，其次，进步与反动也不可一概而论。说是进步，不等于所含某些反动的成分可以免除，说是反动，也不等于所含某些有益的成分（如果有的话）可以抹煞，这只有认真作分析才能求得其平。再其次，一个进步的人，到后来反动了，这是从好变坏，反之，一个反动的人，后来进步了，这是从坏变好，历史将以他们最后的表现作出最后的论定。一切在于本身的行动，历史只是公正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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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名词解释
名词解释
程朱理学 程是二程（程颢、程颐），朱是朱熹。他们都是宋朝的理学家。理学是讲抽象道理的属于哲学性质的学问，从北宋开始发展起来。二程、朱熹都是客观唯心主义者。朱熹认为精神先于物质。他把精神叫作“理”，物质叫作“气”。朱熹说“理”是生之本，就是说精神是产生万事万物的根本。清朝统治者企图用理学消灭学者的反满思想，极力推崇朱熹，认为是儒学正宗，提倡程朱理学。
古文经学 西汉末年，儒家经学内部分化成今、古文经学两派，当时用篆文（战国时文字及秦小篆）写的经书叫古文经，传授古文经的学说叫古文经学。清朝统治者对文化思想采取高压政策，很多经学家放弃读经致用，专力音韵训诂，考据之学大盛，古文经学复兴。
陆王 陆是陆九渊，是宋代和朱熹同时的哲学家。他和朱熹的见解不同，主张“宇宙即是吾心，万物皆备于我”，认为世界就在我的心里，没有我就没有世界，是个主观唯心主义者。王是王守仁，是明代的哲学家。他继承了陆九渊的哲学观点，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的理都在人的心里。他说：“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他认为心所以成为宇宙的本体，心所以就是理，是因为人心里面本来有先天的“良知”。正确的认识就要明心，明心也就是明理。王守仁的学说在明代发生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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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戊戌变法六十年
刘大年
戊戌变法过去整六十年。中国在这个短时间内，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步骤。变法所提出的问题，那些活动的阶级、人物和思想，在今天看来真是恍如隔世。但是，变法维新作为中国民族觉醒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有长久意义的。
从戊戌变法往前数六十年，中国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禁烟斗争，是中英鸦片战争前夕。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英法联军的侵略、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一系列的重大事变，都发生在这个时间里。各次事变证明，这时中国仍只有农民是推动历史的力量，农民是反封建斗争的发动者，又是反侵略斗争的主力。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和满清贵族统治的清朝政府，害怕人民，不敢坚决抵抗外国的侵略，使中国每次对外战争都遭失败。帝国主义强迫这个政府订立大批不平等条约来奴役中国人民，地主统治势力也逐步和外国相结合，变成侵略者的工具。在这个六十年的后期，一方面是英、美、法、俄、德、日等帝国主义的侵略，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方面是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特别是中日战争后的再一次割地狂潮，使中国面临着瓜分危险，而民族工业又正显露其活力。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成了社会生活提出的两个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
这时农民斗争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农民斗争的再起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还在后面。中国工人阶级当时处在早期，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于是，寻求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的责任，不得不暂时地由资产阶级维新派这个不成熟的力量承担起来。中国资产阶级发动政治运动便从戊戌变法开始。
“变法维新”，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对这两个问题所提出的回答。变法本是一个陈旧口号，当它和资产阶级的要求相结合，加进了比较完备的资本主义内容以后，就有了新的意义。在这以前，有许多人宣传变法，要求保护工商业，要求国家独立，要求清政府作某些民主改革。这些思想和代表官僚买办利益的洋务派的主张之间还没有很明确的界线。维新派与此有别，他们要求发展工商业，并主张改变封建专制政体。照康有为的话说是“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康有为在“统筹全局”折里代表维新派宣布的纲领共有三条：统筹全局以图变法，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开制度局以定宪法。一为通盘改革行政机构，二为依靠皇帝的权力推行新政，三为改变专制政体，并使维新派参予政权。这显然不是别的纲领，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维新派站在历史潮流的前端，在中国扮演着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角色。
群众性的活动和自上而下的改良活动相结合，是维新运动的一个特点。1895年康有为发起的一千三百余人联名要求“拒和、迁都、变法”的“公车上书”是这个运动的第一声。公车上书以后维新派影响散布全国。各地学会学堂林立、报纸刊物大兴，议论蜂起。宣传变法，讲求新学走出少数人的圈子，变成一个群众性运动。欧榘甲描述当时举国士民，“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梁启超记载湖南省的各府州县多设立学校学会，许多英气沉毅，年岁较轻的士人都参加活动。“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者而其数不可胜计”。但是维新派的活动也仅仅限于利用学会报刊进行宣传号召，希望得到清政府中某些中央大员和地方督抚的赞助来推行他们的政治改革主张。这就清楚的表明了维新运动的改良主义性质。严重的民族危机、维新运动的浪潮必然要在清政府内部引起尖锐的反映。所谓帝党后党之争，主要的绝不是什么宫庭琐事的纷争，而是民族危机，阶级斗争所引起的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与斗争。光绪和少数拥护他的大臣，要求摆脱以那拉氏为代表的极端顽固派的压制，倾向于改革现状。维新派的活动因而得到帝党的重视，康有为和他的同志在政府中取得了接近皇帝，“参行新政”的权力。维新运动和光绪结合起来。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通过皇帝“谕旨”发布的包括废除八股，奖励民办工业，奖励科学发明，允许言论自由，准备召开国会，实行宪政等等一系列的改革法令，使自下而上的带有群众性的变法要求，终于变为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实际行动。
为什么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运动，只能是一个改良主义的运动呢？分析一下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和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就可以明白。
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产生的。资本主义的发生和资产阶级的形成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由“官商合办”进至商办，若干地主官僚顺着这条道路变为资本家或兼有资本家的身份。一条是少数手工工场主或中小商人开设工厂，由小资产阶级发展为资产阶级。第一条道路在资本主义发生初期占有优势，第二条道路主要是华侨中有些力量。1895年以后，中国资产阶级开始出现两个不同的小派别。孙中山、杨衢云的兴中会是其中的一派。它的成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华侨资本家。这些人同封建势力的联系很少，有较强的革命性。维新派则是从地主官僚转化来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者。这一派的成员主要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国内新式企业的创办者，不满现状的中小官吏和地方绅士。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等都是出身封建家庭，受儒家教育，又涉猎过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倾心向西方学习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维新派中有些人本身又是各种新式企业的创办者。谭嗣同、唐才常、刘淞芙等在湖南开办采矿，内河轮船，湘粤铁路等企业。康广仁早年经商，在上海创设大同译书局。宋育仁是重庆玻璃、煤矿公司主持者和成都人力车创行人。刘古愚在陕西开设机器轧花厂等企业。张骞是一个实业家。梁启超和澳门等处资本家的关系也很密切。1895至1898年先后多次向都察院上书的都是有“举人”功名的知识分子，强学会，保国会的参加者全是士大夫和地主官僚子弟。这些人不是当权派，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矛盾，但是他们的地位很软弱，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革命要求。因此这种势力在试图解决民族独立问题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时，就不能设想可以采取革命的方法，而只能选择在他们看来是最可行的改良主义道路。
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维新运动并不因为是一个改良运动而减弱了它的爱国主义性质。维新志士们宣传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反复申述亡国危机，痛恨地主阶级当权派卖国媚外。谭嗣同上欧阳忠鹄书，痛斥清政府把中国拖向亡国灭种的深渊，“中国之生死命脉惟恐不尽授之于人。非唯国也，将合含生之类，无一人一家之不亡……中国不变法以期振作，使外洋入而代为变之，则养生送死之利权一操之外人，可使四百兆黄种之民，胥为白种之奴役，即胥化为日本之虾夷、美利坚之红皮土番、印度、阿非利加之黑奴”！康有为在保国会讲演亡国惨祸，指出：“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缅甸、安南、印度、波兰吾将为其续矣。……香港隶英人，至今尚无科第，人以买办为至荣。英人之窶贫者皆可为大班，吾华人百万之富，道府之衔，红蓝之顶，乃多为其一洋行之买办。立侍其侧，仰视颜色，呜呼哀哉！及今不自强，恐吾四万万人他日之至荣者不过如此也”。维新人士的这类言论，是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统治的要求，是有利于激发群众爱国热情的。“救亡图存”的口号虽含有救地主资产阶级之亡和救中国之亡两种意思，在当时仍是一个爱国的口号。正是这种情形，使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能够标榜自己仿佛不是代表某一个阶级发言，而是代表着整个受苦难的中国人民。
然而维新派到底只是提出了解决民族独立问题，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的远大目标，根本没有解决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个目标的问题。这决定他们的运动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不会有别的前途。
资产阶级当然是一个新的力量。维新派的出现，表明中国资产阶级已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单纯由农民推动历史发展的时代已成过去。但事实证明，不论是反封建或反帝国主义的广大力量是在农民群众之中，资产阶级离开农民就要一事无成。这时各地农民斗争正趋向活跃，从斗争中开始提出比较明确的反帝口号更是农民新觉醒的标志。维新派不敢正视这个事实。维新派的活动不但和农民群众的斗争各不相谋，而且是正面对立的。他们感到农民斗争对统治阶级的威胁，患着革命恐惧症。康有为深感“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揭竿斩木，已可忧危”。因此，他们把自己的运动看作具有缓和国内阶级矛盾，抵制农民革命的意义。反之，维新派不止对封建势力是妥协的，对帝国主义也是妥协的。他们的爱国思想并没有发展为反帝思想。照维新派的观点，问题不在于外国的侵略，而在中国不自强。因之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运动当做反帝国主义运动，甚至幻想中国可以依靠某个帝国主义的支持完成自强改造的事业。英国、日本玩弄的阴谋诡计也加深了维新派依赖帝国主义的幻想。敌视农民，向帝国主义寻求支持，就是维新派的路线。这种得不到人民群众支持的政治活动当然是经不起反动势力的一击的。那拉氏代表的顽固派一经发动反攻，变法维新便像一场春梦迅速破灭。康梁出亡，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连光绪本人也不免作阶下囚的命运。正如维新诗人黄遵宪所咏叹的：“五洲变法皆流血，先累维新案尽翻”。一个月之内禁止了全部新政，恢复全部旧制。
变法维新失败，宣布了改良主义的破产。在一年多以后发生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才真正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并给予封建势力严重的打击。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完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所无法完成的历史任务。
维新运动作为一场政治斗争，只是昙花一现，早成过去，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在近六十年社会生活中却有相当的影响。维新派为要从文化思想战线上击败封建顽固势力，按照他们的需要，吸取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社会学说来和封建文化代言人展开激烈论战。在两派思想的斗争中封建主义文化思想遭受到空前打击。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礼运注”。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和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著作第一次冲决封建网罗，从根本上动摇了历来当作封建政治的宪法看待的儒家经典，使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开始广泛传播。这是思想上的一个大解放。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统治中国几千年，知识分子的头脑受着重重束缚，要排除这些束缚，提出一套与封建主义文化思想基本上相对立而能够启发群众觉醒的主张，其困难是可以想见的。但是封建主义、神秘主义的大门既经打开，那怕只是打开很小一道门缝，便再也无法关闭，以阻止人们走出来追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想，乃至进一步追求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想。在这以后，中国有过几次思想解放斗争的高潮，这种高潮每次都是伴随着当时的经济政治生活变革出现的，反过来又推动经济政治的发展。1905年以后同盟会和改良派的论战，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再解放运动。这次论战中，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战胜改良主义，准备了辛亥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革命武器，它的重要意义无法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斗争相比。经过“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进入新民主主义，最后走上胜利的道路。今天正在进行的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亿万劳动群众的思想大解放运动，更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思想解放高潮。每天出现的大量新事物表明，这次思想解放高潮正在彻底改变中国人民长期被奴役的精神面貌，促进中国社会迅速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这些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斗争，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指导思想下发生的，和维新思想并无直接联系，不是一种性质。但是六十年前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第一次突破封建主义文化思想这道严重难关，打开脑筋重新认识世界，这就为后来人们在新的社会生活条件下不断接受新的思想，扫除了一种困难，给了一种启发。在这一点上，维新派是有功绩的。
六十年只是历史的短短一瞥。目前提在我们面前的根本问题，再也不是民族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而是如何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加速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问题。形成维新派的那种社会阶级力量也早被历史埋葬，不为人们所注意。康有为以非凡的想像力描述过的“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极乐世界”。在六十年前只是一种空想，而今天正在成为现实，这该是多么大的变化。处在东方，并曾经以它的古老文化影响过世界的中国，进步如此神速，指明进入“极乐世界”之日已不在远。任何阻挡这种前进的反动势力，都是要被历史的巨轮所粉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