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湖南农村经过整风气象大不同
社会主义在农民思想中生了根
本报讯 记者傅真、徐长荣报道：由于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湖南正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高潮，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显著地表现在六个方面，即：一、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二、积极地参加集体劳动；三、正确地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大为改善；五、新的社会风气正在出现；六、干部思想作风有了很大转变。最近，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志接见了记者，系统地叙述了这方面的情况。
“人在社里心在家”，念念不忘搞自发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广大农民坚决堵塞资本主义道路，一心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周小舟同志说：湖南去年春夏有个资本主义“灾”，城市有右派进攻，农村自发势力抬头。农业社员有的人闹退社，有的人不愿参加社内的生产，进行个人的生产或投机活动，有的人吃了七八百斤粮食，还要叫喊“缺粮”。针对这些情况，去年8月，省委决定在农村进行整风，开展了一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着这个运动的深入展开，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迅速提高，广大群众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并且提出了许多办法来堵塞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永兴县大城一社实行的“三结合”办法，对社员投入社内的劳动日、肥料投资和留给社员的基本口粮都做了具体规定，这个办法对保证合作社的集体生产、巩固合作社制度、限制自发势力的滋长各方面起了极其显著的作用，现在这个三结合的办法，已在全省范围内推行。
周小舟同志说，经过一系列的工作，特别是农业社生产蓬勃发展，广大农民都决心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去年，不少农民是“人在社里心在家”，他们想依靠自留地，依靠“自发”，所以不断闹退社，喊“缺粮”。今年，情况是根本改观了。他们说，粮食少了，不怪政府不怪社，只怪去年生产不好，没有节约。他们看到今年农业社生产的巨大规模和蓬勃兴旺的气象，因而坚定地把自己和合作社联结了起来，把希望寄托在社里，把劳力和精力也投入到集体劳动中，反过来认为自留地算不了什么。他们说：现在社会主义制度生了根，摆在面前没有第二条路，一定要向这条光明大道前进。
迟出工、早收工、中间休息两点钟的现象没有了；现在是早出工，晚收工，甚至披星戴月地劳动。
表现在劳动态度上，去年和今年也有很大不同。去年，自发势力泛滥，许多社员不愿在农业社出工，以出工率较高的醴陵县为例，一个劳动力去年平均只在社内出工一百四五十个，多的也只有一百七八十个。就是在农业社出工时，也是“迟出工，早收工，中间休息两点钟”。今年，在农业社的出工人数空前增加，男女老少都出来了。湖南全省农村人口共三千二百来万，去年一年中，在农业社出工人数平均只占总人口数的20％稍多，少的甚至只有百分之十几。今年，在农业社出工的人数已达到总人口数的50％或者60％。在工夫质量上，去年许多地方是人多心不齐，有的社员敷衍塞责，工夫质量差。今年，大家劳动情绪都很高涨，他们说：再也不干“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事了。许多社员不仅是早出工，晚收工，甚至是披星戴月，夜里还进行生产。在兴修水利工程中，许多城市的煤汽灯都脱销了。
积极参加集体劳动，把社的财物当自己的财物，农民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了。
在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上，去年和今年也是鲜明的对比，去年，由于生产劲头小，全省只积肥六十亿担，平均计算，每亩田约上肥一百担，其中积肥约一至二担；还因为有的社员将肥料上在自留地里，所以有的农业社就出现了根本不上肥料的“卫生田”。今年，在生产大跃进中，群众大量积肥，全省现已积肥三百五十亿担，每亩平均约可上肥近六百担，其中有精肥十几担。这些肥料都投入到集体生产的稻田和旱土里了。在爱护公共财物方面，去年，农业社一些公共财物只有人用，没有人管。像水车、耕牛有许多管理的不好，今年，社员真正感到自己是农业社集体中的一员，认识到农业社的发展和自己的关系，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自然地结合起来，所以对农业社的财物也像对自己的财物一样地爱护了。
有些群众过去骂干部，现在关心干部。群众说，要想吃好穿好，全靠干部领导。
在干部和群众关系上，今年比去年有很大的改善。去年，不少群众骂干部，当然，有些干部作风上确实有毛病，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却也有一部分人因为对社会主义制度还不习惯和有抵触情绪，所以借机向干部发泄。在整风中，经过大鸣大放，一个社提了几千条意见。在这些意见中，有批评干部作风问题的，干部认真向群众检讨，彻底改变自己的作风。有批评一些群众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的，也使这些群众清醒过来。干部参加劳动，对群众影响很大。群众看见干部很辛苦，对干部非常关怀，春节时，许多群众请干部吃饭，他们说：要想吃好穿好，就要靠干部领导。
吵嘴打架现象消除了，政治积极性增强了，青年安心在农村，姑娘愿意嫁农民。
在社会风气方面，过去，农村里打架吵嘴现象不少，去年春节以后，各地赌风很盛，现在大家都把精力集中在生产上，这些现象都自然地消除了。过去，社里、乡里开会有的人根本不来，有的人来得很迟，有时等人的时间比开会的时间还长。今年，有事开会时，不但人来得齐，而且来得快。群众说：要思想大跃进，就要多开点会才行。在会议上，群众能够正确地开展批评。湘乡白田乡五星社有父子两人，儿子是生产队长，父亲是一般社员。一次，生产队长分配他的父亲去积肥，可是，他的父亲却给自己家里去打柴。生产队长在家里向他父亲提出意见，他的父亲不接受，晚上，他就在会上提出批评，他说，在家你是父亲，我是儿子，我应当听你的，在社里，我是队长，你是社员，你应当听我的分配。别的社员也提出，合作社是个大集体，家里的事是个人的事，个人的事应当服从大集体。过去，农村青年不安心农业生产，农村姑娘不愿在农村找对象。现在这些情况都大大改变了，青年们安心在农村生产，姑娘们也愿意和农民结婚。平江县大兴一社是个山区，几个月来就有十七个姑娘和这里的农民结婚，这在过去也是少有的事。
干部不再是脚穿鞋子、手拿本子、走路是官架子；而是赤脚光头，手拿锄头，生产带头。
干部思想作风，也有了很大的转变。过去，有些干部的作风不踏实，不深入。群众说他们是“三子干部”：脚穿鞋子，手拿本子，走路是官架子。现在，广大干部都走出办公室，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今年，全省的省、县、乡三级干部共下放了十万人，平均每个社都有两三个干部，担任社里的领导工作，或参加劳动锻炼。去年，县乡机关都闹房荒；现在县乡机关多是空房。干部种试验田，也成了风气。全省三十五万个干部，共种了五十五万亩试验田，而且一般都做得很好。许多先进耕作技术，都是干部通过试验田推广的。通过试验田，也及时发现和解决了问题，真正带动了群众。最近，湘潭县委把试验田和技术、科学试验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发展，准备要在全省推广。“三子干部”一变而为“三头干部”，群众赞扬说：毛主席的土改干部又来了，他们是赤脚光头，手拿锄头，生产带头！
周小舟同志最后特别深有意义地说道：现在虽然还有一些富裕中农对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仍然深致惋惜，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深深地感觉到“此路不大好走”了。从现在情况看来，今年如果不遇意外灾荒，农业增产是可以肯定的。这样，人们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将会更加提高，社会主义的建设将会大踏步前进。（附图片）
中央建筑工程部中南工业建筑设计院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整风运动中，消除了同志间的隔阂，达到了新的团结。技术员林淑琼（女）和第一设计室主任棣华过去双方有意见，压在心里达四年之久。这次运动中，他们把这些意见都谈了出来，并都检查了自己的缺点，这是他俩在一起交谈。 新华社记者 杨礼门摄
第4版()
专栏：
放下枪杆拿起锄头 变北大荒为北大仓
大批转业军官去开荒
据新华社密山8日电 新华社记者周长宗、焦化东报道：今年2月以来，有大批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转业军官以及他们的家属，来到北大荒安家落户。
这些新来北大荒的居民当中，有师、团、营、连、排干部，有战斗英雄和特等功臣，有优秀射击手，有曾在井冈山上的老红军，有参军不久的大学生，有军事学院和文化学校的学员以及部队报刊的编辑、记者和文工团团员。他们有的来自祖国的边疆和海防前线，有的来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还有的刚刚从朝鲜回到祖国。
他们坚决要把北大荒变成祖国的“北大仓”。曾在井冈山上参加红军部队、日本投降后又在北大荒清剿过土匪的副师长萧天平上校，一到农场就说，当年在这里剿匪的时候，我们是多么喜欢这片土地，没想到今天能够亲手来开垦它。他向一起来的同志提出：我们头一年开垦这个地方，就要有信心克服一切困难，争取大丰收。
来到这里的转业军官及其家属，已经分别安置到密山、虎林、宝清等地十六个农场。他们现在一面投入生产劳动，一面抽空修建房屋。到现在为止，多数人已经搬进新宅，并在屋里安上锅灶。农垦部部长王震将军，于4月间还亲自前来看望过这些新来垦荒的人们。
第4版()
专栏：
只收“水捐”不修水利
台湾各地发生旱灾
据新华社广州8日电 台湾报纸报道，目前台湾各地发生旱灾，大部分农田由于缺水灌溉而龟裂，禾苗逐渐枯死。
蒋介石集团在台湾只会收“水捐”，对农田水利建设是光说不做。在台湾现有耕地面积八十七万六千多公顷中，有一半以上是全部或大部分缺乏灌溉用水的。一遇天旱，就发生灾情。桃园县中?镇许多农民因为连年遭受旱灾，现在已经吃不上饭，成为饥民。蒋介石集团不但不进行救灾，反而加紧在旱灾区向贫苦农民催缴所谓“水利费”。
第4版()
专栏：
丹麦阿克赛尔亲王回国
据新华社8日讯 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来我国访问的丹麦阿克赛尔亲王和秘书巴克，在北京访问三天之后，已经在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取道广州出境。
7日晚，丹麦驻华大使格瑞杰生曾为阿克赛尔亲王举行了宴会。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出席了宴会。出席宴会的还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卫生部部长李德全等。
第4版()
专栏：
朝鲜贵宾访棉纺厂并游颐和园
新华社8日讯 以许贞琡为首的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今天参观了北京棉纺织联合厂并游览了颐和园。在拥有二十多万纱锭的巨大棉纺织厂，贵宾们走过了每一个生产车间，仔细参观了各道生产工序。许贞琡团长说，这个工厂给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工人们的革命干劲和他们对未来的充分信心”。
第4版()
专栏：
各国工会代表团离京到各地参观
据新华社8日讯 应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前来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观礼的各国工会代表团，在“五一”观礼后，分别在北京参观了工厂、学校、手工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访问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各产业工会，并且和有关单位举行了一些座谈会，了解了中国工会工作和中国工人的思想、生产大跃进的情况。
各国工会代表团已分批前往东北、华中、华东、华南参观访问。
第4版()
专栏：
根据中苏通航协定
首批苏联商船到达富锦县
新华社富锦8日电 根据中苏国境及其相通河流和湖泊的商船通航协定，首批两艘苏联商船，今天中午十二时正开进黑龙江省松花江下游的富锦县码头。几千名当地居民在码头上欢迎苏联商船的热烈情景，使人回想起1945年这里的人民欢迎解放东北的苏联红军的情形。
今天中午，当两只苏联商船的桅杆刚刚在水平线上露出，码头上就站满了欢迎的人。商船在乐声和掌声中徐徐靠岸。
在码头上举行了欢迎苏联商船的群众大会。黑龙江省交通厅副厅长杜长友代表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致欢迎辞。他指出，现在中苏两国人民都处在经济建设的伟大历史时期。在这种新形势下，两国相通的河流开始通航，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4版()
专栏：资料
开埠六十年的码头
富锦县是一个开埠六十年的码头。由这里再向东北偏东的方向走，松花江即和黑龙江汇合，而后与乌苏里江汇流，流入苏联的阿穆尔河，经鞑靼海峡进入日本海和鄂霍茨克海。富锦县和附近的萝北、抚远等几个县称三江汇流地区，农业、渔业、土产产品都很丰富。距离富锦县不远，有重要的新兴工业城市佳木斯、鹤岗、双鸭山煤矿和伊春林区。苏联境内阿穆尔河两岸，不但是重要的农业地区，而且有重要的工业城市伯力，庙街和共青城，出产钢铁、石油、机器等工业产品。两国国境及其相通的河流和湖泊，每年大约有六个月可以航行，商船通航后对两国物资交流，降低运输费用，意义很大。
（据新华社讯）
第4版()
专栏：
黑龙江呼玛县额木尔乡发生水灾
全乡人民经苏军抢救全部脱险
据新华社哈尔滨8日电 黑龙江省呼玛县额木尔乡2日因为黑龙江上游解冻时冰排堵塞河道而发生水灾。全乡五百零八人经过苏联边防军两天的抢救，已全部脱离险境，目前正被妥善地安置在江对岸苏联阿穆尔州的集体农庄里。他们将在黑龙江上游开航后再回到中国。
苏联边防军为抢救我灾民，曾派来直升飞机，由苏联阿穆尔州委第二书记依万诺夫亲自指挥。
中共黑龙江省黑河地委和黑河专员公署，正在妥善地处理额木尔乡的善后工作，除了由人民银行拨给一笔贷款外，黑河专署已准备了一万斤粮食和够用的种子，还准备帮助这个乡的农民修理房屋或建筑新的房屋，重建家园。
第4版()
专栏：问题讨论
应该红在农村专在农村
读了余志明同志给编辑部的信，我觉得实际上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红在农村、专在城市”；而且“红”似乎只要“一年半载”劳动得好就可以达到了。对于“红”是否“一年半载”就可达到，我不想发表什么意见，我只想就“专”在城市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我认为下放干部不仅应该红在农村，而且也应该专在农村。下放干部学习农业生产和钻研农业技术正是红、专的必由之路。它能帮助我们树立热爱劳动、热爱农民、热爱农村、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和高尚品质，改造我们轻视劳动、轻视工农、轻视农业的思想，从而进一步改变我们的非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和革命人生观。这是我们劳动锻炼的基本要求。但是，有的下放干部不是这样认识，他们认为只要自己劳动不贪懒就可以红了，农村是没有什么可钻的，因此，对学习钻研农业生产技术不感兴趣，有的抱着本行业务书不放，还洋洋得意地说：白天红，晚上专。他们的逻辑就是在农村只能红不能专。这种思想和余志明同志的思想是一样的，显然没有正确地理解党的下放干部政策。
我觉得一个革命干部应该分配到那儿就要在那儿开辟自己“红”“专”的阵地；这是一个革命者的自觉行动。我从农村两个月的劳动锻炼中，深切体会到农村的知识是无穷的，到处充满了学问和经验，不但是“红”的熔炉，也是“专”的好场所。过去有许多不被人注意的问题或认为简单的事情，现在竟成了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对象。拿担粪来说，虽然很大程度上拼体力，但也有技巧，也有杠杆的原理。
其次，我认为不但应该“专在农村”，而且还应该结合当时当地的农业生产和社、队分配的生产任务来“专”，不能脱离实际。只有这样，才能更巩固的掌握农业生产技术，也才能促进当时当地和社、队的农业生产，也才能锻炼我们的思想作风。有些下放同志虽然对农业技术很感兴趣，但学习不踏实，好高鹜远，往往单凭兴趣进行学习，不干本行的活。在劳动时间里，本来是刨地，他不干，而去旁的地里去练习耢地、耙地。有的同志多干几天相似的活就厌了，认为专不了。但是，农民兄弟长年累月尽干这些活并没有觉得腻烦。相反的，由于他们长期的从事生产劳动，不但使他们掌握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和熟练的农业技术，而且还培养了他们诚朴、踏实的优良作风。这正是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的。从劳动锻炼中，我还体会到踏踏实实的工作，不仅是“红”的过程，也是“专”的过程。
最后，我还认为下放干部要做到又红又专，除了积极地钻研农业生产技术外，还要积极地参加当地农业社的社会活动，给农民兄弟讲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讲党的各项政策，教农民认字，开展文娱活动等等。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农民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活跃农村文娱生活，达到改造农村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上述社会活动，也可加强与农民兄弟的广泛接触，加深彼此之间的革命感情，久而久之，使自己思想上来一个大转变，可以达到改造自己的目的。
山西武乡县故县乡西灵农业社 全总下放干部 罗维相
第4版()
专栏：问题讨论
不能成为“工分主义”者
和余志明的情况相似，我下放只有三个月，并也曾下过决心要努力劳动、锻炼自己。但是，在我的思想中却是认为工分多即劳动好，以工分来代替又红又专。在我的个人规划里，也曾订出了惊人的工分指标：全年要达到二千个工分，争取三千个工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只拣工分多的重活干、躲避工分少的轻活，推辞不得工分的社会工作和其他工作。别人只挑两块土，我却要挑六块土，每天挣它十几个工分。因此，同志们批评我是工分主义。后来，经过同志们的帮助，使我认识到这种作法是不对的。
工分主义为甚么不对呢？
一，下放劳动的目的是为了改造思想，而不是为了工分。对我们来说，劳动，只不过是改造思想的一种方法和手段，而不是目的。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劳动，使我们成为又红又专的干部。
二，工分主义，必然会造成脱离群众的后果。因为有这种思想的人，他所想的并不是如何更好地与群众打成一片，共忧同乐，他也不去了解群众需要些什么，讨厌些什么。不肯做群众迫切需要下放干部做的事情，就会脱离群众，脱离了群众，就得不到群众对我们的考验与监督。这样，我们的思想怎么能进步呢？怎么能红呢？
三，工分主义与党的下放政策的精神不符。下放，是为了我们又红又专。红，就是要忠实于无产阶级，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大家都知道，为人民服务是不能索取条件和报酬的，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而群众又需要的事情，我们都应该坚定不移地去做。所以，那种拒绝做社会工作，只追求工分的工分主义显然是与这种精神背道而驰的。
为甚么会产生这种工分主义呢？我以为有思想问题也有认识问题。我们这些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好走极端的毛病，总是片面地去理解党的政策。党号召我们下放劳动，我们就以为只有劳动，于是就埋在劳动里了，其他的事情全都不管，在当前的重大政治事件面前，表现得若无其事，没有热情，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现象。下放劳动锻炼，本来是一件伟大的思想改造措施，作为参加这个伟大运动的下放干部，他应当经常地克服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但是工分主义者，却是以个人主义来克服自己的个人主义，这怎么能改造好呢？因为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集体，而是我，把我摆在第一位，从我出发，对我有利的就愿意干，对集体有利而对自己无利的就不愿意去干，难道这不是个人主义吗！所以，下放锻炼是一个劳动的过程，也是一个激烈的思想斗争过程。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每时每刻都不能放松对自己的改造。
江苏兴化刘六乡刘六社新农民 陈和毅
第4版()
专栏：
在左右江两岸
记僮族群众革命斗争的故事
本报记者 关君放 黄义杰
广西僮族自治区成立前夕，记者访问了右江和左江革命老根据地。
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一直到1949年广西解放为止，右江、左江地区的僮、汉、瑶等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二十多年来前仆后继地进行英勇的革命斗争。各族人民用热血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伟大革命诗篇。
我们访问了右江革命老根据地东兰、巴马瑶族自治县的一带地方。这里石山重重相连，山谷中流着清澈的小河，两岸散布着座座林木葱翠的山村。我们在翠岗环抱的东兰曾晋谒革命烈士陵园，陵园内葬着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烈士遗骨。在中和乡瞻仰了过去红七军负责人多次集会的地方——奎星楼，1930年初，邓小平同志就住在奎星楼上。在中和乡我们也曾走访列宁岩，1925年韦拔群烈士就在这个岩洞里举办第一期农民运动讲习所。
我们访问了僮族优秀的儿子共产党员韦拔群烈士的故乡——那烈乡。这里的村庄焕然一新，已经看不见过去白匪军洗劫后的废墟和断壁残垣了。村里除老人和小孩外，家家无闲人，各族农民都在水利工地和田野里劳动着。许多革命老人和当年红七军的老战士，保持了过去光荣的革命传统，虽然他们都是老年人了，但在生产上仍然走在前头。五十多岁的那烈乡女乡长黄春兰是红七军老战士，因为过去长期过着爬山涉水、睡岩洞、吃野菜的战斗生活，如今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可是她每天除办公外，还要下田或到水利工地参加劳动。她的丈夫革命老人韦钟吉是县特等优抚模范和水利模范。1929年红七军政委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试办的共耕社会计员黄应周，如今是六十多岁了。他在农业社里照管牛群，把牛养得又肥又壮。
这里的僮、汉、瑶族农民讲述了许多韦拔群烈士的英雄故事。
一次，韦拔群同四个战友被三百多国民党匪军包围在一座石山上。经过一阵激烈战斗后，四个战友先后牺牲了。正当危险万分的时候，韦拔群发现脚旁爬出一条小蛇。他把自己戴的草帽把蛇盖住，自己躲在一块石板底下。敌军爬上山以后，到处搜索找不到韦拔群，当拿起草帽发现底下扣着一条蛇时，一个当兵的便吃惊地喊道：“土匪头变成蛇了！”敌军便把草帽和蛇团团围住，一个当官的把当兵的臭骂一顿，又继续搜山，找了很久始终未找到韦拔群，只好带着草帽和蛇去请功去了。当时白匪军在东兰城大肆宣传韦拔群被捉住了，韦拔群是一条蛇变的妖怪，用以瓦解人民革命的斗志。
又有一次，韦拔群被敌人追赶着。他迅速地跑过一架山岭，跑到一条小河边。河边有一个钓鱼的农民，他见韦拔哥被白匪追赶，他便与韦拔哥换了上衣，戴韦拔哥的草帽，淌到对岸向一条小路跑了。韦拔群便坐在河边钓鱼。敌人赶到河边向钓鱼的吆喝：“看见戴草帽的土匪跑过去了没有？”钓鱼的人不说话，只是用手向河对岸指了指，白匪军果然看见一个戴草帽的人在奔跑，于是淌过河去追赶去了。
反围剿的游击战争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到1929年初，敌人狼狈地退出了东兰、凤山等县的革命根据地。这一年秋天，邓小平同志和张云逸同志领导起义部队到达田东、田阳、百色等地，与原来韦拔群领导的农民队伍汇合一起，不久正式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
1930年红七军与左江建立的红八军会合后，奉命北上，开往江西中央苏区。出发前，红七军各纵队整编为三个师，韦拔群任二十一师师长，率领一部分部队留在右江坚持武装斗争。
红七军北上以后，白崇禧匪徒集结了一万多兵力疯狂地向东兰革命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红军曾给匪军迎头痛击，后因敌我力量悬殊，乃退至西山老根据地。匪军占领了大部苏区，到处烧杀抢掳，仅凤山百乐乡八个村就被烧掉七个，海亭乡一天早上就被杀害二百八十多人。右江革命又进入艰苦的年代。韦拔群带领红军游击队和各族人民与万恶的敌人进行两年多艰苦的斗争，给予敌人很大打击。到1932年由于叛徒出卖，10月20日韦拔群烈士为党为人民伟大的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
但是右江的革命斗争之火在继续猛烈地燃烧着，在党的领导下红军游击队和各族人民继续高举着革命的大旗前进。
东兰、凤山一带革命老根据地许多人还记得当年流行的一首僮族山歌：
我们是贫苦的农民，烈日像火烧，犁耙也不停；
吃酸粥，点（一点点的意思）酸菜，衣裤难遮身。
白匪和土豪，要把脑髓吞；
多亏出了共产党，领导搞革命，
张军长，韦拔哥，组织我们，展开红白斗争；
苏维埃成立，各民族平等；
打土豪，分田地，大家得翻身。
白匪反攻来，要把我们杀尽；
我们团结紧，生死兄弟一样亲；
不怕断头，不怕流血，誓与白匪拚。
在这一带有许多人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坚持到解放的英雄。我们在巴马瑶族自治县访问了“西山三桂”。三桂是僮族共产党员黄联桂、黄柱桂两兄弟和他们的堂兄黄八桂。
1929年黄联桂兄弟三人参加了革命。在1932年白匪军残酷的“围剿”日子里，三弟兄隐藏在一座山上。为了避免敌人发现，在山上到处转移，露宿在树下和岩石旁。每天吃半顿南瓜和红薯充饥。后来不但南瓜、红薯吃不上了，就是“革命菜”（野菜）也吃光了，只好以嫩草充饥。在这艰难的日子里，有的人下山投降了，人人都说革命失败了。但他们不相信革命会失败，给人打短工糊口，到处找革命组织。1933年冬天，终于找到组织，上级给他们的任务是通过青年去发动壮年和老年对革命的支持，三弟兄回到家乡不到一年，弄竹屯就变成西山主要革命据点之一。许多革命领导同志多次在这里隐蔽和进行革命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当时右江党委书记黄桂南叛变投敌，整个西山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名单全部暴露。在弄竹屯活动的领导同志转移到别处隐蔽，联桂三弟兄又上山了。敌人派来大批便衣搜捕和暗杀党员和革命干部，敌人还多次派人诱降联桂弟兄，有的亲友也认为革命失败了，劝他们投降，都遭到拒绝。他们种一点畬地，给人打短工，继续做党的交通工作。但连年水灾，地里没有收成，每年只能吃上三个月玉米，其余日子靠吃南瓜、野菜度日。1940年以后，联桂弟兄又拿起武器参加了游击战争，著名的1947年“万岗起义”，红军游击队解放了万岗（即今巴马瑶族自治县）和凤山县城，在战斗的行列里便有联桂三兄弟。
现在联桂是中共乡党支部书记。八桂和柱桂是农业社员。长期的艰苦生活，他们黑瘦的脸上刻满了粗大的皱纹。说话时精神饱满，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解放后，三弟兄回到巴廖乡重建家园。联桂和柱桂都结了婚，安家立业。
红军和游击队在右江苏区艰苦斗争中，曾发生许多壮烈的英雄事迹。这里记叙一个可歌可泣的事迹。
1932年9月，白匪军向苏区展开“围剿”，苏区被分割成许多小块，红军少数部队只能在险要的山区里活动，天峨县甘孟峒是这一带石山区最高峰上的一个小山谷，住着三户僮族人家，周围是悬崖和峭陡山坡，只有东南面和西北面的两条小径可以通行。红军黔桂边区独立营八十多人当时被迫退守在这里，四面被白匪军和地主武装民团包围。红军坚守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清晨大雾弥漫，敌人的炮火如猛雨一般，把翠绿的山岗打得变成一片焦黑，许多战士牺牲了。敌人像疯狗似的进行多次冲锋，红军战士子弹打光了，便用石头打，敌人始终无法冲上来，就在这时，十多个民团团丁趁烟雾掩护从悬崖偷爬上来，突破了西北面的坳口。战士们石头打光了之后，便抡起枪托跟敌人肉搏。敌人黑压压一大片爬到山顶，僮族战士罗加红用一对小板刀砍死好几个敌人之后，抱着两个敌人一起跳下悬崖。最后红军战士剩下七个人，每人都抱着一个敌人或是抓住两个敌人一起滚下悬崖。这七名僮族勇士是：黄文明、李奎、黄德东、韦名甫、颜老三、蔺英桥、还有一位女英雄兰彩娥。
我们也曾到左江地区访问。左江地区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传统，在1930年，红七军、红八军的活动遍及整个地区。在龙津、靖西、镇边（现为睦边）、隆安等县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与右江革命运动互相呼应。红军北上后，在白匪疯狂镇压下，革命运动受到严重摧残，曾经有一段时间中断党的领导。但僮族人民自动拿起枪上山，继续反抗国民党匪帮的暴政。党在1941年春天和1942年秋天，先后派去党员到龙津、明江和镇边等地，开辟工作，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僮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1946年冬天，建立了中共左江工委会。第二年7月，发动僮族人民在龙津、明江和镇边三地同时举行武装起义，解放了近二十个乡。这次起义如风暴一般地震撼了整个左江地区，鼓舞了人民革命斗争的信心。起义后，敌军第一次三千七百多人，第二次四千多人，两次向游击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结果很快都被游击队粉碎。随后敌军集中优势兵力，采取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向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游击队和僮族人民与国民党匪军展开残酷的斗争。1948年下半年游击队打破了敌人的包围，运用武装工作队形式分散插出到蒋管区，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最后连成一片反蒋游击根据地。快要解放时，在龙津、靖西等十六个县内建立了根据地，控制了广大农村，拥有人口六十五万人，建立了九个县人民政府及一个专员公署。
游击队和僮族人民在和国民党匪帮斗争中，出现许多动人的事迹。龙津那息的僮族人民前后三次用五支步枪，打退二百多蒋匪保安队的扫荡。龙津河渡僮族人民房屋被国民党匪军烧毁后，在废墟上搭起茅屋，继续战斗。以后茅屋又被烧毁，便住山洞坚持斗争。布局乡僮族人民扶老携幼坚持在山上住两年多，坚持不向敌人投降。崇左县江洲乡民兵和僮族人民被蒋匪保安队围困在山洞中，坚持一个多月，干粮吃尽，皮带吃光，也不放下武器，一直等到南下大军到来才解围。
我们访问了布局乡春秀村，这里靠近越南边境，是石山地区。春秀村全是僮族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都是革命根据地。
春秀村是以本村共产党员杨春秀烈士的名字命名的。杨春秀于1930年为白匪军杀害，当时他是左江革命委员会委员。
中共党支部书记农众告诉我们说：在1929年春秀村建立过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农民协会。红军北上以后，留下的地下革命组织被敌人破坏，村上同情红军的人被敌人杀害，房子被烧毁，僮族人民怀念党和红军，盼望红军能早日回来。1942年党又在布局乡开展工作，人民莫不欢欣鼓舞，踊跃地参加游击队。1946年国民党匪军不断到布局乡一带烧杀抢掠。布局乡各村变成了一片荒凉，到处是断壁残垣和灰烬，英勇的僮族人民扶老携幼逃到山上，各村青年男人拿起刀枪参加游击队，留下的人，开荒生产支持游击队，坚持游击战争一直到解放。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革命老根据地发救济款和贷款，春秀村僮族人民在废墟上重建家园。1955年冬建立了高级农业社，社内70％的贫雇农现在生活已赶上解放前当地富裕中农收入的水平。适龄学童全部入了学校。现在春秀社正紧张地进行修水利、积肥、春耕生产，全社三百二十一户，每天修水利就出工一千个劳动力，他们争取今年实现亩产“八百”斤社。（附图片）
苗地 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