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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产越紧张 文化越活跃
农村群众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求
新华社7日讯 “大力发展以俱乐部为中心的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在一两年内，基本上达到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有俱乐部，吸引广大群众参加文化活动。”这是在全国农村群众文化艺术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工作目标。
这次会议，根据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讨论了农村文化工作的发展规划，明确了农村群众文化工作的任务和作法，并且交流了各地农村群众文化工作的经验。
会议指出，以俱乐部为中心的农村群众文化工作，必须紧紧地结合政治任务、结合生产、结合中心工作，真正做到生产到那里，文化到那里；生产越紧张，文化越活跃。农村文化工作要成为广义的文化宣传工作，同农业技术、科学普及、扫盲、除四害、体育等各种工作密切配合。俱乐部应当成为农村中宣传、文化工作的综合性组织。成为党和政府在宣传、文化工作方面的助手和农民在业余文化娱乐活动的园地。俱乐部应当有适合生产情况的宣传、读报、图书、科学技术普及、歌咏、展览、幻灯放映、广播、业余剧团、文娱、体育等组织。开展活动应根据灵活多样、小型为主的原则，也可以视需要和可能，在不妨碍生产的原则下，举行较大规模的活动。
会议认为，发展群众业余文艺创作，从工农当中培养大量的文艺人才，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大计之一。会议要求，一两年内每个俱乐部都要成立创作组，并推动他们就地取材，就地编写，就地演唱，以发展群众的业余创作活动，培养工农群众自己的文化队伍。同时，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站）、文化服务队和俱乐部都要注意发掘民族的、民间的文艺遗产，加以选择和整理。各地群众艺术馆必须加强对群众艺术活动的辅导工作，群众艺术馆工作人员必须深入工农兵。各级文化艺术学校、艺术干部学校、文化艺术的专业团体，也应当有计划地帮助群众文化组织培养艺术骨干和活动分子。文化艺术专业团体的干部下放和下乡演出时，首先要当群众的学生，再当先生。
会议指出，普及文化必须充分依靠群众，这才能贯彻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路线。随着工农业的发展，要尽可能地发展民办文化事业，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来普及文化。民办文化馆（站）、民办图书馆、民办放映队等，各地都可以试办。办农村俱乐部应当力求勤俭，提倡因陋就简，从无到有，从有到好；规模可大可小，内容可繁可简，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社收入的增加，再逐步提高。
出席会议的不少地方党委的代表介绍了领导文化工作的经验。他们的经验证明，党委重视和加强领导是做好农村群众文化工作的根本保证。这些地方党委领导农村文化工作的主要经验是：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并把文化工作列入党的工作日程上来，全面安排。这次会议是4月20日到30日在北京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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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干活赛猛虎 娱乐赛过年
黑龙江五个县农村文化活动深入田间地头
本报讯 记者焦化东报道：黑龙江省宁安、青冈、肇州、海伦、宾县五个县的农村文化活动，正随着当前紧张的春耕播种深入到田间地头。一到休息时候，到处出现一片生动活泼景象。大部分乡村作到了社社有俱乐部，队队有文化室，社员天天读书报，夜夜听广播，年节有晚会，处处有歌声。在这些普通的农村里有群众组织起来的业余剧团、歌咏队、广播组、读报组、创作组、球队、幻灯、黑板报、图书室、农业科学研究组或农业科学技术讲座，普遍有一半以上的青年男女社员成为这些文化活动的骨干分子和活动分子，男女老少都是热心的观众和听众。尤其是东北农民喜爱的地方戏“二人转”，秧歌剧、快板、相声、小演唱，在地头演出，最受群众欢迎。农村俱乐部的创作组常常采用许多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鼓舞农民的生产情绪。有的按照东北民歌“梁山伯五十”的调子编成“早动工，晚收工，月亮底下比英雄”，“力可出，汗可流，七千斤社不可丢”的唱词。青冈县同立社社员王久和高兴地说：“现在是干活赛猛虎，娱乐赛过年哪！”
这五个县普及了农村文化活动以后，不仅推动了生产，而且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也巩固了扫除文盲的成果。宁安县的榆林乡中心俱乐部通过演剧、抄词、念稿等活动，不仅巩固了扫盲成果，而且使农民文化有很大提高，他们编写了“学文化”、“全家上民校”、“一封信”、“搞副业”等剧本，在群众中演出。
黑龙江省文化局最近召开的文化大跃进促进会上提出具体措施，全省其余五十多个县都要在今年普及农村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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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俱乐部旗帜插遍山区
庄河农村出现一派欢乐景象
新华社讯 在到处岗峦起伏的辽宁省庄河县，俱乐部的旗帜已经插遍了山区。这里所有的农业生产队都建立起俱乐部，队队都有读报组、黑板报、歌咏队和业余文艺创作组。许多生产队还有篮排球队、业余剧团和图书室等。全县出现了一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欢乐景象。
庄河县原来就有四百多个农村俱乐部和二百五十个农村业余剧团。在全县生产大跃进中，农业社社员们纷纷提出要在工地和田间开展文化活动。中共庄河县委为了便于山区分散居住的社员们灵活地进行文化活动，作出了生产和文化展翅齐飞，队队建立俱乐部的决定。从3月21日到现在，全县农村新建的俱乐部就有二千四百多个，新建业余剧团三百零八个，新组成的业余文艺创作组也有一千零二十五个。业余文化娱乐活动已经成为社员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晚间，在各个村里，社会主义歌声四起，在锣鼓声中，秧歌队从村前扭到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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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百花盛开 千红万紫
容县专区群众性文艺创作空前繁茂
本报讯 记者施峥尧报道：广西僮族自治区容县专区有将近九百个业余创作组，三万多个业余创作者，其中农民占70％。自从掀起农业生产高潮以来，群众性的文艺创作，出现了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空前繁茂的盛况。在最近三个多月里所产生的民间口头创作和文字作品，约计二万多篇。这些作品歌唱生产大跃进，咏诵美好的社会主义农村，赞扬先进人物，传播好经验，为千万人民群众所喜爱。博白县城的几个山歌手，每当黄昏就在街头唱起新创作的山歌，许多群众围听，每唱到最精彩的地方，群众就齐声唱起帮腔来，直到深夜才尽欢而散。旧金社在插秧时，挑秧的男社员和插秧的女社员，互唱山歌进行劳动竞赛，干到半夜还不肯收工。
容县专署文化科最近公布了征集1957年下半年以来群众创作的优秀作品的评奖结果。这将进一步促进民间文艺创作。这次应征的有经过各县挑选过的五百三十二篇好作品，超过上一年度应征作品数量的一倍多。其中包括山歌、快板、木鱼调、桂南采茶调、活报剧等十几种文艺形式。获奖的有歌颂党和毛主席的小说“东方有个红太阳”、歌唱农业社的优越性的山歌“龙胫坡”等四十二个作品。这些作品有着鲜明的政治思想性，感情纯朴真实，语言通俗，短小精悍。
这个专区的各级党政领导方面非常重视对这支民间文艺创作队伍的培养。各县经常以召开业余作者会议，学习各个时期的方针、任务和政策；每年举办征稿评奖；组织作品展览会；出版小型文艺刊物；介绍有关读物等办法，来培养提高他们。平南县农民作者梁焕光，过去只能唱不能写，现在不仅会编写山歌，还会写剧本。农民邓伟武在1956年开始写作时，连词句还写不通顺，而现在他写的山歌“龙胫坡”，获得了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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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深入劳动现场
徐水县俱乐部搬上水利工地
本报讯 河北省徐水县的农村文化工作有很大发展。以农村俱乐部为核心的业余剧团等各种组织，都能积极配合生产和水利建设开展广泛的活动。为了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活动，许多俱乐部采取分散、小型多样的方式展开活动。
户木乡俱乐部配合生产积肥和水利建设运动，在全乡搭了四个苇席戏台，并组成七个共八十多名积极分子参加的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宣传队伍，采取街头广播、黑板报、大字报、漫画和戏剧演出等形式，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在水利建设工地上还自编自演了“水库小唱”等节目。许多地方的俱乐部积极分子，把活动带到劳动现场中去，把俱乐部建立在水利建设工地上和生产劳动的田间。留东营乡等俱乐部的积极分子把宣传员手册、图书、连环画、演唱材料和活动工具等带到水利建设工地去，组织文化棚，进行多种多样的活动。遂城乡俱乐部在水利建设工地上进行黑板报、大字报、标语牌和组织图片流动展览、广播、演唱等形式的活动。农村文化工作的跃进，大大改变了农村的精神面貌，使生产上出现了新气象。因此，该县文化科计划在1958年内，在现有一百五十个俱乐部的基础上发展二百五十九个，达到社社有俱乐部，乡乡有中心俱乐部，建成俱乐部活动网。同时准备大力发展群众业余创作组织，在现有四个创作组的基础上发展一百个创作组和若干个编写组。此外，要发展民歌、狮子舞、龙灯、旱船、吹歌会等民间固有的传统形式，以丰富和提高俱乐部的活动内容。
（张兴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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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古老的徽剧
古老的徽剧的后继人——安徽省徽剧团儿童学员，最近在合肥市演出了“断桥”、“三挡”、“龙虎斗”等十多个传统剧目，使这个即将失传的徽剧枯木逢春，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
徽剧发源和流行在安徽的徽州、池州一带，在中国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朝乾隆年间，徽剧在北京享有盛名，它对京戏的发生和发展有很大影响。京戏形成后，徽戏逐渐雕零，近三十年来没有上演过。
安徽省文化局为了抢救这个剧种，从1950年就邀请十几位徽剧老艺人，进行整理和搜集剧目的工作，并在去年春和今年年初，先后招收四十多名高小毕业生，培养徽剧的后继人。
本报记者 张文礼摄（附图片）
老艺人正在指导小演员聂世勤（左）和孙仪娟（右）学习徽剧传统剧目——凤凰山
小演员们表演徽剧传统剧目之一——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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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学新闻
研究闪电为人类服务
闪电是一种特别巨大的高压火花放电现象。是否可以使闪电为人类服务呢？苏联列宁格勒工学院的科学工作者们进行的很多次实验，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
工程师尤特金发明了在很多情况下不经中间环节（一般都是电动机）而直接变电能为机械能的方法。他得出的放电现象比普通闪电强得多。可以举例说明：如用步枪向装满水的木桶射击，木桶就会爆裂。这是因为高速飞行的子弹进入不可压缩的水介质以后，一瞬间就产生了极大的压力。
高压脉冲放电的电火花在液体内所起的作用和子弹相同，但它的力量要大无数倍。这是因为火花放电在水中的运动速度大大超过了子弹飞行速度，电火花周围的液体得到很大的加速度，于是出现了巨大的水力冲击。当液体内的孔穴瞬间汇合以后，又出现第二次冲击，在电火花放电范围内就产生了罕有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在实际生产中很容易应用。
尤特金的发明，使人们可用很精密的装置获得以天文数值计算，即每平方厘米上约有几万公斤那么大的瞬时冲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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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学新闻
苏联制成自动电子读话机
在苏联一个电报员平均每班要发送七万个符号、七万次地按动发报机的键，并且还要检验每一个字母拍发得正确与否。在这样高速度的工作中，人的视官和其它部分的反应渐渐变钝，自然就会出错。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苏联敖德萨电讯学院电视教研室的一组年青的科学工作者两年来经过了创造性的探究，制成了一种打字和印刷文件用的自动电子读话机。
这种机器的主要任务是辨别字母。即让电视型阴极射线管发出光束，光束按次扫过每一字母。当光束落在黑线或白纸上时，反射光的强度改变，光电管电路中的电流也相应起变化。根据电脉冲数量和时间的不同，读话机的分析部分就可以区别出这个或那个字母，并在输出端上开启载有该字母信号的继电器。这种继电器的数量同字母表上的字母和数字相等，共有四十个。另有特制的装置变信号为电码，接在自动电子读话装置上的电报机把译文自动传到指定的地方。这种机器将用在印刷厂，使排字自动化。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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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知识分子在大跃进
冯定
现在，亿兆人民万马奔腾地在大跃进中；知识分子，包括深受资产阶级教育及其影响的高级知识分子，自然也不例外。
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有时比普通的资本家似乎还要曲折和艰苦。这是因为，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不但习惯于和向往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且从世界观、学术思想、生活风格以至在政治见解上，都有完整的一套体系；因此他们所具有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有理论和生活全面顽强地支持着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对代表资产阶级思想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既是失去所依附的资产阶级，又要失去所依附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高级知识分子所赖以为生的“生产资料”，虽是间接而不好捉摸的，但却是双重的，其转私有为公有是需要在身外和在身内经历两次极大的震动。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如果对资产阶级的政治见解坚持不放，那么就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基本上已被消灭以后，还是会幻想资本主义的复辟而在言行上有所表现的，这些人已经成了右派了；但是就是不谈政治见解，而是坚持资产阶级的生活风格、学术思想和世界观，那么其治学目的、治学方法和教书态度等等，也总是个人主义的，决不会是集体主义的，因而也就不免对社会主义社会始终保持着或多或少的抵触情绪。这对思想改造起着阻滞作用；至于更进一步，就此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就有投入右派或被右派利用的危险了。
总之，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不管其思想多么五花八门，归根到底是围绕着个人主义这个轴心在活动的。个人主义的最普遍表现，就是名利思想。名利思想在资产阶级的高级知识分子中，既深且透，真是到了刻骨的程度。比如有的从事科学，从事教育，在正业方面的待遇本已颇为优渥，然而偏对正业不关心，因循敷衍，而专心致志于副业，搞“自留地”。拿副业来说，只要不妨害正业，撰文著书，或者翻译，有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普及或提高，原非坏事；可是正因他们围绕的是个人主义，不是集体主义，所以粗制滥造，东凑西搭，重量不重质，有的甚至还在其中灌输反动思想的毒素。这和资本家的“唯利是图”，并无二致。有的为利并非那么赤裸裸的，而为名则就觉得“名正言顺”和“理直气壮”了。其实，为名和为利是分不开的；有的搜集资料和写成文章，都是助手做的，本人只署了名，可是索取稿费竟多至二分之一，就是证明。当然，有的为名，不但和为利有密切联系，而且还和权位思想有密切联系。这种权位思想，或者是想在学术界“称霸道王”，形成宗派，或者是想在政治界求得“一官半职”，以便睥睨侪辈。这种权位思想，不仅是资本主义的，而且是封建主义的。从个人主义出发，学术思想总是不健康的，不正常的。有的认为研究学问，选择题目，可有两种途径：一是赶热门，一是趁冷门。前者容易获得发表的机会，后者可以避免至少是可以减少“同行”的挑剔和竞争。一言以蔽之，是想通过快捷和便宜的道路，而达名利双收的目的。较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在自然科学方面多少有些知识，在社会科学方面多少有些资料，便自以为是“泰山北斗”，对社会已有无穷的贡献，于是单干独营，要求筑起“象牙之宫”，拒绝参加任何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结果是完全脱离现实，以落后为先进，以腐朽为神奇，而还自高自大，自满自足。有的虽也勤于业务，频频接触学生和研究人员，但为的是传播其不合真理的学术思想和从事学术的态度，表明其“吾道不孤”而使“后继有人”。其实，赶热门并非坏事；趁冷门只要不流于庸俗，也并非坏事；至于勤业务，多接触学生和研究人员，更非坏事；然而一切这些，只从个人出发，不考虑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利害，结果必致消极作用超过积极作用。个人主义的治学思想和治学态度，和正确的世界观格格而不相入，于是不能不依靠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在讨生活。老实说，中国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本来或多或少是受帝国主义的培植和豢养的，就拿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说，也决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奋发兴盛时期的世界观，而是腐朽没落时期的世界观。他们自然仇视唯物主义，信奉唯心主义。即使他们信奉的是康德和黑格尔等的唯心主义，也不外是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他们将康德和黑格尔学说中去除了最积极的因素而继承了最消极的因素，完全否认客观的真理，脱离实际，迷恋于神权主义和信仰主义，甘愿为资本主义“殉葬”，而对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事物不感兴趣。这样，从世界观、学术思想、生活风格到政治见解，就形成一条彼此间既有区别又是同一的反动线索。从政治上的改造至世界观上的改造，需要冲过的关口是重重叠叠的。然而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虽不惯于自我批判，却很善于自我解脱：明明在政治上和社会主义尚有抵触，偏说已融洽无间，或者说立场早已转变而只是不够罢了；明明在生活上追求名利，偏说本无此意，而名利往往是“自己找上门来”的；明明在学术上是在保持旧内容和旧形式，或拿新形式掩蔽旧内容，不求和社会主义密切配合，至少其学问因社会主义的不断跃进而一天一天在和社会主义隔离开来和疏远起来，偏说是在替社会主义服务；明明在世界观上是反动的，偏说和社会主义并不“背道而驰”，或者竟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而“招摇过市”。这些自欺欺人的办法和自我陶醉的态度，并不只限在少数人的圈子里，而是有意无意地还在对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散布和发生影响。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必要性在这儿，而不改造的危害性也在这儿。
但是，我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终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历过民族民主革命的关而来的；而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又终究是有利于他们思想的彻底改造的。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国性的多次大运动，其中也包括院系调整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曾一次一次地在震撼着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有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早就和党靠拢而不那么摇摆了。去年，党和人民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胜利，震撼得更为厉害。最近，亿兆人民接着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伟大胜利而在大跃进，特别是劳动人民对生产显出了空前未有的热情，此起彼应的技术改革一浪高过一浪。青年人，包括青年学生在内，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信心百倍，要想在群众中和在劳动中锻炼自己，并将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贡献给社会主义社会，热情蓬勃，简直没有言语可以形容。一切这些，就更不能不撼动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以至一直到达其思想深处，使振奋者格外振奋，不振奋者也不得不振奋起来。当然，思想改造过程是曲折艰苦的，振奋的情况也各不相同，而且以后还将继续；然而经过这次的改造以后，绝大多数的人，将越改造越轻松，已是无疑的了。
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中的曲折艰苦，拿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当做例子来说，就可以了然。他们在这次运动中的改造，有的触及了他们的政治见解，有的也开始触及了他们的生活风格、学术思想和世界观；但是，他们都是经过了一次一次对外来冲击的不断感受，才逐渐激发起其内心的变化的。这是由外力引起了内力并从被动转化为主动的过程。有的人在运动之初，觉得自己是掌握知识的，好像只要政治上不是右派，那么以前曾靠知识吃饭，以后仍可以靠知识吃饭，并不体味自己的政治立场还需彻底改变，自己的知识还必须有所肯定有所否定，还必须发生从资本主义而至社会主义的质变。因此，他们“有恃无恐”，好像尽可处身于“一阵风”的运动之外，甚至认为运动是在找他们的麻烦，是多余的。然而运动终究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终究像惊涛骇浪似地沸腾起来了。青年学生从爱护老师出发，更从为了搞好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教学出发，大字报一张接着一张贴出来了。他们在自己和自己中间“自烧”也“互烧”，并将对老师的意见当做最宝贵的“礼物”，像捧“西瓜”似的送入其室，送上其手，于是谁也不能不动了。有的是从不看大字报，而至偷看以至明看的；有的是从不参加会议，而至被请参加以至自行参加的；有的是从不愿和共产党员谈话，而至违愿以至真心谈话的；有的是从对自我不敢进行检讨，而至对风格等普通问题以至对观点立场等要害问题也进行检讨的。运动的开展，首先是靠全国的声势和青年学生的积极行动；然而同时，党组织和党员的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对打动资产阶级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心，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党员们都能对党组织和其他党员进行深刻的批评。有的党员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检讨，包括类似右派的思想在内而无所忌讳；这就使他们明白，在思想改造上，党对党员的要求比非党员更高，而其贯彻“治病救人”的精神是完全一样的。然而更重要的是：这样就在人民内部，真正造成了一种完全新的气氛，就是毫无顾虑地相互批评和相互帮助的气氛。这种气氛容易使人理会，越是“引火烧身”，越烧得深和透，就越有既痛且快的痛快感觉。这是除旧迎新，是人和人间出现集体主义关系的精采序幕。经过这样以后，彼此间就可无话不谈，交心将成为习惯的事，没有隔阂，没有猜忌，更没有什么勾心斗角，人们心情的舒畅愉快是可想而知的。此外，民主党派的整风，端正立场，也正好起了有效的配合作用。当然，有些有关科学上、教学上的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问题，是在明辨立场之后仍需要辩论的；但是就已经开始的辩论来说，辩论是不受拘束的；辩论也并不在抽象的概念里打圈子，而是结合具体的人，具体的课，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这就替科学和教学必须联系实际做出样子，使大家懂得怎样“大鸣大放”，也加强了上述相互批评相互帮助的气氛。总之，为了促进大家的思想改造，出大字报，个别交心，座谈，开会辩论，“几把钥匙开一把锁”。于是，有的对过去曾站在宗派小圈子以至帝国主义的立场而“痛哭流涕长太息”了，恍然大悟“今是而昨非”了；有的觉得过去对自己一些知识的“抱残守缺”，而对学生的教学却不负责任，“废品充斥市场”，是可耻的了；大家都觉得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为名为利，害己害人，真是惊心动魂的了。这对每个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来说，真正是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这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大革命，还在胜利行进的过程中。现在必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但要使尚未触及思想深处的继续深入，而且要使已经触及思想深处的能够开花结实。这就是说，思想改造的意义，完全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必须使老师们的思想改造，向又红又专的目标前进，能够反映在科学改革上，反映在教学改革上，而收到科学改革和教学改革的实际效果。这样，思想改造的大跃进和科学改革、教学改革的大跃进，三者就会相得益彰。知识分子的普遍进行思想改造，大家名副其实而成为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这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在各方面的建设，都将起绝大的推动作用，将是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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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真理投降
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 傅鹰
在双反运动以前，由于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我对于许多事物有严重的错误看法，其中最突出的是对思想改造和对党的领导的看法。
关于思想改造
在三反运动中我的收获是很大的。那时我有亲美恐美的思想。经过三反运动，此种思想彻底打垮了，分清了敌我。后来我荣幸地参加了赴朝慰问团，在朝鲜看见听见志愿军无数的英勇事迹，深深感动，在敌我立场上站得更稳了。但是因为我出身于封建家庭，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在我心中根深蒂固。三反的重点是分清敌我，故对于一般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得不透，而且我认为批评时的态度有些粗暴，故此未能将其打倒。再加上我有爱国、历史清白、为人正直等包袱，认为我已经决心跟着共产党走，政治立场已经没有问题了，对于政治的要求极低。我又是有纯技术观点的人，认为只要将化学知识传给学生就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对于政治学习不关心。久而久之，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比三反结束时减少，反而占了上风，使我抱残守缺将旧货当作宝贝，认为我已经没有要不得的思想。要想将这些旧货扫除，就会引起反感，因此五年来我在思想上毫无进步。
双反运动开始后，我看见北大化学系毕业生的废品展览会，使我大吃一惊，因为那些学生中有不少是我教过的，不可能没有受到我的影响。自那时起我开始怀疑我的思想是否要得，后来听了彭真同志的报告，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幼至长全是在资产阶级的学校中受教育，那能有社会主义的思想。现在我们要走进社会主义了，必须将旧思想丢掉（大意如此），这句话惊醒了我。接着看了许多学生的大字报，才知道我给他们带来了多大的损害。这个发现使我万分难过，因为我在腐蚀他们的纯洁心灵。自青年讲助的大字报及谈话中，知道有不少的青年教师以我为旗帜，向白专进军。至此我对于我在北大青年中的危害性才充分的认识了。我痛恨自己，自问为何会产生这么大的恶果。经过同志们的不断帮助和自己思想的激烈斗争，我终于认识到这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人在教学上必然产生的结果。我也体会到，要想真正的解决问题，只有彻底的改变立场。现在回顾从前逃避思想改造的理由，没有一个是站得住的。我自命是爱国的人，但是对爱国二字的体会却是非常空洞的，只是一种由于久受异族压迫而引起的民族情感。在未解放时，此种感情还有其积极作用，但是到了今天祖国已经走向社会主义，而我的爱国还停留在狭隘的民族立场阶段，那就太不够了。在今天，一个真正爱国的人，首先必须爱共产党，一心一意地跟着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想走社会主义的路，就必须彻底地铲除与社会主义抵触的资产阶级思想；要想铲除这种思想，就必须接受思想改造。我却逃避改造。这能算爱国么？显然不能。我又是一个自命正直的人。正直就是有勇气向恶势力作斗争，也有勇气改正错误。在国民党时代，我不敢批评。到了忍无可忍时，我逃往美国，钻进象牙之塔。到今天共产党正领着六亿人民走向光明，我却借口正直，忽视思想改造，这是有勇气改正错误么？这种“勇气”不是正直而是歪曲。我自以为是跟着党走，政治立场已无问题。倘若真是跟着走，立场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党以六亿人民的意志为意志，走社会主义的路，我是照自己的意志，走资产阶级的路。南辕北辙，怎能说是跟着党走呢？更真实一些是背着党走。我认为我以传授化学为人民服务，学习不学习政治没有关系。化学诚然没有阶级性，但是掌握化学的人却不能没有阶级性。对于一个个人主义者，化学只为他或少数人服务；对于一个社会主义者，化学才是六亿人民的。我以个人主义为主导思想来教导同学，这就是拉他们后腿，哪里能算是为人民服务。就是这样的初步分析，不需要思想改造的理由已经全部破产了。由此可见，我不愿意接受思想改造的真正理由，只是舍不得丢弃早已臭了的资产阶级思想。最初所持的理由只是在无理由中为自己找理由来骗自己，久而久之也就信以为真了。
关于党的领导
1953年我到了石油学院。那时学校才成立，设备当然很差。我想开始化学研究，但仪器、药品、实验室全不够。当时我不仔细考虑一个新成立的学校有多少比研究更重要的事需要进行，就认为院领导不支持我；他所以不支持，是因为他不懂化学。我是一个狂妄自大而具有纯技术观点的人，认为在文教事业中，外行人可以在方针政策上领导，对于科学技术的具体领导就必须是内行人才行。石油学院的经历更坚定了我的这种看法。后来我离开了石油学院，但满腹怨气并未消除。1955年9月我在化学通报发表了“高等学校的化学研究——一个三部曲”。这篇文章产生了极大的坏影响，因为它不但使读者得到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结论，还可以推广而得到党不能领导科学的印象。外行不能领导的论点有两方面：
（1）只有内行才能领导；（2）外行不能领导。无论哪一方面全是荒谬的。先看从第一个论点得什么结果。我是学胶体化学的，对于有机化学就是外行；学有机的人对于胶体也未必内行。化学的门类繁多，不可能有一个人对于各门全是内行，因此根据这个论点就没有人能领导化学研究了。推而广之，更没有人能领导科学了。结果中国的科学就成了无政府状态。这条路显然是死路。现在看看第二个论点——外行人能不能领导。1956年我参加了科学规划工作。起初我完全心中无数，以为只要党宣布一下我国的建设次序的轮廓，科学家根据自己的专长选择研究项目，制定计划就万事大吉了。那时一个自命为内行的人对于科学规划——科学的具体领导的办法就是如此空洞，而想法同样模糊的还不止我一人。此种办法实际是对党的领导原则接受，具体否定，不但空洞，而且流弊百出，因为如此一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这个空空洞洞的发展科学的大帽子下进行为科学而科学的研究而不受批评。实际上科学规划是这样进行的：党根据国家的需要提出若干任务，将任务分为若干中心问题，再将中心问题分为若干具体的研究项目，然后再根据需要与可能，目前和将来，拟定具体的措施。自培养人材的数目和年限，仪器设备之筹划，空白学科的如何填满等等大小节目皆有着落。这样就十分具体，可以执行了。以任务带动研究，以研究完成任务，比起许多“内行人”所想的空洞无物的计划真是天渊之别。当时领导作规划的人有许多是所谓的“外行人”。他们对于拿试管的确是外行，但对于领导会拿试管的人却不是外行而是内行。为何他们能够领导，而像我们这样自命为内行的人却不会领导？理由是很明显的。规划之所以完备，因为任务是根据六亿人民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办法之所以具体，因为领导的人是集体主义者，又掌握了马列主义，能够发挥群众的智慧能力，而旧式的科学家却多半是个人主义者。一两个人的智慧能力，无论多么大，比起群众的智慧能力自然十分渺小。以上只是领导的方法，现在再看看领导的结果如何。解放以来，交通、水利、矿产、农业以及各种工业的发展规模与速度全是史无前例的，而这些全是技术性很高的事业。在文教事业中每年培养出来的青年人材之量和质也全是和解放前不能相提并论的。在研究成果方面有些部门已达到国际水平。最近在化学肥料方面提出的大、中、小、小小型氮肥厂的计划立将实现。这是在化学工业中具有革命意义的一件大事。这些只是一部分成就而已，但已是旧式的老科学家所梦想不到的。所以在短短的七八年中能有此惊人成绩，又是马列主义加集体主义的结果。自上举的事实，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论点真是井蛙之见，不攻自破了。那时我之所以提出这个荒谬的论点是根据资产阶级的狭隘观点出发，根本不认识集体主义之伟大。其实自1949年以来，谁领导谁的问题就已经不存在了。
在双反运动中我重读“三部曲”。经过同志们的帮助，我才发现其中还有很严重的错误，其严重性并不下于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荒谬论点。当写“三部曲”时，我还以为除了科学研究以外，在方针政策上我是服从党的领导的。这是自欺欺人之谈。在科学研究中党也有方针政策，否定了党对科学的领导，就等于否定了党的方针政策。
解放后科学文教事业成绩之伟大是我所知道的，也是我生平所希望的，但是我在“三部曲”一文中却全未提起，而是满腹牢骚地举出一些缺点并将其大为夸大。原因何在？当时自以为这是出于爱国热忱，指出缺点，希望能够改善，但是仔细分析起来，动笔时的主导思想还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倘若真是希望改善，何以语气却是怨气冲天，毫无对待同志的与人为善的气味？这不但表现出我的狂妄自大，而且流露出我的感情。前已提过，我对于资产阶级思想是有好感的。凡是遇到与资产阶级思想矛盾的事物，就或多或少地有抵触情绪。党的方针政策是实现社会主义，学校中的一切措施自然也以此为目的。这也就是说，与资产阶级思想矛盾。因此我就常常不满了。归根结底还是政治立场问题。一个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人不可能一心一意的服从党的领导。从前自以为在一心跟着党走，完全是自欺欺人。经过同志们的耐心启发，现在我才真正地认识到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双反运动中同志、同学们的猛烈火力将我烧醒，否则我还不认识我的思想中有那许多毒素。若不将其彻底铲除，不知更会给青年带来多少危害。我现在有勇气向真理投降，下定决心改变政治立场，站到左边来，郑重其事的改造思想，建立新的人生观，争取在最短期间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原载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