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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除五害不能放松
江苏省安排夏秋两季爱国卫生工作
本报讯 记者朱学科报道：中共江苏省委于最近召开地（市）、县委除五害（四害加血吸虫病）爱国卫生运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会议。这个会议进一步贯彻除五害为生产服务的精神，针对夏秋两季农业生产的特点，讨论安排两季工作。
去冬今春以来，江苏全省的除五害爱国卫生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成绩。据统计，到4月底止，该省共消灭老鼠七千七百九十多万只，麻雀六千九百七十多万只，蚊子二万五千九百多斤，蝇（蛹）三百二十多万斤，钉螺一亿二千四百多万平方公尺，填平污水沟塘二百二十多万条，普遍修建、改建了厕所，对粪便进行了管理，治疗血吸虫病人达十二万五千七百多人。传染病的发病率也有显著的下降，从今年1月到4月份和去年同时期比较，斑疹伤寒下降78.9％，痢疾下降13.3％，伤寒、副伤寒下降67.22％。
但是从农忙季节开始以来，有部分农村工作干部，因对除五害为生产服务的目的缺乏深刻的认识，没有掌握夏季农业生产的特点，夸大了困难，认为农忙季节不能除五害，把除五害和生产对立起来，放松了除五害工作；有些人对农忙时要不要除五害拿不定主意，也按兵不动地等待上级布置任务，影响除五害运动的开展。
会议针对以上问题，在肯定了去冬今春卫生运动的成绩以后，即采取先务虚、后务实，先谈思想问题，后谈方法和任务的办法，发动到会的人摆思想情况，展开讨论。通过讨论，大家一致认识到必须生产一马当先，除五害，要在服从生产、结合生产、保证当前生产任务完成的前提下进行。会议中大家批判了把除五害与生产对立起来，以及脱离当前生产任务去搞除五害工作等错误思想。不少人在讨论中还联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思想。有的人检讨自己顾了生产丢了除五害，是由于对搞好除五害为发展生产创造条件的意义认识不足，因之，没有鼓足干劲地去想办法克服多种困难，把除五害坚持下去。
在讨论安排夏秋两季工作的时候，大家把两季的主要农活进行排队以后，一致认为，今年江苏的农村工作虽然十分繁忙，但仍有长短不等的空隙，只要党委在安排每季和每阶段的生产计划的时候，统一安排除五害的活动，分别情况，组织突击性的和经常性的各种活动，对能和当前各项生产结合的就结合，不能结合的就不勉强结合，充分利用农忙空隙进行工作，这样就以可既不影响生产，又保证了除五害运动的健康发展。各地（市）、县委除五害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当即提出了夏秋两季除五害的初步计划。
（附图片）
把蚊、蝇消灭得乾乾净净。 本报记者 吕相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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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忙季节也能除四害
江浩
夏季是四害特别是蚊蝇大量繁殖的季节，农事又很紧张，各地在开展除四害运动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新的困难。对夏秋季该不该搞除四害，要除又如何搞法等问题有些人的认识是模糊的。因此，有人到了农忙，就放弃了除四害的领导，偃旗息鼓，等待秋后再搞；有人对目前除四害没打定主意，还停住脚在那里观望；而有的地方，虽然继续在除四害，又因为他们采取冬春那一套搞突击高潮的办法，妨碍了生产，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使运动停滞了下来。
这里主要应该解决的是除四害与生产的关系问题。应该进一步明确，开展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就是为生产服务，搞好除四害，就是保证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几年来，由于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大量消灭了四害，人们逐步创造了控制传染病的条件，使发病率不断地下降，出勤率不断地提高，对生产所起的积极的促进作用，几乎在每个农业社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农村里，到处流传着“清洁积肥多打粮，消灭疾病保安康”、“消灭四害少疾病，生产发展有保证”等生动的口号。
有人说，我们并不反对除四害，只是把它丢了几个月，等秋后再除，这有什么！这些人不知道，除四害是在和自然开战，对待四害应该有敌情观点，有警惕性。目前，四害特别是蚊蝇，每天每时都在大量地繁殖，多一只蚊蝇，就会多向人们传播一些病菌。只要有四害存在，就有被它们传染上疾病的危险。除恶务尽！我们对四害不能存有侥幸心理。现在它们虽大量繁殖，但是容易暴露，生命脆弱，现在消灭它们比起冬春季更为方便，应该抓住时机。
在夏秋季除四害，由于受到时间和人力的限制，困难要比冬春季多得多，这是事实。但是忙虽忙，也不是像带着罢战情绪的人所说的那样，忙得一点空隙也没有。夏秋季农事的最大特点，是季节性强，一项农活接着一项农活，或者两项农活交叉进行，劳动力动员的面广而且非常集中。到最繁忙的收割或者下种的时候，在劳动力缺乏的地区，连有些老奶奶和儿童也要参加田间劳动。但是尽管如此，也不是天天都是同样的忙。根据许多地区的情况，不管农时来的早或者迟，在夏秋季，每季都分几段，而在每段中间以及段与段之间，都有三五天、七八天，或者更长一些的空隙。农业生产本身就是有节奏的。因之，按照农业生产的节奏，抓住农事的间隙，安排一些短期的除四害突击性活动，仍然是有条件和有保证的。
除去一些突击性的活动以外，结合夏秋农业生产的许多项目，结合农业社的生产组织，还可以安排许多经常性的除四害活动。例如积肥和灌溉可以结合消灭蚊蝇的孳生条件；铲草皮积肥可以结合灭钉螺；肥桑可以与灭鼠结合；灭蝗灭螟可以结合灭蚊蝇、孑孓和灭钉螺；清洁员、饲养员可以包干处理人畜粪便等等。又如每天早晚打扫室内外卫生，只要勤于动手，养成了爱清洁的习惯，在下田前或是回家后，利用几分钟的空隙，就可以解决问题。
总之，各地的具体情况虽不同，只要注意研究当地农业季节的特点，掌握住它的规律，并紧紧贯彻除四害为生产服务，服从生产并结合生产的精神，具体组织除四害的突击性的与经常性的各种活动，把群众发动起来，就可以做到既保证了除四害运动的深入开展，又保证不影响当前生产任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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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根据农忙特点安排各种活动
苏州结合生产除五害
本报讯 苏州地区对结合生产开展除五害的精神，一直很明确。在春耕生产、夏收夏种忙季到来以后，即及时地推广结合积肥消灭蚊蝇孳生条件的经验。实行分工负责，饲养员包干处理牲畜粪便，清洁员处理人粪，五保户管理好马桶，农业技术员包干消灭宅边沟塘里孑孓，妇女经常捕鼠，儿童经常捕打蚊蝇、掏雀窠。中共苏州地委抓紧一切时机、合理组织人力，利用农隙突击灭螺；在治疗血吸虫病方面，积极推行夜间治疗白天生产等有利于病人、有利于生产的办法。经过这次会议，苏州地委初步计划，除去继续保持以前各种结合生产经常化的办法以外，还要进一步地创造和推广好的经验。根据农业生产季节的规律，他们要使经常化的活动和突击性活动结合得更好。如在治疗血吸虫病方面，在目前夏收夏种最紧张的这一个月期间，即集中力量对农村不能劳动的十万晚期病人和城镇的工人、学生患者进行治疗。并对十五个县所有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的人进行普遍化验，造好病人名册，订出治疗计划，一到农事间隙，即抓紧时机对壮年病人进行治疗。这样做，既能治疗血吸虫病，又不耽误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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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纪念毛主席著作发表一周年
座谈两类矛盾学说的巨大意义
据新华社上海19日电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界从17日到19日连续举行座谈会，纪念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一周年。参加座谈会的有五百多人。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陈望道在开会辞中指出，一年来，我国的面貌有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生产大跃进、文化大跃进的形势。这个形势的出现，同毛主席一年前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
会上，不少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联系一年来的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实践，以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的丰富事例，说明了毛主席这一著作的巨大指导意义，并总结了实际工作中的一些经验。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第二书记忻元锡就群众路线问题谈了自己的体会。他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十二个字，就是毛主席所指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体现，它既表达了中国六亿人民的意志，又成为鼓舞六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有些人在贯彻群众路线时，只看到六亿人民的穿和吃，没有看到六亿人民的心和手，实际上就是低估了群众在生产大跃进中的革命干劲。有些人虽然也承认人的作用，但只承认少数人的作用，不承认多数人的作用，只承认“高贵者”的作用，不承认“卑贱者”的作用，这样，还是不能走群众路线。他说，真正要做到走群众路线，必须突破第一关——带头干。只有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生活，群众才会向你谈出自己的心里话。仅仅局限于个别谈话和登门拜访是不够的。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第八办公室负责人杜大公在会上谈了毛主席关于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指导意义。他说，毛主席对我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分析是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政策的理论根据。正确认识这客观存在的矛盾，掌握其规律，就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解决这一矛盾。
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副局长肖林的发言中指出：商业工作与人民群众的需要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如何解决？他认为要破除迷信，首先要破除机械平衡论，也就是要破除要求商品供求的机械平衡。他说，社会主义的商业工作不是单纯地供应商品，而是要调节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分别就毛主席的这一著作对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指导意义发言。雍文遂说，两类社会矛盾的提出，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提供了新的内容。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也就是研究经济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既然社会主义经济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主要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那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就不能不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领域中的人民内部矛盾，其任务也就是分析和研究如何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彭康在发言中说：毛主席的两类矛盾学说，是从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中总结出来的。学习和研究这部著作，必须和实际相结合，否则一定不能学好。彭康还根据两类矛盾的学说，分析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内容。
第三中级党校教师马俊芝在会上介绍了求新造船厂工人学哲学的情况，他说：求新厂工人学哲学，并运用哲学解决思想、工作问题，不仅树立了打破迷信、人人都能学哲学的榜样，也为学术界指出了研究哲学必须结合实际的方向。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林德明介绍了市人委办公厅的哲学小组的情况。这个小组是在整风运动中结合“务虚”成立的，他们运用辩证唯物论解决了许多思想问题和工作问题。他说：他们学习哲学，采取先从实际中找问题，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再回到实际中去解决问题。这证明机关干部不但可以普遍地学哲学，而且有生动丰富的内容。学哲学，已成为推动思想和工作跃进的一个动力。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委员陈其五最后发言，他说，三天的发言，反映了一年来上海的工人、干部、哲学和社会科学界学习毛主席关于两类矛盾学说的成果。现在学术界正在从理论脱离实际转变到密切结合实际，工人和干部也在积极地学习哲学，掌握哲学理论来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学术研究工作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在群众普遍学习理论的基础上提高，再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服务，这是学术界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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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学会“解剖一个麻雀”
李凡夫
我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学会“解剖一个或几个麻雀”，这并不是要我们所有这些同志都当生物学家，而是要我们重视和善于作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要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如何尊重呢？不是要把它说得非常深奥神秘，使人觉得高不可攀，而是要运用这个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并且要用通俗的语言进行宣传，使人一听就懂。要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就得从实际出发，就得作调查研究，就得有分析工作。调查研究又从何着手呢？要调查，必须作典型的调查。要了解天下的麻雀，不是要解剖所有的麻雀，只解剖一个或几个就够了。毛泽东同志说：
“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
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第二是开调查会。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毛泽东选集”——1953年第一版，第三卷，八○九—八一○页）
毛泽东同志在十七年前所作的这些指示，现在和今后都有现实意义。毛泽东同志历来都重视调查研究，并依此来指导中国革命和教育干部。
毛泽东同志从三个“穷棒子”的合作社看到了五亿农民的发展方向，就因为他对这个合作社做了“解剖”工作，对合作社和农民情绪有了深刻的了解，知道合作社一定能够增产，知道大多数农民赞成办合作社。因此，当反“冒进”的风吹起来以后，毛泽东同志善于辨别风向，能够给全国人民指出正确的方向。毛泽东同志能作到这样的正确的领导，我觉得首先就是由于他善于作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问题，善于解剖一个或几个麻雀。调查一个或几个单位，这是为了解决一般和特殊的问题。从认识过程来说，“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毛泽东选集”——1953年第一版，第二卷，七七六页）当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本质之后，就以这种认识为指导，进一步去研究尚未认识的各种特殊事物。毛泽东同志关于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在“矛盾论”中作了极为全面和深刻的分析，并认为这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我们重视对典型事物加以解剖，就是根据这一辩证法的原理为指导的。
我自己做理论教育工作时间不算短，但成就很少，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做得很差，就是由于缺乏经常的调查研究工作，特别是缺乏典型的调查研究，没有学会解剖一个麻雀或几个麻雀。
我最近下乡一个多月，受到的教育很大。我初步地调查了一些县委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特别调查了红安、麻城、随县和枣阳等地干部种的试验田，这给我很大的启发。下乡调查访问，我的体会是这样的：
第一、要做到走马看花与下马看花相结合，但应当以下马看花为主。因为要作系统的调查研究，光走马看花是不行的。下马看花，就得在一个地方住下来，眼睛向下，以极高的热情向群众学习。没有这步工夫，调查是搞不好的。只有掌握了典型的重点的材料，再与走马看花所得的面的材料相比较相结合，对问题才会有全面而深刻的了解。下马看花与走马看花是对立面的统一，在一定条件下，这两者所得就互相转化，点与面的经验互相结合，这就是辩证法。
第二、要做到听与看相结合。调查研究的主要方式，是开调查会。我调查试验田，主要向三部分同志作调查，一是领导干部；二是群众；三是技术干部。试验田是三者结合，调查也应该三者结合。开调查会之前或之后，到田间去看试验田。听与看往往有矛盾，不能粗心大意，听到的与看到的往往有差别，差别就是矛盾，就要把它们弄清楚，解决矛盾，使听到的与看到的统一起来，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三、要做到外行与内行的统一。我对农村工作是外行。所以这次下乡，我是与当地有经验的同志一起去调查，我在襄阳检查工作时是与地委书记一起去检查的。他们有丰富的实际知识，对我帮助很大。而内行的人，因为他们对农村的许多事物看惯了，在我们觉得很新鲜的事情，他们有时并不觉得新鲜，我们这些外行人，把问题加以突出，对他们是有帮助的。内行与外行也是矛盾的统一，这也是辩证法。
第四、要做到分析与综合的统一。我们研究问题，要尽可能掌握大量材料，但面对着一大堆材料，一大堆事物的现象，如何认识它的本质，就须要作分析的工夫。分析必须是系统周密的分析，对事物的各个部分都要有清楚的了解，从分析中暴露出事物的内部联系，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这样我们对这个事物才会有本质的了解。
要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必须作调查研究，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学会“解剖一个或几个麻雀”。“麻雀”是客观存在，它与我们的主观认识也是对立面的统一，如果我们不去解剖它，是不能与我们的主观认识统一起来的。“解剖麻雀”，就是使主观正确反映客观，就是使主观与客观相一致。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就能正确指导工作，不然就会犯主观主义。因此，我们在贯彻执行我党八届二次会议所规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时，千万不要轻视“解剖一个或几个麻雀”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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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服务政治 面向群众
乌鲁木齐文艺界气象一新
新华社乌鲁木齐20日电 整风以来，乌鲁木齐市文艺界出现了紧密结合当前政治斗争和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新气象。
在市内各个热闹的公共场所，目前到处都可以看到张贴着的汉、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文字的街头诗、漫画和歌曲。自治区民族歌舞剧团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创作和排练出十七个歌舞、街头剧和说唱节目，每天下午到街头演出。其中歌颂祖国各方面建设成就的“建设社会主义”，宣传扫除文盲的“学文化”等街头剧，和表现自治区农民生产棉花情况的歌舞“集体农庄的姑娘”，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文工团创作的歌舞“中、英赛跑”，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工业发展的速度。
剧团走出剧场，到农村和工矿区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巡回演出，已经形成一种风气。到目前止，乌鲁木齐的十二个文艺团体已有八个下到农村或矿区。乌鲁木齐市突击消灭麻雀时，全市的各族文艺工作者还冒雨连续出击两天。在修筑乌鲁木齐青年渠的时候，很多剧团和歌舞团的主要演员，都首先带头参加义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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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的街头文艺
本报记者 张风
在最近的总路线宣传运动中，上海文艺界全体出动，不论是作家、演员、画家、音乐家，都走上街头，创造了许多街头文艺的新形式。
新诗贴在电杆上
在南京路，在淮海路，在沪东沪西的工厂区，许多人手里拿着一大叠红绿纸，贴到墙壁上、电杆木上。
这是什么招贴？走路的人挤上去看个明白，只见其中一张用头号铅字印着：
“黄浦江边闹翻天，
生产跃进赛火箭，
这股干劲哪里来？
因为有了总路线！”
这原来是作家们写的诗，贴诗的人也是作家协会的会员。
靳以、以群、魏金枝等二十多位作家都写了“传单诗”，诗的格式也运用了民歌的传统，生动通俗，现在全市已经贴了十多万份。
作协上海分会还在马路上出了“太阳”墙报。作家们说：我们要无孔不入，利用各种“街头文艺”的形式，把作品流传到每个角落！
周小燕唱方言歌曲
走进复兴公园，就听到管弦乐的声音。公园中心聚满了人，由上海的作家、音乐家、戏剧家、美术家四个协会和电影演员们组成的文艺界宣传队，正在这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唱、奏、演、朗诵、宣传画……，样样都有。
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站到中央来了。她在手风琴的伴奏下，用沪剧的调子、上海的方言，唱出了“歌唱总路线”。
马路上追“萧何”
一阵紧密的锣鼓，人群中突然跑出一个戏台上的“萧何”，头戴纱帽，身穿黄袍，挂着拖到胸前的髯口；后面紧紧追着一个“工人”。
这是怎么回事？但见戏台上“萧何追韩信”，哪见马路上工人追“萧何”！
许多人上前来看热闹，“人民警察”也来排解这场纠纷。
“工人”说：工会俱乐部正在演“追韩信”，“萧何”在台上跑了一个圆场，掉头而去，“韩信”还在台上等……。
“萧何”说，他是华丰搪瓷厂的仓库管理员，厂里正在大闹技术革命，创造“自动窑”，他演着戏，突然想到砌窑的耐火砖堆在仓库里，钥匙在自己身上，马上要送回去！
于是，引出了一个技术革命的故事。群众都听得出神了，许多人插进来说：“萧何”做得对，应该赶紧把钥匙送回去，“人民警察”还自愿用自行车帮他送去。“仓库管理员”不同意，因为开仓库领东西，只有他亲自才能干！
一个自称是演员的人挤了出来，他也能演“追韩信”，马上赶到俱乐部去追等在那儿的“韩信”，于是皆大欢喜，“仓库管理员”急忙赶回厂去，参加技术大革命！
这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一个街头剧。
袁雪芬唱“王海海”
在黄浦江边的绿化地带，上海越剧院的总路线宣传队来了。袁雪芬站到扩音机前，用群众非常熟悉的腔调唱出她自己编的新词：
“我今天不唱前朝与后代，
不唱梁山伯与祝英台，
可歌的事迹千千万，
要唱一唱一个平凡妇女王海海，
……”
这位在舞台上以演祝英台著名的越剧演员，现在高歌着新社会的新妇女——闻名全市的优秀工人家属王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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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爱国社办畜牧中学
本报讯 湖南省临湘县横铺乡爱国农业社有二十二个牲猪饲养员，都是高小毕业生。该社为了培养有一定畜牧知识的青年，为大力发展畜牧事业打下良好的基础，建立了一所畜牧中学。
这二十二个学员是采取边生产边学习、白天生产晚上学习的方法，主要学习课程有文学、数学和兽医药物、饲养业务等。规定一年毕业，并作到边学习边实习。（谈长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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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速推广普通话 生产学习都方便
吴山乡已普及普通话
本报讯 据福建日报报道：福建省第一个普通话基本普及的乡，已在大田县吴山乡出现。目前，在这个乡，不管在开会会场、田间、屋里、山上和走路中，都可以听到响亮的普通话交谈声。
吴山乡是一个山高岭峻的偏僻村庄。全乡有一千零六十六户，四千二百二十六人，其中七至十三岁的五百五十三人，青年九百五十人，壮年八百七十六人。解放前农民生活苦，文化更落后，全乡只有几个反动官僚、地主和富农分子识字，会讲普通话，其他人全部不识字。解放后，这个乡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已有80.8％的青年和48.3％的壮年摆脱了文盲状态。在提高文化水平的基础上，乡党委于4月中旬提出“苦战五十昼夜，基本普及普通话”的号召。经过二十多天的勤学苦练，现在全乡能讲普通话的青、少年有一千三百二十人，占青少年总数的85％，壮年有五百三十人，占壮年总数的60.5％。老大爷、老大娘也能说几句打招呼的话，如“同志你去哪里？”“你吃饭了没有？”“开会去”等等。
这个乡在推广普通话时，采取了几项有力的措施，首先是通过农民现身说法，诉不会讲普通话的苦处，消除了有些人怕人家笑、怕学不会等顾虑。一天能学十五句普通话的妇女涂秋，向农民介绍了学习方法，提高了大家学习普通话的信心和兴趣。其次，全乡党团员、干部和青少年带头讲普通话，做到亲教亲，邻教邻，夫妻互教，儿子教母亲。第三，在小学和民校中推广普通话，举行竞赛。还提出“边学边讲，不懂就问”；“懂多少就讲多少，懂几句就讲几句”的行动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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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登山运动协会成立
新华社20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登山运动协会今天在北京成立，这个协会举办的中国第一个登山运动员训练班也同时开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登山运动协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业余登山组织。它的宗旨是，开展全国业余登山运动，增进人民健康；组织登山运动员深入高山地区收集科学等资料，根据国家建设需要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发展同各国登山运动员的友好关系。
这个登山运动协会吸收各有关部门的代表组成委员会领导经常工作，由栗树彬担任主席。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地球物理、地质、地理、气象、卫生、动物、体育等方面的著名专家和著名登山运动员等。登山运动协会将从各地业余体育团体和业余登山组织中吸收会员。
在今天举行的成立会议上，通过了登山运动协会今后五年和今年的工作规划。根据规划，协会将大力开展群众性登山运动，从今年起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开展“百次登山运动”等多种多样的群众性登山活动，大量培养业余登山运动员。协会已经成立登山运动训练班，并将有计划地建立永久性的登山营和高山科学工作站，积极培养登山运动的骨干。在继续提高登山运动技术水平的基础上，争取早日把红旗插上祖国和世界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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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编印本省历史上发明家小传
新华社合肥20日电 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办公室最近编辑了一本“安徽历史上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家小传”。即将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介绍的五十二个历史人物中，有水利、医学、数学、天文、雕刻、纺织、手工业等十多种创造发明者和技术革新者。其中有祖国著名的医学大师华陀，有青年时期就做出成就闻名于世的数学家梅文鼎，有我国古代出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王蕃，还有笔、墨、砚的技术革新者诸葛高、朱逢、汪少微，也有根据自己研究天算的结论把德国人汤若望和比利时人南怀仁的历书驳得体无完肤的我国清代历算家杨光先。
这本书中的历史人物除三人的年龄和经历尚待查考外，其余四十九人中，年轻就有成就的有十四人，手工业工人出身的九人，平民出身家庭贫困的有十七人，被打击甚至被杀戮的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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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领巾在农具革新中大显身手
共青团甘肃省临洮县委书记 杨炳武
最近，在临洮县召开了全专区的技术革命促进大会，三千多名代表，展出一万多件创造发明的生产工具，这真是一次英雄云集，百花齐放的盛会。这次会上一个新的特点是：在展出的一万多件新工具中，有二千三百三十六件是全县少年儿童创造发明的。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十二岁的少先队员宋希宏和十四岁的张裕福所创造的风力碾米机、风力水车、水力碾火药盘、渠道滑轮起土机、杠杆起土机和太阳能灶等。这些带着红领巾的小朋友，也到处向到会的叔叔伯伯们请教、学习。党团组织和大会对他们的行为给了很大的支持。他们创造的几种工具已经过技术鉴定，决定在全专区推广使用。
对于这些少年儿童来说，他们的知识和经验都还是极不成熟的，他们还正处在成长和学习的时期，但是，在技术革命运动中他们作出了成绩，这主要是他们的方向正确，抓住了真理，他们幼小的心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印刷工人的儿子张裕福，当他听到党提出要把洮河引上两千多公尺的高山，彻底改变甘肃中部干旱面貌的伟大决定后，兴奋得几夜睡不安稳。4月，临洮县为了迎接专区召开的技术革命促进会，大街上贴满了工人农民创造工具的喜报，老师们也三、五个人聚在一起研究工具，少先队大队部还请人给队员们作了报告，号召队员们参加全县的技术革命运动。张裕福想：“我能给党贡献些什么呢？”他回想去年和同学们一道去参加临康渠的义务劳动，从几丈深的沟中一个人一次只能背二、三十斤土，把人挣得气喘汗流，效率还很低。怎样才能做得好些、快些、多些、省些，减轻人的劳动呢？怎样才能早日将洮河的水灌上干旱的土地，为国家增产粮食呢？他用在自然课中学习到的一些机械原理知识，参照当地提水用的扬杆和学校升旗用的滑轮，经过反复琢磨，画图，用竹竿和纸片制模型，终于制成了滑轮和杠杆两种起土工具。渠道滑轮起土机一次可起土五百斤，杠杆起土机四人操作，一次可起土一千斤，使用时还可以按渠道深浅调整高低。他伯父家中有一盘碾子给工厂承碾炸石山的火药，他想，这多么慢呀！洮河工程需要多少火药，如果能提高碾火药的效率，这对引洮工程也是一件好事情。他模仿水力磨的原理，制成了水力碾火药碾，经过鉴定，用这种水力碾碾火药，可以提高工效五倍到十八倍。他所创造的这三种工具，已经在引洮工程中推广。党团和队的组织对张裕福的这些创造，给了很大的支持，帮助他校正试制模型肯定效果。团和队的组织，在全县广泛宣传张裕福的事迹，不久就形成了群众性的活动。十三岁的队员蔡宗礼看见农业社每天许多人跟在双轮双铧犁后面打土块，设计了一种能代替人力的打土块机模型。夏收放忙假的日子近了，孩子们把割麦和理发连想在一起，正共同设计着一种割麦机。在打扫学校卫生用洒壶的时候，孩子们就想到做人工降雨的机器。总之，孩子们的心和祖国的生产建设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这些小朋友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的思想开阔，敢想敢干，天不怕，地不怕，他们没有什么顾虑，不患得患失，没有迷信，抓住一点就认真的干下去，“打破沙锅问到底”，张裕福就是这样想的。因为人想上天才有了飞机，人想上月球，才有了火箭、卫星，张裕福设想，将来可以在地球到月球上搭一条链子。宋希宏在搞出太阳能灶之后，正在设想进一步提高温度用来炼钢，在老师的帮助下，现在太阳能灶的温度已经达到五百度左右。
也有人担心，儿童们这样搞，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学习和健康。事实上，恰恰相反，由于孩子们有了立志为社会主义祖国多做一些事的远大理想，他们对学习抓得更紧了。张裕福在考试中几乎全是五分。宋希宏在读着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他们对周围的事物更关心了，学习也更加认真了。由于试制模型，他们还学会了拉锯、刨光等简单的木匠活。他们和劳动人民的感情进一步密切了，他们体会到劳动的伟大和可爱，对公共财产也更加爱护了。通过老师、同学们互相学习、访问、鼓励、启发，特别是团、队组织的具体领导、帮助，同学们之间的关系，高、低年级之间的关系，团和队的关系，辅导员和队员的关系，都更加密切、团结了，队员也更加热爱团、队的组织。总之，经过这一个多月的活动，儿童们在各方面都飞跃地成长起来了。
通过这一有现实意义的活动，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对儿童的教育培养，除了通过学校教育外，一定要把儿童的活动和党的政策、路线、全民的社会活动、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紧密地连系起来，把孩子们引到社会生活中去，让他们做力所能及的工作，通过社会活动从各方面影响、培养和教育儿童。实践证明，从小就把儿童的教育活动同党的路线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连在一起，吸引他们参加力所能及的工作和劳动，就会更迅速、更健康地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今年临洮县的儿童不仅在技术革命中开展了活动，同样在绿化祖国、讲卫生、除四害等全民性运动中也干了很多工作，通过这些具体活动，也教育了那些在少年儿童工作中的“反冒进”派，打破了那种队的活动一定要围绕正课开展的清规戒律，打破了搞校外活动会出乱子、儿童会惯野、会影响儿童健康成长的迷信。这次活动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要相信儿童，放手让他们开展独立活动。我们的责任，在于更好地引导发扬他们敢想敢说，敢作敢为，没有迷信，抓住真理，坚持到底，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冲锋陷阵的那种朴素而又十分可贵的品德。而不能去包办代替，不相信儿童。这次，临洮县团、队组织，发现张裕福的事情后，就大力支持，广泛宣传。在全县少年英雄擂台上，不仅是张裕福一个单干英雄，十二岁的宋希宏接着跳了上来，十三岁的蔡宗礼跳了上来，十四岁的宋新义、王晓明、王玉兰、罗大慧等等，都一个接一个，一队接一队的跳上了英雄的擂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仅二初中一个学校一千三百三十个同学中，就有三百四十二个红领巾创造了六百二十一件工具的实物和模型。宋希宏所在班的班主任康老师，原来不相信儿童能作什么，还发誓说：“他们十几岁的娃娃能发明创造工具，我就倒着走路哩！”在大量的事实面前，他输了，也认输了，康老师主动地检查了自己不相信儿童，看不起儿童，包办代替的思想和作法。这些生动的事实，对我们全县作少年工作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最深刻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