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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家庭妇女钻研科学技术
武汉詹淑权和杨菊珍试制化学原料草酸成功
本报讯 记者张碨报道：武汉市正传颂着一件非常鼓舞人心的新闻：两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詹淑权、杨菊珍打破了科学研究的迷信，大胆用锯末试制化学原料草酸，经过五十天的刻苦努力，6月底在武汉大学化学系师生帮助下获得了成功。
草酸是一种化学原料，可以用来制造皮革、纯甘油、纸张等几十种工业用品，还能褪色、漂白、擦铁锈等。目前，我国还没有用锯末自造的成本低廉的草酸，主要是用的进口货。
詹淑权和杨菊珍是武昌区首义路的居民，詹淑权是居民委员会主任。她们怎么会想起制造草酸呢？今年4、5月份，全市各街道居民纷纷响应政府号召自办工业组织生产自救，许多人劝詹淑权组织大家编竹篓、打蓑衣、加工旧棉花、打草绳子等。她觉得这样的生产，许多居民委员会都已经搞起来了，最好还是找别的生产门路。她在民政局一个同志那里打听到湖南有人利用废物锯末试制草酸成功了，同时听说我国很缺草酸，它的用途又广，所以决心去长沙“取经”。经市民政局的介绍，她和居民组长杨菊珍一起去长沙。到长沙后，才知道长沙烈军属麻石生产合作社试制草酸并没有成功。只好抄下那一、二百字的简单的有关制造草酸的文字材料回来，决心自己试制。
詹淑权和杨菊珍都只有初中一年级的文化程度，而她们现在也都是四十左右的人了，但对试制草酸却有足够的信心。她们说：“在共产党领导下，外行变内行的例子多得很，我们这些普通的家庭妇女也要破除迷信研究研究化学。”于是杨菊珍的卧室变成了试验室，她们用旧的白铁水舀子当烧锅，在洋铁铺做了个盖子，又在盖子上钻个洞插温度计；用小药瓶当量杯，藤椅扶手把上放茶杯的洞洞成了放漏斗的架子。没有过滤纸，杨菊珍撕下了自己的旧绸褂子的底襟，缝成袋子挂在门拴上过滤。还到附近机关、学校借来搅棒、漏斗、天平、蒸发皿等。有的人听说她们要试制草酸，很不以为然地说：“真见鬼，你们这些姑娘婆婆们搞什么草酸？”她们只笑笑：“难道只许你们知识分子搞科学？等我们搞成功了给你们看。”她们排除了一切困难，在弄来了锯末和买来了烧碱、石灰、硫酸等原料之后，化学试验工作立即开始了。草酸是纯白色结晶体，但第一锅制出了一瓶像酱油样的黑水，结果失败了。她们一点不灰心，一连试验十几次，同时适当控制了温度，又请学生们精确计算了原料的成分后，制造出来的液体已慢慢变成了浅黄色，含有草酸，并且可以褪色、擦铁锈等。但是，液体所含成分不纯，无论如何也不能结成为白色针状晶体。她们日夜守在炙热的炉子旁边试验，也不能成功。后来她们又到湖北省图书馆翻杂志，找学校的化学老师，都解决不了结晶的问题。这时，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武汉市委书记李尔重、武昌区委书记等各级党的领导人，都亲自来她们家里参观。在了解了她们的困难之后，立即把她们送到武汉大学住下，并指定由化学系师生具体帮助她们解决问题，一直到成功再回来。武汉大学化学系师生和她们一起，经过了十多天日夜的试验，找出了溶液不能结晶的原因，6月30日那天早晨，白生生一条条的针状结晶便出现了。经过检验后，他们利用锯末制造出来的草酸，比日本产的草酸的质量还要优良。
7月14日武昌首义路生产草酸的化工厂正式开工，詹淑权、杨菊珍担任生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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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市武昌区首义路家庭妇女詹淑权（右）和杨菊珍试制草酸成功。这是她们正在试验时的情形。 赵彦章摄（长江日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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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敢想敢做出英雄
祖年
在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中，科学上的创造发明，绝大多数是出于敢想敢做的平凡劳动者之手。武汉市两个普通家庭妇女詹淑权、杨菊珍大胆利用锯末试制化学原料草酸成功，又是一个例证。化学原料草酸，过去我国从未制造过，一向依靠进口。我国科学家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而现在居然被两个家庭妇女解决了，这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
詹淑权和杨菊珍，她们排除了一切困难，打破了迷信，担当起科学家们所干的事，这种共产主义的敢想敢做的风格，正是我国劳动妇女的榜样。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她们的事迹，再一次证明了科学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也再一次给教条主义者上了生动的一课。很多教条主义者，他们只相信书本上的条文，只迷信外国的权威。在他们看来，外国作不到的，中国也就作不到；外国作到了的，中国如果没有同样的条件，还是作不到。总之，他们是不尊重人民的创造，不尊重本国的经验和历史，不尊重实践的。今天，事实又一次无情地给了他们一次当头棒喝：科学是出自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六亿人民的实践更是创造的无穷泉源。要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发扬光大，就千万不能忽视人民的聪明才智。
詹淑权、杨菊珍在试制化学原料草酸中，及时得到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李尔重的支持和鼓励，并在科学研究部门的具体帮助下，获得成功。这说明党对劳动人民的科学研究，极为重视和关怀。在党的领导和有关部门帮助下，广大劳动人民，只要敢想敢做、破除迷信，那末，不仅在科学研究战线上，就是在其它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也一定会出现更多的英雄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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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制成驱逐蚊蝇花布
据天津日报消息 最近，天津市场上将出现一种叫做“除四害”的特殊的花布。这种有香味的花布，做成床单铺上以后，臭虫、蚊子、苍蝇、跳蚤等不敢在床上停留。做成内衣穿上以后，也可避免这些害虫的侵扰。
这是天津市第一印染厂最近试制成功的，他们在印制花布过程中加上一种化学药品，使花布保持一种能够驱逐“四害”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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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教十 十教百 人人教 人人学
西宁两万职工苦学文化技术
本报讯 青海省西宁地区工业交通系统两万多名职工向文化、技术大进军。
今年4月以来，西宁地区工业交通系统的广大职工开始了文化、技术学习。经过总路线学习以后，职工们的学习劲头更大了。目前参加学习的职工已占职工总数的70％以上，有些单位达到百分之百。
西宁地区工业交通系统许多领导干部都带头参加文化、技术学习。各单位普遍地成立了业余文化学校和技术学校。有的单位成立了技术研究会（组），新老工人、干部和工人之间订立了师徒合同。各单位为了加快文化、技术学习，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办法。有的单位采取“母鸡生蛋”一教十、十教百的办法，学生学会后，就当先生。并由老工人、先进生产者担任教员，有了技术问题及时讲解，及时研究解决，因而使学习技术和解决生产关键结合起来。有的单位采取人人当教员，个个是学生，课本送上门等办法，出现了夫妻互教互学，父子、师徒互学的情况。
由于采取了各种办法学习文化、技术，现在有些单位已收到很大效果。西宁面粉厂制粉车间的钢磨过去生产效率不高，工人们一直找不出原因，经过技术学习后，发现磨棍安装得不平衡。他们共同研究把钢磨小轴加上偏心，使出粉率大大提高。青海化工厂造纸车间过去每天捞八刀纸，晒纸工人晒不出来，经过技术学习，捞纸工人降低了纸的破损率，晒纸工人掌握了天气的变化，因此，现在每天已能捞、晒十二刀纸。 （李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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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将彻底消灭疟疾
岑溪等五个县已成为基本无疟县
据新华社南宁14日电 广西僮族自治区彻底消灭疟疾的工作全面展开。目前，全自治区90％以上的县都开展了疟疾普查和抗复发治疗；岑溪、阳朔、北流、柳城、东兰等五个县，已提前实现了跃进规划，成为基本无疟疾县。
疟疾是广西主要的地方病之一。过去，每逢夏秋到来，高疟区居民发病率一般达30％至40％，少数地区竟高达80％至90％，对农业增产有极大的影响。为了保护人民健康，抢救劳动力，彻底改变历史上“稻谷黄、病满床”的状况，自治区今年的抗疟工作，早在3、4月间就开始了。现据大新、龙胜各族自治县等二十个县的不完全统计，经过疟疾普查的人数有二百万，其中有十五万人进行了抗复发治疗。岑溪、阳朔、柳城等基本消灭疟疾的县份，居民患病率已下降到万分之一左右，农业社社员出工率普遍达到90％至100％，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大跃进。
今年上半年，农村中的大规模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对消灭疟疾起着巨大的作用。岑溪县从2月到6月中旬连续进行了六次大围攻，消灭蚊子、孑孓数万斤，许多农村消灭了臭水沟、死水塘，屋边杂草铲得干干净净，为消灭疟疾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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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人的画栩栩如生
陕西展出全省工人绘画作品
新华社西安14日电 陕西省工会联合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最近联合举办了陕西省工人画展。这是第一次全省范围的工人画展，共展出工人业余创作的漫画、宣传画、水彩画和素描等共三百多幅，是从大跃进以来千万幅工人作品中挑选出来的。
这些作品生动的反映了生产大跃进、向技术、文化进军等各个方面的丰富内容。如铜川煤矿十八岁的采煤工王大钧画的“一场紧张的劳动后”，栩栩如生地描画了矿工在煤井休息时的欢乐情绪。在画面上，每个矿工都有鲜明的性格，他们谈笑着，有的手举水瓶豪饮，有的在嬉乐。宝鸡一个工厂十九岁的工人郑树华画的“建设中的姜城堡”，画上车水马龙，人头钻动，红旗飘扬，人们操纵着各种机械在紧张施工。画面构图均匀，色彩鲜明。手工业合作社社员张长松的国画“好好学”，运用传统的绘画技巧，画面上的老工人戴着眼镜，像教自己女儿一样辛苦的在教一个女徒工，女徒工喜形于色，虚心的向师傅学习。黄河棉织厂工人李守叶的漫画“前人足迹”，辛辣的讽刺了那种迷信前人走过的路是不会错的而墨守成规的人，画面上画着一个人背上背着一捆子书本谨小慎微的沿着前人的路子走，不敢越雷池一步。此外像“国棉三厂跃进图”、“家家户户一盏灯，处处都有读书声”等许多作品，都紧密结合当前现实，深刻的反映了工人敢想敢干和坚决向文化进军的豪迈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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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气象台
台风警报
本报讯 1958年7月14日下午8时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发布台风紧急警报。太平洋上的台风14日下午二时中心位置在北纬二十一度东经一百二十六度附近，目前台风中心正以每小时7—9浬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未来24小时内东海南部、南海东北部、福建沿海风力将加大到7—9级，台湾海峡风力将加大到8—10级。16日下午台风将在福建南部登陆。未来24—48小时内，台湾海峡、东海南部、南海东北部、福建沿海风力将加大到10—12级，浙江南部、广东东北部、福建西部、东海北部风力将加大到7—9级。福建沿海并将有暴雨。台风登陆以后将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减弱。未来48到72小时内福建西部、江西和浙江南部将有6、7级大风，并将有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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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问
“一天等于二十年”这句话的来历
有些读者来信询问：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的报告中说，“马克思预言过，无产阶级革命将使我们进入‘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马克思的这句话出在什么地方？现在答复如下。
马克思的这句话出在他1863年4月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的这句话后来曾被列宁引用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讲策略的一节。
马克思的这句话是从恩格斯早年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引起来的，所以需要简单地说一下这部书。
恩格斯在他1844至1845年所作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里预言1847年英国将爆发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之后将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工人阶级将成为英国真正的统治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五二四和五二七页）。关于1847年的经济危机的预言是准确地实现了，但是接着并没有在英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在欧洲的其他几个国家发生了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由许多原因决定的。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世界社会主义文献中最优秀的著作之一。恩格斯拿当时最发达的英国为例，搜集了极为丰富的具体事实和统计数字等重要资料，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系列的规律。马克思很重视这部著作，在他所著的“资本论”里曾引证这些材料。并且，马克思指出：“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神的了解，曾是怎样精深，是由1845以来公布的工厂报告、矿山报告等等所证实了。最表面地把他的著作和十八年后二十年后发表的‘童工委员会报告’（1863年至1867年）比较一下，已经可以知道，他的记述是怎样妥当。”（“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二七二页）
在这里，马克思说明恩格斯在二十年前所记述的事情，在二十年中都是被事实和官方公布的材料所证实了的。但是，这时期欧洲，包括德国在内，有许多反对共产主义的分子和革命政党中的庸人，嘲笑恩格斯的预言，说恩格斯的著作已经发表二十年了，可是书中所预言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发生。
1863年4月9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里这样地说到这个问题：“英国工人是否很快就要从他们显然是资产阶级的腐化状态中解脱出来，未来就会显示给我们看。此外，至于你的书中的主要之点，那末所有一直，直到最微细的事情，都由1844年之后的进一步的发展证实了。我刚才又把你的书同我后一时期的笔记重新对照了一下。只有用小尺来量全世界历史并且根据最近‘报纸上的趣闻’来议论全世界历史的德国鄙陋的小市民才会以为，在这种伟大的历史发展中二十年比一天多，虽然将来会有一天之中集中着二十年变化的日子来到。”（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出版，第三卷，一五五至一五六页；这里的译文经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作了校订。）
这里马克思是说，在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出版后，也就是恩格斯作了英国将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预言之后，虽然过去二十年了，但是这二十年由于种种原因，世界的事变并没有很大的发展，有些地方也许还在原地踏步，也许二十年只能等于一天。不过，只有鄙陋的小市民们，革命的庸人们才以为二十年比一天多，要知道，将有一天抵得上二十年的日子来到。
五十年后，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引用马克思的这几句话，用生动易解的形式表述了这个意思：“二十年等于伟大历史发展时期的一天，虽然后来也许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列宁并且指出：“在每个发展阶段上，在每个时机内，无产阶级底策略应估计到人类历史这个客观必然的辩证律，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所谓‘和平的’迟缓发展时代来发展先进阶级底意识、力量和战斗能力，另一方面在进行这种利用工作时完全要以达到这个阶级运动底‘终极目的’，并在这个阶级中养成能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实际解决伟大任务的本事为主旨。”（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出版，四二页）
目前，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了经济、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表现了空前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积极性，推动着社会生产力以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向前发展。特别是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公布以后，广大群众的干劲更加高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日千里。完全可以预料，不消若干年后，我们的国家就可以把英国远远地抛在后面，进入世界最先进和最强大的国家的行列。因此，刘少奇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引用“一天等于二十年”这句话来作为这个伟大时期的写照。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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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科学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翦伯赞
历史科学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早在五四时就开始了这个斗争。三十几年来，中国进步的史学家，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和资产阶级的教授、论客们，进行了长期的坚决的斗争，一直到全国解放，这个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一进北京，资产阶级的教授们就准备了一个鸿门宴来迎接我们，在这个鸿门宴中，有怒目相视的范增，也有舞剑的项庄。
在院系调整以前，资产阶级的教授们还是企图霸占大学历史学的讲坛，拒绝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进入大学。他们说进步的史学家是波克罗夫斯基学派，虽然他们并不知道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内容是什么。他们就用他们不知道的东西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他们说，这种战略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院系调整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进入了大学和研究机关，并且取得了支配地位。在全国各地的历史学研究机构和各高等学校的历史系中，一般都插上了红旗；就是后来变成了右派分子的资产阶级教授也曾经一再在群众面前洗涤自己的脏衬衫，并且披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从表面上看来，好像在历史学的领域内已经没有两条路线的问题。经过双反运动的揭发，我们发现白旗并没有完全拔掉，甚至还出现了像雷海宗那样公开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黑旗。如果说白旗少了一些，那是因为有些白旗涂上了灰色或者粉红色。不是说灰色或粉红色，都是资产阶级的保护色，资产阶级的史学家中也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但也有一些人只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标签、花边或护照继续偷运资产阶级的私货。比如他们也讲农民战争，但阉割它的阶级斗争的内容。举一个例，院系调整以前，有一个教授讲秦末农民战争，说陈涉吴广的起义，不是因为什么阶级矛盾，而是因为下雨。
很明白，一直到现在，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幽灵并没有在我们面前消灭，有些最反动最顽固的资产阶级史学家的鬼影，还是徘徊在我们的历史研究机构和教学机构之中，企图寻找一些人们借尸还魂，而且有些人已经被这种鬼魂迷住了。因此直到现在，历史科学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还是我们的严重任务。
资产阶级路线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陈伯达同志指出的厚古薄今的方向，此外也还有唯史料论和烦琐的考证等等。总之，我们要用无产阶级的历史观来解释历史，他们要用资产阶级的历史观来解释历史。我们要用唯物论、辩证法来研究历史，他们要用唯心论和烦琐的考证来研究历史。这就是我们和资产阶级史学家之间的主要分歧，也是我们之间的斗争。
必须以厚今薄古反对厚古薄今
厚古薄今，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兴趣问题，实质上是路线问题。我们知道，从五四以来，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就负担了这样一个政治任务，即引诱青年脱离政治、脱离革命斗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就提倡厚古薄今的历史学方向，引导青年离开自己的时代，把青年从时代的激流中引导到时代的后院，引导到古史的象牙之塔，让青年悠游于羲皇上世，作一个现代的古人。他们用断简残篇、破铜烂铁来遮蔽青年的眼睛，让青年看不见帝国主义的侵略，看不见民族国家的危机，看不见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看不见人民群众的痛苦，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古史的研究来麻痹青年的思想意识，消灭青年的革命热情，进一步培养青年仇视马克思列宁主义，仇视共产党的反动思想，借以削弱革命的力量，并从而历史地辩护反动统治的罪恶行为。
资产阶级的教授和论客们是想把古代史当作他们最后的堡垒用以对抗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他们失败了。1949年，全国解放，所有的资产阶级的古史堡垒都被迫树了降旗。树了降旗，不等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消灭，因此解放战争结束以后，又有些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利用这个残破的堡垒作为思想的防空洞。他们幻想在古代史中会可以找到自己的世外桃源，在这里可以让他们保留一块独善其身的自留地，以过度其遗世而独立的悠闲生活，以发泄其思古之幽情。他们失去了物质世界，但总想守住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没有想到现在已经不是陶渊明的时代了。
对社会主义采取对立的态度，至少采取消极的态度，这就是厚古薄今的实质。
我们必须反对厚古薄今，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必须厚其所薄而薄其所厚，因此我们完全拥护陈伯达同志提出的厚今薄古的历史学的方向。也许资产阶级史学家，又有一种遐想，以为共产党大概是不要古史了，人弃我取，你们不要我们要，你们搞近代现代史，我们搞古代史，这样还不是可以和你们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吗？如果资产阶级的史学家这样想，那又错了，我们不但要古代史，并且要认真的研究古代史，要真正地占领古代史的阵地，要彻底地把资产阶级的唯心论的历史学从它最后的隐蔽所驱逐出去。我们说厚今薄古，只是说近代现代史比古代史更为重要，应该用更大的力量去研究而已。毛主席教导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这就是说不但要研究近代现代史也要研究古代史。问题就在于抱着什么目的去研究，用什么观点、立场和方法去研究。很明白，我们反对像资产阶级史学家一样为着“好古”、“怀古”的兴趣主义去研究古代史，尤其反对为着“复古”乃至像右派分子一样抱着以古非今的目的去研究古代史，我们要以“温故而知新”的态度研究古代史。我们研究古代史是为了更好地懂得近代史，研究近代史是为了更好地懂得现代史。一切都为了为现代，为了今天，为了眼前的社会主义大跃进，为了更好的明天。当然，要做到古为今用，就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建立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古代史是不是可以为今天为现代服务呢？完全可以。最古的古代史，莫过于未有人类的洪荒时代，然而恩格斯却在从猿到人的著作中揭示了劳动创造世界、创造人类自身的真理，驳斥了资产阶级所信奉的上帝创造人类的神话。蒙昧和野蛮时代的历史不能说不是人类历史的原始阶段，然而恩格斯却利用这一时期的历史说明了人类也曾经过没有一夫一妻家族、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时代，驳斥了资产阶级认为一夫一妻家族、私有制、阶级、国家是与人类俱生的谬论。印度的农村共同体，不能说不是古代历史的残余，然而马克思却用它作资料对英国破坏印度本土的经济“进行隐蔽的战争”。这些都说明了古代史是可以用来为现代服务的，是可以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就可以采取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牵强附会地把古人古事都拉扯到现代来随便乱说。我们说古为今用，是说古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在阶级斗争中的、在反抗外来侵略和保卫祖国中的历史经验可以为我们服务。总之是要总结古代一切有用的历史经验。我们要总结近百年来的历史经验，也要总结几百年几千年来的历史经验，要用这些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进行劳动生产的、阶级斗争的和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
人们常常寻找研究历史的钥匙，他们也找到了一些所谓钥匙，就是没看见马克思替我们预备好了的一把真正的钥匙。马克思告诉我们“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他又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这就是说近代现代史的研究可以替古代史的研究提供钥匙。理由很简单，即愈是后来的历史，它就具有更为发达更为复杂的生产组织和阶级关系，理解它的结构，就可以提供透彻的理解一切已经覆灭了的社会形态的可能性。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抹煞一切历史的差别而把古代史上的一切都说成和近代现代史一样的。因为古代史上的各种关系常常只能在十分衰败或夸张的形态上在近代史里面出现，如果说近代史也包含着古代史的东西，那也只能是它的残余。
研究近代现代史比研究古代史要难得多，不但史料没有整理，而且事件还在发展的过程中。恩格斯称赞马克思所写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天下无双”的著作。就是因为“在这一事变发生之后，马克思立即就发表一个简洁的讽刺的叙述”，就因为他“对于活的眼前的历史之如此卓越的理解，在事件发生时对于事件之如此明晰之洞察”。研究近代现代史虽然比起研究古代史要难得多，但是毛主席已经替我们准备了打开困难之门的钥匙。毛主席的著作有很多都是对于活的眼前的历史的总结。对于近代现代史上的许多带有关键性的问题，毛主席都作了天才的卓越的分析概括和论断，这些著作不仅给我们研究近代现代史提供了钥匙，同时也对古代史的研究提供了钥匙。只要我们认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我们对于近代现代史中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把史料工作放在正确地位，驳斥各种“唯史料论”
夸大史料的作用也是资产阶级历史学的特点。这种特点，现在还在流行。有些教授过分地强调史料的重要性，认为有了史料，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甚至认为“史料即史学”。好像一个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搜集史料，而且是搜集偏僻的史料，搜集别人不曾用过的史料，至于史料的分析，在他们看来，就不是史学家的任务。并且认为对史料进行了理论的分析就不算史学。例如有人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史学著作，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就不算史学著作，因为后者夹了议论。其实“资治通鉴”也有“臣光曰”几几乎通不过资产阶级的审查。
不论资产阶级史学家怎样以掌握史料自负，却赤裸裸地表现出自己的虚弱，以致不得不极力回避对历史上重大问题的理论分析。腐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已经丧失了分析问题的能力，正像恩格斯所说的它“好比笨重的驮马，面临着划分本质与现象、结果与原因的鸿沟就一筹莫展了”。要在历史学这个十分崎岖险阻的地带出猎的时候，骑着驮马那是连一个小兔子也打不着的。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史料工作，而且重视史料。恩格斯说过：“那怕是单单对于一个历史实例，都是一种科学工作，要求多年的冷静钻研，因为这是很明白的，单靠几句空话是做不出什么来的，只有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透彻地掌握住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也说过：“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他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于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从这里很清楚地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史料的重视，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重视史料和资产阶级史学家之重视史料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重视史料是要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概括，解决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而资产阶级史学家则是用史料的堆积与排列，装饰自己的博学，掩盖自己对史料分析的无能。但是珠翠满头，并不能掩盖脸上的疮疤。
不论史料怎样重要，总不能说“史料即史学”。史料之于史学，正像砖瓦之于房子，布帛之于衣服，我们可以说，没有砖瓦盖不起房子，没有布帛做不成衣服，我们能够说砖瓦即房子，布帛即衣服吗？从史料到史学，正像从砖瓦到房子，从布帛到衣服一样，中间还要经过一系列的复杂的劳动过程。正像毛主席所说的还要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而这种工夫是一种极其细致的思考过程，只有经过这种过程，才能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才能把材料变成理论，才能变史料为历史。然而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却把历史研究停止在史料的采集。
还有一种“史料唯物论”。他们说只要是根据具体历史资料写成的著作，就是唯物论。如果这样，世界上就没有唯心论的史学了，因为世界上的任何历史著作都是根据多少不等的史料写成的。然而在实际上在世界上却存在着很多唯心论的历史著作，这就说明了同样的史料可以写成唯物论的著作，也可以写成唯心论的著作。决定历史学的唯物与唯心的不是史料而是史学家的阶级性。
史学家的阶级性，不仅表现在对史料的分析与论断上，也表现在史料的选择上。马克思说：“经济学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唤起，把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到战场上来阻碍它”。历史的资料也是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的史学家要歪曲历史涂改历史甚至捏造历史的原因。
在资产阶级史学家自己看来，史料是他们可以在新社会存在的条件，是他们用以和共产党讨价还价的资本，是他们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但是在我们看来，当一个史学家没有能力运用史料的时候，史料并不是什么资本或武器而只是他们的包袱。恩格斯说：“精神上空洞的资本家为自己资本，自己利润欲所奴役，律师为自己化石似的法律观所奴役……一般‘有教养的阶级’为各种地方限制及片面性所奴役，为自己残缺的专门教育及终身缚束于这一门技能的事实所奴役”。我以为资产阶级的史学家，除了为化石般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所奴役以外，又为自己所占有的史料所奴役。他们应该把包袱打开看看到底有些什么东西。
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从烦琐的考证中解放出来
资产阶级的史学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考证，他们之中有些搞土考证，有些搞洋考证，还有洋土混的考证，不论是搞哪一种考证的人，他们对于考证的认识是一致的，即他们都认为考证是历史学研究的正统、上乘，一切其他，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内都是傍门左道，用资产阶级史学家常用的一个名词来说都是海派。其实真正的海派，不是别人，正是那些从海外贩运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资产阶级史学家自己。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考证，而且认为它是整理史料的一个必要的步骤。通过考证的方法，可以加强史料的可靠性，从而依据这种史料作出来的结论也就更为正确。考证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仅此而已。然而资产阶级史学家却把它夸大为历史研究的终极。把考证当作历史学，这就正像章实斋所说的“是犹指秫忝以为酒也”。秫忝可以变为酒，但其间还缺乏一个发酵和蒸馏的阶段。
资产阶级史学家之所以强调考证不能认为是方法问题，应该说是阶级性的表现。无产阶级的史学家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史学家就用考证的方法来隐蔽和遮盖历史发展的规律，因为历史发展的规律会说明他们所属的阶级的灭亡的必然性，会说明他们的霸权将随着自己的阶级的灭亡而消灭。因此，他们就割裂历史，把历史切成无数互不相关的碎片，而把这些碎片作为与其他历史事件无关的问题孤立地去考证，把人们的思想从历史发展的主流引到支流，引到狭窄的死胡同，引到牛角尖里去。让人们看不见历史的全貌，历史的骨干，脉络，看不见历史的发展和发展的动力，听不到历史跳动的脉搏，更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很明白，所谓考证是一种打上了资产阶级烙印的寻章摘句支离破碎的烦琐主义。
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可以穷年累月为着一个极不重要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研究而疲精劳神，但对于带有关键性的历史事件就不感兴趣。举例来说，他们研究唐史，可以用最大的兴趣去考证杨贵妃入宫以前是不是处女，考证崔莺莺是官家小姐还是妓女，而对于唐代的社会经济以及发生在唐代的曾经震撼世界的若干大事则视若无睹。其实杨贵妃入宫以前是不是处女，崔莺莺是官家小姐还是妓女，即使考出来了对于唐代历史的说明又有多大的关系呢？资产阶级史学家好像有一双特殊的眼睛，在他们的眼底秋毫比泰山更要大些。
烦琐的考证必然要淆混历史发展的规律，因为在历史的前进中，常常会有一些细微的事件夹在当中，如果对于每一个细微的事件都要加以考证，那就必然会为了注意到许多无关重要的材料而离开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比如当讲述或研究黄巢起义的时候不去分析当时社会经济状况，阶级矛盾，而把研究的重点放在黄巢攻进广州的日期的考证，考证黄巢攻入广州的日期到底是乾符五年或者是乾符六年，还是广明元年；如果是乾符五年，到底是这年的5月，还是9月或者是冬月。当然把黄巢攻占广州的日期考证确切，也有好处，但是如果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攻进广州的日期问题，那就放松了对黄巢起义的全部过程乃至历史意义的研究。因此，如果不从这种烦琐的考证中解放出来，史学家就会纠缠在无穷无尽的细微事件上面而不得脱身，就会像钻牛角一样，愈钻愈窄，最后的结果是此路不通。也就像蠹鱼一样，生在故纸堆中，长在故纸堆中，死在故纸堆中，而最后留下来的唯一的东西，是自己的尸体。
现在这种资产阶级的烦琐考证，在我们的历史教学中和研究中还在流行，这是资产阶级的历史研究方法，必须反对，这种方法会把人的头脑局限在最狭窄的范围内，使其僵化，使人失去掌握历史全局的能力，会使人的眼睛变成近视，以至使人眼光缩小到只看见自己的鼻子。
厚古薄今，烦琐的考证，唯史料论等等，都是资产阶级历史学的特点，也是资产阶级历史学的道路，我们必须反对这种道路，必须和这种资产阶级的道路进行斗争，我们希望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和我们一道来进行这个斗争，彻底地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从自己的头脑中拔掉白旗，插上红旗。
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对资产阶级历史学展开坚决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