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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革命精神培养又红又专的企业领导干部
钢铁学院副院长 张文奇
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干部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人才的坚定方针，1956年，中央决定在高等学校里设置干部特别班，抽调现有厂矿的领导干部学习科学技术知识。这一措施定会把富有革命斗争经验的老干部用科学技术武装起来，成为又红又专的国家企业的领导骨干。因此，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及时的。
为了促进技术革命的高潮，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坚定不移地扩大老干部的培养数量；在培养目标上不但要培养厂矿企业的领导骨干，而且要培养他们成为科学技术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使更多的富有革命斗争经验、立场坚定的老干部获得较高的科学技术知识，这是完全可能的。
钢铁学院于1956年暑期成立了钢铁冶金专业的干部特别班，抽调了冶金工业部系统的厂矿企业的部分老干部进行学习。现有学员三十三人，这些同志年龄在三十一岁至四十三岁之间，平均年龄为三十七岁。这些同志都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前的党员，经历长期的革命斗争的锻炼，是我们国家重工业建设的领导骨干，但他们缺乏生产管理的科学技术知识，因此常常在工作中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所以他们迫切需要学习，为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更大的作用。
钢铁学院干部特别班开办将近两年，他们从高中课补起，现在已学完了大学的基础课和大部分基础技术课；再有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就可以学完专业课。两年来的事实证明，老干部完全可以攻克科学堡垒，用三年半或者稍长一点的时间，完全可以培养成为掌握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企业领导干部。我们深深体会到这是高等学校的光荣的政治任务，是贯彻阶级路线向工农开门的重要措施之一，必须尽一切可能办好干部特别班。
要办好干部特别班，必须克服保守思想，打破常规，用革命的精神办学。开始时我院对干部特别班的特点估计不足，考虑问题往往以正规大学的东西作蓝本，脱离实际，没有积极地及时地向各种保守思想展开斗争。在大鸣大放时，一些右派分子向老干部班、实质上是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我们击退了右派的进攻，又批判了保守思想，进一步肯定了高等学校培养老干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同时也进一步分析了老干部学员的特点，在教学中利用其优点、克服其弱点，使干部班的学习，跃进了一步。
根据我们的体验，老干部的特点，从组织教学观点分析，和青年大学生比较，有三差两强，“三差”是原有的文化基础差；年龄大记忆力差；身体弱健康情况差。“两强”是由于学习目的性明确，学习的自觉性强；对问题的分析理解能力强。
老干部的这些特点，就是我们高等学校在制订教学计划、精简教材内容、改进教学方法以及制订各种规章制度的依据。在制订教学计划时，应该根据培养目标，把专业范围放宽。如我院的钢铁冶金专业的干部班的教学计划，所培养出来的干部应该是不仅能担任炼铁厂或炼钢厂的领导工作，也可以担任钢铁联合企业的领导工作。但基础课和基础技术课的比重不宜过多，它主要的应该是为专业课服务。适当地照顾本门课程的科学系统性，不仅课程门类要减少和合并，就是各个课程的教学内容也应该大力精简。专业课的比重不宜过少，以钢铁学院的钢铁冶金专业为例，炼铁学、炼钢学甚至轧钢学都应适当的多学一些。高教部规定的30％左右的比例是恰当的。
干部班的培养对象是老干部，利用培养工程师的教学大纲和教材作某些精简，不是长远之计，因此，应该为干部班专门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
干部班的教学方法和成绩考核方法，也应注意学员的特点。干部班的初中课和高中课都是速成补习的，学得的知识不够巩固。且因学员的年龄大记忆力差，记笔记的能力也不够强。因此在讲课时，应多采用承上启下的方法，每讲新课之前，先引用旧课，重点要突出，目的要明确。一些关键性理论性问题，要交清概念，不断地进行小结和总结，以帮助学员系统的理解和消化已学过的知识。对于成绩考核办法，应该打破合上书本考试的常规，只要能达到“督促复习，检查学习成绩，发现教学中的问题”的目的，成绩考核的办法是完全可以改变的，我院试行的出复习思考题结合课堂讨论的办法，是很受学员欢迎的。
总之，在确定培养目标、制定教学计划时，必须考虑老干部年龄大、基础差、家庭负担重等特点，不能强求一律。干部班的学员对象不同，在组织教学过程中，也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措施，认为大学普通班行之有效的东西，干部班也必须无区别的采用，都是保守思想在作祟。
为了使干部班学好，必须建立专门的机构，加强组织领导，经常研究工农干部（包括干部特别班和普通班工农调干学生）的特点，随时总结教学经验，改进和提高对工农干部的教学质量与学习水平，这是贯彻阶级路线向工农开门的措施之一。因此我建议：
1、由中央有关部门统一制订领导干部培训计划，采取分期分批培训原则，使有关领导干部都有机会脱产三年半到四年的时间到高等学校里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以提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领导干部的管理水平。
2、建议教育部组织专业性质相近的高等学校编写适合老干部和工农干部使用的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
3、建议教育部和高等学校负责研究干部特别班和普通班的工农干部学生的特点，根据其特点采取有效措施，以保证其完成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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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了领导千百万群众实现总路线
做一个红透专深的干部
河南干部红专学校遍地开花
本报讯 记者陈健报道：河南省创办干部红专学校，为农村广大基层干部红透专深找到了可行的道路。现在每一个乡都建立了干部红专学校。在近二个月的时间内，全省的干部红专学校已发展到近五千所，入学人数近二十万。学员包括全部乡干部和主要社干部。
在农村生产和文化大跃进的形势下，几百万农民摆脱了文盲状态，数以万计的农业技术研究小组在群众中建立起来。这不但要求基层干部克服困难，经常学习政治理论，提高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在政治上红透，而且要求他们在农业技术上有专门知识。这个客观形势造成了干部红专学校普遍发展的条件。
河南省第一所干部红专学校出现在先进的登封县三官庙乡。这个乡总结他们创办红专学校的原因是：党的号召，形势需要，干部要求。中共河南省委迅速推广了他们的经验，不到二个月，红专学校就在全省普遍开花。这些干部红专学校开办起来很简单，设备是借用本地学校的，课程有语文、农业技术、政治理论和一块试验田。老农和技术站的技术员是农业技术课的教员。学校还采取“能者为师，学者为徒”的互教互学原则，政治课由乡党委书记或下放干部教授，语文课由小学教员担任。学习方法也很灵活，普遍采取上课讲解，集体讨论，田间试验和个人阅读。每天的学习时间是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
各地干部红专学校的政治理论学习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了制度化，据调查，登封县二百一十三所干部红专学校四千多名乡干部中，有95％从开课到现在没有缺席政治理论学习。现在，全省各地干部红专学校都在学习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文件。三官庙乡的乡干部由于学习了两个月的哲学，出现了三大新气象：调查研究多了；主观主义少了；依靠群众的观点加强了。这个乡的党支部书记会用生动的事例讲解什么是第一性和第二性，用大水冲垮水库的事例来讲解把坏事变成好事的道理。他们说：“学了第一性，第二性，才懂得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真理。”乡长在制定水利跃进规划时，注意找客观根据，首先调查研究情况，然后根据情况考虑修水库谷坊的地扯，工程大小，蓄水量多少，收益大小和劳力等。
干部红专学校还通过试验田研究当前迫切需要的农业技术问题，使试验田成为农业生产的技术指导站。科学的麦田管理，是最近一个时期各地干部红专学校农业技术课的主要内容。现在全省已经有几万名乡社干部初步掌握了麦田管理、红薯育苗、选种、植棉等农业技术。不少乡社干部还懂得了打雷、闪电、下雨等自然现象变化的道理，破除了迷信。
干部红专学校最大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因此，很受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欢迎，他们总结这种红专学校有五大结合，五大好处。五大结合是：理论与实际结合；政治与技术结合；工作与学习结合；集中讲解与个人钻研结合；当前工作需要与系统的学习政治理论结合。五大好处是：解决了基层干部“脱盲”后的“复盲”问题；不花钱又能大量迅速普遍地建立推广；国家欢迎，干部需要，群众赞扬；是基层干部长期坚持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的最好形式；是农村基层干部逐步达到又红又专的可行途径。
现在，河南省新建立的干部红专学校都比较巩固，各地普遍成立了校委会，由乡、社党组织加强具体领导。开封、新乡、商丘等地委党校正在为干部红专学校培训几百名政治理论教员。（附图片）
河北省宁津县李满庄办了学习文化、技术、政治的“三合一”学校，学员们利用休息时间学习人民日报上的关于总路线文章。
新华社记者 盛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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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效的方法
萧敏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新阶段。党的这个号召已经得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在农村里，广大农民向文化进军、研究农业技术、改革生产工具之风热火朝天。这是征服技术落后和文化落后伟大进军的开端。群众的热情是极为可贵的。但是，在向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进军中，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不然，群众的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再提高。广大基层干部在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中就应当起这种骨干作用，因为他们自己必须首先进行学习。这样，才能使基层干部不仅置身于群众之中，而且能领导组织群众向技术、文化进军。在社会主义大跃进中，已经有不少基层干部当上了“土专家”，当上了出色的文化战士。形势发展一日千里，基层干部更加迫切感觉到学习的重要。登封县三官庙乡分析他们创办红专学校的原因时就说到，这是“党的号召，形势需要，干部要求。”各地应当看到基层干部这种学习的愿望，很好地组织他们学习。
最近，河南省大力创办红专学校，为解决基层干部的学习提供了很好的榜样。正如当地干部所说，红专学校“是基层干部长期坚持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的最好形式，是基层干部逐步达到又红又专的可行途径。”
红专学校是政治与技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一种好形式。这种结合在学习内容上明显地体现出来。他们学习语文、政治理论、农业技术并种了试验田。他们的学习已经完全摆脱教条式的学习，学和做结合起来了。例如三官庙乡红专学校的农业技术课，内容是当前农业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今年要学会各种主要农作物生产过程的先进经验，学会先进的造肥方法，了解各种肥料所含的化学成分和用途，学了马上就在试验田中运用。他们集体种的试验田的要求是：粮食作物的产量达到亩产二千五百斤，棉花亩产皮棉一百斤，红薯亩产一万斤。他们的试验田已经成为农业生产技术的指导站。
红专学校也是提高基层干部的比较可靠和有效的方法。一般地说，基层干部工作比较繁忙，住得分散，流动性又大。过去，各地扫除文盲和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经常处于自流和时停时续的状态。现在有了红专学校，他们的学习时间比较固定、集中，学习内容有一定的计划，学习方法也比较灵活，上课和自修相互结合，只要长期坚持下去，基层干部就可以循序渐进，学到比较系统的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和文化科学知识。无疑的，这是提高在职干部的有效方法，这是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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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剥削阶级？
浙江农学院师生展开论战
本报讯 据浙江日报报道：“为什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剥削阶级”的问题，已在浙江农学院广大师生中开展了激烈的争论。
争论的一方，认为把目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划入剥削阶级是不妥当的。理由有三：第一，划分阶级的标准是所处的经济地位和生产地位。目前知识分子都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或全部生活来源，并没有剥削别人的劳动。第二，知识分子是特殊的阶层。在旧社会，我国知识分子虽然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但他们终究是脑力劳动者，同样受到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压迫。解放后，党和国家把知识分子列入工人阶级，他们可以加入工会。既然属于剥削阶级，为什么可加入工会，这样是否有矛盾？第三，如果从目前知识分子政治思想面貌来划分，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剥削阶级，那么，是否凡是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人，都应该列入剥削阶级范畴？
争论的另一方，认为刘少奇同志报告中所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处在动摇的过渡状态的论断十分正确。承认这一点，对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认为这里所指的知识分子是指“处在动摇的过渡状态”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应该包括已经改造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理由是：第一，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半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受到的教育都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解放几年来，在党的教育下虽有一定的进步，但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与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大跃进的形势仍然是不相适应的，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许多同志列举有些知识分子在大鸣大放和双反运动以及交心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错误言行，说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没有彻底改造好之前，确是属于剥削阶级的，刘少奇同志报告中的论断是完全恰当的、正确的。这是客观的存在，并不是主观的臆测。第二，知识分子虽然是一个阶层，但这些知识分子分别属于不同的阶级，为不同阶级服务。目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两面性：一方面他是脑力劳动者，以工资收入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因而列入工人阶级，可以参加工会；另一方面，他们又与工人阶级成员的光荣称号不相适应，所以他们必须加速改造思想，树立工人阶级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担负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第三，不能把所有存在一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人，都列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衡量是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准，不但要根据他们的经济地位，而且要看政治态度、阶级立场。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来看问题。在目前，就要看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所抱的态度和立场。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经济基础看，已不存在剥削行为。但在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人生观没有改变以前，他们的指导思想还是属于资产阶级体系的，因此，应该列入剥削阶级。如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通过土改已被消灭了，但是地主阶级分子没有改造成为劳动农民之前，仍然是属于他原来的阶级的。
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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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农村医疗网形成
石龙县乡乡有医院，社社有卫生所
新华社南宁11日电 广西僮族自治区石龙县三十四个乡农民自办了四十所医院，设有简易病床、产床二百五十张；另外还在各农业社里设立了一百三十五个卫生所、卫生站。全县已经实现了乡乡有医院，基本上社社有卫生所，形成了一个农村医疗预防网。
这些民办医院，都是由原有的联合诊所及其分诊所扩充或分开建成的。卫生所是从原来农业社的卫生室整顿改建和新建而成的。医药器材设备，是以联合诊所原有的器材设备为基础，不足部分由农业社投资和社员交保健费来补充。病床不够或没有病房，就因陋就简，利用群众的空房子或由群众献工献料新建、补建。如通挽乡的群众听说要办医院，每个农业社就献出一张床，整理后，一所医院就建成了。
医务人员的来源，除了原有联合诊所的医生及农业社的保健员、接生员以外，县里还动员了私人开业的中医、西医、复员回乡的部队医务人员和过去训练的一部分农村卫生员共三百多人参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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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各地人民齐动手
扑灭蚊蝇消除疾病过夏天
据新华社10日讯 全国各地积极展开夏季扑灭蚊蝇的活动。
北京市各区在5月份就分头展开扑蝇活动，通州区组织了有二十多万人参加的五千六百四十六个扑蝇队，东四区仅小学生就有四万名参加。据通州、东四、东郊等十个区到5月17日的不完全统计，已经消灭苍蝇一千五百六十九万多只。上海市早在4月间就动员了五百多万群众突击扑灭蚊蝇，4月17、20两天就灭蝇一千九百六十七万多只，灭蚊五百零七万多只。杭州市在围歼麻雀之后，又动员了三十多万群众突击两天，消灭蚊蝇一千七百四十三万多只。沈阳市、济南市、乌鲁木齐市人民也开始向苍蝇发动进攻。河北省、河南省有很多农村地区把少年儿童组织起来成为灭蝇的主力军。唐山专区蓟县发动了儿童和老年人六千二百多名，组织了四十七个扑蝇大队和二百一十多个扑蝇组进行扑打。
为了彻底消灭苍蝇，今年商业部门供应了大量的蝇拍，同时也有的地区就地取材，自己作出既简便又省钱的蝇拍。如山西省用长约二尺的高粮秆子，将一节分开成丝条状，去掉秆心，浸湿刮净，然后用另一条秆子皮横编成拍子形状，即成蝇拍。在消灭蝇蛆方面，各地已广泛运用野生植物。浙江省开化县群众用野喇叭、红藤、闹羊花、辣草等杀蛆，效果很好。贵州省群众用乌头根灭蛆，将采回来的新鲜乌头根切碎放到厕所里，一两天就可把蛆杀死。云南省群众用披麻草（即脑绿、又叫小千张）、大一枝箭、浆果汁、小毒榔、白刺花、马鞭花草、苦练果、酸浆草、升麻、狗咬浆等各种各样野生植物来消灭四害，也已初步肯定有效。至于养鱼灭孑孓也已在一些地区推行。浙江省宁波市等地已做到缸缸养鱼，温州三浃村一带稻田已大量养泥鳅，吴兴南浔等地养中华斗鱼，还有在田间、河浜里饲养杂食性的鲤鱼，鲤鱼不但能吞食孑孓，而且也能消灭部分钉螺，这样就既有利于灭蚊，又有利于消灭钉螺，实是一举两得。
在突击扑打蚊蝇活动中，不少地区同时进行了一系列的消灭蚊蝇孳生场所和孳生条件的治本措施。
在铲除积水坑洼、疏通沟渠、消灭蚊蝇孳生条件的问题上，各地也作了不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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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学校里
相思江畔的战斗
广西僮族自治区南宁市郊西乡塘相思江上的相思水库，是广西民族学院、行政干校、农校和政治学校联合兴建的。
相思水库动工已半个多月了，工程正以飞快的速度进行着。南宁市各中学都组织劳动大队去建筑水库。在工地上各学校学生都摆了擂台，人们的锄头在飞舞，挑土的人流好像一条条长龙，盘在山腰。在劳动中涌出无数的英雄。南方，现在正是雨季末期，他们提出“响雷作礼炮，急雨当掌声，小雨大干，大雨小干”的口号。晚上，经常有近百名突击队员在劳动。
相思水库建成后，每年养鱼收入约三十多万元，可以解决这四个学校一半以上的经费，同时可以灌溉西乡塘附近上万亩田地；使四千多亩旱地变成水田，四千多亩半旱田变成有保障的水田。（吕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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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学校里
红色歌咏比赛大会
开封师范学院两千多师生，最近开展了歌唱社会主义红色歌曲的热潮。各系的学生和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学唱。全院师生已学会了“社会主义好”、“革命人”、“乘风破浪向前进”、“东风压倒了西风”、“生产大跃进”等歌曲。为了进一步把歌唱社会主义红色歌曲的活动经常化，院团委和院学生会在5月3日晚上，举行了全院的红色歌咏比赛大会。在会上同学们表演了诗歌大联唱、大合唱。最引人注意的是老年和青年教师的诗歌联唱，他们唱了“乘风破浪向前进”，“干、干、干”等三首歌曲。
（宋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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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坚决和党一条心
华罗庚
过去对党的看法
在检查这方面问题之前，我的情绪上是有过抵触的：谬以为八年之前，一般人还在观望，而我就决心从美国回来，就是一心一意跟共产党走的表示。为什么还会有和党是不是一条心的问题？经过了不眠的夜晚，我才看清楚了一些，才开始认识即使是跟了党走，也不能证明就是一条心，特别是在我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鸥鸟跟随了海船走，并不是由于它和海船有相同的目的地，而是从海船上可以获得一些食物。古人说：同心同德。我如果保留着资产阶级思想，当然就和社会主义之德的标准完全不同。既不同德，当然也就不会同心。所以我这个充满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决不会和共产党同心同德的，决不会和无产阶级同心同德的，所以不同心是自然的结论。
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对我说来，是我的思想的一次总暴露。那就暴露了我并不是同路人，而是异路人。如果提到今天的水平来看，说我那时有反党情绪也不为过。危险极了。感谢党，不是认为我不可教，并且及时地主动地对我进行帮助，耐心地等待我的觉悟，等待我的悔改。这是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会不感动的。反过来看，就更加清楚了，如果听任自流，让我发展下去，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不是走上脱离祖国成为叛徒的绝路，便会成为一个反党的右派分子。我深夜扪心想到这儿的时候，睡不安席。我衷心地感谢党，感谢党救了我的命，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
这是我今天的思想情况，回想当年，真有隔世之感了。可是今天我认为可怕的思想，正是当年印在我心上印得最深的思想。在三反、思想改造运动以后，我把大家的好意当成恶意，把揭发当成诽谤，把批评当成攻击，怀疑这，怀疑那，怀疑有人借运动对我攻击报复。总的一句话，我是在找运动中的缺点和偏差，而不从正面来估计运动的意义和作用，特别是对我个人的教育意义。
我对待三反运动时一些干部的态度最可以说明这一现象。在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就觉得心在收缩，情绪对立。不把他们看成为党所领导的给我治病的医生，相反地把他们看成给我添病的人。这不识好歹的情绪延长得很久，即使当自己知道不好，应当克服的时候，还是不时流露。
三反、思想改造运动以前，我抱怨过清华大学、科学院的党组织在学术上不认识我。三反、思想改造运动以后的不长一段时间内，我又谬认为他们不该在政治上把我估计得这样低。我不了解党的批评和教育正是党对我的爱护和重视。直到1953年的春天，我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的访苏代表团，并且在访苏期间，知道了苏联向中国政府征求意见，是否同意给我斯大林奖金，而中国政府立刻同意（后来因斯大林去世，学术奖金停发），并且电调我回国搞“堆垒素数论”中文版。这时候我感激得很，我觉悟到我的怀疑都是错了；并且联想到在争取我回国过程中对我的关怀，转而认识早在我回国之前党就关心和了解我了，只是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蒙蔽了我，使我自己糊涂起来而已。
在知道了党完全信任了我以后，另外一个副作用又出现了：我越发地趾高气扬了，越发地自高自大了。我的尾巴翘得很高，越翘越高。毛主席所说的把尾巴翘到了一万公尺高的人，其中有一个一定是我。学问上更自高自大，目中无人。政治上也觉得自己很进步了。这种情绪使我变为毫无自知的人。在最近我谈到这些空包袱臭包袱的时候，我女儿很确切地说：“你那个空包袱臭包袱谁都看得出，就是你自己瞒了你自己。”在学术评奖的时候，我觉得“当仁不让”，不肯撤出，造成了不少困难。这都是尾巴翘得太高，放不下来，架子摆得太大，小不下来的缘故。实质上，1953年以后，我走上了“恃宠而骄”的情况了。
这种“骄纵”阻碍了我的进步，使我眼高于顶，气溢于胸，目中无人，因此不能容人，不能团结人；也使我觉得我的能力了不得，遇事轻易，谬以为我有能力，可以把政治和业务结合得很好，两方面我都能够担任很多的工作。但是，这次运动把我这一虚假现象完全拆穿了。诚如同志们所说的，我对“红”与“专”的定义都还是模模糊糊的。所谓政治仅是出席了很多的会，写了些质量不高的文章；所谓业务只不过做了些学术论文，并且是不够严肃的。总的一句话：“红”谈不上，“专”快垮了。感谢这次运动，使我认识了我这致命的缺点，使我深刻认识到毛主席所说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落后得实在太厉害了。我要急起直追，力争上游。
在我想到党对我的爱护的时候，在我想到我辜负了党的时候，在想到我把党对我的教育看为不了解我的时候，在我想到我把党的重视化为骄傲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今后唯有在工作中时刻体现党的意图，更全心全意地做好党所交给我的工作，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坚决和党一心，向前向前，拚命地向前。
要更好地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决不再以私害公
现在我再检查另一方面。我现在只用一个例子作为典型加以说明。我曾经说过：“数学问题是最容易辨别是非的，如果在数学上还不能展开讨论，拉不下面皮进行批评，我们还能希望在生活中进行互相批评吗？”这句话一方面是抬高自己，为我在讨论班中的滔滔发问、不问垮不止的情况找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也是对一些讨论较少的讨论班进行一种侧面的威胁和打击。更可怕的是，影射着由这一点可以看出政治上的进步不进步。
我真的把讨论班中的争辩提到理论高度了吗？实际上是完全谈不到的。说明我的看法的最具体的例子还是我自己的话，我说过：“就是个人主义者也应当欢迎人家对我进行学术上的批评，因为错误找出来得早，出丑的范围也就比较小。如果在我们的讨论班上找出来，知道的还不仅仅是我们这些人吗？如果登到数学学报上才发现错了，丑就出得更大了”。这是把批评和自我批评极端庸俗化了的说法，但这正是我心底里的话。我所谓的学术上的批评，仅仅是希望大家多指出错误，免得在更大的范围内出丑而已。我要求人家、有时候接近于逼迫人家对“数论导引”提意见，都是由这种个人打算出发的。我也曾经说过“对不肯给我提意见的人，我不指导他做研究”。今天检查起来，这句话的同义语应当是“你不给我好处，我也不给你好处”。这真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买卖。
就是这样的个人主义形式的“批评”也是没有很好地贯彻过。文章中或手稿中发现了错误，不是自己责备自己，反而总是责备帮我看过的人，责备旁人不负责、不小心。另一方面，在旁人找到了错误的时候，有时并不虚心听取，有时还要发脾气，甚至于有时刚愎自用认为人家看不懂。所以做我的助手或学生实在不容易。不提意见不行，提了意见又要碰钉子，无理地挨骂。差不多所有和我共同工作过的人，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都是有过这种经验的。
这种夹杂了个人目的，歪曲利用大原则和方针政策的事是举不胜举的。对于党的方针政策和大原则，既然可以夹杂了个人因素而予以歪曲利用，这也就充分说明了我和党的关系很不正常了。有人说我有家长作风，也有人说我像名誉所长，这两种说法都对，就是看在什么场合出现。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对事物的规律是：对自己有利的就积极，对自己无利的就消极；高位要座，责任怕负，表扬恨少，批评怕多。
我今后一定要更好地学习和体会党的方针政策，保证决不以私害公，一切以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前提，做到把一切献给党，包括知识、力量和生命。
不能再以“我”为中心来对待研究工作
北京大学的同志们给我提的意见，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的确是把“我”，“我所研究的”，“我所领导的组”放在最中心。
先谈研究工作。我对研究工作的看法是不完全正确的，我现在来揭露出黑暗的一面。研究工作是我起家的本钱，我之所以有社会地位是和我不间断地从事研究工作分不开的。既然它是起家的本钱，当然也就力求其多，力求其精，力求其对我个人来说的“多快好省”。我对科学研究一向的认识是：搞出结果来是我扬名于世界、垂名于后世的标志，只有研究工作才是我的。这些腐朽思想在我脑海中根深蒂固。解放后，在枝节上虽然改了一些，但是这些腐朽的丑恶的本质还是客观地存在着，并且不时地流露出来，因而毒害了数学研究所的年青同志，并且给全所的同志带来了不正当的论文压力和业务压力。
以上是我对研究工作的看法，是完全由个人出发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以此为核心，围绕着它来安排其它工作。我并不想否定我这几年来所进行的训练青年的三个步骤：第一，写一本可以使青年们循此进行某一分支研究的书，在写书的过程中可以使一些青年学习和锻炼；第二，帮助青年在一个主题之下，搞些专题资料。在搞资料的时候，可以使他们认识那些主次。把资料印出，可以使其他的人也易于掌握这一领域；第三，进一步走上研究道路。这种方法正确与否我们可以讨论，但在我执行的时候，却显露出资产阶级思想支配下的进行方式。第一步变成为组织了些人帮我写书，由我个人得名得利。第二步变成为我帮助旁人，使他们得名得利，在资料上还少不得提我一提。两步一做，成绩如何，暂置勿论。但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大家都沾上了资产阶级图名图利的思想。进入了第三步，就更是自高自大，不可一世的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所谓人材了。这就是我这三个步骤的写照。与其说我对数论代数组关心，还不如说，我对写一部“数论导引”、写一部“典型群论”更关心；与其说，我对青年们的训练关心，还不如说，我更关心大家给我多提意见，使我把书写得更好。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当然对所里面的其他组的工作也就关心得更少了。微分方程组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组是重点，但我对他们的关心远远地不够。对常微分方程和偏微分方程都有些意见，但是总是以外行来宽恕自己，而不想通过交谈来提高自己，同时也许可能提醒旁人。对数理逻辑、拓扑、泛函分析没有放在我经常考虑之中，就更不必说了。我是在1953年搞科学规划前不久，听到数理逻辑和电子计算机有关，才予以注意的。
我的保守思想是和我对人民事业不够忠诚、和我在科学研究工作上走下坡路分不开的。我每年看的新文章不过一、二十篇，我的学术思想水平停滞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我以往对数学的一般性的了解就没有很好地注意过，仅仅是道听途说地听到一两句。同时我又是不注意理论学习的人，这样就当然不能符合今天的要求了，特别显出和我今天所负的责任不相称了。至于在全国范围内的数学事业的发展更是注意的不够了。如果说偶而注意一下，也不过是蜻蜓点水式的极少的几次而已。这当然是大大地不能符合客观要求的。我今后一定更好地通过科学规划小组和数学会，多多地注意全国数学的发展，尽力之所能地在集体领导的基础上进行一切工作。
厚旧薄新，厚己薄人，是造成不团结的根源
总的说来，我在学问上出现了厚旧薄新的保守思想，我在一切工作中间出现了厚己薄人的个人主义思想。
这种厚己薄人的思想在生活作风中表现得更为清楚。自己搞的问题是重要的，旁人搞的除去特别重要我无话可说的以外，很难得到我的好评。对自己和对人的分辨的依据是如此，对自己的学生和非自己的学生间的分辨的依据也是如此，对自己所专长的分支和自己所不专长的分支是如此，对所内和所外也是如此。
和我工作久了的同志一定曾经听到过我常说的话：“我对内要求是严格的，同时我并不是不知道全国的水平和世界的水平的情况，在对外的时候，我会作恰当的合乎客观的估价的。”这句话的含意是什么？就是你们不要为我抓得紧、或者责备了你们而不高兴。在对外的时候，我会替你们吹嘘的。事实上，我也如此做了。在这种吹嘘中造成了一阵歪风，只“专”不“红”的风，不正当的业务压力的风。
这种厚己薄人是造成不团结的根源。数学界的不团结，就我现在所处的地位来说，我应当负最大的责任。最使我痛心的是我和数学界许多人解放前都是没有积怨的，解放后有积怨的人都已经纷纷地改善了，但是我反而和很多人造成了不团结。这还不足以说明我应当负多大的责任和给人民带来多大的损失吗？
自高自大是我不能团结人的内在因素。我总看不见旁人的优点和自己的缺点。我总是强调旁人的缺点，使我自满，使我不能好好地向旁人学习，不能够团结人。如果我多从人民事业来考虑，我就会感到把仅有的少数老数学家全都团结起来，还不足以满足国家的需要。如果我多多想到同志们的优点，而向他们学习，我会更加爱同志们而团结无间的。在我写检查稿的同时，我也写下了那些与我有过意见的同志们的优点。我一定要从心底里挖掉不团结人的老根子，和同志们团结，共同前进。
感谢整风运动，让我们把旧账结了，我们在新的思想基础上，在共同进行对数学的集体领导的基础上，互相批评，互相团结，互相学习，互相爱护，向前猛进。同时，也希望群众监督我们，帮助我们。特别是我，如果有时背后乱说，务请同志们给我来一个不客气的迎头痛击。
我的志愿
我立志要做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我立志要做到又红又专，我立志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我立志要争取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做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伍的战士。
（在数学研究所交心会上的自我检查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