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一颗巨星的殒落
  ——悼念约里奥—居里同志逝世
  钱俊瑞
伟大的和平战士约里奥—居里同志的逝世是全人类的重大损失。全世界人民要弥补这一损失,只有化悲痛为力量,把对于这位卓越的朋友和同志的逝世的深沉悼念转变为对于全世界和平力量的普遍而有力的动员,来反对美英帝国主义的侵略,禁止试验和使用原子弹氢弹。
约里奥—居里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个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事业和世界和平事业奋斗的伟大的革命战士。当巴黎沦陷、整个法国变成德国法西斯暗无天日的监牢的时候,他不怕一切艰险,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当美英法垄断资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久就想挥拳动武制造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便奋不顾身地领头号召和组织全世界的和平运动。他把自己的生命与法国工人阶级和全体进步人类的命运紧紧地扣结在一起。他是当今全世界范围内红透专深的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约里奥—居里是一个平凡的伟大的人。他朴素、诚挚和十分地谦虚。当我们同他一起开世界和平大会的政治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的时候,他时常坐在会场的一个角落里(大家知道,他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主席),仔细地听取别人的发言和争论,而只在讨论或者辩论到重要关头的时候,他才插进去作些简要明确的发言和建议。有一次的情况特别使我们感动。那是1950年在华沙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会议已经开到深夜,当有几个人(不是专家)滔滔不绝地讲着原子武器的技术问题和生产问题的时候,这位原子物理学的权威约里奥—居里却那么虚心地和仔细地听着他们的讲话,他一点都没有插话,直到最后他才从政治上和技术上结合起来作了一个简要的和令人信服的说明,结束了这个问题的讨论。
约里奥—居里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他在和我们的谈话中,多次地表示他对中国人民革命伟大胜利的祝贺。他对中国人民的创造才能和智慧有极高的评价。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的时候,他对于它的发展、壮大和无限美好的远景就确信不疑。他曾几次表示希望到中国来,甚至表示愿意比较长期地留在新中国作科学研究工作,只是因为身体不好,这种计划都没有能够实现。他对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非常关心,特别对我国原子物理的研究工作,曾给我们很重要的帮助。
在十二年前,当时我们还在延安,我们曾经用同样悲痛的心情悼念过法国另一位伟大科学家、卓越的革命战士朗之万同志的逝世。那时候,在全世界多数人民的心目中,美国是反对德意日法西斯战争的有功的同盟国,而法国的戴高乐也还是一位所谓抵抗运动的“领袖”。换言之,在当时人们对于美国,对于戴高乐,都还怀有不同程度的“好感”。事隔十二年,当我们今天悼念约里奥—居里逝世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今天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已经居于压倒的优势。美国帝国主义作为侵略罪魁和全世界人民的公敌,已经陷于空前的孤立。在法国,戴高乐的上台充分地表现法国资产阶级的衰老腐朽,穷途末路,他如果进一步实行法西斯独裁,那就决然表明: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伟大的法国无产阶级和法国全体劳动人民的最后的和全面的胜利已经非常迫近了。约里奥—居里同志的逝世,这一颗巨星的殒落,在当前的情势下,只能极大地推动这种人民的胜利形势的继续发展。我们敬爱的同志和朋友——约里奥—居里毕生为之牺牲奋斗的伟大事业,在不远的将来,必然会彻底地胜利地实现,这是我们深信不疑的。亲爱的约里奥—居里同志,请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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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遍地开满和平花
  (金钱板)
  四川曲艺代表团 邹忠新张家村,凉风桠,有个姑娘叫桂花,没有爹,没有妈,只有爷爷七十八。红红太阳偏西下,桂花放学转回家,刚刚走拢菜园坝,男女老少一啪啦,有的在把锣鼓打,有的在把胡琴拉,拨开众人看一下,哟,是她爷爷在说话:我老汉活到这么大,吃尽多少苦辣麻,生活过得不如牛马,累死难吃包谷粑。共产党英明真伟大,胜利解放全中华,万里山河大变化,建立起社会主义新国家。果真是千年哑巴会说话,万载枯树开红花。晴空太阳高高挂,和平喜讯传天涯,两国领袖谈了话,保卫和平决心大,谁要疯狂把仗打,我们坚决消灭他!中苏公报传天下,人人拥护个个夸,虽然我的年纪大,身体健康精神还不差,我要做和平宣传员,把公报送到每一家。张大爷,说完话,掌声如雷震山洼!忽听有人在说话,站出来姑娘小桂花:爷爷说得真不假,英美无理把兵发,若不收刀快住手,包管他自己按刀把自己杀,姑娘看着红领巾,抬头举手把誓发,我要做和平的后备军,把我一切献给它,和平幸福传天下,遍地开满和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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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由化”和软刀子
  上官红
帝国主义者是最凶残也最狡猾的屠夫和刽子手。他们手里拿着两把刀:钢刀和软刀,这就是黩武的军事侵略和怀柔的政治、经济侵略。他们侵略的手法从来就是钢柔并济、硬软兼施。
当帝国主义者对一个国家进行明目张胆的军事侵略的时候,他们这种侵略罪行不仅使一个国家遭到生灵涂炭,而且有可能由此挑起大规模战争,这是违背各国人民的和平意愿的,是一件坏事;但是,它的侵略者的狰狞面貌却由此而暴露无遗,使各国人民更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从而团结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这却是一件好事。当帝国主义者慑于和平力量的强大,不敢公然发动战争的时候,这是各国人民维护和平斗争的重大胜利,是一件好事;但是,帝国主义者转而采取政治分化的时候,却容易迷惑某些人的视听,使人们产生麻痹思想,从而可能涣散斗志,这却是一件坏事。
所以,当帝国主义者实行军事侵略的时候,我们应该以坚决的斗争反对战争而维护和平;当帝国主义者被迫放弃战争手段的时候,我们应该继续揭露侵略者的画皮,教育人民不要上了它的当。明代遗民木皮散人说得好,“……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是很善于使用这种软刀子的。
现在,美英帝国主义者对于黎巴嫩和约旦的公然武装侵略,不仅遭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抗,而且也遭到以苏中两国人民为主力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坚决反对;这一次,帝国主义者是空前地孤立了。“纽约先驱论坛报”7月22日刊载的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的一篇文章也不得不承认,“阿拉伯人的人民革命运动不是西方武力所能征服的。这一基本真理也适用于我们目前在黎巴嫩的处境,”他慨叹着对黎巴嫩的政策“缺乏外交活力”,并且说“我们不应该死抱住我们的老一套的办法”。
所以,“美国和英国已经决定采取一种目的在于拉拢和分裂的政策。”英国“新闻纪事报”7月23日发表的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道,“看来,我们似乎需要学习跟伊拉克新政府相处,否则就有面临更糟的局面的危险。”据开罗“消息报”7月28日揭露,麦克米伦打算假装承认“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一种独立运动”,他“建议改善”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据说杜勒斯“也赞成这种政策”,他把这叫做“美国官方政策的自由化。”目前的美英侵略者承认伊拉克,大概就是这种“自由化”的具体表现吧!
但是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不管他们的“政策”怎样“自由化”,屠伯终究还是屠伯,不论钢刀还是软刀,终究都是宰割人民的凶器。埃及“金字塔报”7月26日公布的美国阴谋破坏阿联、囊括中东的一封秘密电报一语道破地供认:“当然这绝不是说要对我国政策从根本上进行重新估价;这只是出于必要而作的一种策略上的暂时改变。”解冻些款项,放宽些限制,外加一点“美援”、一点“剩余物资”、一点“救济粉”,这难道是
“皇恩浩荡”,平白奉送的吗?关于这类事,我们早就揭穿过:“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见新华社社论“别了,司徒雷登”)。
侵略者还没有从中东撤兵,因此钢刀也还要谨防,但目前更重要的是要防这“自由化”了的软刀子。
然而,时代终究是已经变了,帝国主义的屠伯们任意宰割殖民地人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要人民团结而又提高警惕,一时一刻也不放弃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无论是用钢刀,还用是软刀,都不会再有施展故技,为所欲为的可能;以为把“政策”“自由化”一下,就会捞到些什么,不过是它们自己热极发昏的幻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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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家闹技术革命(小小说)
  包头电厂工人 李俊亭
从窗口传进几声汽车的喇叭声。
“等我们的工具做好,我们的生产就能大跃进了。”父亲用一只沾满油泥的手,拍了拍脑门说。
“我们会成功的。”我一边说一边望了望父亲那张焦急但又充满希望的脸。
母亲托着一个磁盆,从里屋走出来,她那粗壮高大的身材,今天却显得轻盈。望望我,瞅瞅父亲,快活而又得意地说:“瞧,你们创造呀,革命呀,我们也要发明发明啦,来,尝尝我这珍珠汤,大饭馆也没有卖的!”
父亲紧靠窗户动都没动,他那两只生来的大眼睛,眯成了一条线,手在不停地比画,嘴一张一张。……
这个不热情的态度,使自尊心很强的母亲生了气,她噘了噘嘴,脸有些红,带些斥责的声调说:
“思想还没有解放吗?瞧不起我们做饭的!”我赶忙跑过去从母亲手里接过磁盆来:“妈!真香。”我喝了一口笑着又说:“妈,是真香,就像是——就像你的珍珠汤。”母亲忍不住笑了。
我们的笑声,并没有影响了父亲,他仍靠在窗口。这几天,厂里闹技术革命,谁的脑子不用在改进工具上呢?说实话,父亲、我、好多好多工人,都不把吃饭放在心上了。母亲总是催催父亲,催催我。有几次父亲一拍桌子,大喊起来:“嗬,干么对吃饭那么着急,吃了这顿不活啦!”不过当一个问题思考的有答案的时候,他那高壮的身体会猛跳一下,脸上的皱纹顿时舒展,快乐活泼的劲头可像个小伙子呢。我爱人跟我说:“爸爸可有意思,背着咱们却央告母亲哩:‘老夫老妻的别生我的气,我这个火性子你还不知道,你想想五十多岁啦,要不赶快卖点劲,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该多惭愧’”。
我知道,母亲有时当着我们的面,为了显示自己的尊严,故意和父亲争几句,但她十分体贴父亲,也很关心厂里的生产呢。
想啊!想啊!父亲轻声但又杂乱地跺着脚,母亲睁着大眼睛,习惯地望望我,望望父亲,像在想分担我们的焦急,又像在盼望:“快想好吧!快想好吧!”
母亲那里知道,多少年来我们干的检修截门的工作就是最麻烦的工作,一个一个地磨呀,刮呀,每次大修二三百个截门,要花去多少工时啊!能不能将他改成机械化呢?能!我们全体截门组组员,在组长我父亲的领导下,苦战了五十六小时,用废料制成一架机械传动同时又研磨八个截门的工具。党支书兴奋地拍着青年人的肩膀说:“动脑子想,好好想,建设社会主义不能走,应该跑,应该坐汽车。”但今天几次试验,都失败了——研磨的偏斜。
“爸爸,我们在转动轴上加个压缩弹簧怎么样?”我突然从其他机械上想出这么个办法来。
“对!对!”父亲拍了下桌子,几乎是大声喊:“走,试验去。”父亲猛然披上衣服,我咚地一声跳下炕来。“爷爷,”这时候我七岁的小女孩突然跑进来,“看看我发明的小汽车。”她摇晃着一对小辫子,红润可爱的小圆脸笑的像一朵盛开的牡丹花。谁能想到她把我家坏钟上的一个大齿轮绑到木制的小车上去了。
父亲兴奋地将她抱起来,抱的高高的:“好啊!我的好孙女,老年人革命,青年人革命,小孩子也要革命。嗬!建设社会主义不坐汽车,要坐飞机啊!”他说着在他心爱的小孙女脸上,重重地,响响地,亲着,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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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人新风气

  “棋王不见了”
青工李小喜最爱走象棋,晚上一下班就蹲在俱乐部棋台上,并且从来未逢对手,所以大家都把他叫“棋王”。
可是这几天俱乐部连棋王的影子也找不着,他的棋友胡阿毛和王二虎感到很奇怪,胡阿毛说:“走,咱俩去逮他来大战一百回合!”
他们第一步先到宿舍里去找,一进屋,只见棋王床上的红花被子放得整整齐齐的,可就是没见棋王的影子。
“哼,我不信棋王就飞了吗?!”王二虎粗里粗气的讲。
他俩又东寻西找,忽然见操场那边红光冲天,还有轰轰的响声,他俩走拢一看,王二虎惊叫了起来:“呀,原来棋王在这里呢?!”
胡阿毛一看,可不是,在一块草坪上立着一个大炉子,七八个小伙子在抬呀,搬呀,真忙得不可开交。
“喂!闲人让开呀,出炉啦!”只见棋王李小喜赤着双臂,一只手在空中乱舞,黄豆般大的汗珠直从脸上往下淌。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轰隆一声,钢水像无数条火蛇似的直往包里乱窜,火花四溅,红光闪闪,只乐得小伙子们拍手呵呵的笑。
胡阿毛和王二虎早已看得发呆了,还是李小喜先瞧见,“哈哈,老战友来了!”胡阿毛一惊才恍然大悟,“棋……棋王……你在这……”。
那知旁边早跳出个穿红背心的小伙子说:“不准叫棋王啦,他是我们业余土法炼钢厂的厂长……我还是土专家嘞!”引得周围的人们都笑了!
南京晨光机器厂工人 陈道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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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知识小品

  埃及的金字塔
  泥工
当全世界人们注视着西亚局势的时候,很容易使人想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埃及。这个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古国,耸立在尼罗河西岸的金字塔,象征着古埃及灿烂的文化。
金字塔是埃及古代帝王的坟墓,它的底边是四方形的,上面以三角形向上砌筑,成为一个“金”字形石塔。最大的金字塔是库夫金字塔,它的底边每边有二百三十多公尺,高度有一百四十七公尺,经过一百多万天日晒雨淋、风雨浸蚀,现在虽然比刚修时矮了十公尺,但仍然相当于四十层楼房那么高。它的体积有二百五十万立方公尺以上,建筑物是用二百三十万条、每条平均有三千公斤的石条砌筑的。每块石条都琢磨得很细,拼合的缝道几乎不留一丝空隙。这是埃及人民在四、五千年前建造的。这样雄伟的建筑,在施工规模和建筑材料供应方面,即使在今天也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金字塔所以能够屹立到今天,除了底边大,逐层缩小,又用大石块砌筑,稳定性强以外,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当时建造金字塔的人们,已经找到了比粘土更有粘结力的胶合材料来砌筑石块。那就是石膏。尼罗河流域有丰富的石膏,他们把石膏和粘土搅拌,用火焙烧以后,成为熟石膏,然后用水拌和,作为灰浆来砌筑石块。使用石膏,需要摄氏一百九十度左右的温度加以焙烧,这是人类揭开了建筑材料工业的第一页。
金字塔是世界闻名的古代建筑。埃及和我国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文化,今天又并肩站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线上。想到金字塔,我们遥祝阿拉伯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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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约里奥——居里青年时代的片断
  比金
1925年初春的一个清晨,一个青年走进了女科学家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前面的接待室。
实验室的助手告诉他,居里夫人还没有到,只有她的女儿伊伦在工作。
“那就烦你向小姐通报一声,”客人回答说。“我的名字叫弗雷德里克·约里奥”。
那个助手招呼客人稍等一会儿,自己走进了实验室。
“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先生来拜访”,他用不很高的声音说,带着问话的神情望着伊伦·居里。
“请进来吧。”这位青年姑娘回答说。
于是这两位物理学家面对面地站着,正像多少年前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娅·斯克洛道夫斯卡。
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很坦率地讲起他的家庭状况。他是兄弟姊妹七人中最小的一个。父亲在他出生时就已经有五十七岁了,是洛林地方人,母亲却是亚尔萨斯人。他在公立中学毕业后,有一个时期进了一个以近代化学奠基人拉瓦锡命名的学校。随后进了物理学校。在这个学校里有一个名叫保尔·郎之万的物理教师,是他立志要学习的榜样。
“战争打乱了我的求学计划,”约里奥继续说。“1918年我应征入伍。停战以后我才又继续学习。最近这几个月,我在卢森堡埃适地方的阿尔贝德工厂当实习工程师……和工人住在一起。那里有德国人、比利时人和法国人,许多人都谈到他们家属的生活多么困苦,他们跟任何一种生物一样,渴望生活在阳光照耀的地方。从这里我看到,我们还要做许多甚至非常多的事情,才能使大家真正过一种像人样的生活……。
“最近我本可以去冶金工业部门当工程师了,但是我的老物理教师郎之万却劝我不要去,并且替我请求居里夫人收留我在你们的实验室里当助手。他昨天告诉我,已经得到了夫人的同意,我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门轻轻地开了,玛丽·居里走了进来。这位白发老太太的纤瘦的身体是硬朗的、轻快的,动作灵活,看起来还很年青。她转过脸来对着这位很恭敬地向她打招呼的客人。
“我们大家的朋友郎之万常常谈起你的天赋,约里奥先生,”她用一种温和的、富于同情的口吻说。“他认为,你的钻研精神可以对人类做出很大贡献,但是你如果在工业方面工作,却未必能完全发挥你的创造性的才能。——你来跟我们合作,我觉得很高兴,我预祝你在科学研究上获得成功。”
从此,这个二十五岁的青年约里奥就留在居里夫人的实验室里当助手。他每天做完工作以后,重新研究理论,要补上他还没有完成的博士学位考试。这件事在很短期间内就做到了,这不但可以证明他的天资,同时也足以表明这位年轻的物理学家的异常勤奋和值得惊异的毅力。
弗雷德里克和伊伦很快就相处得彼此情投意合了。对于科学的兴趣是相同的,又同在一个实验室里工作,两人都喜欢文学和艺术,也都爱好运动,最后还有对人类作出贡献的共同的志愿和相互的爱悦,这就很快地把两人的生活连结在一起。这是1926年10月里的事情,从这时起这两位青年科学家的名字也连结在一起了。
(节录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居里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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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壁画     刘继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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