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天天有收获 日日有营养
深入生活 火热透心 浑身是劲
上海作家参加劳动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本报讯 作家们深入生活、参加劳动和实际工作以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不久，他们在创作上也一定可以得到丰收。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9、10两日召开的“上海创作小组”座谈会，给人这样一个突出的印象。
许多正在工厂、农村、部队和工农兵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作家们出席了这个座谈会，交流他们深入生活的体会和创作的情况。他们发言中充满了时代跃进的气息，掺和着许多群众的语汇。许多人都说，到群众中间后，思想上收获很大，心胸豁然开朗，再也不是苦于没有题材可写，而是有写不完的题材，无数英雄人物的形象逼迫着作家去写。许多作家提出要修改原订的创作规划，创作更多的作品。
“红日”的作者吴强在会上说：当我3月份从上海出发到苏北农村的时候，一上轮船，乘客大多是来上海买了肥料、喷雾器回去的农民，他们热烈地谈生产，谈跃进，通宵不睡。经过南通，到如东县，一路上只见高潮一个接着一个，群众干劲冲天，许多新名词我都听不懂。到乡下和农民在一起以后，真是天天有收获，日日有营养。许多题材都是现成的，故事都是编好了的。有一个乡要办一个小型水利工程，男子都出去修大型水利了，就由妇女来搞。四十岁以上小脚的妇女也参加，吃在工地，住在工地，工地上还办起托儿所，一个月的工程半个月完成。农村的土地上有着一股强大的力量感染着我，吸引着我。
电影“湖上的斗争”的编剧、女作家王元美正长期住在高邮县一个农业社里。她说：过去写农村戏，总认为农村的节奏是缓慢的，现在大不同，农村的节奏快得叫人跟不上。刚听说乡里要办工厂，过几天，铁工厂、肥料厂、水电站，样样办起来了。头一天听说要办农业中学，我总以为要有一个时期的准备工作，那知道第二天就上课了。群众中各种天才都有，许多话都是作家想也想不出的。有一次我替农民写一副对联：“千军万马修水利，四面八方……”，写到这里想不出了。一位农民跟我说：“四面八方水上田”，修了水利，水自己上田来，真是太好了。
在上海中华造船厂当“出样工”的赵自，每天在黄浦江边巨大的船台上，在鎯头声中和电焊光下装配船体。他说：到了厂里，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物天天活跃在我的周围，写作的题材扑面而来，处处都是。每天晚上写一点，还帮助厂报看稿，辅导车间的创作小组。现在创作规划中的一个短篇集已完成，另外还写了十多篇小作品。
长期在工厂生活的作家靳以、丰村，在农村的唐弢，在部队的哈华，在公安局的芦芒等都在会上讲了许多生动的故事和体会。以上海绢纺厂为基点每周下厂两次的老作家魏金枝，也讲了他深入生活中的体会，他们都说在火热的生活和斗争中尝到了甜头，感到自己有力量了，在群众中交上了知心朋友，思想感情也与劳动人民接近了，通气了，同时也找到了文学创作的取之不竭的源泉。会上还提出了深入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研究了解决的办法，并且修订了各个反映上海人民生活的创作规划。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在会议开始时讲了话。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巴金在会议结束前说：从大家的十分生动感人的发言看来，将来的作品也一定同样的生动感人。这是贯彻毛主席指出的文艺工作者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文艺为政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的结果。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周而复最后发言，他希望大家多创作一些短小精悍的作品，大力宣传总路线，迅速地反映时代大跃进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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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眼不能用，思想能用
——记工人创作者周应政
舞台上出现了一个灰色衣帽的工人。他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首金钱板“电气化烘档案”。他用幽默、诙谐的表情和唱腔，把一个管理档案不负责的懒汉刻画得活龙活现，好像这个人就站在观众的眼前。在最近举行的重庆市工人的文艺观摩表演会上演出这个节目的人，就是重庆长江电工厂工人周应政。只是在两块幕布快合拢的时候，观众看见他被另一个人牵引着下场，才发现他原来是个双目失明的人。
四十多岁的周应政在长江电工厂称得上是个活跃的宣传鼓动家。六年多来，他以厂里的真人真事，写作了三百四十多首曲艺唱词和三幕反映现代劳动人民生活的川剧、一幕快板剧。
创作和演唱，对周应政来说，比别人更困难一些。周应政过去只念过三、四年私塾，如今眼睛又瞎了。但是周应政想：“我看不见，能听得见，眼睛不中用了，思想还能用。”
他常对别人说：“我生产上不行啦，在别的方面还可以出一分力。”于是，从1950年起一到晚上就叫孩子把自己送到文化学校去听课。后来，他又到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办的工人业余曲艺创作学习班去学习了四年。他就是靠着“听”而精心学习。他一边学习，一边练习写作。看不见，怎么写字呢？起初，他构思成熟以后，念出来，请别人帮他写。但别人的工作任务也很紧，只得搁下来。这怎么行呢？他跑到文化学校去和政治教员商量。政治教员帮助他想出了用纸板格子写字的办法，一试验，这办法行不通。最后才想出用铅印房从书本上切掉的一叠叠厚的窄纸条写。办法想成的当晚，他兴奋极了，马上坐下来写了一篇唱词，从晚上一直写到第二天天亮。哪知道钢笔没有墨水了，写了一整夜只写清楚了七个字。他有点懊丧了。但是他又想：“工人阶级能叫高山低头，能叫河水让路，一定能掌握文化。”
第二天晚上，他又开始写了，用铅笔代替了钢笔。几年来，他就是这样摸着厚纸条写作。
在他学习和写作时，厂党委十分关怀周应政，看到他有困难，总是鼓励他，又派同志帮他找材料、找线索。周应政要尽快地把现代工人的风格深刻地反映出来，还有不少困难。比如：他不能亲眼见到伙伴们在车间里劳动的那股生龙活虎般的干劲，那种敢想敢作的英雄气概。于是，他就常常守在车间去听，听刚经过改进的机器的响声，听伙伴们的对话……。他听了还不够，还常常到伙伴们的家里去访问。现在，周应政无论走到哪个车间，总是这个扶着他坐，那个帮助他找人谈话。工人弟兄们有什么新的革新和打算，总要一件不漏地详细告诉他。 本报记者 黎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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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人农民出口成诗
陕西编印“总路线诗传单”
据新华社讯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公布以后，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和陕西省民歌整理组立即编印了“总路线诗传单”。它的篇幅有八开报纸那么大，三天一期，每期印数五万多份。写稿的除一些作家外，绝大部分都是工人、农民和一些基层干部，作品大部采用民歌民谣形式，因此受到劳动人民热烈欢迎。最近半月多来，收到来自工农群众中的诗歌就有一千二百多首。现已出刊三期。
“总路线诗传单”已经传到了八百里秦川无数的村庄和厂矿。在田间，在工厂，农民和工人热情地朗诵着诗传单，并把自己的创作写给它发表。咸阳国棉二厂的工人们下工后，纷纷找诗传单来读。修机车间工人李余森给诗传单写了一首诗：“总路线，亮晶晶，好比天上日月星，昼夜不停放光明；照得大地红通通，照得海洋齐沸腾，万众一心奔前程，十五年越过跛狮英。”桥梁工人张佑才也写了一首：“桥梁工人不怕难，千山万水要跑遍，南征北战当好汉，桥梁架满祖国河川。”
诗传单上刊载了许多农业社社员的创作。鄠县五星四社社员李强华写道：“八百里秦川一片黄，八百里秦川一片香；秦岭巴山穿黄蟒，铺天盖地闪金光。千万把镰刀明晃晃，千万辆马车排成行，千万人歌唱大跃进，千万片麦田里收麦忙。一队队的红旗随风扬，一垛垛麦堆像山梁；一串串碎碡紧碾场，一车车麦子进了仓。”潼关县农民郭文华看了报载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到十三陵参加劳动的消息后，立刻写了一首诗：“人民领袖毛泽东，勤劳俭朴好作风；率领中央众委员，十三陵水库去劳动，毛主席挖土忙，一锨一锨送进筐；千万人眼睛齐看他，千万人身上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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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催工鼓
在农忙的季节里，只要你走进江西修水县卢坊乡的地界，不论在山上、田野，都可以听到“咚咚”的鼓声，这就是该地群众惯用的生产宣传鼓动形式——民间艺术催工鼓。
催工鼓是当群众集体劳动生产时，打鼓手背着鼓，专事催工，边打边唱劳动号子，鼓手领唱大家相和，生产到哪里，鼓就打到哪里，如果谁生产不起劲，鼓就会敲到谁的面前来鼓鼓气。
催工鼓的唱词、鼓板，早上、中午、下午、歇伙都不同，如早上挖地，就唱：“日头东，日头东，锄头就要工夫深，上年苗稼作得好，下年保险好收成，挂起灯笼满堂红。”鼓手不仅催工，而且起指挥员的作用，敲起了鼓，就等于吹响了冲锋号，人人都听鼓手的指挥。（傅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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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红旗插遍在地上和天上
——看了四川省革命残废军人演出
郭沫若
我们被称为革命军人，
真真感受着荣誉的绝顶。
我们的肢体虽然不全，
我们坚定着革命的雄心。
困难磨折不了英雄汉，
鼓足干劲，什么都可以干。
为革命，失掉了十个指头，
但我们还有着两只手杆。
我们可以比赛乒乓球，
我们可以把口琴吹奏。
我们可以跳舞鄂尔多斯，
我们可以做乐队的指挥手。
昨天手拿枪杆打敌人，
今天演奏音乐为和平。
和平的音乐具有大威力，
鼓舞着文化技术的革命。
昨天猛烈地陷阵冲锋，
今天雄壮地吹奏东方红。
尽管美帝有原子弹、氢弹，
只是在敲撞自己的葬钟。
建设社会主义，人人都有份，
谁都要力争上游，鼓足干劲。
总路线的光辉照耀着我们，
我们也要比赛着多快好省。
革命的英雄主义就是这样，
谁都要敢争、敢鸣、敢做、敢想。
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会有废人，
请看我们，不就是好榜样？
革命的乐观主义就是这样，
谁都要吹吹打打，跳跳唱唱。
唱到远远地超英并超美呵，
把红旗插遍在地上和天上！
1958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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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市郊变为画廊
天津画家下乡
本报讯在宣传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天津美术界的热情十分高涨，提出要把津郊变成画廊。全市专业和业余美术工作者一百五十余人，分赴津市四郊十三个村镇宣传，仅6月1日一天的时间，就画了七百五十余幅壁画。这些壁画是在画家和农民密切合作下进行的，画家们在画的大小、位置和着色方面都是十分尊重农民们的意见。
现天津市郊已掀起了一个画壁画的热潮，在街头巷尾都能看到一些宣传总路线的大幅壁画。天津市文化局为此特召集了各文化馆及有关部门对壁画工作进行了布置，提出：“人人齐动手，处处有壁画”的口号。（附图片）
画家吴作人、叶浅予、蒋兆和、邵宇、萧淑芳给河北涿鹿县的农民作了一幅壁画，由郭沫若题字。
新华社记者 时盘棋摄
河北怀来县花园乡的街头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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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高举总路线红旗
到实际中去 到群众中去
满足社会主义建设需要 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
据新华社13日讯 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各个角落，争取提前和超额完成各项研究工作的跃进指标，这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1日举行的第二次常委扩大会议的主要精神。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和所属各研究机构负责人共五十多人。
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在会上就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贯彻总路线问题发了言。他指出，为了贯彻总路线，完成和超额完成已经制定的跃进指标，每个研究工作人员首先必须结合整风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发扬敢想、敢讲、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潘梓年说，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还必须坚决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要使研究工作受到实际生活的洗炼，满足实际的需要，不脱离实际斗争。那种认为到下边去深入生活同研究工作有矛盾的看法是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每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应当根据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来进行研究。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解决实际生活中提出的问题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贯彻总路线的基本环节。潘梓年说，还必须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批判工作，经常自觉地同修正主义，同教条主义等不正确的思想和文风进行斗争。要在研究工作中实现多快好省，还必须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辟一条新的广阔的道路。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同样可以运用高级、中级、初级研究工作相结合的方法。
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刘导生，学部委员翦伯赞、于光远、冯至等都在会上发了言。刘导生和翦伯赞主要谈到了在同现实距离较远的史学等学科的研究中如何联系实际和厚今薄古的问题。刘导生说，研究的对象离现实生活越远，联系实际的问题就越容易被忽视。在这些学科的研究中联系实际，主要是指用什么观点、为什么目的进行研究，如何使古为今用。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民群众的观点来研究历史，才能正确认识历史并使古为今用。翦伯赞说。有些资产阶级历史学者以史料、考据而自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家并不轻视史料，但是我们反对拿史料来吓唬人，重要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必须反掉。于光远在发言中指出，所谓“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落后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几年以来，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就全国范围来说，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源泉在于人民群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人员也应当像文艺工作者那样，到人民群众中去“采风”，要研究群众中涌现的先进事迹，同群众中的先进人物密切联系，发扬群众中的先进思想，只有这样，科学家的思想才能先进。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会议结束以前发了言。郭沫若说，每个科学工作者都要实行政治挂帅，插红旗拔白旗，拿出最大的力量，以期对实现总路线有所贡献。要不断地自觉革命，只有红才能保证专。郭沫若指出，对于科学工作者的自我改造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是劳动锻炼。他谈到，他这次到怀来地区农村“走马观花”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看到农民用牛粪喂肥猪，惊诧不止，便写了“科学不在远，就在猪圈旁”的诗来歌颂这件事。他说，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学习人民群众那种实干精神和忘我精神。科学家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最好的办法就是下去看看。郭沫若还指出，为了贯彻总路线，实现跃进指标，还必须在组织、制度上采取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保证。他建议制定科学人员深入生活的制度和具体办法。
根据大家的发言，会议决定制定各项具体措施，并同有关部门研究解决协作和高级、中级、初级研究工作的结合等问题。这次会议还通过一项决定，建议中国科学院撤销右派分子向达、沈志远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和他们以前担任的一切负责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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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六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
——略答马特
周谷城
1958年4月15日人民日报第七版上，马特发表了“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一文，俨然作总结，评论了许多人，而且把我也排在修正主义之列，要进行批判。我仔细地研究了这篇文章，感到它从头到尾都成问题。
这里且就几个突出的问题略论如下。
一、逻辑的物质基础并不等于逻辑本身
形式逻辑自成立以来，从不发生有无物质基础的问题，其客观物质基础也从来没有人反对，更不劳任何唯物论者的宣传和介绍。我在1956年新建设9月号里曾说：“形式逻辑的规律或思维规律或逻辑法则有来历，也有出路；有基础，也有作用。我说形式逻辑的法则只是规定推论过程的，对于事物自身并没有增加什么说明或解释。所指的是逻辑法则的出路或作用。……思维规律之有物质基础，并没有人怀疑，更不须任何唯物论者的宣传和介绍。”在1957年新建设6月号里我又说：“形式逻辑教科书里所讲的逻辑规则如‘名词在结论中的外延不得大于前提中的外延’，‘由两个特称前提不能得结论’，‘每一论式中的中名词在两个前提中至少必须周延一次’，‘前提有一为特称结论亦必为特称’，‘前提有一为否定结论亦必为否定’，‘由两个否定前提不能得结论’等等，都只要求规定思维过程；自有形式逻辑以来，就很明确，从不引起有无物质基础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只因逻辑的物质基础不等于逻辑本身，故把逻辑规律规则等的应用讲清，不涉及其基础，仍不失为形式逻辑。反之，若把不成问题的基础大讲特讲，把规律规则等的应用搁在一边，即讲出一朵花来，亦与形式逻辑的本身无关。所以一切形式逻辑教科书，无论是出自苏联的还是出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揭举规律规则后，即讲应用；物质基础，搁而不谈。不谈，并不等于否认，只因不成问题。
不独止此，就是把不成问题的物质基础谈得很好，像李志才先生所谈的那样，仍与形式逻辑的目的要求不相干。我曾说：“形式逻辑有根据，有对象。肯定了全体亦必肯定其部分等公理，是形式逻辑所必须遵守的根据；张三李四有死无死等事实，是形式逻辑所要推知的对象。我说形式逻辑的规则只是规定思维过程的，对于事物自身没有增加什么说明或解释，所指的是对象。李志才先生便连忙曰，肯定了全体亦必肯定其部分的‘公理就是具体的反映着客观事物所具有的一般与个别的必然联系。’一点不错，这条公理是反映了客观事物之一般与个别的必然联系，可作论式的根据。但问题就在这里：形式逻辑所不可少的根据并不等于所要推知的对象。两者截然有别，不能混为一谈。肯定了全体亦必肯定其部分的公理，是自有形式逻辑以来，千千万万的论式所必遵。难道千千万万的论式所要推知的对象只有一个？意义只有一条吗？对千千万万不同的对象一律赠送它们一条公理曰：肯定了全体亦必肯定其部分，能算对客观事物自身的性质增加了什么说明或解释吗？”江天骥先生说得好：“推论的前提是逻辑地包含结论的”。结论既已逻辑地包含在前提中，请问经过推论形式，究竟增加了什么？答曰，什么也没有增加。逻辑的物质基础对逻辑的目的要求并不发生作用。可见逻辑的物质基础并不等于逻辑本身。
二、规律和规则等却为形式逻辑所不能少
逻辑的物质基础虽不等于逻辑本身，但规律规则等却为形式逻辑所不能少。任何一本逻辑教科书都是研究思维过程的；要使思维正确，必须遵守应该遵守的规律和规则。例如，高尔斯基和塔瓦?茨主编的“逻辑”便曰：“逻辑学只是从思想的结构方面，也就是说从思想的逻辑形式方面来研究我们的思想（概念、判断、推理）。它揭示出一些规律和规则。遵守这些规律和规则乃是在获得推出的知识过程中达到真理的必要条件”。又曰：“我们之所以研究逻辑规律和规则，是因为遵守这些规律和规则乃是在获得推出的知识的过程中达到真理的必要条件。”马特则曰：“王方名……认为人们的社会制约性是逻辑规律的客观基础，实际上就是否认逻辑规律是客观外界事物关系在人的思维中的反映，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原理的，而实质上这是现代资产阶级逻辑理论中约定论的翻版”。王方名如何讲，不是我要知道的。但逻辑规律和规则一经由客观事物的关系反映为规律和规则了，对于思维过程，是否具有规定作用或制约作用？如曰有，则一切研究逻辑规律和规则的教科书，包括苏联教科书在内，是否要一律称之为“现代逻辑理论中约定论的翻版”？如曰无，则形式逻辑究竟要研究什么东西？江天骥先生是否定逻辑规律和规则的，他在1957年新建设3月号和4月号里发表长文，一则曰：“推论规则……不是决定推理正确与否的根据”。再则曰：“推论规则只是检查一个推理是否符合逻辑规律的标准，而并不是决定推理正确与否的根据”。三则曰：“一个推理不违反规则，是它正确性的标志；却不能说：这个推理之能够正确，就靠有这些规则”。形式逻辑的规律和规则有物质基础，没有任何人反对；然而为着要强调客观物质基础，竟把从基础反映出来的规律和规则的作用，一并取消，却完全是另一问题。坚持唯物论，是很好的；取消逻辑规律和规则的作用，窃期期以为不可。马特与江先生是同一路线的，自称为“坚持马克思主义逻辑理论的原则”的。难道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逻辑理论的原则，就要否定形式逻辑的规律和规则的作用吗？难道苏联的逻辑教科书都是反马克思主义或不坚持马克思主义逻辑理论原则的吗？
三、要使认识与实践发生关系
思维过程合乎规则，可以成为正确论式。一个论式的前提与结论间不相矛盾，叫作正确性，属推论范围；前提与事实相一致，叫做真实性，属实践范围。认识的真不真，是各科的事；推论的错不错，是形式逻辑的事。马特不以为然，说我把认识和论证割开了，“要陷于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泥坑”。其言曰：
周谷城认为：形式逻辑“的任务重在推论已有的认识或了解”。
“认识的真不真，是各科的事；推论的错不错，是形式逻辑的事”。
这就是说，形式逻辑只管表述论证，不管对现实的认识。……论证方法和认识方法虽然有区别，但是又有联系，这两者在形式逻辑中是统一的。论证以认识为依据，离开认识便无从论证。割裂认识和论证，便要陷于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泥坑。这里我愿稍稍详细讨论一下，看到底谁要陷入泥坑。一，论证方法和认识方法“有区别”云云，是什么意思？我说认识的真不真，是各科的事，意即谓认识要靠各科的实践；推论的错不错，是形式逻辑的事，意即谓论证要靠逻辑的推论。这区别您如认为错了，请把您那对的讲点给我听；如果讲不来，那末所谓“有区别”云云，便是空谈，便是废话，那便是已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坑。二，论证方法与认识方法“有联系”云云，是什么意思？我说形式逻辑的任务在“推论已有的认识”，意即依据已有的认识作推论；您说“论证以认识为依据”，也是依据已有的认识作推论。请问马特，您我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如果没有差别，为什么您说的就叫两者有联系，我说的就叫两者割开了？三，论证与认识两者在形式逻辑中是“统一的”云云，是什么意思？既曰论证以认识为依据，是两者明明分得开。又曰是“统一的”，则论证以认识为依据云云，还有什么意义？四，论证以认识为依据如果是正确的，那末认识又以什么为依据？如果以实践为依据，明明是您所反对的；如果回转头来，仍以论证为依据，则将陷入循环论证的绝境：论证以认识为依据，认识以论证为依据；周而复始，环循无端！
口口声声自命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一谈到认识，就怕触及实践，一听说认识的真不真要靠各科的实践，就以为人家错了，说是把认识与论证割开。请恕我一句，这里有没有半点马克思主义气息？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马特偏不相信实践！不相信实践，便肯相信推论，便肯相信形式逻辑。然而形式逻辑若不与各科结合，究竟能使我们认识什么？认识动物？植物？天文？地理？历史？社会？什么也认识不了。如不相信，请查一查任何逻辑教科书，看它除了规律规则、思维过程和推理形式等，还能给我们什么？反之，若与实践相结合，为各科服务，据已有的认识，进行推论，使前后不矛盾，效用却是显明的。任何科学家在进行研究时，或求真过程中，必须一面问自己所认识的，与客观实在符合不符合，另一方面问所认识的，内容前后矛盾不矛盾。前者属实践范围，后者属论证范围。从实践可得认识，依据认识可作论证。例如“房子里无空气会要闷死人”，这是由实践得出的认识；依此作推论曰，“这间房子无空气，也许要闷死人”，才可以稍稍放松实践。若自始就只许论证与认识发生关系，却不许认识与实践发生关系，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吗？请问谁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
四、不要制造反对辩证法的理由
推论的正确，按照逻辑规则做，就可做到。至于认识的真实，亦即充足理由，则完全不然，它不是按照什么一成不变的规则，一动手就做得到的，而是从实践中逐渐做到的。旧话虽有所谓“顿悟”，意即忽然一下晓得；但“顿悟”之前亦必有所谓“渐悟”，意即经过实践逐渐晓得的。人类在求知的过程之中，永远要求真实，永远要求获得充足理由。但为历史条件所限，所知者有时未必完全真实，未必都有充足理由。正因如此，才不断努力，不断实践，以期获得真知，获得充足理由。我在1956年新建设9月号里说：“充足理由为求得真知所不可少，但据以为推者未必都有充足理由。这是古今中外铁一般的事实，不能抹煞。自古至今，凡用形式逻辑宣传自己的主张的人，其主张未必都具备了充足理由。就是首创形式逻辑的亚里士多德本人，也不能例外。亚里士多德是用形式逻辑宣传自己的主张的；他的著作还看得见。请问他的主张有百分之几十具备了充足理由。此后，中世纪的经院学者，近代的资产阶级学者，最近的帝国主义学者，用形式逻辑宣传自己的主张的，更不知有多少人。他们的主张都具备了充足理由吗？不仅如此，就是我们自己，天天用形式逻辑宣传自己的主张，我们能保证自己的主张都具备了百分之百的充足理由吗？例如古史分期，各执一说，都用形式逻辑在宣传自己的主张，他们的主张也未必都具备了百分之百的充足理由咧。”否则学习研究还有什么意义？自由辩论还有什么意义？批判地研究哲学史、思想史等还有什么意义？由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云云还有什么意义？马特不以为然，说我割裂正确性和真实性，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就要导致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其言曰：
在思维形式的正确性和思维内容的真实性的相互关系问题方面，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见解认为形式逻辑只管思维形式的正确性，而不管思维内容的真实性。在这方面，表示得最坚决、最明确的是周谷城。他认为形式逻辑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主张。它可以为正确的主张服务，也可以为错误的主张服务。主张有对的和不对的，但是依主张所演出的论式，其自身却可以都是正确的。主张的对和不对，要看它和事实符合不符合；而论式的正确与否，却要看它自身前后矛盾不矛盾。……割裂正确性和真实性，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就要导致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什么叫“割裂”？应该正确的正确了，应该真实的没有真实，然而两者却联在一块。我们实事求是，如量指出，这叫“割裂”吗？资产阶级曰：“凡生产资料应该私有，大工厂是生产资料，所以大工厂是应该私有的。”这论式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哪一条？曰：任何一条也不违反。错在哪里？曰：不应主张生产资料私有。然则反对私有的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形式逻辑？如果是形式逻辑，那末形式逻辑竟成了绝对无上的东西，可以代替马克思主义了！颇闻有人想把形式逻辑绝对化，认为凡合乎形式逻辑的，都是正确的。那好了，马克思主义不必要了，辩证唯物论可以收起了，唯物辩证法更不用提了。果如是者，那世界真的变了，我也要跟着变。但事实上，世界并没有变，形式逻辑还没有绝对化，马克思主义还不能少，辩证唯物论还不能收起；就形式逻辑而论，更需唯物辩证法的领导。把形式逻辑绝对化，认为推论合乎逻辑的，主张就是正确的，那只是反对辩证法的一种借口，只是凭主观愿望制造出来反对唯物辩证法的一种不成理由的理由。马先生！正确性与真实性未必经常是一致的，就是江天骥先生，也曾在1957年3月号和4月号的新建设里“逻辑问题综述”一篇文章中说：“推论决不只是纯形式的推演，却是从真的或假设为真的前提合逻辑地得出结论的过程。……推理一般地不是从断定为假的前提出发的。如果前提是假的，在推理过程中总是被断定或被假设为真”。江先生大概不想反对唯物辩证法，所以还留下这一手：前提就是假的，有时亦无妨假定为真。这就通了。马先生不然，把正确性与真实性死缠在一起，不许分辨清楚，一方面扬言两者有区别，另一方面却又取消这区别，那除坚持反对唯物辩证法的领导外，找不出其他任何理由。
五、形式逻辑要靠拢唯物辩证法
前提不真，有时只能假设为真，这是迫不得已，并非心所谓安。然则如何而后可呢？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实践于所要知道的东西的环境中，比较有办法。当然，熟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毫无实践，则除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以外，可能一无所知。但重视实践的人，能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领导，认识总是可以逐渐真实的。所以我曾不揣冒昧，不止一次地说，形式逻辑要以唯物辩证法为领导：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区别，时刻不能分离。尤其是我们同敌人进行论战时，必须坚持这点。形式逻辑，是敌我共同的武器；加上唯物辩证法作领导，情形就不同了，掌握在我们手里的武器的威力，更能好好地发挥。否则以形式逻辑斗形式逻辑，以三段论法斗三段论法，往往陷入了敌人的重围或竟站在敌人一边，而不自觉。例如，沈秉元先生反对美帝在各国建立军事基地，原是一片很好的心肠，人人应该拥护。可是他不用唯物辩证法，仍只乞怜于敌人所同样掌握了的三段论法，大谈三段论法的公理，大谈整体包括部分，大谈书包包括像片、衣袋包括钱的道理；结果他站在敌人一边而不自觉。多么可惜呵！他在1956年新建设7月号里有一段辩论曰：
为什么同样一种推论，……后一推论（帝国主义在外国建立军事基地是为了本国的安全；那末，美帝国主义在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周围建立了军事基地；因此，美帝国主义也是为了本国的安全。）就是荒谬的呢？这还是由于推论本身决定的。三段论法的产生是有它的客观根据的；要阐明这一点，必须从三段论法的公理谈起。三段论法的公理就是：凡是对于整体所肯定的东西，那末对于其部分也是肯定的。凡是对于整体所否定的东西，那末对于其部分也是否定的。这一公理可以作另一种表述，即事物的属性的属性，也就是事物本身的属性。这一三段论法的公理，是由人们千万次的生活实践中总结起来的，好比像片夹在书里，书放在书包里，所以像片就在书包里。再如钱放钱包里，钱包又放在衣袋里，所以钱也在衣袋里。人们根据这些事物的最普通、最常见的关系，总结了三段论法的公理，人们就是根据这些最普通、最常见的公理来进行推理，寻求新知的。所谓肯定了整体，也肯定了部分；所谓书包包括了书里的像片，所谓衣袋包括了钱包里的钱等等，究竟与美帝要在外国建立军事基地，从而也要在人民民主国家周围建立军事基地，有什么不同？拥护美帝，这段文章是足够的；反对美帝，则必于三段论法之上加上唯物辩证法。马特说，沈马等的路线是正确的。不知对这段文章看过没有。如果没有看，就任意下论评，请恕我一句：这对学问未免不忠实；如果看过了，而没有看懂，请再恕我一句：这对学问未免太粗心。马特把我排在修正主义之列，要进行批判；我看这是割鸡用牛刀的办法，殊不值得。还是另行考虑批判对象吧！
（编者注1956年和1957年，周谷城教授曾连续五次在“新建设”杂志发表文章，论述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