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青海河北安徽省委召开会议贯彻总路线精神
力争高速度前进 再次掀起大跃进高潮
扫除“落后论”砍掉自卑感
青海人民大踏步前进
本报西宁电 在最近召开的中共青海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根据“八大”二次会议和总路线的精神，彻底检查和批判了党内外干部中多年以来存在的“青海落后论”和自卑心理，使各项工作得以蓬勃发展。
从检查批判中看，“青海落后”、自卑感等各种类型的保守思想、悲观论调是相当普遍的，不仅工业部门的干部中有，农业、牧业以及文教等部门的干部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工业方面主要的错误观点是：青海省工业基础薄弱，人口少，一无设备，二无技术，三无资金，四无地质资料，无法办工业。他们对办工业的有利条件——青海省天然的丰富资源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办工业的迫切要求认识不足，而对困难想的过多，一提到办工业，就想到天津、上海、东北等地区的大厂矿是如何复杂难办。即便办工业，城市可以办，而农村、牧区不行；人口较多的青海省东部地区可以，而人烟稀少、交通线长的柴达木盆地不行。对于依靠群众发展地方工业的路线认识不清，自力更生的决心不大，一提到办工业，就是单纯依靠国家，依靠外援。把办工业看得十分神秘，似乎高深莫测，认为办工业是少数内行和专家的事，“白帽子”（外行）办不了，拿锄头的农民更不行。对于大型工业和中小型工业并举的方针没有完全领会，一提到办工业，就是办大的，机械化的，而看不起小的和土法的。当前在大部分干部中对于办小型工厂的神秘观点虽已基本打破了，而对办大工厂的神秘观点仍然存在。对办工业如此，对地质工作也是如此。此外，还有不少干部由于保守思想和个人主义作祟，怕说错了批评，怕作错了检讨，怕搞得多快了反“冒进”，顾虑重重，畏首畏尾，前怕龙，后怕虎。因此，也就不敢大胆地想，大胆地说，大胆地作。
在农业增产方面，代表们检查了过去总认为每年只能增产百分之几，不能百分之几十，更不能百分之几百的保守观点。认为青海地处高原，山多，雨少，干旱，人少地多，耕作落后，不能同其他省区比，不争上游，甘居中游。在牧业社会主义改造上同样有迷信观点。今年春季召开的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上，只提出来个牧业生产高潮，而没有敢提社会主义改造也来个高潮，怕出乱子，怕破坏生产。代表们对文化教育方面存在的不敢大胆想、大胆作的保守思想、自卑感也做了深刻的批判。
参加会议的代表在分析了上述错误观点以后，一致认为这些观点的共同点是，只看到消极的因素，而看不到有利的条件；只看到物，而看不到人，看不到人的能动性，看不到群众的力量；只看到事物的静止状态，而看不到事物的发展变化，缺乏辩证观点。因而也就不敢想，不敢作，不敢独立思考，不敢独立创造，因循守旧。这一切是“落后论”、“条件论”、自卑感等等产生的主要根源。
在解放了思想和破除了迷信以后，在会议期间和会后各项指标一跃再跃。如省委原计划1962年生产铁二百万吨，钢一百万吨，经代表们讨论后，增加了一倍还多。农业增产方面，会议期间计划到1962年平均亩产超过千斤，但在会后的几天内根据各地提出的增产指标和措施看，到1959年达到亩产千斤，实现千斤省便有可能。根据这一情况，省委发出了今年每人平均粮食达到一千五百斤，明年每人平均粮食达到三千三百斤的号召。
目前全省各族人民正按照此次会议的精神和省委的号召，一个大办地方工业、大搞水库、积肥造肥、除草、追肥的空前未有的高潮已经掀起。
河北提出战斗口号
力争上游 力争第一
新华社天津8日电 夏收以来，河北省工农业生产更大跃进的新形势已经形成，中共河北省委最近召开各地、市委书记扩大会议，决定各级党委书记要步步抓紧，环环不放松，加快速度发展农业、冶炼工业和机械工业。
河北省今年在三百天无透雨的干旱情况下，夏收增产66％，出现了安国县南楼底卓头村小麦亩产五千一百零三斤的高产纪录，因而大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他们对秋季和明年夏季提出了更加高的丰收指标。工业上的跃进高潮正在继续发展，四、五、六三个月来全省已建厂矿五十万个，定兴县一个小工厂一天能制造二十五台煤气机，工人们的发明创造达数十万件之多。许多新产品达到了国际水平。
根据这种新的形势，会议一致认为：必须本着不断革命的精神，跃进再跃进，力争上游，力争第一。在农业上要力争秋季大丰收和明年夏季更大的丰收。主要的措施有：提前实现水利化。全省水利建设运动，经过九个月的苦战，已扩大灌溉面积六千五百九十一万亩，相当建国八年来全省发展灌溉面积的四倍多，连原有水利基础，全省水浇地已达九千零九十一万亩，占全省耕地71％。但是，在今年大旱的情况下，这些水利设施还不能充分保证免除旱涝灾害。因此，要继续大打机井、小井、大井、坑塘都要深锥成机井。要在今年普遍建成机井，明春基本上普遍实现机械灌溉，并且要苦战一冬一春基本根治海河。这一项仅次于治淮工程的巨大治河工程只要一冬一春就能基本完成，这将是一个十分壮观的奇迹，也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通过根治海河，要做到平原河网化，机井化，坡地梯田化，梯田水利化，水利机械化，达到旱涝双保险。其次，开展积肥造肥运动，要求从现在到秋前积肥三万亿斤，保证秋收作物每亩追肥一万斤，种麦底肥平均达到三万斤以上，其他秋耕地亩施底肥一万斤。还要大搞深翻地，要求深翻一尺五寸以上，今年麦田争取全部深翻，今冬明春基本上完成全部耕地深翻。还要精选良种、全部密植、消灭病虫害、大搞工具改革。
在工业上，会议认为，今明两年内最重要的是钢铁、机械设备、电机制造和铁路修建问题，必须集中力量解决。首先是要本着“突击小型，抓紧中型，积极准备大型”的方针，大搞钢铁工业。今年一定要建成一千个炼铁小高炉和五十座炼钢小转炉，钢铁工业建设必须高举红旗力争高速度发展，要土法和洋法结合，以土为主，土中出洋，先要突击小型的，以便以小养大，以土补洋。还必须强调自力更生地解决材料和设备的供应问题，不要等待外援。其次，必须大搞机械工业。主要生产排灌设备、冶炼设备、电力设备和机床。各地要保证农村今冬明春基本实现灌溉机械化的需要。要抓紧机电工业的建设，把矿山机械厂、通用机械厂、机床厂、农具厂、电机厂、焦化厂都建设起来。县、乡工业除根据当地资源搞些轻工业外，今年下半年必须把骨干厂建设起来，如小型采矿场、小高炉、小转炉、机械厂、电机修造厂、小水泥厂、煤炼油厂等。县里要建立较大型的和综合利用的工厂，一般如粮食加工等，可建在区、乡。县、乡工业大体上要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电机制造工业也必须紧紧跟上，各专区今年都要建成电机厂。小型矽钢片也要自己解决，各地并且要自己生产电线。铁路交通建设必须先行，要宽轨、窄轨并举。
会议强调提出，为了更好更快地完成上述任务，各单位、各地区，工厂、农业社都要注意协作。会议还提出了大办教育和开展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以及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规划和意见。
安徽确立“三大元帅”地位
争取成为粮食钢铁基地
本报合肥8日电 记者于明报道：中共安徽省委于最近召开了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会上，全省一千四百多党员负责干部，认真学习了“八大”二次会议的文件，进一步领会了总路线的精神实质，研究了“马鞍形”的教训，决心以更大的革命干劲，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和钢铁、机械工业，并以这三项为“三大元帅”，带动全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更加全面飞跃发展。不仅要把安徽变成一个丰富的粮仓，而且还要建设成为重工业省，成为全国钢铁基地之一。
会议在学习和讨论总路线时，一致认为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在用冲天干劲，积极贯彻实现总路线。如从去冬今春以来兴修水利六十亿土方，为解放八年来所做工程的四倍；全省人民和干旱、病虫害作了顽强斗争，获得了今年夏季增产三十三亿斤粮食的空前大丰收。在工业建设上，几个月内，已经遍地开花，到5月底投入生产和正在施工的项目即有二万四千多个。此外，农业社还办起了七万多个颗粒肥料厂，一千多个沼气池，七百多个小型水电站和水力站。其他方面的建设也以空前未有的速度跃进着。
参加会议的人，用上述所取得的成绩，指出“观潮派”、“算账派”的等待已经落空，以后更会落空。并批判了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所持的“条件论”、“渐进论”、“经验论”、“多快好省矛盾论”等论调。深刻认识到了政治挂帅，和普遍插红旗的重要性。
关于“马鞍形”的问题，会议认为，在反“冒进”逆流到来时，省委不但未提反“冒进”，而且还坚持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对逆流是顶住了。但是漏洞未能完全堵塞，反“冒进”之风对安徽有些地方还发生了一些影响，以致在1957年的生产上受到了一定损失。不少同志联系自己所领导的工作，对这一问题从思想、立场上进行了检查，认识到必须进一步改造自己的思想和立场。
经过肯定上半年所取得的成绩和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以后，参加会议的人鼓起了更大的干劲，一致表示决心，要推动粮食、钢铁、机械“三大元帅”以更高的速度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全面跃进创造条件。在粮食生产方面，要在去年二百四十亿斤的基础上，力争今年远远超过四百亿斤粮食的计划。要克服一切困难和干旱斗争，完成夏种计划，作好田间管理工作，争取秋季的大丰收。
在工业方面，力争今年的工业总产值比去年翻一番，争取尽快把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安徽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会议认为要把安徽建成重工业省，建成全国钢铁基地之一，是完全有条件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全省几个省直属市和六安都将要建成重工业市，要依靠群众用土法大力发展钢铁、煤等的生产。在机械工业方面，要求在今明两年内各市都要扩建和新建一些专业机械厂和通用机械厂，各专区建一个中心机械厂，各县建一个综合性机械厂，各乡、社建立修配站，结成全省的机电工业网，争取省内机械自给，为全省农业机械化、农村电气化和交通运输现代化的实现打下基础。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同志，在会议期间到会做了报告，更加坚定了大家改变安徽面貌的信心。
第4版()
专栏：
集体教养儿童 兴办公共食堂 缝纫机器做衣被 电磨立磨磨粮食
首都郊区妇女劳动力大解放
三十二万名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效率提高一倍
本报讯 在总路线灯塔的光辉照耀下，北京郊区广大农村妇女正在鼓足干劲和男子并肩前进。全郊区已经有三十二万名妇女劳动力参加了生产和农村各项建设事业，而且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许多妇女的劳动效率提高了一倍以上。
为了适应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需要，一个以解放妇女劳动力、发展生产为目的的“四化”运动，正在郊区农村广泛开展。“四化”就是：儿童教养集体化，做饭食堂化，缝纫机器化，粮食加工机磨化。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儿童教养集体化方面，全郊区已经有十三万多个七岁以下的幼儿进入了幼儿学校、幼儿园和托儿所（组）等组织，使六万七千多个妈妈摆脱了孩子的牵累参加了生产。郊区一百八十多个乡中已经有三十七个乡基本上实现了儿童教养集体化。在做饭食堂化方面，全郊区已办了一千八百四十九个食堂，一般都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兴办的。在缝纫机器化方面，全郊区已经组织起七百多个缝纫组和二十九个被服厂，有二千一百多部缝纫机，代替了妇女一针一线的繁琐劳动。全郊区共组织了二百四十六个磨面组，有五百多台电磨和立磨为农民加工粮食。
凡是全部或部分实现了“四化”的地区，农村生产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顺义区实现了缝纫机器化和做饭食堂化后，据估算全年约可节省三千万个工投入生产。大兴区北顿岱乡北顿岱村在实现“四化”以前，全村一百九十四名女劳动力只有七十五人参加农业生产；实现“四化”以后，妇女劳动力全都参加了生产，妇女们摆脱了家务和孩子的牵累，自动地组成了两个妇女营、七个妇女连。每天由女营长带领，早上四点钟就下地抗旱点种和插秧。一营七十名妇女只花了两个钟头就完成担水栽白薯四十亩的任务。她们编出了这样的顺口溜，来表达舒畅的心情：“现在妇女翻身才彻底，今后不用家家作饭和缝衣，这次抗旱点种和插秧，决心要和男人比高低”。通州区宋庄乡原来参加生产的三千五百个妇女中，有一半妇女因孩子和家务牵累，每天晚去早归，一天只能干半天活，一月只能出半月工。实现“四化”以后，出勤人数增加到四千七百三十六名，每人每月出勤二十八天以上，每天都干十一小时的活。而且妇女生产情绪极为高涨，全乡组织了四个有二百零三名妇女参加的穆桂英队，全乡的突击队员中有50％是妇女，夏播八千七百五十六亩的任务，有一半以上的活是妇女完成的。
“四化”不但促进了生产，还改变着农村的生活面貌，给广大妇女带来了幸福的生活。“四化”实现前，妇女参加生产和家务劳动，教养孩子发生矛盾，许多妇女白天下地干活，歇工后就忙着作饭、作针线活和推碾，经常忙到深更半夜，家里没有老人的，照顾孩子也发生困难；有些小孩因为没有大人照看，到处乱跑乱闹，得不到很好的教育，做妈妈的既得不到很好的休息，也不能安心生产劳动。现在，妇女们不但能心情舒畅地参加生产，而且还可以参加文化学习和社会活动了。
（北京市妇联农工部）
第4版()
专栏：
首都广大街道居民和劳动妇女，摆脱了繁琐的家务劳动，参加了社会生产；生活上也开始走上了组织起来的道路。这是街道上共产主义的萌芽。在短短的一个月里，组织起来投入生产的已经有九万多人。为生产服务的各种服务性组织，如托儿所、食堂等也相应建立起来。
崇文区街道上的食堂
巾帽胡同妇女们组织起来纺麻绳
高家营胡同妇女尚鞋小组 本报记者 吕相友摄
第4版()
专栏：
后屯妇女的再次解放
本报记者 艾长青
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广大的农村起了多么深刻的变化？对于一个没有到过农村的人来说，是无法想像的。在这里，我不准备去描述那些人们已经知道了的水利建设、绿化运动、抗旱抢种等等生产大跃进的生动场面。仅仅谈谈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的再一次解放。
列宁说过：妇女的彻底解放标志着人类的彻底解放。的确是这样，几千年来，中国妇女都是处在奴隶的地位，全国解放后，她们在政治上解放了，和男子一样享有一切政治权利，这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可比拟的。但是，由于几千年来小农经济的习惯，妇女并没有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她们中间的许多人，成天忙着烧饭、磨面、缝衣、作鞋、带孩子等等，不能和男子同样参加劳动，更没有时间学习。因而，虽然她们的社会地位和男子是平等的，而在家庭里却仍然处于某种程度的附属地位。河北省东光县后屯村的妇女也不例外。
这个村庄共有一千零五十口人，其中妇女约占二分之一，除了老弱、幼小以外，有二百零四个妇女全劳动力，但在过去，直接参加田间生产的只有一百多人。今年，由于农业生产大跃进，实现水利化，精耕细作……，农村普遍感到劳动力不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经过整风之后，农民的觉悟大大提高，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妇女积极要求参加生产。但是，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孩子和许多不可缺少的家务劳动，怎么办呢？办法就是毛主席指示的：“组织起来”。现在，后屯村已经组织了缝纫工厂（小组）、作鞋组、洗衣组、磨面组、托儿组等组织。
这个村子原来有五个缝纫机，闲散在社员手里，农业社就首先把这五个机子组织起来，成立起缝纫工厂（小组），一个厂长、五个工人，每架机子一天连裁带作可以缝制三件大小衣服。这样，全村人四季要穿的衣服都可以由这个工厂来承作而不必每户手工操作了。我们到这个工厂参观的时候，远远就听到答答的机器声，在一间光线充足的屋子里，四个妇女（一部机子修理去了）熟练地操纵着机器，厂长和另外一个女工在锁扣眼，屋子中间拉的一根绳子上挂着一排新作出的各式单衣；橱架上堆着各家各户送来的布料，有白的、有蓝的，还有红的和花的，五光十色。据年青的厂长高文荣告诉我，因为架子放不下，这儿仅仅只是一部分。为什么这样多呢？厂长说：工厂一个工可以出三件，妇女们自己手工做，每件至少要三天，她们把衣服交给工厂做，一件衣服花的工资很少，而她自己上地去劳动却可以挣三天的工分，谁不愿意呢？在这个工厂里，机器属于私人，原料是各户自拿，工人按每件衣服三个工分计算，最高的每天可挣到九个工分，一般是六、七个工分，和一般的农民差不多。
作鞋组和缝纫工厂在一个院子。这组有两间房子，共十二个妇女在这里劳动。作鞋底、鞋帮都是手工，但也有分工，平均每个人每天能出鞋一双（大、小平均），比一个人从填底、纳底、做帮、尚鞋要快得多。全组一天出十二双鞋，一个月就可以出三百六十双。也就是说每个季度可以供全村每人一双鞋，这完全够穿了。由于做鞋的劳动比较轻，在这个组里很多是有病和怀孕的人，这样就不仅把一切有用的劳动力都调动了起来，更主要的是腾出了更多的全劳动力参加田间生产。每双鞋记六个工分，每个人一天多可以挣六、七个工分，少的四、五个工分。
从作鞋组出来，我们去到了洗衣组。全组共十五个人，分开两个地方。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是一间临时用苇席搭成的敞棚。里面有六个妇女在紧张地洗涤，房子里已经晾了许多洗好的衣服。洗衣用的木盆、搓板、去垢需要的碱，都由她们自带。据她们说，每天平均可以洗十多件衣服，全组一天就是一、二百件，差不多五天就可以给全村人洗一遍衣服，一些没有家室的人的衣服也有人洗了。洗衣组的工资是按每件衣服半个工分计算，一个人一天也可以挣上五、六个工分，和田间劳动所得相差无几。
磨面组共十七个人，分散在村里有磨的人家。每一个人和一头牲口，每天磨八十斤粮食。牲口是社里的，磨十五斤粮食记一个工分，一个人一天可以挣五六个工分，相等于一般的田间劳动。以一人一天磨八十斤粮食计算，十七个人一天可以磨一千三百多斤粮食的面，满够全村人吃用，再用不着每家每户磨面了。现在，这个村子正在积极准备搞发电站，搞小钢磨，那时，当然可以把更多的劳动力用到田间作业去了。
全村有八十多个儿童，还有五十多个婴儿。儿童们分成三组集中在三个地方，每组二十多个孩子由一个妇女照管。孩子们每天早饭后入托，中午回家吃饭休息后再来，晚上再回家睡觉。这些托儿组，虽不像城市里的托儿所那么讲究，但也有许多玩具供孩子玩，不过，这些玩具不是花钱买来的，而是父母们自己用旧布、旧木料自己作了献给托儿组的。婴儿们是由二十一个老弱妇女照料。每人看两个到三个婴儿，这样就可使年青力壮的母亲们不会因为孩子的累赘而不能参加劳动。看大孩子的妇女们的工资是按孩子好看不好看来决定；看婴儿的是按每个孩子八厘工分计算，这对于不能上地作活的老弱妇女来说，也是额外的收入。
此外，这村还有一个编席小组，共三个人。
通过这一系列的组织，妇女们完全解除了繁琐的家务劳动。全村一切积极因素都被调动起来了。参加大田劳动的妇女比过去增加将近一倍。这不但符合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更重要的是使中国妇女真正彻底解放了。她们每天同男子一样劳动，也有时间来学文化了。这些组织起来的妇女每天早晚都要学习一个钟头的文化。在有了文化知识以后，妇女们是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的。
第4版()
专栏：在各地报纸上
在各地报纸上
上海河南之间
在我们国家，每一个地区的成就，都是全国人民的胜利；任何一个地区出现的“奇迹”，都是对于其他地区的鼓舞和鞭策。
6月14日，当河南小麦大丰收的消息传到上海的时候，解放日报马上在第二天的一版组织了一个热情洋溢的版面。横贯全版的大标语是“庆祝河南大丰收！庆祝总路线的伟大胜利！”一幅河南省地图和一张“今年的麦子比人高”的照片点缀在两条报道河南丰收的消息中间。“向英雄的河南人民致敬！”这是一篇评论的标题。评论认为，四千八百万河南人民的伟大胜利，鼓舞了七百万上海人民，更鼓舞了上海郊区的广大农民。上海人民一定要迎头赶上！
6月18日，河南日报发表了解放日报这篇评论的摘要和15日解放日报第一版的缩影。第二天，又发表了“上海人民，感谢您！”的社论。这篇社论对上海工人阶级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精神热烈颂扬，并对上海人民对于河南社会主义建设的支援表示感谢。社论说，河南人民决心争取秋季更大的丰收，以回答上海人民的期望。
6月29日，解放日报又转载了这篇社论。无疑，它对于上海的工人阶级又是一种新的鼓舞。
世道·人心·庄稼
7月3日湖北日报的一版很吸引人。头条介绍了小麦增产的一面大红旗——谷城县沈湾乡。过去这个乡的小麦平均亩产百把斤，今年达到七百斤以上。过去小麦最高亩产量没超过二百七十斤，今年亩产四千斤以上的有七点七亩，亩产三千斤到四千斤的有五十五亩，亩产二千斤到三千斤的有九百多亩；还出现了七个千斤以上的社，八个双千斤队。配合这条消息发表了一幅“过五关”的漫画：一个高举“革命干劲”大刀的农民，骑一匹头戴麦穗的骏马，闯过了从一千斤到五千斤的五个关，使得旁边的关公惊讶不已。
面对着这样大面积的丰收，当地一个老汉激动地说：“世道变了，人心变了，庄稼也变了！”报纸就以这句话为题发表社论，热烈颂扬了沈湾乡群众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精神。
平坟并社办食堂
西安日报5日报道：西安市雁塔区山门口乡党总支大胆适时地提出平坟、并社、办食堂，全乡十八个社都召开三次以上社员大会进行辩论，绝大部分人赞成这样做，并把这三件大事叫作发展生产、解放劳力、破除迷信的“三个宝”。不少群众高兴地说，早就想平坟，就是没人敢提，全乡决定十天把坟平完迁完。关于并大社，人们在辩论中提出了十大好处，全乡决定在15日以前把合并大社的机构先成立起来。社员中赞成办食堂的达到90％以上，妇女们说，这下可从锅台边解放出来了。
一件大好事
张掖专区一批社会主义的新型庄院，正在逐步代替千年万代遗留下的旧村舍。甘肃日报4日报道了这个新事。农业合作化以后，特别是去冬今春跃进高潮中，农民深感分散居住的不便。生产、开会、学文化常因等人耽搁时间；田舍和周围的道路，不仅占用了良田，而且有碍机耕。今年3月，中共张掖地委拟订了改变农民分散居住面貌的奋斗纲要，并设计了七种不同式样的庄院图样，印发各地参考。酒泉、敦煌、张掖、武威等县，同时开始了修建工作。各地修的庄院，都是土木结构的平房。除农户住房，并有各种公共场所和建筑。农民自己担任泥工、木工，木料是从旧房上拆下的，每间房屋实际花费不过几元。而拆除旧房省的土地和得到的墙土粪，就远远超过这点花费。甘肃日报并为此发表了“一件大好事”的社论。
第4版()
专栏：人间地狱——台湾
在民不聊生的台北
方元慧
台北市是台湾最大的城市。这个拥有七十七万多人口的地方，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黑暗统治下，弄得民不聊生。“台北居，大不易”
台北市闹“房荒”是很有名的。其实说是“房荒”并不确切，因为在台北的报纸上，每天都刊登着各式各样出租房屋的广告。能够出得起高昂租金的人，房屋并不“荒”，蒋介石集团高级官吏的房屋更不“荒”。蒋介石集团空喊了好几年，说要成立“国民住宅兴建委员会”，来解决台北市的房荒问题。结果“住宅”未建，所谓“建屋贷款”却早被国民党官员们刮光了，用来替他们自己建筑豪华的住宅，或者增加在外国银行的存款。
台北市一般市民，想在僻街小巷找个安身之地，也大不容易。市内一间约两平方公尺大的仅能容身的房间，每月需要租金一百二十到二百五十元台币。这个数目等于一个普通工人、店员或职员月薪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一般市民，一家数口挤在一间小房子里，七、八个人睡一张床，都是极平常的事情。
然而，遭遇最不幸的，还是那些挤在所谓“违章建筑”中的贫苦市民和小摊贩。他们因为没有钱去租房屋住，只能在马路边、小河旁或空地上搭个茅棚来栖身。蒋介石集团却认为他们妨碍“美国盟友的观瞻”，天天派警察催逼他们拆迁。许多人在“拆迁”中弄得流离失所。目前，台北市这类所谓“违章建筑”有两万三千七百多间，整个台北市约有十五万人聚居在这些茅屋中。他们时时都有可能被蒋介石集团警察赶得无家可归，流浪街头。
“台北居，大不易。”这是在台北市民中间流行的一句话。
“垃圾如山积，臭水似河流”
蒋介石集团向台北市民征收苛重的卫生捐税。可是，清洁卫生的设备很差，卫生工人很少，而且待遇低微。在蒋介石集团台北市卫生局的管理下，台北市已经成为一个“臭市”。
台北市每天有垃圾五百多吨，而每天只能运走四百多吨。剩下的垃圾满街乱堆，到处苍蝇密密麻麻。提起台北市的粪便，更使居民们困扰不堪。全市每天平均有七百多吨水肥粪便，但是只有二十八辆粪车。台北市的粪便经常有三分之一无法及时清理。每逢大雨过后，处处污水横流，粪尿泛滥，大街小巷又脏又臭。
台湾报纸描绘台北市是：“垃圾如山积，臭水似河流。”如此“防空洞”
蒋介石集团强迫台北市民家家户户出钱建筑防空洞，借此向市民敲诈勒索。目前这些防空洞都成了台北市的藏污纳垢之所，苍蝇、蚊子滋生的好地方，有些还充当了临时厕所。那些处在偏僻地区的防空洞，更成了强盗、小偷、流氓哨聚的巢穴，进行杀人、强奸和各种犯罪勾当的场所。不久前，台北市破获了一个名叫“生死盟”的盗窃集团，它的七名罪犯就是长期以来以防空洞为藏身的地方，连续犯案二十七次。
盗贼横行
最近，一个蒙面的独行大盗持枪在台北市一夜之间连续抢了几个家庭。被抢劫的有台湾大学教授钟皎光，还有一个书店老板和一个留学生家属等。那个被抢的教授，过去就曾被盗贼洗劫过，并且还收到了一封勒索的信。
在台北市，流氓、恶棍和匪徒甚至白昼横行。各种抢劫和勒索的事件不断发生。在台北最热闹的街道电影街上，一个叫胡松盛的小职员，白天看电影后，在电影院门前竟被一群歹徒持刀挟至小巷勒索钱财。
“市长吃鱼” 贫民自杀
蒋介石集团“台北市市长”黄启瑞，有一个阔气的公馆。这个公馆每月“吃”鱼虾的开支，达一万二千元台币，都在市政公费中报销。
一万二千台币，在台北可以购买一千多斤鱼虾。黄启瑞和他的公子小姐们胃口再大，也吃不了这么多。“吃鱼”也成为这个“市长”贪污的手法之一了。“吃鱼”如此，其他不问可知。
在台北市，有着成千个大大小小的国民党高级官僚的阔气公馆。这些公馆和市内两万多户“违章建筑”和几万户贫民窟的住宅，有着天壤之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好是今日台北的写照。
在台北市，有多少人陷入了失业和贫困，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啊？又有多少个善良的老人和妇女，在走头无路的时候，服毒、上吊、投河、或者跳井、卧轨自杀啊？最近，一个五十九岁的老人余海树，因为长期失业而又患病，没有饭吃，更没有钱治病，最后背着亲人服毒身死了。不久前的台湾报纸上，报道了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因为父亲长期患病、失业，由她负起了一家六口人的生活重担。后来，她自己也因为工厂倒闭而失业了，全家断粮多日。这个十六岁的女孩子，终于在绝望中也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新华社）
华君武 插图（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