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奔向海陆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徐向前
红军初创，有许许多多的部队，是赤手空拳搞起来的。
广州起义前的几小时，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秘密地集合在几个工人的家里，进行着起义前的紧张的战斗准备工作。没有一支枪，没有一颗手榴弹，大家围着一张破桌 子，点着油灯，看我用一枝铅笔在纸上画，怎样利用地形，怎样打手榴弹，怎样冲锋，……这真是名副其实的“纸上谈兵”。我是外乡人，广东话说不来，有些话翻来复去讲半天，同志们还是听不懂。幸得联队的党代表是本地人，是一个精干的工人，会说普通话，一面学习军事知识一面当翻译。
第六联队的人，有许多是参加过省港罢工的。有的是党员，有的是赞助革命的左派，他们的革命热情很高，自从南昌起义失败，党就积极准备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以抗击国民党对工人和共产党人的大屠杀。这时党派我担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的联队长，对工人进行一些秘密的军事训练。工人们经常在晚上分批的开会，学习，进行着紧张的秘密活动，准备武装起义。当我们接到了上级决定起义的命令的时候，同志们的眼里都闪着惊喜、紧张的光芒。如果不是怕走漏风声，人们会立刻高声呼叫起来。而当时只能低声地纷纷说：“我们的铁尺、斧头、菜刀、棍子都准备好了，要再有几枝手枪和一些炸弹就更好了！”
我们已经派人领武器去了，但是，可以想得到，武器是不会多的。同志们望着我和党代表，而我和党代表则相互望着。人们的眼睛像在齐声说：“武器，武器！……”
“兄弟们！”一个曾经参加过省港罢工的老工人轻轻地敲着桌子，打破沉寂：“闹革命不是吃现成饭。领不来武器，我们可以夺取敌人的枪！”
“对，这位同志说的对，”党代表挥着拳头说：“我们工人阶级，从来就靠这两手吃，没有枪，拿菜刀、铁尺、棍子！”
“对！就这样！”
“我们一定要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工人同志们都挥挥拳头。
我们开始研究巷战的战斗动作。不多会，走进来一位年轻的、提着一只菜篮子的女同志。她包着头，只露两只眼，一声不响把菜篮子放到桌上。党代表猛地站起，高兴地说：“武器来了！”这时，那个妇女把盖在篮子上的菜掀掉，露出两枝手枪，几个手榴弹。大家早有了思想准备，没嫌少。只有一个同志问了一句：“还能多给点吗？”
“没有了。”那位女同志说：“暴动起来以后要多少都有。”
“有两枝枪就不少。”党代表充满信心的说。接着把手榴弹分给几个有经验的工人。大家一面学着使用，一面等着起义的讯号。
那天晚上，广州的城里格外的沉寂，大街小巷似乎分外的严肃，时间过得特别慢。党代表总是看他那只老怀表，生怕它不走了，不时放在耳朵上听听，摇摇。
“你说现在别处的情况怎么样？”他问我。
“各区的工人赤卫队都差不多集合起来了。”我说，“现在，正像被闸住的许多股洪水，只要闸门
一开，就会奔流起来。”
午夜以后，市区里响起了一阵枪声。这枪声告诉我们：起义的主
力部队——教导团行动了。我们按
照预先的战斗部署，冲出巷口，守马路的警察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枪就被缴了。我们得了几枝长枪，不再赤手空拳，立刻把第六联队分担的大街小巷控制起来，和总指挥部取上了联系。
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来，照着新的、沸腾的广州城。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了。马路上红旗飘扬，标语、传单贴的到处都是。脖子上扎红领带的起义军，高唱着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在大街小巷奔走。起义队伍里，有些是刚从监狱里救出来的同志，他们披着长头发，拿着武器，又开始了战斗。
我们联队的一部奉命开到总司令部（公安局旧址）附近，重新编好了队伍，到一个堆着很多缴获武器、弹药的大院里，领到了步枪、子弹，全部武装起来。这时六联队已成为一支更加有战斗力的部队了。
十二号一早，起义军已占领了广州市大部。枪声在市区稀稀落落地响着。反动的据点公安局、省政府等早已被我们摧毁，但仍有一些残余的据点进行着顽强的抵抗。
观音山，始终是战斗的主要地区。国民党的第三师薛岳部已从北江增援到广州，在炮舰掩护下，多次攻夺观音山。教导团的一部分坚守阵地，英勇还击。这天，我们联队的任务一部分配合教导团的第二连的同志们作战，一部分是搬运弹药。工人赤卫队的同志们十分英勇，搬运弹药通过封锁线的时候，前头的人倒了，第二个人又往前跑；第二个人倒了，第三个人又冲了上去。我们联队的党代表，在反击观音山敌人的一次冲锋中负了重伤。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同志，你们继续战斗吧！希望你们坚决的打退敌人的反攻，守住联队的阵地。”说完就闭上了眼！这位不朽的工人阶级的战士，已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我回忆不起这位战友的真实姓名，只记得他的代号是“老陈”。因为，当时我们的姓名大多是假的。但是，他那种英雄的气概，乐观的革命精神和坚强的意志，使我永远不会忘掉！
战斗越来越紧张了，敌人四面进迫，起义军完全处于防守状态了，有些阵地不得不退出。我们联队的纪律严明，不准随便找东西吃，自己没有伙房，有些工人饿了，只得回家去吃饭。敌人疯狂的反击，激烈的战斗进行着，联队的队员伤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少。
深夜。观音山下响了一阵枪，接着就渐渐地平息了。通往指挥部的道路快被敌人截断了，我们和指挥部失掉了联络。这时，恰巧教导团的一个朱同志由此过路，一见到我就跑上来说：“老兄，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指挥部早已下命令撤退了。你没接到命令？”
“没有。”
“总部命令，到黄花岗集合。”
我立刻向联队的同志们说明情况，和另外一些没来得及撤走的人，趁天还没亮，赶到黄花岗。到那里一看，主力部队已向花县转移了。
这时，反革命的部队已经控制了各要路。我们不能停留，连忙向主力追赶，直到下午六点钟，才在太和圩赶上了教导团的同志们。
地主的反动武装民团，在通向花县的道路上——象山脚两山环抱的地方设下埋伏来堵击我们，企图消灭这支残存的人民武装。我们冲破敌人的包围，打垮了敌人的埋伏，到傍晚，才退到花县城。这里反动派早已闻风逃之一空。
听到从广州逃出来的人说，反革命正在那里大肆屠杀。广州市的街上布满了革命者的尸体。敌人就像得了“恐红病”，只要从哪家翻出了一条红布，一块红绸子，或者捉到一个说北方话的人，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就地格杀勿论；甚至连穿红衣服的新娘子，也被推到火里烧了。但是，敌人的屠杀是吓不倒我们的，我们活着的人，决心继续战斗，不取得胜利誓不休止。
十六号，我们在花县一个学校里，举行了党的会议，讨论部队的改编和今后的行动问题。撤到花县来的，共一千二百多人。改编一个军，人数太少；编一团，人又多了些。经过讨论，决定编一个师。可是，编第几师呢？大家都知道，南昌起义后，朱德同志在北江成立了红一师，海、陆丰有个红二师。
“我们叫红三师吧！”有的同志提议说。
“红三师也有了。”有的说：“琼崖的游击队已编为红三师了。”
算来算去，四师的番号还没有。于是，我们自己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全师下编为十、十一、十二等三个团。师长叶镛，党代表袁裕（国平）政治部主任王侃如。我被任命为十团的党代表。
第二个紧迫的问题是：花县离广州太近，又紧临铁路，不能停留太久，必须马上行动。到哪儿去呢？讨论了半天，决定去北江，找朱德同志率领的红一师会合。但他们在哪里，没人知道。我们一面整顿队伍，一面派侦探去打听。
这时，花县的地主武装——民团，在城外日夜围攻我们。部队的供给也十分困难。我们派出打听消息的人员，一天、两天杳无音讯。等到第三天，再不能等了，我们估计，广州的敌人会很快追赶上来，那时再走就被动了。第三天又开了一个会，决定到海、陆丰找彭湃同志去，那里南靠大海，背靠大山，早已成立了苏维埃工农政府。
晚上，我们打退了围城的民团，部队开始出发了。一路经过从化、良口、龙门、杭子坦，绕道兰口渡过了东江，并攻占了紫金县等地，打退了民团的数次袭扰。以后，在龙窝会见了海丰的赤卫队，阴历正月初一，我们到达了海丰县城。彭湃同志在这个地区领导过三次农民起义，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1927年11月1日占领了海丰城。并于11月7日正式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正进行的如火如荼，群众热情很高，到处是红旗招展。各村庄的墙壁上，写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的红字标语。群众听说我们是从广州下来的红军，热情万分，家家让房子，烧水做饭。虽然语言不通，但人们打着手势表示对红军的热爱。我们经过长途跋涉，真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
元月初二，在海丰城里的红场上，举行了几万人的群众大会，欢迎我们红四师。苏维埃主席彭湃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只有二十多岁，身材不高，脸长而白，完全像一个百分之百的文弱书生。他身穿普通的农民衣服，脚着一双草鞋。海、陆丰的农民都称他为“彭菩萨。”他宏亮的声音，革命的热情，坚强的意志，对革命的前途充满着必胜的信心，都使我们永怀不忘。当他讲到广州起义失败，他把手一挥说：“这算不了什么，虽然失败了，但我们是光荣的失败。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计失败，不畏困难，失败了再干，跌倒爬起来，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的。”他那逻辑性很强、鼓动说服力很大、浅显易懂的讲话，句句打动听者的心坎，使人增加无限的勇气和毅力。
不久，我们红四师和董朗同志率领的红二师会面了。两支年轻的部队，在彭湃同志的领导下，打了许多胜仗。我们红四师先后攻下陆丰城、甲子港，拔除了隔绝陆、普苏区联系的地主武装的最大据点——果陇，使陆丰与普宁的苏区联成一片。
国民党军阀是不会让海、陆丰的苏维埃和平存在下去的，不久他们就开始了对海、陆丰苏区的“围剿”。黄旭初部从西面和北面向苏区围攻，占去了海、陆丰。陈铭枢部的新编十一师，也从福建开来，以惠城作据点，进攻惠、潮苏区。红四师开始虽打垮了该师的向卓然团，攻下了惠来，但终因敌人力量过大，不得不退入普宁的三坑山区与敌人周旋。
当时，我们年轻的红军，只知道打仗攻城，不注重巩固根据地。经过多次战斗之后，部队的人数一天天缩小。敌人的“围剿”日益凶猛。他们到一处烧一处，到一村杀一村。凡是红军住过的房子，他们都烧掉；凡是与红军有过往来的人，他们抓住就活埋、杀死。我军为了保存最后的一部分武装，只好又从三坑撤退到海丰的大安洞、热水洞一带的山区里，配合当地的游击队打游击。
人民永远和红军一条心。山外的青年、老人和妇女时常冒着生命的危险，往山上送粮食。有时粮食接济不上，战士们下河抓小鱼，到山坡上找野菜充饥。冬天，没有住的地点，自己割草盖房子；没有被子盖，便盖着稻草过夜。敌人每到山上“围剿”，一定把草房放火烧掉，可是等他们过去后，我们又盖起来。东山烧了西山盖，西山烧了南山盖。正像我们伟大的诗人白居易的诗句所写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年轻的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斗争、生长。……
〔选自“星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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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众叛亲离
董逢亚
7月28日的美国“时代”周刊，有一篇谈论美国侵略战争的文章，题目叫作“世界各地的反应”。这篇文章所列举的“世界各地的反应”是：“回忆”、“怀疑”、“恐惧”、“不安”、“痛心”和“谴责”。实际上是为日暮途穷的美帝国主义画了一幅众叛亲离的速写。
“所有曾经被占领的国家回忆起往事”。“曾经被占领的国家”的“往事”，自然是帝国主义对这些国家的“占领”。那末“回忆往事”自然就是把“美军在黎巴嫩登陆”至少看作是对黎巴嫩的“占领”。简单些说就是“占世界人口很大一部分”的人把这看作是侵略。过去曾被侵略而后又被占领现在已经争得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是懂得怎样来对付侵略的。这就是所谓“回忆”的实质。打算要这些国家成为美国同盟军的梦想，是彻底破灭了。
“甚至通常站在西方这边的那些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国家也产生了怀疑”。这里是指的美帝国主义附庸国里的那些统治集团，连他们都有所“怀疑”而议论啧啧了；至于这些国家的人民，却远不只是怀疑，我们不是早就看到拉丁美洲国家甚至是英国本土的人民也起来作抗议的示威游行了吗？
所谓“恐惧”，是发生在害怕因此引起的大战会首先打在自己头上的那些国家。的确大战不打则已，一打总有一些国家比美国要先遭殃的。
“不安来自那些认为美国正在采取错误的方式支持中东错误的力量的国家”。但是，在侵略集团的内部，也包含有这种人。这不安是有道理的。轻描淡写地看来，美国的确正在用“错误的方式”支持着“中东的错误的力量”。但使他们不安的却是，如果不立即改正的话，这种错误的结果会太严重。因为要在今天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下，一意孤行进行侵略到底，没有不遭致本身的破灭的。
“时代”周刊感到“其中有些反应是感到痛心。”这令“时代”周刊“痛心”的反映是什么呢？它举的例就是：加拿大的“环球邮报”指明这是侵略，英国工党骂这为“可耻”。阿登纳的政府也曾被迫对这进行过“责备”，法国在一旁也有点拆台。甚至在这次跟随美国出兵侵略中东的英国，还有一个人“开玩笑”地说：“至少美国现在已经发觉同我们一样醉醺醺地掉在一个沟里了。”这很有些幸灾乐祸的样子。不过，认真的说，这实在并不是“开玩笑”，而是一句非常严肃而又“痛心”的话。美国人不仅是掉在了一个沟里，而且远比英国人掉的深的多，而且摔的也重的多。对于英国来说，自从苏伊士运河事件以后，侵略的面目，早已在全世界暴露无遗，成了举世公认的强盗。而美国这个强盗，虽然远比英国要凶狠毒辣的多，但由于它狡猾，过去总是在千方百计地掩盖着自己的面目，它甚至在苏伊士事件中要了一手贼喊捉贼的把戏，在一部分人中留有着一点迷人的面孔。这次却是赤裸裸地进行白天抢劫，而且又是真贼实犯，被当场拿获。世界人民因此对美国强盗所获得的胜利，是远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的。
“时代”周刊同我们的立场并不一致，但它终于不能不被迫反映出这“世界各地的反应”，说明着美帝国主义众叛亲离，已经到了何等孤立的境地。但它反映的又太不全面，因为他忽略了现今世界上最主要的力量：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存在，是和平的最大保证，是世界侵略者的死敌，侵略者无论走到那里，总是不免要碰到这个硬钉子的。还有阿拉伯人民的民族独立革命热情的高涨，和对侵略者的坚决的反击。被“时代”周刊所遗漏的，也正是最主要的。而这些力量正巍然屹立，再怎么想“不承认”都是徒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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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山阻击战”观后感
王地子
“黑山阻击战”是一部具有一定历史真实性的军事题材的作品。它反映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辽西战役中的一个侧面。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秋季攻势，从北满打到辽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敌也被迫起义和投降。蒋介石不甘心他在东北的失败，妄想作垂死的挣扎，亲自到沈阳组织守军十余万人倾巢出犯，企图夺回战略要地——锦州，以期恢复辽西北宁线和关内敌人取得联络。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为了掩护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以便全部消灭敌军，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而激烈的阻击战。影片“黑山阻击战”正是描写的这一场战斗。
这个纵队执行任务是十分坚决的。在东北十月寒冷的天气里，战士们连棉衣都没能穿上，手冻得连枪拴都拉不开；但是他们仍然固守着101高地，顽强的战斗着，终于取得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
从影片当中，我们看到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艰苦性和顽强性，了解了黑山阻击战的局部情况，也认识到了具有高度革命乐观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人民军队的本质。其中对于下级指挥员和战士的描写还是比较细致的，例如连长王海龙，虽然戏不多，却给人留下了一个生龙活虎的印象。他在战斗中负了重伤，但是他仍然继续坚持战斗。当他头上裹着绷带，忍着痛楚，率领连队反击敌人时，人们都深深地被感动了。又如纵队司令员的警卫员小刘，这个年轻活泼的小鬼，他对首长的照顾是那样无微不至，从吃饭到作战，他无时无刻不跟随在首长身边；而当他随司令员到前沿阵地去，炮弹袭来，危及司令员的安全时，他又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保卫了首长。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也能够触摸到人民战士的崇高的、忘我的心灵。但是影片在描写高级指挥员的时候却比较简单一些，有些情节的安排也还值得研究。像纵队司令员因为101高地失守而擅离指挥所亲自到前沿去的作法，就不够妥当。雷师长的风度和认识水平也表现得低了一些。此外影片中穿插的司令员和女医生的恋爱，看来也很生硬，没有必要。
尽管影片有这些缺点，但作者抓住了人民战争的本质，以满腔热情来歌颂人民军队，为英雄的史迹画了一个轮廓，这还是值得重视的。人民军队自1927年8月1日诞生直到现在，一直是在战斗中成长与壮大，在电影艺术上这方面表现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为了反映历史的真实，为了教育人民，我们需要更多歌颂这些伟大的可歌可泣的史实的影片。
第8版()
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读者·作者·编者
海盗的旗帜
被抛在光天化日之下
读到人民日报“艾森豪威尔的旗帜就是海盗的旗帜”的社论，非常高兴。它的确是一篇好文章。
当美帝国主义恬不知耻、用尽一切心机来为自己出兵侵略中东诡辩时，我们都义愤填膺。社论正是在这时掀开了美国帝国主义的老家底，无情地戳穿了海盗们的伪装。虽然篇幅不多，但每个词、每句话都像利剑匕首，深深地插在侵略者的喉舌上，不容狡辩。有力的论证真是大快人心，以美国本国的历史给了艾森豪威尔一记特别响亮的耳光，把海盗的旗帜——艾森豪威尔的旗帜抛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无遗了！ 解放军读者 江润
文艺放奇彩
这几天，人民日报第八版刊登了许多反对美英侵略中东、支援中东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短小精悍的文艺作品，有诗歌、快板、广场剧、时事京剧等等。这不仅表现了文艺工作者爱憎分明的国际主义情感，对广大人民群众也进行了生动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教育。此外，给我们的文艺宣传工作带来了很多方便，特别是快板剧和时事京剧对我们很有用。
北京师范大学 蒋世涛
希望介绍教学改革经验
报上登载的关于各个方面跃进的事例，大家都很喜欢看。这些报道不仅帮助各地交流了经验，也鼓舞了大家的工作热情。但是，作为一个教员，我总觉得人民日报关于教学上跃进和革新的事例报道得比较少。希望增加这方面的报道，帮助各地教师提高教学质量。
山西大同师范学校 文静
体育报道面再广些
我是你报的长期读者，我对你报各方面的报道，都感到很丰富，唯独体育方面的消息报道面不广。我希望你报今后能够多登一点体育消息，如国内的重要比赛，国际的锦标比赛等。 越南华侨 黄欢新
多登这样的资料
读了人民日报7月2日第二版和12日第三版上刊载的“小麦高产纪录统计”和“今年已经制成了多少种汽车？”，我感到这种资料很好。在不大的篇幅里，以简明的数字和事实，将一个方面的发明创造或生产大跃进的情况，系统地介绍给读者。我希望也用这种方法报道其他方面的成就，如：制造拖拉机的情况，早稻的高产纪录等。
天津市公安局 吕广
不喜欢这个标题
7月10日人民日报三版“敢想敢说、敢做”栏里发表了一篇介绍四川省国营乐山磷肥厂张山采矿场的机修工、共产党员张吉祥打破迷信、制作外国机器配件的故事。文章很生动，读后很有启发。但是这篇文章的标题“制造洋东西的人”，却给人带来了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明明是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制造出来的东西，为什么硬要叫“洋东西”呢？“制造洋东西的人”，多别扭！如果在“洋东西”上加上引号，可能好些。
开封师范学院 周治岐
第8版()
专栏：战士的诗
战士的诗你你还敢调皮！一枝枪推了蒋匪的光头，一颗弹穿透了你的尼龙衣，“卡秋莎”掌握在人民战士手
里，美帝，今天你还敢调皮！
（驻汕头部队 李文才）准 备我的刺刀我的枪，我把它擦的雪亮！这刺刀熟识你们，在朝鲜打败过豺狼！我的刺刀我的枪，我把它擦的雪亮！只待六亿人民的委托，我随时准备奔向战场！
（驻北京部队 刘子敬）枪杆诗一只怕平时瞄不稳，别怕射击打不准，要想枪枪中十环，就得平时下苦工。二实弹射击，虽不是冲锋陷阵，不中靶中央，也等于放跑敌人。
（战士 刘林）
第8版()
专栏：
后来居上
伍贻宣
黄忠：小伙子你算有本领，老夫的“百步穿杨箭”如今也不足为奇了。真是后来居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