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9日人民日报 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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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业”“余”双跃进
陈新
我们生活在神话般的时代,一天的奇迹就够写许多部史诗、戏剧和小说。可是专业的文学工作者很少,动动笔头的人大抵都有自己的正业,工作上忙着搞规划订指标,一面又禁不住想写点东西。这时,如果“业”“余”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当,就很可能左右为难,顾此失彼。
“一本书主义”等谬论曾经在文艺界占有相当的市场,虽已被打掉了,但由于教训太沉痛,贻毒太深广,迄今还容易使人从业余写作联想到追求个人名利。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知识分子身上扎根极深,“双反”以来大字报上燃起的烈火,只是“给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来了一顿‘杀威棒’,把威风打了下来”(人民日报4月13日社论);要把它彻底烧透搞臭,还需要做很多深入细致的工作。所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即使有点偏激,如把业余写作讽喻为“自留地”或“地下工厂”,我看还是可以原谅的。
然而对这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把“业余写作”都指责为“不务正业”,有许多作者就会产生退坡思想,考虑放弃业余写作。果真如此,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自然是不利的。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队伍里,业余作者毕竟占大多数。
我们承认“业”“余”之间存在矛盾,但并非如鱼和熊掌之不可得兼,必须舍弃其一。对待这个问题,最最重要的是把位置摆对。“业”为主,“余”为辅,在服从“业”的前提下,力求“业”不排斥“余”,“余”不影响“业”。一切正当的“余”应该得到支持和鼓励。因为“业”和“余”之间如何更好的结合,尚待进一步研究,所以只说“力求”。
“‘业’要跃进,‘余’也要跃进!”这是一位业余作家在首都创作座谈会上的豪语,我认为这才真正符合大跃进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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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挖一下思想
陈放
某新闻单位有个记者,在下乡采访以前,先向公家提出了几项要求:一是为他置办鸭绒被;二是为他置办折叠式自行车……理由自然是有的:鸭绒被带着轻便,盖着舒适暖和;折叠自行车带着方便,更重要的是可以少跑路。而这一切自然又都是为了工作。这是几年以前的事,当然也是没有被批准的事。整风期间,这件旧事又被翻腾出来,并且归到了“阔气”那一类里去。但是问题并不因此就解决了。因为在这种“阔气”的后面还有思想。思想不挖,“阔气”总难根除,还是双反促进了这个同志,他在揭开思想的盖子以后,发现了参加革命有“作客”的思想。以“客”自居,要求优厚一些,自然也就觉得不算回事了。
从思想上挖掉“作客”的毒疮,本身就是个跃进。工作上的跃进,就建立在思想跃进的基础上。有些人对检查五气曾还积极,可是却懒得(也许是舍不得)去挖思想的根子。殊不知根子不除,“五气”还是有本之木,有源之水,总是扫不掉的。五气不除,跃进又从何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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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百花齐放
郭沫若
33 荷包牡丹
有一位同志把我们比成红线女,
但我们却没有红线女那片歌声。
那真是荡气回肠,可以绕梁三日;
那真是清沏于玉,可以响遏行云。
在荷包中只带来了一封一封的信,
信上都没有字,而是一颗一颗的心。
在大跃进的春天六亿人民在跃进,
一颗一颗的心托我们带到了北京。
34 郁金香
波斯诗人曾经把我们比成酒杯,
但他错误地只用来作自我陶醉。(注一)
我们今天是要为大跃进而干杯,
高呼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万岁!
黄河之水今后不会再从天上来,
高峡出平湖,猿声不再在天上哀。(注二)
最大的变异要看到黄海变成青海,
全民振奋,真真正正地大有可为。
(注一)莪默·伽亚牟“鲁拜集”第40首:“郁金香从沙中仰望,承受着夜露以备晨觞。你也请举起杯来痛醉,醉到玉山倒地如像空杯。”
(注二)李白“将进酒”中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句,又“长干行”中叙到三峡处有“猿声天上哀”句。
“高峡出平湖”是主席“水调歌头”中的一句,言长江三峡成为水库。
35 玉簪花
乳白的花簪聚插在碧玉梢头,
一花谢了,一花又开,昼夜不休。
扇形的绿叶把香风扇得和柔,
保持清白,骄气、娇气都不敢有。
我们不需要任何阔气的享受,
但温暖的阳光定要十分足够。
如果把我们栽种在阴暗地方,
那就染上官气、暮气,苗而不秀。
36 鸡冠花
主席的词句“一唱雄鸡天下白”,(注)
是说革命胜利,人民得到解放。
但革命是要一个连接着一个。
必须保持朝气,时时都是天亮。
因此,我们特别地伸长了颈项,
因此,我们特别地敞开了喉嗓: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
谁还没听见吗?聋得太不像样!
(注)主席“浣溪沙”中的一句。
37 雁来红
我们和鸡冠花种属是差不多,
一般把我们的叶子就当成花。
雁鹅来时,叶子转为一片猩红,
由上而下地愈老愈是红东东。
因此,我们的名字又叫老少年,
含义丰富,有辩证法藏在里面。
在今天无论是谁都不应该老,
应该是愈老愈红而愈红愈少。
38 马蹄莲
我们虽然是非洲的原产,
非洲和亚洲本一脉相连。
我们已经移植到了中国。
更处在万马奔腾的目前。
我们也要响应着大跃进,
雪白的马蹄倒踏破青天。
号召亚洲非洲团结一致,
快把帝国主义丢在后面。
(编者附记)郭沫若同志写“百花齐放”是从3月30日开始的,以前曾作了六首。又费了十天工夫写了九十几首,四月上旬即将“百花”全部写完了。本报自4月3日开始登载以来,不断接到读者来信,有的还寄来绘画、花种、标本等,我们都曾转给作者参考了。因来信很多,不及一一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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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跃进之歌

孙群长爷爷
谷峪
昨天到家,夜晚有许多社员来看我。半夜的工夫,都是在欢乐的交谈当中度过了。他们热情地赞扬党的干部下放政策的英明;他们还介绍着下放到某某村的干部那吃苦耐劳的精神,又说笑着初到农村来的知识分子所发生的故事。
“噢,还有我那个徒弟,”孙群长爷爷大起嗓子,压住满屋子人的声音,“甭提多逗乐了:前几天咱们和谷玉衡辩论的时候,我提到我年轻时只有一条牛腿。散会以后他悄悄地问我:‘孙大爷,你那一条腿的牛能干活吗?’我听了他的话,叫我这个笑哟。把小伙子的脸都笑红了。我说:‘不是一条腿的牛,是一头牛四家伙喂着——这就叫有一条牛腿。’他明白了以后,搓了一下脸说:‘噢,那是你有四分之一的牛。’小伙子了解到一句庄稼话以后,可高兴啦。他没有嫌我笑他。”
孙群长老头子,对种庄稼是老有经验的。他从父亲那里接受了丰富经验,自己的一生也是苦心钻研;可以说,他一生宝贵的年华完全贡献给了小麦、谷子和高粱……在从前,每逢春雨下过,或者是秋风乍起的时候,人们都到他那里去讨教。但是,他却说:“庄稼活是笨汉子活,粪大雨勤,不用问人;早种有得意的,晚种也有沾光的,没有一定之规。”其实在他心里,春种秋收,根据雨水大小,节令的迟早,是有不同的措施的。但他的主意不肯告诉别人,或者是不肯完全告诉别人。这种原因,他现在“坦白”出来。他说:“人的心和从前不同了。从前,我的心就要不得的:不愿意帮助别人。为的什么呢?为的是自己好。比方说,大家都丰收,那粮食就贱了。不用说,你也就跟着吃亏。”
“爷爷,这些日子路非学得怎样啊?”团支书谷振海关心地问。
爷爷就兴致勃勃地说下去:
“小伙子的心,那是再透亮没有了。像窗纸,一点就破。头一次他问我农活上的事。我先告诉了他二十四节。他记在本子上,装在兜里去。我就不客气地和他说:‘光记在本子上不顶用,还要记在心里。比方,夜晚睡不着觉的时候,盘算盘算农活,莫非还得点上灯,穿上衣裳,翻箱倒柜把那本子找出来?’他听了我的话,一个晚上就把二十四节背熟了。二十四节,不顺嘴、不押韵,又不连接,不好记哪!”
孙群长爷爷刚要把话收住,小学教师李焕文又提问了一句:
“你看路非什么时候能毕业?”
“几个月来,我肚子里这点玩意快让他掏净了。”
“那就该发给人家文凭了呀!”
“不行不行。常言说:不到一年,庄稼活学不全。再说,要毕业我们俩得一齐毕。我教会他拿锄拿镰、耕耩锄割,他要教会我提笔写字,还有那……科学知识。路非肚子里,好东西多着哪:有‘氮’、有‘磷’、还有‘钾’;他还有土质学、气象学。他心里真像一座小杂货铺。我一定要趸他点……”
“算了吧,那么大年纪了,还想风流风流呢!”和他常开玩笑的谷俊秀把一瓢冷水向他泼去。
“俊秀,你别看我上了年纪。破瓦罐能熬你的柏木筲!咱们俩还不知谁抬上谁喽呢。”
实在,论年岁,他已经六十五岁了。但是身子骨结实,前不弯、后不驼,耳不聋、眼不花。用他自己的话说,“各地方都是好的,“连指甲长的都比别人的硬”。
初级社刚成立的那一年,我回过两次家。每次到家时,他都找我去谈谈心,打听打听政策。那时他没有入社,经常愁眉不展地问我:
“入社是强迫呀,还是自愿呢?”再就是:“我想要一个侄子给我过继,上级允许不呢?”那年是我第一次见他穿上皮长袍:灰色布面,卷曲的绒毛在前后大襟的下边露出一圈;他的右手也拄起了拐杖,左手背在身后;说话前言不答后语,听别人的话都想把耳朵放在人家的嘴巴上,大声问着:“你说的是什么?”……那个时候,给人的印象,他确乎是老了,而且很快的就这样老了。
在前年春天的高级社成立大会上,我听说,最后他忽然登台讲话了。他的每句话都使人震惊和兴奋!他向乡亲们说:“我孙群长落后了。合作化的意思到今天我才明白过来。我是一个绝户头子,怕把东西归了社,老俩口子没人侍候。我想留下这十几亩地,留下这牛,找一个过继儿子,把我养老送终。我怕拉我入社,社里请我当‘技术股’,我不得不答应,可又不敢太热火儿。……现在一切我都看明了:合作社好,好处在这里我不多说。我今天参加了社,把土地、老牛、大车都交给社,也把我交给社!我也不找过继儿了,你们年轻的都是我的亲儿女。”他说话的声音,比已往还要洪亮,台下人都直瞪起眼睛望着他。
“……等我爬不动了以后,你们不会不担给我挑子水吃。”
“我们包下你!”
“到了社会主义,把自来水修到你那电炉子上去!”
台子下边的青年男女,这样兴高彩烈地喊着。
“……不要怕我半死不活的吃累你们,不,顶少我还能为社会主义干十年。我这老样子都是装给你们看的。”说着他把手中的拐杖扔到临近的房上去,把春天的大皮袄也脱下来。他的腰板又挺得直直的了。
可惜的是那年我远离故乡,如果我在场的话,我会为他拍的两只手掌红肿起来。
屋子里一阵欢笑过去,孙群长爷爷继续向谷俊秀叫阵:“俊秀,你不是说我老了吗?正在跃进的时候,咱们挑个战吧。今年我和我徒弟已经计划好了:要创造春玉米高额丰产一千五百斤。敢应战吗?”
满屋子的人齐声助阵:“俊秀,应!”
“你是队长哩,还能后缩?”
俊秀说:“我不敢。人家这老农和知识分子一结合,两千也可能呀。”
孙群长爷爷听了这句话,才把火气消了一点:“估量你也不敢。等今年我们给你创出经验,明年你再种春玉米吧。年青人儿,别太冒失。”
1958、4、1,于鸡猪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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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常识

黄花菜
黄花菜是世界上著名的一种花菜。它本来是萱草开的花,因为花色金黄,又是人们日常吃的蔬菜,所以俗名黄花菜。古时人们叫它谖草,诗经上“焉得谖草”,就是指的它。古人认为,心怀忧愁、思想不开朗的人,如果在院子里亲自种点萱草,可以解愁忘忧,晋朝嵇康养生论里就曾提到“萱草忘忧”,所以又管它叫“忘忧草”。
黄花菜有种植和野生两种,每年夏季开花。在它结蕾时采取,就是鲜黄花菜。把它先用开水略为泡软,然后晒干,就是市上卖的干黄花菜,这菜在我国南北各地都有出产,尤以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等处为多。产品以色泽黄亮、菜身肥厚、干燥无霉、久煮不烂的为上品。
黄花菜的营养价值很高,干黄花菜每百克含有344毫克胡萝卜素,超过苜蓿和胡萝卜,维生素乙和矿物质的含量很高;而铁、磷、钙、钾的含量,一般的蔬菜是比不上它的。鲜黄花菜,更含有多量的维生素丙。
黄花菜的吃法很多,可以和木耳等合炒成素什锦,可以和肉丝合炒成烧三丝,也有的地方单独炒来吃。黄花菜在医疗上也有利尿、除身体烦热及营养健胃等作用。(洪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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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街头巷尾

空地的变化
我们机关内有许多空地,杂草丛生。篱笆外就是农业社的蔬菜地,四季长青。社员们对这种状况看不惯,说一篱之隔,差了千里。
在大跃进的浪潮中,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这块空地的面目也改变了。为了美化环境,充分利用土地,今春我们在这里种上了白杨和柏树。最近,团省委号召青年们用自己的业余劳动积累资金,支援三站(拖拉机站、发电站、抽水机站)的建立,大家又不约而同地看上了这块地。虽已栽树,还可间种作物。不几天,空地全部被挖翻了。肥料施了一次又一次,施了灰肥又放大粪。过去嫌种菜施肥有臭味的同志也不嫌了。现在空地上已种上各种菜类,可与农业社媲美了。
湖南省林叶厅 东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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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为什么?

皮肤受到刺激会起“鸡皮疙瘩”
皮肤上的汗毛,并不是直立、而是歪歪斜斜的。每一根汗毛的根部,在表皮下面同一条很小的肌肉连在一块儿,这条小肌肉叫竖毛肌。
当人突然受到寒冷、惊恐等刺激时,通过神经的作用,全身的竖毛肌就会收缩,把每一根汗毛拉紧竖直,这就形成了“鸡皮疙瘩”。
“鸡皮疙瘩”的发生在生理上有一定的意义:一、肌肉的收缩,可以发生热量。二、竖毛肌一收缩,汗毛竖直,把邻近的汗腺口子堵住,防止排汗和汗的挥发,使身体保存热量,抵御寒冷。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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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街头巷尾

姑妈学唱歌
上星期天,我到姑妈家去玩,姑妈不在,表妹告诉我说,今天东北音专的流动教歌车到街上来教唱歌,姑妈学歌去了。
不一会,姑妈回来了,手里拿着歌片,像遇到什么喜事似的,笑呵呵地乐得合不上嘴。她说:“我给你们唱一遍,你们听听是不是这么唱?”说着就认真的唱起来:“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唱得很起劲,逗得我们大家都笑了。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五十多岁的姑妈也愈活愈年轻了!
沈阳中央路鼓楼南里 余秉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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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自逝世20年祭
贺绿汀
今天是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黄自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他逝世那年仅三十四岁,为了祖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建设,他在自己的专业修养上曾经作过充分的准备。
上海音专是我国最早的一所专业音乐学校。虽然这所学校是萧友梅创办的,但是使学校具有一定的规模与专业水平还应该归功于黄自。他除了担任繁重的学校行政工作,同时还担任全部作曲专业课程的教学。在教学方面,他的态度很谦逊但严肃认真;虽然从不当面责备学生,但学生对他的功课不敢马虎。
由于行政和教学工作繁重,他很少时间进行创作;但也写了不少的作品。“九一八”事变以后,他不但自己创作了“抗日歌”(即“抗敌歌”),还亲自领导学生创作爱国歌曲。他有好几首抗日歌曲在当时全国各地流行。
他的“长恨歌”是根据白居易诗改编的大合唱曲,内容是影射当时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可惜十个乐章只完成了七个乐章就去世了。这个作品不但表现了他成熟的技巧和创作才能,也可以看出他深刻的多样的表现手法与创作意境。其中“渔阳鼙鼓动地来”一章充满了对昏庸的统治者的愤怒。而“山在虚无缥渺间”一章又是缠绵悱恻;这一章可说是我国最早的一首纯中国风格的合唱曲,现在看起来仍不失为一首很成熟的作品。
黄自先生在政治上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对当时的反动统治是不满的,但平日很少从言语中表现出来。因忙于教学和学校行政工作,生活圈子比较狭窄,这对于他的创作是有影响的。他对学生的爱护出自他对祖国音乐文化建设的热望。每当学生缴不起学费,萧友梅总是让学生退学,并认为没有钱就不应该学音乐;但是黄自却经常用自己的薪金替学生缴学费。他不喜欢那些带着浓厚买办资产阶级气息的学生,认为他们毕业出来用处不大,却很重视内地来的学生,即使这些学生年龄大一点进步慢一点也不要紧,因为他们将来可以回内地发生作用。在学校工作中,他倾向于进步革新,不断地和学校的反动落后倾向作斗争,因此为学校当局所不满,以致后来不得不辞去教务主任职务,专门从事教学和创作。
黄自先生由于阶级出身和生活环境的关系,思想上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就使他不能像聂耳和冼星海同志那样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他在音乐教育事业方面是有贡献的,他的创作至今还是我们一部分宝贵的财产。
今天新中国音乐文化事业在党和毛主席正确文艺政策的领导下,有了惊人的发展,假如黄自先生能活到现在,将为人民作出更多的成绩。因此他的早死,实在是我们音乐界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当然,我们今天的音乐教育不但远远超过了当时的规模;学校的性质,也有了根本的改变。黄自先生当时帮助穷苦学生,不喜欢那些资产阶级的时髦学生,是单纯地从建设祖国音乐文化这个笼统的概念出发,因而不可能改变学校资产阶级的性质。今天我们则明确提出了要培养出既有一定的专业水平与文化修养,又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与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思想的音乐人才。我们强调音乐要为工农兵服务,要继承自己的民族遗产。所有的音乐教师和学生通过多次的思想改造运动,正在从根本上改变过去资产阶级思想立场。在党的正确而坚强的领导下,音乐文化正在向无限美好的前途迈进。凡此一切,都是黄自先生当时所不能梦想到的。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音乐家,黄自先生在他的创作教学,以致个人的道德品质方面,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研究他的作品,发扬他的这些优点,对于我们建设新的社会主义音乐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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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娃娃  李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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