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给哲学教学踏开一条新路
关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学改革的报告
冯定
今春以来，在全国各大、专学校一片教学改革声中，北京大学哲学系也出现了“教师按老样子再也教不下去，学生按老样子再也学不下去”的“革命情势”。于是大字报一张接着一张，大辩论一场接着一场，谁也不得不想，谁也不得不说，谁也不得不写，谁也不得不做了。
初战
辩论从要不要哲学系开始。
全民思想大解放，哲学从虚无飘渺的幻境落到人间，人人都可谈哲学，事事都可谈哲学，广大的工农劳动者也都在学哲学，而且也都能懂哲学，那么像过去这样的哲学系，一年一年，一批一批，招收数十、数百既无政治经验又无生产经验的青年，啃几本书本，记几条教条，目的如何，效果如何，这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仅仅因为综合大学总得有个哲学系，是为了办哲学系而办哲学系，终究不是理由；所以过去这样的哲学系，究竟要不要，是应该大讨论而特讨论的。
但是经过初战，这才知道，原来怀疑哲学系要不要的，并不是从上述这样论点出发，而是从其他的不同立场出发。首先，有人设立了“理论——实际——理论”这样一个公式；认为哲学终究是最高的抽象，最高的理论；因而必须出自理论，回到理论。他们说，假使哲学必须是理论结合实际的，必须遵从“实践——理论——实践”的公式，而只有懂得理论而又会结合实际的人才能称为哲学家，那么就将“哲学家”的称号奉送给在实践中结合理论的人好了，而在哲学系从事哲学教学的，哲学系所要培养的，就不妨谦虚些，称为“哲学工作者”好了。要么培养如此这般的哲学工作者，哲学系就要；否则哲学系就不要。
初战的结果，扭转了论题。大家认为，哲学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来自实践、回到实践而承前启后的。当做学问，越是人人可谈，事事可谈，就越不可缺少。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趋向，哲学无疑是要成为全民的东西的。那时哲学的教学，是否仍要采取综合大学里设个哲学系这样的组织形式，是大可讨论的。甚至综合大学本身，从其产生的历史条件来看，当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界限渐归泯灭，是否定要始终保持现在这样包罗万象的样子，无比的庞大，无比的集中，也是大可讨论的。但这些都远不是今天的事。今天，大学要普及，哲学系要普及，因而原有的大学和哲学系更不能不要，而是必须改革罢了。
揭底
初战表明了，不要哲学系，正是不要教学改革。也说明了要讨论的正是怎样改革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论题的扭转，彼此的底子也就揭开了。原来，有不少人对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是或多或少有抵触的。
教育为政治服务这条原则，经过了多少次带有政治性的思想改造运动，至少在表面上，对谁都是很少异议的了。可是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参加劳动都列入正式课程，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于是又引起了新的辩论高潮。
不同意参加劳动的，并没有对教育结合生产劳动进行正面的、全面的攻讦，但提出不少论点来阻止这事的实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分工论”。此外还有“浪费论”、“质量降低论”等等，都是围绕“分工论”而引伸的。“分工论”者认为共产主义社会里也还有分工；“哲学工作者”的社会分工既是从事哲学，是钻研哲学著作，那就不应去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至少在过渡时期，这样的分工是完全必要的。
经过辩论，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拉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还有分工是不对劲的。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人从儿童时代开始，就是一面学习，一面劳动；首先都是有知识的生产劳动者，进而才有专业分工。而且每个人所掌握的专业也不限定只有一个，尽可有二个以至几个，至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是永远不会再有的了。甚至今天，亿万的工人农民一面努力生产，一面努力在学文化，学技术，学哲学，同时还争取在做“多面手”，“万能人”，既是工人，又是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对准共产主义的方向了。拿同是有知识的劳动者还有专业分工，来混淆阶级社会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不合理分工，这种“张冠李戴”的手法，是必须揭穿的。现在，虽然还有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的区别，但是这种现象事实上已开始在走向泯灭了。现在，具有丰富劳动经验的工农分子，已在向知识进军了。可是只有书本知识的知识分子，却还想借口分工，使“我这一代人”以至“我这一个人”，一辈子脱离实际，以便终身过老式知识分子的生活，那真是十足的悖时逆流，对己也是无益，更不必说对人和对社会主义建设了。其实，生产劳动是知识的源泉；学哲学，如果不是为了“与其谓之劳役，毋宁谓之娱乐”（康德语）而优游于悟性、理性之类“纯粹概念”的分析中，而是要真正懂得唯物论，真正懂得辩证法，并把它运用到实践中去，就必须而且应该首先和群众一起，投身于生产劳动的实践中。
定案
经过反复的辩论，原来不同意参加劳动的，特别是某些青年学生，绝大多数都转变了，至少是无人坚持旧的观点了。于是新教育计划大体定案。
新教育计划贯彻了教育结合生产劳动的方针，将参加生产劳动列入正式的课程中。大家认为，参加劳动就是要使我们一面获得生产知识，一面体会群众感情。所以参加劳动的办法，不能光靠师生自办一些小规模的工厂，经管几亩农田；也不能仍以课堂为主，或为了给一章、一节的书本找些零散的例证，不时向工厂、农村去这么半天一日，或者稍微再长一些，像蜻蜓点水似的；而必须较长时间，比方一年，投身在广大的工农群众中，与之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共同劳动；并且作一些有关农村和工厂的调查研究工作，这样来系统地了解一个合作社或者一个企业的生产过程。此外，我们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么除了主要是在劳动生产中向工农学习，来充实我们的知识以外，我们自然也该将已有的知识，去掉谬误和糟粕，设法和工农的实际结合起来，传播开去。不过这里决不能以“先生”自居，而必须仍在“学生”的地位，对原有的知识在实践中进行鉴别，以便知道哪些是该剔除的，哪些是该保留而给以充实和发扬的。我们也可以和工人、农民协作，为工人、农民写成哲学读本，边写边用边改；打破原来的体系，试以工厂、农村的生产程序为体系，把哲学基本知识的内容分别插入。我们既是工人、农民的学生，同时又应成为宣传者、组织者、受新教育培养而又实施新教育的人。
最近考虑，全系学生，除旧生由部分教师带领，去农村一年，以便摸索一些既劳动又学习的经验外，一年级的全部新生也打算进入工厂一年，一面劳动，一面和工人一起大家学哲学；从结合政治和生产的实际中，学习哲学，能者为师，共同讨论，共同辩论，来获得哲学的基本知识。一年在工厂，半年回校总结经验，从事校内学习。再一年在农村，半年回校总结经验，从事校内学习。尚余二年，就以在校学习为主。不过在校学习时仍要划定若干时间，参加临时的、短期的劳动，或做些接触实际的调查研究工作。
加深
大家认为，哲学是男女老少都可学习的，而且迟早要成为全民的东西。但这并不妨碍哲学当做专门的学科而加深，成为某些人的专精业务。这说法是否又回到老哲学家的观点去了呢？完全不是。
大家知道，普及和提高是对立的统一。普及和提高是在前进过程中永远相互转化的，没有普及为基础就没有提高。当全民都在劳动结合知识的时候，当全民都成为既是工农分子又是知识分子的时候，谁都可能而且必将在具有越来越丰富的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对于某一专门业务提高或加深；如像对白蚁、老鼠、稻子、麦子、红薯、玉米、化学、物理等等部门知识的提高或加深，其意义和价值，决不会比从事最概括的哲学知识的提高和加深，更低更少。所以我们并不反对提高和加深，但必须先成为有基本知识的普通劳动者，才能再向专门的业务前进。
我们并不反对研究西方各国哲学史或其一派一家的学说。对于东方各国哲学史或其一派一家的学说也是如此。至于研究中国古代的各派各家学说，自不用说了。此外，像各种各样考据、训诂或其他资料工作，也是要做的。但是学哲学，最主要的是为了树立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便改造世界。所以，第一，决不能以此为权衡，说只有这样在研究、在整理资料等等的，才配称为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而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总结和分析实际问题的就不配称为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其次，这样在研究、在整理资料等等的，首先必须是联系生产、联系群众的人，而且随时随地仍在参加劳动和参加政治斗争的，是懂得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去做考据、训诂或其他资料工作的，否则就是完全脱离实际的书呆子了。第三，这样在研究、在整理资料等等的，分给极少数人去做，是必要的，但认为谁学哲学谁就得这样干，研究哲学史就集中最大力量搞古代的，近代的少，现代的更少，这里量的轻重是有质的意义的，是不对的。因此，大家认为，北大哲学系的学生，首先应成为有些哲学基本知识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其次才是养成多少能够运用正确方法去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毕业后可从事任何适宜的专职专业，但至少是能够做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工作，能够用广大劳动人民喜见乐闻的语言和例证，去在广大劳动人民中讲哲学。至于搞研究和整理工作的，决不是一般的培养目标。这些工作，应由研究生和大学毕业后从事哲学专业的人来担任。但只能是其中的极少数人，或者根本就是当做某些从事哲学专业的人的兼职罢了。
争鸣
哲学教学进行这样的改革，是并不妨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贯彻执行的。大家认为，广大劳动群众思想的解放，特别是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中所表现出来的丰富而新鲜的思想，必将使哲学大放异彩。但是正确的思想总是不断要同谬误的思想进行斗争的。因而学习哲学，同时必须对谬误的思想进行批判。对从事哲学专业的人来说，除了对迷信、对各色各样的落后思想进行批判外，还需要知道古往今来有些什么重要的唯心主义思想，充实批判的内容，这样学术论争也就更活跃起来了。
北大有不少钻研过唯心主义哲学的老教授。所以为了树立哲学思想的对立面，活跃论争，开展批判，北大是有特殊良好的条件的。大家认为，这些老教授，既适宜于做编译工作，也适宜于做研究工作，同时仍可进行教学。现在，公开赞美唯心主义的是很少了，而且有些人已很想对自己旧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进行批判，但是对于唯心主义哲学的某些论点，是否就是完全不正确了，或者是否能够完全驳倒，可能还是有怀疑的。因此，大家认为，一方面，老教授如愿意对自己旧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进行批判，不妨和其他的人，包括学生在内，一起来进行批判。一方面，仍可给学生上课，介绍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或者除了一般的翻译研究工作以外，对自己认为不易驳倒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某些论点也进行研究，以便将研究成果写成讲义发给学生。同时也可扼要对学生上课，允许大家辩论。这样，老教授仍可发挥专长，并可促进哲学辩论的活跃。不过大家认为，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介绍，其在教学中所占的分量，决不能超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教学中所占的分量，也不能“分庭抗礼”。并且这种介绍应在高年级进行，而不应在低年级进行。大家认为必须说明的是：老教授为了教学需要，去介绍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并不等于老教授自己仍然坚持要信奉这种思想。因而对这种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批判，并不等于对老教授思想的批判。老教授在介绍或批判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中，在介绍他们对唯心主义哲学某些论点的研究成果中，可能仍有不正确的论点是不足为奇的，因而别人还可对这些不正确的论点进行批判。这样，真理就会愈辩愈明；而批判如养成了习惯，则人们的心情在批判中是只会感觉舒畅而不会感觉局促的。
北大哲学系的改革，是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上基本胜利之后而在政治上、思想上又获得伟大胜利的必然结果，是学生所要求的，是教员所要求的，也是党和解放了的人民所要求的。大家认为，这种改革的方针，是符合新的教育方针的。但是改革的办法，还缺乏经验，所以还需要大家发挥创造精神，向全国各地的大、专学校共同学习，和广大的人民共同学习，来摸索一条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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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科学与实践
崔鹏云
在总路线光辉的照耀下，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声浪中，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展开了，涌现出了许多创造奇迹的“土”专家。他们的创造发明对生产跃进起了卓越的作用。这种群众性的创造发明，真是风起云涌，遍地开花，大有“席卷天下”之势，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威力。许多科学技术工作者对此欢欣鼓舞，思想也随之解放，愿意全心全力结合群众的实践经验和创造发明，发展科学事业，为生产实践服务。但是另有一些人，还是不忍丢掉旧知识分子的习气和观点，对群众的这许多创造发明，冷眼旁观，看不起。他们的论调之一就是，这些“土”办法没有“科学根据”，前人没有说过，前人没有做过，“文献”上也没有记载过，是偶然的，“不可靠”。这种论调说明，他们还没有懂得科学与实践的关系。
科学工作者应该尊重实际和科学地对待事物，应该知道科学知识的来源和科学知识的应用到底是依靠什么。是依靠广大群众的生产实践和斗争实践呢，还是依靠少数人的凭空想像？在这里我们应该好好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他指出，“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他由此总结出一个探求科学的著名的公式：“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就回答了我们所要讨论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科学？我们可以说，经过实践检验证实了的真理才是科学，否则就不是。科学研究到底为了什么？我们可以说，是为了实践，是为了改造世界，不是为科学研究而研究科学。怎样研究科学？我们可以说，要总结广大群众的实践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然后再把它用到群众实践中去证实、补充、丰富、发展，去指导实践。由此可见，科学工作者决不可以迷信书本，书本中有总结前人实践的经验，并经过实践检验的东西，但也有过时了的东西，有的甚至既不是社会实践的总结，又经不起社会实践的考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着重于实践方面，用实践来检查过去的理论，用实践来发展现在的科学。有些人偏偏不愿意接触实际，不愿意结合当前生产跃进来解决生产中的科学问题，这当然是不对的。因为科学如果离开实际，不从实际出发，不应用于实际，就分不出什么叫科学，什么叫不科学，光自命为科学是不行的。
有的科学工作者自认为有“最高水平的理论”，可是他根据自己的高深理论试验的小麦只能亩产几百斤；农民们不懂得那“最高水平的理论”，可是试验田里的小麦却能亩产七八千斤。面对这样的事实，科学工作者们能无所动心吗？亩产几千斤，已经远远超越了世界最高生产水平，把这样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就是世界最高水平的农业科学。在工农业生产飞跃发展中，许多新的问题提出来了，正迫切地等待着科学工作者们去解决。这就是说，社会实践的需要将大大地把科学事业推向前进，正如恩格斯所说：“倘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技术上的需要，那就比十个大学还更能推动科学前进。”我们就是处在这样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在建设的各个方面所出现的各种创举，对于科学理论来说不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吗？因为它可以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这对于过去的理论来说不是一个庄严的检阅吗？因为它可以借此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所以我们要求科学工作者必须解放思想，与广大群众的生产实践结合起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才能在工农业生产上力争高速度，才能推动科学事业向前飞跃发展。仅靠少数人、少数科学工作者，仅靠在研究室的个人研究，而忽视广大群众的创造力量，无论如何也不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中对于科学技术的要求的。这样说决不是贬低学习科学理论的作用，而是要求把科学理论赶快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赶快使它在生产中发挥重大作用。
本来我们办的是前人没有办过的事业，而他们硬要用前人的脚印来限制后人走路；本来事物的发展规律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完全到完全，而他们既不敢大胆创造，却又讥笑别人新的创造不科学、不完善。这就是没有科学的社会观点和思想方法的缘故。恩格斯在批评一般科学和哲学忽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时说：“它们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另一方面只知道思维。但是人的思维之最本质的和最密切的基础，却恰恰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非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自然辩证法）这就是说，自然科学家单承认物质的客观存在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正确地了解存在与思维的关系，知识与实践的关系，这就是要科学工作者好好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党和国家要求科学工作者“又红又专”的道理正在于此。
需要强调说明一下，在这里决没有轻视学习科学理论和科学家的意思，目前大跃进的形势中，科学界很多跃进的事实已经表明，有科学理论基础的科学工作者，如果他们能解放思想，敢想敢做，那末就会做出成就，甚至做出更大更多的成就。而且，这些有发明创造的“土”专家，取得科学成就的原因之一，许多人也是由于自己刻苦钻研了科学技术书籍，向技术人员请教，向老师傅请教，并经过许多次的科学试验才摸到了科学的规律。因此，科学工作者首先不要看不起他们，而是首先要向他们学习“又红又专”的精神，然后亲密合作，取长补短，互相帮助。这样才能对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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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语录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过世界，而问题却在于要改变世界。——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毛泽东“实践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是辩证唯物论。这种宇宙观反映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普遍发展规律，适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辩证唯物论的对立物是形而上学和唯心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不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就会产生片面性和主观主义，就会使思想僵化和脱离实际，不善于对事物作恰当的分析，就会犯修正主义或者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会在政治上犯错误。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迫切任务之一。
——莫斯科会议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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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北大哲学系师生下乡一年
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全体师生于上月底下放到北京郊区大兴区芦城乡，在那里劳动和学习一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将和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用三分之二的时间参加生产劳动；用三分之一的时间进行学习，他们的任务是要把参加劳动、改造思想、进行教学三位一体地结合起来。全系师生纷纷表示要作到人在农村，心在农村，红在农村，专在农村；以社为家，以社为校。他们向党保证，要在实际斗争中学习和使用哲学，要在一年内写出合作社历史与农民的哲学课本，帮助干部总结经验，帮助农民学习理论，要在实际斗争中把自己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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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科学院历史一、二所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近几个月来，中国科学院历史一、二所，分别对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右派分子吴枫、李洵、张岱年以及资产阶级学者陈寅恪、岑仲勉、冯友兰、贺麟等人的著作展开了批判。
吴枫在“隋唐五代史”中，对帝王将相歌功颂德、夸大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诬蔑农民起义；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否定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及历史发展规律。李洵在“明清史”中，在分析到阶级关系、阶级矛盾以及意识形态等问题时，集中地暴露了他反人民的立场和观点。书中概念混乱，矛盾百出，东拼西凑，强不知以为知。这两个所对吴枫、李洵这两部著作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写成批判文章，准备发表。
资产阶级学者岑仲勉的“隋唐史”是一本典型的唯心史观的著作。对“隋唐史”的批判，针对以下四个主要问题进行：混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别，根本抹杀两者的关系；以唯心主义观点解释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并滥用这一概念来说明历史问题；对农民起义的不正确看法；毫无根据地夸大中国文化从周以来就接受了突厥族的文化、风俗的影响。
对资产阶级史学界的“旗帜”陈寅恪的批判，目前已经开始。主要针对他的否认阶级斗争，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崇拜外国文化，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不正确的估价等错误观点进行初步批判，至于有系统的、更深入的批判，将在明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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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确定研究的方针和任务
哲学研究所最近进一步明确了研究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确定了哲学研究工作必须走出书斋，深入实际，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为了做到这一点，研究人员要到实际生活中去实行“四结合”，即理论与实际结合、学与教结合、科学研究与生产活动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目前绝大部分研究人员，即将下到工厂或人民公社。该所准备在明年国庆前完成四类著作：（1）十年来的中国哲学。（2）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作为共产主义理论教育的读本。（3）工农哲学读物（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分开撰写）。（4）资产阶级学术批判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和逻辑分开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