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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制造新产品 培养新人材 见物又见人
工厂办学 美不胜收
五大好处：学生好——工人阶级；教员好——能联系实际；设备好——有整套生产设备；环境好——比学校更便于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领导好——工厂党的领导强。
本报讯 记者李蕴辉报道：适应工业战线上技术革命的需要和工厂里“两参一改”运动的开展，各地工厂大办学校，已经成为目前我国教育事业大发展中一个新的重要特征。
现在，全国各地有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在工厂自己举办的各级、各类学校里，进行着业余学习或半工半读。他们既是工人，又是学生，正朝着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方面发展。许多工人还在结合生产、学习，大搞科学研究，使工厂成为生产、教育、科学研究三结合的场所，成为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阵地。
吉林省的工厂已经全部兴办了学校，在这些学校里学习的工人，占全市工人总数80％。太原重型机械厂由于建立了由小学到大学的业余教育体系，并且把工人子弟的学前教育也管起来了。这个厂的工人及其子弟，从入幼儿园到进大学，不出工厂的门都可以解决了。
现在有的地方党委初步总结出工厂办学校有五好：学生好（工人阶级）、教员好（能联系实际）、设备好（有整套生产设备）、环境好（比学校更便于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领导好（工厂党的领导强）。因此，工厂办教育前途大有可为。
各地工厂办学大致采取下列几种形式，一是业余学校，目前这种形式最多，上海市新办起八百四十所工厂业余学校，还准备办九百一十八所。二是工厂和学校合并，如河北省新建和扩建的工厂，曾经并入了几十所普通中学。三是工厂办学后，在厂外招生。四是工人半工半读学校。
工厂办学的师资来源，一般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从厂内原有的干部中设法解决；也有的工厂和学校挂钩，由学校帮助解决；有的工厂更是发挥了苦干精神，由在高等学校学习的工人教中学，在中学学习的工人教小学。因此，有些工厂的党委认为，工厂自己办一套学校，在许多方面都有好处。各工厂学校现用的教材，多是将普通学校的教材，经过“砍”、“补”、“换”、“合”后加以利用。
目前各地工厂办学校的风气正在方兴未艾，它深受到工人群众的热烈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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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天津工厂企业办起近千所学校
本报讯 上海工厂企业在大闹技术革命中，掀起了大办职工业余学校的热潮。从8月7日上海国棉十七厂创办业余纺织专科学校以来，全市各厂又办了新型的业余中学、中等专科学校、高等专科学校共八百四十所，正在积极筹办的中等专科学校、高等专科学校还有九百一十八所。
新举办的职工业余学校，绝大多数是在工厂的党委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办起来的。一般小厂或加工性质的工厂，大都开办业余中学或中等专科学校。技术比较复杂的工厂，就办高等专科学校或大学。像上海广播器材厂职工的文化程度已经达到初中以上，生产上正要制造高级收音机和彩色电视机，他们就举办无线电大学。在学制方面，也是根据生产和群众的需要来办。有些学校是小学、中学、大学一贯制；有的分中学、中等专科、高等专科三阶段；有的只有中等专科和高等专科；有的还设有各种性质的技术班，为工人培养某一方面的技术。学习年限从三年到八年半不等。
在教学内容方面，各学校都坚持政治理论、文化、技术三结合。各阶段的前期，文化课多些；后期，技术课多些。政治课一贯到底，每学期都有。上海八面先进旗帜之一的铜仁合金厂举办的业余专科学校，按照厂里粉末治金、熔炼加工、电机三个生产组，设立了三个系，并且把厂里原有的职工科学技术研究小组结合在一起。系的技术课的教材就是试制的新产品和改进工具的技术资料，或者就是科学技术研究的题目。车间、技术室就是学校的课堂。工厂、科学技术研究小组和学校完全打成一片，学校也成了对工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政治部”。
各厂的政治课、技术课师资，主要是“能者为师”，绝大多数由工厂自己解决。上海自行车厂等单位，就是老工人和知识分子共同组织教研组，或者由知识分子教师深入车间，广泛吸收有经验的工人的意见进行备课。
工人对于这种切合实际的学校都非常欢迎。钱镛记电机厂的工人刚刚听到厂里要办学校，马上写大字报报名。他们说：“我们一定百分之百报名入学，全部不迟到、不早退”。上海工具厂有二千人入学，占全厂总人数的80％以上。
本报讯 天津市许多工厂、企业打破神秘观点，积极举办学校。在最近三个月里，全市已办起工人大专学校、中等文化技术学校和职业中学等共八十所，参加学习的工人、干部和社会青年约有一万多人。目前各工厂企业正在筹办的学校还有三十多所。
新创办的工人大学和各种中等学校，都针对本企业的不同情况，采取了灵活多样的组织形式。为了作到生产学习两不误，都适当地调整了劳动组织。有的工厂工人们充分利用工时，在六小时内把主要的活儿作完，剩下一些零活，由其它工人通过互助办法来完成，或由辅助工来顶替。有的工厂把参加学习的工人由三班制改为四班制，六小时作工，两小时学习。春和织布厂的工人由三班制改为四班制后，挖掘了生产潜力，改进了操作规程，许多工人由原来每人看三至六台布机，增加到六至九台。
学员入学以后即开始技术基础课的学习，而对于一些必要的数、理、化知识，则在讲授技术基础课的同时，需要什么就插进去讲什么。各厂的学校大都结合本厂的生产实际和学员的文化水平，参考有关学校的讲义编写教材。有的工厂由工程师、老工人、青工和技术科长等组成研究室，一面研究教学问题，一面研究生产上的关键问题，把工人的生产经验和理论结合起来。
工人们明确了学习的目的性以后，学习的积极性十分高涨。有些工厂的学员出勤率达到96％以上。他们不但每天按时完成作业，还尽量抓紧零散时间用来钻研课文。许多工人学习了以后，很快就把知识运用到生产中去，取得了很大成绩。
（洪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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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资料
工厂办学潜力多大？
1957——1958学年度上海、天津两市各级学校数：
大学 中学 小学 共计
上海 19 197 544 760
天津 6 78 406 490
25 275 950 1，250
上海、天津工厂、企业最近几月已办和正在筹办的业余学校数：
已办 正在筹办 共计
上海 840 918 1，758
天津 80 30 110
920 948 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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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工具厂自办了一所工具制造专科学校。这是物理教师正在用实物进行教学。 新华社记者 张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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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千方百计地使戏剧为群众服务
吴雪
在党中央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首都话剧界也和工农业，以及其他战线上的同志们一样，干劲冲天，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北京的几个话剧院过去都是受国家补贴的，今年不仅不要补贴，而且都提出了上缴盈余的计划，新剧目层出不穷，反映现实斗争的题材形成了主流。许多著名的演员又重新走出了剧场，上街上矿，下厂下乡，同群众打成一片。最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更是跃进再跃进，准备在两个月内演出六个反映跃进的新剧目。这里我只着重谈谈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整风运动中的跃进情况。
整风以前，我们剧院是存在不少问题的。比较突出的是在文艺思想上旗帜不鲜明，重业务轻政治。不适当地强调建设剧场艺术，片面地强调提高，忽视配合政治运动，配合党和国家某一时期中心工作向广大工农群众进行宣传的任务，把主要力量花在剧场里搞大戏。虽然每年也还做些下厂下乡的巡回演出活动，但比重很小，思想上重视不够。在剧场里搞的大戏，又是外国古典戏占重要地位。尽管它占演出的全部剧目和场次的比例不大，但是无论剧院领导或群众都在思想上迷恋它，认为它艺术价值高，有搞头。相反地对表现现代生活的新创作，则采取冷淡轻视的态度，贬低它的作用。甚至有一些人曾经认为演外国古典戏是我们提高的方向，讽刺那些搞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剧本的演员是第三等的“方向演员”。这种重外轻中，厚古薄今，关门提高的思想无疑是违背党的文艺方针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作风上的铺张浪费。人员多，演出少，排场大，收入小，就知道伸手向国家要钱。演员没有戏演，经常闹情绪。演出的布景服装又过多地追求华丽，好像艺术质量是要用钱来堆的。一个戏要排三、四个月到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戏还不一定好。
经过整风，全院同志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政治挂了帅，明确了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特别是受到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鼓舞，我们不能不努力赶上去，于是出现了许多跃进新气象，都是前所未有的。
1957年我院全院二百四十九人，演出四百五十七场，国家补贴了三十万元。今年编制人数减到一百二十四人，计划全年演出一千场，不仅要做到自给自足，而且还要向国家上缴盈余十万元，并要完成大小创作四百一十五个。在全体同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努力下，现在已顺利地完成了上半年计划，1至7月份共排演、演出了大小剧目八十八个，演出了六百三十四场，观众五十八万多人次，超过了去年一年的演出数字，并且盈余五万六千元。还完成大小剧本创作二百四十八个。
当7月1日党的三十七周年纪念时，全院同志为向党献礼，除花了不到十天的时间，在田汉同志写一幕我们排一幕，他写成我们排成的办法赶排出“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外，并决心再加把劲，保证提前两个月完成全年计划，争取11月开始1959年的工作，现在全院正为此苦战。
剧院在文艺思想上的变化也是很大的，首先表现在对反映现代生活的新剧目的重视，上半年演出的八十八个大小剧目，百分之百都是现代生活题材，不但紧密地和时代脉搏结合，而且主要的艺术创作人员也都热情地投入新剧目的创作中，这是整风以前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因此在全国大跃进、人人都忙得不得了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半年平均上座率88％，这对那些担心群众不爱看现代剧目的人，是一个很好的回答。当初在我们为了完成剧本数字进行创作的时候，挖空心思，上下古今想了许多离奇古怪的题材，也写不出几个，而且很难合用。在我们明确了配合政治任务和当前中心工作的写作方针、演出上的剧场街头并举、大剧小剧并举、话剧与小形式（秧歌、活报、快板等）并举的做法，为了宣传总路线，一夜苦战便出现几十个作品。舞台工作人员也参加写作。“把一切献给党”的改编者李章、于真同志就是两个从未写过戏的青年。这样，不仅一改过去剧本荒的局面，大大丰富了剧场艺术的内容，而且使剧院真正成为共产主义的学校，时代的尖兵。
在排演工作中，也出现许多过去所没有，也不敢想的“奇迹”，例如排戏的速度大大加快，为了迅速地反映现实，配合政治任务进行宣传，排戏都以小时计算，在抗议美英侵略中东、欢呼中苏会谈公报时，我们都是不到三小时就上街演出新节目了。就是排“红色风暴”也只用了七十五个小时，排“刘介梅”又缩短到六十二个小时，后来又用六十小时排出“把一切献给党”，而且质量逐步有所提高。
排演方面这样，演出方面也这样，演员们曾经一天演出过五场，工作到十六小时，上午三场街头宣传，下午和晚上两场剧场演出，为了减少人员，发挥每个人的潜力和干劲，我们在演出“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一剧时，五十个演员（包括行政人员和舞台工作人员，真正的演员只二十五个），担任了一百八十五个角色，有一个同志竟演了七个人物，换八次服装，整个戏的演出真如战场一样的紧张。过去，做一堂布景最少得一个月时间，现在舞台工作人员只用几天的时间，就能从设计、选料到制作完成搬上舞台；过去要用上千上万的钱，现在只用几百元，“红色风暴”只用了七十元。现在不仅保证按时演出，并有许多发明创造，如演出“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为了表现劳动场景创造的“土”转台，轻便灵活，省钱实用，可以到处移动演出。绘巨幅背景改用染色来画，从一百元减到只花四元，而且不怕拆叠，分量很轻，又不掉色，且能表现民族风格。效果组试制成的半导体扩大器，在农村流动演出时无电源也能使用。剧院行政管理人员为了配合演出，做到到处听用，随唤随到，这种共产主义协作一改过去互不尊重、互不关心、互不服气的风气，出现了心情舒畅、亲如家人的局面。大家的口号是“不分工种共同劳动，每个人都要成为一专几能的多面手”。
在演出方式上，我们也改变了过去的作法，走出剧场，下厂下乡深入工农，把戏送上门去。观众的成份改变了，工农兵占70％以上。我们把全院六十五个演员分成三个队同时演出，有两个队轮流在外地和郊区巡回演出，把戏送到矿坑口和农田间，并及时编排当地群众自己的模范事迹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大同煤矿同家梁矿的马国富、赵国清两个先进小组的工人同志看了我们的演出后，为了回答演员的热情盛意，连夜努力创造了一个小班起石底十公尺的全国最高纪录，和半煤岩掘进一次成巷十一点一公尺的先进成绩，并在第二天清早来向演员报喜。工人群众的这种干劲反过来教育了演员，一定要更好地为工农群众服务。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千方百计为观众服务，观众愿意看什么我们就演什么，愿意在什么地方看就送到什么地方去，愿意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演。
现在，剧场的服务态度也变了，为了便利观众，不仅可以电话买票，送票上门，而且成立了临时托儿站等，提出“待观众如迎贵宾”的口号。
演员们下厂下乡和群众一道参加劳动，向工农学习，改造思想，同时也搞辅导工作，吸收戏剧活动积极分子和我们一道参加演出，我们在这方面的口号是“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走到哪里辅导到哪里，走到哪里学习到哪里”。
最近我们一个队已去福建为海防线上的群众演出，留在首都的两个队，除了维持剧场演出外，为了迎接国庆，我们已与北京电影制片厂合作，准备用一个半月的时间，把“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拍成一部五彩电影作为“十·一”的献礼。同时，我们已经接受了任务，参加开展门头沟矿区的群众文化工作。我们有决心在区委的领导下，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把门头沟当成我们的家，真正做一个红色的宣传员，一个普通劳动者。
当然，剧院的跃进，还仅是一个开端，问题还多，缺点也不少。
我们将满怀信心地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多快好省的艺术创作规律，进一步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改造思想，更多更及时地创造更好的戏剧，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争取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剧院建设成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红色剧院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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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除尽蚊蝇迎国庆
北京举行卫生工作跃进誓师会
新华社10日讯 今天，中共北京市委举行了四万多人参加的“北京市卫生工作跃进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街道居民、机关、部队、厂矿、工地、学校和医疗单位的代表和卫生工作积极分子。大会提出北京市在除四害讲卫生已取得很大的成绩的基础上，把卫生工作推向新的高潮，要求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蚊蝇，干干净净，迎接国庆节。
会上，中共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市委宣传部部长杨述都作了报告，他们提出从11日起全市各地区、系统、单位，按照围剿麻雀时的组织形式，以战斗姿态，全民动员，大干四天，大力扑打和诱杀蚊蝇。11日早晨四时半开始，城区和关厢一致行动，同时用“六六六”药物进行室外烟熏，白天进行药物喷射，晚上七时，各家各户一律进行室内烟熏。郊区14日进行室内外烟熏。
这次突击运动，还要求消灭蚊蝇孳生条件。城、郊区厕所要求不漏粪，不招蝇生蛆，对没有改造的厕所要一律在“十一”前改造完，厕所要作到“四有”（有蝇拍、有苕帚、有坑盖、有净土或六六六粉、炉灰、石灰），二盖（便后盖净土，盖坑盖），垃圾及时清除，做到按时送取垃圾箱。郊区要结合积肥普遍推广泥封堆肥，加强卫生管理。粪便池要全部封闭。牲畜棚、猪圈、家禽场要作到“三勤”（勤起、勤垫、勤打扫）。所有通用车辆要带蝇拍、苕帚。家家户户作好翻盆倒罐、堵树洞，及时清除雨后积水。
会上，全市十三个城区、郊区区委书记代表各区当场提出了挑战、应战，表示坚决作好卫生工作。并分别提出了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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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奇迹只能出在今天
——江西婺源县是怎样根除血吸虫病的
本报记者 钟明
多少年来，血吸虫病折磨着婺源县的人民。但是，在旧社会，人们只有忍受着无尽头的痛苦和死亡。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里已经根除了血吸虫病。
这里是一个狭长的山谷地带，东西约二十华里长的范围，包括现存的董家、路下、长林、岩下、石岭、小岩前、横亭等自然村庄。相传未发生血吸虫病之前，这里是人丁兴旺，收成相当好。血吸虫病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已无可查考。据县志载：清光绪年间曾“突然发生‘蛊病’（即血吸虫病），民多负病不务生产，年有死亡。”但封建统治阶级把原因归到农民开石灰山伤了“龙脉”，以致“地脉焦枯，深受其害”，因此便“一面严加惩治，一面给示加禁”，使农民更苦上加苦。后来国民党反动政府除了抓兵、要钱、要粮以外，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于是，感染血吸虫病的人越来越多，终于在1930年前又发生了一次急性流行。据活着的老人们记忆，当时每天都要死十几个人，不及一年，各有百多户人家的土桥头、李家、金家井、冷水山等五个村子便全部复灭了。现在，尚存的七个村子剩下的人总共也只几十个，而且大部分是不下田的妇女，也都感染着不同程度的血吸虫病。解放时，这里连同外来的男人，要来的小孩总人口不过一百一十一户三百四十七人，个个面黄肌瘦，又矮又小，背驼肚胀。因为劳动力缺乏，田地荒芜，长满了野草杂树，房倒椽摧，到处是残垣断壁，农民广种薄收，糠菜度日，凄苦之状，使人不忍目视。那时刚刚解放，各方面的医务条件还不具备，为了帮助人民恢复生产，政府经常从附近地区抽调劳动力给予支援。
1955年11月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了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由县委书记和县长亲自领导的血吸虫病防治组织宣布成立，并于1956年初派出了由七个专门医务人员组成的血吸虫病防治小组到了这里开展防治工作。开始，人们满以为给群众治病一定会很顺利的，岂知这对于久受痛苦折磨已经接受了命运支配的人，还有多少困难和阻碍！向群众讲解血吸虫病是怎样来的，说钉螺身上寄生着尾蚴，人碰到它会钻进人体，再到血管里变成毛蚴害人，……竟没一个人相信。人们说：“我们没见过钉螺上有什么尾蚴头蚴的，除非钉螺能钻进人肚里！”有的干脆说：“你们算了吧，这里风水不好，你们治不了我们的病！”再要讲，听的人都不听了。但是，防治小组并没有被困难吓退。经过研究，他们把粪便、虫卵和活的钉螺、尾蚴放在显微镜下送给群众看，用事实说服群众，这时人们才大吃一惊：“原来就是这些小毛虫钻到肚子里去了！”历年来迷信“龙脉”“风水”和“命运”的思想动摇了，许多人开始按照医生的嘱咐送粪便来检查，经过检查，这里的三百四十七人，除外地到来时间较短的人以外，二百零八人患有血吸虫病。
第一关突破了，多少年的病能治好吗？人们又怀疑了。注射锑剂叫谁打针谁都不肯，一再动员，石岭村何桂娥老太太决定把自己的一个儿子和女儿送去试试看。出于她的意料之外，才一个多月，不但腹水全消失了，原来二十五岁的儿子长得像十一、二岁的孩子一样，又瘦又小，连一桶水都提不起，这时开始发育了，体重显著增加。二十一岁的女儿原来一直不来月经，这时也有了月经。村里人都知道了，何老太太心里更是高兴，逢人便说：“医生比神仙还灵。”一下子就轰动了整个山谷，要求治疗的人都自动找上门来。病人要连续治疗，医生们白天工作一天，晚上还常常彻夜不眠。生活困难的病人在治疗期间，国家还发给救济费。县委书记、县长、卫生局长经常来检查督促工作，慰问病人。人们都被感动得流下泪来。
消灭血吸虫病还必须使治疗与消灭钉螺、粪便管理、水源管理等综合预防措施结合起来，这时也能得到群众大力支持了。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男女老少一齐出动，像围剿敌人一样进行火烧灭螺、药剂杀螺和石灰杀螺，过去多年不烧了的石灰窑又大量烧起石灰来了。田里、草里以至石头缝里，只要发现钉螺，人们一个都不肯放过。另外，填平旧沟，开挖新沟，用连接起来的竹管从山上引泉水下山，在各村建立贮水池和洗衣、洗菜的用水池，保持水源清洁。在粪便管理上，开始建立小型公共厕所或集中粪缸，将粪便交专人管理，定期密封贮存，杀灭虫卵而后做肥料。逐渐使人人养成了讲卫生、爱清洁的习惯。
一年又一年的苦战，一个接一个的病人恢复了健康，这里的面貌也随着改观了。到今年4月25日，经过江西省和上饶专署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的复查鉴定，证明这里已经完全根除了血吸虫病。
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使这里人民永远摆脱了贫弱和死亡。这里过去荒芜的土地已经全部垦复了，山坡旱地上到处种着芝麻、大豆和高大的玉米，青葱的茶园被收拾得格外整齐，平坦的田垅里铺满了金黄的成熟了的早稻，成群成伙的男女社员们正欢笑着忙于收割、犁田和栽插晚稻，个个身强力壮，干劲十足。社员们告诉我说，由于消灭了血吸虫病，劳动力强了，从去年起，他们就把大部分一季稻田改种了双季稻，今年肥料积得多，早稻又实行了密植，一亩田打的谷子在三、四百斤左右，最高的有七百多斤，是几十年来没有见过的丰收了！我找到第一个治好血吸虫病的何桂娥的儿子洪天生，他正在犁田，长得又高又大，膀粗腰圆，扶起犁来轻松自如。我问他家里生活怎样。他说，他现在已经是社里很强的劳动力了，一年能作三百来个劳动日，加上他妹妹的劳动日，收入的粮食和现款吃用不完，生活过得顶好。这时老社员洪进兆也忍不住走过来说话了，他说，自己原来有三个儿子，解放前两个儿子带病被国民党抓壮丁死在外边了，剩下他和一个小儿子现在叫共产党救活了，儿子前年娶了亲，去年有了个胖娃娃。
说起生娃娃来，在每个村子里都可以看到许多妇女怀里抱着一两岁的新生婴儿。岩下村1943年以后的十二年中，没人生一个孩子；1956年开始，十多户人家已经新添了九个孩子。石岭村洪荷花十八岁结婚到二十八岁都不生育，医好了血吸虫病后，去年就生了第一胎。
我还参观了这里第一个被命名为“新村”的地方，这就是三十年前被血吸虫病毁灭的小岩前村。现在，由里村农业社派来的二十五人的远耕队住着，他们已将倒塌的房屋初步进行了整修，并在周围栽种了各种果树和竹林。
这一切，都显示着这里正在恢复着它早已逝去的青春，人们正在走上幸福康乐的生活。但人们永远不能忘记新的生活是从哪里来的。现在，这里流传的一首歌谣表达了每个人的心情：共产党是救星，毛主席是爹娘，拔掉病根除苦根，幸福生活万年享。
（附图片）
秦岭插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