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15日人民日报 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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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曲艺在群众中生了根
陶钝
第一次全国曲艺会演演出的来自二十七个省市的一百六十七个节目中,反映现代生活的新节目占79%。其中有关生产大跃进的还占了多数。这些节目在各地演唱时,起了积极的宣传教育作用。可以说,曲艺创作已经抛弃了佳人才子、江湖侠客的老套子,走上了新的道路,要为工农兵服务,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曲艺创作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些新的作品演出的情况也说明,反映现实的新作品已经在群众中生了根。在北京长安戏院一连演出了十二天,场场满座。场子里掌声不断,谢幕有时达四五次,不得已只好再唱。可以说,这些节目已经是群众批准了的,有的可以和优秀传统的节目并列。除了在内容上和传统节目不可同日而语以外,在艺术上也不比传统优秀节目差。这些新曲目既有思想性也有艺术性;既有教育意义也起了娱乐作用。我们可以举一些节目为例。
节目中有写新旧社会对比,驳斥了右派的“今不如昔”谰言,启发了群众的阶级觉悟的。例如韩启祥自编自唱自己身世的“翻身记”。在这作品的前半段,叙述他一家人在旧社会地主压迫下四散逃亡悲惨的景象,是含着眼泪写,含着眼泪唱,听众也含着眼泪听。他自己说过,他拿说书当子弹打击敌人,听过他说书的人阶级觉悟受到了启发,斗争意志就加强了。当他唱到后半段,他到了延安和北京,受到毛主席的爱抚时,他那种快慰的情绪也给了听众极深刻的印象。再如湖北渔鼓“迷路记”也是同类的作品。它以刘介梅忘本回头为内容。对刘介梅偷偷地去看了展览会有这样的描写:“拿起打碎的碗,看见娘的脸:‘哪年吃顿白米饭,死了也心甘’。”虽然湖北渔鼓的唱词有一定的格式,但是这格式也符合了语言的自然,不但没有使人看出剪裁的痕迹,反而使人认为这艺术的语言就是当年受苦的农民的语言。当演唱的时候,听众也分不清歌声还是哭声。这些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高的,是很感动人的。
节目中也有写生产大跃进中进步派和保守派的思想斗争的。例如“五千一”。这是河北艺人孙来奎自编自唱的一段西河大鼓。他写先进分子搞小麦丰产的试验田,个别人在旁边说风凉话。可是这先进生产者并没有因此灰心,耐心地坚持小麦田间管理。这作品有力地歌颂了先进,批评了落后。在描写两种思想斗争的段落中,趣味横生。在写试验田中小麦生长的时候也活龙活现,不能不使听众入迷。
节目中也有借用了传统浪漫主义的手法来歌颂人力大过神力,人间胜过天上的作品。例如“龙王辞职”、“翻江倒海”都属于这一类。这类的作品活泼多趣,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节目中也有许多是掌握了曲艺的特点,学习了传统曲艺的技巧写的。例如“师长帮厨”。要是单写师长下厨房只能从正面写他如何地会做饭做菜和炊事员一起劳动,挑动听众的兴趣的作用不大。作者高元钧等,就纯熟地利用传统曲艺的技巧,把贺师长当作了新来的炊事员何鸣亮,把何鸣亮当作了贺师长。利用“何”“贺”音同字不同这窍门,写出了生动活泼的故事来。
以上所举不过是这次会演中几个节目,绝大多数节目,连传统节目在内大部分都是好的。通过这些节目可以说明曲艺创作方面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关于配合政治运动创作的问题。有些作家认为配合政治运动写不出好作品来,只能写一些宣传材料。从这次会演所看到的曲艺优秀节目来看,许多是为了配合政治运动写的。韩起祥的“翻身记”是为了驳斥右派写的,是为了配合反右运动。孙来奎的“五千一”在小麦丰收以后写的,为了宣传增产。这些作品不能不说是曲艺中的优秀作品。要是作者平常就投身在实际斗争中,熟悉这一方面的斗争形势,接触在斗争中的活跃分子,那么运动到了,他马上就可以写出配合这运动的作品来。韩起祥要没有被右派分子激怒,对比了新旧社会的生活,驳斥右派不会那么有力。孙来奎要不是常在农村中活动,哪里能对小麦生长培育写得那么生动。说配合政治运动写不出好作品来的人,也等于说他没有深入斗争,深入实际和深入群众。勉强去写怎能写出好作品来呢?
从这次会演来看,群众是喜爱现代内容的节目的。从前有人强调群众不喜欢新节目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今天的曲艺听众,已经和从前不同了。从前听书的有大部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现在的听众是工农兵和学生,他们对新内容的曲艺是欢迎的,事实也说明今天群众所热烈喜欢听的一些曲目,并非传统节目,而是新创作的节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演节目中有许多是艺人自己创作的。曲艺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也有它的规律,我们文艺工作者写的作品常常不能符合这些说唱规律。艺人自己写的就没有这种缺点。曲艺艺人和群众最接近,一方面曲艺艺人是在社会下层中生活,受过各种压迫,了解旧社会。解放以后社会地位提高,生活改善了,他们对于新社会有无限的热爱,他们歌颂社会主义是真实的。另一方面曲艺艺人表演时离听众不过几尺。他说一句唱一句可以直接观察群众的反映。他们很容易试验出作品中的句子哪是群众喜爱,哪是群众厌烦的,借此可以改进。有些说书人在说书中直接同听众讲话,所以他们写的东西能很快地吸收群众意见在群众中考验。不过艺人在文艺修养上,在文化程度上还受到限制。新文艺工作者应该同他们合作,帮助他们,也向他们学习。艺人和文艺工作者的合作应当加强。
全国五万余职业艺人都注意自编自演,演唱的作品便会生产得更多,更及时,更能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现在除职业艺人之外,还有几十万几百万业余曲艺爱好者,他们工作在工厂、农村和军队中,他们是熟悉工农兵生活的。如果他们都拿起笔来写他们周围的新人新事,曲艺创作便将更加繁荣。千百万篇的曲艺作品齐唱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的很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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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霞”开了昆曲的新生面
欧阳予倩
人多认为昆曲反映现代生活有很大的困难。困难是有的,但只要能打破陈规,就能克服困难,使古老的艺术为今天、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北昆剧院“红霞”的演出回答了这个问题。
“红霞”是用昆曲反映现代生活的第一个戏。它成功地描绘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和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第一炮打响了,也就是打开了一条路,应当致以祝贺。
昆曲从形成到现在约有四百年的历史,十七、十八世纪是它的全盛时期,近百余年来逐渐衰败。现在尽管也还有极少数人对昆曲感兴趣,但已很难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与爱好。
昆曲之所以衰败,由于它本身的许多限制,不能随着时代的进展、配合群众的要求。因此,如果要保存它就必须使它有新的发展,使它从新在广大群众中扎下根去,发出嫩苗,开出比过去更美丽芬芳的花朵。这就得解决一系列的问题,进行改革:从剧本的结构来看,我们乐于接受源源本本、有头有尾的传统的编剧方法,但传奇的程式法则必须打破。为着突出主题思想,必须集中地、简练地叙述故事,安排情节;有力地介绍人物。一个戏最长要在三个半小时以内演完,超过这个长度观众的负担就太重。新的昆剧无论是根据原有的剧本改编或者编制新的剧本,必须参考梆子、皮黄以及话剧、新歌剧的编制方法来分幕分场,安排唱白。“十五贯”之所以成功,其主要条件之一就因为它能集中地叙述故事,介绍人物,突出主题思想,说明问题。为了要这样做,便不能不将原作加以删节(甚至去掉或改掉一部分情节)。因此,场子就不能不改,套数、宫调、曲子的长短、节拍的快慢等等都不能不随着有所变更,词句也得改动——也就是将原作拆开来从新组织过,并加进一些新的东西。昆剧“红霞”是根据新歌剧改编的,当然可以不受杂剧或传奇的限制。但如果没有打破陈规、破除迷信的决心和勇气,谈到昆曲也很可能对格律有所顾虑。昆剧“红霞”的编导是超脱了昆曲一切格律的。这样做是对的。如果不这样做“红霞”的迅速演出是不可能的。
看过戏之后,有人问:“这是昆剧呢,还是新歌剧?”还有人说:“戏很不错,但昆曲的味道太少了。”若为听纯粹的昆曲,这个戏是不够过瘾的;为着反映革命的现实,这个戏是成功的。我们不可能想像:“红霞”这样的戏可用某一套曲子或用某些集曲;也不可能想像在这样的戏里一段一段的三眼板接替着唱下去。我们要根据剧的内容来决定形式,不能迁就形式而歪曲内容。不适宜表现内容的形式只有不采用或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新的内容。昆剧“红霞”的作曲者企图在昆曲原有的基础上作出新的曲子;其中有一个曲子是从“绵搭絮”这个曲牌发展的;另一个曲子是用“山坡羊”为基础发展的。曲牌的限制必须打破,为新的内容作新曲完全是应当的。即使用某个曲牌为基础,因为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戏的规定情景的不同,决不可能完全保持原来的风格。所以“红霞”里的“绵搭絮”已经不是原来的“绵搭絮”、“山坡羊”也不是原来的“山坡羊”了,这是易于理解的。
苏区秋收一场用了江西民歌。昆剧里加唱民歌本有先例:“打围”里的吴歌,“劝农”里的山歌,都很自然。就是没有先例也可独创。主要看为着表达主题思想是不是需要。要的就拿过来,不要的便剔开去。
昆曲一度集南北曲调之大成,魏良辅,梁伯龙等的天才创造,使它成为一个曾盛极一时的剧种。昆曲的曲调是非常丰富的。歌和舞都有独特的成就。但它产生在都市,它在发展中一直是配合着士大夫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口胃的。态度力求温柔敦厚,剧文力求典雅富丽,舞姿力求圆润华美,表情力求细腻熨贴,唱腔力求清俏柔丽。有闲阶级借此以供视听之娱,文雅的唱白并不求大众能懂;缓慢的节拍也正合他们的生活情调。只要曲子唱得悠扬宛转,便摇头?脑、做出回肠荡气的样子,并不想到别的。过去的富商大贾绝大多数跟随士大夫之后,附庸风雅;一般市民虽不懂得唱词,听听曲子,看看情节,在过去也还是容易满足。至于广大群众却欢喜弋阳腔,秦腔或皮黄。“花部”兴起,昆曲就冷落下去,这不是少数偏爱的人所能挽回的。
现在我们一面吸取昆曲的精华,加以提炼;同时注入新的血液;要使这个古老的剧种返老还童。编演反映现代生活的戏是最有效的办法。这样做就能使它和今天的广大群众通呼吸,同新时代的生活节奏合拍。只要这一步走通了,搬演历史故事就更没有困难。
我们肯定地说:“红霞”的演出在戏曲史上有重大的意义。使这样一个已经衰败的剧种经过改造为人民服务是可喜的事。就昆曲本身来说,使它能去掉一切病态更好地发挥优点,更健康地活下去也是可喜的事。
现在我想提出几个问题以供参考:
昆剧是歌剧,必须注重唱工,“红霞”在这方面做得对。它有许多段唱,都安排得相当适合剧情,能够表达人物的情感。唱词用了口语,这就比较容易听懂——这一点看起来似乎简单,做起来却要克服许多困难,并不十分容易。歌剧的唱词求其句句听懂很不容易,听歌的也不作百分之百的要求。但是一面欣赏唱工,最好一面也能欣赏文词。如果完全听不出唱的是甚么也会影响对戏的理解。原来昆曲的唱词有许多就是打出字幕来也看不懂。唱词改用口语是有重大意义的。
昆剧每折戏往往开始和结尾唱散板。把散板夹在上板的曲子当中的很少。“红霞”却是这样做了。昆曲的散板都是缓慢的,不像京戏的散板那样快慢自由。京戏的散板可以表达紧张激烈的感情,昆曲的散板就办不到。“红霞”第二幕青山和赵志刚见面一场,赵唱一眼板,青山接唱散板,立刻就感觉戏松了。有人说唱的松了,实际是昆曲的散板唱不紧。昆曲中紧张的散板还没创造出来。青山的两段散板是否可以考虑改唱一眼板呢?
昆曲的唱工对出字归音异常讲究,可是因为行腔的原故,声母和韵母往往距离得很远,一个字往往听起来像三个字。原来的用意本为了容易听清,结果却弄得更不容易听清。“红霞”改用了京戏和曲艺的吐字方法,使唱词听起来比较接近语言,这样做很好。因此唱曲的方法也不可能不随着而有所更变。韵味也会起变化自不用说,这应看作新昆曲的新作法之一。
京剧韵白与京白并用,昆剧韵白与苏白并用,“红霞”用的是普通北京话,是不是可以更多的加点工使成为有些腔调的艺术语言呢?
载歌载舞是中国戏曲的特点。的确,在戏曲当中保存着极为丰富的中国古代的舞蹈艺术。“天衣无缝”地融汇在表演动作里面,随着剧情和人物性格灵活地加以运用,从不为舞蹈而舞蹈(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显得极其自如。可以说中国戏曲里的舞蹈动作是生活化了的。现在有些戏勉强加些舞蹈动作,看上去异常生硬,这是不妥当的。尤其演现代题材的戏,拿步枪要个甚么花千万使不得。“红霞”的表演没有生硬地搬用戏曲的舞蹈动作是好的。根据导演的意图(我这样想)序幕里的舞绸是带象征性的。但不能说明问题,看起来似乎多余,而且同全剧的风格不调和。是否可以删去?第二幕秋收那场一个人拿着簸箕,其余的人都空手而舞,是不是还可以研究一下。
乐队的规模扩大了,配器有新的安排,这也打破了昆曲的陈规,是一个进步。最后一幕开场用大唢呐吹“哭皮”以象征敌人的走入绝路,我当时听了感觉得声势浩大有悲壮之感,而闭幕时的音乐又还感觉力量不够。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下,作适当的调整?
以上是我看了昆剧“红霞”的一些感想。我只看过一次,谈得不够全面,也不深入,话也没有说完、说透,占的篇幅已经多了,就此结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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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大娘评“红旗谱”
保定市北市区六十五岁居民 寇惠云
看了河北省评剧团演的“红旗谱”,我觉着这是一出好戏,挺感动人的。看了它,自己个心里有好多话,不说出来憋的慌。
我看了这出戏,不由得想起了受大地主欺负的那会儿。我家里是贫农,爹又死的早,就一个寡妇妈,拉扯着我们姐妹四个,过那种没吃没穿的苦日子。我从小给地主家当小使,看枣、打草……什么都干,一个不好,就是打骂,受的苦楚没法说。这出戏里的地主冯老兰,那个可恶劲和压迫我的地主分毫不差。他把朱家和严家,祸害得东逃西散,家败人亡,我看着,真恨得牙根疼。朱家和严家过的那种受压迫,受剥削的生活,也和我早先过的那苦日子一模一样。严母死的那场戏,多么惨哪!我两眼不由得掉下眼泪来。从这出戏里,我看到了在旧社会农民过的那种悲惨生活,更觉着如今这幸福的生活来的不容易。这真是多少年一步一步苦熬过来的。要是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给咱们领导,咱可真过不上这样好的日子。
这出戏的演员们,都挺卖力气,把戏演得像真事一样。演朱老忠的那个演员,演得最好,处处带戏,把朱老忠那股子刚强劲、深沉劲都演出来了,真像个走南闯北、经过世面的受苦人。他和地主冯老兰有几辈子的深仇大恨,可他不莽撞,把仇记在心里,把眼泪咽到肚里,他相信总会有报仇的一天。严母和老驴头演得也挺好,活像善良的老太太和顽固的老头,叫人挑不出一点毛病来。就是有个别的演员演得还差点。像春兰在瓜园里,本来是思想自己将来嫁给运涛以后的好日子,应该活活泼泼,欢欢喜喜。可那位演员演得太稳重了,还带点忧愁相,这就不好了。再有,严母死的时候,严致和演得不像那么回事。他妈临死嘱咐他话,可他站的离他妈挺远,像个旁不相干的人,一点也不挂心。按理说他应该扑到他妈怀里大哭一场才对。
在这出戏里,有的演员穿的衣裳,我看还得改改。有的人,像严母,穿的太阔了,浑身绸缎,不像个贫农家。有的人,像老驴头,穿的古古怪怪,不像个农民样。还有朱家和严家,桌子有桌围,椅子有椅垫,反正在农村受苦的贫农家,决没这个,干脆不用多好,这样不就更入情入理了吗?我还觉着这个戏本,在未开戏和戏快演完了那会儿,应该加个说明词,给人们交代交代,把戏弄得有头有尾,叫看戏的人更好懂些。就更好了。
一句话,我觉着这是出好戏。它把旧社会地主欺压、祸害农民那种种歹事儿,跟农民和地主斗争的情况,演得入骨三分。我坐在那里,没觉出来是看戏,就像自己个经历这些事一样。这样的戏,叫人长知识、受教育,真比那些净演公子小姐的戏强多了。我特别爱看,也盼着剧团多多的演这种戏。
(肖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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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下乡为工农兵演出的体会
冯润庭 李自元
四川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团在全民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改变了作风,解放了思想,订出了今年的大跃进计划:在演出方面,坚决实行企业化,保证做到自给自足,并向国家上缴利润,全年演出七百六十场,观众六十万人次。在创作方面,大力发展和繁荣创作,全院自行创作、组织院外作家和辅导业余作者剧本共二百二十个,其中自行创作的一百个。
同志们鼓足了干劲,力争上游,通过几个月的苦干实干,截至8月底止,已完成演出任务六百四十场,观众五十六万余人次,收入八万九千余元。剧本已写出七十个,组织辅导的剧本四十余个,其他演唱等小型节目将近四十个。就目前所完成任务的情况来看,已经有了超额完成全年计划的可靠的保证。
以上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党所领导的整风运动的积极成果。本年2月间,剧院为了配合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进一步满足群众的文化要求,全团一百一十余人组成了三个演出队,下乡下厂为工农兵演出。每个人都抱着加强劳动锻炼向工农兵学习改造思想的决心,改变了过去贪大、讲排场、片面强调剧场艺术、不愿多下乡下厂演出、轻视劳动、追求形式等错误思想。人少东西少,但是戏带的多。男同志拉着板车装运演出器材,女同志背着背包,走出了剧场,在川北、川西、川南进行了为时半年的巡回演出。在演出活动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动人事例。各项工作,同志们都争先恐后地抢着干,始终保持了饱满的革命干劲。在路上是搬运工人,上舞台是演员,换景时是迁换工人,一有空就去宣传组织观众。领导干部也经常下队和同志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不管是司机、秘书、人事干部都兼作演员、医生,同时身兼六职:治病、演戏、票务、迁换、前站、创作,那一门都干得很起劲。他们拉板车由司蒙到夹江一天行军九十里,当天夜里又给老乡演出。在武胜沿口到中心镇,在水急坡陡滩多的嘉陵江上拉航行军四十五里,当晚演出,连夜又赶赴岳池。连着三十六小时没有合眼,仍然坚持工作。过去强调条件,现在强调为观众服务。只要观众能看到戏、能看好戏,同志们再累也高兴。就这样树立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做到了和群众打成一片。如我们拉着板车在金堂某地演出时,有些人甚至不相信我们是演员,有的更说我们没有艺术家的味道,但当他们看完戏后,不仅赞扬了我们的演出,而且赞扬了我们的干劲。在去川北通南巴一带老根据地演出中,在广场、在院坝、在田坎一天曾连续演出过九场,有时冒着风雨,观众不散就一股劲的演,对群众的鼓舞很大,受到了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峨嵋山为采矿工人演出后,工人们送给演出队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向为一千八百公尺采矿工人演出的文艺战士致敬!”
通过和工农兵群众的接触,也深深地教育了我们自己。在川西为四川革命残废军人教养院演出,他们那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崇高的共产主义品质,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强意志,使我们受到了感动。每个人都想到自己工作的点滴成绩,和他们简直不能相比,都表示要向他们学习。工农兵的劳动热情和对文化生活的迫切要求,随时随地都在教育着我们,更加增强了大家下乡下厂巡回演出和争取劳动锻炼的热情。
我们的巡回演出剧目全部都是反映现实生活斗争、密切结合当前政治任务的剧目,这些剧目都是在边行军、边演出、边排练当中,不断地充实起来的。不仅演出话剧,而且也演出说唱、快板,不仅在剧场、舞台上演出,而且也送到茶馆、街头演出。独幕剧、多幕剧样样都有,丰富多彩,因之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观众说:“过去想看你们的戏只有到成都、重庆才可以看到,这次你们主动的把戏送上门来,配合了任务,满足了群众的要求,希望你们以后多来”。这对我们过去的工作是一个尖锐的批评,但却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也指出了一条明确的道路。
演出中我们做到了既是演出队也是辅导队。在演出的同时积极地对群众业余文艺活动进行了辅导。走到那里,辅导到那里。在郫县、广汉、什邡、自贡、五通桥等地均与当地文化馆组织了乡、社文娱骨干训练班,每次用五、六天的时间,人数约二、三百人,由演出队派人进行导演、表演、化妆各方面基本知识的传授。通过辅导进一步推动了基层的文艺活动,普遍反映说:“比买几本书读半年还关火”。自贡市工人文化宫为答谢对他们的辅导送来的大字报说:“你们是革命的宣传队,也是辅导队。”
由于树立了勤俭办团的精神,贯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并充分发挥了人力物力,使人尽其才物尽其力,挖掘了各方面的潜力,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成本。整风前每个大戏排练时间一般均在两月以上,制作费平均在三千元左右;现在一个大戏一周到十天即可排出,保证按期上演。制作费也大大降低了,如“刘介梅”制作费只用了十五元,“布谷鸟又叫了”花了六十元,“青春之歌”“把一切献给党”也只花了二百余元。人人关心经济收入和开支,人人精打细算,已经成为一种良好的风气。
经过半年多来的演出,使我们深深体会到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过去一年甚至两年也难完成的任务,这完全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伟大的全民整风运动,政治挂了帅,所以就汇集成了一股坚强的巨大力量。
实践证明,只有结合任务,面向生产,处处为广大的工农兵着想,才会受到群众的欢迎。我们十分清楚,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繁重的艰巨的,需要进一步提高工作质量,特别是我们的创作任务必须进一步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加强创作。我们大家都有信心有决心今后在党的领导下,巩固扩大整风成果,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高举红旗向“红”“专”的大道迈进,胜利完成党所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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