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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勤工俭学进入新阶段
康生同志在一次座谈会上指出：学校办工厂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找到了具体形式
新华社11日讯 在最近教育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同志就高等、中等学校的勤工俭学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这次座谈会是教育部在8、9两日召集的，参加座谈的有从辽宁、江苏、河北三省来北京参观“北京市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红专跃进展览会”的近八十所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干部一百多人。
康生同志在出席这次座谈会前，曾花了三个晚上的时间，详细观看了展览会的每件展品。在座谈会上，康生同志首先讲了参观展览会后的印象。他说：“北京各学校四个月来的勤工俭学活动成绩很大。展览会显示出各学校在党委领导下，绝大多数学生和部分教师，是坚决拥护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的，大家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的干劲是很大的，从展览会上看到，党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后，学校工作有显著的进步。展览会也显示出学生群众和青年教师真正是敢想敢干、破除迷信、思想解放了。这种思想解放已变成了生气勃勃的实际行动。展览会提高了我们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信心。有力地粉碎了右派分子所谓大学生“今不如昔”，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教育的谰言。康生同志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这一方针必然大大促进学生政治思想进步和体育上的进步，这在大家是没有怀疑的。然而这一方针对智育方面，即对教学和科学研究的质量方面，到底能提高还是会降低，这在开始时，许多人是有怀疑的。展览会十分有力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证明了这一教育方针会大大提高教学质量与科学研究工作的质量。”
康生同志从展览会给他的深刻印象，对勤工俭学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见。他说：“各学校开办工厂是件大事情，提出勤工俭学号召以后，经过大家几个月来在实践中摸索，现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找到门路、具体结合形式和一条光明大道。大学、中等专业学校以至普通中学，都可以采用学校办工厂这种形式来解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看来，所有学校都必须走这条路。反过来，今后工厂也必须办学校。这是今后我国教育的总趋势，是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好办法，使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逐渐结合，也是为共产主义社会准备具体条件。”康生同志说：“学校将来跟校外的工厂农村挂钩仍然是必要的，在和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接触中，可以加强政治思想的锻炼和学习更复杂更广泛的生产知识。但学校自己办工厂，却给予结合专业、安排学习时间、制订教学计划等以更主动的条件，为提高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质量提供了物质保证。”
康生同志说：“从展览会看出学校办工厂的方法也贯彻了党的总路线的精神：大中小厂并举，土洋并举，提高与普及并举，综合与专业并举。主要的和大量的工厂是依靠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办起来的。许多学校把生产收入所得，主要用作投资扩大再生产，这对国家、学校、学生三者都有利，基本上解决了分配问题，这是群众的又一个创造。有些学校提出自给，这也是一件好事。学校从节约和生产收入投资，以及用其他办法积资，来兴办工厂，为全国各种条件的学校自办工厂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国家对学校的节约和生产收入可以不从预算中扣除，这样可以刺激学校办工厂的积极性。现在学校党委会除了管政治，也要管经济，因为政治和经济本来就是分不开的！”
在这次展览会上，展出了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集体编写的教学大纲，康生同志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好事情，是教学工作上走群众路线的创举。康生同志说：“这件事情即使有缺点甚至失败了，但这方向是对的，精神也是好的。在编教学大纲上也可来个三结合，即在党委领导下，教研室和学生一齐动手，各人编出来，相互展开辩论，这当中有团结，斗争，最后经过评比达到一致的团结。这就可能比教研室关门写的教学大纲更好些。”康生同志接着说：“从展览会上还可以看到：学校下放干部是一支主要的可贵的力量。他们下放到工厂或农村，帮农民办工厂，改良农具，办学校……，这里有许多专业，在劳动人民中他们接触面很广，进步也很快，他们人下乡，同时带来文化下乡，技术下乡，科学下乡，教师下乡（扫盲、办学校），把技术、科学、文化都带下了乡。知识分子的书本知识，有没有用处，关键在于是否和生产实践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结合起来就会变得十分有用，否则就没有多大用处。展览会上这点也很突出。希望各学校党委对下放干部要加强领导和帮助。”
康生同志最后提到展览会上有许多达到和超过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产品，他说：“这是由于科学和生产在党领导下实行了群众路线，广大群众与技术专家相结合的结果。这又充分证实了毛主席所说的理论是从群众、从实践中来的真理。群众的智慧通过展览品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只要我们全党办科学，全民办科学，相信一定可以在短期内使我们的科学赶上世界水平。”
在这次座谈会上，各校交流了勤工俭学经验。南京大学、南京农业机械化学校、沈阳制药工业学校、沈阳农学院、南开大学、南京工学院、大连工学院等七校在会上汇报了各自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的情况。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共同提出，准备在今年10月国庆前举办全国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红专跃进展览会，请各地考虑并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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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族研究工作的道路
牙含章
全国解放以后，虽然还不到九年的时间，但在党的领导下，全国近四千万少数民族人民却经历了等于数千年的历史时期，有许多民族不仅是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甚至超越了一般发展需要经历的两、三个社会阶段，由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初期形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少数民族人民在短短的时期内摆脱了贫穷愚昧的落后状态，进入文明幸福的新的历史时代，跻于先进民族的行列。随着少数民族的飞跃发展，民族研究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是，民族研究工作的开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这里，同其它一切工作一样，也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的斗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如费孝通等，曾经一度企图把持和篡夺民族研究工作的领导权；资产阶级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反动观点和方法还束缚了相当一部分民族研究工作者的头脑和手足。同时，还有一部分研究工作者，存在着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脱离政治的表现就是脱离党的领导，不愿意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离开了党的民族政策，离开了党的政治运动，研究工作不为当前的政治运动服务。脱离群众的表现，就是关着门坐在屋子里研究，对群众提出来的问题不能加以分析和提高；有些人作调查，走的是上层群众路线，专找被打倒的地主阶级分子去调查，而不向少数民族的广大劳动人民作调查。脱离实际的主要表现，就是用主观主义的方法，把个人脑子里想出来的问题硬拿到实际中去加以证实，而不是从实际出发去调查实际情况。如有的人专去调查那些无关紧要的奇风异俗，甚至低级趣味的东西。上述这些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背道而驰，严重地损害和阻碍了民族研究工作的正确发展。
研究民族问题，首先应该有利于解决民族问题，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各族人民的利益。因此，研究工作要同民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密切结合起来，无论研究历史和现况都应该着眼于广大的劳动人民。如果我们对少数民族的某些落后现象加以歪曲、夸大，甚至对少数民族人民加以歧视和侮辱，这就是站在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立场上；另一方面，如果不承认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上还有某些落后的地方，把这些落后的东西描写成为革命的、进步的，甚至于故意抹煞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这当然也是错误的，这是地方民族主义。应该说，过去的历史和历史材料，有真有假，有半真半假甚至全假的，这就要求我们对这些材料大胆地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对那些不适合民族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反动的陈腐的观点，都应加以批判。
这次民族研究工作科学讨论会，比较彻底地揭发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反动观点和方法，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特别是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所采用的不正确的观点和方法，以及他们在工作中所造成的危害。这就使民族研究工作者认清了资产阶级“民族学家”的丑恶面目，认识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恶毒用心，破除了大家对这些“专家”、“学者”的迷信，解放了思想；同时明确地认识到，要作好民族研究工作，必须坚决遵照党的方针政策，依靠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因此，应当把这一斗争扩展到全国各个民族研究工作单位中去，在每一个民族研究工作者身上拔掉白旗，插上红旗，使他们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力争把民族研究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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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级党委加强领导 师资问题已经解决
江苏6500所农业中学已经巩固
本报讯 记者朱冰菊报道：江苏省六千五百多所农业中学已经基本上获得巩固。
5月上旬开始，江苏各地的农业中学和职业中学就从发展阶段转入全面巩固、提高阶段。现在，师资问题已基本上解决。教学工作已开始走上轨道。学生的出席率据五百四十二个班级的典型调查，经常在80％和90％以上的占绝大多数。
各地的农业中学的巩固，首先由于各级党委加强了领导。江浦县大桥乡在发动群众办起五所农业中学后，又及时地抓住了“加强领导，搞好教学”这两个关键，要求做到：“一个不垮，个个办好”。不少地区的农业中学由于发展快、时间短、宣传教育工作做得不深透，有很多群众对农业中学的性质不了解，学生出席率不高。各地党委及时注意了这个问题，召开了学生、家长座谈会进行思想补课，进一步宣传农业中学的方针、性质，有不少乡党委和社支部书记还到学生家中进行访问。目前那些认为农业中学“不正规”、“无前途”的错误思想已大体得到纠正，学生和教师的思想开始稳定下来。同时各地对农业中学普遍进行了整顿。有些年龄较大的社、队干部和主要劳动力，被动员到农民业余中学、业余文化技术学校或红专学校学习。各地在巩固工作中还注意了学校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结合，在教学形式上普遍采取了半日制和隔日制。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各地把晚班制改为日班制。开始许多家长担心改日班制子弟会少做工分影响收入，经过宣传和算细账后，大家觉得并不影响生产。如松江县亭新乡一百零三名高小毕业生中，十五、六岁的占一半以上，在合作社当会计、记账员的只有二十人，其余八十三人在农业社不担任职务。从去年秋收到今年春播前，他们的劳动工分收入少的只有四、五个工，多的也只有十多个工，家长看到这些学生不是生产中的主要劳动力，在白天上学根本不会影响生产。那些年岁较大，而家中又缺乏劳动力的学生，也都向家长提出“早晚勤做工，保证增加收入”。
各地在巩固农业中学中都抓住了解决师资问题这个重要的关键。现在每所农业中学基本上都有了一个固定的专职教师。为了提高师资水平，各地都加强了对教师的思想领导，并且帮助他们提高业务水平。各个地区都组织普通中学与农业中学挂钩，进行辅导，或以乡为单位成立教研组，定期集体研究备课。目前全省各地正利用学生放农忙假训练农业中学教师。
农业中学的教学内容密切结合生产，对生产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江浦县大桥乡河北农业中学的学生学习了“麦田管理”以后，用硫磺乳剂喷射并清理水沟，把社员们认为没有希望的三类麦子救活过来。如皋县勇敢乡农业中学讲了植棉技术中的“方格育苗”、“营养钵”后，发动学生做了两万个“营养钵”，乡里组织了十八个社的社干部和社员前来参观，予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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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学习普通话
本报讯 江苏省溧阳埭头乡山龙社第十五队社员掀起了学习普通话的热潮。这个队共有四十五户，青壮年三十七人，已基本扫除文盲，扫盲毕业学员并已进入文化技术学校学习。这个社时常有外地去参观的人因为彼此语言不通，妨碍了经验交流。有一次，江西省的参观团前去参观时，还要找人“翻译”，大家感到非常不方便。参观团就向社员提出意见，希望社员能学习普通话。社员接受了这个意见，他们也深感有这种需要，于是就去请宜兴杨巷乡的小学教师来教汉语拼音和进行辅导。他们计划学习一个月达到会念、会写、会用汉语拼音字母的要求，并学会常用的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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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勤工俭学的光明大道
南京许多中等学校师生炼钢铁成功
本报讯 南京市许多中等学校的师生，在“钢铁一马当先”的号召下，纷纷用坩埚试炼钢铁。现在已有一中、二中、三中、十中、十九中、市立师范等学校炼铁成功；南师附中、九中、十中、十一中、五女中、市立师范等炼钢成功。
南京各中学的学生们听说学校要炼钢铁，十分兴奋。十中党支部在6月27日向全校作了动员后，同学们纷纷报名，他们提出要做钢铁子弟兵、炼钢突击队。当晚高二（3）班就派了十多个代表到汽车制造厂参观，看了出钢，画下了炉子的图样。回校后立即砌炉子。十一中铸工组六个同学从来没有见过炼钢，他们在物理老师指导下，干了三个夜晚，炼出了第一炉钢。五女中的同学也打破了“女同学不能炼钢”的迷信，在第一机械厂工人同志的大力帮助下，把钢炼出来了。她们说：“平常出一点汗就要扇好久，在炼钢炉面前，一千多度的高温也不觉得热了。”
在炼钢过程中，学生们克服了既无设备，又不懂技术等许多困难。十一中同学用黄泥和白泥混合砌成了炉体。没有鼓风机，他们先用手拉风箱，后来，用学校的一只小电动机装上叶片，制成一架小鼓风机。没有原材料，有的学生从家里抬来耐火砖；有的捡来了废铁。
通过炼钢铁，学生的学习生活与祖国当前形势紧密地结合起来了。有的同学说：“过去我认为赶英国是中央的事，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我们人人都应该动手。”有些同学过去对于赶英国信心不太大，经过炼钢以后，大大提高了信心。他们说：“连我们都能炼钢铁，抽玻璃丝，赶英国要不了几年。”同学们炼钢铁不仅打破了迷信思想，而且丰富了实际知识；也为勤工俭学打开更为广阔的道路。
目前，十中、十一中、南师附中等学校正积极兴建高炉，自制必要的设备。由一个炉子发展到几个炉子，还争取炼不锈钢和合金钢。十中在7日晚上已经用土法炼焦成功，这个学校计划今年炼出二百吨钢，二百五十吨铁；南师附中准备今年生产钢一百五十吨，铁二百吨。十三中、幼师、地质、电信、动力、电力等许多学校近来纷纷参观了十中、十一中等炼钢的先进单位，并正在积极筹备炼铁炼钢。幼儿师范都是女学生，她们自己用板车拖着校内的青砖，到远离学校的下关去换取耐火砖，自己动手制作鼓风机，决心尽快建成自己的高炉。
（孙振）（附图片）
河北省东光县初级中学的勤工俭学活动从今年3月开展以来，已经开辟了七百二十多亩荒地，并建立了颗粒肥料制造厂、养猪场。女学生们还组织了鞋业加工厂。图为师生们正在生产颗粒肥料。
新华社记者 时盘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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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中等学校决定
免试招收工农学生
据新华社上海11日电 上海各高中和中等师范学校决定在今年招生工作中，对优秀工农成份学生采取保送免试升学的办法。
保送的工农成份学生，必须爱劳动、政治品质优良、健康状况和学业成绩良好。保送的名额，高中约占招生名额的15％，中等师范约占50％，幼儿师范100％。各校对一般新生录取的标准，今年特别注重政治品德考核。
上海今年高中招生三万五千人，中等专业学校等招生二万七千人左右。初级中学和小学通过公办、民办并举，可使三十四万多学龄儿童和高小应届毕业生全部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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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湘西第一所苗文学校
据新华社讯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一所苗文学校已在7月1日开学，这是专门为培养推广苗文、扫除苗族文盲的师资而设立的。第一批参加学习的五百四十个学员，都是来自各个山寨具有高小以上汉文基础的青壮年，其中还有一百二十个苗族姑娘。学习时间为四个月，课文根据苗族人民爱好唱歌的特点，是用歌谣体裁编译的，便于理解和记忆。学校编译组还编译了十八种有关农业经验和技术的辅导通俗读物；苗语语法纲要和苗汉语对照辞典也将要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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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好得很，多办几个
——访北京石油学院红旗炼油厂
本报记者 朱继功 魏文华
在北京石油学院里一处空地上，新矗立起几个建筑物、砖砌的台子，用旧汽油桶焊接起来的铁塔，砖砌的炉堆……，在一小间平房里有三台机器正在转动。在炉堆上面和工地劳动的有五十多人，有男有女，身上脸上油污土垢，粗看是工人，细问才知是青年教师和学生。这里就是这个学校的红旗炼油厂。
这个厂的厂长是石油炼制系的青年教师共产党员陈愈，他向记者介绍，这个工厂是上月24日下午二时动工修建的，中间经六天的紧张劳动，到30日下午就把主要工程建成了。当天晚上十一点五十分点火，十分钟后，在“七一”党的生日那天的第一分钟出油，现在已在烧第二炉。每一炉装二十五吨煤，烧三十五到四十小时，共可出一吨多油。预计一年烧三百天，加五千吨煤，可出煤焦油三百吨。工厂的建立，建筑用费是从学校经费里节约下来的。建厂过程中由学生和教师们动手干，当中只请了几个技术工人来指导和协助，所以工厂建成后大家学会了全部施工技术。
这座小型炼油厂，在建立过程中师生们遇到许多困难，有技术的，有物质的。他们初建时砌砖不合规格，曾经多次拆了重砌；砌的油池子漏油，经检查后是洋灰底和砖墙之间有缝，也返工修补；安装集合管时因为没有经验，安得不平，第一炉生产时不很正常，又拆开了重新安平。建厂中从炉子到烟筒、油池等都有小毛病，都在实践中不断检查，不断提高。还有些更重大的困难，也经师生们破除迷信，大胆设想，都克服了。原来他们用石油部门的一个小型炼油厂的标准设计，在施工过程中，经教师和学生们从实践中不断加以修改，使它更加适合于农村需要。原来设计的输气管，是用钢板卷成安放在地面上，他们从节约钢板出发，研究用陶质缸瓦管埋在地下代替，有很少一部分在地面上的也用铁皮卷成。原来有人怀疑缸瓦管会引起爆炸，但现在情况很好。他们找不到排风机，就自己动手用木头做壳子，用铁皮做心子，制成一个排风机。焦化釜原设计用钢板卷成，他们一方面卷不了，一方面考虑到这一项就要投资三、四千元，便研究重新设计用废锅炉心子焊起来代替，原来设计的焦化釜直径是一点四公尺，而锅炉心子的直径只有零点九二公尺，他们便研究把它加长，解决了这个难题，费用大大节省了。在施工当中，教师和学生们研究，把科学上最新的成就用最经济简便的办法表现出来。如泡沫冷却器是苏联最新的研究成果，开始走出实验室时是应用到酸碱工业的，现在经师生集体努力把它用到石油工业里来，把原设计中九公尺高结构复杂的冷却塔，修改为用三节旧汽油桶焊接后竖起来代替，既简单，又可使这一项投资由一千七百元降低为二百四十元，而且运转效率也比原设计的冷却塔要高得多。这种工厂，原来标准设计只能生产重柴油、油焦、半焦等三种产品，现在经大胆修改设计后建成的工厂有把握生产轻柴油、重柴油、油焦、煤气、酚、半焦等六种产品。另外，他们正准备把煤的干馏和土法炼焦结合起来，既生产石油产品，也要生产能供小高炉炼铁用的焦炭。
在工厂参加生产的学生，是我国石油生产事业大跃进中的一支生力军。据负责人谈：小型炼油厂的全部生产过程，学生们只用三天左右的时间就初步学会了，农村一般劳动人民也只要两星期左右就可以掌握。今年暑假期间，这个学院将有五百多学生分批到农村去，准备帮助农民建立小型炼油厂，现在参加生产的就是准备出发的第一批学生。
1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同志来到了这座新建的炼油厂工地上。沾满油垢的青年学生们立刻欢跃起来。当康生同志参观完毕，学生们热烈地要求康生同志给讲几句话。康生同志说：我的话很简单：第一句话是好得很；第二句话是多办几个。还说：学校里也可以贯彻大、中、小型相结合的办法，年产几百吨的、年产几千吨的，可以多建几个。康生同志还建议石油学院所有的学生都来学会这一套既简便、又实惠的炼油本领。他说：这样，你们将来到了地方上、农村中，就会受到群众欢迎。青年学生们回答说：“行！我们一定学会它。”康生同志并应师生们的请求，在一方猩红色的纸上用毛笔题了十一个大字：“北京石油学院红旗炼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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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族研究工作科学讨论会制定跃进规划
一年完成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据新华社11日讯 民族研究工作科学讨论会最近召开会议，制定了民族研究工作大跃进的规划。要在今后一年内，完成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编写全国五十一个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的工作。
这次科学讨论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共同召开，参加的有内蒙古、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八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代表，有西北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广西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以及中国科学院的广东分院、新疆分院的代表，共一百三十多人。
会议在总结了两年来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以后，一致认为成绩是主要的，现在已经进行了二十个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调查材料约一千五百万字。这些材料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为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两年来的调查工作，也培养出了一批能够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民族研究工作的干部。
会议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整风方法进行。这次会议彻底地揭发和批判了两年来在民族研究工作中，特别是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中，资产阶级“民族学家”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所进行的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例如右派分子费孝通、吴泽霖、黄现璠等，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窃据云南、广西、贵州等调查组的领导职务，大量贩卖资产阶级“民族学”的反动货色，使调查工作受到很大损失。还有一些尚未经过改造的资产阶级民族学者，如岑家梧、李有义、杨坤、杨成志等，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中也公然违反党中央的方针，脱离当地党委的领导，用反动的“民族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调查方法，因而使调查工作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危害。根据会议揭发的材料，地方民族主义在新疆调查组内是比较突出的，以副组长维古尔·沙依然为代表，他们违反中央方针，违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指示，用民族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进行调查工作。
会议在解决了民族研究工作中两条道路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以后，便由务虚转为务实，讨论了如何在今后一年内，完成原定四年至七年完成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原定三年完成编写各少数民族简史、简志的许多具体问题。会议建议由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有关部门，抽调研究、教学人员和学员共四百人，除充实原有的八个调查组外，并新增加甘肃、青海、宁夏、辽宁、吉林、黑龙江、福建、湖南等八个调查组，采取遍地开花的办法，对全国五十一个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同时展开全面调查，并在调查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各民族简史、简志的编写工作。这是我国开国以来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次最大规模的调查工作。
在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到会作了指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谢扶民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性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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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拔掉文艺界的一面修正主义白旗
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揭露右派分子秦兆阳
新华社10日讯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最近举行多次扩大会议，揭发和批判了党内右派分子、“人民文学”前副主编秦兆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并且彻底粉碎了他在文艺界插起的一面修正主义白旗。
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在北京的作家和文学期刊编辑人员等一百多人。在会上先后发言的有张天翼、陈白尘、韦君宜、葛洛、申述、康濯、严文井、黄其云、张光年、郭小川、林默涵、刘白羽等二十多人。中共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在最后一次会上作了总结性发言。
会议指出，从1956年到1957年，在秦兆阳主编“人民文学”的时期，他抗拒党的领导和监督，利用“人民文学”这一阵地，宣扬系统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大量刊载和推荐所谓“干预生活”的毒草，肆意地污蔑党，污蔑社会主义制度。他纠结一批右派作者，俨然要自成一个反动的“流派”，同党的文艺路线相对抗。这些行动，实际上是和当时国际上的反共逆流相呼应，目的在于取消党对文艺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文艺方向，把文艺引向资产阶级的道路。
会上揭发，在上述时期内，秦兆阳以何直、鉴余、甲乙丙、何又化等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攻击党对文艺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基本原则。他用何直的笔名在“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上以头篇地位发表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是一篇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在这篇论文中，他以“反教条主义”作幌子，反对作家应当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反对文艺为当前的政治任务服务和为工农兵服务。他把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描绘得“阴风惨惨”、“一片黑暗”，号召作家们从所谓“千万条教条主义的绳子下解放出来”，也就是号召作家们向党的领导展开攻击。这篇论文发表后，立即成为文艺界一批右派分子反革命行动的指南。
秦兆阳严重的右派活动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生活的诽谤和污蔑。他攻击思想改造和思想斗争，诬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到处存在着“拿谩骂代替说理，拿扣帽子当作斗争”的“风气”，甚至连“某些青年团员、少先队员”都已经“被这种风吹得失去其挺拔活泼之气”，还说人们无不是“闻风而起，捕风捉影，看风驶船，望风生畏”。他捏造在当前社会中作家创作“不自由”，说作家在写作时“总是谨防背后有人来抓辫子”，“左顾右盼”“心神不安”。他认为农村生活一片黑暗，党基层组织干部都是喜爱“阿谀”和“奉承”的“市侩”。
会议指出，秦兆阳在党和作家协会所委托的“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中，一方面抗拒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说成“干涉太多”；一方面就把刊物变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主要阵地。在秦兆阳主持下，“人民文学”从1956年到1957年曾经刊载了大量的所谓“干预生活”、“揭露生活阴暗面”的作品，毒害青年的心灵，鼓动右派的进攻。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肆意歪曲现实和夸大现实生活中的缺点，丑化社会主义，美化资产阶级，丑化党的领导和党员干部，美化资产阶级分子，挑拨党群关系和新老干部的关系，散布离心离德的言论，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秦兆阳通过“编者按”、“编后记”对这些作品进行大力的吹捧。于是在文艺界形成了一股所谓“揭露生活阴暗面”的妖风。
尤其令人气愤的是，秦兆阳为着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采用了极其阴险卑劣的手段。就是肆意修改原稿，把他自己的反动思想强加进别人的作品和文章中去。把别人文章中有积极意义的话删去，而尽量扩大毒素，增添毒素，等到别人文章受批评时，他却佯装不知，也写文章给予批评。耍弄这种卑鄙的两面派手法，是秦兆阳这一右派分子的特色：他一方面发表文章大肆散播修正主义“理论”，另方面，当这种“理论”在社会上遭受批评时，他马上又撰写文章对这种“理论”进行装腔作势的“驳斥”。
会议还揭发，秦兆阳为着推行他的反党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曾经把一些臭味相投的右派作者如刘宾雁、刘绍棠、林希翎等吸引在自己的周围。其中，右派分子刘宾雁和秦兆阳的关系尤其亲密。当刘宾雁的反党特写“本报内部消息”经过秦兆阳在“人民文学”上刊出以后，秦兆阳就称赞刘宾雁为当前的文学创作开辟了一条“现实主义的新路”，为作家们作出了“榜样”，使得作家们“不仅仅去注意那些工人农民”，他并且打算聘请刘宾雁作为“人民文学”的特约撰稿人。他经常和刘宾雁通信，谈“内心深处”的话，互相发泄对党的仇恨和不满，互相鼓励反党的“勇气”。他在给刘宾雁的信中还说，他要坚持他的反党道路，“感到威胁最大而且烦恼的”，还“不是文艺界”，而是人民日报、青年报等党报团报，因为“他们是真正的权力机关和舆论的体现者”，“在他们面前谁有中流砥柱的力量？”由此可见他反对的不仅是文艺界，而是整个党、整个社会。
秦兆阳一贯坚持反党的立场，抗拒党的批评和监督，对党的领导经常表现出一种憎恨和厌恶的情绪。他曾提出“从根本上改变‘人民文学’的地位”的主张，也就是企图让“人民文学”完全脱离党的领导。他还说，如果办一个可以由他自己作主的刊物，他可以干十年二十年的编辑，像目前这样（指在党所领导的刊物编辑部中工作），他不想干也不能干了。大鸣大放期间，右派分子正在叫嚣党不能领导这、不能领导那的时候，秦兆阳也写了一篇文章准备发表，这篇题为“提出一个问题”的文章，用隐晦的语言暗示党“不能领导文学刊物”。由于他站在反党的立场上，用极其反动、阴暗的眼光来看待党，所以他把反对丁陈反党集团的一场严肃斗争也说成是“未见得没有肮脏的东西”的事，而胁迫党的领导对丁陈反党集团缴械投降。
会议还指出，秦兆阳自参加革命以来，长期保持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并未得到认真的改造。1947年，土地改革时期，他由于拒不接受去参加土改斗争的任务，曾经受过党纪的处分。全国解放初期，他参加“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就通过他的手发表了不少篇有政治错误或思想内容不健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的小说“改造”在内，曾受到社会上的批评。但是秦兆阳并未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加强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反而怀恨在心，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因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当前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终于堕落成为可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党组扩大会议最后着重地指出，以秦兆阳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已经在文艺界和青年中间散播了一定的影响。对修正主义思想给文艺事业带来的危害，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继续深入地系统地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保卫文艺的党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拔掉白旗，插起红旗，这仍是我国文艺界当前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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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复旦大学生物系二年级的学生最近利用一间破旧的实验室举办了一个细菌肥料厂。这个工厂已生产出第一批产品，它的质量较市面上已有的细菌肥料要高，而价格又比市价低四分之三。图为学生们正在进行细菌肥料的生产。 新华社记者 赵成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