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救济福利工作的两种概念
宋庆龄
中国福利会正在纪念它的二十周年。这二十年恰当中国漫长历史中的两个时代。我们可以说，中国福利会是在一个时代里诞生，而在另一个时代里长成的。我们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垂死的痛苦中开始了工作，并曾用我们棉薄的微力来加速它的崩溃；我们看见了新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诞生和它初期的生长，并用我们的全力参加了它的建设。因此，我们便于进行比较，能够就两种不同类型社会的救济福利工作，得出某些结论。
一
救济福利工作是每一个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必需的附带物。自然界并无国界之分，它常常是变幻多端，无法控制的，因此一般都需要有救济工作。同样，福利工作也并不是任何特殊的政治制度所专有的。国家本身就含有作为一个机构来为社会服务的意义，它是在历史上某一特定的时期中建立起来的。当社会从低级发展到更高级的形式，福利设施也随之而发展，为更广大的人群服务，成为国家对它的成员不可推诿的一种职责。
然而，政治制度是从人民一切生活的必需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因此，救济福利工作也就不能不成为这种基础的反映。在每一个社会里，救济福利工作都受到一般社会法则的支配，这种社会法则在它的环境中也就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因此：在保护人民免受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在使人民获得现代文明的各项福利措施的救助和慰籍的工作中，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这种服务的概念也有所区别，而且有很大的区别。各种政治制度的内在特征，也就直接反映在它们对待救济福利工作的态度上，和它们掌握救济福利工作的方式上。
二
在生产手段属于私人所有的情况下，人类社会显著的特点是它的分散性，每个人都孤立地自谋生活。生活的最高目的是获得生产财富的手段；没有生产财富的手段，个人便必然为生产手段的占有者所左右。这就形成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从人的天性和需要来说，他必需作为一个社会的人而存在，但社会却迫使他孤立地生活。这便造成了人与社会的致命冲突。这种不可解决的矛盾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敌对关系，与追求个人占有的残酷斗争，也就是社会与生产中间的“无法无天”的斗争。那些占有了生产工具的人，就自动地把剥夺他人作为目标，以便从人、土地和机器取得最高的利润。“人人为己”，这句话乃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社会法则。它也就是弱肉强食中的法则。
当然，主张这种社会制度的人们总想装得好看一点。特别在最近，你可以听到许许多多关于“人民资本主义”或“福利国家”的说法。这些都是企图欺骗人民，使他们认为旧社会的哲学和结构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认为在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生产手段占有者和被剥夺者实际上乃是伙伴的关系，认为国家已成为站在阶级利益之上的人民的慈祥的保护者了。
在整个历史中，现实已经不止一次地粉碎了这种巧妙的宣传。人类社会生活说明：在生产手段私人所有制的情况下，必然会发生资本、土地、机器的加速集中；而当这种两极化发生的时候，政府和大的生产手段所有者便形成了坚强的同盟，这一同盟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反对大多数群众的福利。绝大多数的人民遭受了严酷的限制；由于财富分配的极度的不平等，他们大批地发生了精神上和肉体上被摧残的现象。事实上，即使当破坏这个社会制度的慢性经济危机处于低潮的时期，也存在着对广大人群的剥夺。
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阶段，即使当生产和技术最为先进的时候，即使在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最发展的地方，都是如此。因为社会的结构使劳动者根本不能收回他的全部劳动价值。他也许可能以组织的力量，通过工资和“镶了边”的福利等，暂时分得他所生产的财富中较大的一分，然而生产手段所有者的利润不断增加，却说明了劳动者所创造价值的大部分，究竟到哪里去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这种情况更要严重好几倍。
人民的经济地位直接影响着他们获得文化教育的机会。一个人的收入越少，他受到教育的水平也越低，他获得文化发展的机会也越少。而文化本身也受到了损失，因为交通工具和学习的方便都被控制在生产手段占有者的手中。他们害怕学问，而且把它作为阶级对立的一种武器。在公众头脑里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认为一个人善思考，好读书，那末这个人便有些“古怪”，因而也就不适宜和“普通”老百姓接触。知识分子受到公然的侮辱，在生活和工作上被歧视，而且被认为不可信赖，不能担负公职。这种情况，已经在那些社会的正直的知识分子主要人物中间引起忧虑，这是并不奇怪的。美国一位卓越的教育家，最近在纽约时报上用着明显的惊慌的笔调写道：“也许美国教育制度最严重的失败，就是它在知识界中产生了消极性的趋向。”
不过我们应该看见，在这种情况的后面，却有一只手在摆布着。在一个现代工业社会的福利事业计划中，必须包括文化教育事业；但是它的内容却要遭受严格的限制。政界和大企业的首脑认为，劳动者应集中精力来掌握日益复杂的机器，同时应满足于获得一些“纯粹的消遣”，但是却不能鼓励他们思考。万一他们要思考，那么最好是把他们束缚在唯心主义的包围中，这样就容易使人们安于现状，使他们相信一切都是静止的，连生产的社会性质与生产手段的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鲜明矛盾，也是千古不变的。让他们把人与人之间的残酷剥削看作一种“自然的反应”，接受它作为生活的准则，这不是再好也没有的办法了吗？
事实很明显：在旧社会里，大多数的人民是享受不到“福利国家”的恩赐的。他们所谓“自由”，只能解释为被用一切方法隔离开来，处于分散状态，因而仅能依附于不属于他们自己所有的土地和机器。他们是无保障的，因为生产手段所有者可以随意把他们赶走。他们受到各种各样的剥削，被迫着“加快”赶工，在社会生活中受到贪污腐化的糟蹋，缺乏教育和医疗设施，在许多国家里还受到可恶的种族歧视的迫害。
在一个有些人依靠他人劳动为生和有些人的劳动却为他人所剥削的社会环境里，怎么还能谈到“社会同情”呢？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它所有的政治、哲学、宗教、法律、艺术等观念和制度都是为了用尽办法使剥削制度永存，难道还能谈到对个人的关怀吗？
在那种社会里，救济福利工作也正是为了使这种制度神圣化的巨大努力中的一部分。他们的计划和设施的目的，不外是利用人类的同情和善意，来转移人们对于旧社会中所造成的对人的巨大损害和糟蹋的注意力。因此，所谓救济福利工作，也就被用来给那些没有对人民尽职的社会，作一些“弥补”的工作。最坏的时候，这种救济福利工作玷污了“慈善”的名义。最好的时候，它们也只不过是人民经过艰苦斗争才能获得的一些利益，而且人民必须继续斗争，以免这些计划被人以“反对社会主义倾向”为名，或者在疯狂的扩张军备中，一笔勾销。
实际上，在旧社会里，大部分的救济福利事业正是被当作另一种大买卖来做的。首先，社会本身制造了一些问题，扩大和促进了“慈善”的急迫需要。其次，由于那种国家没有足够的条件来制定和实施人民所需要的救济福利工作，于是就培养了大量的私人慈善事业。然而从人民身上榨取的金钱究竟有一个限度。（根据1958年1月18日美国出版的“民族周刊”上所刊载的统计，在美国，对于非官方的救济福利事业的捐款，约有70％来自私人，而仅有7％来自大企业，其余则来自有组织的工人和其他团体。）这样，为了得到较大的一笔钱，在各个不同的组织和经办机构之间，就展开了一场混乱的争夺。“民族周刊”里的文章提到了这一种亿万金元的“工业”，不过是一座
“角逐的林莽，在这里，为了‘募集’慈善金元所花的时间、金钱与精力，常常和使用这些慈善金元时一样多。”即使在政府承担这笔费用较多的国家里，福利事业也往往因为机构臃肿，“文牍主义”的流行和不能称职而声名狼籍。这种在福利事业中通常出现的浪费与混乱，给各种各样的尸位素餐、营私舞弊以至直接的贪污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真正用于救济福利事业的金钱，是微乎其微的。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需要只能间歇地和小量地得到满足，问题不能获得根本解决，最后的结果是大部分人民继续遭受苦痛。由于这种制度的本身性质，经过在“慈善”事业上的一番效力之后，一般的态度就干脆把这种苦痛看作“不可避免”的不幸遭遇，而且当作苦难者的私人事情来对待了。
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救济福利工作。在封建和半封建制度的情况下，国家承担的责任就更小了，在那些有能力捐助“慈善”事业的人们中间，社会同情也更差了，因而人民受苦痛也要大上许多倍，因为那种社会已到了最后的垂死阶段。
三
社会主义和所有其他社会制度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供给人们经济和文化需要的生产手段，是属于公有或合作社所有的。整个社会的需要，决定了如何使用这些手段。使用它们的目的是，通过有计划的和合理的人力使用，来满足全体人民在各方面的不断增长的需要。
仅仅四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科学的管理国家的方法是最有效能的，它动员了国家的全部资源和人力，来完成它的目标，消除了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现象。这样不仅使工业发展速度远远地超过其他类型的社会，同时也使人们从来没有想像到的社会稳定成为可能。他种经济形式所遭到的周期恐慌的循环法则，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不再发生作用了。由于无计划和不平衡的发展而造成的周期性大规模的失业，和普遍的悲惨生活，不再发生了。因此，在旧社会里所必需的大量救济工作，也就不必要了。
在所有的社会形态中，社会主义在其他各方面也都是最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因为生产工具私人所有制不复存在了，社会进步的取得，不再有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了。人类劳动的成果，按照每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而得到了合理的分配。
此外，社会主义制度也标志着每天都在表现着的高度的社会同情。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个社会，其中既没有个人既得利益的集团，因而也不再有被人欲横流的相互倾轧搞得支离破碎的情况了。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生活唯一动力的情况已经失去了它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因此标志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敌对矛盾，已得到解决，而且消灭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基本上已经融合在一起了。从生产过程中以及人类天性中所产生的相互关怀和合作的风尚，在社会本身中表现出来了。个人和他的同伴达到了一致，而且越来越多地从一个更崇高的前提，而不是仅仅从个人的欲望来执行他对社会的责任。他觉悟到必须首先为社会服务，而这实际上就是为自己服务。因此，每个人的幸福对其他每一个人，都成为同样重要的事实。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法则。
这一法则的实施，并不像在原始公社里那样，只限于以争取生存为目的。社会主义制度反映着人类最远大的社会发展，它的水平要高得多，就是供给全体人民以丰富的生活必需品。
同时，人们生活的目的，也决不是像在资本主义之下，仅只是对于商品的“疯狂追求”。同样地，人们社会行为的标准也更提高了。在这个社会里，“一切财富中最宝贵的”是人，而不是利润，因而重要的是关于人的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和生产，要求着人们受到广博的教育，同时它们也对每个人提供了不断进步的机会。在生产不断地和迅速地增长的基础上，国家使人民的身心安泰，成为全民的一种权利。扩大了多种的福利事业，其中包括不断提高人们才智的教育设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给予人们这样的保证，并且给每一个人都开辟了发展智慧的最广阔的远景，不管他属于何种民族，何种种族。
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列主义中心思想，就是使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知识力量与他们集体提高公共福利的实际工作密切结合起来，以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
四
解放前的旧中国，是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重压之下的。人民背上的负担是那样沉重，他们在贫困中简直抬不起头来。旧的制度实际上只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在那个时期里，也许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或人民曾经那样地成为国际关怀的对象。差不多在地球上各个地方的热心朋友们，都参加了这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工作，在中国人民反对内外压迫的历史性斗争中，给与了帮助。当我们不顾一切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中国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朋友和他们的帮助。
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另外一种人和组织，他们也是带着“赠物”而来的。他们装扮着来做救济和福利工作。但是他们却把这工作变成了毫无价值的一只“展览箱”，完全不能解决当时的问题。他们的意图是麻痹和欺骗我国人民，破坏我们的革命精神和民族意志。可是这些“慈善家们”失败了，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同盟者——中国的反动派一起，只代表着垂死的和无可挽救的东西。他们已经“太迟了”，因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决定了要把旧社会推翻，而把一个能够保卫和复兴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建立起来代替它。
由于这是我们民族生存的关键，它必然影响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救济福利工作在内。从开始的阶段，这一方面就有它的代表参加在人民的一边，共同进行了这个巨大的斗争。保卫中国同盟——现名中国福利会——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因为能有这个光荣的纪录而感到十分自豪。
由于在争取人民的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把我国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国家的面貌已经完全更新了。这也使我们的救济福利工作有了巨大的改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种公认的地位，它们是我们国家职能中的一个部分，它们关系到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也为全体人民所密切关心。
在今天的中国，一个人或一个地区在困难中孤立无援的情况，已经不可能发生了。整个社会都感到有责任，因而就会采取行动。整个社会都已经动员起来，向我们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状态进行斗争，这样来使我们全体人民得到一种更美好和安定的生活。
我们同样地在向自然界进行坚决斗争，因为它有时还在我们国家的某些地区造成灾害。你只要回想一下我们怎样和1950年、1954年和1957年的水灾进行斗争就够了。这些严重的威胁，都被我们坚决地克服了，而且其效能之高，又是在我们历史上所从未见过的。同样，我们也展开了抗旱、灭蝗和消灭动植物的病、虫害等等的斗争。灾荒已经不能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了。
这一切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由于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领导，它坚持了动员人民，依靠他们的社会觉悟的力量，来争取进步和贯彻自救的原则。在我们国家遭遇到几次巨大灾难的考验下，我们发现了社会主义的救济福利工作的概念，给予我们以克服一切困难的方法。而且，我们已经迈步前进，开始了一系列的包括各种规模的建设计划，来改变自然面貌，消灭灾害地区，并且把许多水闸、电站、灌溉系统和巨大的工业基地，点缀在我们的国土上面。
这一切显出了社会主义所给予我们的新力量。这也说明了中国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成为一个人民深陷在不幸的魔掌中绝望无依、因而到处伸手求援的国家了。一个真正的新中国，已经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我们在福利事业方面，也已有了同样的进展。劳动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医疗享受、对老年人的关怀、休息和娱乐，这一切在我们的宪法上都已有明文规定，给每个公民以保证。这是实情：虽然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可是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来实现这些保证，而且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得到完全满足。这是因为我们长期的落后状态，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全消除的。首先必须把巨额款项投资在工业经济的基本建设项目里。不过，这一类的投资已经开始给人民带来了好处，而且还要带来更多好处。因此，当我们国家在执行这种任务的时候，虽然暂时还只是渐进的，而且不能算完美的，但是随着我们整个国家建设的前进，将会越来越取得更大的成就，得到更大的满足。
在我们面前经常有苏联作我们的榜样。我们看到，尽管苏联曾经过二十年的战争和战后恢复的时间，它已经有了多么惊人的成就。许多年来，苏联人民所享受到的教育、医疗和其他种种的福利，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能做到的。西方国家的一些专家现在也不得不很坦率地承认这个事实了。苏联的工业基础已经建立得极其巩固，因而它已能采取一些极其大胆的措施，在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来赶上或者超过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中国人民深信，这也就是我们的未来。然而我们并不是在等待，我们正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是我国人民在数千年来历史中从未经历过的事情。随着时间的前进，我们的自给自足的能力，将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而几倍地增长。
此外，中国人民今天不仅已经能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已有力量来帮助世界上由于各种原因而处于困难中的朋友。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我们就开始这样做了，今后还将继续这样做。中国人民所以采取这样的合作，并不是作为对于在我们“苦难的年代”中朋友们曾经给予我们帮助的一种“报偿”，而是把在国内指导我们思想和行动的人道主义原则，扩大到国外去。事实上，也就是使更多的人分享到我们社会主义的成果。我们以真诚的友谊，全心地帮助别人，不附带任何条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对待别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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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祝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周年
董必武
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周年，谨在这里向它表示衷心的祝贺。
二十年来，中国福利会在宋庆龄先生的领导下，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有着卓越的贡献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福利会曾经是团结了国际上进步和爱好和平的人士，对我国坚持敌后抗战的解放区军民，给予了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援。它曾将大批的医药等物资运送到解放区，帮助了解放区开展医疗和儿童保育工作；它还介绍了一些真正同情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际朋友到解放区工作。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提到具有伟大国际主义精神的白求恩大夫和柯棣华大夫，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
中国福利会，通过宣传工作，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卓绝、英勇抗战的事迹，向国外作了真实的报道。这对于解放区的人民同国际上进步人士建立友谊的联系，争取国际上的支援和同情，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发动全面的、疯狂进攻的日子里，中国福利会仍然不顾当时反动政府的压迫和阻挠，继续以人力、物力和财力，对解放区军民进行支援。它同当时解放区的救济组织——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保持联系，并且通过它资助了在解放区开办的国际和平医院（医院八所、分院四十二所）、医科学校（八所）、托儿所和孤儿院（十几所）、制药厂等医药卫生事业和儿童福利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福利事业。
中国福利会，为支援解放区人民，曾不断同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和残暴，驳斥并击败从国内外发出的歧视和诽谤解放区人民的谰言。在抗战胜利以后，它更积极地配合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同在美国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进行正义的斗争，揭露帝国主义利用“救济”支援蒋介石进行反人民战争的罪恶事实。
中国福利会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不论是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的独立的斗争中，还是在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求得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的斗争中，它总是站在革命的中国人民的一方面，并且卓越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
在全国解放以后，中国福利会已经不再是在反动统治重重压迫下，极端恶劣的环境里孤军奋斗的一个救济福利组织，而是新中国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同心协力进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人民大众福利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人民政府和各界人民的支持下，在儿童文化和妇幼卫生保健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它的许多工作都在国内起到了模范作用。它的国际宣传工作，向世界各国人民报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跃前进的情况，这对于加强并扩大世界各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
在我们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周年的今天，国际的局势是“东风压倒西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向前大跃进，我以十分兴奋和愉快的心情，预祝中国福利会，在这种对世界和平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十分有利的形势下，能够在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民福利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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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卫中国同盟的初创时期
廖承志
1938年保卫中国同盟创立，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四年间，我荣幸地在宋庆龄先生领导下，做过微小的工作。因此这四年间的大事，我还记得一些。际此保卫中国同盟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将它纪录下来。
保卫中国同盟创立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艰苦抗战的第二年。抗战必须持久，斗争一定艰巨，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坚持到底才能取得胜利。而蒋介石在那个时候，正全面地压迫人民的抗日群众运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封锁，断绝粮饷接济，并多方和日本接触，使日本的侵华军队集中火力进攻人民军队。群众的抗日游击战争到处风起云涌。他们没有钱，没有医生，没有药品，保卫中国同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宋庆龄先生号召而诞生的。它的目的就是援助抗日游击战争，给八路军、新四军支援，并救济在游击区和敌后受伤的爱国同胞和游击队的战斗员、指挥员。
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是明目张胆的。他们搞成了一整套官办的“抗敌后援会”，目的是统一一切募捐，严格控制所有的类似的爱国捐献运动，并通过其特务线索控制南洋各地华侨的爱国捐献团体，企图使每一分钱都落在蒋介石的腰包里。他们的口号就是：“进行独立募捐就是反对蒋介石，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反对抗战。”保卫中国同盟克服了一切困难，毅然担起了它所应当担负的任务。
保卫中国同盟为完成这样的任务，不得不设在香港，直到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香港的时候。全世界各地支援中国人民抗战的国际朋友，以及爱国华侨，开始点点滴滴的捐款。到游击区服务的医疗人员、药品，由华侨组成的到游击区服务的战地服务队、救护车队，克服了各种困难，由深圳、东江、河内源源地送达到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伍。新四军成立时的通讯设备也是保卫中国同盟募捐助成的。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广州，跟着侵占了武汉。香港成为日本特务横行阔步的孤岛。在国内，蒋介石的反共阴谋更露骨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募捐更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无耻阻挠和公开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更扩大了保卫中国同盟的活动，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捐款来得更多了。在延安开办的国际和平医院，就是广州沦陷后由保卫中国同盟发起和接济的。著名侨领陈嘉庚、司徒美堂先生对协助保卫中国同盟也做了不少贡献。
蒋介石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威胁保卫中国同盟，甚至通过英帝国主义和在香港的代理人进行恐吓和威胁。但是保卫中国同盟以加倍的努力回答了这些阴谋。在香港组织了多次的电影、戏剧等各种各样的义卖会进行筹款，支援了八路军、新四军、东江纵队以及各个游击部队。
蒋介石还动员了驻重庆的英国大使来威胁宋庆龄先生，企图劝说她离开香港，放弃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宋庆龄先生和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辩，英国大使才满面羞惭地走开了。
皖南事件爆发后，宋庆龄先生严词谴责了蒋介石的罪恶行为，同时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向全世界控诉了蒋介石摧残新四军和包围封锁八路军的罪行，取得了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国际朋友和爱国侨胞的声援。
保卫中国同盟还支援了当时香港的进步文化新闻事业。皖南事变后在香港出版的主张正义的华商报，就是由保卫中国同盟拨款举办的。
保卫中国同盟还进行了支持抗战、反对倒退、反对投降的国际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它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的援华会取得了密切联系，供给他们有关支援中国抗战和八路军、新四军活动的资料。
短短的四年中，保卫中国同盟进行了不少工作。固然，八路军、新四军主要是依靠群众支持，依靠艰苦朴素作风，依靠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和医药用品来解决困难的；但保卫中国同盟在侧面，在某些角落，是完成了它的任务，并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不禁回想起宋庆龄先生在那四年艰苦的岁月中，在亲友的责难、特务的恐吓、帝国主义殖民者的中伤破坏及蒋介石的威胁造谣下，怎样地进行了坚强不屈的工作。时间过得真快，已是二十年了，这二十年真是不平凡的二十年。我又不禁回忆起二十年前在香港宋庆龄先生住宅的一个小客厅里，由五六个人宣布保卫中国同盟成立时的情景，和1949年10月1日兴奋地在天安门上向千百万群众挥手的宋庆龄先生的欢乐心情。斗争总是一点一滴地进行的。唯有忘我地进行一点一滴的斗争的人，才能分享到自己的一份劳力在里面的伟大胜利的欢欣和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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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资料
中国福利会二十年
1958年6月14日，是中国福利会的二十周年，中国福利会从1938年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开始，经过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解放后到现在，二十年来，在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宋庆龄先生领导下，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中国福利会二十年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1938年6月至1941年12月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的时期：
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凶焰，在蒋介石军队迅速溃退后，疯狂向中南地区进攻，民族危机深重。
宋庆龄先生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坚决支援抗战，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它的主要工作是支援抗战，向全世界报道中国人民抗战的情况，争取国际爱好和平正义人士的同情，并筹募款物，进行对医药、儿童保育、工业合作社等援助，以支援抗战。尤其是将筹得的款物，大力送往八路军和敌后解放地区。
当时，解放区医疗工作很困难，西药及手术设备很缺乏。“保盟”一方面介绍医务干部前去，如加拿大人白求恩大夫，印度人柯棣华大夫等。他们以国际主义精神，忘我地为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种支援，就是医药物资的支援，将当时伤病员极需要的药物，如消炎剂、破伤风血清、奎宁、各种疫苗等，以及各种手术设备、化验设备，大批担架、毛毯、被服等，运往解放区。
在解放区的延安、五台山、晋东南、及华北、华中等地，设立国际和平医院；并支援新四军医院。白求恩大夫在解放区训练医务干部，建立医务工作制度，对国际和平医院的发展有很大作用。
在进行医药工作同时，也注意儿童的保育工作，支援陕北几个儿童保育院，也支援抗日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
“保盟”支援抗战，主张统一战线，主张民主，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运送物资到解放区去，一方面要遭到敌伪抢劫和国民党的阻挠，甚至没收；另一方面要经过曲折困难的交通线。但总是花了人力财力，周密计划掩护，源源不断地运往解放区。这些都包含着要在政治上、具体工作上同敌人和国民党进行斗争。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香港，宋庆龄先生乘最后一架飞机离香港到重庆。香港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后，“保盟”有一部分外国工作人员，受到敌人的迫害。
（二）1942年至1945年保卫中国同盟在重庆时期：
在1942年夏秋间，“保盟”在国内的友人支持下，重新投入工作。
“保盟”的任务与前一时期相同，但环境更恶劣。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勾当更加明目张胆，与敌伪勾结，封锁解放区，不让物资运送，后来甚至公开抢劫“保盟”运送到解放区的物资。
同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情况有变化，重庆和国外联系和进行工作较困难，当时外国捐募款物机关如美国援华救济会、英国援华会等，又与国民党关系密切。因此，“保盟”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募得款物，设法运往解放区，一方面“保盟”由于宋庆龄先生的国际地位，以及处理款物的完整记录，得在国际间陈述坚持抗战的人民——解放区人民和抗日军队的需要，并驳斥国内的反动派的毁谤言论。这些反动派是主张捐款不要运到解放区去的。工作比前一个时期更艰苦，斗争也更紧张。
在这时期中，“保盟”抓紧一切机会进行工作。例如继续运送各种手术设备给国际和平医院，支援白求恩医学院教学工作所需要的书籍资料和设备，拨款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制药厂（据资料记载，1942年八路军制药厂全年开支中，“保盟”捐款占12％以上）。
又如援助边区政府的托儿所二十一处，其中著名的为洛杉矶托儿所。又援助抗属子弟学校、少年技术学校等。并继续帮助西北工合延安办事处，支持生产自救。
1943年，河南大灾荒，在敌伪统治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很多人饿死了，还遭到抽丁、捐税重重压迫。“保盟”在国内筹募了大批款物，前往救济。
（三）1945年至1949年解放前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的时期：
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宋庆龄先生回到上海后便宣布继续她的工作，将保卫中国同盟的名称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同时，她宣布中国福利基金会将扩大和发展工作，致力战争创伤的恢复和建设工作。
当时的工作，是继续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就是支援边区和解放区的国际和平医院、医学院、托儿所、孤儿院、实验农场、制药厂等事业，并计划在上海、重庆、昆明、成都等地援助贫病作家。
当时有八所国际和平医院和四十二所分院、八所医学院得到医药器材和教学材料的援助，有二千五百名儿童的十所托儿所和孤儿院得到支持，实验农场和制药厂得到了农具、制药原料和技术上的支援。
1946年后，在上海开辟了儿童工作。在胶州公园旁设立儿童阅览室，1947年春改为第一儿童福利站。1947年10月在通北公园内（现在沪东劳动公园）设立第二福利站，11月在昆山公园的第三站开幕，同时儿童剧团在第三站内开始创立。儿童福利站设在工厂贫民区，对周围贫苦儿童进行识字教育、医药保健工作和卫生教育工作。
在上海的儿童文化和保健卫生工作，一方面是掩护中国福利基金会支援边区和解放区的工作；特别在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向解放区进攻后，上海政治环境更加不利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时候。但另一方面，上海工作也极有意义，在当时蒋介石反动统治地区，人民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中，大批儿童饥饿疾病失学，通过福利站等工作，挽救儿童，并通过文化教育活动，给儿童进行一定的革命教育。
当时还有个战灾儿童义养会，是由中国福利基金会与国外救济团体合作，在经济上帮助了三十多个机构，支持了五千多个儿童的生活和教育。使这些机构和孩子，在黑暗统治下度过了极度困难的时期。
“保盟”成立以后的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里，在进行各项支援边区、敌后游击区、解放区以及在上海进行妇女儿童福利工作的同时，不断地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争战的艰苦斗争的真实情况，向国外报道，这对粉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人民的造谣诬蔑，对建立边区解放区人民与国外进步人士的联系，对争取国际朋友对中国人民的斗争的支持，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1949年解放后至现在，中国福利会在上海的时期：
从上海解放后开始，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一个崭新的人民时代，没有压迫和迫害，新环境给中国福利基金会带来了为人民服务的广阔前途。
1949年内，一方面仍旧帮助临时救济联合会进行难民救济和遣送难民还乡工作；一方面在研究新的工作方针和任务。这时开办了一所托儿所（在陕西北路三百六十九号，即现在幼儿园的前身），扩大了儿童剧团。当时有大批工作人员参加了人民政府和南下工作团，因之又吸收了新的工作人员。
1950年春季，经过一次学习，三个儿童福利站工作结束了，改变为儿童工作研究室（即儿童时代社前身）、少年儿童图书馆、少年儿童文化站、妇幼保健站。在二季度内陆续开始工作。
8月15日，宋庆龄先生正式宣布，将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称为中国福利会，并确定中国福利会的任务是从事妇女儿童保健文化方面的实验性示范性工作，并进行关于新中国的国际宣传工作。
关于老区国际和平医院等工作，由于全国解放了，各事业由人民政府直接领导进行工作，支援工作任务已完成；原来的战灾义养会的义养儿童的工作，也同时结束。
1950年底，共有八个业务单位：儿童剧团、儿童时代社、少年儿童图书馆、少年儿童文化站、妇幼保健站、托儿所（现改为幼儿园）、婴儿托儿所（现改为托儿所）、沪西女工妇幼保健站。
1951年内，在少年儿童文化站原址建筑了新屋，扩大规模，改称少年儿童文化馆，初步具备了少年宫的雏形。接办了美国教会世界服务会的三个业务单位，托儿所并入中国福利会托儿所，二个福利站改为中国福利会少年儿童图书馆阅览室。
1952年1月，“中国建设”创刊出版；8月中，二个保健站合并，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正式开幕。
1953年春，将原来少年儿童文化馆和图书馆合并，创立少年宫，于6月1日开幕。
1954年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和文教事业的发展，中国福利会各事业单位工作质量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工作人员在业务水平和政治上都有所提高。同时，各单位的业务仍有不同程度的扩展，如：“中国建设”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迁移新址，扩大院舍，增设了床位；儿童剧团几年来经过不断演出和坚持训练培养干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培养了干部，具备了剧院的条件，在1957年4月10日剧团成立十周年纪念时，正式成立儿童艺术剧院。并于1958年将延安电影院改建为儿童艺术剧场。（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