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政治挂帅 威力无比
景东紫胶虫工作站走上为生产服务的正确道路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云南生物考察队景东紫胶虫工作站成立三年来，先后执行了两种研究方针，获得了不同的结果。这个工作站过去长期闭门研究，脱离生产，研究工作死气沉沉；自去年9月由中共景东县委领导后，走上了为生产服务的正确道路，研究工作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1955年5月，中国科学院云南生物考察队，在云南省西南部亚热带地区调查重要工业原料紫胶的资源和生产情况以后，确定在重要产胶区景东县建立工作站，作为长期研究紫胶的基点，以便为云南发展紫胶生产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资料。国家陆续从各有关单位抽调了十多个研究人员到站工作，先后拨给了五十来万元的建设和研究经费，购买许多国内外最新的仪器设备。但是，工作站的多数研究人员却把研究紫胶当作个人成名的工具，想在这里搜集资料标本，找题目写论文，将来考副博士。有的人还认为这里条件太差，没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没有著名的科学家经常指导，副博士能否获得，感到忧虑。于是终日苦闷，思念北京。
去年9月，中共云南省委和云南生物考察队检查该站工作后，对工作站长期脱离生产的道路进行了批评，并决定将工作站交给中共景东县委领导。景东县委针对工作站脱离政治、迷失方向的情况，首先加派了党员干部，建立了党的支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通过整风和辩论，确立了“科学必须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工作站接受云南省农业厅和林业厅的委托，开办了紫胶生产训练班。同时还协助各县干部订出了今年发展紫胶生产的计划。工作站所在的景东县，今年计划生产紫胶十万斤，比去年产量增加十四倍。为了实现这个跃进计划，工作站派研究人员协助和指导县里创办了一个紫胶农场，作为发展紫胶生产和采用新技术的基地。工作站还同附近农业社建立了经常联系，负责解决紫胶生产中的技术问题。现在工作站的研究人员多数都安心工作，正如一个青年研究人员所说：“以前觉得在这里工作没有前途，现在知道云南有三十四个县大约一百万人口的地区产紫胶，我们这一辈子能为一百万人直接服务，这不是豪迈的事业吗？”过去几个人做的事情现在一个人就担负起来了。大家还抽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开出试验苗圃，种植了紫胶虫的主要寄生树，实地观察研究哪种繁殖快，以便在生产中推广。现在是关心生产代替了计较个人名利。5月底，景东县紫胶农场因劳动力不足，不能及时将紫胶虫全部放上树，工作站全部出动，突击了一天，帮助紫胶农场把紫胶虫放到树上。（黄昌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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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堂生动的毕业考试
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青年师生制成自动底盘拖拉机
本报讯 我国又一种新型自动底盘拖拉机，已经由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汽车拖拉机专业设计出来，于7月1日试制成功。
这台自动底盘拖拉机与一般拖拉机不同，它的农具放在前后轮轴之间，而一般拖拉机的农具总是放在拖拉机的后面。由于它具有这个特点，所以这台拖拉机的用途很广，既可以进行耕地、播种、中耕除草、松土、施肥等数十种农业操作，又可以作很多固定工作，如抽水、发电等。在拖拉机的前面装上马槽后，它又能像汽车一样，作为运输工具之用。由于它的农具是放在拖拉机前面的空间里，所以当拖拉机手在驾驶拖拉机的时候，能够清晰地看到农具的工作情况，这就减少了中耕时的伤苗率，在复杂的耕作中可以节省人力。这台拖拉机的离地间隙很高，并且可以调节，所以又适合于棉花、玉米等高茎作物的中耕。这台拖拉机的重量很轻，加满汽油与机油后，总重量只有一千一百八十五公斤。
这台拖拉机的设计与试制成功，体现了打破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作的共产主义风格。担任全部设计工作的是三个青年教师与七个毕业班学生。他们经过教学辩论后，深深感到联系生产实际的迫切性，因此将同学的毕业设计题目改为设计一台自动底盘拖拉机，但是，当时有的人对于这个设计是否真能制造出来，还是没有信心。他们想：“这种拖拉机一共只有十几年的发展史，而在国外大量生产也只是近二三年的事，要我们制造出来是不能想像的”。这时候，刚好农具展览会开幕了，当他们在展览会上，看到了成千成万的创造发明后，他们增加了勇气与信心，终于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把全部图纸设计出来。
制造这台拖拉机的过程，体现了集体劳动、全面协作的精神。除了原设计人与动力系的很多教师、同学和技工外，机械系金工厂与设备制造工厂也投入了大批人力，进行了紧张的生产。同时，北京汽车制造厂连夜赶工，供给了这台拖拉机上用的井冈山发动机与底盘上的部分总成，北京汽车装配厂为这台拖拉机作了外罩并进行油漆。
这台拖拉机从设计制造到安装成功，一共只有七周时间，由于大家的猛干、苦干，这台自动底盘拖拉机才能这样快地试制成功。
（黄鼎模）（附图片）
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汽车拖拉机专业青年师生制造的自动底盘拖拉机。 葛霁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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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哪一条路？
黄昌禄
科学研究要不要为生产服务？是我国科学界在整风中争论得颇为热烈的问题。抱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往往抬出这种或那种理由来反对科学事业必须直接或间接为生产服务的方针。他们说，科学研究如果去为生产服务，就会影响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这个论点是经不住一驳的。今天本报发表的中国科学院云南生物考察队景东紫胶虫工作站的新闻，再一次用事实粉碎了这种论点。
当这个工作站脱离了为生产服务的方针而根据个人兴趣去从事研究的时候，尽管他们拥有优越的工作条件，最新的仪器设备，但研究工作一直死气沉沉，研究人员感到空虚苦闷，前途暗淡无光；当党把他们从迷途中引回到为生产服务的正确道路以后，研究工作立即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局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任何科学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生产斗争或阶级斗争服务的，特别是那些大量的直接来自于生产和服务于生产的工业技术科学和农业技术科学，它们与生产实践的关系更紧密。技术科学一旦离开了生产实践，群众对他们的研究就必然没有兴趣，群众也没有资料经验可供给，研究者本身也就感觉到孤立，感觉到冷冷清清，看不到工作的意义，犹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逐渐枯竭萎落；反之，如果技术科学紧密与生产结合，为生产服务，就能从实践中吸取充分的养料，得到巨大的动力。当研究人员深入生产实际的时候，群众极为关怀，必然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同时群众中蕴藏着丰富的生产经验，可以供给研究人员作研究的根据和参考；因此他们的研究工作一经和生产实践结合，马上生气勃勃，事半功倍。他们的研究也就会随着生产的发展而繁荣壮大，反过来又推动生产向前发展。
科学研究能不能走上为生产服务的道路？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因为党是引导着全体人民前进，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当前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是什么？是生产的大发展。因此党总是引导人们把集体利益长远利益放在第一位，引导着人们更有效地为生产服务。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通晓生产与科学之间的辩证关系，坚持科学为生产服务的正确方向。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个人名利迷了心时，党就要向他们指明方向，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
景东紫胶虫工作站三年来花了国家五十万元经费，浪费了许多人力、物力，给研究工作带来了不少的损失，买来的是一条重要的教训：科学研究一旦脱离了党的领导，离开了为生产服务的道路，就走进了死胡同，科学研究接受党的领导，明确研究的目的，直接地或间接地为生产服务，才能海阔天空，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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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产妇的一大福音
“产妇之家”在农村普遍建立
新华社4日讯 被农村妇女称为“产妇之家”的一种小型产院，正在各地农村中普遍推广。据河南、江西、甘肃、四川等省部分地区的统计，在大跃进中新成立的农村产院就有五千二百九十多处。
这些农村产院的建立，保证了产妇能安全地分娩，产妇的家属也能安心地照常参加劳动，因而很受群众欢迎。孕妇们在产前可以经常到产院检查，产期临近的时候可以到产院待产，产时就由产院里的接生员负责接生，细心照顾。有的产院还经常给农村妇女检查身体，治疗各种妇科疾病。四川德阳县新生农业社的产院，十个月来共接生了一百五十多个婴儿，给二百多个孕妇作了产前检查，妇婴都很健康。女社员廖洪秀过去在家生过四个孩子，都因为假死没有救活。她的第五个孩子也发生了假死现象，但在产院里被接生员用人工呼吸救活了。过去农村中一向认为很难带活的早产儿和双生子，现在由于产院的周密护理和采用新法育儿，大都健康地成长着。难产问题一般也都能解决。
这些农村产院都是由农业社依靠群众力量建立起来的。产房一般都是利用现有的房子或发动社员利用废料修建，设备因陋就简，一般家具、药物、器材大都由农业社自备或由卫生部门赠送、租借。接生员有的由卫生部门派来，有的由农业社自己训练，她们都具有一定的妇婴卫生和新法接生知识。产院收费低廉，产妇住院一般只要自带粮食和被褥。有的产院还给产妇其他各种方便，如产妇有离不开身的小孩，也可以带往产院，由产院负责照顾，减少产妇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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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唐代长安城
新华社西安4日电考古人员从探测和发掘中证实：曾经是我国和世界文化往来集中地的唐代长安城，是中世纪世界上的大城市之一。它东西长九公里，南北宽七点五公里，比现在的西安城大六倍。城北的大昭宫是唐朝宫室中最壮丽的一座。现在，考古人员对整个唐代京城的形势和宫殿的位置等，都已经得出了比较正确的判断。
在外廓城的遗址上，钻探出了当时的九座城门。昭德门是最大的一座，建筑非常宏伟，共有五个门洞，每个门洞宽六点五公尺。从城门遗址中还采集到绘有红彩的白灰墙皮块、石础、木灰等，遗物很丰富，夯土也保存得比较完整。
当时风景十分优美的芙蓉园，在外廓城的东南角。园内的西部便是著名的曲江池。以上这些遗迹，原来文献中记载不一，或者没有记载；现在从实地钻探所得，对这些记载作了补充和更正。
大昭宫宫墙遗迹发掘工作证实，这座宫南北长近二点五公里，宽一点五公里。在北边和东边的宫墙外面，还发现了文献中没有记载的夹城复道。宫内的金銮遗址——过去帝王和大臣们经常在这里商议国家大事的地方，现在正在发掘清理。
考古人员还在这个遗址附近发现了三十多块稀有的封泥。这是当时外臣们向帝王进贡时，器物上加用的封印。一千一百多年前，古人用墨笔在封泥上写的字迹，还看得很清楚。
唐朝的另一个大宫——兴庆宫的六个门和宫内的龙池、长庆殿和翰林院等遗迹，也已经钻探出来。在这些建筑物中，兴庆殿和初阳门的遗迹保存得比较完整。宫内的勤政务本楼和花萼相辉楼的遗址中，平铺着方砖和方形石柱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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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配合经济和文化建设的突飞猛进
上海高等学校增设许多专业
新华社上海4日电 配合着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的突飞猛进，上海高等教育事业也出现了新的跃进形势。
今年上海高等学校招生人数将比去年增加80％以上。上海原有十八所高等学校，现在又新建了交通大学冶金学院、上海铁道学院、上海铁道医学院和上海医学专科学校等四所高等学校。为了培养上海市和华东地区迫切需要的钢铁及稀有金属冶炼技术干部，今年在交通大学上海部分新建的冶金学院，设置了钢铁冶金、有色金属冶炼、钢铁压力加工、金属学及热处理、冶金厂机械设备等专业。今年新建的上海铁道学院，设有运输管理、电信信号两个专业，以满足铁路运输方面的需要。
除新建四所高等学校外，还在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和上海动力机器制造学校两所中等专业学校内，增设了四个专修科，并在许多学校里设置了新专业。总计今年上海高等学校本科和专修科新专业共有四十个，这些专业都是发展我国工业农业和科学事业所迫切需要的。其中绝大部分是过去上海高等学校从未设置过的，少数属于尖端科学技术方面的专业，是我国过去没有设置过的。如复旦大学数学系新设的计算数学专业，物理系新设的无线电电子学、物质结构专业，生物系新设的生物物理专业，化学专业新设的稀有元素、放射性化学、高分子化学等专门化。
工科除了冶金以外，主要发展化工和机电（包括精密机械）两方面。石油和塑料是华东、上海化学工业发展的最主要的方面，因此在华东化工学院新设了有关石油方面的三个专业：石油与天然气开采、石油与天然气机械、石油与天然气工学。塑料是我国新兴的一个工业部门，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华东化工学院的高分子化合物专业将主要培养塑料工艺和研究工作的干部。机电工业（包括精密机械）方面，上海高等学校原有培养机电干部的专业，今年扩大招生，但是过去却缺少精密仪表、电气仪表、光学仪表、热工仪表和无线电技术（包括电视）等专业，今年就把它们都办起来了。
此外，上海的高等工业学校还增设了不少反映最新科学技术的和基本建设方面迫切需要的专业，如同济大学新设的水道及港口的水工建筑、建筑、筑路机械设备、建筑供电、土力学及地基基础，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等专业，华东化工学院新设的稀有元素及扩散性元素、电化学工艺学、物理化学工艺学、化学生产工艺过程自动化及调节、工业热力学等专业。
除了工科和理科的专业外，上海今年还在戏剧学院增设了工艺美术专业，在水产学院增设了油脂、冷冻等新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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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边教学 边生产 边研究
天津专区办新型农业高中
本报讯 河北省天津专区采取教学、生产、研究相结合的办法，利用农业部门的技术力量举办新型的农业高中，得到群众拥护，学校和农业部门也都满意。现在已经办起来的有静海杨庄窝洼高级中学等六处，共有学生一千一百九十人。
这些学校是在适应稻田大量发展、技术力量不足的新情况下兴办的。为了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校有的附设在农场里，有的独立经营一部分土地和副业。学校校址靠近农场和农业技术研究机关。学生实行半工半读。静海县杨庄窝洼中学的校址，与本县的国营农场和北方稻作研究中心的天津稻作研究所在一起。农场干部和天津稻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担任学校的农业课教师，在农场的试验田里边讲授，边操作，边研究。
这些农业中学除完成普通中学的基本学科外，都根据本地区的生产需要确定了农业技术课。静海、霸县、青县、任丘等县都有近百万亩的低洼地，农业生产主要是稻作。这些县的农业中学主要是培养稻作的技术人才。安次县是天津地区棉花、果木的产地，这里的农业中学也以植棉、园艺为学习重点。
（谷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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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高等学校在前进
日新月异的交通大学
交通大学是一所多科性的工业大学，也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大学之一，创立六十二年以来，总计培养了一万三千多名工业建设人材，其中解放前五千多人，解放后七千九百多人。
解放后，交大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古老的交通大学获得了新生，在思想上、教学上和规模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景象。首先从性质上起了根本的变化，成为社会主义的多科性的工业大学。在教学内容、方法、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改革。实验室较解放前增加了五、六倍。
在不断进行教学革新的同时，为了促进西北工业建设及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交通大学自1957年暑假起分设西安上海两地。交通大学分设两地后，在专业设置、实验设备等规模方面均有很大发展。目前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共有教师七百零五人，学生近五千人。设有五个系、一个学院、二十四个专业。为了适应当前钢铁工业大跃进的需要，今年暑假起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已新成立了冶金学院，设有钢铁冶金、稀有金属冶炼、钢铁压力加工、冶金厂机械设备、金属学及热处理车间设备专业。
交通大学的西安部分现有教师一千一百五十六人，学生六千三百九十六人。设有十个系二十六个专业。
解放以来，交通大学的实验设备方面的发展也是巨大的。目前校内设有两个工厂和三十二个实验室，还有四个实验室正在积极建设中。在这些实验室中有很多实验设备是比较先进和齐全的，可以担负本专业的各种实验。如船舶制造系的船舶原理试验室，目前正在安装从做船样直到做好各种船样性能实验的全套设备，今年9月份起即可正式进行各种试验。交通大学上海部分，还有好几个附属工厂，它们除了完成学校教学和科学研究上各种新产品的设计制造外，还可容纳全校师生员工约五千人进行勤工俭学和劳动锻炼。交通大学西安部分有实验室四十多个，设备比上海部分多而且新，并有一个发电量二百八十瓩左右的发电厂，还有一座纺织厂，供全校同学进行实验、实习和劳动锻炼之用。
在当前全国人民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各方面工作大跃进的形势下，交通大学正在向共产主义工业大学的目标迈进。（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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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高等学校在前进
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在跃进
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地质工作不但是十分重要的一环，而且它必须走在工业建设的最前面。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就是适应这种需要，为培养大批的地质干部而建立的。这个学校是1952年开办的，现在已经是一个拥有六百多名教师，五千多名学生的一个大型学院了。全校共有包括五十二个种类的九十八个实验室。例如物理、化学分析、水力学、地下水动力学、物理探矿等实验室都有最新的设备。另一个规模齐全的陈列馆，设有地史、古生物、矿物、岩石、普通地质等展览室。还有岩心钻机和机械实习工厂。五年来，这个学校已经为国家输送了二千六百多名地质干部，相当于解放前四十年所培养的地质人员的十倍。
根据我国生产实际的需要，这个学院共设有普查、勘探、石油、水文、物理勘探、探矿工程六个系和八个专业，这八个专业是：地质测量及找矿、金属及非金属矿产地质及勘探、煤及油页岩矿产地质及勘探、石油、天然气地质及勘探、金属和非金属地球物理勘探、石油和天然气地球物理勘探、探矿工程、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这八个专业从地质测量、填图、储量估计到确定开采、建矿等组成了一个有机体系。
这个学院的全体师生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已经制订了一个初步规划。规划中指出：迅速地提高在校五年制学生的质量，是学院贯彻执行总路线的首要任务。全院二、三、四年级学生今年都要参加生产实习，为此他们已包下国家四十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地质测量及找矿的任务。通过这些措施，提高教学质量，争取在五年内使北京地质勘探学院成为科学、教学先进的学院。
（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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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着重研究“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
刘大年
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着重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特别是着重研究“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这是历史研究中厚今的主要内容。
为什么要“厚”“五四”以后的历史呢？我以为这是因为：一，“五四”以后的历史和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五四”以来，阻碍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虽然已被推翻，但是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势力还未完全肃清，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反革命之间的斗争并未结束。资本主义所有制已经改变，但是资本主义的残余、包括资产阶级思想，还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地位、作用都起了变化，而历史赋予他们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使命，却只是刚刚开始。研究这段历史，目的是要帮助人们从昨天的活动中吸取经验，来从事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二，“五四”以后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真正伟大的时代。从“五四”起，中国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在这以前的中国社会历史，约八十年间是沿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下降线发展的，在这以后，开始改变为沿上升线发展，最后进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时期里，有最复杂的阶级矛盾，有火热的革命斗争，有生动活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创造，有许多在中国是新的东西，有一些在世界上也是新的东西，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总结。三，要科学地了解中国的古代，也必须着重研究中国的近代和现代，这是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的方法。这些理由虽然很简单，它确实说明“厚”“五四”以后的历史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过去几年中，有不少同志已经开始注重研究“五四”以后的历史，在整理史料、编写讲义、进行初步研究和培养干部等方面有显著成绩。然而这个工作仍远远地落后于革命的实际，落后于需要。
毫无疑问，研究“五四”以后的历史，要比搞古代史困难许多。有的同志认为这些困难表现在：一，“五四”至今不过三十多年，时间短、从事这方面的学术研究的人少，专家更少，力量不足、水平不高。本来高等学校的革命史或现代史教师是研究的主力，近来其中有不少人改教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人力更为减少。二，和现实生活联系密切，不易贯彻百家争鸣。有点新见解，怕被批评为修正主义，没有新见解，则怕被批评为教条主义。吃力而又容易碰钉子，厚今变成了“怕今”。三，材料不好找。有的已经散失，有的尚未发表，有的零散没有整理。没有新材料研究不出什么新名堂。四，条件差，主要是没有时间。因为专业研究的人很少，高等学校教师的任务是教课，很少有时间做研究。如此等等。
照我的想法，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只有一面的道理。要加强“五四”以后历史的研究，确实需要有关部门在人力、环境、材料和条件等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加以支持。然而这些困难，首先是要由学术界本身，要研究者本人来努力克服，并且这些困难也并不是不可以逐渐克服的。
从事“厚今”的人今天已不在少数。1957年全国高等学校有现代史和革命史教师一千四百人，加上各级党校和中等学校里教授革命史或党史的教员，再加上少数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有一支万人以上的庞大队伍，和搞古代史的人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近来有些人改教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不是有系统地讲历史，但是所涉及的问题，多半和党史或革命史有关，而且与实际结合更加紧密，他们仍有可能或多或少做一些有关党史或现代史的研究工作。即使其中多数人目前水平还不高，只要认真边干边学，就可能逐步提高自己的水平。看来现代史研究的队伍是不患寡，而患边干边学时刻苦钻研的劲头不足。资料缺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情况。注意搜集整理资料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只要组织人力去做，有些基本资料还不难收集整理出来。例如最近有些部门汇编出“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等，就是做得很好的工作。整理资料主要靠研究者自己动手，一味想等着别人整理好资料以后自己去研究，那会像缘木求鱼一样没有效果。至于说有些党的文献一时不易找到，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有些未经发表的材料即使找到了，也未必可以利用。并且，近来这方面的情况已有改变。“毛泽东选集”和已经发表的大批党的文件，如各种决议指示等，是我们研究党史、研究现代历史的基本文件。历史研究要靠对最大量、最普遍的材料进行分析、作出结论，而不是依靠掌握某些孤本秘笈，来标新立异。这是我们和资产阶级观点的根本分歧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色。陈伯达同志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著作是很好的典型，“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书上面所引用的材料，也无非是从一般报刊、书籍上选择出来的材料，但是谁也不能否认这些著作是思想性很强、科学性很高的著作。所以资料困难，并不足以构成“怕今”的理由，相反的应该推动我们加紧工作。历史研究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无人怀疑的。目前学术研究中自由辩论的空气还不浓厚，需要提倡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要鼓励敢于发表意见，敢于大胆创造、大胆批评的勇气。现代史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如果因为现代史和当前生活关系密切、受批评的机会较多，这也并没有什么可怕。这只会推动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百家争鸣本来就包含着两个意思：自由研究和自由批评。没有别人批评错误思想、错误作风的自由，只有发表创见的自由，那就会是有鸣无争，会是只有孤鹜而无落霞，那就不成其为“争鸣”，不成其为“落霞与孤鹜齐飞”。我们要有鸣有争，要边鸣边争。有人耽心在现代史的研究讨论中，容易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在一起。这两件事当然有联系，但它是有区别的。要区分这两件事、创造自由研究的环境，主要靠学术界能够正确地进行学术批评。总之，人力、资料、条件等方面困难是有的，要看如何对待。研究者不要灭自己的威风，不能被这些困难吓倒。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看到，研究“五四”以后的历史比搞古代史还有些有利的条件。首先这方面的研究有领导机关的重视和支持。就党史而言，我们党的中央历来把加强党史学习，作为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有效方法。以往高等学校、各级党校和一些中等学校里普遍设有党史和革命史课程，就足以表明这一点。又由于这段历史研究得很少，有广阔的园地可以垦殖。甚至只要认真去整理材料，就可以见出成效。特别是这个工作因为和现实生活密切有关，多少有点价值，立刻就在群众中发生有利的影响。举个例子：一本有参考价值的有关现代史的作品，往往要销行几万册，乃至几十万册。一本书有那么多的人阅读，影响可谓不小。这说明作者负有极大的责任，同时，这对作者也是极大的鼓励。
上述看法要是大致不错，这表明我们不但需要加强“五四”以后历史的研究，而且我们也完全有可能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事情在于要有办法、有措施。我想可以采取的办法有这样一些：一，通过各项具体工作把分散的人力组织起来。例如组织人力，编写分量较大的中国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有关的专门著作，有系统的整理“五四”以来的报刊和其他重要资料，调查访问各地区、各时期的重要事件和有关人物，有计划的举办学术会议等。二，因地制宜，设置现代史和党史的研究据点，如果能办到，可以提请有关部门考虑建立全国性的现代史和党史研究的中心。三，“五四”以后的历史需要研究的题目很多，涉及的范围很广，应由有关的单位随时根据需要，拟制选题计划，供研究者参考选择。我以为当前最重要的是要着重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国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等这些根本性和关键性的问题。实际生活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如右派进攻时所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等，都和现代历史有关，也应从历史角度来分别加以研究。四，要做好出版、评论工作。这包括积极准备条件、创办现代史刊物，现有历史刊物和登载历史稿件的高等学校学报及其他综合性刊物要适当分工，有些刊物可以着重登载现代史的文章，形成自己的重点和特色。专门的历史刊物，争取每期都有一定的篇幅刊载现代史的文章。要加强报刊上有关这方面的作品的评论，有一定成绩的及时给以鼓励支持。
其他办法还很多。有了办法，再推定负责的单位，分别实行。经过一个时候的努力，目前的状况一定可以改变。
当然，不是凡属研究“五四”以后的历史，就必然是厚今，否则就必然是厚古。问题还看你怎样去研究。假使搞这段历史的人，照样是发思古之幽情，为研究而研究，那就使有现实性的问题变成了古董，无厚今之可言。因此，研究“五四”以后的历史，仍必须贯彻联系实际生活，从当前需要出发的原则，不能脱离或修改这个原则。
这里是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的。学术界在学术和生活的关系问题上，亦即学术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上，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有两种观点，有两根衡量事物的尺子。一种是资产阶级观点。照这种观点，学术生就只是象牙之塔里的东西，是最清高、最有独立性的。合乎此者就叫做学术，搞的人就叫做有学问，是专家。反乎此者就不能叫做学术，只是搞政治，是既不清高，又无独立性。再一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照这种观点，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所谓学术、学理或社会历史学说，都是反映着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又直接间接地为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古今中外的学术著作证明马克思主义观点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资产阶级观点则极端虚伪。孔子的“春秋”被尊为“经”，当然是典型的学术了，但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足见其内容并不那么“独立”，并未脱离政治。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他在“进书表”上说得很清楚，这部书是按照封建主义观点，“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编辑而成的。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是一部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说教的书；蒋廷黻、胡适之流讲中国近代、现代史的“学术著作”，其目的是为买办阶级出卖民族利益辩护。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与政治无关的历史书，历史书没有不反映当时的政治观点的，只有直接和间接的区别。比较有系统的重要的历史书一向是政治教科书。问题是在于反映某一种政治观点的历史书比较合乎历史，合乎科学，而反映另一种政治观点的则不合历史、不合科学，乃至是根本是反历史、反科学的。资产阶级对待学术研究的观点、衡量学术著作的尺子和它对待其他事物的观点一样，是反映了这个阶级认识客观世界的严重拘限性，反映了剥削阶级的实质。时至今天，我们还让这种错误思想闭塞住头脑，束缚住手脚，那是太无道理了。研究近代现代史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彻底揭穿资产阶级的虚伪观点，树立起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们甘心情愿没有资产阶级的学术，我们只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学术。
目前有关“五四”以后历史的研究，确是有困难，但也确是有办法。只要我们大家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逐渐克服困难，来一番大跃进，促成这个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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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省孟津县翟泉农业社一所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新型农业大学化学系学员正在利用盐碱水进行制造液体肥料的研究。
新华社记者 张青云、杨震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