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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社会主义的医疗事业不断跃进
北京各医院医疗和工作作风大改变
本报讯 经过伟大的整风和双反运动的首都各医院正在全面跃进，这个跃进是在“一切为了病人”这个总目标下开展起来的，病人们写信表扬医院，说医院变成了“病人之家”。
医护人员和病人之间的新的关系正在成长。“把病人当亲人”的感人事迹在各医院不断出现。北京市儿童医院的大夫和护士为了使一个患脓胸的病儿手术后早日恢复健康，在病房轮流护理了三天三夜。治疗精神病的安定医院过去是把病人锁在病房里，连床头柜都不敢摆，怕病人砸坏，现在病房里摆上了鲜花，挂上了画片。清晨，医护人员带着病人做操散步。护士们亲自动手用废料给病人搭起休息的凉棚。处处关心病人的共产主义的风气，在各医疗单位都不断出现。积水潭医院的大夫和护士们实行了打针、换药、手术无痛操作法来减轻病人的痛苦，他们根据病人在入院、手术前、手术后、恢复期到出院的五个不同阶段，针对病人心理进行不同工作，使病人始终感到满意。由于医生、护士待病人亲如家人，病人们也都对医护人员主动地关怀。许多轻病人，自动地照顾重病人，老病人对新病人做思想工作，告诉他们医院的各种情况，使他们一入院就愿与医院合作，安心治疗。有的病人代替护士做可以做到的事，主动争取做模范的病房。积水潭医院每周还有由病人主持的小型娱乐晚会，这就使病房里经常充满着战胜病痛的乐观空气。这种人与人间的新关系，在相互促进着人们思想的变化和提高，也在促进着医务工作向社会主义的医疗事业的跃进。
各医院和门诊部，已经实现了一系列的解放改革。
首先普遍实行了三班门诊或二十四小时应诊。有二十二个医院在假日也照常门诊或半日门诊。为了解决上午八时到十时病人过分拥挤的问题，有的医院重新安排了医生工作的班次，提早在六点开诊。北京协和医院只经过一夜的紧张筹备，第二天就实行了二十四小时门诊制，许多过去挂不上号或看不上病的病人都得到了治疗。过去医院的技术院长和科主任、主治医师是不下门诊的。现在，都定时看门诊。北京协和医院的许英魁、林巧稚、张孝骞、曾宪九等许多专家，都到门诊给病人看病，这就大大提高门诊的治疗质量。有的病人过去要跑好多次解决不了问题，有的甚至因为不能确诊而误诊，耽误了病人。主治大夫下门诊，就可以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各医院看病的手续也简化了很多，北京市儿童医院门诊部过去小孩看一次病要经过八到十一道手续，现在一般减到了三道手续。医院中许多不便利病人的常规被打破了。不少医院实行了医护分组包干负责制，以便做到医生和护士对自己负责的病人的情况做到全面系统了解，使管理和医疗都能做得更及时。
在一切为病人的前提下，医疗上也有了改进，儿童医院外科大夫批判了单纯多练手术的医疗观点，从解决病人痛苦出发，提出：“减少手术、简化手术和简化麻醉”的口号。思想解放了的儿童医院的外科大夫打破迷信思想，首创胆道蛔虫也可以不动手术的治疗方法，除胆道发炎、胆道坏死外，一般都可以用吃止疼药、抗痉挛等药的办法医疗，这样，降低手术率到5％。两个多月以来十多个患者经这样治疗效果很好。医生们的敢想敢做，大胆创造给病儿带来了福音。口腔医院修复科大夫和技术员为缩短疗程和减少病人来院次数，技术员把过去需要四次到五次，约二十天左右才能完成的局部义齿（十个以上的假牙），现在改进为第一次来诊取模，第二次即可带走。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化验室的工作人员提出苦战十天，把验血“全部化学试验微量化”的口号，经六昼夜苦战，终于提前四天把三十种化学定量试验全部改为微量操作，这样就大大减少了验血用血量，用血少了就可以避免静脉穿刺。
各医院的行政管理部门，也改变了过去根本不面向病人的情况，主动地配合医疗改进许多工作。同仁医院住院处改变了过去对病人和家属态度生硬、强调制度、不主动帮助病人解决问题的缺点，现在千方百计地为病人服务。他们打破多年必须在窗口算账的老规矩，到病房和病人家里去算账。儿童医院府前街儿童门诊部的营养员、炊事员经常深入病房，了解患儿食欲及时调换花样。
各医院为面向生产，为工农服务，积极开展地段预防保健工作。北京市第三医院抽出四十七名医务人员帮助工厂建立了一个一百张病床的医院。大佛寺医院的医务人员每天到工厂和手工业社去巡回医疗，给病人看病。第一医院组成一个医疗组，驻在东方红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农民看病。北京市妇幼保健实验院在居民委员会设点检查，近两个月来为八百一十个妇女做了子宫初癌瘤的检查。北京中苏友谊医院除派出科主任、主治医师等在内的一组医务人员到周口店医院帮助工作外，还在一万八千多人口的责任地段中开展地段医疗保健工作。
这些改革和创举，都是各医院的整风成果。在整风运动中，大家批判了“治病不治病人”“人来求我，我不求人”等资产阶级医疗观点和作风，讨论了做医务工作的目的究竟是为个人还是为病人？因而进一步明确了医务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观点。总路线公布后，在全国的大跃进的形势下，各医院、门诊部掀起了“看谁家红旗最鲜艳”的跃进高潮，破除迷信，打破陈规，千方百计，办好社会主义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过去不做门诊的专家、教授现在也都做门诊工作了。（附图片）
这是林巧稚教授（中）和葛秦生副教授（右）等人正在门诊部给病人看病。 本报记者 傅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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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写劳动 写工人 写先进 写斗争
上海培养工人文艺创作队伍
据新华社上海9日电 在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一支工人文艺创作队伍已经形成并在不断发展壮大。全市参加文艺创作的工人数以万计，水平较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有一千多人。全市除出版了市一级的“工人习作”和“群众文艺”外，许多区、产业工会和工厂也出版了自己的文艺刊物。据不完全的统计，上海工人在今年上半年创作的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已有一百万篇以上。
今春以来，上海工人中的业余文艺活动，发展到了空前未有的规模，参加的人数达到数十万人，有的工厂几乎人人参加，天天有演出，周周有晚会。工人们在创作普及中方向明确：写劳动，写工人，写先进，写斗争，为当前的政治任务和生产任务服务。现在许多工厂内都是：先进事迹在哪儿，创作活动便跟到哪儿，生产中的问题在哪儿，创作活动也跟到哪儿。有的工厂上午创造了奇迹，中午就有作品在广播台上朗诵，晚上就有演出，发挥了文艺的鼓动作用。有的揭发了生产中的问题，工人也马上创作和演出，发挥了文艺的战斗作用。
在普及的同时，上海在培养工人文艺创作队伍中，还注意提高工作。首先是提倡集体创作，通过发表“演出”吸收群众意见再加工，使作品在群众性的修改、加工过程中达到一定水平。其次是抓会演、抓评比。每当运动告一段落，从工厂到区和市，逐级进行会演评比，业余作者和专业作者相结合，进行加工提高。最近上海工人文化宫举行全市工人话剧、活报、朗诵会演，从七十七个作品中选出十六个优秀作品，再一次举行会演，最后加工出一批相当成熟的剧本。另外文艺界也从各个方面加强对工人创作的辅导。“文艺月报”还出版了“上海工人创作专号”，这个“专号”有十八万字，共有四十一篇工人们写的小说、特写和剧本，其中有许多作品都生动地刻划出上海工人的精神面貌，塑造了许多大跃进中工人的典型，而且各有风格，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上海在培养工人文艺创作队伍中，特别强调党委领导，政治挂帅，加强对爱好创作的工人的政治教育，强调首先要政治好，生产好，然后是创作好，强调要写共产主义风格的人，自己先要有共产主义风格。反对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观点和追求名利的思想，使工人文艺创作队伍沿着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健康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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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培养新型农民
黎明社创办万斤水稻大学
新华社福州9日电 以水稻大面积丰产闻名全国的福建省海澄县莲花乡黎明农业社，创办了一所万斤水稻大学。这所大学已在7日下午开学，中共海澄县委书记倪天林开讲了第一课——政治课。倪天林在讲课中号召全体学员要以大无畏的精神向科学进军，做一个既有丰富生产经验又有丰富的科学理论知识的新型农民。
这所万斤水稻大学，由中共海澄县委驻社工作的副书记颜德隆担任校长，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黎明社社长黄海澄担任副校长，县委和乡党委负责人、驻社研究水稻栽培技术的一些教授、讲师和技术干部以及老农潘无毛等分别担任教师，福建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土壤研究室李治副教授担任教研组组长。第一期学员包括有社里的所有脱产干部、生产队长、技术员和生产积极分子，共一百三十三人。全体学员在两年内将通过边学、边做、边总结经验，比较系统地学会土壤、肥料、水稻高产栽培技术、农药械运用、防治病虫害等农业科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学员学到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都要运用到实践中去，并向广大社员宣传推广。社里专门拨出一丘稻田作为学校的试验田。全体学员在参加学习后都倍加兴奋，决心要在边学边做中，争取在较大面积的晚稻田上创造出亩产万斤以上的高额丰产成绩。
与此同时，由中共龙溪县委主办的设在龙溪县城内乡紫泥农业社的龙溪万斤水稻大学，也在8日上午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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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高等学校在前进
马列主义教育的先进阵地——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综合性的大学，它的任务是多快好省地培养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队伍和社会主义建设干部。
这所学校在党中央直接关怀下，于1950年9月正式开办。它继承并发扬了老解放区革命教育的优良传统。它的前身是解放区的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它培养的干部，要求具有巩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在工作中能上能下，能文能武，经得起风险的考验。
中国人民大学现在共设有十三个系，即中共党史系、马列主义基础系、经济系、哲学系、法律系、新闻系、历史档案系、经济计划系、工业经济系、农业经济系、贸易经济系、统计系、财政系，各系还设有研究班和特别班，轮训在职干部。它现在的招生对象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产业工人、革命干部；政治理论各系招生，除了具有前面的条件外，还必须是有相当党群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干部。
中国人民大学经过半年来的整风运动，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教育和鼓舞下，以革命精神进行教学大改革，贯彻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已经出现了一片生气勃勃的新景象。毛泽东哲学著作研究会、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会已先后成立，开设了毛泽东思想讲座，还出版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著作。并且建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毛泽东思想为纲，以研究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为中心的新的课程体系。各门课程新的教学大纲已经编写出初稿。教师深入到工厂、农村、业务单位去劳动锻炼，调查研究，结合实际进行备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的教师，给北京市第一机床厂工人、北京郊区西山农业社农民讲哲学。最近这个学校的各系和各教研室已经同中央和北京市的一百多个有关部门挂钩，聘请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和薛暮桥、张执一、黄松龄、骆耕漠、于光远等数十人来校讲学。
在最近五年内，中国人民大学将随着祖国跃进的新形势大大发展，在校学习人数将增加到一万三千人，为国家输送干部二万八千名。此外，并采取函授、夜校等各种业余教育形式，为国家轮训干部六百到八百人。还将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完成研究实际问题的专题论文一万篇。学校提出的五年规划奋斗目标是：“苦战五年，红透专深，把中国人民大学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先进阵地。”（附图片）
这是农业土专家——王运升（中）和中国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实习研究员黄少贤（右一）在研究土壤对棉苗生长的作用。
新华社记者 张瑞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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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原钢铁厂创办钢铁学院
新华社太原9日电太原钢铁厂创办的太原钢铁学院已开始招收新生。
太原钢铁学院是在原有的业余钢铁学院的基础上扩充成立的正规大学，设有钢铁压力加工、钢铁冶金、冶金机械设备、化学工业等专业；此外还有一个老干部特别班，设钢铁冶金专业。学院已有学生二百六十五名，今年将再招收四百名。
这个新型的学院大胆地改变旧的学制，采取半工半读、业余、脱产三种方式，并且缩短学习期限，学生们将在一年半和三年的时间分别达到专科以上或大学毕业的水平。它将充分利用厂矿的科学研究和生产设备，进行教学和实验。太原钢铁厂的工程师、技术员和太原工学院教师兼任钢铁学院的教学工作。
现在，太原钢铁厂依靠自己的力量，已经建立起一套从小学到大学的职工文化教育机构。目前参加学习的共有一万多人。职工们学习的积极性很高，出勤率达到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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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书籍降低定价标准
文化部向全国文化出版部门发出通知
新华社9日讯 文化部最近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化局、出版局和中央级各出版社发出了降低书籍和课本定价标准的通知。根据文化部计算，按照目前全国出版工作跃进的成绩，书价平均有可能降低15％左右。
通知指出：降低书籍定价的时候，要根据出版物的性质、内容和读者对象，区别对待。配合当前政治运动、学习运动和经济建设任务的读物，为了巩固扫盲成绩而出版的文化课本和通俗读物，定价要尽可能多降些；普及性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书籍，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类课本和一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类书籍，应适当降低定价；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应比唯心主义各学派的著作定价低些；现代题材作品应比古典作品的定价低些；现代作品中优秀的有重大教育意义的作品应比一般现代作品的定价低些；古籍中值得向群众推荐的又应比只供专家参考研究用的定价低些。
文化部在发出这个通知以前，曾和部分中央级出版社交换过关于书籍定价的意见。通知中规定今后图书的定价标准，由出版单位根据上面的原则自行制订，并且随时研究各方面的反应，不断修订。
解放以来，书价已几度降低。按物价指数折算，1957年书籍定价平均只合1936年时候的4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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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谁家的红旗最鲜艳
吮痰救命的医生
一天傍晚，在中苏友谊医院的一间病房里，患着严重的食道气管癌瘤的傅茂病情发生了恶变，气管被脓血和痰堵塞，呼吸非常困难，憋得乱跳乱打，满头大汗，由于全身缺氧，手脚都发紫了，大夫和护士急忙用电吸引器从气管切开插进的皮管里往外吸脓血和痰。但是里边的浓痰太稠了，在这紧急的情况下，电吸取器也突然不好用了。年青的大夫詹季维见到病人痛苦的情况，就像自己亲人受痛苦一样，虽然不是她分工治疗的病人，但是她却不忍走开。正当病人极端危险时，在她脑海里闪过在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员大夫为伤病员用嘴吸痰的事迹，她就毫不犹豫地上前用嘴为病人从皮管往外吮出了脓血和痰，病人才转危为安。刚缓过气来的傅茂虽还说不出话来，脸上流着感激的眼泪，伸着大拇指向詹大夫表示内心无限的敬意。
送小病人回家
在河北新乐县彭家庄一个农户的家里，挤满了人。人们在热情地欢迎一位来自北京的客人。
彭家庄最近发生这样一件事：这村九岁的马小眼在北京同仁医院治病，病已经好了。医院和小病人的家长联系过几次，但是马小眼的爸爸因为农活忙，没有时间来北京接他。于是医院就派人把小眼送回家来了。因小眼是回民，事前同仁医院的回民食堂还为他准备好路上吃的东西。这件事传遍了全村。小眼的爸妈高兴极了。他们又烧水又作饭热情地招待客人。小眼的爸爸说：“我是个庄稼汉不会说话，心里可感谢不尽啊！”
一切要便利病人，在同仁医院正在形成热潮，住院处的工作也有很多改进。病人出院时有小汽车送回家，车费也不贵。许多病人说：“现在医院对病人太好了，住病院像在家一样。”
喜出望外
一天清晨，汽车队工人李生云接到儿童医院三条门诊部病房的电话后，急得电话都没听清，就怀着沉痛的心情往医院赶，他见到大夫慢慢地说：“我的孩子是火葬还是怎样处理？”大夫告诉他说：“哪里！孩子见好了，打电话是让你给孩子带奶来。”李生云喜出望外的笑起来。
李生云的头生孩子小淑敏，刚出生四天，就患了肺炎、败血症等好几种病症。抽风不止，手脚已发凉。他们夫妇把孩子当晚送到医院里后，感到孩子病情严重，很难挽救，不忍心看着孩子死去，两个人都默默地回家了。
夜深了，多少人都在熟睡着，大夫施惠平还守在小淑敏的床边，时刻留心观察她的病情变化，发现孩子抽风厉害了，有喉头痉挛现象，及时打针和作人工呼吸；见心脏跳动不好，又立即打强心针；体温不下降就擦温水澡……几个钟头及时的抢救，小淑敏脱离了危险，当她安静地睡好后，大夫才松口气悄悄地离去。
现在，这个孩子的妈妈愉快地抱着小淑敏出院了。
詹建俊插图（附图片）
老中医的干劲
在北京市中医院门诊部内科诊疗室，有一位上了年纪的中医精神奕奕地给病人看病，这就是著名中医张菊人。
张菊人老先生今年已经七十七岁了。但是他的干劲并不亚于青年人。他是中医医院的中医顾问，原来只上半天班，很少给病人看病。现在每天上午到门诊给病人看病，下午还抓时间整理临床经验。张菊人行医四十多年，在治疗时令病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最近他和他的学生、在中医医院工作的王洗正在整理这些经验，写成“医话”，把它献给人民。
这位年近八十的老先生为什么劲头这么大呢？他说，经过整风运动，思想解放了，大家都在大跃进，我也不保守了，愿意把自己脑子里的东西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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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的英雄史诗
——评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
陈鸣树
到过宝成铁路的旅客们，当列车飞驰过秦岭大巴山区，你们在一刹那间也许看到那史无前例的工程，赞叹那征服千山万水的奇迹！是的，就在这曾被唐代诗人李白叹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僻壤，古人在这里修了一点栈道就史不绝书，传为佳话。这，比起今天社会主义的建设工程来，难道还不是九牛之一毛？这里铁路长达一千几百里，隧道连起来就有一百六七十里，桥梁连起来也有五十多里，难道我们不应该有自己的史诗，纪录下英雄们的战迹，为历史做见证，借以驳斥一切社会主义敌人的谰言，启示和激励着同代和后代的读者。当然，作为社会主义的英雄史诗，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仅仅是其中的一页。但是，我们盼望着并且相信一定会不断出现同类的作品，这样，将来合起来就成为全璧。
这本书的成就首先在于作者写出了社会主义主流的澎湃高涨，它一面冲击着腐朽的东西，一面又在并不只是个别的、而是数以万计的英雄人物身上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归宿。这就是我们时代生活的严峻的真实。
看吧，这里“生活在旋风般的紧张的生活里。堆积如山的数字和图表，成百上千件的事情一齐涌来；为完成任务，白天和黑夜的界限消失了；干露天作业的人看见天阴了，彻夜不能合眼；洪水来了，所有造桥梁的人几十天几十夜的拚命，为抢救国家资财跳到冰河中；……他们，有的人二三十年一直站在生活最前头斗争着；有的过去一直手持着武器和敌人搏斗，子弹在他们身上刻下了许多伤痕。……现在这些人，又是一连好几年住在深山里的席棚子里，整天冒着风雨在工地跑，即使睡觉也枕着图纸，抱着电话机……有的人，在抗日战场上没有丢掉生命，在解放战场上战胜了死亡，但是现在却长眠在建设工地！……他们战胜了高山大河，改变了大自然的面貌，……使敌人吃惊，使朋友称赞，使中国人民自豪。”①在短短不到十万字的作品里，就容纳了那么多的动人事迹。作者写了桥墩的返工，暴风雨的袭击，山洪的暴发，便桥的冲断，材料的流失，英雄的献身……最后作者写了那对工地上上万的人说来有无上意义的“七一”接轨的计划遭受了天灾的破坏。就在人与自然斗争的同时，穿插着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作者没有隐讳生活中真正的阴暗面，这里有在“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彷徨着的个人主义者，有建设战线上可耻的逃兵，有乘火打劫的流氓。但是，这些都没有吓到英雄们的前进，不管自然界的作难，不管资本主义残余的阻碍，社会主义的激流总是浩浩荡荡、奔涌向前。
在这本书里，作者写了不只是个别的、而是数以万计的英雄人物，当然，我们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他们是英雄，也是群众。
在英雄的洪流中，作为党的领导，又是工程队长阎兴，要算斗争经验最丰富了。“这个铁匠出身”的建设者，经历过历次战争的风暴，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成了纯钢般的英雄。带着留在腿肚子里的一颗子弹，他从一个战场走到了另一个战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挑的是千斤重担”。于是另一场战斗开始了：终日终夜与机器，图纸，枕木，材料打交道；他把自己的精力毫无保留地献给一种在艰难中缔造幸福的事业，这样紧张的生活，已成为他革命的常规。“困难，障碍和一切不如意的事情，只能激起他的力量”，返工，风暴，洪水，断桥，特别是小刘的牺牲，接踵而来，他没有被压倒，为了对更多人负责，他觉得自己没有权利低头和流泪。通过生活的考验，作者突出地描写了阎兴坚毅的性格和出色的组织才能。作为一个党的领导者，如果单凭对事业的忠心显然是不够的，必须熟悉业务，懂得工作方法，于是他就“摸索前进”“边做边学”“一点一滴的积累经验”。如果说，一切工作中的困难没有把阎兴压倒，战友梁建的堕落却使他感到了“撕心的痛苦”。他像一切优秀的共产党员那样，原则一定要坚持，个人问题却可以退让得使自己没有立足之地。明明意识到梁建与自己“将相不和”，在闹个人意气，明明知道自己在拼死拼活时他却袖手旁观，但是当老工程师向他提出这点时，他却以“眼前工作挺紧、不忙讨论这些”而不予计较；然而当梁建要拖他的后腿，埋怨建设速度太快，他就不能容忍，说“杀了我都可以，就是不能说这样的话”。当梁建把自己琢磨出的一套个人主义哲学推荐给他时，他严正地拒绝了这个，于是我们听到了党的声音：
“说到安然……假使有一天我需要他，那就是死亡的开始”。
比起阎兴来，施工组长刘子青是小辈了，他是在革命队伍中长大的“小鬼”，从小就受到革命的锻炼，多次接受过重如泰山的命令，对他来说，危险算得什么呢？“在生活的道路上，贫穷没有压碎他，饥饿没有扼死他，战争中千百次危险没有吞没他”，然而就在和平建设中，这个“完成了足够许多人做几辈子的事情”的二十多岁的青年人，还没有度过人生的朝霞时期，还没有来得及接受一个姑娘的真挚的爱情、终于将生命奉献了出来。面对这样的英雄，一个人还有什么不能舍弃呢？小刘过江的一段，堪称全书最动人的章节。
和小刘差不多年龄的女技术员韦珍，是解放后党团培养起来的，她来到工地，就准备经受生活的考验。桥墩的返工，使自己惭恧得无地自容；在暴风雨中，她跳进跳出，总嫌自己做的太少；在洪水重围中，她奋不顾身地去救出了阎兴的三个孩子，她还要争着接受那极端危险过江的任务。当梁建想从那个入世未深的姑娘那里，找到对个人主义的同情，他不能不惊奇为什么这个姑娘的回答却与阎兴一样。就在这个姑娘身上，我们看到解放后党和团对青年一代的培养，已经获得了丰收。
总工程师张如松的形象，对目前正在接受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教育意义。虽然解放前已经经历过生活的艰难，屈辱和辛酸，他参加了革命，但是也并不是一下子认识了革命。开头他认为像阎兴这样的人来领导自己，简直是荒唐。后来，他们在“艰难的战斗”中缔结了“深厚的友谊”，他认识了把大半辈子献给了战斗的老阎，又通过老阎来揣摸新世界。他常常以老阎作为自己的榜样，可是有时还免不了动摇。当然，生活又给了他深刻的教育，使他认识了自己的“简单、贫乏”，逐渐对革命坚定起来。于是他几乎是严酷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也同样要求别人。在暴风雨中，他参加了战斗的行列，无数次在泥水中跌倒又爬起来，“也许明天这个上了岁数的老人，全身骨节都会疼痛，”但是目前他觉得是自己“最幸福的时刻。”在洪水重围中，他向老阎提出了自己的战斗要求：
如果有什么需要，把我剩下的不多岁月
集中起来使用，老阎，这未尝不是人生的
快事，若是信赖我，
就爽直地说吧！”在这里，这位年纪衰迈的老工程师的形象，在我们眼前一下变得无比高大了。在党的教育帮助下，我们看到了一个旧知识分子怎样逐步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惟其对党对革命有了认识，因此他也不能容忍别人对革命三心二意，他痛恨自己外甥常飞在火烧眉毛之际置身战斗行列之外甚至到了昏厥的程度。这个在旧社会里“因为营养不良何止一次昏倒在讲台上”的大学教授、在铁路上“混了几年，别说修铁路了，连一锨土也没动”的铁路工程师，生活教育了他，他觉悟了，于是立志把自己的余年奉献给社会主义事业。
和老工程师相反，虽然也经历了多次革命风暴，并且从前一直以干劲出名的工程队副队长梁建，现在他却被个人主义迷住了心窍，在“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停住了。他现在已经从生活里总结出一套哲学，他正在锻炼着一种置身事外，连天塌也不管的能耐。为什么呢？作者通过下面的情节揭示了这个个人主义的灵魂：暴风雨的袭击，也曾激动了他一下，想和同志们一起来挑这千斤重担，但是因为一个莫须有的误解，他发觉干部都挤在老阎身边，马上意识到自己是个可有可无的人，于是“他压住那多少年来用艰苦的斗争换来的责任感，窒息住用战友的血汗和难以计算的代价培植起来的勇往直前的力量。”在他看来，老阎把他当垫脚石，实际上他自己心里藏着可怕的冰块。一种个人主义的权势欲折磨着自己。作者不但刻划了个人主义者灵魂的空虚，也揭露了他许多为个人打算因而捉襟见肘，欲盖弥彰的种种狼狈相。梁建的形象是个人主义者的一面镜子。
如果说，梁建毕竟经受过战争的考验，只是因为没有不断革命的精神，“平地跌筋斗”，终于在胜利面前跌倒了。而娇生惯养的常飞却在开始走上生活的第一步就当了可耻的逃兵。他为了赢得韦珍的爱情才在工地上混上几天；现在他失望了，于是他要到比这里理想得多的什么研究机关去当“科学家”，是的，“常飞和韦珍同是在一块土壤里生长起来的幼苗，”为什么“他们之间竟有这样大的差别？”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本书在艺术描写上，同样有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记得周扬同志在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上，曾谴责我们某些作品，“特别地缺少想像、诗意和热情”。这本书没有使我们感到这个缺憾，自始至终洋溢着革命的诗意和热情。作者不是在“写”，而是作为劳动群众中的一员，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实际也是这样，例如小说中所描写的二万工人被洪水包围而与外界隔断时，作者也经历了同样的事件。另外，写作过程中，正值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因此作者立意“使这篇作品成为匕首，用以投击那些想把劳动人民送到痛苦的深渊中去的右派。”②由于作者站在正确的立场，出自庄严的革命责任感，因此使本书具有了战斗的激情和特有的亲切感，作者在描写过程中常常情不自禁地采用抒情诗的调子，来倾泻出自己奔放炽热的感情，大大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量。
这本书也许还有可议的地方，例如结构上的前松后紧。但是我读完它后，觉得首先要说的一句话，作者是善于创造正面的积极的英雄形象的。作者这种才能表现在“保卫延安”中，同样表现在“在和平的日子里”，并且有了新的发展。在全国人民干劲冲天的大跃进中，到处都出现英雄史诗的题材，迫切要求作家们去反映。我们需要社会主义的英雄史诗，强烈地体现出今天时代精神——六亿中国人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气魄，从而激励我们产生更高的劳动热情；以至启示着后代的读者。
注①杜鹏程：“感想与感受”人民文学1958年1月②本书“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