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24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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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联席会议上
彭真副委员长的讲话尊敬的西哈努克亲王殿下,朋友们,同志们:
今天,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和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的全体贵宾们光临人大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的联席会议,亲王殿下并且应邀向我们讲话,我们感到十分愉快和荣幸。请允许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名义向亲王殿下和全体贵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西哈努克亲王是柬埔寨当代的杰出政治家,又是一位卓越的民族战士和和平战士。在过去的年代里,他曾经为恢复柬埔寨的独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现在,他又团结着柬埔寨全体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建设自己的国家和保卫和平而英勇奋斗。他亲手制订了和平中立的政策作为柬埔寨王国的国策,坚决支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拥护万隆精神,主张各国友好合作。他的这些努力,大大加强了柬埔寨的独立地位,并且对巩固印度支那和世界的和平起了良好的作用。由于这些原因,亲王殿下不仅在柬埔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声誉。
西哈努克亲王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对于恢复和发展中柬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表示了极大的关怀,并且为此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56年初,他第一次访问我国,同周恩来总理发表了确认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中柬两国关系的联合声明,为两国的友好合作奠定了基础。两年半以来,两国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有了巨大的发展。最近,由于亲王殿下的倡议,中柬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使两国的友好关系展开了新的一页。他对于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和对促进中柬友谊所作的努力,充分体现了柬埔寨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友好愿望和热爱。现在,亲王殿下再次来到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我们深信,在两国国家领导人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培育下,中柬友谊之花必将开得更加繁盛美丽。中柬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是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的。
在中柬两国和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以及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一致努力下,世界和平力量已经空前强大。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洪流。虽然帝国主义分子还在千方百计地加紧准备新的战争和镇压民族独立运动。但这只是他们绝望挣扎的表现,在世界人民面前,他们已经越来越孤立。只要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帝国主义一定要失败,世界和平和人类正义的事业一定会得到胜利。
我们中国人民正在为建设自己的祖国而努力奋斗。我们也十分关切地注视着柬埔寨政府和人民为建设自己的独立经济而进行的努力。我们从自己的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只有在摆脱了殖民主义奴役而获得了自由以后,才有可能充分发挥人民的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创造力;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的勤劳、智慧、勇敢和不怕任何困难的精神,才有可能顺利迅速地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劳动奇迹,建设起美好的国家。我们确信,并且衷心地祝愿在柬埔寨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下,独立了的柬埔寨将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和富强的国家。
在我请西哈努克亲王向我们讲话之前,请允许我再一次向亲王殿下表示热烈的欢迎。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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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哈努克亲王的演说
我被邀请在这个集中了全国人民所选举的代表的会议上讲话,这对于我和柬埔寨是莫大的光荣。我谨向你们表示深切的感谢,并且请你们原谅我花费你们一些宝贵的时间。
在这里,我愿通过你们再一次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正式邀请表示热烈的谢意,并且再一次告诉你们,对柬埔寨国家代表团所受到的兄弟般的盛大的接待我是多么感动。
我们代表团的这次访问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它确实标志着我们两国、我们两国政府和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中的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在我们到达北京的时候,我已经指出,中国和柬埔寨的关系并不是新近才建立起来的。一千多年以前,贵国旅行者和商人已经到达我国的古都吴哥,另一方面,我们的佛教高僧也曾到中国去,在那里翻译和注释我们的佛经。你们有许多同胞在柬埔寨定居下来,在那里结婚和生育了后代。现在他们已经有三十万人以上了。
以后,我们遭受了几世纪的灾难和外国侵略,使我们仅仅能够生存下来。但是自从伟大的解放运动使亚洲各国获得完全的国家主权以来,我们两国的自然的关系得到了恢复。
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期间,中国和柬埔寨重新会面了,在那里我第一次同周恩来总理先生会晤,而且我们立即完全一致地为我们的未来关系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我们柬埔寨人民十分容易理解,我们这个小国能够而且应该同新中国兄弟般地共处,而在开初我们是直觉地意识到这一点的。
我们两国建立正常关系的阶段已经迅速地越过了。万隆会议以后,我在1956年访问了北京,几个月以后周恩来总理访问了柬埔寨。你们对我国提供了经济援助,我们两国之间的文化和贸易往来在充分信任的气氛中发展了起来,最后达到的结果就是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和互派最高级的代表,这是在严格遵守友好、和平和互不干涉诸原则的情况下共处的自然的结果。我们两国互派大使只不过是重续千年来的传统,因为我们不能够忘记,柬埔寨王国是在和其他国家互设大使馆之前,先和中国互设大使馆的。
看到像柬埔寨和中国这样两个人口和面积悬殊、制度不同的国家能够共处和合作,真使我们感到振奋。在现在的世界上,在道义原则受到蹂躏,有强权无公理,只有强国才受到尊重的情况下,这样的例子是罕见的。大国以殖民主义相互指责,小国处在恐怖之中,而且难以幸免大国争吵所引起的残酷的后果。
在这方面柬埔寨是相当幸运的。由于全国人民团结在与其说是一个极权君主,不如说是一个仁慈宽洪的家长的国王的周围,由于全体柬埔寨人民具有宁死也不放弃他们的荣誉的决心,我们维护了我国的独立、民族主权和内政外交的行动自由,这就是说,我们维护了我国的中立。
但是我们这个和平的国家并没有因此而免受威胁、强迫和蚕食,特别是被人加以“假”中立国的罪名。而且(何必隐瞒呢?)我们也怕全世界会认为我们的中立不是真的,不是真诚的,或者尽管我们有良好的意愿,我们却不能使别人尊重我们所宣布的中立。
柬埔寨在世界地图上只不过是微小的一点;我们的边界没有任何天然屏障的保护,尤其是我们被一些具有相反的和敌对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所包围着。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存在,恰恰要归功于中立,因为中立使我们解除了那些准备抓住一切机会来攻击我们、征服我们和侵略我们的人的借口。现在我们不难明白,柬埔寨人民为什么如此坚决和顽强地保持中立,无论可以得到什么代价也决不予以放弃。
当然,外国援助对我们是珍贵的,我们感谢一切真诚援助我们的国家,但是如果他们想撤回他们的援助,我们并不认为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活不下去。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只有忍受更大的牺牲以求得我们国家的生存。柬埔寨人民决不会吝惜这种牺牲,如果他们看到他们的中立和独立受到威胁的话。
我们所理解的中立是:一视同仁地对待和看待所有国家,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对于所有的主要国家,不论它是东方国家、西方国家或者中立国家,一律同等看待。中立地位要求我们在一切国家之间保持完全的平衡,抗拒一切压力,毫不畏缩,毫不退让。
某些小国选择了依附某一集团的道路,从这个集团得到巨额援助以支持它们的雕敝的财政和经济。这些国家带着悲天悯人的眼光看待我们的贫困,劝我们要对国力的软弱有自知之明,而且责备我们执行着华而不实的政策和讨好强国以取得周济。
他们应该知道,我们是一个具有相当悠久的文化和自豪性格的人民,我们不愿以荣誉来换取物资财富。这种高贵的品质是记载在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古迹和我们的文化史上。在这二十世纪的年代里,同现代国家相形之下,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我们唯一的雄心,就是维护祖先遗留给我们的财产,保证我们这个小国的和平和繁荣。
至于我们同大国的关系,我们坚持这种关系应该按照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但是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从没有妄想在国际或世界范围内起一个和我们微弱的力量不相称的作用。我到各大国首都进行访问,并非像有些人责难我们的,是出于追求光荣和夜郎自大,而首先是本着有利于我们人民和国家的现实主义精神来谋求国家的福利。
周恩来总理在我国议会欢迎会上的演说中,曾经提到大国沙文主义,并且表示中国愿意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从新中国同柬埔寨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的确没有沙文主义。我相信,对于我国的这种真诚的态度将会使那些现在和大国相处时具有某种自卑感的小国重新获得信心。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认为新中国在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中应该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因为在现在的世界中,如果没有你们这个大国和它的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参加,显然是不可能有任何稳固的和持久的建树的。在这方面,我所指的特别是全世界人民所迫切要求的和平以及停止为我们这一代可怜的人类开辟了痛苦、贫困和死亡的纪元的冷战。
飞跃发展的建设使中国在短短几年之内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而别的国家却是经过几世纪的努力才达到这一步的。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由于中国人民的和平意愿,从万隆会议以来中国就在亚非大家庭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起着保卫世界和平和亚非人民的独立的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因为这是所有国家所默认的事实。然而,如果不在法律上承认中国,那末亚非问题就决不可能找到公正的,必需的,确定不移的解决办法,而这是令人遗憾的。我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凡是没有中国参加的重大的国际会议,其讨论是不可能产生任何结果的,因此我们不能不着重指出这一点。
主席先生,柬埔寨和中国之间的新的关系预示着我们两国的合作将产生丰富的成果。这种关系,使柬埔寨人民更有理由以更大的信心瞻望未来。因此,各位先生,在我结束演说的时候,我要向各位表示,我到中国进行访问是一种友好的表示,同时这次访问又显示着我们对于有助于解决国际问题的真诚态度抱有信心和希望。
光荣属于我们两国之间的永恒的友谊!
中国人民万岁!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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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花生“卫星”一颗赛过一颗
福建高产纪录两万四千斤
四川庆丰社一亩高粱5333斤
新华社福州23日电 连续三年荣获福建省花生丰产模范先进单位的漳浦县车鳌乡农冲社,最近在一亩零四厘的花生试验地里,共收摘花生三万三千五百二十四斤,晒干后是二万五千一百四十三斤,平均亩产二万四千一百七十六斤。这是截至目前为止的全国花生亩产最高纪录。
8月17日清早,农冲社第七生产队的六十多个社员,在社主任林水利带领下,扛着锄头和大箩筐去收获这丘花生。当时,准备在两天内收完,可是越挖越多,挖到七层还有花生。队里拿来的近百个箩筐已装得满满的,后来又去别个生产队借了一百多个箩筐,还是装不完,只好把花生倒在地上一堆堆地排列起来。女社员林石榴越挖越有劲,连饭都忘记回去烧。青年人好奇地抱起几穴花生来盘算,一般每穴都有九十多粒,最多的一穴有一百二十八粒,而且粒粒饱满,壳薄粒大。这一丘试验田共种了十二万多穴,这样一推算,大家的心都跳起来:有的说有一万斤,有的说有两万斤,议论纷纷。到当天傍晚,社员们已经累得精疲力尽,路上箩筐重重叠叠地堆得道路不通,但是地里的花生还只收获了一部分。经过第二天第三天反复刨挖清扫,才把花生全部收完。
这一丘花生丰产地在收获时,乡党委副书记林国瑞、县人民委员会农业局技术干部杨养坤、漳浦县报记者王全盛等自始至终参加。中共福建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马兴元、中共龙溪地委第一书记洪椰子、地委副秘书长张全金、中共漳浦县委第一书记李振经、组织部长陈铭祥等,闻讯都赶到现场验收,并丈量了土地。验收后,洪椰子、李振经等代表地委、县委向农冲社干部和社员祝贺,并勉励他们继续努力,保持荣誉。
种植这一丘花生的主要经验是:第一,选用大屁股本地良种进行高度密植。株行距是一点五寸乘二点五寸,每亩播种子四百二十斤。第二是早翻,多翻。这丘地是砂质土壤,去年种了大蒜,冬至前大蒜收获后翻犁,以后又进行了四犁五耙。第三是多施基肥,合理追肥。基肥共下垃圾土杂肥一千担,鸭肥二百担,牛粪三百担,人粪尿五百担;先后追肥三次,第一次施肥田粉五十斤、水肥五百担,第二次采用根外追肥的办法施了过磷酸钙三十斤,第三次施了草木灰三百斤。第四是适时培土和压藤。第五是加强田间管理,建立专人负责制。
新华社成都23日电 四川省泸县石龙乡庆丰农业社放出了一颗高粱高产“卫星”。这个社的一亩高粱地,净收五千三百三十三斤,比去年亩产五百五十斤增加八倍半。
这个社全社今年种植的四十二亩高粱,平均每亩产量达三千八百零九斤,比去年增产近六倍。
获得高产的主要原因是:春耕生产中通过辩论,批判了社员中重水田轻旱地的错误思想,大胆改革了旱地作物高粱的种植技术。过去种高粱行株距很稀,每亩只有两千多穗;今年密植到一万四千穗,其中获得高产的一亩甚至多达三万穗。每窝底肥施颗粒肥料四到六颗,追施人畜粪二万五千多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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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玉溪专区烤烟大丰收
新华社昆明23日电 著名的云南烤烟主要产地——玉溪专区,战胜了先旱后涝的自然灾害,三十万亩烤烟获得了大丰收,单位面积产量达到三百多斤,比去年增加一倍半以上。
今年玉溪专区的烤烟长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苗棵粗壮整齐,一般有大半个人高,每亩约有两千棵,平均每棵有十五——二十个叶片。由于栽的早,成熟期也提前了。今年收获最好的是江川县,六万七千五百亩烤烟平均亩产量可达四百五十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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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又一次摧残中国人民爱国教育事业
香港英国当局无理封闭中华中学校舍
新华社香港22日电 香港中华中学的校舍20日被香港英国当局下令封闭,这是香港当局强行将培侨中学校长杜伯奎递解出境之后对香港中国人民教育事业的又一迫害行动。
此间人士认为,中华中学校舍的被封闭,是香港教育司署的一项预谋。据香港工务局楼宇视察主任菲宾透露,早在今年3月间,香港教育司就根据专为迫害香港教育事业而订立的“1957年教育(修正)条例”,要求香港工务局“证实”中华中学校舍的建筑状况“是否良好”。4月1日,工务局为此曾派出人员到中华中学检查,但事后并无表示。直到5月19日,工务局突然通知中华中学,说这个学校的校舍“有危险”,要向香港当局法庭申请发出“封闭令”。5月31日,香港当局不顾中华中学的据理力争,竟然下令将这所两层建筑物的楼上封闭。8月20日,香港当局又下令封闭校舍的下层,这样,中华中学的整个校舍都被“封闭令”所限制而不能使用。
据这所学校的负责人说,4月间香港工务局人员前来学校检查后,学校当局向工务局表示,如果要修校舍,他们是可以接受的,并一再向工务局询问需要如何修理才算使楼宇安全。后来,学校当局还两次提出由合格建筑师设计的修理图样,报请工务局批复,但工务局有意拖延,一直不向中华中学作明确的答复。香港当局的法庭在处理这一事件时,也不顾中华中学的申诉,就断然地判决要把这所学校的校舍先后全部封闭。这就明显地证明香港英国当局是在制造借口,蓄意摧残中国人民的爱国教育事业。
香港教育界人士在获悉中华中学的校舍被香港英国当局无理封闭的消息后,都表示极大的愤慨。培侨中学校长吴康民指出,这一事件表明,香港教育司正在广泛利用“教育(修正)条例”里无所不包的条文,制造种种借口,对中国人民爱国学校进行迫害。香岛中学校长黄承燊说,半个月内接连发生培侨中学和中华中学被迫害的事件,这充分暴露了香港英国当局有计划地摧残中国人民爱国学校的阴谋。汉华中学校长黄建立以及香港福建中学和育群中学等学校的负责人也发表谈话,抗议香港教育司署和工务局串演的新的迫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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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出象牙塔 踏进试验田
植物生理所扭转资产阶级研究方向
新华社上海23日电 农业生产战线上丰产“卫星”一个接一个上天,丰产成绩愈来愈惊人,这一逼人的新形势,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引起了一场科学研究中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是在资产阶级专家领导下,继续躲在象牙之塔里,孤芳自赏地进行一些远远落后于生产实践的“理论研究”呢?还是在党的领导下,深入农村,学习和总结农民的丰产经验,专家和群众相结合,建立起新的能够指导生产实践的植物生理学呢?这个研究所的科学工作者经过尖锐的斗争,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植物生理研究所全体人员在双反运动期间就曾对理论联系实际问题展开过辩论。在大多数人的要求下,研究所的领导人和有些研究人员口头上也同意组织工作队参加试验田,但在思想上有着很大的抵触。那时,派下乡的科学工作者一共只有六个人,下去的目的也不够明确。研究所还给他们安排了别的任务。五、六月以来,各地农业丰产新纪录不断出现在研究所的墙报上,全体研究人员分别参观了江苏、浙江和上海的农村。农民的冲天干劲和无穷的智慧,使许多青年研究人员和一些识时务的科学家深深感到自己太落后了,他们纷纷要求深入农村,拜农民为师,总结丰产经验,从中研究植物的生理规律,以达到大面积的丰产。但是所内以权威的前辈专家自居的保守派认为,增加农业生产是农业部门的事,植物生理学的研究可以而且应该不去直接解决农业问题,植物生理学家的责任在于说明自然界的植物生理规律,至于改造自然世界,则不是他们的事,否则就是把植物生理学降低到农业科学的“身价”。他们认为,植物生理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它的研究方法主要就是在实验室中进行人工控制的单因子的试验,得出植物生长发育的某些规律,至于大田的综合性农业实践是粗放的,不精确的,不科学的。因此,搞试验田只是把科学庸俗化,是葬送植物生理学。但是对农业高额丰产的事实,就连保守派也无法推翻,于是他们又制造出一种怪论说:农民的创造只是大量付出劳动力的“人海战术”,不是什么科学,不值得重视。保守派不仅自己不愿深入农村总结丰产经验,还对积极要求这样做的人采取打击、阻挠的态度,讽刺他们是无知、投机、假积极、赶浪头。在抽调人员去参加试验田和总结经验时,他们强调别的研究项目的需要,不肯放人,最多只肯放几个见习员或个别初级研究人员。这种情况引起所内很多人的反对,这时矛盾就更加尖锐了。
植物生理研究所的党组织发现了这个情况,首先明确地支持正确的要求,同时及时组织全所人员务虚,在研究所的方向问题上展开辩论,对保守派的各种错误论点进行了驳斥。
大家认为,农业的高额丰产已经一再向植物生理学将了军,彻底暴露了植物生理学的落后状态。实质上,正是那种反对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科学为生产服务的资产阶级思想,窒息了植物生理学的发展。植物生理学既不能改造自然,改变植物本性,提出有益于农业增产的有效见解和措施,甚至也不能对小麦、水稻等作物飞跃增产的原因作出有力的科学说明。目前植物生理研究所的工作确实面临了一场严重的考验,不彻底改变方向,它就会被广大农民所抛弃,成为人们讥笑的材料。
很多人举出几年来研究工作上的事实,来说明闭门造车的后果。五年来,植物生理研究所以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棉花蕾铃脱落问题的研究,在单因子试验下也找到了造成脱落的某些原因,在某些研究人员心目中,认为找出这种原因已超过了外国文献的记载,可说是有国际水平的工作了。但是这项研究并没有解决棉花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对于迫切需要解决的怎样才能把蕾铃的脱落减少到最低限度的问题,始终不能正面地回答。小麦合理施肥的研究,计划非常详尽周密,但都不和增产的目标结合起来,不进行综合因子的研究,只是纠缠在小麦某个生长时期施肥的效果上。虽然用了最好的设备和肥料,做了洗根、分析等工作,结果每亩产量只有三、四百斤。大家认为这种不能指导实践的“理论”,又怎能称之为理论呢?这种研究方法之争,实质上也还是研究方向之争。研究方法是为研究目的服务的,如果要使研究工作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去提高生产,就必须抛弃过去那种单纯的实验室单因子分析方法,应该特别着重大田试验、综合性的试验方法。单因子试验也应该与农田工作相结合,为农田试验服务。
在对待农民创造性劳动成果问题上,保守派的态度格外引起人们的愤慨,许多研究人员指出:读了几十年书,掌握了“高深”理论的“权威人士”,自己不能解决问题,还要拚命贬低群众的创造。我国农民为全国人民多吃多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发挥了极大的智慧,创造了全世界所没有的使科学技术专家为之张口结舌的高额丰产纪录,而专家们用最好的设备和大量的人力经费,得到的产量还不及农民的零数。究竟是谁科学谁不科学呢?人们指出,少数人垄断科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劳动人民正在很快地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分子不和工农群众结合,科学研究不和实践结合,是没有出路的。
经过一场面对面的斗争,保守派被驳得哑口无言,群众的觉悟和积极性大大提高,认识逐渐趋于一致,热烈地开展了人人献计献策的运动。在这个基础上,植物生理研究所打乱了原来以学科分组的作法,改为根据研究任务分组,调动了全所60%以上的科学工作者,包括高级、中级、初级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组成水稻、小麦、棉花、油料作物四个工作队,分别深入南京、金山、安阳、麻城等地建立据点,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同农民一道大搞丰产试验田。下放的科学工作者们,满怀信心地要将农民的丰产经验和科学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创造更高的丰产纪录和提出大面积推广的具体措施。目前有三个工作队已经下去了,还有一个队也即将出发。
中国科学院在上海的各个科学研究单位都参加了植物生理研究所的辩论,吸取教训,同时结合本单位的情况,批判了各种各样阻碍跃进的思想,拔白旗,插红旗,迎接思想和科学研究工作上的再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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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和平的坚强保卫者
  ——记西哈努克首相参观空军表演
  本报记者 于民生
23日上午,烈日高照。四架喷气式战斗机出现在飘着朵朵白云的蔚蓝色天空中,一场精彩的空军特技表演正式开始了。
西哈努克首相一开始就被空军战士们这超人的飞行技术表演吸引住了。首相仰望着天空,用手指着那一会儿飞入云霄、一会儿出现在半空做着分列式表演的四架银燕,对坐在他两旁的贺龙副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连声称赞说;“训练很好,动作十分熟练!”
两架新的喷气式银燕又出现在高空,这是双机编队特技表演。它们并肩前进,始终保持着二十公尺左右的距离。它们一忽儿出现在四千公尺以上的云际,一忽儿又俯冲到离地面只有几十公尺的低空。它们一起上升,一起俯冲,又一起上下左右翻着跟斗。技术之熟练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表演之自如,有如燕子一样的灵活。西哈努克首相的视线一直跟着这两架飞机转动。他不时地赞美说:“好,好极了,表演得太完美了!”
不大一会儿,又有两架飞机在低空掠过。飞机经过的地方冒起了白烟,接着传来了隆隆的爆炸声响。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中将告诉首相:“这是打地靶表演。”这个空军师的师长赵沛章上校向首相介绍说:“这种飞机的杀伤面积很广。遇到敌人的炮兵阵地或坦克阵地扫射一次,就可以把它全部摧毁!”这时西哈努克首相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了冒白烟的地方。
最精彩的是我国自制的飞机所作的单机快速表演了。这架飞机在跑道上只跑了很短的一段路就腾空而起,直入四五千公尺的云间,它旋转直上,翻滚再翻滚,高飞再高飞。西哈努克首相观看得那样的有兴趣,他连连叫好,不停地拍手。
接着是空军战士和业余运动员的跳伞表演。首相非常赞扬他们跳伞的技术,说他们“训练有素,表演动人”。
在观看表演的时候,西哈努克首相曾关怀地问到我国空军战士训练的情况,陈毅副总理说:“我们的空军是在朝鲜战场上训练出来的。”贺龙副总理笑着对首相说:“美国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老师’,它教会了我们。”
“我们的空军战士都是工农子弟,他们热爱祖国,对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他们肯学习,能钻研,接受先进技术很快。他们坚强勇敢!”陈毅副总理又进一步向首相介绍着。
“我们的空军战士的最大特点就是勇敢!”贺龙副总理也插了一句话。
“我知道,远在朝鲜战争的年代,中国空军战士的英勇斗争精神就已经名闻全世界了!”西哈努克首相钦佩地说。
这时,参加飞行表演的空军战士们和业余跳伞运动员一起,列队来到西哈努克首相的面前。首相在同这些年青的战士们会见的时候,是那样的兴奋和激动。他对这群年青的战士们说:“我们很感谢你们卓越的表演。我们很钦佩你们的纯熟的飞行技术,你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你们都是优秀的青年,你们和中国青年在一起共同建设和保卫你们自己的国家。在朝鲜战争中,你们已经名闻全世界了,你们的勇敢作为和英勇斗争的精神,很多人都知道。”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平息以后,首相又说:“我们来自一个和中国友好的国家。我们的友谊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我们能依靠你们的超人技术和勇敢来保卫我们共同的自由和和平!”
首相的这些充满友谊激情的话语,又一次获得了战士们的热烈掌声。
接着,陈毅副总理十分高兴地对战士们说:“今天西哈努克首相看了表演以后,对你们的评价很高。你们要加紧锻炼,祖国的安全依靠着你们,你们一定要完成祖国交给你们的任务!中柬友好万岁!”
这时,贺龙副总理对首相说:“我们强大的空军就是为了保卫世界和平,特别是保卫亚洲和平的!”
“对!你们在保卫正义!正义一定胜利!”首相兴奋地说。(附图片)
  西哈努克首相到飞机里参观 本报记者 吕相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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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澳大利亚艺术家代表团
首次演出获得很大成功
新华社23日讯 澳大利亚音乐舞蹈艺术家代表团今天晚上在北京举行访问中国的首次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澳大利亚艺术家们在两个多小时里演出了十三个歌舞和器乐独奏、重奏节目。澳大利亚艺术家演出的充满澳大利亚乡土风味的民歌和富有民族特点的芭蕾舞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许多节目在观众的要求下重演。著名的澳大利亚歌唱家和钢琴家还演出了法国、意大利的民歌以及萧邦、贝多芬的著名钢琴曲。在演出结束的时候,澳大利亚艺术家们接受了北京文艺界代表的献花。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副会长丁西林和北京文艺界著名人士一千多人观看了今晚的演出。在演出休息的时候,楚图南、丁西林接见了艺术家代表团团长约翰·劳杰斯。楚图南和徐光霄在演出结束后曾上台和澳大利亚的艺术家握手。
在演出开始以前,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常务理事、1956年访问澳大利亚的中国艺术团团长徐光霄和澳大利亚艺术家代表团团长劳杰斯都讲了话。
徐光霄说,中国艺术团在澳大利亚各城市访问时,澳大利亚朋友对我们表达的友情至今使我们深深怀念。今天在北京接待澳大利亚艺术团象征着中澳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相信通过这次访问将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劳杰斯说,他们作为第一次来到中国访问的澳大利亚艺术家,感到骄傲和兴奋。他说,从血统来说,澳大利亚人是欧洲人,但是从地理上说,澳大利亚是亚洲的一部分,我们深知我们的未来是和亚洲的未来特别是中国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盼望和六亿中国人民生活在和平与友谊中。
徐光霄在全部演出结束后举行酒会,祝贺澳大利亚艺术家们成功的演出。在酒会上,澳大利亚艺术家们同北京著名的艺术家们见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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