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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勤工俭学算账派输得精光
兰大少数教师想制造借口抗拒教育结合劳动的方针
大出难题限制时间企图难倒学生结果是考倒了自己
据甘肃日报消息 不久以前，兰州大学开始了勤工俭学后的第一次考试。化学系一年级三个班一百六十个学生，都觉得这学期在勤工俭学活动中，使理论结合了实际，更加巩固了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因而个个充满了信心。
考试开始了，讲师王慰发下试卷以后，他慢吞吞地解释了十分钟，还一再神气十足地声明：
“到时候马上要交卷，决不延长时间。”
同学们一看手表，只有四十分钟了，三大试题中包括了十九个小题，平均每二分钟一个题，时间显然是不够用的。下课铃响了，学生们还在簌簌地写，没有一个交卷的。
“交卷！交卷！不交就不要了！”
王老师一面高声催促着，一面用眼扫了一下课堂，仍然没有什么动静。他顺手抽去了前面几位学生的卷子，挟起来径向门口走去。学生们慌了，卷子虽然都没作完，但是为了不违反考试纪律，都纷纷赶到门口，匆匆把卷子交了。
考试的结果，百分之六十二点五的卷子不及格。
考试以后，在这个系里刮起一股妖风，说这次百分之六十二点五的卷子不及格，正是勤工俭学降低学习质量的结果。
化学系党总支书记陈庆堂坚信这学期学生们在勤工俭学活动中既然提高了政治觉悟，学习质量也必然会提高的。他就怀疑这次考试。
他听到一些学生这样议论：
“都是考死记的。整天念书本也答不上。”
“故意整人嘛，这么点时间，考这么多题目！”
“让先生考考看，他们也不一定能答得出。”
他把这个问题提到总支委员会以后，大家都同意把这个问题搞个水落石出，并决定在一、二年级学生中展开勤工俭学的辩论，以明确思想、稳定情绪。通过和一些班级学生的座谈，陈庆堂同志完全明白了王慰在这次考试后面的阴谋诡计。他的脑子里忽然闪出学生们说过的一句话：“让先生考考看，他们也不一定能答得出。”“对，让教员考。”陈庆堂立即肯定了这个做法，决定让无机化学教研组全体教员都来考试一下这张试题。总支委员会同意了这个意见。
这真是出乎这些反对勤工俭学的教师们意料之外！但是，他们一向自恃学识渊博，又怎能说出半个“不”字呢？当他们摊开试卷后，就好像蚂蚁上了热锅似的。考试的结果，没有一人完全答对的。批准这张试题的教研组主任、三级教授戈福祥，第一次考了四十分钟，硬是交不了卷，又考了一次，只得了二十八分。出题的讲师王慰也很狼狈，题目是他自己出的，而且批改了学生几十份卷子，题目也反复温习了几十遍，成绩该不错吧？可是他的考试结果也很不争气，成绩只有四十五分，也是不及格。
参加这场考试以后，教研组的教师也说：“这样重的分量，四十分钟怎能考得完，考我们也得增加一倍时间。”他们分析这个试题上存在的问题时，指出：一、王慰的题目全部是记忆题；二、有些题对化学系一年级学生要求过高，有的反应式连教师也记不清；三、有些题目，王慰在课堂上根本没讲清楚。
通过这次考试，王慰、戈福祥等算账派的面目完全暴露出来了。原来他们企图借考试挑起学生对勤工俭学的不满，并进而否定勤工俭学的优越性。但是，他们终于输了，而且输得精光。师生对算账派的阴谋非常愤慨，开了好几次会议，对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展开了严肃的批判。
王慰是一面白旗。他担任教研组副主任，组织上几次准备给这个教研组调教员；他首先问是否党团员，是党团员就借口人手已够而拒绝。双反运动中，师生给他贴了几十张大字报，要他好好检查和右派分子陈时伟、左宗杞的关系，他更心怀不满。勤工俭学开展以后，陈庆堂同志邀请戈福祥等几位教授商量搞工业，他们强调这也困难那也困难。后来，系里分配戈福祥试制去污粉，王慰领导土碱提纯，可是三四个月过去了，仍没有什么结果。
这一场斗争大大鼓舞了化学系师生向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向迈进的决心。过去连配试剂也离不开教师的学生，现在已经自己制造出十几种达到国际水平的化学试剂；过去只注意啃书本的学生，现在和青年助教在一起提炼出了好几种稀有金属。戈福祥对硝酸钍研究了四年没有成效，学生和青年教师苦战十二小时便制成了。
事实证明，教育一经和劳动结合，教学质量就会大大地提高。现在该系师生正掀起了大办工厂的热潮，电解、硫酸、煤炼油等三个骨干厂在积极筹建中。化学系工厂成堆成批的产品和与日俱增的“超英”产品，都将向算账派夸耀：不要梦想你们的胜利。（附图片）
放下你的白旗吧，我们不会停车的。英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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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搬起石头砸了脚
萧敏
“勤工俭学降低了教育质量”，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教师们，从学校实行勤工俭学以后就这样喋喋不休的议论。少数教育家千方百计地、不择手段地攻击它，甚至个别人不惜拿出最后的王牌，要把学生考倒，用以证明他们的谬论不谬。这里有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兰州大学化学系讲师王慰，借考试的机会，别有用心的给学生大出难题，题目多而深，限定时间短，结果62.5％的试卷不及格，于是他就吵吵嚷嚷的说：“勤工俭学降低了教育质量”呀！对于王慰这种别有用心的考试，学生很不服气，他们要求老师也来考一考。结果他们也没有一个人完全答对，甚至连亲手出题目而又改过卷子的王慰先生也只得了个四十五分。真是当场出丑，他的赌注输得精光了。
一些高喊“勤工俭学降低了教学质量”的人，往往伪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好像他们关心的真是学习质量，是为了下一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教师。其实他们不过是死不肯放弃资产阶级教学思想的顽固分子而已。所谓“降低教学质量”的说法，都是欺人的幌子。
勤工俭学后的教育质量是降低了还是提高了呢？就以兰州大学化学系来说，过去学生连配试剂也离不开教师，实行勤工俭学以后，现在他们却能独立制造出十几种达到国际水平的试剂，并且同青年助教一起提炼出好几种稀有金属。对于这些，那些资产阶级的专家教授先生们充耳不闻。学生在勤工俭学中学到的东西，内容十分丰富，如果要让那些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先生们，来考一下学生在勤工俭学中所学的东西，那就不是四十五分，而是鸭蛋了。
教育和劳动结合是社会主义教育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也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革命。通过这个革命，就是要使我们的学校彻底摆脱资产阶级教育脱离生产，理论脱离实际，劳心和劳力分离的恶果，使三者密切结合起来，使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这是一个有深刻意义的思想革命。抗拒思想改造，反对教育为生产服务这一方针的教育家们，实质上是坚持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消极地抵制或公开的反抗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这种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斗争。现在，许多学校已经投入这场斗争，并且已经取得第一个回合的胜利。通过这场论战，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迫于大势所趋，开始认输；但有些死硬分子仍然在负隅顽抗。我们学校的教育工作者，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时时高举无产阶级的红旗，坚持贯彻执行教育为生产服务、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并随时给予资产阶级的专家教授们掀起的妖风邪气以必要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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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大跃进精神迎头赶上
大战一年，基本消灭全国家畜血吸虫病
新华社南昌18日电 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最近在南昌召开全国防治家畜血吸虫病座谈会，提出在目前消灭人的血吸虫病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家畜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紧密结合生产，以大跃进的精神迎头赶上，苦战一年，争取基本上消灭我国家畜的血吸虫病。
这次会议是在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直接指导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全国血吸虫病流行区的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四川、上海等十二个省市的血吸虫病专家、教授、畜牧兽医工作者和血防干部四十二人。会上各省市代表分别就有关家畜血吸虫病的预防治疗经验和科学研究成果发了言。如福建的组织领导、发动群众、全面开展工作的经验，江西的综合措施的防治经验，湖南的高功效直接孵化粪检经验，广东、上海等地短程疗法和药物治疗方面的经验。这些经验的交流和集中，将对今后消灭家畜血吸虫病有重大作用。
各地的调查报告证明，血吸虫病是人畜共患的疾病，通过钉螺可以交叉感染，如果家畜血吸虫病不消灭，人的血吸虫病虽然消灭了，但仍不能巩固和根绝，因此消灭血吸虫病的斗争，必须是人畜同时并重，一鼓而战，不能有任何忽视和偏废。关于家畜血吸虫病的严重危害性，会上提出了大量材料说明，我国已经发现华东、中南、西南地区的十三个省市和台湾省有三十几种家畜和野生动物有血吸虫病，仅耕牛患血吸虫病的全国估计就有一百五十万头。牛染病后，身体逐渐瘦削，精神萎靡，轻度感染都要减弱劳力三分之一。这对我国当前农业生产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损害。不少地区由于严重的急性感染，还造成牛羊的死亡。目前畜牧兽医人员在这艰巨任务面前感到经验不足，力量悬殊，负担很重。会议指出，几年来人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伟大成就证明，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一切困难都是能克服的；只要我们深入实际，解放思想，向群众学习和到实践中去大胆创造，经验是会很快丰富起来的。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和决心，鼓起干劲，尽快地把我国家畜血吸虫病消灭光。
会议最后对当前防治家畜血吸虫病的工作提出了四点要求：一、防治家畜血吸虫病的总方针、任务，应当是贯彻“积极防治，综合措施”的方针，以耕牛为重点，苦战一年，明年秋天扫尾，用反复突击的方法，保证最快地把家畜血吸虫病消灭光。二、在预防治疗措施上，会议交流了许多经验，各地可根据具体条件，大胆试用，大胆独创。在调查方法上要求做到多、快、正确；治疗方法上要求做到多、快、安全、有效，而且简便易行，能为群众掌握。三、在科学研究方面，要结合实际，贯彻研究工作为防治工作服务的方针，在实践中不断从治疗、诊断、预防、流行病学四个方面总结出更好更先进的经验来，以推动整个家畜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发展。四、进行防治工作时，各地必须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力量，全面规划，具体安排，依靠群众，做到防治工作和生产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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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直捣四害根据地天真活泼一支兵，项上挂着红领巾，直捣四害根据地，翻巢毁穴争功勋，男兵歼敌施勇猛，好像哪叱闹龙宫，女兵扫荡堪可比，天门阵上穆桂英，少年英气蓬勃勃，不获胜利不收兵。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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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群众的智慧取之不尽
四川等十二省群众创造除四害土办法、土工具六百多种
本报讯 四川、安徽等十二个省的广大群众在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已创造了六百多种除四害的土办法、土工具，也发现了一些有杀虫效果的野生植物。这些土工具、土办法都是就地取材，不花钱或花钱很少，对于消灭四害起了很大的作用。
各地对于搜集和推广除四害土办法、土工具的工作都很重视。甘肃省专门成立了植物杀虫药调查组，到天水专区进行发掘野生植物的工作。他们采取边采集实验、边总结推广的方法，对五十三种野生植物进行了现场实验，证明其中有三十三种能够灭蛆。四川江津县成立了野生植物研究所，已经初步试验鉴定能够杀蛆的有三十一种野生植物，有十五种野生植物在四、五小时内就可以杀蛆80％，有一种“齐头蒿”在五小时内就可以把蛆全部杀死。安徽省防疫站派人到金寨、南陵、芜湖市等地进行有关野生植物的试验，经过试验证明，能够杀蝇蛆的有十五种，能杀孑孓的有十三种，能毒杀钉螺的四种，能毒杀血吸虫卵的三种。贵州镇远县十三个妇女建成一座全国首创的“和平”野生植物药厂，她们还开辟了一个药圃。目前，这个厂已制销一种“打破碗花花合剂”，用这种药在两小时内可以杀死全部蝇蛆，价格比“六六六”便宜95％。
各地还创造了许多除四害的土工具。湖南古丈县坪坝乡曹家农业社张志玉创造的诱鼠法，一次就可以捕鼠四十多只。云南双柏县推广使用的捕鼠工具“石板机”，只用几片竹子就能制成，而且捕鼠效果很好。此外，如竹弓打雀法、砖猫灭雀法等土工具，捕雀效果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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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推广“土”法“除四害”
书绅
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巨大的、无穷无尽的，他们在“除四害”运动中创造了很多“土工具”、“土办法”，发现了很多“土药物”。这些“土工具”、“土办法”、“土药物”不但制作简便、使用方便，不花钱或少花钱就可以办到，并能收到显著效果。云南省双柏县大量推广使用的捕鼠工具——石板机，制作起来熟练的人只要几刀就能劈成一件，需用的材料也只是几片竹子，使用时只要晚上支放早起检查，也不妨碍生产，有的群众一个人就能掌握二百余件工具；他们使用野生植物虎掌草、石蒜等土药灭蛆，效果很好，只要发动群众，就可以大量采集到。安徽省合肥市群众创造使用网兜捕蚊后，仅今年3月份，全市就捕蚊三十八万九千多火柴盒，超过1、2月份捕蚊总和近一百倍。四川省古兰县除八害能手安仁金创造“自动灭鼠箱”、“鸳鸯套”等十九种捕鼠雀工具，推广后一个多月就消灭鼠雀二千多只。由此看来，总结和推广群众在除四害实践中创造的“土工具”、“土办法”、“土药物”，组织经验交流，对开展运动是有非常重要作用的。
但是，有些地方对群众的土办法和实践经验重视不够，只是依靠少数医务人员去指导群众运动；相信使用磷化锌、安妥等药物毒鼠，和用六六六、二二三等药物灭蚊蝇，以致效果并不十分显著。
除四害、讲卫生是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既是群众运动，就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充分发扬群众的智慧，大力推广群众所发明和发现的“土药物”、
“土工具”、“土办法”，才能达到除四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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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民办书店好处多
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运动广泛开展以后，读书是广大群众生活中的大事。面对这样新的形势，很显然，老一套的图书发行工作方法已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为了解决这种需要与供应的尖锐矛盾，许多地区的图书发行工作也来了个大跃进，民办书店就是当前图书发行的新形式。
举办民办书店可以很快改变图书供应不主动，不深入的局面。从已经办起来的一些民办书店来看，它的突出表现是：对读者的需要能及时了解，满足供应；对当地的政治、生产中心和乡召开的各种会议能够主动配合，因此，这些书店深受当地党政领导和群众的欢迎。
民办书店是在地方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下，充分依靠群众，使用群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办起来的，因此它有可能办得多，办得快，花钱少，符合总路线的方针，很短时期内就遍地开花，大大加速了图书发行网的建设，同时由于民办书店来自群众，又服务于群众，它的工作经常能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工作就能够不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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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买书方便 看书方便
广西浙江等省乡乡办书店
本报讯 目前许多地区继乡乡办工厂、办中学之后，掀起了乡乡办书店的热潮。广西、浙江、甘肃、山西、吉林等省的许多县的区、乡根据多快好省的方针建立起大批民办书店。
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浪潮中，群众对图书的需要有很大的增长，虽然全国已有二千一百多个新华书店和一万五千七百多个供销社卖书，仍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的大跃进形势。群众感到买书不便，就决定自己动手开办书店。广西阳朔县白沙乡在乡党委的倡导下，只花了一天两夜的时间就办起了一个书店，房子、家具、资金、人员，都是群众自己解决的。山西忻县高城乡由农业社集资九百元，办了一个“红旗书店”，仅五天时间就发行了通俗的政治、农业技术和文艺书籍三千余册。甘肃礼县苦战一昼夜，在乡文化站的基础上，不花一文钱，就建成了二十六个乡书店，连原有的两个民办书店，乡乡都有了图书发行据点。浙江衢县各区和主要集镇从6月中旬开始陆续建立了民办书店。这些书店的开办费（不包括经营资金）一般都只一、二元，家具是借用的，房子是区、乡的公房。吉林德惠、洮南、安广，广西贵县、邕宁、甘肃榆中和天水专区各县民办区、乡书店的广泛建立，也都具有这样的特点。这些民办书店了解群众需要，能够使图书发行密切配合政治，服务生产。广西贵县覃塘区民办书店的营业员串乡了解群众的需要，当他发现禾田里有螟虫，就主动地把“农作物防止虫害法”一书送到社里去，帮助农业社开展了除虫运动；还为覃塘圩红光工艺厂选择了十一本有关“车床使用法”等书籍，帮助他们解决使用车床上的一些困难。
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对民办书店十分重视和支持。中共甘肃榆中县委文教卫生办公室就曾经根据县的文化革命三年规划的要求，通知各乡党委和人民委员会自筹资金，在7月份以内普遍建立乡书店，并发布了具体办法。中共吉林洮南县委在大兴文化革命的运动中，提出了“乡乡办书店，社社有门市，队队有推销员”的要求，号召各乡、社“苦战七昼夜，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大干二十天，训练骨干”。县文教科专门举办了图书发行短期训练班。到7月11日，已经有十二个乡书店开始营业。 （陈新）
许多民办书店不仅卖书，还帮助农业社建立图书室，对活跃群众文化生活，起着积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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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的街道体育
本报讯 广州市体育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体育运动不仅在机关、工厂、学校里推行，而且普遍地深入到了街道居民、家庭妇女中去了。
在北区的大塘街不但青年妇女做操、打球，就是那些年近古稀的老妇们，也兴致勃勃地加入了体育锻炼的行列。六十七岁的郑惠慈和五个孩子的母亲李汝鎏等每天都积极地做操；六十多岁的妇女陈英是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这次更不例外，她除积极参加活动外，还到处动员和鼓励别人参加。
自从今年6月底大塘街举行了一次有一千三百六十多人参加的居民运动会以后，参加体育活动已成了居民们的习惯。他们组织了篮球、体操、乒乓球、游泳、太极拳等运动队，经常进行比赛。现在他们又成立了一所以家庭妇女为主要对象的业余体育学校，由街道办事处主任植汝荣同志任校长，开了体操、田径、乒乓、太极拳、游泳、排球、羽毛球、篮球等八个班。这所体育学校是以巩固和普及大塘街居民体育活动作为主要任务的，所以学员入学条件没有什么限制，愿者即可入学，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三百二十名家庭妇女报名入学了。最近该街又举行了一次广播体操评比大会，比做的熟练和参加人数多，获得优胜的第六居民委员会得了一面大红旗。每月一次的流动红旗广播体操评比会在大塘街已经成了制度。
大塘街体育活动的蓬勃开展，已经成为推动其他街道体育活动的力量。六榕街、法政街都派代表来这里“留学”，并聘请他们的人当体育教练员。诗书街、逢源街、东南堤段等也已经在“追大塘”的口号下掀起了开展广播体操的热潮。逢源街六十三岁的老妈妈祝绍华和五十九岁的何便、凌巧玉等都是做操的积极分子。
（青萍）（附图片）
广州大塘街居民运动会广播操比赛 陈创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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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工作中的破和立
周巍峙
新中国的艺术事业八年来有很大发展，已形成了一支有二十万人左右的专业艺术工作者队伍。他们的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支队伍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和日常思想教育工作，多数人在思想上有了不少进步，资产阶级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克服，培养了一批党、团员和非党的左派。他们在配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工作方面，在发展新中国的艺术事业，广泛开展工农兵群众艺术运动，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艺等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对广大群众起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满足了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要求，有很大的成绩。这是主要的一面，应该明确加以肯定的。但是这些进步还是很不够的，思想的改造还很不彻底；在不少人的头脑中，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坚决抛弃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还没有树立起来；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封建思想仍然严重存在着。艺术工作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传统的倾向在近几年来在不少艺术干部当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从中央文化部某些直属艺术事业单位的情况来看，主要表现为五种迷信：
迷信技术，重业务轻政治。这是艺术部门中带根本性的一种错误思想。不少人长期以来把技术看成唯一的东西，或者把它看成是第一位的，而把政治看成是第二位的。他们认为“红易专难”，应该“先专后红”。也有人以业务代替政治，实际上是取消政治，“只专不红”，他们认为“演好戏就是好党员”，就是政治；甚至说：
“学习政治的人是傻子，艺术家可以不学习政治，艺术家只要有技术就吃得开，不红也行。”这完全是“一本书主义”的翻版。不少党员干部也迷失了方向，一心专攻业务，不愿做政治工作，党团工作，不再想在政治上执掌帅印了，有的人埋头业务，连肃反、反右派斗争都不愿积极参加。这样必然会走到取消艺术的思想内容，提倡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错误道路上去。有的作曲家认为：“音乐有它的特殊性，没有社会主义感情也可以创作”，有的导演则公开鼓吹“艺术就是‘美’的欣赏”，“美就可以卖钱”。
迷信洋人，崇外轻中，重洋轻土。艺术界中迷信洋人，尤其是古洋人的倾向很严重，音乐、美术方面尤为突出。他们很少考虑中国人民的爱好，对于反映现实生活的中国作品十分冷淡。民间音乐和美术受到轻视和排斥。有些人在创作上喜欢硬搬外国形式，卖弄西洋技巧，他们有时也“采用了”一些民间曲调，唱了一些民歌，但却常常完全变了质，丧失了民族风格。在他们那里，不是欧洲形式的民族化，而是民族形式的欧化。在戏剧表演方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应该学习的，这几年在这方面有不少收获，但把它看成唯一无二的东西，而对中国戏曲表演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和多样化的表演风格却很轻视，不加研究与发扬，这就不能不影响中国表演艺术的发展。
迷信古人，厚古薄今。这在研究人员中较为严重，创作、表演人员中也有其市场。许多戏曲和音乐研究人员，为研究而研究，从不考虑人民需要与现实意义，他们迷信古书，竭力宣扬学术研究的神秘性，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不感兴趣。把历代学术成就的研究和当前艺术实践的研究对立起来，否认后者的学术价值。国画家中的厚古薄今思想也是严重的。许多画家论画只有唐宋，认为中国绘画一代不如一代，把古人的技法奉为金科玉律，一点都不能动。在京剧界厚古薄今的思想也很盛行。
迷信“国际水平”，醉心提高，轻视普及。不少艺术工作者考虑知识分子干部和城市观众的要求多，考虑工农兵观众的要求少；注意技术、形式方面的提高多，注意思想内容的提高少；有的单位或个人由于一心要赶上所谓“国际水平”，争取出国机会，对于为工农兵群众演出，做普及工作毫无兴趣。
迷信个人才能，轻视集体智慧。这和领导上迷信专家、学者不走群众路线的思想有联系。不少艺术工作者迷信自己的业务成就，骄傲自满，一切归功自己，集体智慧、群众创造根本不放在眼里，名利思想十分严重。有的在生活上腐化堕落，完全丧失了共产主义崇高道德和集体主义精神。
在去年大鸣大放时期，不少艺术工作者中了右派的毒，在思想上发生了动摇，其原因就是在这支队伍里一向有着资产阶级艺术思想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广大市场。
经过反右派斗争这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大革命，经过对于艺术领域的修正主义思想的批判，以及横扫三风五气的整风运动，现在全国艺术界正处在思想大解放，工作大跃进，作风大转变的高潮中。革命文艺的优良传统大大发扬，广大艺术工作者（包括许多著名的艺术家）为了配合政治任务，满足广大群众需要，争先恐后地上山下乡，在街头、广场、田头为工农兵群众演出。许多名音乐家也都放下了架子，到茶馆、书社去演唱，到街头去教歌。许多美术家在农村参加了绘制壁画的工作。群众业余艺术活动受到了广泛的重视，许多专业艺术团体走到哪里就辅导到哪里。
在创作上多快好省的方针正在贯彻，现实题材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几个月来，各类新的艺术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其中绝大多数都能紧密配合生产和政治运动，有的并有较高的艺术水平。京剧“白毛女”和“智擒惯匪座山雕”的演出，为这个古老的艺术形式打开了反映现实生活的广阔道路。
艺术家下乡参加劳动锻炼也形成了热潮，许多艺术家和工农群众交朋友，攀亲家，有的在劳动中、工作中已开始和工农群众建立了较深的感情。
艺术界出现了这种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新局面，是整风反右派、双反运动等一系列政治思想斗争的结果。使我们深深体会到政治挂帅的重大意义。目前全国多数国家艺术团体及部分民间职业剧团已结束整风或即将结束整风，广大艺术队伍的思想状况已经起了剧烈的变化，但这还只是质变的开始，还大大有待于深入和巩固，不少迷信还没有彻底打破，不少艺术思想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特别是有一部分民间职业剧团和分散的民间艺人还没有进行整风，在某些艺人队伍当中还没有经过组织整顿。政治情况还很复杂，党的领导和道路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在这方面还有着艰苦的斗争，需要进行许多细致的思想工作。因此，艺术界的整风成绩虽然很大，但绝不应满足，而忽视继续进行自我思想改造工作。为了迅速建成一支忠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艺术队伍，我认为必须进行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破除迷信，解放我们的思想；一是采取有效的措施加紧对资产阶级艺术家的思想改造。
为了彻底改造资产阶级艺术家，首先需要我们自己来一个思想大解放，打破迷信思想，清除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对许多有关艺术的问题，真正做到敢想，敢说，敢做，敢管，敢当。假如许多问题我们还搞不清楚，头脑里充满了许多由于资产阶级影响而来的迷信思想，右倾保守思想，我们就不可能把这一革命进行到底，就不能坚决、彻底地把资产阶级艺术家改造过来，使他们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也就不可能在改造原有艺术队伍的同时，千方百计地，迅速地培养出大批完全新型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贡献自己一切力量的工人阶级的艺术战士来。思想不解放，在艺术创造上，工作上，也就不可能有什么革命浪漫主义，鼓不起共产主义的劲头。因此，我们要坚决、彻底打破对艺术的神秘观念，扫除所谓不懂业务、没有学问、自愧是“外行”，在资产阶级艺术家面前直不起腰来的那种自卑感，坚决地、大胆地把艺术工作抓起来，把资产阶级艺术家和广大的艺术队伍认真管起来，要有陕西农民那种“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的英雄气魄，把所有的白旗、灰旗都拔掉，在所有的角落都插上我们的红旗。艺术是表现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我们是阶级的人，是经过革命斗争和多方面生活的人，从这点来看，我们管艺术应该是内行。而在发展社会主义艺术事业方面我们更是内行，那些资产阶级艺术家应该是大大的外行。这在工作当中虽然有困难，但我们只要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广大群众做艺术工作的“评判员”，加强自己的政治艺术理论学习和有关业务的钻研，许多问题很快就会摸清楚的，就可以变成社会主义艺术的内行。
其次，我们要坚决打破迷信古人、洋人的思想，大大地长社会主义艺术和新时代革命艺术家的威风。在中国和外国，过去都出现过伟大的艺术家和作品，值得我们继承和学习；但是学习必须和创造相结合，学习是为了创造。我们不能只靠古人的遗产吃饭，专仰外国人的鼻息，自己不进行什么创造。守财奴常常就是败家子。我们自己要努力创造出无愧于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的优秀艺术作品来，这是我们这一时代艺术家的光荣任务。现在我们有些新创作比起古人和外国人的名作来，在某些表现力方面，某些技术上还显得不够，但是社会主义艺术却在思想内容上、人民风格上比他们进步多了。这是本质上的差别。因为这个时代的文艺和过去任何时代都不一样，它反映出了中国劳动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共产主义的雄伟气魄，伟大的工农群众成了社会主义艺术中的主角，文艺反映了他们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的最崇高的理想，而且在表现技巧方面也有了新的创造。这些作品，难道是过去那些伟大的中外作家如屈原、杜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所能写得出来的吗？至于现代资产阶级的一切没落、颓废、荒诞、反动的艺术则根本没法和我们比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