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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自基层的研究员
在讨论会中列举事实痛斥“人口论”和“土地递减律”谬论
本报讯 一位县委书记和四位农业社主任被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聘请为研究员。这是9日在全国农业经济科学讨论会上宣布的。
这五位研究员是：河北省的中共宁津县委会书记郭珍；定县韩家洼农业社主任马宝山；静海县富民农业社主任廉玉琨；遵化县沙石峪农业社主任张贵顺；永年县小北汪联胜农业社主任秦振华。在社会科学研究机关，这是第一批来自基层单位和农业社的科学研究人员。
在北京正举行的“全国农业经济科学讨论会”上，他们和老科学家、老教授们共同进行了科学讨论。他们用当地农业生产大跃进中的生动事实，把那些为资产阶级经济基础服务的什么
“人口论”、“土地报酬递减律”等谬论驳斥得体无完肤。
中共宁津县委会书记郭珍在讨论中说：宁津县解放前约有二十四万多人，耕地九十多万亩，每人平均三点七亩；解放后几年人口增长到三十一万多，耕地面积变化不大，每人平均不到三亩。生产怎么样呢？解放前，广大农民辛勤劳动一年，好年景只能过“糠菜半年粮”的生活，如遇到灾荒，只好离乡背井，外出逃生。在那饥寒交迫的情景下，怎么能去发展生产呢？农民使用着落后的、笨拙的农具，以及极其粗糙的耕作方法，怎能发挥地力呢？产量怎能提高呢？解放以后，农业生产则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连年丰收。仅以最近几年来看，1956年宁津县遇到了历年未有的大雨，全县十一万多亩土地被水淹，没有收什么粮食，但由于发挥了高级合作化的优越性，全县总产量达到一亿五千多万斤，亩产二百九十斤，比合作化前三年平均亩产一百六十斤增产81％。粮食总产量增加七千多万斤，而人口约增加六千八百八十多人，用增加的人口来分增加的粮食每人平均可分到一万多斤。1957年由于大力加强了田间后期管理工作，结果达到亩产三百三十八斤，总产达到一亿八千多万斤，比合作化前三年增长110％，比1956年增长三千六百多万斤，按增加七千一百三十一人计算，每人还分到五千一百八十五斤粮食。1958年要求总产一十三点二亿斤，亩产二千五百斤，每人平均粮食约可达四千斤，今年还能增加多少人呢？计算起来，恐怕按人口增加比例，每增加一人，粮食的增长不是几千，而是几万斤了吧！郭珍说，宁津县1959年要实现排灌机械化，耕作主要工序机械化，车轮胶轮化，其他工具滚珠轴承化，要求粮食亩产五千斤，总产二十五亿斤，1960年要求亩产一万斤。总产五十亿斤，到了那时，每年人口能增长多少？每人能分得多少粮食，请先生们算一算吧！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人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的，土地的生产潜力是无尽的。那些认为人口过剩了，认为人只是消费者，看不到是生产者，认识不到人是发展生产的基本力量。资产阶级“人口论”者和“土地报酬递减论”的“学者”们，他们的所谓“人口论”，“土地报酬递减”理论的根据是非常荒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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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劳动中争得五分
延边大学把生产劳动列入正式课程
本报讯 记者程予、金昌范报道：延边大学已经把劳动生产作为一门课程列入教学计划，与其他课程平起平坐，并且运用劳动手册的方法，把学生从事体力劳动的热情巩固下来。
延边大学根据不同专业的需要，确定了学生每学年的劳动时间。全校理论教学和劳动时间的比例，平均为二·五比一。这些劳动时间，已分别纳入每周作息时间表。每到劳动时间，学生就自动进入指定场所进行劳动。结束时，以小组为单位举行现场评比。评比的标准不只是劳动数量和价值多少，而且包括劳动热情和劳动态度。评比后由小组负责人把评比结果记入劳动手册，以便学期末按四级分制法评定成绩。
延边大学共有一千六百多名学生，都是朝鲜族人民子女，其中虽然96％以上是工农家庭成分。但是，过去由于教育脱离生产劳动，那种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和行动，在这些学生中，也是较普遍的。不少学生认为大学生不应该从事体力劳动。对帮助农民插秧、锄草、修堤等每年仅占去五、六天的时间，也认为影响教学质量；甚至连校内清洁卫生运动也要依赖公务员进行。整风初期，更有不少人借此鸣放，嫌学校设备不好，公务员太少；怨上级不敢向中央提出要人要钱。反右派斗争以后，这些学生虽然在政治上和资产阶级划清了界限，但思想上好逸恶劳，爱阔气讲排场的毛病，并未因此而得到根本克服；而且在整改阶段又一次作为对领导的意见暴露出来。后经全校性的红专辩论，使大部分学生认识提高，开始转变。但部分学生仍坚持上述错误意见。这时，学校即针对绝大部分工农家庭成分的特点，开展了回忆对比运动，让学生普遍回忆家庭生活，进行解放前后对比，并选择典型向全校作启发报告，还从校外邀请烈、军属、学生家属、劳动模范等来校讲课；学校领导也当众检讨了在校内贯彻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不力的责任。这样，使学生们大受感动，一致检查自己的忘本思想，从而树立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的观念，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劳动观念也加强了。学生们普遍制定了劳动规划。学校接受学生们的建议，从今年3月起就实行劳动手册制度。除校内劳动外，三个学院还分别和周围三个乡订立劳动合同，规定学生全年参加义务劳动的时间，并担任三个乡的宣传、教育与卫生医疗工作。
现在，延边大学师范、医学院的每个学生，在实行劳动手册的四个多月内，已经作了三百多小时劳动，接近完成劳动手册所规定的全年劳动量。但是，各学院的学生，并不满足于只完成规定的劳动量。
最近半个月来，师范、医学两个学院八百多名师生，继续按照劳动手册所规定的合同，分赴自治州各地帮助农民修水库和积肥；应届毕业班的学生，提出“在劳动中毕业”的口号，每天完成定额一倍多。这两个学院的部分留校师生正紧张筹办以钢铁为中心的砖瓦、水泥、耐火材料、焦炭工厂和造纸、化学肥料等工业，并且已有部分产品试制成功。
同时，为了坚持劳动手册制度，并使教育和劳动、教育和政治更好地结合起来，各学院师生都在劳动工地上，展开教学改革的讨论。师范、医学两个学院根据前几个月的经验，准备把过去学四年和五年的课堂理论课程，分别在二、三年内学完，用其余二年着重进行教学和医疗实习。
学生们经过参加劳动以后，思想感情开始发生变化。过去学生们最怕下雨，因为下雨到市内看电影不便。今年缺雨的时候，他们都关心自己种的庄稼，和农民一样盼着下雨。学生们在劳动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想到工人农民不知战胜了多少困难，便觉得自己眼前这点困难微不足道，就鼓起克服困难的干劲。学生们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也在劳动中得到巩固，从而提高了学习质量。（附图片）
延安大学学生们在帮助农业社将绿肥装车。姜赞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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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当之无愧
在自然科学领域内，一批批来自生产实践中的红色专家们毫无愧色地跨入了科学研究机关的大门。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呢？毫无疑问，来自基层的红色专家也将毫无愧色走进科学研究机关。今天报道的五位农业经济学研究员是第一批！
可是就在宣布这五位农业经济学研究员受聘的会上，某些资产阶级学者们还喋喋不休。这些来自基层的研究员不仅敢于在生产实际中插红旗，树立先进榜样；就是在论战中，也敢于在思想上插红旗，把资产阶级学者的谬论驳得体无完肤，从此也可得到证明，他们作为研究员，真是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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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人人要多才多艺
现在在工矿企业、商业中涌现了不少掌握多种技术的“多面手”，农业社里也出现了既懂农业技术，又懂工业技术的“万能人”。这些新人的涌现，有力地推动了各项生产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这样的多才多艺的“万能人”。
但是，有人认为在工农商业方面，学成“多面手”比较容易，不过是多练几门手艺而已，像做文艺、宣传等搞思想工作的人练成
“多面手”就困难了。当然，要叫文艺工作者去学会科学技术，这是困难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是，在文学艺术范围内，是不是也可以多学会几样呢？肯定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必需的。一个作家深入实际，如果客观现实需要他写些特写，他难道一定非写诗、小说不可吗？有这种看法的人，不过是一个文艺神秘论者罢了。今天本报发表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和昭乌达盟文化队队员都能歌能舞、能演能写的事实，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各种本领都是练就的。“多面手”、“万能人”都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勤学苦练，任何技术高峰都可以攀登上去，何况某些技艺呢。能不能成为“多面手”“万能人”的关键问题绝不在于你属于哪行哪业，而是在于思想是否解放，敢不敢想，敢不敢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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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做一个多才多艺的文化战士
内蒙古开展文艺“多面手”运动
新华社呼和浩特11日电 “文艺多面手”运动已在内蒙古自治区展开。
活跃在锡林郭勒大草原上的锡林郭勒盟文化队，全队蒙古族和汉族男女队员，人人会演剧，会歌唱，会舞蹈，会创作。这支文化队一夜演出三、四十个节目，台上有近百个角色进进出出，很像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剧团，可是到后台一看，却只有二十来个人在工作。他们不分彼此，亲密合作，一起搞灯光、布景、乐队和演出。一个演员经常担任几种角色，参加几个节目的演出。
近年来，这支文化队在草原上巡回演出的大批剧目、诗歌、舞蹈，绝大部分是队员们深入蒙古包，同牧民一道生活劳动中发掘和创作出来的。曾获得国内外观众赞赏的“挤奶员”舞，就是这个队创作的。
正在内蒙古东南部半农半牧区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昭乌达盟文化队，最近也提出“让每一个队员成为多才多艺的人”的口号，要求队员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条件，做到不仅能给农牧民演剧、舞蹈，又能演奏几种乐器。全体队员正在起早贪黑地加紧练习，争取年底以前建立一支三十人组成的管弦乐队。
包头市文工团一面增加去工厂、农村演出的活动，一面开展了群众性的创作运动。现在，这个文工团基本上做到了人人动笔、人人编写，最近一个多月来已创作出舞蹈七个、歌曲四十多首、演唱材料和活报剧十多个，在宣传总路线、抗议美英侵略中东的街头演出中，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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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党办科学 人人学科学
广西僮族自治区市、县和农村建立科学研究机构
据新华社南宁11日电 全党办科学，人人学科学，广西僮族自治区科学研究机构伸向市、县和农村。全区现有属于自治区一级、专区、市、县的科学研究机构共五十一个，有三十五个市、县已经建立了科学普及协会，不少的乡、社、工矿企业和学校建立了科普小组。
建立在各市、县和农村、工厂的科学普及机构，广泛地向群众宣传科学知识。玉林县红太阳农业社的科学技术研究普及小组推广了沼气发电、造纸、养猪和猪的人工授精等科学知识，解决了发展农副业生产的不少问题。
自治区已经成立科学工作委员会，来领导全区的科学研究工作，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根据自治区社会经济情况和各生产部门在大跃进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制定了理工、农林、医科和社会科学的初步研究规划。各研究机构都已着手调查、总结、鉴定和推广当地群众的发明创造和先进生产经验。不少的科学研究机构还吸收了当地的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和能工巧匠作研究员，更广泛地开展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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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劳动课列入教学计划
何满
“小麦怎么插在水田里？”北京大学生物系三年级的一个学生，看到别人把秧苗插在水田里，这样惊奇地问道。有些人也许要为这个大学生的惊奇而惊奇吧：一个学生物的大学生怎么能认不得秧苗呢？然而，这毕竟是真事；而且，诸如此类的事还很多。
大学生念了许多书，从小学到大学，前后屈指一算，何止“十载寒窗”？可是一到了实践面前，却连最普通的知识都不懂，成为“书呆子”。
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工人、农民已经识字知书，他们发挥了高度的聪明智慧，发明创造层出不穷，生产记录蒸蒸日上，著书立说日有所闻。于是，“书呆子”在生产劳动实际面前显得更是没有用场。因此，教学改革，教育结合生产劳动，理论结合实践，真是非常必要了。
虽然如此，有些学生却还对“书呆子”的身份留恋不舍，西北大学的一个学生，甚至以“南方人喜欢散步”的莫名其妙的缘由，拒绝参加生产劳动。
学生接受书本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的。因为，人家证明了这种知识，而他们却没有用事实来证明这种知识。学生应当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产劳动中去，从中丰富和发展这些知识，并且从生产劳动中锻炼和改造自己的思想面貌。这样，他们就将不会是“书呆子”，而会成为又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的，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新人。
我们的学校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学校，它要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劳动者，因此，在我国一切学校中，必须贯彻教育和劳动结合的方针，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每个学生必须依照规定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
延边大学做得好，他们把生产劳动列入教学计划，并发给每个学生劳动手册，以便记录学生的劳动成绩。学生按时劳动，按工记分，就如同农业合作社的社员一样。多劳动多记分，少劳动少记分，不劳动不记分。这样，就从教学制度上给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提供了保证。
劳动手册的规定，对于那些自觉参加生产劳动的学生来说，会是一种鼓舞；而对于那些只愿做“书呆子”，只求书本知识五分的学生来说，也会是一种鞭策。究竟是让“散步”得个五分，还是让“劳动”得五分呢？青年学生是勇于接受真理的，经过思想斗争和实际斗争，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会懂得这个道理的，我们将会看到青年学生们的劳动手册上都写满了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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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甘肃六十四个县市
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据新华社兰州11日电 甘肃全省除牧区八个县外，其他六十四个县市已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文盲。
甘肃省六十四个县市中有青壮年四百七十万人，到7月底，共扫除文盲、半文盲二百九十三万人，连同原有非文盲一百二十四万人，全省青壮年非文盲人数已达四百一十七万人，占青壮年总数88.72％。在已经扫除文盲的县市中，除汉族地区外，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和政、康乐、永靖、临夏市、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临潭、舟曲等少数民族地区也扫除了青壮年文盲。
这些地区的扫盲运动，一般都作到了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大家办学，因而速度快、质量好。在教学方法上，贯彻了学习和生产相结合，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灵活多样地创造了许多经验。在教学组织形式上，各地除了在民校上课外，还有包教保学、送字上门、黑板下地、工地学习班、家庭学习组、田间学习、实物贴字和识字手册等多种形式，达到了集中突击，分散学习，随时巩固的要求。
目前，各县、市正积极采取措施，巩固扫盲成果，防止回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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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到处涌现文化村天上星星亮晶晶，识字眼亮心里明，男女老少上民校，到处涌现文化村，扫盲工作气象新。
——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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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运动
青少年运动员大显身手
全国青少年排球少年乒乓球赛开始举行
据新华社讯 1958年全国十六单位青年排球锦标赛，9日在青岛开始举行。
参加这次比赛的有来自各地的三十二个男女代表队的运动员共四百零三名。
9日共进行了十二场比赛。来自“排球之乡”的台山男女代表队，在分别对晋江和福州的比赛中，表现出了熟练的技巧，队员们弹跳力强，发球准确，扣杀凶猛。他们以三比零的绝对优势获胜。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姑娘和小伙子们体质坚强，分别战胜了北京队和福州队。
据新华社讯 1958年全国二十一单位少年排球锦标赛，9日在秦皇岛开幕，举行这样大规模的全国性少年排球比赛，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参加这次比赛的有来自二十一个城市十五岁到十七岁的优秀少年排球运动员五百多人。这些志气远大的少年选手们决心以鼓足干劲，力争第一。在男子队比赛中，台山队第一场就以三比零击败了哈尔滨队。来自海南岛的文昌县代表队，攻得猛、杀得狠，以三比一打败了实力较强的上海队。
据新华社讯 1958年全国二十一城市少年乒乓球锦标赛，9日晚上在杭州开幕，这是我国第一次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少年乒乓球赛。参加这次比赛的有一百二十八名运动员。
这次锦标赛全部是单打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男、女各分六组进行单循环比赛。各组的冠亚军再在第二阶段举行单循环比赛，争夺全国冠军和其他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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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运动
上海一中学划船队打破一项全国纪录
据新华社上海10日电 今天在黄浦江上举行的1958年上海市划船锦标赛中，由五个青年学生组成的中学划船队，在逆水中打破了男子四人单桨（有舵手）二千公尺的全国纪录。
他们的新成绩是八分十六秒五，比上海市划船队保持的全国纪录八分二十秒九快了四秒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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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扫盲完成以后
——记登封县群众文化学习的大跃进
中共登封县委第二书记 苗化铭
新事物带来了新问题
河南省登封县在完成了扫盲任务之后，工作上带来了新问题，虽然我们在已往的扫盲工作过程中已经创造了“扫一批，转一批，巩固一批”的经验；但是要在同一时期把数万个摘掉文盲帽的青壮年都转入业余小学和已经达到高小毕业的近万人也都转入业余初中，却是一个新问题。由于我们对群众性的文化学习运动发展速度估计不足，在思想上和物质准备上都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在教师的数量和质量的准备工作方面更远远落后于实际需要，要完成这一光荣任务，困难是很大的。这时在我们面前摆着这样的问题：是抓紧有利时机，克服困难，勇敢地跟上去，立即普及青壮年业余文化教育呢？还是犹豫迟疑，坐失时机，重复以往的教训，再造成“扫盲回生”呢？我们采取的态度是前者不是后者。将近四个月的事实证明，由于依靠群众，克服困难，迅速地普及了青壮年业余文化教育，在学习上和生产上，都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回忆当时我县的部分文教工作者对这种作法是曾经表示过怀疑和无限忧虑的。他们认为采用群众运动方式完成的扫盲工作是不可能巩固的；他们怀疑在师资方面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之前，立即普及业余文化教育是否妥当？他们还忧虑在普及之后，教学质量能不能提高？由于他们当时受到了右倾保守思想的束缚，在新事物萌芽之前，不敢大胆地想；当新事物已经出现之后，仍然不敢大胆地干。他们的思想总是落在形势发展的后面，在这个工作上，又给了他们一个很深刻的教训。
趁热打铁 大胆跃进
扫盲任务完成后，立即普及业余文化教育，这不仅是必然的工作步骤，而且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也只有这样，才不致于重复“扫盲回生”的教训。当时群众已经提出要求：“队队有业小，社社有业中，乡乡有业高，干部都上红专学校”；他们的口号是：“文化原子大爆炸，普及教育齐开花”。当马有库不愿再上学时，他的儿子马德坡就在黑板上提出批评说：“叫父亲，听我言，文化学习谈一谈：你扫盲刚才毕了业，坐在家里书不念；这样下去有半年，你所学的都忘完；劝你再把学来上，生产学习争模范”。五十三岁的民校教师孙乎来说：“暮气一笔圈，朝气冲破天，我虽五十三，立志红又专”；老教师王元戊“我王元戊年迈花甲，不顾耳聋眼花，决心像烈火爆发，要把文盲变成科学家”的誓言，对青年一代是多么大的鼓舞啊！面对着群众情绪这样高涨的现实，党的态度应该是坚决地给以支持。在3月5日宣布实现无文盲县的第二天，县委毋福珍副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了告成会议，在肯定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号召全县青壮年乘胜向文化科学进军。到会的区、乡干部，团支部书记，民校教师等四百七十多人都一致表示要在七天内普及青壮年业余文化教育和干部红专学校。声势浩大，发展迅速，成绩惊人。当大冶区委书记王福修同志在大冶镇群众大会上说明了当时的有利形势和光荣任务后，充分发动了群众办学、群众上学和民校教师们的积极性，当天即对教室、教具、教师分工和学生组织等方面的工作作好了全面安排；又通过组织参观，全区在三天内实现了普及青壮年群众和干部的业余文化学习组织工作。刘碑社只用了十五张纸（举行编班测验），即建成了三班业余小学和两班业余初中；这个社的木工组一天一夜突击完成了五十副桌凳。其他各区也都在“书记动手，全党动员，全民办学”的口号下，在一周内完成了普及任务。对具体问题的解决大体上都是采取这样的方法：校舍、校具由农业社解决或由学生自带桌凳；经费由社公益金补助；教师误工由社解决或由学员共同兑工分。在教师中又增加了下放干部，有文化的转业军人以及尚未被吸收到民校当教师的在乡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又用文化较差的民校教师教初小一、二年级学生认字，调换文化水平较高的小学教师教业余初中。在政治上坚决不用右派分子和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保持了民校教师队伍的纯洁。全县共组织民校教师二千五百二十九人，建成高中三十四班，初中三百九十八班，高小一千四百二十四班，红专学校二百一十五班，学员共六万一千六百九十二人；尚有扫盲班一千二百五十五班，学员二万一千八百七十人，其中有四十到五十岁的老年文盲八千一百三十一人。八十岁老人范遂秀一家三代同课堂；白贵永一家三代都是中学生；八十二岁的刘二奶奶也不愿带着文盲帽子进棺材而积极参加学习。有一首民谣这样写道：“一张桌四四方，一盏灯放在中央，全家人坐一起，爷爷奶奶和爹娘，我站在一旁常指教，一字一意说端详，爷爷笑着夸奖我，咱家出了个状元！”趁热打铁，大胆跃进的结果，突破了群众和干部对业余文化教育工作的一切清规戒律和右倾保守思想。这是在扫盲任务完成后的又一个大胜利。
提高教师 提高教学 提高群众
登封县人民在经济文化生活上过去是长期处在“又穷又白”的落后状态，只是由于解放后的努力，特别是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照耀下，在社会主义全面跃进形势下，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才能够发生这样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由于知识分子队伍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能适应今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要求，不仅师资不足，而且为了要发展地方工业（包括化肥制造）和培训农业生产技术人员，一部分民校教师被调换了，新调整的民校教师队伍对新的任务还不熟练，部分民校教师只有扫盲经验，没有教中、小学的经验，有的从来没有作过教学工作；加上部分领导干部和部分学员当时曾产生松劲思想，不克服这些困难，就无法巩固提高。因此，我们当时曾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提高了教师队伍，提高了教学，提高了群众。（1）建立了以公立中学为中心的中学民校教师辅导区和以公立小学为中心的小学民校教师辅导区，组织民校教师每星期进修一次；（2）分科建立教学研究组，民校教师随同公立学校教师（包括新教师和老教师）混合编组，共同备课，共同提高；（3）老师带徒弟，缺啥补啥，教啥学啥，共同发展；（4）公立学校教师讲课示范，民校教师听课后进行传授；（5）新老教师互相听课，新教师学习教学经验，老教师进行具体辅导；（6）教育局确定专人深入重点学校培养典型，总结经验，及时组织参观评比，全面推进。自3月6日告成会议后，教育局在4月中旬带领民校教师到十里铺、界头乡、三官庙乡、库庄乡进行巡回参观评比；5月4日召开了海堵会议，组织写作高潮和农具改革运动；5月21日在背阳坡召开了麦收不停学习的会议。通过这些会议加强了领导，解决了在一定的时期中出现的关键问题，很快的走上了正轨，学生反映：“老师讲的就是比过去好的多了”。君召区学员在“读万本书写万篇文”的计划鼓舞下，实行了“站起来生产，坐下来写作”，在五天内写成了三十三万一千零五十篇。背阳坡业余中学白银安教师班，在三天完成运粪突击活动中，学习了两课书，每人还写了两篇快板诗，该村全体学员三个月内写出了一万五千多篇反映生产和生活的文艺作品。这样作的结果，得到了四满意，（1）乡、社满意：学习了技术，提高了生产质量；（2）家庭满意：上学学本事，收入更增加；（3）学生满意：生产学习两积极，人人争取双模范；（4）群众满意：加强宣传教育活动，鼓舞了群众的生产情绪。他们都异口同声的称赞说：“毛主席想的办法真正好”。
服务生产 推进生产 提高觉悟
我们接受了在扫盲工作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组织群众文化学习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是十分坚定明确的。群众业余文化教育的任务，不仅是为了巩固扫盲成果，继续提高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服务生产和推进生产，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在学习内容、时间安排、学习场所、学习制度和一切有关学习方式上，都必须明确有效地服务生产，推进生产，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否则必然会脱离群众，甚至造成妨碍生产发展的政治错误。我们正在全县范围内推行着的“三统一、四跟四走、五变、十带”等办法，已经收到了巨大效果。三统一是：“生产学习时间统一安排，生产学习成绩统一评比，干部民师统一协作”；四跟四走是：“书本跟人走，内容跟生产走，教师跟学员走，课堂跟生产场所走”；五变是：“变民校为发动生产的场所，变民校学习班为生产队，变生产休息时间为学习时间，变民校教师为生产队的助手，变民校学员为农业技术员”；十带是：“生产工具、课本、报纸、作业笔记、练习本、钢笔、图书、小黑板、流动墙报、蝇子拍”。为了保证在麦收中坚持学习，成立了五套组织：（1）小学教师，（2）中小学生，（3）乡、社干部，（4）社会知识分子，（5）民校师生，分片包干，村村有人负责，层层有人专管，天天有人汇报，要求作到地头有课堂，麦场有黑板，见事就写作，有空就复习；割麦的人休息学，担麦的人趁空学，看场的人晚上学，翻场的人上午学，达到生产文化双丰收。如果我们在完成扫盲任务之后不是从群众的迫切要求出发，及时地普及了群众业余文化教育，继续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文化学习，要在短时间内取得这样惊人的成绩是不可能的。
所以能够取得以上成就的又一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在教学思想上和教学内容上密切结合了当前的生产实际和政治思想运动，教师们自己动手编写教材，如语文乡土教材，工农业技术教材，业余学校算术教材，以及用结合社会主义大辩论，发动民校学员起带头作用的方法更加提高了学员的政治觉悟，同时也相应地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有力地配合和推进了一定时期的中心工作。当水峪乡开展双反鸣放时，学员郭云来用快板诗批评王占现说：“打起跃进钟，吹起跃进号；问问王占现，你知道不知道？开会不积极，上学你不到；遇见开工分，总是争着要；别人批评你，你还发牢骚；这是啥思想，请你快检讨！”这样生动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两天普及红专大学
青壮年农民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教育的影响较少，他们迷信最少，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最能够发挥创造性。他们在摘掉文盲帽子以后，迫切要求学习文化科学。在全县普遍推广三官庙乡创办的干部红专学校的同时，文村乡创办了干部和群众、学习和生产、理论和实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密切结合的水利学院、农业学院、妇女大学；土专家张广义由北京参加全国农具展览会回乡后，为了适应发展生产、改革农具的迫切需要，立即建立了包括设计、绘图、制造、木、铁、工等五个科的农业机械学院。当河南日报介绍了禹县鸠山和孟津县翟泉社创办农业大学的经验特别是学习了“打破迷信办大学”的社论和听到中共登封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出“全县办大学，全民红又专，向文化科学大进军”的号召以后，不少乡社的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立即进行规划，只有两天时间，就在全县范围内建立了四十四个红专大学，参加红专大学学习的干部和群众已经有十一万七千余人，占全县三十万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他们的口号是：“没有劈不开的大山，没有斩不断的洪流，志气高，决心大，要当文武双全的红色科学家。”登封县直属机关工作人员在打破右倾保守思想之后，由书记挂帅，部门领导干部带头，立即建立了包括马列主义、行政、工业技术、农业技术、宣传卫生科学、财经、政治七个学院和三十八个学系的红专大学，学习的办法是集中学政治，分系学技术，分班学文化，分系建立试验田；能者为师，不能者为徒，师徒相帮，互教互学，政治、文化、技术同时并进，形成了热火朝天的学习高潮。当然，当前有不少人还在怀疑农民能不能办大学和这样的学校算不算“大学”。抗日战争时期，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为了争取抗战胜利，曾经举办过许多大学，这些大学培养出无数优秀的天才的军事专家。在今天的农业生产大跃进中，这样的农业大学也必然会培养出大量的优秀的农业科学家。对于那些在新事物面前采取怀疑态度的人，最好是让他们认真学习党的历史经验和亲自到实际生活中去吧。
农村中新型的知识分子
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多数是从同社会实际生活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中培养出来的，他们有书本知识，有的也能“提笔万言”；但是当他们一接触到实际生活，就会感到自己知道的太少或者是“无知”的；他们写出的文章也往往是“言之无物”。但是农民在掌握了文字工具之后，不仅能读能写，而且能够把他们的智慧运用到农具改革、农作物技术改革和创造发明上去。如果说前一种知识分子能够把自己的书本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就可以开花结果的话，那么这些具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和阶级斗争锻炼的农民，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平之后，在技术改革和人民文化生活方面的贡献，将是更加巨大的，这不是已经为现实生活所证明了吗？张广义在工具创造发明方面的成就，已经是全县全省和全国人民称赞学习的榜样之一，他在全国农具展览会上不仅能够有条理的介绍自己的发明创造经验，而且还能够细心地绘制图样向人家学习，以求继续前进；十月文化社的科学技术研究室主任范玉坤，在旧社会是不敢梦想上学的放羊孩子，但是当他摘掉文盲帽不久被批准转入中学班时，就能很快地把植物课本上所介绍的红薯温汤育种法、玉米三攻施肥法、去雄杂交法、春化小麦法、谷子催青法、月光花架接红薯法运用到自己的试验田里和大块耕作面积上，取到了丰产效果和丰产经验；当前在一般谷子还正在发苗状态时期，他所实验的春化谷子已经出齐穗了。他没有化验器，没有显微镜，而是深入田间山沟和山坡去实验。运用这种方法将会在文化科学水平继续提高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大更多的成果。当世世代代给地主当长工的范海亮摘掉文盲帽和学会打算盘之后，就撤销了地主会计，真正当了新社会的主人；现在他已经会写快板诗、散文、五幕的剧本；土法炼铁工人陈文学不懂物理化学，只是经过几夜不睡觉的刻苦实验，就创造了用黄煤加黄土炼铁的先进经验；海堵村民校学员在“学诸葛，赶鲁班，技术革命夺状元”的生动口号鼓舞下，创造了三百多种三千多件农具，实现了半机械化；背阴坡民校学生刘库白一人发明了十二件。民校学员刘国炎的快板诗上这样写道：“跃跃跃来翻翻翻，技术革命最当先，为发明来忘吃饭，失败千次还要干；能工巧匠把计献，旧式农具全改完。”这样多的惊人奇迹，在未完成扫盲任务和普及业余文化教育之前，是谁也难以想像的。在这样继续学习提高之后，将会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基础上，创造出更多更大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