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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治挂帅 全民动员 速战速决 全歼四害
中共四川省重庆市市中区区委书记 王墨林
（一）
去年党中央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毛主席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再一次的指示除四害的重大意义，明确的把除四害讲卫生列入改造国家的纲领之中。重庆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时经过整风运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政治积极性和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在市委的直接领导下，一个声势浩大的、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迅速地在全市开展起来。全市两百多万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夜以继日地一齐动手，以排山倒海的战斗姿态，用了打淮海战役的干劲，一举歼灭老鼠五百七十多万只，歼灭麻雀六十五万七千多只，消灭苍蝇及蝇蛹九万七千多斤，蚊子及其幼虫八千二百多斤，一时鼠雀绝迹，蚊蝇难见，已基本消灭了四害。
除四害这一歼灭战，我们是在省、市委的具体指示下，采取了政治挂帅、全民动员、速战速决、天上地下全面围歼的战斗方针。对老鼠采用了断水断粮三天后，施用毒饵，使老鼠饿渴难当，头晕眼花，促使它见食必吃，吃而必死，同时配合用各种工具捕打和硫磺烟熏下水道三管齐下的办法。并进行翻仓库、翻粮食店、翻草堆、挖鼠洞捣鼠窝、摧毁老鼠的住宅，布置下天罗地网，使老鼠无处逃生。对麻雀，我们采用“疲劳战术”，?吓追赶，火药枪打，三面包剿铁壁合围，留出缺口，诱至预先布置好的阵地内，进行毒杀枪杀，及夜间网罩捕捉等办法，同时抄掉麻雀窝，下掉麻雀的一切“户口”不让其安家落户，使之无处栖身，有翅难飞。对蚊蝇是搞掉它们的一切孳生场所，填平坑凼，疏通沟渠，管好粪便，铲除住户周围的杂草，挖绝蝇蛹，用野生植物五朵云，断肠草，鸭脚板，打破碗花花，杀灭粪蛆，药喷烟熏捕捉成蝇成蚊，同时采取谁见谁打，见一个打掉一个，使其断子绝孙。重庆市市中区在作好一切战斗准备的基础上，提出了苦战七昼夜，不让老鼠过春节的战斗口号，全区五十多万人民人人动手，个个上阵，如期完成了歼灭老鼠的任务。经过市中区的试点后，市委决定将市中的除“四害”指挥部，改变为全市的总指挥部，同时向全市人民提出了苦战十昼夜，不让“四害”过元宵的战斗号召，群众的劲头大，说到就作到，十昼夜实现了在全市范围内基本消灭了四害的战斗任务。
市委领导的决心大，群众的干劲足，把过去多少年来办不到的事情，在短时间内甚至几天就干完了。为了消灭蚊蝇孳生场所，群众把三十多年来积累的几个大垃圾堆消灭了。把三十多年来没有挖过的污泥沟翻新了。疏通了大小沟渠十二万条，又加六十多万丈。重庆市有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珊瑚坝污水塘，面积有二十万平方公尺，是重庆最大的一个臭水塘，臭气四溢，人皆掩鼻而过之，群众把这个污水塘称为大粪塘，是蚊蝇孳生繁殖的大本营，许多工程技术人员，认为非短期能够解决的工程。这次群众用了三十万人次的义务劳动，二十一天的时间，挖了十万多个鹅卵石方，开凿了一条长达二千五百公尺的运河，引长江之水冲洗了这个污水塘，把死水变成了活水，把污水塘变成了清水塘。从此附近居民再也闻不到臭气了。重庆下水道出口和污水沟达三百余条，有九个较大的下水道出口，形成悬在陡壁上的大污水瀑布，岩下就是污泥臭水凼，臭气熏天，不仅是蚊蝇的孳生场所，而且严重地影响城市环境卫生。为了彻底改变这种情况，我们修建了综合四十余公里下水道，已将三百一十三条下水道出口和污水沟合并为十六条，直接把污水引入了江心。这个工程过去有些工程技术人员数次勘察，提出投资需要一千五百万元到两千万元，设计施工时间需要两年多到三年才能完成。而这次大胆跃进，实际只用了三十六万元，二十个昼夜的时间就全部完工了。市中区用了十八天的时间新建和改建了八十五个公共厕所和群众自用厕所，消灭了市区的露天粪坑，沿江边设立了四十余个活动厕所（洪水时可搬动），解决了船民大小便的问题，消灭了随地便溺的现象。并将四百多个不通下水道的厕所全部接入了下水道。目前市区内没有一个不通下水道的厕所，再也看不到影响市容和卫生的挑粪的担子和拉粪的车子了。同时整顿和净化了菜市场，清理了摊贩，并把影响市区卫生的屠宰场，饲养场，皮革厂，肠衣厂，鸡鸭加工厂等全部搬出了市中区，这就根本改变了市区的卫生面貌。
王家坡、官井巷等许多地区把门板、木墙、屋梁等，都用刀或玻璃片刮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郊区的乡社都作到了全部粪坑加盖，取消了私人粪坑，建立了院落公共厕所和垃圾站，作到人畜粪坑分开。马五乡等90％以上的作到了家家有痰盂，户户用公筷，人人有面巾，个个有牙刷。全市家家户户都粉刷了墙壁门面，大街小巷普遍设置了痰盂和果皮箱。一般的都建立了经常的爱国卫生制度，订立了爱国卫生公约，建立了区域责任制，门前摊前负责制，定期互相检查评比制度。在区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出决议，制订了各行各业的卫生管理暂行办法。一般的都作到了“四不”“八干净”：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倒垃圾，不随地大小便，不乱抛瓜皮果壳和纸屑。个人身体干净，衣服干净，被褥干净，食具干净，室内室外干净，院落干净，大街小巷干净，公共场所干净。人民群众已开始养成爱干净讲卫生的良好习惯，使重庆市到处干干净净，卫生面貌焕然一新。
以上事实说明了，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少花钱不花钱办了许多大事，改变了旧的习惯，树立了新的风气，作出了前人难以想像的事，又一次的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和生命力，证明了广大人民群众一旦觉悟提高，认识到自己是新社会的主人，就会创造出惊人的奇迹。
在这个战斗中也出现了许多先进的事迹、先进人物，他们带动了群众鼓舞了大家除四害的决心，捕鼠能手衡永丰、李超群用铁千杀沟鼠，每人都在五千只以上。工人石云甫一人就用火枪消灭了麻雀三千余只。店员张志友厕所毒鼠的经验推广后，在市中区二百多个公共厕所中，一夜灭鼠四千六百七十余只。煤矿工人赵树云看到一只老鼠逃入江中，便奋不顾身的跳下水去把逃鼠捉回来。六十多岁的小脚老太婆，挖蛹掏沟渠不输青年。红领巾的卫生监督岗，沿街用喇叭筒喊着“叔叔娘娘（阿姨）不要走路吃香香（走路吃零嘴的意思），随地吐痰坏习惯，既不卫生又难看”通俗的啦啦词监督行人遵守公共卫生。这种动人的场面是很多的。同时经过这个战斗，广大群众的革命志气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被自己创造出来的巨大成绩所鼓舞，他们说：“上天的入地的‘四害’我们都能消灭掉，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还有什么事办不好？”（二）
我们除四害所取得的成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当中经过许多的思想斗争。在运动之初，对能否加快消灭“四害”是有不同看法的。一种态度认为：在短期消灭“四害”是可能的，有充分条件的，他们看到了经过整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群众有着高涨的政治觉悟和积极性，全国大跃进形势的鼓舞，干部和群众有了充分的革命干劲，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去充分发动群众，一定能够办到，这是一种积极的革命促进派的态度。另一种态度：则与此相反，他们对群众的力量估计不足，认为办不到，持这种态度的同志是从经验主义出发，认为过去几年也搞过除“四害”斗争，也有不小的成绩，可是四害还是没有消灭掉。他们认为采用大量的普遍的施放毒饵，是一种冒险的行为，“毒不死老鼠毒死几个人我看怎样交代！”于是先进与保守、快与慢的作法，就展开了辩论，经过大辩论，批判了不相信群众的力量能做到除尽四害的保守思想。大家明确了“四害”既然是客观事物，人们就一定能够找出它们的特点和活动规律来，加以消灭。四害的特点是分布广，数量多和繁殖快（重庆的老鼠，一只母老鼠一年要生七窝到十窝，每窝七只到十二只，小鼠生下来两个月之后就能怀胎），采取小手小脚、分散作战的办法，一家一户的单干，零打碎敲分片突击的方法，就必然形成此灭彼生，击东窜西，边灭边生或生多于灭的局面。过去几年来没有能消灭了“四害”正是这个原故。关于每家每户大量施放毒饵的问题，只要依靠群众积极分子，把技术和注意事项教给群众，把群众除“四害”的热情与技术指导结合起来，采取积极分子专人负责，划片包干挨家施放，晚上在家禽上笼家畜进圈，小孩上床后，老鼠开始活动前施放，早晨在家禽家畜未出来，小孩未醒前再挨家收回老鼠未吃完的毒饵专人保管，对有危险的户（反革命、右派、地富、夫妇吵仗呕气的户）放一种特制的“安妥”毒饵，并规定放的量不超过八颗（这种药老鼠吃了必死，人吃了就会呕出来），实际证明把技术交给群众依靠群众，没有死一个人，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采用全民动员、短促突击、速战速决、统一指挥一致行动，全面围歼，一战而获全胜的战斗方针，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在除四害取得全面胜利的面前，那些不相信用短时间全歼“四害”的人，不能不承认自己认识错了。还有一种态度：是把除四害看成同生产是对立的，要搞好生产就搞不好除“四害”，他特别对这样大规模的全民动员一致行动的作法，认为会影响生产妨碍生产，而事实证明这个认识也是错误的。实际上除“四害”对生产只有好处。除四害讲卫生搞好了，就减少了疾病，保证职工身体健康，精神振作，可以促进生产的大跃进。比如，重庆新华印刷厂，把除四害讲卫生搞好了后，职工和眷属的发病率比往年同期降低了40％，出勤率增加了，由于车间清洁整齐，清洗了机器，工人生产情绪高涨，精神饱满，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重庆西南制药厂，清除了逐年积累起来的一百七十多吨的大药渣堆，不仅消灭了蚊蝇孳生场所，而且经工人研究，将药渣加压，增加药液30％至40％，再把压干的药渣渗到煤里当燃料，每月可减低耗煤量0.2％，全年总计可为国家节约十万元。经技术人员进一步的研究后，又可以从药渣中提制一种新产品——草酸，饲养场搞好了清洁卫生，消灭了猪瘟，鸡鸭蛋仓库消灭了老鼠，每月减少了鸡鸭蛋损失九十斤左右。管理好垃圾制成颗肥支援了农业生产。事实证明，除“四害”讲卫生不仅不妨碍生产，而且既能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又能促进增产节约。这样各个生产企业单位的除“四害”讲卫生的工作，也就普遍巩固下来了。
× × ×
我们除四害工作，虽然作出了一些成绩，但是许多工作的成效还未经过长期的考验，例如我们根绝蚊蝇的措施，就还需要经过一个暑天的考验，要根绝“四害”还需要经过许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本着除害务尽斩草除根的精神，再接再厉，清剿四害残余，不干净不罢休。同时把爱国卫生制度，坚持经常持久，养成群众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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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破对科学的神秘观念
醴泉成立农业科学研究所
烽火农业社建立科学研究室
本报讯 据陕西日报消息：陕西省第一所由县举办的农业科学研究机构——醴泉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在解放思想、打破了对科学技术工作的神秘观念的基础上于5月17日正式成立。
这个研究所以研究农业为主。它的任务是：帮助干部种好试验田，以总结本县群众丰产经验为主，结合进行专题研究，解决大田生产中的关键性问题，为农业生产的不断跃进服务。为了迎接全县水利化，研究所还准备研究平整土地、合理灌溉等一系列的科学技术问题。
中共醴泉县委在研究建立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过程中，对为什么要办科学，能不能办科学，曾进行了反复酝酿讨论。经过具体分析，他们认为由于生产大跃进的形势发展，像过去那样一般地进行技术指导，就不能使生产不断提高，而且群众对于一般性的技术指导已经不能满足，不办科学，就无法领导群众人人学科学、人人学技术，使生产跃进再跃进。那么能不能办呢？他们认为现在全县干部搞试验田，群众搞丰产田已成了风气，只要把它发展一下，提高一步，完全可以结合起来进行科学研究。全县现有的技术干部，大都具有一定的科学技术理论知识，加上西北农学院下放在醴泉的教师和同学的帮助，只要打破神秘观念，县自办科学研究事业是完全可行的。
经过讨论，决定立即建立农业科学研究所；由县委副书记孙明才兼任研究所所长，九个所务委员由党、政和有关负责同志、技术干部兼任，其中还有烽火农业社科学研究室主任王保京。研究所下设室内室外农览馆、气象台、群众经验研究室，建立四个试验点。
在研究所成立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秘书长梁得柱、陕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俞启葆、副所长李挺、西北农学院副院长康迪和赵洪璋教授都表示支持和祝贺。
本报讯 记者刘斌报道：陕西醴泉县烽火农业社在开展群众性的学习农业科学技术活动的基础上，最近成立了科学研究室。现在，这个研究室在社主任王保京的领导下正展开科学研究活动。
最近，烽火农业社在实行着各种各样的科学耕作丰产试验。在一亩地里是112种小麦品种杂交等技术的对比；另一亩地里是不同的播
种期、施肥、整地、密植、灌溉、治虫次数、种籽处理、土壤消毒、轮作和连作等科学耕作的对比试验。有麦棉两熟的棉花营养钵育苗、直播和麦棉套种的试验，也有用套种达到亩产五千五百斤粮食的试验。全社进行科学耕作丰产试验的共有三百亩地左右。
“人增知识，地增产”，这是社员们今年提出的响亮口号。今年，这个社计划粮食作物平均亩产要达到一千斤，棉花达到一百斤皮棉。为了完成这个指标，社的领导上和群众研究确定了许多实行科学耕作改革的措施。他们还和西北农学院签订了学习科学技术的保教保学合同，成立了一个长期业余初级班和高级班，计划在最短期间内使所有十八岁以上的社员，全部学会各项作物科学耕作技术。
过去，这个社在农业技术干部和西北农学院帮助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农业耕作科学技术改革，在培育小麦和玉米等品种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经过几年的实践，科学技术已经在群众的思想上扎了根，解放了群众的思想；还积累了不少经验，这就有了成立科学研究室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烽火农业社在开展群众性的学习农业科学技术活动中，有下列三点经验：
（一）密切结合生产，解决各个时间增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过去麦收后回槎玉米，都是硬槎播种，玉米倒伏，产量很低。他们便采用科学耕作办法，经过试验，改为软槎播种，深耕后再开沟播种，并采用合理密植、选用良种、防治病虫害等科学技术。
（二）一切经过试验，用活生生的事实教育群众，然后先在青年生产队推广，再向大田中推广。如有的人开始不相信玉米去雄杂交，他们便作对比试验，结果一个增产，另一个产量少。随后，又在青年生产队先作，产量也都比其他生产队的高。这样，在事实的教育下，各项科学技术很快推行了。
（三）建立了一定组织和制度。社内成立了技术股，各生产队又建立了技术研究小组，使推广每一项科学技术都有专人负责。同时，还建立了奖励制度。这样就大大激发了群众学习科学耕作技术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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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突击灭蝇防痢工作开始
一天消灭苍蝇一百七十多斤
据新华社25日讯 首都人民今天大规模地宣传“防痢灭蝇”。
在城区有一百多处固定宣传站用画片、图表、模型以及显微镜、放大镜观察等方法，向市民们宣传防治痢疾的方法和苍蝇的危害。各街道办事处的流动宣传队在大街小巷挨门挨户进行宣传。两千多医务人员到各个宣传站向市民作了防痢灭蝇的宣传讲演。
许多文艺团体积极参加了今天的宣传活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评剧院等十多个文艺团体都上街演出精彩节目，配合防痢灭蝇的宣传。
24日到26日是北京全市突击灭蝇的活动日。这两天，到处可以看到拿蝇拍搜捕苍蝇的人群。许多居民用鱼头、韭菜等诱引苍蝇，进行捕打。24日一天，城郊八个区的三十三万职工、少先队员和街道居民等共灭蝇一百七十多斤。机关干部也利用业余时间参加灭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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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也能研究科学
金文
科学来自实践，来自人们劳动经验的积累，是极平凡的。后来科学被神秘化了，那是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故意造成的。他们的目的在于使“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们剥夺了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权利，又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割开来，把科学吹嘘得高不可攀，使劳动人民永远受剥削、永远被统治。于是人们被弄得迷信起来。人们以为科学只能是学者、专家的事，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的人，尤其劳动人民，是不能闻问的。
解放了的人民，必须从剥削阶级有意制造的这种神秘观念中解放出来。陕西醴泉县烽火农业社的农民，用实际行动揭穿了这种神秘观念。他们建立试验田、建立科学研究室，大搞起科学来。
烽火农业社农民们的行为，是很平凡的，但又是很不平凡的。烽火农业社的农民们总结、提高自己的生产实践经验，这就是科学研究，这当然是平凡的事。可是，这样平凡的事，别的农业社的农民们甚至还不敢想，烽火农业社的农民们敢想敢作，这就很不平凡。我们应该歌颂他们、支持他们！
广大农民群众正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他们的跃进指标一加再加，他们的革命干劲已经使全国人民受到了鼓舞。但是要达到多快好省，除了鼓足革命干劲，还必须在农业生产技术上革新再革新，必须进行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是一件群众性的大事，要依靠科学技术人员，更要依靠广大的劳动群众。农民进行科学研究是技术革命的重要方面。在广大农民群众中，人们在自发地、比较简单地进行着科学研究，各种各样的创造发明不断地涌现。像烽火农业社那样正式建立科学研究组织，动员更多的研究力量，有计划地进行研究，会研究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并得到更新的研究成果。
烽火农业社科学研究室是我国第一个农业社的科学研究组织！可以设想，第二个、第三个以至成千成万个农业社科学研究组织将相继诞生。这样的科学研究组织的建立，意味着人民将发展成为手脑并用、能文能武的劳动者，意味着我们正向着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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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同济大学教师
帮助先锋二社建立化验站
据新华社上海24日电 下放到上海北郊区先锋二社的同济大学教师丁兆荣，同社员们一起建立了一个农业化验站。短短的五十几天中，他们已经把一个生产队的二百多亩土地作了一次普查，分析出粘土、盐碱土、低凹地等土地的分布，绘成了图样，准备进行改良土壤工作。他们又利用工厂里放出来的废液，试制出了四十多吨成本低廉的氮、磷、钾肥，现在已经在这个生产队里推广试用，很受农民欢迎。
这个农业化验站设在一个破旧的房屋里，几件不可缺少的仪器、天平和药品，都是同济大学支援的。人员除同济大学教师丁兆荣外，只有当地的两个初中毕业生和农业技术推广站技术员王统正。他们每天进行的工作量很大，一天到晚在农田里调查土壤中所含氮、磷、钾的成分，研究植物生长的因素与状况，把各种不同的土壤和研究出来的各种肥料，利用盆栽来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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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参加劳动就不懂人民的心
傣族民间歌手背着笛子、三弦和锄头下工地
据新华社昆明25日电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几百名傣族赞哈（民间歌手），正在为各族人民的冲天干劲而歌唱。
白天，在西双版纳的水库工地、爆破场和开荒的地方，许多赞哈和农民在一起劳动。他们在生产中搜集先进的和落后的典型人物和事迹；晚上，点起篝火，在一根笛子的伴奏下，他们就演唱起歌唱先进的爆炸手、歌唱积极学习农业技术的妇女和改良工具的先进人物的各种新歌来。赞哈们即兴创作的真实的故事和动人的歌声，往往把人们的心都唱热了。正在休息着的人们，扛上工具就干起活来。
西双版纳的傣族妇女从来不犁田，老人们说女人犁过的田不长谷子。今年春天，傣族男人们大部分到水利工地上去了，犁田的人手不够。这时候版纳孟遮一个叫王应养的妇女，冲破了迷信思想和落后群众的嘲笑，第一个学会了犁田，赞哈们把她的事迹编成故事到处演唱，各个版纳的妇女听了大受鼓舞，很快掀起了妇女学犁田的热潮。
版纳景洪的大孟笼乡有个副乡长，天天指手划脚不劳动，领导的帮助和群众的批评他都不听。赞哈把他的事一唱，第二天就下了田。他说：我爱听赞哈唱、又怕赞哈唱。
今年春天，西双版纳各地曾分别召开了“赞哈会议”，让他们学习生产大跃进的政策和党的文艺方针，要求他们歌唱好人好事和批判坏人坏事。版纳景洪的几十个赞哈自动组成八个小组，背着行李，带上笛子、三弦和锄头，分赴各个工地演唱。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赞哈，也到工地参加了劳动，他说：“不参加劳动就不知道人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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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领巾奋勇堵决口
天津市大红桥南小学少先队员范文玲、殷春来等奋不顾身堵决口的英勇行为，得到学校和红星农业社的表扬。“天津青年报”在24日还报道了他们堵决口的事迹，并刊载了他们的照片。
范文玲等几个小学生在5月16日早晨给自己新栽的小树浇完水以后，向学校走去的时候，突然发现路旁水渠堤岸被水冲破了一个洞，水一个劲儿地往田里流去。范文玲奔向洞口高喊，附近田野里却没有一个人。殷春来这时就脱掉身上的绒衣，朝洞口堵去。绒衣堵不住急流的水，堤岸被决开了，水越来越猛地喷出来，眼看一大片绿油油的庄稼就要被淹没。他们几个人心里焦急万分，急忙跳下去，用身体堵住洞口。他们站在齐胸的水里冻的浑身发抖，两腿抽筋，还咬着牙立在水中。当时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决不能让水吞没农民叔叔的劳动果实。”其余一些小学生在岸上奔跑着运土找柴草。陈占迎飞跑着去给农业社送信，跌倒两次，腿摔的青肿了也满不在乎，他很快地把社员们喊来和学生们一起把决口堵住了。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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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州苗族山区采用诱捕灭雀法
当“鸟王”一叫，麻雀像刮风一样飞来
据新华社贵阳25日电 贵州省东南部苗族农民利用“鸟王”诱歼麻雀及其它害鸟很有成绩。“鸟王”是一种只有拇指大的雄鸟，色黄褐，叫声婉转动听。这种鸟在苗语中叫“狡崽雀”，经过短期训练就可以用来召唤雀群。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山多，麻雀也多，每年都有大量粮食被害鸟糟蹋，所以山区苗族农民一般采用这个办法捕杀害鸟。今年这个地区在除四害运动中，有一部分苗族农民采用了传统的用“鸟王”诱捕害鸟的办法。他们在天亮前，只要不下雨，就把经过训练的“鸟王”放在麻雀常到的山坡或山坳上。在“鸟王”的周围栽上许多假树，在树枝上涂抹一种粘性很强的桐油膏，布置成“鸟塘”，人躲在鸟塘边伪装的小棚里指挥“鸟王”。当“鸟王”一叫唤，成群的麻雀像刮风一样从四面八方飞来。这时猎手又指挥“鸟王”停止叫，使飞来的麻雀纷纷落下寻找“鸟王”。只要麻雀停落在粘膏枝上，就可以随手捕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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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二十城市拳击锦标赛结束
上海、北京、天津分获团体总分一、二、三名
本报讯 有一百四十多名运动员参加的1958年全国二十城市拳击锦标赛从18日开始，经过八天的紧张剧烈的竞争，于25日结束。
天津队王春年在次最轻级比赛中击败了所有的对手获到了这一级冠军，得亚军的是西安队李志雄。
连得三次最轻级冠军的北京队王守忻这次又蝉联了这一级的冠军。由于耐久力比较差，这次他胜来颇为不易。取得亚军的上海金耀富等都曾威胁着他的冠军宝座。
争夺次轻级冠亚军的是沈阳李国济和北京陆吉生。他们两人都是新手。结果还是李国济夺了冠军。原来被认为是这一级的第一号种子选手上海许连生在21日比赛中，被李国济一拳击倒，而淘汰下来。
轻中级比赛，观众们都嘱意于1956年这一级的冠军北京王国钧，但是出乎意料地，在25日的冠亚军决赛中，他败给上海瞿建训，屈居了亚军。
24日晚进行的最重级决赛很吸引人。因为最重级正式比赛在我国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石家庄何凤珂击败了他的唯一对手太原王树正，得了我国第一个最重级冠军。
拳击名将、上海队周士彬和张立德分别获次中级和中量级比赛的冠军。毕竟是老将，他们都很轻易地击败了对手们。获得这两级亚军的是北京马鸿培和徐州艾纲。
上海队另两个选手纪恒惠和顾景裕分别取轻量级的冠亚军。
获得次重级和重量级冠军的是广州刘锦汉和哈尔滨叶来洪。获得这两级亚军的是长春陈俊和天津靳金铎。
上海队队员技术比较平均，在比赛中成绩最好，夺了四个级的冠军。他们共得了七十一分，获得这次比赛团体总分第一名。获得这次总分第二、三名的是北京队和天津队，他们的得分是三十九分和二十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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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运动
让拳击运动也赶上世界水平
——评二十城市拳击锦标赛
吴江平
全国二十城市拳击比赛昨天结束了。这次比赛的举行对我国的拳击运动实力是一次大检阅，同时，对今后比较广泛地开展这项运动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拳击运动在我国算是一个新的项目。解放后，一共只举行过四次全国性的比赛。1953年举行的第一次比赛，只有二十七名运动员参加，而这次二十城市比赛就有一百四十二名运动员了。这说明这项运动已逐步在各地展开，并已有了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
因为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拳击运动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这次比赛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拳击运动员们在技术上有了显著的进步。在过去的几次比赛中，不少运动员由于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打起来不运用战术，只是挥拳乱抡、蛮干。而这次很少出现那种蛮干现象了，运动员们普遍地知道运用战术来进攻对方，特别是那些比较有经验的运动员。运动员的体力也有很显著的进步。绝大多数运动员都能坚持打完三个回合。
大批的年轻拳击新手的涌现是这次比赛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在全部一百四十二名运动员中，有一半以上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性比赛，有95％是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获得这次比赛十个级别冠亚军中，有一半以上是新手。夺得这次次最轻级冠军的王春年就是天津的一个中学生。沈阳的李国济，这次击败了曾连获二届次轻级冠军的许连生。新手人材辈出，这说明了我们拳击运动的潜力是相当雄厚的。
毕竟拳击运动在我国还是一个新项目，所以在这次比赛中也暴露出不少训练和技术上的缺点。这都需要今后注意改进。很明显的一个缺点，就是运动员们缺乏身体全面训练的基础。有的运动员技术有一定水平但体力和耐久力不够好。如连这次共获得四次最轻级冠军的王守忻就是体力和耐久力差。同时，有些运动员体力不错而出拳的速度和身体的灵敏性又差一些。因此对于拳击运动员的训练上必须要着重加强身体的全面训练，以提高运动员的身体素质。由于运动员基本技术训练还不够，击拳的路线和动作姿式的正确性也还不够。这样就不能准确地击打对方，就不能使步法同拳法协调起来，也就不能正确地阻挡和灵敏快速地闪躲。这也是这次暴露出的缺点之一。优秀的拳击手，都善于斗智，用虚晃的动作，迷惑对手，用虚实交错和声东击西的动作，找到空隙快速进攻，遇不利时，快速跃出或闪躲。我们不少运动员在这方面就显得差一些。他们在比赛时，战略战术的变化很少。其他，像运动员在比赛时情绪急躁、无益地消耗体力，步法呆板或跳动过多，只会单拳击打和单纯采用进攻战术等缺点也是在训练中应该亟力改进的。
从这次比赛来看，我国拳击运动已有了一定的水平。希望拳击运动员们再努一把力，在不长的时间内赶上世界水平那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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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运动
吴在瑜平百公尺全国纪录
马翔龙刘兴玉分别创跳高跳远新成绩
本报讯 25日上午，著名短跑运动员吴在瑜以十点七秒平男子一百公尺全国纪录。吴在瑜是应邀参加在杭州举行的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上创造这个优异成绩的。
男子一百公尺的十点七秒全国纪录是刘长春在1933年创造的。解放后，中国运动员们已经把各项田径纪录都刷新了好多次，只剩下男子一百公尺这一项纪录未被冲击掉。
我国女子跳远运动员刘兴玉25日也在这个运动会上创造了5.73公尺的女子跳远全国新成绩。
新华社上海25日电 男子跳高全国纪录保持者马翔龙今天在上海打破了跳高全国纪录二公尺大关，达到二公尺零一公分。
马翔龙最近来上海参加全国夏季田径运动会，今天应上海市中学、师范学校田径运动会邀请参加表演比赛，获得了这个出色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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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考验的季节
——柳州和庆远除四害印象记
本报记者 周静宇
柳州颇如人意
从南宁到柳州。
柳江的水，日日夜夜缓缓地流着，而柳江浮桥上的人流却似奔腾澎湃的波涛，挑泥的，搬砖的，飞来走去，闹哄哄地一片。少年监督岗的少先队员，满布在通衢要道，他们手里拿着一把蝇拍，睁着铜钱大的眼睛，到处寻找苍蝇。我看到街上的人们几乎人手一拍。于是，我也买了一把蝇拍。
我很想发挥一下蝇拍的作用，谁知走了许多食品店和饭店，一只蝇子也没有找到。那些摆小摊卖甘蔗的地方，也是干干净净，连苍蝇的影子也没有。
柳州是个半工半农的城市，怎么搞得这样干净呢？我找到了中共柳州市委会。
市委整个机关只有两人，一个收发兼传达，另一个是组织部办理组织关系的，其他办公室都是空空如也。收发室的同志说，人们都去除四害去了。一会儿，市委副书记回来了。他的两只裤管上沾了一些泥巴，鞋子有一半湿透，一看就知道是从污水塘的工地上来的。这位副书记告诉我：除四害基本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动员群众问题，另一个是市政建设问题。动员群众是比较好办的，只要把除四害和群众利益结合起来，机关干部起带头作用，群众就会很快地行动起来；至于市政建设，问题就比较复杂，诸如污水塘的改造，排水系统的整理，私人厕所的改建等等，都不能一下子趋于完善。不过，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复杂的问题也就比较好办了。他说，过去有人提出四年五年消灭四害，看来，时间太长了些。重要的在于一鼓作气，一年搞几次总体战，在同一时间内全市和附近地区，统一行动，一齐下手，不让四害有孳生繁殖的机会。能够做到这一点，基本上可以达到“四无”的目的。
晚上，我住在柳州铁路管理局招待所，屋内清洁整齐，没有蚊子，不用挂蚊帐。这一晚睡得特别香甜。庆远听到的故事
离开柳州的时候，听说宜山县的庆远镇也列入了专区的“四无”城市。还有人传说那里的大饭店贴上了保证的条子：“如果发现苍蝇，吃了饭可以不给钱。”那里的旅店已经不挂蚊帐了。于是我来到庆远。
这个镇的镇委负责人告诉我：庆远的清洁卫生工作大变化，只是最近一个月的事。过去，从车站到地委机关沿途都是垃圾堆和臭水坑。苍蝇蚊子到处逍遥自在地飞舞，经过六昼夜苦战，取消了不合格的粪坑和厕所二百二十多个，修建了改良厕所一千二百多间。家家动员，人人动手，才出现了一点新气象。他谦虚地说，庆远镇的讲卫生、除四害比起金城江来还差得多。
我走过了几条大街和小巷，虽然没有看到饭馆里有什么保证的字条，总的印象是清洁的。过去苍蝇密集的屠宰场，现在也做到一片清洁。虽然偶然飞来一只苍蝇，很快就被扑灭。
在这里，听到这样耐人寻味的故事：某一天，有个旅客到一家保证没有苍蝇的饭店吃饭，刚吃完饭准备付钱的时候，忽然飞来一只苍蝇，他手轻眼快地立即把那只蝇子打死了。它给人们敲起了警钟：一次突击两次突击，只能做到基本“四无”，要想完全“四无”，还需要作几番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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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是对除四害工作考验的季节，特别是南方城市。尽管冬季花了很大的力气，取得很大的成绩，如果不抓紧时机继续进行除四害工作，那末，就经不起夏季的考验。我在广西住了几个城市，证明有的城市是经得起考验的，这就是季节对于人们的考验。 （苗地插图）（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