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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风吹开了满园花朵
浙江省已基本普及小学教育
本报讯 记者尤淇报道：浙江省在普及小学教育工作上已获得很大成绩，而且创造了不少经验，为此，最近记者访问了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刘亦夫同志。
刘亦夫同志介绍说：浙江省现有八十一个县市，从今年4月初文教工作大跃进以来到现在，已有五十六个县市普及了小学教育，入学儿童占适龄儿童数的90％—95％。其他二十五个县市虽然还没有普及，入学儿童也已达到80％左右，估计再过一、二个月就可以达到普及的要求。
刘亦夫同志接着说：这次普及小学教育的工作所以能够质好、量多而又快速地开展起来，首先不是从“技术挂帅”“业务挂帅”而来，而是“政治挂帅”的结果，是各级党委、党组织亲自领导，和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关于群众办学的方针以及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结果。正因为是“政治挂帅”，再加上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设总路线这股东风，就一下子吹开了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文化知识这一满园艳丽待放的花朵，才能不出两个月工夫，在浙江全省与开办八千多所农业中学和二万二千六百多所农业技术夜校的同时，又在70％左右的县市普及了小学教育，新增加的民办小学约有一万多所，新入学的儿童连公立小学扩收的在内有近百万名。
接着，总结了浙江普及小学教育的几点主要经验。他说：普及小学教育的第一个根本性问题是群众的思想教育和认识的提高。这次刚好在农村整风和大跃进中，很多地方对普及小学教育问题也进行了辩论，在辩论中特别对破除群众中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起了很大作用。在浙江普及小学教育的问题实际上主要是吸收女孩子入学的问题。在今年4月以前，全省已有80％以上的适龄男孩入学，而女孩子入学的比例不过才近30％。广大群众在批判了“重男轻女”思想以后，马上又千方百计地大量组织以老年人为主的托儿组、割青队、搭伙组、喂猪饲羊组等，把女孩子从看管弟妹、烧水蒸饭、割青喂猪等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第二个根本性问题是办学要与生产密切结合，因此在教学组织形式上必须多样化，农业在大跃进后，劳动力特别紧张，如果办学不结合生产，就一定不能普及，即使一时普及了也难于巩固。浙江各地民办小学为了适合生产的需要，创造了许多种形式，有全日班、半日班、早班、晚班、夜班、田头班、流动班等等；也打破了假日制度的常例，不以星期、寒暑假为标准，而以农事忙闲为依据；农忙时停课参加劳动，农事稍闲时多学几课。
第三个根本性问题是解决师资和提高师资。在浙江，小学师资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几年来国家已培养有好几万初中毕业生在农村中劳动，他们年青有为，是最好的师资。但也有一些具体问题必须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经济待遇、政治待遇和业务提高三个方面。不少地方已推行了订合同的办法，每月支付给基本的工资，参加社的劳动时还另计工分；政治上和正式社员同样看待，并享受社的福利待遇；在校舍和教学设备上也要尽量予以适当解决。在业务提高方面，全省采取了对民办小学和公立小学教师一视同仁的政策，各地文教干部学校、普通师范和省的教师进修学院都同样接受民办小学教师轮训；特别是各地办的师范函授部，正准备大量吸收民办小学教师参加学习；各级教育部门编印的教学参考资料，也同样发给民校教师。
刘亦夫同志最后说：浙江在这次普及小学教育运动中，还特别注意了山区和海岛，目前浙西天目山区、浙东四明山区都已经普及了小学教育，就是过去交通最不便当、文化很不发展的浙南山区，入学儿童也已达到80％上下。特别是星罗棋布似的散处在东海上的各个海岛，只要有村落的，也都办起了小学。这样，真可说得上春花盛开，艳及高山海洋了。今后的问题，是要我们继续鼓足干劲，为不断解决新的问题和达到全省适龄儿童最高的入学比例而努力。
本报讯 记者屠正峰报道：浙江省已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做到了乡有完小，社有初小，村有初小或识字班。4月上旬，浙江省在崇德县召开了全省小学教育事业大跃进的现场会议后，各地多以书记挂帅、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把教育事业大跃进作为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全省大跃进的组成部分，统一规划、统一布置和检查，民办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各地在建立民办小学中，都贯彻了勤俭办学的精神，校舍、设备因陋就简。校舍大部分利用旧有的祠堂、庙宇和借用民房，或依靠群众助工、助料、助钱建造简易校舍。课桌、板凳多由学生自带，其他教学设备利用废物改制、逐步添置。经常费用由下列几方面解决：向学生收费，由农业社公益金补贴，由社员作义务劳动，教师学生劳动生产的收入等。教师的工资，大多由农业社按照固定工资形式按月支付，标准相当于当地中上劳动力的收入，在经济条件较差、农业社规模较小、公益金不多的地区，大多数采取社办公助方式。在山区人口分散，农业社小，学生少的地区，采取教师半日教学、半日劳动。这样，群众出钱不多，负担轻，教师生活有保证。许多城镇群众自办的小学，一般由居民委员会领导，热心办学的社会人士捐助。师资来源，主要是在家自学的知识青年，采取乡社聘请、政府批准或政府推荐、群众聘请等办法。在缙云、青田、黄岩等山区，民办小学教师多是合作社会计，既教学又参加生产，更能节约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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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怀少年儿童的校外活动
杭州居民自办二十九所少年俱乐部
新华社杭州29日电 杭州市居民最近没有花国家一个钱，自己办起了二十九所“少年俱乐部”，初步满足了少年儿童丰富课余生活的愿望。中共杭州市委认为这是开展校外儿童教育工作的有效办法，计划在“六一”儿童节后，在全市四百多个居民区都建立起少年俱乐部；并计划到年底以前建立一个全市性的“少年宫”，六个市区各建立一个“少年之家”。这样，连同原来的校外教育机关，全市将组成一个群众性的少年儿童校外教育网。
杭州市现有十五岁以下的少年儿童约二十万人，其中学龄儿童约十五万人，占全市人口七分之一左右。几年来，党和国家为全市少年儿童开辟了少年科技站、儿童公园、儿童图书阅览室、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等全市性的公共活动场所。但是这些活动场所数量少，还远远满足不了儿童校外活动的需要，尤其在实行二部制后，许多孩子由于缺乏校外活动场地和丰富的课余生活而逛大街、赌洋片、打扑克、乱吵乱闹。更严重的是，有少数少年儿童受到流氓分子和坏分子的引诱和利用，进行偷窃等活动，妨害社会秩序。这一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重视。在整风运动中，中共杭州市委和共青团市委根据群众的要求，决定除了改进现有校外教育机构的工作外，进一步开展全市群众性的少年儿童校外活动工作。中共杭州市委曾把建立“少年俱乐部”的问题发动各区居民讨论，得到了广泛热烈的响应和支持。上城区河坊街百岁坊居民区在街道整风中建立了全市第一个“少年俱乐部”，通过观摩学习和召开现场会议，其他各区也纷纷建立起“少年俱乐部”。
杭州市各居民区的“少年俱乐部”是根据多快好省，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兴建的，群众自筹房屋、设备、用具和经费，俱乐部的规模大小、设备多少不一。大的有两三间房子，一个活动园地；小的只有一间房子。各居民区都有一个委员负责领导俱乐部，许多俱乐部的日常活动管理都是由附近小学的少先队组织负责。俱乐部每天上下午都开放，儿童凭“活动卡”就可以参加活动。活动内容有图书阅览、赛棋、跳绳和球类运动等。有的俱乐部每周有一个晚上邀请战斗英雄和先进生产者来联欢，或者由附近学校少先队来放映幻灯片。
“少年俱乐部”的成立，使少年儿童中逛街、打群架、骂人等现象显著减少，得到了广大居民的拥护。不少女工说：过去人在车间、心在孩子，现在孩子有了俱乐部，我们在车间里生产也安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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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六一前夕喜讯传
儿童乐器大增产
本报讯 北京市乐器厂为适应广大儿童需要，大量增加儿童乐器的生产，六一前夕，已经生产了一百三十套学龄前儿童节奏乐器。
北京市乐器厂生产的儿童乐器，都是根据儿童生理和心理的发展能力来设计制造的。学龄前儿童节奏乐器，很受儿童欢迎，一些幼儿园、小学校都购买了这种乐器。
为满足广大儿童的需要，这个厂将大量生产儿童乐器，今年产量将比去年增长316％。在工业生产大跃进中，儿童乐器制造者也掀起了比干劲、争上游的生产高潮，进一步地改进了产品的设计，调整了品种。 （李德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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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产大军从病魔手里解放出来
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
新华社南昌29日电 经过两年苦战，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了血吸虫病。这是江西省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领导机关在最近召开的余江县根除血吸虫病庆功大会上宣布的。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委员孙振中教授在会上说，余江县是全国根本消灭了血吸虫病的首创县。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副省长方志纯代表省委和省人委向余江县人民表示祝贺。他说，余江县根除了血吸虫病是人民同疾病作斗争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同时也表明消灭这种疾病并不神秘。他要求全省医务工作者冲出旧思想的樊笼，破除迷信，依靠群众加速消灭血吸虫病，把大批生产大军迅速从病魔手里解放出来。
由中共江西省委防治血吸虫病五人小组组织的、包括有全省二十三个县、市血防技术人员参加的复查小组，在庆功大会上作了余江县根除血吸虫病复查报告。报告说，复查小组在今年5月中旬分别在余江县内流行血吸虫病的马荃、马冈、弓塘、倪桂等四个乡和一个镇、两个农场里进行了大面积钉螺现场复查、病人粪便普查和粪便、饮用水管理的效果测定检查：结果，在这些地区里没有发现一个钉螺；从对四百七十二人的粪便普查中得出的治疗率为95.5％；现在在所有疫区里都已废除了私人厕所，建立和改建了小型公共厕所，每个厕所都有专人负责管理；并建立了公用水井、每个井都有公用吊桶，没有水井的地区便划定了河水分段、分塘饮、用水的区域，充分保证了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安全。报告说，复查结果证明余江县在消灭钉螺、治疗血吸虫病、粪便和用水管理等方面都完全达到了中央血防工作部门的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
中共余江县委第一书记李俊九向到会的全省一百多个血防干部介绍了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情况和经验。李俊九说，解放前余江县由于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很多村庄人死屋倒，田园荒芜，生产水平极低。如马冈乡在近三十多年内就有六个村庄因血吸虫病而全部毁灭，1956年1月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后，中共余江县委根据纲要草案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定和当地的具体情况，大胆地制定了苦战两年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并由县委第一书记挂帅担任血防五人小组组长，随即各区、乡、社都成立了血防工作领导组织，迅速开展了这一工作。李俊九说，为了不影响生产，余江县把消灭血吸虫病工作和生产紧密结合进行，县委为此曾提出了“以生产为中心，血防为重点”的原则，具体要求消灭钉螺、粪便管理和修水利、积肥相结合，治疗病人和农时安排相结合。在两年的冬、春兴修水利积肥的时候，县委发动和领导农民结合进行了“开新沟填旧沟”的土埋钉螺工作，结果在兴修水利中把全县的三百七十多条弯弯曲曲、杂草丛生的旧沟全部填了土，新开了水沟，使钉螺没有了藏身之所。治疗血吸虫病病人是由防治站同区、乡、社共同统一安排，在农闲时对主要劳动力治疗，农忙时治小孩、妇女、学生和渔民，因此既没有影响生产又充分利用了病床，使全县四千多个病人都分别得到了治疗。李俊九说，消灭血吸虫病后，余江县在生产、生活、生育等各方面都出现蓬蓬勃勃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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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纪录片
今天在北京上映
本报讯 纪录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影片“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已由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制作完成，今天将同北京观众见面。
影片纪录了大会的实况：毛泽东同志宣布会议开幕，并在会上讲了话；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邓小平同志作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谭震林同志作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以及周恩来、朱德、陈云、陈毅、陆定一、陈伯达、康生等同志发言的情况。
影片纪录了大会休息期间，代表们参观全国轻工业产品展览会和毛主席坐东风牌小汽车的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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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零陵、衡南成“无疟县”
本报讯 据健康报报道：湖南零陵、衡南两县在基本消灭四害的同时，已基本消灭了疟疾，成为“无疟县”。
零陵县为了全面开展消灭疟疾工作，1957年冬季抽调各联合诊所防疫员七十人，进行了疟疾流行病学和防治措施的短期训练。今年2月完成了全县的疟疾普查。这个县又组织卫生干部、联合诊所医务人员和卫生员六百多人，对被确定为服药的对象进行了全面的疟疾抗复发治疗。到3月底，全县已完成抗复发治疗一千四百三十人。在这一工作中，医务人员一般做到了送药上门，田间送药。此外，这个县还采取了灭蚊、防蚊、预防服药、系统治疗、培养抗疟员、建立与健全农村防疫网和巡回医疗站等一系列的措施。在今年五一节前，这个县在基本实现四无的同时，也基本消灭了疟疾。
衡南县在5月8日成为湖南省的第二个“无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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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州市郊三元里小学
对儿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本报讯 广州市郊三元里小学经常对儿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三元里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地方。远在一百一十七年前的5月，当地农民组织了“平英团”，聚集了邻近一百多个乡的几万人，在这里抗击英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三元里小学读书的小学生，他们大多是当时参加反帝斗争者的后代，他们除了经常听长辈讲述“平英团”的英勇斗争历史，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外，学校里的少先队，也常常邀请当地的父老专门讲述当年抗英斗争的故事。
学校除了对儿童进行乡土的革命传统教育外，还带领他们到广州会见了曾参加长征的杜树发同志，听他讲述亲身参加祁连山苦战三十七昼夜的英勇斗争事迹。
5月30日是三元里“平英团”抗英斗争一百一十七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天里，三元里小学准备在纪念碑前的广场上举行综合性的军事露营纪念。 （何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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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少数民族地区
红领巾到处飞扬
新华社29日讯 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少先队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内蒙古自治区的各族少先队员现在已发展到五十万人，比1955年增加了四倍以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在一千六百五十一所中、小学里建立了少先队组织，全区各族少先队员已达十七万多名；远在阿勒泰草原和帕米尔高原上的许多中小学里，也都建立了少先队的组织。广西僮族自治区已在小学中普遍建立了少先队，全区有九十八万多个少先队员。西藏的拉萨、日喀则、昌都、黑河、噶大克等城市，都出现第一批藏族的“红领巾”。贵州的苗、布依、彝、水等族的少先队员比1955年增加了将近八倍，已发展到十八万六千多名。四川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自治州，大部分的县都建立了少先队。在抗日战争时期农村游击区就有少先队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现在已有七万八千九百多个少先队员，占全州队龄儿童的80％左右。
各地少数民族的少先队员普遍开展了与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斗争紧密结合的各种活动。内蒙古自治区全体少先队员正在用自己的劳动收入和节省下来的零钱，为兴建两座“红领巾”水库筹集资金。第一座“红领巾”水库已经动工，这座水库建成后可以灌溉土默川平原上的十六万亩土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各族少年儿童，今春以来共栽树一亿多株，还种了三百五十六万株向日葵和篦麻，建立了一百六十六个“红领巾”林、三百二十个“红领巾”苗圃和四十七座“红领巾”水库。新疆乌鲁木齐市的少年儿童在除四害的突击运动中消灭苍蝇四百四十一公斤。新疆各地的少先队员还经常在队日里帮助附近的农、牧业生产合作社挤奶、放牧、拔草和捉虫，大部分牧区小学建立了小牧场。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理县朵谷脑小学的少先队员利用课余时间积肥一万多斤，并把这些肥料运到乡里。
少数民族少先队员的队日生活是丰富多采的。贵州许多地方的少数民族少先队员，在民族工艺美术能手的辅导下，经常学习刺绣和腊染，使孩子们热爱本民族的艺术。西藏的少先队员常常到附近的工厂、农场、气象站参观，他们也经常拜访驻在边疆的解放军叔叔。新疆的许多学校还组织各族少年儿童互相学习各民族的语言和歌舞，使各族儿童们更加团结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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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家都来办儿童校外教育机关
本报评论员
校外教育，是儿童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儿童校外教育已经引起社会各方面的注意，爱护和教育儿童已成为新社会的风尚。但是，现在许多地方由于校外活动场所太少，广大儿童的校外生活还很贫乏单调，如何丰富他们的课外生活，加强校外教育工作，仍然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
儿童校外教育工作的重要问题之一是解决活动场地。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多办简单的、小型的儿童校外活动场所，首先满足广大少年儿童的课外文化生活的迫切需要。这样做，儿童校外活动场所就多起来了，儿童的课余生活丰富了，孩子们基本上被吸引到正当的文化、体育等活动中来，从积极方面抵制某些不良因素对少年儿童的影响。杭州市居民自办“少年俱乐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一种是盲目追求“正规化”，认为只有少年宫、少年之家才称得上儿童校外教育机关。要办儿童校外教育机关就一定要有完整的设备，要有干部和经费。这样做的结果是：校外教育机关发展很迟缓，现在有不少中小城市迄今连一个儿童活动场所也没有，许多少年儿童在校外没地方活动，他们充沛的精神没用到正当的地方去，有的儿童甚至沾染了坏的习气。
儿童的校外教育，是每个父母、学校和社会各方面共同的事业，人人有责；解决少年儿童的校外活动场所也应当是群策群力，大家来办。单靠政府或某一个方面的力量是不行的。最近几年，人民政府、各群众团体、厂矿企业等举办了一些儿童校外教育机关，但大都集中在大中城市，而且容纳的人数很少。全国的少年宫、少年之家等儿童校外教育机关每天只能吸收二十多万人参加活动，而我国的少年儿童却有一亿以上，其中仅小学在校学生即有六千三百多万。显然，单靠办正规的大型的儿童校外教育机关是不可能满足广大儿童校外活动要求的，还必须有一些辅助的办法，就是根据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发动群众、社会团体多办简易、经济、实用的“少年俱乐部”之类的儿童校外教育机关，这是解决儿童校外活动场所，迅速普及校外教育网的正确途径。
随着正规化思想而来的是对于校外教育机关的一种神秘观点，因为必须办得“正规”，因此就认为办不了。其实，校外教育机关的任务，就是通过各种儿童所喜爱的并有教育意义的活动，对少年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帮助他们巩固和扩大课堂知识，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发展他们的兴趣和才能。在儿童的家长中是不乏人才的，有文化知识的就辅导孩子阅读，会歌舞的就教孩子们歌舞，会画的就教孩子们画，懂某种生产知识和有某种生产技能的，例如手工、木工、金工、种植、饲养等等，可以传授给孩子们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开展这方面的活动。总之，凡对儿童有教育意义的活动，能搞什么，就搞什么。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神秘。只要善于发动和组织家长群众，这样的机关处处可以办。
为了给少年儿童创设一个良好校外教育环境，我们希望其他城市也像杭州一样，在各居民区普遍建立“少年俱乐部”、“中小队之家”、“儿童阅览室”等多种多样的儿童校外教育机关，使广大少年儿童在社会各方面的关怀下健康地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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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画展将在京展出
本报讯 教育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的“儿童画展览”于“六一”儿童节在北京美术展览馆正式展出。参加展览的都是十五岁以下的儿童，最小的只有三岁半。展出的三百六十余件作品中有儿童喜爱的腊笔画、色笔画、版画、油画、水彩、速写、剪纸和引人入胜的中国画。 （凤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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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和小演员在一起
2月中旬，毛主席视察长春电影制片厂时，和在影片“红孩子”中扮演细妹的小演员谈话。 新华社记者 侯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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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是厚今薄古的伟大榜样
陈鸣树
一
鲁迅是厚今薄古的伟大榜样。他，作为一个战士，永远执着于现实的战斗，把自己的工作毫无保留地服从于革命的需要。
厚今薄古，实质上就是一种革命的思想，凡是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人物，他们当时的思想也总是厚今薄古的。早在1907年，鲁迅就在论文“摩罗诗力说”里表述过这种思想，他告诉我们，“怀古”必须“如鉴明镜”应该“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这样才能“新者日新，而古亦不死”，这就是说，应该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后来鲁迅一再表达过这种思想，他认为古文化虽然“百裨于后来，也束缚着后来”，因此，我们必须“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是开柘者和建设者”。（“集外集拾遗”，“引玉集”后记）
鲁迅写小说，大家知道，并非为了要走进“艺术之宫”，而是为了要“改良人生”揭出当时人民的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可是，当革命逐渐深入，“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瞿秋白）的时候，鲁迅就毅然放下了小说的创作，而创造了与敌人短兵相接的武器——杂文。这是很为当时一些厚古薄今、重外轻中的文人学士们所“不耻”的，他们有的为鲁迅惋惜；有的讥笑鲁迅做不成艺术家了；“俄国为什么能够有‘战争与和平’这类伟大的作品产生？……而我们的作家呢，岂就永远写写杂文而引为莫大的满足么？”（“鲁迅全集补遗”：“做杂文也不易”）敌人给了鲁迅一个恶谥：“杂感专家”，“专”在“杂”里边，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但鲁迅并没有理会这些苍蝇蚊子的嗡嗡声，他认为在“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华盖集题记）鲁迅执着于现实的战斗，不但是将写作当作投资，获得一笔优厚的利息的文士们所根本不理解的，就是在同一营垒中的战友也并不是都能了解他杂文战斗的意义。鲁迅说：“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但是，“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潜心于他的鸿篇巨著，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且介亭杂文”：序言）就这样，鲁迅把后半生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紧密结合革命需要的战斗的艺术——杂文，一直到死，连他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和描写唐代宫闱生活的长篇小说也没有可能得到实现。这自是文学史上的损失，但作为一个战士，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他表达了千百万人民的声音，完成了他崇高的历史使命，而这，不但足以弥补了他在文学史上的损失，而且为他在文学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现在谁会记得当时“神往唐虞”“归心元代”一心要考据出“刘歆并非刘向的儿子”的学者，和“潜心于他的鸿篇巨著”，为一万年后的文化设想的作家呢？只有执着于现实的战斗者的功绩才会与历史同在。二
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标志着为个人和为集体的两种人生观，一向是革命与倒退或反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鲁迅从革命的立场出发，他批判了一切复古，恋古，思古，怀古的遗老遗少们。有些骸骨迷恋者“心神所注，辽远在于唐虞，或径入古初，游于人兽杂居之世；谓其时万祸不作，人安其天，不如斯世之恶浊沾危，无以生活”，这也仿佛如右派分子的“今不如昔论”。鲁迅认为，其实“事正背驰”，古民的“曼衍播迁，抗争劬劳”即使不厉于今，而视今必无所减。因为那时历史没有记载，所以现在想来，觉得那时十分安乐。倘使真正置身其时，“与古民同其忧患，则颓唐佗傺，复远念盘古未生，斧凿未经之世”，（“摩罗诗力说”）可见复古也永远不会满足。所以当“自诩古文明者流”林纾，严复，章士钊等张起保存国粹的大旗时，鲁迅狠狠地给予了打击，他认为首先不是我们保存国粹，而是要国粹保存我们。保存国粹和保存我们这是复古和革命二种思想的根本分歧。这个问题我觉得到今天还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古为今用还是今人做古人的奴隶？有些高级知识分子在实际工作中其实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古典文化遗产并不是博物馆里的古董，徒供我们放着品赏，或者频频点头啧啧称道一番，甚至玩物丧志。在三十年前，鲁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明确的：“苟有阻碍这前涂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六）只有破除迷信，才能做到古为今用，看来，重温鲁迅这一段话并不是多余的。有人钻进了故纸堆中，就再也钻不出来了，这正如鲁迅为我们讲述的有个明末遗民的书斋叫“活埋庵”一样，把自己活埋在里边了。但是“林回异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权衡得失，多向前看看，自己还是可以取舍的。否则便只好真的活埋在里面了。为古人殉葬，有什么好处呢？例如刘半农吧，五四时代也未尝不是一个战士，“后来却只做做打油诗，弄弄烂古文”，基于立场的不同，鲁迅曾公开地表示了他的憎恶：
“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三
正如一个人不能“为艺术而艺术”一样，不可能为复古而复古，在当时，鲁迅已经清晰地看出，所谓复古、恋古、思古、怀古，都不过是一个幌子，在它的背后，隐藏着对革命的敌视，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对个人的不可告人的目的的追求……
听说有个一向鄙薄中国古典文学的右派分子最近忽然手不释卷地吟哦起李太白来，当然他并不是想写“李太白论”，或研究李太白的诗歌到底是以浪漫主义还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导，他热衷的是这样一类句子：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这些“厌恶现世的人们”，用鲁迅的话来说：“都是厌恶现世的仇仇”。对他们怎么办呢？还是用鲁迅的话来说：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华盖集”：“杂感”）鲁迅这一段话，虽然是对辛亥革命后的遗老遗少们说的，但转赠给一小部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遗老遗少们，并不过时。
四
“贵古而贱今，忽近而图远”当然并不都是“现世的仇仇”，但也不是特有“嗜痂之癖”，实在积习难除。有的人并不真在那里发什么“思古之幽情”，也并不很愿意“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读”，只是希望附古人的骥尾而荣，以便“声名自传于后世”。所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其实，想不朽的结果得到的往往是速朽。例如鲁迅的杂文吧，当时就有人劝他不必做，因为做了在将来世界史上也不会有名的，想来奉劝鲁迅不要写杂文的那位先生现在我们一定可以在世界史上看到他的大名了吧，但却也从来没有见到。因为“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指当时——引者）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现一种叫作Tsa—Wen的东西。这真使有志于成为伟大文学家的青年，见杂文而心灰意懒，原来这并不是爬进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梯子”，虽然，“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看作邪宗的，但一经西洋的‘文学概论’引为正宗，我们也就奉为至宝了。……杂文中之一体的随笔，因为有人说它近于英国的Essay，有些人也就顿首再拜，不敢菲薄。”（“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这样看来，厚古薄今与重外轻中的血缘关系的存在已“久矣夫非一日也”了。我们有些先生言必称莎士比亚，有些先生只捧着一个屈原，认为“余子不足道也”，连鲁迅的作品也不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当然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产生了一些什么主要作品更不知道。他们认为研究这些都没有学术价值。所谓“学术价值”，也就是鲁迅所说的“爬进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梯子”。然而，你总该认为他们对莎士比亚或屈原深有研究了吧！或者已经写出了不朽的研究著作，却也未必。他们之所以推崇莎士比亚或屈原，也只是因为“古”，设使他们生在莎士比亚或屈原同时，他们仍旧会是鄙不足道的。记得鲁迅小说“离婚”中的七大人，他用古人的“屁塞”在鼻子两旁擦了又擦，一面又连连赞赏这烂石中的“水银浸”，“屁塞”擦鼻梁，丝毫不觉得有些欠雅，就因为它是古人的。但是鲁迅问得好：“试去翻翻‘儒林外史’或‘文苑传’，可有一个将旧书当作古董的鸿儒？”
五
有人认为，说鲁迅是厚今薄古的榜样，不足以服人。鲁迅不是也搞旧学么？的确，鲁迅整理，考订，校勘，编集了不少古籍，也读了不少古书。可是，在鲁迅那里，古书并没有成为玩赏的古董，相反，作为他广泛运用的一种武器，借古喻今，以古鉴今，甚至以古惩今，致命地打击了敌人，例如“而已集”有一则“小杂感”：
“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法三章者，话一句耳。”
寥寥几笔，画出了背叛革命的蒋介石的鬼脸。鲁迅可说完全做到了古为今用，这些例子在鲁迅杂文中是不胜枚举的。鲁迅独创性的有着高度思想性的小说“故事新编”更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古为今用的卓越范例。鲁迅即使在整理一些古典文学遗产时，他总是念念不忘于今，例如“北平笺谱序”中说：
“意者文翰之术将更，则笺素之道随尽；后有作者，必将别辟涂
径，力求新生；其临睨夫旧乡，当远俟于暇日也。”（集外集拾遗）鲁迅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土财主，买了个周鼎回来，土花斑驳，古色古香。但是他却叫铜匠把土花铜绿擦得一干二净，一切“雅士”当然听到了无不大笑。鲁迅说：“我在当时，也不禁由吃惊而失笑了，但接着就变成肃然，好像得了一种启示。这启示并非‘哲学的意蕴’，是觉得这才看见了近于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换了术语来说，就是它并不‘静穆’，倒有些‘热烈’”。（“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我想这也应该给我们一种启示：就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古典文化遗产，是对它们一味迷信，顿首再拜，供奉庙堂之上呢，还是要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我们的人民服务？用鲁迅的话来说，是我们保存国粹呢还是叫国粹保存我们？作为一个革命者应该永远服务于现实的需要，因而表现在他的学术思想上不能不是一个厚今薄古者。在这方面，鲁迅是我们伟大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