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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使笔杆像铁锨一样发挥更大力量
郭沫若率领首都作家走马观花
新华社8日讯 首都第一批“走马观花”体验生活的作家、艺术家，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率领下，以半个月的时间参观访问了河北省张家口专区正在一日千里向前跃进的农业建设、地方厂矿和草原上的水库工程，拜访了各种先进人物。这支队伍是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共同组织的。参加这次“走马观花”的文学家、艺术家有郭沫若、叶圣陶、萧三、吴作人、叶浅予、金人、沈从文、蒋兆和、邵宇、郑景康等二十三人，其中大多数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作家。
大跃进中农村面貌的巨大变化和工农群众排山倒海的革命干劲，使作家、艺术家们受到强烈的感染和鼓舞，激发着每个人的创作热情，仅一路创作的诗歌即有一百多首，五位画家的作品和素材达四百多幅。当他们在怀来县花园乡看到新开的稻田、繁茂的果园和捕鱼修渠等一片江南景色，兴奋得纷纷兴诗作画。郭沫若写了“花园乡颂”等六、七首诗，歌颂这里的社会主义建设。从花园乡泛舟参观官厅水库之后他又激动地写下了“北方产量过长江南，方景物过长城，官厅水库鱼三尺，夹库湖山两岸青”的诗句，还亲笔在花园乡写了墙头诗。在涿鹿县看到数千群众以排山倒海之势修筑八十华里长的“劈山大渠”、迫使桑干河水跃上八十五公尺高山的壮举，大家都感动万分，郭沫若、叶圣陶各题诗四首，郭沫若题诗之一是：“劈开黄羊山，抬高桑干河，抛山下河岸，引水上山坡。翻山倒海寻常事，今日愚公天下多。”叶圣陶题诗之一是：“来观劈山渠，其功超大禹，跟着共产党，人作自然主。”
画家们在涿鹿县农村的墙头上发现了许多富有社会主义浪漫主义色彩的漫画，其中有一幅画着一颗用六个车皮运载的大玉米、扭住龙王头要它吐水。给予画家们极大的启发。他们不但描下了许多优秀作品带回去学习研究，并集体创作了“叫山献宝、叫水听命”的大型壁画，献给了涿鹿人民。
作家、艺术家在参观访问过程中，看到群众忘我的集体主义精神、苦学苦干的劲头及地方干部和群众的亲密关系，受到很大教育。在涿鹿县“劈山大渠”的工地上，郭沫若诚挚地向修建大渠的农民拜老师说：“我们拿笔杆的人力量小得很，我们要好好学习你们的干劲，使笔杆像你们的铁锨一样发挥更大的力量。”叶圣陶曾在涿鹿的告别会上激动地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可谓工农双劈山，我们人也是一个山，也要劈山交心。这个心还是一种不大纯的矿产，再放到高炉里去熔炼一下，才会变成为社会主义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的一颗心。”在访问过程中看到一些中共地方党组织负责同志与群众打成一片毫无隔阂的作风，郭沫若曾感动地说：“在这里感受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旧社会所梦想不到的，地方党委的同志那种推心置腹、亲切百倍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作风，真不是我们一天两天能够做到的，值得我们很好学习来改造自己。”叶圣陶也说：“地方干部的作风，我们能学到十分之一就算很不错了。”沈从文等也都表示过去许多年学的东西都没有这次学的踏实。
作家、艺术家们通过这次参观访问，切实地体会到“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一真理。
在张家口临别之时，郭沫若代表参观访问的作家、艺术家畅谈这次“走马观花”的感受说：这次虽只是跑马看花，却已看到了许多很好的花，见到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事物，简直可以说是遍地香花，这些动人景象住在北京是想像不出的。他希望今后能有机会“下马观花”，深入到生活中来种花和开花。
作家、艺术家在这次访问过程中，还与当地文学、戏剧、美术、曲艺工作者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交谈。
作家们于7日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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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推广国营第一棉纺织厂的经验
大办半工半读学校
妥善安排生产生活 学习不用国家出钱
本报讯 记者石坚、洪敏生报道：天津市许多工厂企业，积极学习国营天津第一棉纺织厂经验，举办半工半读的工人学校。据七个区不完全统计，已有近三十个单位开始举办半工半读学校。这些学校形式多种多样，有中学、大学；有的每天工作半天、学习半天，有的工作六小时，学习两小时；有的是一个单位举办，有的是几个单位联合举办。课程内容也是根据本单位的不同情况和生产的实际需要设置的。
为了推广国棉一厂举办半工半读学校的经验，6月3日，中共天津市委在国棉一厂举行了现场会议，各区、工业局的党政负责干部二百六十人，听取了国棉一厂党委书记所作的经验介绍。会后，许多单位召开了党委会作了研究，并立即开始举办起来。
各单位在举办半工半读学校时，一般都由党委亲自动手，充分发动群众，使各级干部和工人认清举办半工半读学校的政治意义。在开始时，有的领导干部怕搞半工半读影响生产，不愿让生产中的骨干参加学习，有的老工人也顾虑参加学习后会使生产受到损失。各单位的党组织结合总路线的宣传，反复向干部和工人说明举办半工半读学校的意义，有的单位还召开了车间干部、老工人、青年工人的座谈会，统一了思想认识，许多工人认清了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意义，纷纷踊跃报名参加学习。
各单位还妥善地安排了生产秩序，有的单位在不影响生产的原则下，调整了劳动组织，调换了参加学习工人的班次。有的采取了充分利用工时、挖掘潜力的办法，使工地作业八小时的活六小时完成。有的采取小组互助办法，由参加学习的工人将主要的活干完，一些零星活由别人来帮助作，对于一些运转工人，则采取充分发挥原有辅助工的作用等办法加以解决。
关于入学工人的工资待遇问题，国棉一厂的办法（在学习时间发工资75％）公布以后，工人们认为这个办法增加了国家的经济负担，提出学习时间不应发工资的意见。国棉一厂在扩充班次时，已决定学习时间不发工资。国棉二厂举办的半工半读学校决定学习时间不发工资，这个决定受到工人们的拥护，布场七级保全工人刘鸿儒说：“实行半工半读，是多快好省的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好办法，我对学习时间不发工资的规定非常赞成。这不是一两个厂少数工人的事，如果全国参加学习的工人在学习时间内都拿工资，国家得多大的一笔支出啊！”许多人表示要安排好家庭生活争取参加学习。有的表示为了完成技术革命的伟大任务，必须坚决地向文化大进军。
各单位的半工半读学校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工作上，都贯彻执行了教育为生产服务，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根据本单位生产上的实际需要，设置了必要的技术课程，有些学校还由本厂工程技术人员兼任技术课的教师，并准备根据生产实践的经验编写教材。（附图片）
天津国营第一棉纺织厂半工半读学校的语文教员（站立者）正在帮助老工人复习功课。 本报记者 梁一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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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快好省地培养新知识分子
祖年
要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就要使劳动人民学文化学技术。天津市的一些工厂里，出现了半工半读学校，这是一种使工人多快好省地学文化学技术的新形式。
工人农民通过生产实践，对自己手头的工具的性能特点有深刻的了解，因此他们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工具。但是，由于缺乏文化知识，他们在工具改革方面的成就还远不能满足当前生产大跃进的要求。工人农民一旦学习了文化和技术知识，根据他们对手头各种工具的熟习程度，在生产技术上必然会出现一个大革命的局面。因此，必须看到，工人农民学文化、学科学，对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对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但是，对在工厂中搞半工半读的重要意义，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的。他们担心在工厂中举办这种学校，会打乱生产秩序。他们还担心工人的工资相应减少后，生产积极性会受到影响等等。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天津市国棉一厂举办半工半读学校的实际经验告诉我们，只要领导重视，具体的把生产安排好，是不会打乱生产秩序的。至于工资问题，报名半工半读的工人多数是青年，他们的家庭经济负担并不太重，为了学文化学技术，就是暂时影响一些收入，他们也是愿意的。有些中年老年工人，也并没有因为家庭负担重，减少收入而放弃学文化提高技术的机会。天津国棉一厂粗纱保全老师傅杨云发说：“我从十三岁就做工，干了十六年多，成天跟机器打交道，可是不懂数学，计算机械构造或机器转数就算不上来。现在有了半工半读的好机会，即便生活有一点困难，也要坚持学习和努力生产”。工人刘鸿儒说得好：“如果全国参加学习的工人，在学习时间内都拿工资，国家得多大的一笔支出呀。”有的工人说，如果不相应地减少工资，那就只有“多”“快”“好”，而没有“省”了。其实，没有了“省”，国家资金有限，也就不能“多”“快”“好”了。工人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是会同意相应地减少工资的。天津的许多工人就看明白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已经自觉自愿地减去学习时间的工资。
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人人都在跃进，在工厂企业中，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不能例外，希望各地多办提高工人文化、技术水平的半工半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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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多快好也要省
天津国棉一厂半工半读学校扩大招生
本报讯 国营天津第一棉纺织厂半工半读学校适应工人的文化和技术大进军的迫切要求，继续扩大班次，增加新班。这个新班规定不限工龄；同时规定在工作时间参加学习的两小时不发工资，以免国家增加负担，切实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方针。
在工作时间参加学习的两小时不发工资的新规定，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他们认为这样才叫多快好省，如果两小时不工作还照发工资，给国家增加了负担，就只有多快好，而没有省了。装梭工韩小梅和王天林在6日刚一看到半工半读学校扩大招生的布告，就抢着报了名。韩小梅说：“两小时学习时间不发工资是合理的，党让我们抽出两小时来学习这已经很好了，难道我们还能再让国家增加负担吗？”王天林在报名以前就算了一下账：他每月工资五十九元，每月少发十多元，一家两口人也完全够用。织布女工陈秉兰和王玉珍也抢先报了名，王玉珍每月工资八十一元多，参加半工半读学习以后，每月就少发二十元的工资，但是她说：“我从小因为家穷就上不起学，总是羡慕别人能够读书，今天生活也好了，党又给我们设了半工半读学校培养我们，我们就不能光看眼前，应该往远看，宁可自己克服一点困难，也不能再给国家增加负担。”
在6日这一天，全厂就有七十多人报名参加半工半读学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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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敢于独立思考
易茅
从前有人做诗嘲笑鹦鹉说：“齿牙余慧虽偷拾，那识雷同转可羞。”又说：“争似流莺当百啭，天真还是一家言。”说的是写文章贵有独创精神，不要人云亦云，拾人牙慧。此理虽小，可以喻大。写文章如此，说话、做事情、干革命又何尝不是如此？
要做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要善于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就要敢于根据这个理论的精神，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解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曾解决过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以独立思考的精神来对待马克思主义。
我们共产党人历来都是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独立思考的。毛泽东同志正是最杰出的善于独立思考、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匠。他教导我们说：“……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要反对盲从，反对奴隶主义，首先就要有敢于破除迷信，敢于独立思考的无产阶级的风格。因为迷信是独立思考的反面，有了迷信就没有独立思考。迷信鬼神者，对鬼神不敢怀疑；命定论者对命运不敢反抗；迷信古人者，无条件颂古非今，总叹息一代不如一代；迷信洋人者，甚至认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如此种种，都是人们在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或社会力量统治下，丧失掌握自己命运信心、对外界压力屈服投降的表现。
今天，在我们的国土上，人压迫人的现象已经消灭了，但是还有不少的人，在精神领域中没有获得解放。例如，有些人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面前，被他们的“学问”“资格”吓倒了，好像不曾读破万卷书，不能下笔数万言，就根本不配谈学术似的，由惧怕他们到崇拜他们，无形中做了他们的俘虏，听任反动的学术思想泛滥，也不敢加以批判。又例如，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时，有些人也是采取迷信态度，总认为中国人不如外国人，后代人不如前代人，马克思主义无法发展，要发展也轮不到中国人。因此，学习时总是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以致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这一切，严格说来，都是奴隶心理在作祟，都是和劳动人民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风格不相容的。
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历来就是很丰富的。只是在阶级社会里受到压抑，没有发挥。今天，一揭开盖子，破除迷信，他们就表现出敢想敢干，敢作敢为的风格来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更应该是大胆无畏的革命家，更应该具有翻天复地的英雄气概。我们的革命导师就是这种风格的楷模。一百一十年前马克思恩格斯代表全世界无产者向旧世界挑战。四十年前列宁不怕资本主义包围，坚信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三十年前，毛主席在井冈山上向全国人民宣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今天我国劳动人民既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已经成为现实世界的统治者，毫无疑义地也必须成为精神世界的统治者。只要破除迷信，振作精神，在共产党人面前是没有攻不破的堡垒，没有打不倒的敌人，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的。
当然，要独立思考必须要有正确的方向。记得中国青年报上曾发表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作者打过一个非常有趣的比方：如果有一批航海者要独立思考而抛掉指南针，来一个“百家争鸣”，争出一个航行方向来，我们一定笑他们是傻子。做学问、想事情也要有指南针，不要指南针就没有了方向。立场问题就是方向问题。所以要独立思考，必须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大公无私的精神促使他们能够摆脱任何偏见，正视客观现实，敢于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因此，人们的阶级立场愈是坚定，就愈能够客观地分析问题，愈能够发现客观规律，也就是说，愈能够独立地进行思考。相反的，资产阶级右派以及一切现代修正主义者虽然一再标榜“独立思考”，或者大言不惭地自封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所思考出来的东西，并没有什么“独立”“创造”的货色。例如，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呀，全世界都在长入社会主义呀，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官僚主义呀等等，试问哪一条不是照抄几十年前老伯恩斯坦之类的机会主义者早就唱过的滥调？其所以如此，不单纯是这些先生们的低能，主要的还是他们的阶级立场在作怪。他们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鹦鹉，才模仿资产阶级的口吻，恶毒地谩骂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国共产党人。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也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经过列宁和其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加以发展的革命理论的基本原则。历史经验证明：谁要离开马克思主义，谁就必然要掉入反动的泥潭。在泥潭里只有打滚的自由，没有什么独立思考的自由。
但是要正确地进行独立思考，除了站稳立场之外，端正我们的思想方法也是很重要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首先，必须唯物论地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承认我们的感觉是外界的反映。就是说，我们必须以感性认识所获得的材料，作为独立思考的出发点；没有感性知识，不去认真分析实际，想出来的东西只能是主观主义的。任何英雄豪杰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材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或自己的实践中。我们之所以在工作中犯主观主义的错误，都是由于不明白这条简单的真理、违反了唯物论的缘故。
其次，必须充分发挥思考能力在认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感性认识只能揭发事物的外部关系。要认识事物内部的、本质的联系，就必须借助于思考能力，把感性认识所获得的材料予以去粗存精、由表及里的加工，然后产生出思想、意见、计划、办法来。思想懒汉之所以要不得，就因为他不肯用脑筋去分析问题。他们或者只凭过去经验，或者只凭书本知识去处理问题和进行工作。他们不懂得真理都是具体的，一切都是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经验、书本知识固然宝贵，但是不和当地情况相结合，都会变成死教条。用死教条来对付活现实，要想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难矣哉！
再次，必须以实践作为衡量独立思考出来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的正确性的最高标准。人的脑子反映客观事物，总要受到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客观情况变化，总有预料不到的地方。因此，必须循环往复多次，才能逐步达到正确。我们对革命规律的认识，是在经历了多次失败之后，才摸索到的。今天，由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苏联先进经验的学习等等，我们掌握建设规律的摸索过程已经大大缩短了。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确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是根据几年来人民斗争的实际经验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发展制定出来的，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但是，即使如此，这条总路线依然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考验，并且使它继续发展和完备起来。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是人类认识的深化过程，也是我们逐步学会正确思考的过程。只要立场坚定，思想方法对头，肯用脑筋苦想、多想，我们的思想就可以获得大解放。解放了的人民加上解放了的思想，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将要发挥无法估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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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江苏、河北省委创办理论刊物
“群众”“东风”即将出版
据新华社讯 中共江苏省委创办的理论刊物“群众”和中共河北省委创办的理论刊物“东风”，将分别于8月1日和7月1日出版。
这两个理论刊物都是以两省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研究讨论两省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问题和干部在理论学习中提出的问题。这些理论刊物将推动全党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来指导实践，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同两省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推动全面工作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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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今人人是歌手 唱得长江水倒流
安徽搜集民歌近三万
新华社合肥讯 安徽省一个多月来已搜集民歌民谣近三万首。“大跃进民歌”选集第一、第二两集已经出版；“歌唱新农村”第一集样本也已印出，不久即将发行。现在各地仍在继续大力搜集和编选。
“别说九天银河美，别怨旱地产量低，社里开了一道渠，引来银河水浇地。”“跃进红花心里开，张口花香喷出来，山南海北齐歌唱，唱出一个春天来。”安徽省人民群众在轰轰烈烈的生产高潮中，用动人的诗篇表达了自己的心声，歌颂了自己的英雄劳动。
去冬以来，安徽省出现民歌之多，正如一首民歌中所唱的一样：“如今歌唱用箩装，千箩万箩堆满仓，别看那是口头语，撒到田里变米粮。种田要用好锄头，唱歌要有好歌手，如今歌手人人是，唱得长江水倒流。”这些民歌在群众向大自然的斗争中，起了无可估量的鼓舞作用。
为了把这些伟大的诗篇搜集起来，中共安徽省委在4月初发出搜集民歌的通知。各级党委非常重视，立即组织各级文化部门和数万个农村文化馆、站进行搜集工作，有些文娱干部还爬山越岭，深入到偏僻的山区和田间，进行访问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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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之海
内蒙古要搜集千万首民歌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7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群众艺术馆在5月间编印出三十三万份大跃进新歌片以后，这几天又继续编印十万份蒙古文和汉文新歌片，适应各族人民歌唱的需要，并将在月内出版蒙、汉两种文字的创作新歌集和跃进民歌集。自治区各地的文艺工作者也纷纷组织采风小组，深入农村、牧区、建筑工地，大量搜集民歌和创作新歌。
在当前工农牧业生产大跃进中，由各民族人民群众自己创作和流传诵唱的新民歌、新民谣等愈来愈多。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向各级党委发出通知，要各地发动各族人民搜集民歌，五年内在全区搜集一千万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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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个“神童”
广西僮族自治区融安板榄乡农业社有一个三岁的女孩，叫秦振萱。她父母每天都出外劳动，家里也没有别人，因此她每天都到隔壁小摊贩张鸣凤家里玩。这女孩看到每个烟盒上的字都要学。十多天后，很多烟盒上的字她都认得了；她还能认“毛主席”、“共产党万岁”。从四月初到现在，她已能认识一百三十多个不同音义的汉字。
贵县桥墟街食盐小组组员梁荣芬的男孩梁显威，今年只四岁，就能识五百个字，能写一百多个字，还能看普通的书报（如少年报，但不能理解内容）。
这个孩子三岁时常见父亲和邻人阅读书报，在这样的学习环境里，他对文化学习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问父亲这是什么字？那是什么图？他父亲告诉他后，他都能一一记住。后来，他自己又用火炭或树枝在地上学写字。现在，他对一般普通的字都能认能写能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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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力争上游的人们
一颗跳动着的社会主义的心
——记一个能文能武的共产党员郭扣维
本报记者 水天生 范银怀
在山西省昔阳县，有一个四十八岁的农民、共产党员郭扣维。他能文能武，会写会唱。
郭扣维是大中寒村党支部的宣传委员。他在村里开展文化宣传工作时，困难接踵而至。没有锣鼓，没有文化活动的骨干，没有宣传材料。但郭扣维有的是：信心和力量。他把木头掏空顶边鼓，敲起来照样梆梆响；自己编写宣传材料。他教几个小孩说唱时，小孩的父母亲不高兴，不让他们的孩子跟郭扣维学唱。
有一次，郭扣维一家三口人到孟先堖村说唱，他的小姨说：“你那么大的年纪咋个能扭出来！”她越说，郭扣维越是扭的欢，唱的高。前大寒村农民李玉民劝他说：“你要演可以，配个旁人也好些，怎么跟自己的女儿一起演戏呢？”郭扣维却不理他这一套，照样演下去。
群众倒底是欢迎他说唱的。有儿女的人说：“郭扣维一家三口人串街说唱，使大家欢乐，受到教育，咱们也得想开些，让儿女参加说唱。”年青人巴不得爹妈说这句话，纷纷参加文化活动。就这样，郭扣维又在五个小山庄分别发展了宣传员，形成了一个宣传网。
去年天旱，农业社减了产。有些社员沉不住气了。个别社员甚至说“参加农业社不如单干好。”这话被郭扣维听见了。他知道，有些社员不只是在困难面前惊慌失措，更主要的是资本主义思想抬头了。郭扣维除了立即发动群众进行宣传外，自己还编了一首快板到处说唱：“去年转了高级社，高级社的好处说不完；虽然遭灾减了产，林牧副业往回赶。旧社会遭灾卖儿女，现在遭灾往回添，买猪买羊又买骡，闸沟开滩修梯田，如果没有高级社，生产提高难上难。”
快板传遍了全村。人们在饭场上纷纷言讲；这个说，“如果不是高级社，遭了灾，咱这伙穷小子，早就该卖儿女啦！”那个说：“单干是死路，合作化是活路。”
大辩论开始了，走资本主义的路，还是走社会主义的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大中寒村展开。翻身农民方小五说合作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郭扣维听到这些话，好几宵睡不着。旧社会的苦日子又闪在他的眼前，他含着眼泪把女儿卖给人家，换了几斗粮食。解放后，苦日子总算熬到了头，他和群众在一起斗倒了地主，分到了土地。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他懂得了真理，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他看到如今有些人好了伤疤忘了痛，他的心里多么难受啊！但光难受不行，要拿出办法来。郭扣维第二天就把自己在旧社会的全部家当：一筐篮装不满的烂衣服、破絮、锅、碗拿出来；把解放后的装几大箱也装不完的衣服、鞋袜、新棉被、农具等用具一同展出来，同时把自己生活逐年上升的情况画成图表。他还编写“旧社会苦处多”的快板给群众说唱。
展览会和说唱教育了人们。郭扣维新旧社会的不同经历活生生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不少人流泪了。方小五说：“郭扣维展览会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的心里。没有新社会，没有合作化，也就没有我方小五。”
郭扣维原先也是一个不懂文化的农民，但由于他敢想敢做，刻苦钻研文化，终于在偏僻落后的村庄开拓了文化宣传阵地。几年来，他编写了二百多个说唱材料，成为全村有名的文化人。而在农业生产中，他是一个优秀的生产队长，一个生产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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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力争上游的人们
山村中的文化播种人
本报记者 高长任
每到点灯的时候，湖南省浏阳县杨花乡大山农业社第一、二、三生产队分散的村落中，就有四十二名社员打着手电，点着火把，从四面八方向名叫文家冲的那个山村汇集。他们是到民校读书的。也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五十七岁的老人，提着一盏用白纸糊着破玻璃罩的四马灯，从名叫庙冲的山村走向文家冲。这人就是这个民校的模范群众教师张安渠。
张安渠担任大山社的群众教师，是从1953年开始的。他的家庭成分是贫农，小时候他在家族里一些农民的帮助下，读完了高小。以后，经过自己勤学苦练，就在那个山村里教小学。1953年乡里开展扫除文盲工作的时候，他是万分的赞成，因为他深知过去穷人读不起书的痛苦，现在政府要让过去没机会读书的人能够识字，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当乡里干部请他到县里受训的时候，他感动地说：“现在能够为农民文化大翻身做点事情，那我就可以安心了。”
张安渠从家到学校来回要走八里山路，但从来没有迟到过。有时，他的妻子把晚饭做得太迟了，他就宁愿饿着肚子去上课，也不叫几十名学员等着他一个人。风雨雪天，也从不间断。一个很冷的阴雨天，在课堂上，他看到一个叫胡芷文的女孩子是赤着脚来上课，就关心地问她：“你打赤脚来上课，不冷吗？”胡芷文回答的很俐落：“渠老师这么大的年纪还不怕冷，跑七、八里路来替我们上课，我们青年人还能怕冷。”这时，全教室的学员都一连声地说：“渠老师不怕冷，我们也不怕冷。”
这件事感动了张安渠，也感动和督促了全体学员，以后，每晚一到上课的时间，人数都到的非常整齐。
又一次，是个雪后的夜晚，山路上都结了冰，张安渠散学回家，到底年纪大了，一不小心在半路上摔了一跤，把那盏照明的马灯也跌坏了。第二天晚上，他还是照常上课，只是那盏马灯不同了，破玻璃罩上多了半截白纸。
他开始教学时，还用过去教小孩子的办法来教这些成年人：照课本逐句讲解，讲的时间多，学员练习的时间就少了。这样，学员们兴趣不大，有的人就慢慢来得不勤了。张安渠发现这个情况，想了好几天，才领悟到不能用这个办法来教成年人，他以后在讲课时尽量讲得扼要一些，多给些时间让学员练习，同时，加强个别辅导。果然，学员们感到收获大，进步快，学习兴趣也高了。
张安渠不仅是模范群众教师，还是一个好社员。在教学时，他能结合社里中心任务，对学员们做些宣传教育工作。现在社里又办了三所民校，张安渠领导和帮助这些民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常常关怀询问张安渠教学上和个人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但每一次张安渠都没有提出什么个人要求。他总是兴奋地说：“我没有替社里做好多事，社里对我的照顾已经很好了（他是社里的半五保户，每年分给他五十元）。我老两口已经吃的饱、穿的暖，还能有什么要求。”
对于能够勤勤恳恳为社会主义贡献自己力量的人，党和人民是会给予他荣誉和奖励的。张安渠连续被评为模范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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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力争上游的人们
农民作者——刘勇
本报记者 邝麓安
刘勇是一位典型的湖南农民，现在是湘乡县下湾乡桥乡农业社社员。这个农民几年来已经写了十多篇散文，四十多个剧本，一百多个唱词，一千多首山歌，整理了六个古典戏，一千多首民歌，一百多个民间故事和三百多个笑话。
人们会好奇：一个农民居然会从文盲、半文盲到学会写作呢？
还是在二十多年以前，刘勇曾经读过三年半书。可是因为家里穷，以后就只好放下书本替地主家看牛了。当时，十岁的刘勇读书的心愿是那样迫切，他常常背着地主边看牛边看书，或者在晚上偷偷地看一会书，可是地主总是想些办法来折磨他，使他没法读书。这样过了两年，原来读了的书也慢慢地荒废了，以后他被地主辞退回家，又马上分担了一家人的生活担子，更顾不上读书写字，学到的一点生字和词语就忘得差不多了。解放那年，刘勇除了还认得一些数码、会写自己一家的姓名以外，其他的就几乎全忘了。就这样，他又从一个半文盲回到了文盲。
解放后，刘勇1951年当上了村干部，从这个时候起，他又开始摸起书本上夜校了。在夜校里，他看见很多稿子都是农民写的，对他启发很大，他就也试着写山歌，向省里的大众报、专区的芷江农民报投稿。党报对刘勇的培养，对他走上创作的的道路起了决定性作用。他那些寄到报社的稿件，都得到各报刊编辑的具体帮助。为了更具体地培养他，省文联还专门派人到他家里去帮助他，吸收他参加有关会议和文学讲习班，还选送他出席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代表会议，给了他很多知识和力量。县委、乡党委和社党支部也都经常吸收他参加各种会议，送书、送文件给他看，提高他的政治思想水平。就这样，刘勇从写山歌到写唱词、渔鼓、快板，到写剧本、小说、散文。几年来，写了不少有份量的东西。如反映合作化阶级斗争的“共同上升”，反映新人物、新气象的“张江渡口”、“喜事”等几篇小说，都写得很生动，为群众所喜爱。但是在具体写作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刘勇在开始写稿时，每十个字中就有五六个字写不出来。他就学习高玉宝的用符号代替字的办法，写好以后再去问别人，一次学十个，十次学百个……只有半年多就认识了很多字，解决了写不出字的困难。句子不通顺，写好就念给别人听，问别人是否听得清，不通的即修改。稿件发表后还要认真对照，这样做以后，句子也通顺了。此外，刘勇还注意加强政治学习，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斗争，观察周围事物，来提高自己分析问题的能力。如1954年刘勇的家乡涨大水，他积极和群众向水灾作斗争，一连十多晚没睡觉，写出了“战胜洪水”的唱词和“不怕困难的人”的花鼓戏，演出后，受到群众欢迎，对防汛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很多观众边看边喊口号：“向剧中人学习！”
为了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争取文艺工作的大跃进，在这次湖南省召开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刘勇又提出了他今年的规划，计划今年要完成各种形式体裁的作品一千五百六十七件，培养青年作者二十多名，到5月他已写出了六百多篇了。现在他还担任县人民代表、县政协委员、县业余文艺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工作、劳动、创作任务都很忙，可是他并不怕劳累，他说：“我白天劳动，晚上写作，劳动时打腹稿，休息时就写出来，只有劳动才有创作，离开劳动就没什么东西可写的了。现在我要抓写作的材料就像我拾野粪一样，到外面一转，箢箕就装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