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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同是试验田 庄稼不一样
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吸取土洋之争教训进一步走向实际
本报讯 今年年初，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在江苏省委的正确领导下，检查批判了过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严重缺点，提出了“土洋并举，以土为主”的内外、上下、左右三大结合的工作方法，研究工作有很大进步。具体的方法是：第一，结合江苏省农业生产的需要，组织一百人左右的技术干部和其他单位结合，长期下乡组织全省农业科学技术网。第二，在不同产区组织了双季稻、稻麦两熟、淮北、黄岩柑桔等十二个综合工作组，以社为基点，抓住当地生产上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结合丰产试验田进行试验，加强技术指导。第三，在农业科学研究所内栽培了双季稻、稻麦两熟、一熟棉花、二熟棉花、小麦、玉米、山芋等六种类型的高额丰产试验田，每一种试验田都聘请二位生产能手，采取土洋专家共同结合的办法，定人定田，进行田间具体的技术指导，培养高额丰产。第四，在省委统一领导下，组织综合考察组先后在淮北、苏北等地区对夏收作物进行重点考察。因为以上这些工作的方向正确，路子对头，使农业研究工作进一步与生产跃进结合起来。
采取多种办法联系实际之后，许多技术人员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体会到农业生产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具体操作相当复杂，他们和过去在实验室里进行分散的、孤立的、单干的、钻牛角尖的工作方法对照之后，开始树立了综合研究的生产观点。过去只专土壤不问其他的人，现在也开始从丰产出发，学习肥料和栽培的知识，总结群众经验，进行集体研究。在农村里的技术人员，他们都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一面劳动，一面试验；一面传授技术，一面检查生产，替各县培训农业技术干部。他们是学员也是教员，是检查员也是研究员，受到各地群众的普遍欢迎。在淮阴的工作组，由于克服了保守思想，依靠群众，大胆采用了东北“公十七号”良种，因此，他们和地委干部合作在新稻区渔沟乡五星农业社种植的早稻试验田亩产一千七百多斤，创造了超过当地群众二倍以上的高额丰产。
农业科学研究所内树立了土洋专家的对立面之后，田间生产情况比往年大大好转，在一熟棉田需要整枝的时候，在田头会议上，生产能手胡林楼建议立即进行整枝，他认为整枝后日照充足，棉铃养分增加，可以保证增产。特作系主任华兴鼐认为影响不大，不必整枝，争取多结一些棉铃。土洋专家双方互不服输，最后就按照双方意见在一块田里作比较试验，几天之后，没有整枝的花蕾有脱落现象，整过枝的棉花长得很好，这时，华主任才服气了。因为试验田耕作精细，措施贯彻及时，因此也推动了大田作物的管理工作。
但是，在贯彻“土洋并举”方针的过程中，因为迷信书本，迷信洋专家，以致丰产试验田的水稻生产遭受到严重的损失。收获结果，亩产只有八百七十二斤，远远地落后于农业社的丰产试验。
经过半年来的实践，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领导上总结了工作，接受了教训，进一步明确了在研究工作中必须政治挂帅的重要意义，决定由所长亲自动手抓丰产试验田，贯彻增产措施先做样子，并根据工人的要求，划出三亩晚稻全部交给工人栽培，和洋专家树立对立面，以促进农业科学试验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史越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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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的学年快开始了
全国绝大多数儿童都能入学
新华社27日讯 全国教育事业大跃进以来的第一个新学年开始了，今年全国绝大多数的学龄儿童都可以入学。北京、上海、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江苏、福建、浙江、河南、湖南、江西等十四个省市，宁夏地区和青海省的农业区，已基本上普及小学教育。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二千多个县市中，普及小学教育的有一千五百一十七个县市，占总数的66％以上。到6月底止，全国小学生已有八千三百九十六万人，全国平均学龄儿童入学率由原来的61.7％达到80％以上，已经普及小学教育的地区达到90％以上。
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中，党领导群众办学，到6月底为止的几个月中，就新办起小学三十三万七千多所，增加入学儿童一千九百六十八万多人。这一数字，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五年中全国所发展的小学生人数的总和还多51％。现在全国小学生人数，相当于解放前小学生人数最多的1946年的三点五倍。（附图片）
（锺灵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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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扶“土”化“洋”，比翼高飞
贺致平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声中，到处涌现出了大批的“土专家”，他们用“土办法”解决了并正在解决着生产建设中许多“洋专家”们认为不能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创造了许多“洋专家”们所不敢设想的奇迹。为什么土专家、土办法是这样轰轰烈烈、生气蓬勃，而大多数洋专家、洋办法竟是这样相形见拙、做不出更大的成绩来呢？这是一个很足以发人深省的问题。一切专家和知识分子们，认真地考虑并从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这对我国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进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土专家、土办法与洋专家、洋办法的这种鲜明的对比，是我国生产建设和科学研究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反映。土专家之所以轰轰烈烈、生气蓬勃，并不是由于他们有什么过人的天才和高深的科学技术修养，而是由于他们坚决执行了党的指示：使科学技术为政治服务并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走群众路线、社会主义路线的结果。所有土专家的发明创造，都是在生产劳动中刻苦钻研出来的。他们所进行的研究都是为了解决生产中所提出的实际问题，经过苦心钻研，种种设想和反复实验，最后从实践中获得解决的。因此，他们不但能根据具体情况正确解决生产和建设中所提出的迫切问题，而且符合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精神。反之，一些洋专家之所以对生产建设的贡献没有这样大，并不是由于他们本身低能或知识不多，乃是由于他们以“内行”自居，不相信党的领导，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而使科学技术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走个人主义路线、资本主义路线的结果。他们把科学技术看作个人的私产，他们的研究不是为生产服务，不结合生产当中所提出的实际问题，而是为了个人成名成家，研究题目多凭主观虚构，而研究的材料又多是从书本上东抄西凑。在实验室里进行试验，即使能有些成就，也多是少慢差费，赶不上我们时代的要求。大量的事实证明，具有科学技术知识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抛弃科学研究中的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路线，他们将不会作出任何重大成就。因此，知识分子认真地考虑和选择一下自己走什么路线，实在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
当然，路线问题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这里还有崇洋鄙土的门户之见在作怪。知识分子中真正懂得“土”的意义的还很少，多数以专家自居的人，迷信洋人，迷信洋书，看不起工农，对带“土”字的东西抱着厌恶和鄙弃的狂妄态度。在他们看来，在科学技术的领域里是不容许有什么“土”的位子的。然而，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浪潮中，大显身手的却不是他们，而是为他们所看不起的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是不识几个字的劳动人民，就是所谓“土专家”。洋专家们当然不服气。于是他们除了慨叹曲高和寡，共产党不懂“科学”之外，唯一可以为自己解嘲的办法便是对土办法吹毛求疵。据说土专家的发明和创造是没有根据的，或者说是冒碰的等等。但就在这个问题上，这些洋专家们仍然是站不住脚的。原来他们念念不忘的所谓根据，不是别的，正是书本上的根据。他们使出了从唯心主义那里拿来的思想武器。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最可靠的根据是客观事实而不是任何书本。小麦亩产七千多斤，这在洋书和洋人那里当然找不出根据，但在解放了的中国农村却是事实。而事实却是科学的最可靠的根据。如果真理的标准是人类的社会实践的话，那么有什么理由说，土专家们的创造和发明是没有根据的呢？在这里没有根据的恰恰是洋专家，而不是土专家的创造和发明。至于诬蔑土专家的发明和创造是冒碰的说法，只不过是袭用狐狸以酸葡萄来安慰自己的馋嘴的聪明而已。有一位同志说得好：“你们倒是也来碰一碰呀！”是的，洋专家们不能解释，为什么碰着的偏偏都是土专家，而坚持走个人主义路线的脱离实际的洋专家却没有碰上一个。
其实，洋专家们不能理解的问题，事实早已作了回答。洋专家、洋办法之所以赶不上土专家、土办法，正是由于洋专家过于迷信洋人和轻视工农，迷信书本而轻视生产劳动的实践。洋专家从洋人那里学了洋办法，又有许多书本知识，这本来是件好事。但由于他们迷信洋人和书本上的洋办法，洋人没有说过，洋书上没有记载的事，一律被看作没有根据，不敢去想，更不敢去做，所以洋办法里有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也由于洋专家的食洋不化，拒绝接触实际事物的土壤和新鲜空气而被窒息死了。洋专家们多年来所走的道路乃是一条羊肠小道，甚至是一条死胡同。洋专家们应该及早省悟，从书斋、实验室里跳出来，到生产劳动的土壤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对吃下的洋东西下一番消化的工夫，使洋办法中好的种子在中国的土壤上发芽生根。只有这样，洋专家才能够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的贡献。许多年青的学生、助教和科学研究人员，已经在这条道路上闪烁出他们的智慧的光芒。他们由于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大胆接触实际，发扬敢想、敢说、敢干、敢独创的共产主义风格，因而在科学技术上作出了惊人的成就。他们的许多发明和创造是洋人没有这样做过，而在洋书上也找不到根据的。但它却是洋办法在我们的土壤上生根而结出的丰硕果实。应该说这是我们的土专家、土法办成长的道路。在同样的条件下，青年人能够做到的，有更多科学知识的专家和教授们也应该能够做到。关键问题就在于专家教授能否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的立场和态度。
所谓改变资产阶级立场和态度问题，仍然回到了红和专的问题。
知识分子能不能红，能不能在科学上作出贡献，还要看他肯不肯打破对洋人、洋书的迷信，是否改变对工农劳动群众和土专家、土办法所采取的轻视态度。知识分子如果打破了对洋人、洋书的迷信，那么他就会对土专家、土办法发生感情，抛去过去厌恶和排斥土专家、土办法的态度，进而去扶持和学习土专家、土办法，在扶持和学习土专家、土办法的同时，运用和消化他过去所学到的知识。这样他就能够把书本上的知识经过实践加以消化，并从实践的泥土中吸取丰富的营养，然后作出新的超过洋人的创造和发明。这步工夫我们不妨叫做扶“土”化“洋”的工夫。知识分子只有使土洋结合起来，作出真正的成绩，才能说是走上红专的大道。
土洋结合、土洋并举，这是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实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也是又红又专的正确道路。知识分子只有在实践上扶土化洋，才能在科学技术上展翅高飞。谁不承认这个真理，或对这个真理抱怀疑态度，谁就要被时代远远抛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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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插红旗——领导者的责任
张竞
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
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在早稻试验中的土洋之争，实质上是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两条道路之争。这是旧的陈腐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农业科学理论同劳动人民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创造起来的新的农业科学知识之间的斗争。
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我们国家的建设已进入了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的新阶段。技术革命的任务是要把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都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飞跃地向前发展。但新的技术基础怎样建立起来呢？是循着前人留下的旧脚印，抱着早就过时的旧的科学技术理论，按部就班地摸索前进呢？还是冲破常规，站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尖峰，从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实践中总结和发展新的科学技术理论，迎头赶上去呢？这就必然地产生了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的斗争。
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面前，领导者的责任是什么呢？是要土专家去听从洋专家，还是坚决主张土洋结合？是允许白旗存在，还是拔掉白旗插上红旗呢？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主张走后一条路的。因为我们坚定地认为科学是从实践中来，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和总结。只要我们依靠每天都在实践中的劳动人民，帮助他们总结实践的经验，我们就能够认识过去所不能认识到的东西，掌握过去所没有掌握的知识。我们就一定能够急起直追，充分掌握和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的全部知识，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是，在我们周围还有一批资产阶级出身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却希望我们走前一条道路。他们过去虽然掌握了一些书本上的科学知识，但他们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群众，而今天又不愿放下架子去接触实际，联系群众，因此他们为了想永远维护科学家的“权威”，便有意无意地把科学知识当作维护个人名誉地位的“护身符”，不但不求新的发展，却利用那些陈腐的科学知识筑起“理论的堡垒”，吓唬劳动人民，和劳动人民较量，和现实对抗。简单地说，我们要敞开科学的大门，使自然科学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手中获得最顺利的发展；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企图独占科学的宝座，和劳动人民负隅顽抗。这就是今天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两条道路斗争的基本实质。
这个斗争是一场非常激烈的争夺战，是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取得了胜利后，我们和资产阶级较量的战场之一。这一场斗争已经在许多科学技术部门以至一切生产部门中开始了，而且它已成了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在农业科学方面，今年劳动群众创造了小麦亩产七千多斤，早稻亩产三、四万斤的高产纪录，一下就把农业科学中很多洋的然而却是陈腐的理论和观点远远地丢在后面去了。可是，有些自诩为权威的“专家”们，还在摇头晃脑地百般挑剔，躲在温室里做它那盆景式的试验，甚至有人到现在还抱着亩产一千二百斤的日本经验，爱不释手。在工业部门也同样如此，工人们打破了许多科学的常规，创造了史无前例、书无记载的奇迹。但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工程师却在旁边冷眼旁观，说什么“你们精神可佩，风格很好，究竟起什么作用还要研究研究。”由此可见，这一场斗争是很尖锐的。
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某些领导者还存在着迷信思想，迷信专家，不相信土专家，不相信广大群众的实践和智慧，因而放松了思想领导，放下了红旗，让白旗继续飘扬。结果是土专家非但没有发挥各人的长处，反而使这项试验遭受了失败。
依靠群众，土洋并举，加强领导三者相结合，是目前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三者之中，加强领导、政治挂帅是最主要的一环。科学技术研究部门的某些领导者，要从这一失败中吸取教训，认清两条道路斗争的严重意义，更好地加强政治思想领导，坚决地拔掉资产阶级旧科学假科学的白旗，使无产阶级的真科学的红旗在自然科学领域里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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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音乐家拜农民吹歌手为师
徐水跃进吹歌会农民业余演奏家在北京举行音乐会
据新华社26日讯 在生产上创造出英雄事迹的河北省徐水县农民，在民族音乐的革新方面也表现了不平凡的跃进气概。25日，布衣素装、面色红黑的徐水县跃进吹歌会的农民业余演奏家们，在北京中国文联礼堂为北京著名的音乐家们举行了一次罕见的音乐会。他们用看来比较“简单”的民族吹打乐器，出色地演奏了像“英雄战胜大渡河”这样连专业音乐工作者还未敢尝试的复杂作品。
演奏以后举行了座谈会。许多著名音乐家在发言中感谢农民教师给他们这次宝贵的学习机会，并且表示愿意同农民同志们一起进一步研究解决演奏中的一些问题。音乐专家们赞不绝口的是，这些既未进过音乐学校，又不懂乐理的农民，仅仅用这些看来“简单”的民族乐器——唢呐、笙、笛、鼓等就“敢于”演奏这许多结构复杂、很难掌握的乐曲，而且奏得这样气势磅礴，技巧纯熟。不少音乐家曾经强调民族乐器的表现力“有局限性”，不易表现万马奔腾的现实生活，可是这个谜现在被农民演奏家解开了，音乐家们也兴奋地说：“民族乐器可以发挥威力了”。
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在讲话中说，许多专业音乐团体几年来在继承民族传统，革新民族音乐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绩，但是看来还缺乏像农民们这样大胆突破成规的革命干劲。这是因为农民迫切要求用音乐来反映自己大跃进的思想情感，所以敢于突破一切束缚，“强迫”这些乐器来表现自己新的生活。刘芝明还说，共产主义的音乐家应当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徐水县跃进吹歌会的业余演奏家们在这方面也做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附图片）
这是河北省徐水县跃进吹歌会的农民业余演奏家在演奏（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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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进活课堂 向实际求教
文村乡水利学院巩固了
本报讯 记者陈健报道：河南省登封县文村乡群众自办的水利学院，五个多月以来取得了显著成绩。
文村乡水利学院在今年3月开学。第一期五十名学员已经毕业；第二期五十名学员已开课两个多月，学习时间已延长为一年。两期学员90％都是脱盲以后的社员。从这所学校毕业出来的学员，都能单独进行中、小型水库的勘测、设计、选择库址和施工中的技术指导等工作；能掌握水土冲刷的基本规律和从科学原理上了解水土保持工作和农业生产的关系；科学地掌握水土保持工作中谷坊、鱼鳞坑等四十种大、小工程的全套设计和施工指导工作；还能担任工地的“政治指导员”。全县许多乡社都请他们去帮助指导修水库，搞水土保持。
这个学校的学习紧密结合生产。农闲时，学习时间早晚五小时，农忙时每晚三小时，学员每天在农业社的劳动时间不少于一般社员。学习的主要课本是乡的中共党委书记亲自领导编写的“文村乡几年来治水经验总结”的小册子，另外有灌溉学、水土保持（包括治沟、治坡、治河、水库、田间等五项工程）、土壤、代数、算术、政治等。学员和教员下地带着书本和仪器，边劳动边学习试验，许多已经做过的工程都被初步提高到科学原理上来了解。为了结合治沟、治坡的理论学习，他们开出社员们认为“不毛之地”的荒山、河沟八十亩，全部种上油料作物，估计这块地今年可为农业社增加七千元以上的收入。学员们在野地里和工地上进行水利工程的理论学习。他们一手拿书本，一手拿仪器，边学习边进行勘测、设计。五个多月以来，他们确定了三十个水库库址，有些已经开工，其中已经修好的蓄水量达六十万公方的中型水库，由于确定坝址有了科学根据，找到了活的水源，解决了全乡一半耕地的灌溉问题。他们还在山坡上建立了径流试验站，下雨时，学员聚在这里试验，研究径流大小和本乡土地冲刷情况以及山坡治理后蓄水量大小的情况等，以便进一步开展本乡的水土保持工作。
这所水利学院的师资问题主要依靠自己解决。教研组由优秀学生黄一振、李铁蛋和党支部书记牛金铎组成，由黄一振任技术教员。教研组还吸收学习小组长参加，并聘请乡里有治水经验的老农为技术顾问。学校派教员去邻县的农田水利训练班听技术课。最近，还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研究所研究员张广义到这所学校任教。现在，教研组已成为全校政治和技术统一领导的核心。
这里的学生个个都发奋苦学，很少休息。优秀学生刘根把代数方程式、工程原理上的比例数字写在手上，准备随时背诵。文村乡水利学院的学员们决心攀登文化技术的高峰，早日成为红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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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八十万侗族人民的喜事
侗族新文字诞生
据新华社讯 侗族人民渴望已久的本民族文字，已在贵阳市举行的侗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上诞生了。这对聚居在贵州、湖南和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八十多万侗族人民的经济文化建设大跃进，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次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托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召开的。
会议对侗族语言情况和侗文方案（草案）进行了充分讨论研究以后，大家一致认为：各地侗族的语音、语法和词汇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侗族聚居的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还有一定的差别，在少数地区个别点的词汇还显得特殊。因此，会议认为侗语应该划分为南北两个方言。
关于侗语的标准音问题，大家认为贵州榕江侗话的语音系统和各地侗语基本上是一致的，它在侗族语言中有很大的代表性，因此，选定为侗语的标准音，但在制定标准语规范的工作中，要适当地照顾到语言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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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办戏曲研究院
本报讯 陕西华县高塘乡燎原二社最近设立戏曲研究院。这个戏曲研究院有三十五名男女社员参加，分乐器、创作、剧务研究和材料搜集四系。每系设组长一人，以团支部书记为校长，并成立了剧务委员会。现在已搜集了本社在生产大跃进中的真实事例，创编出“两面旗”、“一条心”两个剧本，并在8月12日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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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试验田里的土洋之争
本报记者 史越峨
今年，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培植的十一亩双季早稻试验田，遭受了意外的失败。收割结果，平均亩产八百七十二斤，产量最高的一亩田也只有九百零八点七斤。每穗总粒数平均只有四十三点七一粒，其中饱满粒数只有二十七点四粒，其他都是青粒，瘪壳，空壳。这个由专家们一手创造的纪录，和湖北麻城建国一社农民们放出的高产卫星相比较，真是相距太大了，如果和本省许多普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比较，也远远地落在农民的后面。
农业科学研究机关栽培的水稻，产量如此之低，是条件不好吗？不是的。他们这里的生产物质条件十分优异，丰产田里的肥料不仅是数量多，质量好，而且都是经过化验分析，按照严格的科学标准搭配的。农田灌溉要水就灌，要干就排，十分方便。如果作物遇到病虫灾害，需要什么药剂就可以立即喷洒。其他在耕作工具方面也是应有尽有。可以说他们的物质条件是全国第一流的。
是技术力量不足吗？负责试验田技术指导的，是一位从事水稻研究工作有二十多年历史的专家吴闓直。在试验过程中，他们还集中了所内有关水稻品种、植保、生理、土壤等各方面的权威人士。像这样雄厚的技术力量，哪一个农业社能比得上？
死抱住书本，指手划脚 秀才种田，一辈子收不成
那么，原因到底在哪里呢？参加丰产田实际操作的农场工人们看得很透彻，他们在背后议论说：“这叫秀才种田，一辈子收不成”，“别看那些老专家像煞有介事，他们头脑里装的，就好像咱们农村里唱草台戏的行头，全是旧的”。这几句饶有风趣的话，锋利地道破了问题的实质。
3月初，早稻丰产试验工作开始了，究竟选用什么品种合适呢？工作组专门开会讨论这个问题，省农业厅有关同志建议在“公十七号”和“青松五号”两个品种中选择一个。这两个品种是前几年从东北引进的良种，穗大、秆粗、成熟期比一般早稻提前七天左右，符合不倒伏、成熟期早等丰产条件。可是，这个意见却遭到了所内唯一的选种专家俞履圻的坚决反对，振振有词地大谈几年以前浙江引用以上两个品种失败的教训。有人问：“俞先生，你不是亲自参加选育这两个品种的吗？结果是好是坏呢？”他还是理直气壮地说：“人家选育的材料有根有据，我们应该相信科学。”实际情况怎样呢？浙江早已为以上两个品种恢复了名誉，他们试验的结果，证明以前引种失败，不是品种不好，而是栽培不当。但这位选种专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人家早已否定了的东西，他还如获至宝。甚至连他自己经手选育过的良种也不敢信任。结果，不得不改用了省内的“有芒早稻”。
水稻田需要重施肥，这是早就为农民无数次实践所证明了的增产关键，许多农业社早就掌握了这个原理，而且积累了不少经验。可是埋头在书本堆里的专家们，却无法理解。老水稻专家吴闓直是一贯反对重施肥的。他总是死啃住肥料“三要素”的原理，害怕施肥越出“三要素”的框框，就会使稻子倒伏，拖延时间，拒不执行重施肥的措施。土壤系研究土化肥的尤德敏也同样如此。他看到试验田的施肥计划时，吓得直冒冷汗。一亩田要施二千斤绿肥，三百担塘泥，一百担堆肥，岂不是古今中外的奇闻！翻遍了农业科学的书也找不到这样的记录。这时，肥料已经大部分下田了，尤德敏就以土壤肥料专家的身份，提出了“放水洗田”的荒唐措施，要把肥料冲掉。
因为整地整得不好，秧田里的淤泥陷到膝头，插秧的时候，田里站满了人，有插秧的，运秧的，检查质量的，拉绳子的，一亩地里有近百人来来去去，满田踩的都是脚印，许多熟练的插秧能手今年也掌握不住插秧的质量，插浅了秧苗站不稳，插稳了就陷下去；一般农业社最多只插二寸深，他们却要求插到三寸，最深的有五寸。这时大家都感到很困难，要求专家们想办法解决，可是那些专家尽站在田埂上指手划脚，还口口声声埋怨工人插秧技术不好。工人们伸出手指气愤地说：“手指头插下去顶多只有二寸深，请下来站站你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就是在最需要技术指导的时候，竟没有一个专家肯脱了鞋袜下到地里去，当然，他们也就提不出什么有效的措施来。
从实际出发，脱鞋下田 土专家叫枯稻起死回生
秧栽下去以后，秧苗老是黄黄的，不肯发棵。这时迫切需要当机立断，从实际出发，改变栽培措施和田间加工方法。两位农业社来的生产能手薛增海和王进宝看看半死不活的秧苗，心里急得要命。按照他们的经验，秧栽下去半个月就一定要进行第一次田间加工，他们几次在田边向吴闓直提意见，要求他及早采取措施，但吴闓直老是笃笃念念，他说：“书上说得明明白白，不活棵是不能加工的。”但薛增海和王进宝二人的看法和他恰恰相反。他们说：“在秧苗迟迟不活棵的情况下，早加工可以促使秧苗生长。”可是他们这个很合乎科学原理的实践经验，并没有能打动吴闓直被书本迷了的心，加工时间一拖再拖，竟拖了三十一天之久。二位生产能手眼看着一片黄腊腊的病态的秧苗，心里像刀绞似地难受。
因为加工太迟，秧苗开始分化，失去了烤田（即干田日照）的时机。当时吴闓直曾一再强调书本上的理论，认为分化后绝对不能烤田，不烤田可以争取分蘖。生产能手薛增海却坚决主张要烤田，他根据当时田间情况和自己生产的经验，三番五次地和洋专家争辩。他说：早稻分化期一般都有一星期时间，而且分化和分蘖始终是交叉进行的，如果机械地认为分化后不能烤田，那么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烤田，如果争取时机，在分化初期烤三天田，不但不影响分蘖，而且还可以促进分蘖。可是争辩的结果，洋专家用书本的权威压倒了薛增海的宝贵的实践经验，他的正确的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建议，却在“毫无科学根据”的罪名下，被一棍子打死了。
在这股逆流下，薛增海和王进宝二人心里虽然非常痛苦，他们眼看着自己栽培的庄稼，白白地葬送了。但是，他们并不因此灰心泄气，仍然积极地提出建议，要求让他们进行一次“抓稻”，尽最后努力来挽救水稻。可是“抓稻”的技术，是他们家乡的传统，农业科学研究所没有人会做，薛增海和王进宝两人就一手包下了十一亩田的“抓稻”任务。他们在酷热的阳光下，整天蹲在稻丛里，顾不得虫咬，顾不得蒸人的热气，一棵一穴地抓，一面拔杂草，一面捏泥块，十一亩地里的每一棵稻秆他们都亲自整理了一番。两人一连搞了五天，才从稻丛里爬出来，已经累得路也走不动了。经过他们细心的护理，稻子的气色很快就转青，发育也比较正常了。很多参加试验田操作的工人，都深为他们两人的精神所感动，连那些固执的洋专家也不得不承认这次“抓稻”的效果是他们所想不到的。
究竟谁是内行，谁是外行？究竟谁是真正的专家，谁是空头的专家？严酷的现实已经做出了明确的结论。最近，在总结早稻生产的会议上，曾有人尖锐地质问那些洋专家们：“在早稻试验过程中，你们亲自动手育过一棵秧没有？你们收过一棵稻没有？你们为丰产试验田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专家们，你们该怎样来回答这些问题呢？（附图片）
“同志，下来吧！” 韦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