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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能者为师
福建农学院发出七份聘书
劳动模范当教师
据福建日报报道 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郑依牳等七名新型农业专家，最近被福建农学院聘请为教师。
福建农学院在8月15日聘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鼓山人民公社社长郑依牳，福建省农业劳动模范、福州市黎明农业社社长许章成为农业经济管理教研组教师，华东农业劳动模范、闽侯县城门乡连坂农业社社长黄宝洛，福建省农业劳动模范、龙溪县紫泥农业社社长吴建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仙游县建华农业社社长林金涌等为农作物栽培教研组教师，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龙溪县林下乡友谊果农社党支部书记郭坤成为果蔬栽培教研组教师。创造早稻卫星的闽侯县城门乡连坂社团支部书记、青年生产队长林立开被聘请为农学院团委农业生产顾问。
黄宝洛已讲授了“晚稻田间管理”一课，并介绍了早稻丰产经验。他讲授中有实际经验也有理论，头头是道，谈笑风生，深受全院师生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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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能者为师
农民当理论教员
据陕西日报报道 陕西省西安黄桑圃乡读书一社农民业余政治学校，培养了三名农民教员担任理论教学工作。
读书一社农民业余政治学校的理论教员原由下放干部担任。后来，该社党支部考虑到下放干部是临时下放到农业社劳动锻炼，不可能长期担任业余政治学校教员，决定委托下放干部戴德沛培养李义民、王金旻和刘兴端三个农民作业余政治学校理论教员。
李义民、王金旻和刘兴端只有完小、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在讲课之前，先由戴德沛帮助他们写好提纲，几个人一起研究后，再由他们给学员讲；下课后，戴德沛帮助他们检查讲课中的错误和缺点。现在，这三名农民理论教员，已分别讲了一课到三课，学员们都说他们讲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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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安教师一扫闭门教书风气
本报西安24日电 陕西省高等学校教师最近在参加勤工俭学中进一步使教育和劳动、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用丰富的实际知识充实了教学内容，提高了教学质量。
目前，全省十二所高等学校的近三千名青年和中年教师全部参加了勤工俭学活动。
陕西地区各高等学校教师参加勤工俭学主要有以下四种不同形式，第一、结合专业在学校办工厂。绝大部分教师是和学生一起办工厂，共同生产劳动。他们在教室讲课时是教师，到工厂就是指导生产的工程师或技师。第二、接受当地任务，组织各种调查队，和教学结合到校外进行实际调查研究工作。第三、接受国家和企业单位的委托，代行设计各种厂矿和建设工程。西安交通大学各系许多教学经验丰富的年长教师都参加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设计工作。第四、支援和包建陕西各地的地方工业。专门负责协助革命圣地——延安专区建立地方工业网的西安交通大学教师，正在积极协助当地建立五千多个炼铁土高炉以及一批机械厂和农具修配厂、发电厂和煤矿井。
教师们在参加勤工俭学活动中，一变过去闭门教书的风气，进一步贯彻了教育为生产服务，理论与实际和教学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几个月的实践证明有下列好处：首先，教师们逐渐增加了自己过去所缺乏的实际知识，充实了教学内容。西北农学院耕作教研组教师亲自到河南省长葛县和陕西省蓝田县总结了当地农民深翻地的经验后，纠正了他们过去从书本上学到的认为深翻会打乱土层影响作物生长的片面认识，这些新的实际知识都编进了教材。
其次，在参加勤工俭学活动中，因为结合实际，因此教师们便从实际问题的研究里，获得了过去空钻书本所不能获得的成就。西安师范学院物理系师生办起教具仪器厂，共同研究和制作的“中学物理综合演示仪器”，能作二百多种演示实验，基本上包括了中学物理课本中的演示实验，运用灵活、结构简单、携带方便、造价便宜。
第三，提高了教师的思想，改进了教学方法。过去西北农学院有些教师在课堂讲授或在进行科学研究中，讲种子，很少联系作物的病虫害问题；研究肥料的，也不联系土壤问题。但当他们参加勤工俭学，接触了实际和群众之后，才认识到作物的成长和各种因素，而自己却因为存在形而上学的思想，把各个因素割裂开。以后，就改变了过去单因素试验的作法，各系教师互相联系共同围绕一个高额丰产目标，进行集体研究。交通大学因为一部分教师过去愿意单枪匹马地搞纯理论性的和大的科学研究题目，企图一鸣惊人，结果，今年1月到3月，订的八十七个题目，只完成了两项。后来，他们确定了面向生产，面向实际和六十四个工厂挂钩联系，经校内外共同协作，最近四个多月，教师们就完成了一百多项解决国家建设和厂矿企业中生产的重大问题和一些科学研究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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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动脑动手 能教能做
天津高等学校教师掀起勤工俭学热潮
本报天津24日电 天津市六所高等学校的教师积极参加勤工俭学活动，既动脑又动手，为教学和科学研究密切结合实际以及教师又红又专找到了一条新的途径。
天津市各高等学校展开勤工俭学活动以后，许多教师就积极投入这一活动，和学生一起举办工厂、农场。最近毛主席视察了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提出教师也要搞勤工俭学的指示以后，更大大鼓舞了教师参加勤工俭学的热情。目前，除年老体衰不能参加劳动的以外，大部分教师都参加了勤工俭学的活动。
教师们举办的工厂、农场大部分都是和学生们一起搞起来的。例如天津大学举办的一百七十一个项目中，有八十三个是和学生合办的。少数是教师单独举办的。教师们参加勤工俭学的范围很广泛，从重工业、机械制造、化工到轻工业、手工业、农场等。一般理工科的教师，大部分是结合专业的科学研究和教学任务举办专业性的工厂。
教师们参加勤工俭学活动以后，开始改变了教师和科学研究脱离实际的现象，推动了教学改革、加快了科学研究的速度。天津大学第二机械系教授孟广哲，过去搞焊接鉴定的科学研究，一年多也没搞成，这次，他和学生们一起在自办的工厂生产焊条和试制新产品，并结合产品的鉴定，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了这项科学研究。南开大学化学系教师和学生在办工厂以后，提出了近一千五百个科学研究项目。
许多教师参加劳动以后，思想感情开始发生了变化。过去从来没有劳动习惯的人，开始养成了劳动习惯，并珍视自己的劳动成果。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著名的歌唱家喻宜萱从参加了系里老师们共同开辟的“红光农场”的劳动以后，成天挖土、抬土；看见泥土把自己亲手栽的小白菜哺育成长，对泥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开始养成体力劳动的习惯。
许多教师在办工厂中得到工厂工人们的热情帮助，由于和工人们经常接触，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们为了创办玻璃钢厂，去有关的工厂接洽时，看到许多工人在设备简陋的厂房里，创造出许多国家建设所需要的精密产品，十分感动。他们感到自己在学校的大楼里，条件这样好，国家把培养人材的任务交给教师，但培养出来的人却是“废品”，深深感到对不起劳动人民。
教师参加勤工俭学活动，与学生们一起劳动，增加了相互间的接触，进一步密切了师生的关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江定仙在这方面有比较深刻的体会。他说，过去我和学生多半在上课时接触，课外联系不多。参加了系里创办的红色公社印刷厂以后，经常和学生们一起劳动，休息的时候，学生们和我谈话，谈生活，谈思想，有说有笑。在工厂里第一批产品制造成功的时候，不分教师和学生，大家都为共同劳动的果实诞生而欢呼。师生间在共同劳动中建立了亲切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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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动口又动手 王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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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话到处讲 有歌到处唱 有亲到处访 人人都欢畅
学会普通话 语言通八方
大田成为福建推广普通话第一面红旗
本报讯 记者雷普报道：福建省大田县在文化革命中贯彻群众路线，只用四个月时间，在全县80％以上的青壮年和一部分老年人中普及了普通话，成为福建省推广普通话的第一面红旗。
大田县是福建最偏僻的山区，交通不便，全县有闽南话、永安话和以城关为主的大田话等多种方言。有些邻乡邻社，只有一山一河之隔，因为语言差异，彼此感情无法沟通，甚至寻路问津、探亲访友、买卖交换都有很多困难。县、区召开各种会议和各乡交流工作经验时，也因为语言不通发生种种不便。大跃进以来，各项事业更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协作，广大群众就更深刻地感到不懂普通话的苦处，普遍要求在文化学习高潮中同时学习普通话。
根据群众的需要，中共大田县委坚决破除一切陈旧观念，树立新的思想风格，在全县开展了推广普通话的工作。过去，有关部门认为福建方言复杂，学普通话只能重点试验，不能很快普及，因而把工作纠缠于方言调查、掌握对应规律等等方面，并且只把推广普通话的重点放在学校和城市。大田县委首先批判了这种书呆子观点和右倾保守思想，大胆地把普及重点移到人口最多、文化基础最低、学习普通话最困难但也要求最迫切的广大农民群众中去；并且也没有去求教于一大堆方言调查材料，也没有死钻语言学理论，而是采用紧紧依靠群众的办法，就在全县搞起普及普通话的运动来。
只经过四个月，大田县就创造了在全县青壮年中基本上普及普通话的奇迹，并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第一，普及普通话和扫盲结合，全县所有的民校、夜校一律采用普通话教学。第二，开展群众性的互教互学运动，发动党团员带头学、带头讲、带头教；学生回家分片包干教家人；亲教亲、邻教邻、夫妻互教、子女教双亲。第二，把教普通话溶化在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去，到处都讲普通话，碰到什么讲什么。如在生产小组、牧童、妇女中都组织起学习普通话小组，一面劳动，一面学习。第四，解除老人、妇女的思想顾虑，发动他们学普通话。大田县还及时采取对比、诉苦的教育方法，启发群众诉不懂普通话的苦处，对比讲普通话的好处，不断地坚定群众学普通话的信心。
推广普通话以后，不论在政治上、思想上、生产上都给群众带来了莫大的好处。群众说：学会普通话真正得到“一看”、“二变”、“三好处”。一看是看到社会主义建设前途；“二变”是哑巴变得会说话，聋子变得会听话；“三好处”是可以听懂报告，政治觉悟提高好，交流生产经验好，日常生活方便好。目前，在大田全县普通话已经成为一般群众的家常用语，不论在家、上山、下田、进店、演戏、探亲访友、寻路问津，处处都用普通话。进店买东西，先讲好普通话才付钱售货，讲不好或者忘记了，当场由营业员教会。外乡人用方言问路，群众说：“我们这里是讲普通话”，也当场教给过路人。下田劳动、谈天取笑也都用普通话。群众反映：“耳朵听，嘴巴讲，手有劲，腿有力，劳动不觉时间长”。这些新的风气，用一首歌来形容是：“语言通八方，有话到处讲，有歌到处唱，有亲到处访。”（附图片）
青岛顺兴路小学红领巾推广普通话服务站
（新华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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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下乡寻师
江西农学院师生思想业务齐丰收
据江西日报报道：江西农学院农学系师生走出学校深入农村，一面帮助农民收割早稻，一面同丰产区农民一起交流、总结今年农业丰产的丰富经验，在思想上和业务上都得到了巨大的收获。
农学系的师生们最近组织了几个组，分赴萍乡、乐平、星子等县的农业社进行劳动和访问。这些农业社大多数今年早稻每亩平均产量都在八百斤以上，许多人还亲自参加过亩产两千多斤以上高产田的收割。在去农村之前，他们中间很多人不相信亩产会达到这么高，因为他们学的书本上没有说过，教授还对他们说江西的早稻田每亩不能超过一千二百斤，他们自己种的试验田的指标也只有这么多。而今天的现实使他们打破对水稻教授的迷信和受书本教条的束缚。
师生们和农民接触中，了解到今年早稻所以丰收，最重要的一点是党对农业工作抓得紧，农民十分听党的话。党组织了老农座谈，集中了农民生产中的可靠经验加以推广，农民们执行党对农业生产的指示非常坚决，这一点给师生们非常大的教育。赵以诏教授说：“我从实际中体会到党能够领导科学工作，并且懂得了科学研究工作的方向。党走群众路线，总结农民们的好经验，收到的效果不是我们少数人在实验室单干所能相比的。今年我们的早稻试验田亩产最多只六百来斤，少的仅仅三百来斤，我们搞农业科学的人，如果想做一点成绩，就一定要和农民结合。”这次下乡以后，许多教授和讲师们认为，农民们的丰产给他们指出了一条科学研究的道路：洋专家必须和土专家结合，必须密切联系生产开展科学研究。
这次下乡，农学院师生们在业务上的收获也是重大的。农业生产的实际向他们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怎么早播早插”，“密植怎样最适宜”，“如何合理施肥”，“土壤改造”，“合理灌溉排水”等等。他们看到萍乡县丰产田，播插都在春节左右，而学校书本上说的最好是4月1日；农民丰产田氮磷钾肥料的比例是一点五比一比三，而他们一向教的是二比一比二。他们带回了许多新问题准备做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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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评曲艺音乐的改革及其他
吕骥
曲艺会演使我们听到各个地区流行的各种曲艺，虽然有不少是大家所熟悉的，但大家觉得这些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显然，这种新的发展和变化是由于这些形式和社会主义新生活相结合而发生的。由于总路线的光辉照到了每一个角落，演员们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即使传统节目也被拂去了旧的尘土，开始放射出新的光彩。
每一种曲艺形式由于表现新内容而进行的哪怕是极微小的改革，也不是毫无阻碍就能获得的。例如上海评弹为了不要因为韵脚而损害内容，把某些句子的尾韵从平声改成仄声，突破严格的七字句规律，就要和听众中的保守主义分子进行斗争；尽管这些保守主义分子不惜诋毁说，这简直不像评弹了，以至于生气，离座而去，评弹的改革和发展却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进步的评弹艺术家创作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刘胡兰”和最近的“思想插上大红旗”这样泼辣有生命、而且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作品，进而突破了一般的演唱形式，创造了像“东风绝对压西风”这样的充满着自豪、自信、真实地反映了人民情绪的新评弹。应该说，这些作品的确使评弹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评弹的改革虽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比如音乐上还需要充分运用评弹音乐长期积累的丰富的遗产，继续从其他音乐形式吸取新的养分。
评弹音乐的确有丰富的遗产，近一百四、五十年来，自俞秀山、马如飞分别创立了“俞调”、“马调”之后，人才辈出，许多卓越的表演家，其实也是作曲家，在“俞调”和“马调”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音乐修养和对于生活的体验，创造了不少新的腔调，如夏荷生所创造的“夏调”，以及目前最风行的、由蒋月泉所创造的“蒋调”等。这些评弹音乐已经成为江浙地区民间音乐的重要部分。这笔巨大的音乐财富不仅应当受到评弹界的重视，同样也应该受到音乐界的重视。假如我们能够把这些“调”的精华记录下来，并且制成唱片，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具体了解近几百年来评弹音乐发展的倾向，也一定能够提供丰富的作曲经验和演唱经验，对于进一步发展评弹音乐也会有很大的作用。这样的工作，对于每个地方的曲艺、对于每一种曲艺形式都是必要的，有益的。
要使评弹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要求，仅仅依靠发掘评弹的传统音乐是不能全部解决的。因为传统音乐只是旧时代旧生活的产物，而且它所反映的人民生活是有限的，所以必须继续从民歌、戏曲音乐、兄弟曲艺，以至新的音乐创作吸取适合于自己的新的养分，创造一些新的腔调。正如同每一种评弹的“调”当初吸取了一些别的音乐形成自己独特的“调”那样。
应该说，这样的吸取民歌、戏曲、兄弟曲艺、新的音乐创作中的营养，和“十锦开篇”任意吸取别的音乐的做法是有区别的。这只是一种音乐上的拼盘，无怪要遭到曲艺界和各方面的反对。如果根据内容的需要，向其他音乐吸取新的养分，并且是经过消化，创造新腔，像过去许多卓越的评弹先辈那样，那就能真正使评弹音乐更加丰富，向更高的阶段发展。这个原则对于其他曲艺形式同样是适合的。
要促进评弹音乐向前发展，固然主要依靠评弹音乐的表演家和作曲家，但新音乐工作者不能因此推卸自己的责任。因为评弹像许多其他曲艺形式一样，的的确确是一种音乐体裁。
在曲艺会演期间，周扬同志和刘芝明同志所作的报告中，都曾经号召音乐工作者向曲艺学习，并参加曲艺音乐的改革工作。这个号召是非常及时的，是完全正确的。这不仅由于工作需要，而且也是有鉴于许多音乐工作者从来没有重视这方面的工作，甚至于把曲艺划在音乐领域以外。显然，这是用西洋音乐尺度来衡量我国音乐的一种错误观点。目前，当我们反对了重外轻中，反对了音乐教学上的教条主义观点，特别强调要发展我国传统的人民音乐的时候，我想，我们音乐工作者一定会热烈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一定会有大批音乐工作者怀着远大的理想，愿意终身从事曲艺音乐工作。会演期间，北京市各音乐团体的音乐家们已经开始热情地向各地曲艺表演家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头。事实上，各地已经有一些音乐工作者参加了曲艺工作。这是好现象。他们一定能做出很大的成就。
为了大力推进曲艺的发展，我希望文化部和各地文化部门尽可能抽调一批有能力的音乐工作者到曲艺团体中去工作。为了继承和发展曲艺音乐遗产，希望中央音乐学院和各地音乐院校展开对于曲艺的研究工作，并且在声乐系内有计划地设立曲艺专业，按照一定的比例培养新的曲艺演员，作曲系的作曲教研室也应该成立曲艺音乐研究小组，在作曲课中应该给曲艺音乐以一定的地位。总之，希望各音乐院校根据多快好省的精神，在继承与发扬民族音乐传统的方针指导下，在继承与发展曲艺音乐艺术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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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是奇迹，也是宝贵经验
雷勃
在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方言复杂的地区，广泛地推广普通话，不仅同社会主义建设有密切关系，而且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过去，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比较长期、比较艰巨的工作，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今天，本报发表的福建省大田县四个月推广普通话的新闻，为我们普及普通话提出了新的课题。
大田县为什么能以四个月时间在全县普及普通话呢？主要是抓住了党委挂帅、走群众路线两个重要关键。县委深刻地体会到广大群众对学习普通话的迫切要求，充分认识到当地基础和客观条件的可能性。所以当党委号召一下，干部一齐带头，群众齐声响应，在很短时间内，就在全县范围掀起了推广普通话的高潮，获得十分可喜的成绩，在福建省高高竖起普及普通话的第一面红旗。大田的成绩给存有保守思想和陈旧观念、不相信群众的“条件论”者和“悲观论”者上了深刻的一课。
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都有先进和保守思想的斗争。过去，在福建省也曾提倡过推广普通话，但是一些担任推广普通话工作的同志，习惯于坐办公室订计划，喜欢坐书房搬教条，不深入群众，不接触实际，思想落后于实际。他们只看到福建方言复杂，在部分地区占有几千年的统治地位，在群众中有牢固的习惯性的一面，而看不到另外的、积极的一面，就是方言已经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了许多不便，造成了地区与地区、人与人的感情和思想上的隔绝，因而迫切要求改变这种落后局面，有学习普通话的强烈愿望。他们总是强调困难，工作起来，按部就班，小手小脚，一步三摇。他们面对的是学校、知识界，而不是广大工农群众，结果，学校变成他们试验推广普通话的小天地，“逐步普及”变成他们的清规戒律。当然，大田县在推广普通话中，也不是没有困难的，但都依靠群众而加以克服了。经过回忆对比教育，群众想起语言隔绝所吃的苦头，认识了学会普通话的好处，就会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学习普通话就成为群众自觉的要求和行动。
大田县在推广普通话中，还解决了一个基本问题，就是究竟依靠谁来推广普通话。过去，福建有的地区推广普通话时，只迷信专家，不依靠党委，更不依靠群众。有些专家热中于大开方言调查班，大搞方言调查，大印方言调查卡片，大买录音机，视“对应规律”如金科玉律。可是，写出来的小册子群众看不懂，花费了金钱和时间，却对广大群众学习普通话无多大帮助。大田县的作法与此相反，他们没有一个专家，没有一本可靠的方言调查记录，也没有花一文钱，只是依靠党委领导，以扫盲教师和农村中会讲几句普通话的人为骨干，发动群众互教互学，他们把推广普通话与生产结合，与扫盲结合，不是把学习普通话局限于学校，而把山上、田间、店里、村头到处都成为学习普通话的场所。他们在重点推行的同时，也注意大力普及，又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这是一种多快好省的群众路线的推广方法，值得各地学习。
总之，大田县的经验是成功的，既然有了先例，就不难出现其二、其三，甚至更多的普及普通话的县和省。让我们早日看到更多的这样动人的喜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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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箭三雕
何作
毛主席在天津大学等校视察时，勉励教师们要搞勤工俭学，参加体力劳动，不要光动嘴、不动手。这一指示有着深远的意义。东北、西安、天津高等学校的许多教师们已经这样做了，成绩很好。
光动嘴、不动手，或者说教学、生产劳动脱节，理论与实际脱节，这是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可恶的特征，也是它致命的弱点。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培养教育出来的人，如果不是经过思想改造，就必然轻视体力劳动和劳动人民；如果为人师表，则一定是只愿动嘴，不屑于或不善于动手。在有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人看来，闭门造车、追求“纯理论”——等而上之；生产实践——等而下之。但是，持有这种思想的人在社会主义时代，真是害人害己！我们的教育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根本不同，必须一反其道而行之。那就是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光要求学生这样做，也要求老师们这样做。只有如此，才能最后摆脱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影响，为彻底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创造有利条件。
学校实行勤工俭学以来，学生们不仅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而且获得了丰富的感性知识，大大提高了科学知识水平。学生把教师在课堂讲过的东西，用之于实际，在实践中认识到教师所给予的知识，有真有伪，不尽正确。学生在生产中又遇到许多教师所没有讲到的问题，向教师求教，要求教师指导。有的教师就无法满足学生的要求；有时甚至学生在实践中懂得了并且会作了的事，教师还不懂不会作。形势逼人，教师们如果仍像过去那样关门教书，关门研究，就将无法胜任。更重要的是教师不能引导学生更迅速地贯彻勤工俭学，贯彻理论结合实际。教师是教育学生的。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教师要教导学生成为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能文能武的劳动者，首先就要自己贯彻执行，走在学生前面，以自己的行为做学生的模范。
一些思想僵化的“怀疑派”和“观潮派”，对我们所主张的既要动脑动嘴、又要动手的教育制度的好处是不肯相信的。但是，事实是最雄辩的。东北、西安、天津的教师们勤工俭学的结果是一箭三雕：第一，通过劳动锻炼，教师们在政治思想作风上起了革命性的变化，逐步培养起劳动人民的感情，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第二，通过劳动锻炼，教师们的知识由片面的、死板的、贫乏的、教条的东西，逐渐成为全面的、活泼的、丰富的和从实际出发的知识。第三，通过劳动锻炼，教师改变了治学方法和教学作风，将更快地引导学生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愿全国教师迅速参加勤工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