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沈阳教学和科学工作者密切结合生产
大兴协作之风 促进技术革命
本报讯 记者温述仙报道：沈阳市十所高等院校、七个科学研究机关和二十所中等专业学校打开大门，积极与工厂、企业、农业、财经、文教卫生等部门进行广泛、全面的大协作，使教学和科学研究与生产相结合，为促进技术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服务。
在中共沈阳市委的组织领导下，自4月以来，各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与有关业务部门举行了一系列的协作会议，各有关单位互相签订协作合同，并已开始执行。在工业方面，东北工学院、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化工研究院沈阳分院和十所工业性质的中等专业学校，拥有一批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和许多精湛的设备。仅东北工学院和中等专业学校就有试验室八十多个和五十来个生产车间。过去由于“关门办学”，这些人力物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通过协作，东北工学院、金属研究所等单位在技术力量和设备方面，将大力支援地方工业建设。协助生产部门研究重大技术问题，从新产品试制、产品检验到地方工业的扩建和设计都给予支援，并为地方工厂企业培训技术干部，举办各种类型的业余大学和业余中等专业学校；学校接受工厂的加工订货，学生到工厂参加勤工俭学活动。现在已有六十多个工厂与东北工学院、航空工业学校等十一所学校建立了协作关系。这个学校的试验室已成为地方工业的“总试验室”。
在农业方面，沈阳农学院除派一批教授、讲师在辽宁六个县的几个农业社里参加劳动和担任技术指导之外，还和沈阳市大东区人民委员会达成协议，将市郊区牤牛河流域划出约一万公顷土地，包括四个乡、十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综合试验区”。学校对农业社在兴修水利，推广良种，改良土壤，防治病虫害等，给予全面的技术指导。并帮助这个地区全面发展农、林、畜牧业，争取在三五年内，根本改变农村面貌，使它成为辽宁省先进的农业示范区。这个“试验区”也将成为农学院现场教学、生产实习、劳动锻炼的基地。
此外，东北财经学院、沈阳师范学院、沈阳医学院、沈阳体育学院、东北美专和音专等学校，也分别同沈阳市人民委员会、市教育局、卫生局、工会等有关单位进行全面协作。沈阳师范学院和市教育局协议，将沈阳市二十所各类中学作为师范学院的试验学校；师范学院结合学生实习和勤工俭学，派教师和学生到这些学校担任教学工作，解决沈阳市师资不足的问题，并为市内各中学培养训练一批教师。今后还将以师范学院为核心，组织全市教师研究教育学和中学教材、教学方法。
许多单位在开展协作活动中，发扬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精神。沈阳医学院本来教学任务很重，而且附属医院增加了四百张病床，门诊改为三班制，病人也大大增多，而人力和设备却没有增加。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最近医学院还是尽力抽调出十五、六名具有理论修养和实际经验的老讲师和助教，支援沈阳市立医院；又从附属医院抽调出五名医生和十六名护士、化验员等，以及全套物质设备，为岫岩县建立一所医院。
通过全面的大协作，把学校和研究机关与社会密切地联系起来了，证明了协作是贯彻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科学研究与生产结合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东北财经学院过去在教学中，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较严重。4月中旬该院与市人民委员会建立了全面协作的关系，有的教师和学生参加了有关部门的社会调查；有的教师走出书斋，到实际工作部门搜集材料，研究当前工作的情况和问题，然后充实和革新教材。由于学校和厂矿业务部门的协作，使许多学校出现了教学结合生产、理论结合实际的新气象。
第7版()
专栏：
要提倡协作
萧明
最近，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科学研究机关和厂矿企业部门之间，出现了大协作的新气象。
在许多单位的协作活动中，都发扬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精神。沈阳十所高等院校等积极和工厂、企业、农业、财经、文教、卫生等部门进行广泛协作。沈阳医学院在教学任务很重的情况下，还抽出人力支援了沈阳市立医院，并积极支援一所县立医院的创办。天津市科学家、教授、工程师和各有关工业部门协作，在协作中有些教授主动地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一些科学研究工作，投入到对社会主义建设更迫切需要的一些与生产密切结合的研究工作中去，这是很好的好事。这种协作正如马克思说的，是共产主义的开端。
恩格斯说：“如果我们留意地考察自然，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那末我们首先见到种种联系及交互作用之无限错综的图画，在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保持原来的性质、场所及状态，万物皆动皆变、皆生皆灭。”正因为事物是“种种联系及交互作用之无限错综的图画”，因此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必须互相协作，交互作用，互相支援，才符合于客观事物的前进的规律，才能多快好省地进行建设。
一辆汽车的制成，既要有发明者，又要有制造者；同时又是钢铁、橡胶、机械、仪表……等许多方面协作的总合。其他任何事物，也都是这样的。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结合得越好，各个不同业务方面结合得越好，建设事业的进步也就越快，成就也就越大。反之，建设事业就进步得慢，成就也就小。
过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轻视生产实际，还爱好单干。因为在旧的社会制度下，只有剥削者的个人利益和一个小宗派的利益，而没有人民的集体的利益；因此，人们把密切联系着的交互作用无限错综的整体事业硬生生地割裂开来，互相保密，造成建设事业中的重复浪费，造成力量的严重耗损。今天，我们已经推翻了旧的落后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进步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人民的集体利益中，都有我们每个人的一份，这就会促使人们树立起协作的思想。问题在于社会前进了，而有些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的思想还落后于实际。
要协作，就首先要注意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凡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滋长的地方，就很难出现真正的互助协作。只有彻底地批判了个人主义思想，才能集体地有组织地进行协作。像天津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大协作，就是首先在许多教授、科学家批判了自己的个人名利思想，自私自利，以及只愿单干等思想作风以后，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才开展起来的。
同时，参加协作是一种很好地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的办法，可以帮助人们提高业务水平和教学、科学研究工作的质量，并把人们引导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树立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感情和整体观念。这种协作，将促使共产主义思想的成长和发展。我们要提倡协作，因为协作得越好，就会使我们前进得越快。
第7版()
专栏：
天津组成科学技术大军
本报讯 天津市四路科学大军一万多名科学技术工作者实行全面大协作，使科学研究和生产拧成一股绳，为技术革命以及多快好省地完成生产大跃进的任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这次全面大协作，是在党委统一领导、生产部门领导干部和专家密切结合下进行的。中共天津市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在3月底举行的天津市科学工作委员会会议上作了指示，明确提出天津市工业发展和科学研究的方向。在讨论过程中，按照工业主管系统，分别成立了十三个专业组和五十九个小组。在这些专业组里，都由有关生产部门的领导干部负责掌握，邀请有关专业的教授、工程师和科学研究人员参加。每一个专业组都由有关工业部门介绍工业发展规划，使科学家、教授们了解生产部门的情况和要求，并且对生产规划进行讨论，提出建议和修正意见，然后根据工业部门的发展需要制订科学研究计划。各专业组或小组还根据天津市发展高级、大型、精密、新产品的生产方向，提出了有关改进煤气机、化工机械的自动化和电气化、煤的综合利用、合成纤维、抗生素等重点研究项目。
在组织协作过程中，科学技术人员和生产部门都发扬了集体主义的精神，为全面大协作打下了可靠的思想基础。很多专家、教授批判了自己的个人名利观点，例如有的人愿意当“单干户”，不愿和别人合作；有的单纯追求所谓学术价值，为了一鸣惊人，宁肯钻冷门，而不愿意研究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许多科学家、教授批判了这些错误思想以后，树立了集体互助、互相支援的风气，使全市科学力量组织起来。由于研究力量分散而没有着手进行的从海水制盐剩余的苦卤中取钾、镁、溴、钾镁肥料等原料的研究项目，这次集中了轻工业部制盐工业科学研究所、天津大学化工系、永利久大化学工业公司沽厂和天津化工部化工研究所等四方面力量，成立了苦卤综合利用专题研究小组，使进行大规模研究试验成为可能。工业部门检查了本位主义思想以后，在研究经费、设备和提供助手等方面尽量给科学家们大力协助。
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现在许多单位新的协作关系已经建立，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和生产部门的协作合同正陆续签订。在新的协作关系基础上的科学研究机构也着手建立。一些科学家、教授开始到工厂企业单位，协助企业技术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由于科学研究部门和工业部门密切协作，为多快好省地完成大跃进任务提供了保证。（附图片）
华中工学院机械系助教王乃棵（右）和学生赵士坤正在检验一台他们附属工厂的产品——台钻。
新华社记者 于澄建摄
第7版()
专栏：
全国公路自行车赛在长春举行
据新华社长春25日电 1958年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今天在长春市开幕。参加这次比赛的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二十六个单位自行车代表队的二百三十六名男、女运动员。这些运动员中90％以上都曾经参加过省、市和全国的自行车比赛；其中有三十多人的成绩已达到了国家运动健将级的标准（田径跑道）。著名的工人运动员如旅大市工业劳动模范、大连造船公司翻砂工李凤琴，福建省莆田县自行车工人林天华等都前来参加这次比赛。
开幕式后，女子二十五公里团体比赛开始。各个代表队争夺十分激烈。解放军队运动员们体力和技术水平个个相差不多，耐久力强。他们在比赛时，组织十分严密，张信梅、张振桂交替领骑，其他队员紧紧跟上，互相掩护，共同前进，阵容整齐。这个队以二小时十五分二十秒八夺得第一名。紧跟在后面的是福建代表队，得第二。
运动会负责人今天对记者说：这几年来，自行车运动在我国有很大发展。1956年，这项运动已拥有六十万运动员，到现在增加到近百万人，渐渐形成了群众性的运动。运动员们的成绩也迅速跃进。今后这项运动将继续向公路和赛场的方向发展。他说：党和国家对这项运动十分重视，从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持。由于我们有广大群众基础和良好的条件，如果在训练方法上加以改进，这项运动完全可以在三、五年内赶上国际水平。
第7版()
专栏：
向广大少年儿童开门
首都校外教育机关广泛调查儿童校外生活
本报讯 为使校外教育机关更好地面向广大儿童的生活实际，北京市教育局直属校外教育机关的工作人员广泛向教师、学生家长、学生等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通过调查，发现校外教育机关工作中的不少问题，比较广泛、深入地了解了少年儿童在校外、在家庭的生活和教育情况，对于进一步改进校外教育机关的工作有很大好处。
北京市校外教育机关1956年以前只有一所少年之家。现在据不完全统计，校外教育机关已有八十多所，其中市教育局直属的少年之家、少年宫等就有三十四所。这些校外教育机关配合学校向少年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开展多种有益于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的活动，丰富了他们的校外生活，校外教育机关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在这次调查中，各方面对校外教育机关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在这些意见中，对于少年之家的群众性活动、小组活动、开放活动等提出一些重要的批评和建议，指出校外教育机关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严重缺点，例如有的少年之家有“为活动而搞活动”，小组活动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现象，只注意技巧的培养，忽视通过活动配合学校对少年儿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有的强调提高，不注意普及，参加小组活动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少年儿童，而且是一些较高级的活动。宣武区少年之家舞蹈组过多的排练古典舞，不大重视结合儿童实际生活的舞蹈，在乐器活动方面，孩子很喜欢吹的笛子、口琴不去搞，偏偏搞提琴。通过调查，校外教育工作人员受到很大教育。
这次还广泛了解了少年儿童在校外的生活情况。北京市少年科学技术馆在调查一部分实行三部制的中小学以后，把少年儿童的课余生活形容为“多、贫、闲”三个字。多是指学生的数量多，在校外活动时间多。如第八中学初一、二实行二部制的学生有六、七百人，这些学生的课外生活很贫乏，闲着无事可作，现在八中课余生活大都停顿，只有航空模型小组还在坚持活动，但仅仅吸收了二十人参加。其他实行二部制的中小学的课外活动情况大致与此相同。由于少年儿童在校外很空闲，生活得不到正当的满足，许多孩子把时间用到拍洋片、弹球、逛庙会和晓市、听说书、算卦、看不合适的书籍和电影，有的甚至被坏分子影响而发生打群架、耍流氓、偷窃等行为。
这次调查工作非常广泛，他们前后两次调查了五百四十二所中小学，访问了校长、教导主任、教师和辅导员一千四百八十五人，学生家长二百五十二人，学生三千零六十四人，此外，还向区妇联、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工读学校、儿童教养院等方面进行调查。
北京市校外教育工作者这次所进行的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是在整风当中工作作风的一大改变。现在，他们正在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和讨论、制定今后校外教育机关的方针和任务。
第7版()
专栏：
一支青年远征扫盲队
踏遍吕梁、太岳
一支青年远征扫盲队21日在山西省临汾县举行誓师大会以后，分别到偏僻的吕梁山、太岳山文化落后的地区帮助当地进行扫盲工作。
这支拥有八百三十五名的青年远征扫盲队，是由晋南平原棉麦产区农业社的青年社员和部分乡、社干部志愿组成的。他们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高小以上文化水平。
这支青年远征扫盲队计划在安泽、蒲县、乡宁、石楼、隰县、吉县、永和等七个县，用一年内的时间扫除当地全部文盲，他们到达山区以后，将主要依靠自己参加劳动生产所得的收入来生活。（新华社）
第7版()
专栏：
广州少年儿童学普通话
本报讯 记者蔡忠桂报道：自从团中央发出号召以后，广州的少先队员就积极行动，采取各种方式来学讲普通话。到现在，已有些学校的70％—90％的小孩子学会讲普通话，也有一些学校的少先队员使用普通话回答老师的问题。如德宣西路小学的教师基本上做到用普通话教学，这样促进了学生自动用普通话回答问题，也促使该校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小孩子学会讲普通话。
广州市少先队部开展学讲普通话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广播站、服务台、小先生、开现场会议、编写日用对话教材等。高第街小学设立普通话服务台，让小先生来当服务员，下课后，同学们就拿着实物来问，后来，服务台又跃进一步，三十多个服务员，跑到群众中去，跟同学们一起活动，一起学讲普通话；同时，该校中队部每天都宣布学会讲普通话的人数，这样推动了不积极学习的同学，也积极起来。目前各校少先队员正积极开展要在“六一”前学会讲普通话的友谊竞赛，作为国际儿童节的献礼。
第7版()
专栏：
学点法学好不好？
张友渔
学点法学好不好？
有人说：不好。你瞧，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里头，不是有许多“法学家”和司法人员吗？他们是学过法学的吧，有什么好处？
不错。右派分子不少是学过法学的。并且可以说，学法学，学不好，容易使你成为保守派、甚至堕落为反动派。但是，马克思、列宁不都是学过法学的吗？为什么他们却是革命派呢？问题不在你学不学法学，而在你用什么立场、观点、方法来学法学，学了法学怎样运用，为谁服务。如果你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学法学，学的是马列主义的法学，学了法学是为革命服务，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是运用它保护人民，而反对反动派，那你就绝对不会成为右派。也许有人这样说：固然，学过法学的人不一定都成为右派，但是，革命派并不都是学过法学的人。学点法学纵使没有坏处，也未必有什么好处。
我说：学点法学有好处，不学点法学是缺点，特别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是这样。
像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那样，法是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专政的武器。在反动阶级统治下，法是用来保护反动阶级一小撮人的利益，巩固他们的统治，而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在我们这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法是用来保护人民利益，巩固人民政权，而压迫反动派的。对反动派来说，法是我们专政的武器。只要反动派还没有完全消灭，我们就不应当抛掉这个武器。右派分子曾经攻击我们“无法可依”，并不是要我们掌握牢这个武器，有效地打击反动派，而是采取狡狯的战术来夺取这个武器，要我们大量地制定一些束缚人民手脚而有利于反动派的法。有些人头皮软，顶不住这股歪风，随风倒，跟着嚷。这就上了他们的当。但是如果因为他们嚷着要法，我们就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不要法，那同样是上了他们的当。抛掉专政的武器，对我们的统治是不利的。有些人一瞧见法这个字就头痛，就吐唾沫，表现出十分厌恶，十分鄙弃的神气。这是由于他们把过去的法和现在的法看成一样的东西的结果。过去的法是反动阶级专政的武器，人民长时期受着它的残酷的迫害，当然要对它深恶痛绝了。现在，人民获得了政权，掌握了法这个专政的武器，法的性质和作用已经变了，但是，人们的思想的发展常落后于客观实际，对于法的看法，还没有改变。拿老眼光看新事物，这叫做时代错误。
对于人民自己来说，法也是必要的。它明确告诉我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应当怎么做，不应当怎么做。像列宁所说：“法令，这是一种号召人们去做广泛实际事业的指令”。法是实现政策方针的手段之一，它是体现政策方针的。没有法，光凭政策方针办事，也可以革命，也可以建设；但是有了法，由于使人们对政策方针有了一致认识，一致行动，就更能不走弯路，少犯错误，有效地进行革命和建设。当然，在条件没有成熟的时候，乱搞一些不适当的法律，实际情况已经变化仍然墨守原有的法律，或者，对于法律不是根据原则灵活运用，而是死搬硬套，机械执行，都是不利于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制定什么法律，保存什么法律，执行什么法律，以及怎样执行法律，应当是因时、因地、因条件而有所不同；应当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我们必须记着列宁的指示：“无论如何，不应当用千篇一律的死板格式来拘束自己”。
怎样才能把法这个专政的武器掌握好，运用好呢？这就需要学点法学。
法学是把法做为研究对象，系统地研究法的一门学问。它主要是研究法的本质、任务和作用，研究法产生的基础、发展的过程和将来的前途，研究怎样制定法、运用法来解决实际生活、实际斗争里头的问题，以及总结历史的、现实的斗争经验等等。不学点法学，把这些问题基本上搞清楚，你就会犯错误。法学界和别的科学界一样，也存在着各种学派，百家争鸣，各人有各人的一套。但是归根到底，不外两派。一派是唯物派，一派是唯心派；一派是给劳动人民服务的，一派是给反动阶级服务的；一派用的是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一派用的是非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如果你错拜了老师，误入了歧途，你就会犯错误。举例来说：如果你不懂得法是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专政的武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相信“法是理性的体现”，“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是绝对的、合理的、超阶级的”等等谬说，那你就难免敌我不分，“一视同仁”。甚至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而对人民却动不动就绳之以法。这和毛主席的指示：“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恰恰背道而驰。如果你不懂得法是建筑在一定的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为经济基础服务，并且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而相信“法是永恒不变的真理”的谬说，那你就难免搬运教条，墨守陈规，甚至抱着反动阶级的旧法，奉为金科玉律，在经济上，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在政治上，不利于人民政权的巩固。如果你不懂得法是从实际生活、实际斗争里头产生，又用来解决实际生活、实际斗争里头的问题的，那你就难免闭门造车，无的放矢。像有的人不了解目前中国社会的财产关系，家庭生活，而来搞什么继承法，当然驴头不对马嘴。总之，如果你完全不懂得法学，在法的具体运用上，自己心中无数，那就难免上别人的当，自觉或不自觉地犯或大或小的错误。所以说，学点法学有好处，不学法学是缺点。
应当怎么样学呢？首先，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学，学马列主义的国家和法的理论，学社会主义各国关于法的实践的经验。资产阶级的法学，资本主义国家的法，为了比较，为了批判，也要懂得一些。但是必须先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先学得马列主义的理论，才不致受欺骗，被俘虏。学理论，不能光从书本子上去学，最主要的是要理论结合实际。脱离实际，理论就成了教条，就成了空论，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反而会发生有害的结果。脱离实际，也就不会真正创造性地考虑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敢想、敢说，也只能是冥想、清谈。我们应当向毛主席学习。毛主席最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线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在各方面，都有独创的东西，在法这个武器的运用上也一样。只就“死刑缓期执行”这个具体措施来说，就不是任何国家曾经有过的。因此，学法学也必须学毛主席的方法，读毛主席的著作。
末了，附带提一下，学点法学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能够使你在用语言或文字表达你的意思时，更准确一些。所以斯大林曾经主张在修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委员会里头，也要包括一位有经验的法学家来检查措词的确切性。
第7版()
专栏：
十二岁的“小孔明”
十二岁的少年先锋队员张狗丢，是河南省长葛县工具改革运动中出现的一个“小孔明”；他创造的新工具——手摇单轮双筒水车，很受大家的赞赏。
在最近两个月中，长葛县农民掀起的工具改革运动，得到了县、乡和社的领导的充分支持和鼓励，取得很大的成绩。群众中的“诸葛亮”们，再不像开始时那样在夜晚干、怕人笑话了，而是人人赛着出主意、想办法，又互相研究，形成一种男女老少都愿争当发明家的创造热潮。在这种情况下，城关乡岗张村新路二社的小社员张狗丢，由于他平时爱扎弄个东西玩，他在这方面所表现的聪明，引起了社员们的关心和重视。当乡里有一次召开诸葛亮会的时候，社员们就举他去参加了。狗丢得到大家的鼓励，壮了胆到乡里开会，在会上他努力开动脑筋，用高粱秸竟扎出一个小小的新水车模型。大家一看觉得这东西的构造还有道理，就称赞他是个“小孔明”了。模型拿回社后，社干部热心的交给了铁木工场叫照着试制，略加改进，这部新水车就造成功了。它的提水效率最低一天能浇十亩地。
狗丢的这次创造鼓舞了社员们，也鼓舞着他自己。当记者离开岗张村时，知道他正继续努力钻研着一种利用风力带动也可以用手摇的新水车哩！
新华社记者 杨震河摄
第7版()
专栏：
“茶馆”漫谈
张庚
老舍先生的“茶馆”最近在北京人艺剧院上演了，很受观众的注意，也成了文艺界私人谈话和集会中间的话题，总之，是最近北京文艺方面比较惹人注目的事件之一。的确的，解放以来老舍先生以北京生活为题材的剧本“龙须沟”曾经在舞台上给予观众以难忘的印象，大家一致感到这么浓的北京味以前在舞台上的确是没有见过的。前不久梅阡同志又改编了老舍先生的名作“骆驼祥子”，并把它搬上了“人艺”的舞台，又获得了三轮车工人的强烈反应和文艺界的好评。这次“茶馆”剧本一出来，文艺界就非常注意，文艺报就召开了座谈会；“人艺”宣布已经在排这个戏了，许多人就等着要看。因为“人艺”演老舍的作品，大家预感着一定有好戏可看。
老舍这个戏是一幅巨大的画，其中上场人物多至七十以上，绝大多数都是开口讲话的、有名有姓的人物；时间也延绵五十年，其中有几个贯串到底的人物，差不多都是从二十多岁被写到七十多岁的。年代如此之长，经过的历史事件如此之多；出场的人物如此之杂，所涉及的社会面又如此之广，不是富有社会经验和写作经验的作家，谁敢下笔呢？
人物虽然多，年代虽然长，但是作者所用的笔墨却不多，只写了三万字，在这点上又可看出作者是高度概括地在描写着人物和时代的。这个剧本的很大一个特点就是简洁：一个人物，费很少的笔墨，差不多只是一两句话，就给它勾出一个轮廓来。比方第一幕，一开场就写了二德子在茶馆里横行霸道，动手打人，还砸茶馆，但这时从角落里出来一位马五爷，作者写了这样一段对话：
马：（并未立起）二德子，你威风啊！
德：（四下扫视，看到马）喝，马五爷，您在这儿哪？我可眼拙，没看见您！（过去请安。）
马：有什么事好好地说，干吗动不动地就讲打？
德：?！您说的对！我到后头坐坐去。李三，这儿的茶钱我候啦！（往后面走去。）
常（注：二德子吵架的对方。）：（凑过来，要对马发牢骚）这位爷，您圣明，您给评评理！
马：（立起来）我还有事，再见！（走出去。）
马五爷这个人物就只这么几句话，但我们却从中看出了他的威风。这个人是一个当时所谓“吃洋教的”，连官府也怕他们三分。这样一个富有“时代色彩”的人物，或者说在这戏里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人物，作者也只给他说三句话的机会，可见在这戏里，人物描写是多么富有速写的味道，这一点，拿来和高尔基同样是故事不集中，人物也较多的“夜店”相比，就看出它完全不像夜店那样纵深地去挖掘人物的灵魂，而是在广阔的群众场面里给时代画素描。
这种特殊风格的戏，拿到导演和演员的手里，非得费巨大的创造性劳动就无法表现剧作者的意图。比方像马五爷这样的人物，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怎么个打扮，是一副什么神气，说话带着一种什么腔调，现在的演员就必得下很多工夫去琢磨；至于导演，事情可能就更多，至少不比演员少。还是拿马五爷来做例子罢。这个人物，剧本规定是坐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在开场不久台上乱哄哄的气氛中就说话了，一共说了三句就下了场，从此不再登场，那么导演用什么法子让观众认识他是什么人物呢？在这里，导演焦菊隐先生和导演夏淳同志下了许多工夫，比如在马五爷下场时，走到台正中，幕后忽然响起了教堂的钟声，这位爷立刻站得端端正正，摘下头上西洋神父式的黑呢帽，必恭必敬地画起十字来。这时观众恍然大悟了，原来是吃洋教的。
演员和舞台上的各种艺术家在这个戏里也都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他们的一切努力，首先要使得出场人物的轮廓鲜明，特点突出。这一点如果不能办到，七十多人在舞台上乱哄哄的，让观众去认识谁去？上场人物多而不能给观众以印象，这样的戏我也的确见过，那是非失败不可的。在“茶馆”这个戏里却完全没有这个毛病。从表演上、念台词上、以及服装等等各方面，艺术家们努力创造了人物的外形，使得这众多的人物在一台上，彼此之间有了鲜明的对比，衬出形形色色的地位、职业、年龄、性格的区别来；虽然在舞台上所占的地位不大，仍旧各自给观众留下了印象。比方常四爷和松二爷，导演首先在外形选择上就让他们有高大与矮小的对比，而演员在表演上、台词的朗诵上也有各自不同的节奏。当然，这些东西剧作者在简洁的剧本上都给了很恰当的规定，而且这两个人物也是主要角色，台词多，事件多，有丰富的创造根据。不过即如黄胖子、二德子、崔久峰、邹福远这些人，也只是一场戏，演员能在作者所给的台词中琢磨出人物从内到外的许多东西，让它们都能形象地立在台上，活在台上，这是不容易的。
关于表演，我率性再多谈几句。这次这方面的成绩的确很大。前面提过的话说得不多的过场人物演得实在好，这里不再重复了。单说几个主要角色，像于是之、郑榕、兰天野、梁菁还有容元、金荷生几位，是从年轻演到年老，而英若诚、张瞳、马群、林连琨、李大千几位又是从年老又演回年青。就是靠着这几个人物将戏贯串起来，而他们实在演得不错。一个人扮了父亲又扮儿子，这个设想是很好的。有的同志不大赞成传代，我却认为正因为有了这个传代，戏才贯串起来。从这个传代中间，看出了时代的发展。特别小刘麻子对于刘麻子，那真是“发扬光大”，这种地方，剧本写得真好，演员也演得真好。
我这样说，并不是对“茶馆”一点意见也没有了。我是爱好老舍先生的文风的。特别是他为舞台语言的创造上尽了很大的劳力，更是功不可没。我也爱“人艺”这种演出作风，爱他们不疲倦的艺术劳动和大胆的创造性，爱他们艺术上的细致和简洁的风格。但是我也还有一些要求，特别在我们戏剧面临着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戏剧的任务的时候。这些要求或者希望也许是过奢的，但作为一个观众，同时又代表一部分观众，提出来供参考，我想还是应该的。
比方“茶馆”作者的情绪是在埋葬过去那些可诅咒的时代，又是在写一首对旧时代的挽歌，但是作者也并不是绝对没有为我们过去的爱国人民写颂歌。“茶馆”暴露了旧社会的丑恶，也写了其中善良人物的不幸遭遇，使我们有憎恨有同情和叹惜；但是也以充沛的热情歌诵了常四爷这样侠骨豪情的爱国人物。常四爷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有胆识的血性男子，就是到了中年，以劳动自食其力，但仍有一腔爱国热情，仍旧能作豪语。这样的人，作者把他从形形色色的人物中间提出来放到舞台上显著的地位，这就可见“茶馆”这一个戏应当不止于埋葬，不止于唱挽歌，还有颂歌的一面。
但这里的确存在着较大的缺点，那就是特务，流氓、人贩子、看相的都有后代，甚至于茶馆老板都可以有后代，唯独像常四爷这样的人却没有后代。我不是说必须再来一个小常四爷，而是说，戊戌之后，有辛亥革命，有五四运动，有大革命，有土地革命，有抗战、这一代一代的新人，至少应当有个把代表人物在舞台上有比较清晰的面貌。被抓走的两个学生似乎还只是一点模糊的影子；我们有一个康大力，但他第二幕的时候太小，第三幕又走了，觉得有点空虚；两个罢课的教员也显得比较无力。怎么能在这方面给我们几笔有力的素描呢？
许多人都感觉第一幕真精采，而第三幕稍差。这恐怕是在第一幕里，茶馆的时代气氛特别浓厚的缘故。革新派，反动派、改良派等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在其中活跃，像庞太监和秦仲义两个人那种针锋相对的谈话实在是那个时代典型人物的典型谈话，所以就那么能抓住人心。到了第二幕，在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就只是大兵、特务这些人，爱国的学生不过成了一个剪影，还能表现一点消极牢骚的，只剩下一个念佛的国会议员崔久峰了。到了第三幕，调子就显得更低沉，虽然幕后在酝酿着事情，但人物终于没有出场，在幕前的，一部分人更漫画化了，另一部分人呢，更老了，无所作为了，都在准备后事了。因此给我们留下一个印象，仿佛这个茶馆本来是处在沸腾着的时代中心，以后却越来越被挤到边沿以至冷僻的角落里去了，越来越不足以反映时代的风貌了。
焦菊隐先生煞费苦心要在后台创造一种浓郁的气氛，或者简直是一台戏，来把这幕后的一条红线有力地划出来。他在舞台效果上的确做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尝试，而且也制造了一定的气氛，但是这一种做法远不能补救前面所说的缺点。究竟戏是以表演艺术为中心的东西，舞台效果能尽它一定的任务，在某些关键上甚至能尽巨大的任务，比方第一幕马五爷下场时的教堂钟声；但是它不能把剧作者感情上、思想上所未曾给予一个剧本的东西表现出来。
我觉得这个戏里的根本之点，在于作者悼念的心情太重。他对旧时代是痛恨的，但对旧时代里的某些旧人却有过多的低徊凭吊之情。凭吊也是人之常情，未可厚非，但相形之下，对于那些也是生活在旧时代，但却在其中热情蓬勃地斗争着，甚至付出了自己生命的人们仿佛有些冷淡了。这一点，导演和演员仅凭舞台形象上的设法，是难以补救的。
另外，这个剧本也存在某些结构上的缺点：比方秦仲义在二幕没有出场，从观众心理来说，就容易忘了他，而他在第二幕出现又是不太困难的，甚至还是很必要的。
作者为了恰当地表现他脑子里的形象，不得不苦心寻求表现形式，他不能老是那么循规蹈矩去做。当剧场接受了这个剧本以后，必须注意十分珍惜作者文学上的创造，小心去探索作者其所以如此表现的意图，然后才能把一个作家的特点表现出来。这一点，“茶馆”的演出集团是做得很好的。同时，剧作者也应当掌握舞台的特点，熟悉在这块长宽高的范围之内，一两千个观众的面前来表达自己的文学意图，控制观众的情绪。老舍先生在这方面也是行家。但由于寻求适合的表现形式很迫切，有时也不免造成一些舞台上表现的困难。老舍先生这个戏在有些地方，比方秦仲义在第二幕没有出场等，未免就成为一种缺陷。
“茶馆”无论在剧作上或演出上都是很成功的。我所提出的这些意见只是希望它更完善，可能不准确，提出来作参考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