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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迷信外国
梅耳
据报载，当上海华孚金笔厂提出要使英雄金笔赶上美国的派克金笔的口号时，英国路透社记者特地赶到这个工厂，以蔑视的态度问：“你们以什么条件赶上派克？”这个厂的职工回答得好：“靠我们自己双手！”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持这样的态度，是不足为奇的。奇怪的是在这个工厂里竟有人有着类似的思想。当工人徐祖英要把金笔的笔套的镀金成分从92％降下来，在颜色和光泽方面并赶上派克金笔的笔套时，这个工厂的技术科长说：“这在中外书籍里都找不到理论根据的。”言外之意，外国都没有解决的问题你能解决。像技术科长这样的人是不很多的，但也不是极个别的。这些人迷信外国实际上就是美国、英国是很深的。在他们看来，美国和英国的一切东西，都是世界上第一。因此曾经有人挖苦这些人说：“连月亮也是美国的好。”这些人有一个可笑的逻辑：美国和英国能够做到的，中国就做不到；而中国能够做到的，美国和英国都能够做到。事物当然只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而不是按照这些人的想像发展的，因此，中国不断地出现着伟大的创造发明家：汉代有纸的发明者蔡伦和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的创造者张衡、南北朝时有五世纪世界圆周率的权威祖冲之、明代有大药物学家李时珍、清代有优秀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不说这些远的，就说最近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农具展览会上，就展出了许许多多农民创造和改造的农具和工具。所有参观这个展览会的人都觉得：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
这些人所以说美国和英国的东西都是世界第一，完全是迷信。不能否认美国和英国有世界第一的东西，但是也有世界最落后的东西；不能否认中国有世界最落后的东西，但也有世界第一的东西。而且第一和最后，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今天是第一，明天就不一定是第一，可能是最后；今天是最后，明天就不一定是最后，可能是第一。第一不再前进，就会变为最后；最后不断前进就会变成第一。第一和最后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中国工业建设是落后的，但是在十五年之后，在主要工业产品方面可以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不是原来工业建设落后的中国，赶到了工业建设发达的英国的前面了吗？。
在某些人的思想中，外国总是比本国的好。其实，本国和外国，也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中国人看美国、英国是外国，而美国人和英国人看中国也是外国。
问题不在于外国不外国，而在于有没有勤劳的双手和聪明的头脑。有了这两宝，什么事情都可以办成，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好，什么事情都可以比其他国家作得多快好省——世界第一。勤劳的双手，聪明的头脑，中国人并不少于外国人，相反的，中国人口多，又是以勤劳出名的，而且是解放了的中国人。有什么理由中国一定要落后于美国和英国呢？有什么理由中国不能超过美国和英国呢？华孚金笔厂的职工正是不甘于落后，所以响亮地回答路透社记者：靠我们的双手，一定要使英雄金笔赶上美国的派克金笔。
事实上，中国劳动人民已经发出了信号，不仅仅在金笔方面要赶过美国，在其他方面也要赶过英国和美国。在若干年之后，将会出现这样一个崭新的局面：美国和英国有的东西，中国都有；而中国有的东西，美国和英国未必都有，或者要过一个时期才有；美国人和英国人所能够制造的，中国人都能够制造；而中国人所能够制造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未必能够制造，或者要过一个时期才能制造。
对外国的迷信必须破除，只有破除了，才能抛掉背上的千斤大石，抬起头来，敢想敢说敢做，在一切方面，赶上外国。但是要破除迷信，却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中国从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已近十年，但是有些人的思想至今还没有完全解放出来，多多少少还保持着原有的殖民地时期的奴隶思想。英国路透社记者正因为看到了这个“秘密”，所以更加敢于持那种蔑视中国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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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振作精神 破除迷信 轰轰烈烈 踏踏实实
坚决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四川省党代表大会批判右倾思想提出奋斗目标
本报讯 中共四川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4月中旬到下旬在重庆举行。这次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最近的指示，讨论了如何坚决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问题。会议号召四川全党彻底解放思想，提倡共产主义风格，并向全党、全省人民提出了两大振奋人心的目标：（一）争取提前三年或者更早一点，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二）争取在五年内，使地方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共四川省委“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地方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而奋斗”的报告和关于四川省实现1956年到1967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简要规划的决议。
会议肯定了从1956年全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省委忠实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所取得的各方面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从去年冬天以来，全省在工农业生产方面，政治思想战线和其他各项工作上，全省已出现了一个万马奔腾的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全省广大农村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兴修水利、改造坡地、改良土壤、积肥造肥运动。几个月中，水利增灌面积达到一千五百多万亩，改良土壤、改造坡地一千多万亩。今年春耕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又早又快又多又好的新局面，播种、插秧都比往年提前了半月到一个月，改良、创造农具、工具的事例风起云涌；在工业方面，全省已掀起了一个比先进、比干劲、比质量、比成本、比竞赛的热潮，新人、新事、新纪录如雨后春笋。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革命也已取得了基本胜利，广大人民群众正在热烈地发展农、牧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会议认为：这个新形势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在基本上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后，又继续发动了伟大的全民整风运动，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觉悟大为提高，党的队伍更加纯洁，党群关系大为改善，人民精神状态更加奋发的结果。
会议指出：在这个新形势下，为了加速社会主义的建设，全党和全省人民，必须坚决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坚决贯彻执行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在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实行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同时要积极迎接伟大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斗争的任务。
会议回溯了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后指出：在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今后还会继续出现反复曲折的阶级斗争，尽管形势是逐渐减弱的，但全党仍然必须经常注意保持警惕。会议同时指出：在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过程中，今后将更多地表现为建设速度方面的快与慢两种方针、两种方法的斗争，即“多、快、好、省”与“少、慢、差、费”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今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长期建设中都是会有的。会议集中地批判了有些地方表现出来的右倾保守思想，认为这种思想是贯彻社会主义总路线的主要障碍。
会议认为：要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必须大力克服某些部门和某些同志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解除这种思想束缚，开展共产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会议上，代表们深深认识到：在我国现阶段尚有阶级存在的情况下，决不应忽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习惯对于我们党内的影响，要不断与右倾保守思想斗争，就一定要彻底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
在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教育全体党员，注视新生事物，经常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会议认为，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还必须提高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提倡共产主义风格。必须振作精神，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作、敢为、敢于负责地进行工作，敢于大胆批评，敢于对原则性的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且能够坚持真理，在任何情况下不被邪风吓倒。提倡独立思考，发扬首创精神，提倡工作中不同意见的争论，赞许一切有利于革命事业的革命精神，赞许一切合乎组织原则的独创行动。同时，还应提倡把轰轰烈烈的革命干劲和老老实实的工作态度结合起来，既要有积极的奋斗目标，又要有切实的具体措施，既要轰轰烈烈，又要踏踏实实。会议要求，各级党委特别是省级各部门的领导干部，每年必须有一定的时间接触群众，了解情况，工农业和各个战线上要普遍举办试验田，随时进行检查，为了加速各项工作发展，应该广泛采用评比、参观、展览等方法，抓两头、带中间，注意分清主次、缓急安排工作，注意调整生产节奏等。在当前工作中，整风是推动一切工作的纲，一定把整风运动进行到底，提供获到思想解放的根本条件。
会议还反复讨论了学习理论，特别是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和加强理论队伍的培养和训练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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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省委揭露一个反党集团
组织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被开除出党
本报讯 中共云南省委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取得了对隐藏在党内的、以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斗争的完全胜利。全体会议在充分揭露和批判了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之后，一致通过了开除右派分子郑敦、王镜如党籍的决议。
根据揭发的材料说明：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阶级异己分子郑敦、是长期隐藏于党内的剥削阶级的代理人，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他的野心活动早在1948年云南地下武装斗争时期即已开始，1954年云南省委在中央领导下胜利地进行了反地方主义的斗争以后，虽经党的不断教育和耐心等待、郑敦却对党采取两面派的手法，阳奉阴违，以云南地方干部的“领袖”自居，竭力利用地方主义的遗留影响，培植个人势力，坚持反党活动。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时，与由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而堕落的蜕化变质分子王镜如，结成反党集团，扩张党羽，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这个集团有着一整套旨在篡夺省委领导，改变党的性质，从而为资产阶级复辟铺平道路的反动政治纲领，并且由于他们窃居了省委组织部的阵地，有组织地进行反党活动，因而给党造成的危害也特别严重。
从揭发的材料中可以看出：郑、王反党集团毒辣的手法之一，是通过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反党的干部政策，来实现其从堡垒内部来攻破党的阵地的目的，因此，郑、王反党集团一方面不惜以最卑劣的手段，打击、排斥和陷害忠实于党的事业的干部，特别是经过长期考验的老干部，他们宣称老干部“没有文化”，应该采取赎买政策让其退休，“进博物馆”。以各种借口抑制老干部的作用，甚至以肃反、审干为名，制造谣言，企图陷害几个省委委员和地委第一书记，来伤害党的骨干；一方面笼络一切对党不满分子，和地方主义、个人主义严重的人，以至包庇，重用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培植亲信，并在爱护新生力量的美名之下，大批提拔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他们反党的个人工具。他们并利用一部分地方主义情绪的干部和意志不坚定的党员的盲目性，扩大其集团的反党影响。他们蒙蔽省委，利用职权在党的组织内安设自己的据点，从省级机关以至发展到地、市委，派遣反党集团的骨干，占据领导职位。现经查明，省委组织部内，七个曾任处长、副处长的右派分子和几个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都是由郑、王一手提拔，并作为骨干使用的亲信、
郑、王反党集团在1956年至1957年间，全国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国内阶级斗争剧烈之际，利用国际上修正主义思潮，匈牙利事件和社会上右派分子的向党进攻，发起了两次猛烈的反党高峰。郑、王为了实现其篡夺省委领导的政治野心，利用1956年省、县党员代表大会的准备和召开期间，违反省委的正确指示，到处点火煽动，修正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宣扬“完全民主”，“不拘形式的民主”，制造党内混乱，企图混水摸鱼。在省的党代表大会上，叛徒王镜如在发言中公然以充分发扬民主为借口，煽动代表反对省委，甚而堕落地采用匿名信的卑鄙手段，攻击大会主席团。
郑、王反党集团的另一反党高峰，是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后和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之时，郑、王反党集团一方面利用全省取得高级合作化胜利后的个别缺点，夸大所谓“阴暗面”，率领亲信，调派“骨干”，到处搜罗所谓农村的“黑暗”，到处散布“无敌论”的毒素，污蔑社会主义革命为黑漆一团，从而对农村的基层组织进行猛烈进攻，强调农村“党、社分工”，用大批精简的手法驱逐基层工农干部，并亲自下乡试点，企图取消支部对合作社的领导，使支部脱离政治任务，以便于瓦解党的基层组织。
根据揭发，郑敦和王镜如这两个平时伪装为艰苦朴素的假君子，在私生活上也是道德败坏的。会议一致认为：郑、王反党集团的揭发和把他们从党的队伍中清洗出去，是云南的党组织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的一个伟大的胜利。（王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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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规划渔业生产和海防工作大跃进
福建省委召开海防工作会议
新华社福州25日电 中共福建省委员会最近召开第四次海防工作会议，总结了一年多来沿海渔业生产和对敌斗争工作的成就。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沿海地区县以上有关部门和福建前线部队的负责干部。
会议认为：从上次海防工作会议以来，渔业生产合作工作和巩固海防、开展对敌斗争工作等各方面都获得了巨大成绩，全省已有95％以上渔民加入了高级渔业社，去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达五百九十九万六千多担，比1956年增产一成多，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产量50％，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在党政军民密切配合下，去年一年中还先后向蒋军盘踞的岛屿散发了介绍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与和平解放台湾等宣传品二百七十多万分，先后击落、击伤蒋军飞机多架，并击伤蒋军军舰，粉碎了美蒋武装特务数次登陆袭扰阴谋，并给予不断对沿海人民滥施炮击的盘踞金门、马祖等岛屿上的蒋军以沉重反击，巩固了海防，保卫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会议指出：各有关部门必须根据全民整风运动以来，广大渔民的社会主义觉悟空前提高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的新形势，不断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和工作中的缺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共同为实现这次会议提出的渔业生产和海防工作大跃进规划而努力。
会议还对如何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渔业社，广泛开展渔业生产技术革新运动，争取实现今年生产水产品七百二十万担，逐步实现渔网尼龙化和渔船机帆化，以及进一步巩固海防等工作，都作了详细讨论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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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徐水县委领导下放干部进行怎样锻炼的大辩论
干部认识提高开始全面锻炼
据新华社徐水24日电 下放干部怎样进行全面锻炼？劳动好是否就是锻炼得好？中共河北省徐水县委最近组织全县的下放干部进行了大辩论。下放到这个县的干部经过这一次辩论后，已经从前一阶段的以体力劳动为主跃进到一个劳动、工作、思想全面锻炼的新时期。
下放到徐水县农村劳动锻炼的干部，一般都经过了三、四个月的劳动，其中有80％左右初步经过了生产、生活和政治斗争的锻炼，有半数左右的干部被选为社、队的模范或受到社员群众的赞扬。但是，也有些人对下放劳动锻炼的方针认识不清，认为只要劳动好，就是锻炼改造得好，因而埋头劳动，没有积极地参加农村中的各种活动。
中共徐水县委根据这些情况，在4月下旬召开了一次全体下放干部会议，发动他们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经过这次鸣放辩论，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通过参加劳动建立起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树立以群众利益为个人利益的观点，才是下放锻炼的根本目的。
应该怎样进行锻炼明确以后，许多干部在会上就作出了在生产劳动中发挥自己专长帮助农业社搞好生产建设的计划。
解决了思想问题后，县委又适当地收缩了下放干部的分布面，每个社的下放干部由原来的几个人增到十几人，每个队也由一两人增加到四五个人，并建立起小组。县委还明确规定下放干部每人每年用三分之二左右的时间下地劳动，其余的时间用来参加社会活动和自修自己的专长，以达到又红又专的目的。
经过大辩论以后，全县的下放干部已帮助农业社办起一个业余的会计训练班和一个农业机械技术训练班，包修了三十三个农业社的锅驼机、煤气机、电话和无线电收音机，帮助农业社筹办了七所农业中学，协助二十四个农业社建立和健全起俱乐部、图书馆、读报组和黑板报，开展了文化宣传工作。同时还帮助农业社办了一个业余评剧训练班，组织起两个文工团、话剧团和一个幻灯组，活跃了农村的文化生活。另外又帮助五个村的中共支部，建立和健全起党课制度，定期的给农村党员上党课，加强了党内的思想教育。在开展上述各种工作的同时，下放干部们还着手帮助所在地的乡社，培养九个先进社、二十四个先进生产队。
为使下放干部锻炼得更好，中共徐水县委还进一步加强了对下放干部的领导。县委除指定一个副书记主管下放干部工作外，并根据需要确定一些下放干部分别参加乡、社的党政领导工作。县委还确定乡党委每两个月讨论一次下放干部工作，每月召开一次全乡下放干部座谈会，听取下放干部的意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交流全面锻炼的经验。另外，县委已决定下放干部每半月开一次政治生活会，每季以乡为单位进行一次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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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培养知识青年参加山区建设
江西各垦殖场创办劳动技术学校
据新华社南昌22日电 江西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在全省下放干部建立的一百多个山区垦殖场内，各创办一所劳动技术学校，以吸收和培养知识青年参加山区建设。
在此以前，江西省各个垦殖场曾不断接到全省各地和许多外省知识青年的来信，恳切要求接收他们上山参加山区建设。劳动技术学校的创办，就可以满足他们的这种愿望。这种学校，只要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经考试合格，便可以入学成为正式学员。学习的课程主要是林、农、牧业生产的各种基本知识和技术，同时密切结合实践，以充分时间进行劳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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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国家交响乐团
为十三陵水库建设者演出
新华社25日讯 苏联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今天上午冒着十分炎热的天气，到十三陵水库工地为水库建设者们作了一个半小时的精采演出。
苏联音乐家们到达工地以前，在工地附近一座礼堂里已经挤满了两千多农民、部队战士、学生和机关干部，连礼堂的走道上都站满了人群。他们都是在水库建设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和代表人物。工地副总指挥张俊士在音乐会开始前致词说，十三陵水库建设中曾经得到不少苏联专家的热情帮助。今天苏联艺术家们又深入工地演出，这将给予水库建设者们极大的鼓舞。乐团团长阿诺索夫也作了简短的讲话。他热情地说，苏联艺术家们能够为中国有历史意义的大跃进贡献一分力量，这是他们感到最幸福的事情。
音乐会在雷鸣般的欢迎掌声中开始。阿诺索夫和苏联人民演员伊万诺夫担任两组节目的指挥。苏联音乐家为水库建设者们演出了包括格林卡、柴可夫斯基等世界著名音乐家的七首乐曲。国际比赛奖金获得者皮卡伊增和泽克什采尔，分别作了精采的小提琴和小号独奏。伊万诺夫在连续指挥演出三首乐曲以后虽已汗流浃背，但他们接受水库建设者们的热情要求，再一次指挥演奏了中国作曲家贺绿汀所作的乐曲“晚会”当这首描写当时抗日游击队战士同后方人民联欢的热闹场景的乐曲演奏结束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喝采，苏联音乐家们也起立长时间地向听众鼓掌，欢乐的气氛把台上台下融成一体。
演出结束后，苏联艺术家们登上水库大坝的坝身参观了整个水库工地的建设场面，他们在参观时到处都遇到热情鼓掌的欢迎人群。阿诺索夫在离开工地时对张俊士说，他们在这里看到的永远不能忘记的宏伟的建设情景，将成为他们进行艺术创作的泉源。
本月23日下午，苏联国家交响乐团还曾到北京棉纺织联合厂为两千五百名纺织工人演出，受到了工人们热情的欢迎。（附图片）
在十三陵水库工地（速写）
阿老
再来一个“窝窝头”
休息十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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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朝鲜人民代表团参观鞍钢
据新华社鞍山25日电 以许贞琡团长、金天海副团长为首的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今天在鞍山参观了鞍钢炼铁、炼钢、大型轧钢、无缝钢管等六个主要工厂，受到了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许贞琡团长在参观以后说，虽然我们只参观了鞍钢的一小部分工厂，但是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看到了中国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种成就增强了社会主义的力量。
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是在我国内务部副部长王一夫、辽宁省副省长张雪轩陪同下，于今天上午到达鞍山的。下午三点离开鞍山返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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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问题讨论
取得普通农民资格不等于就是“红”
余志明同志对“红”的了解是非常片面的。他认为下乡以后只要坚持劳动，过上一年半载，取得了农民的资格，自己就具备了“红”的条件。其实，取得普通农民资格并不等于就是“红”。“红”字的含义是什么呢？我认为“红”，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立场和世界观的问题。当然，对于我们下放干部来说，解决这个问题是需要很好的劳动，通过劳动首先把自己变成一个体力劳动者。从艰苦的体力劳动中更深刻、更具体的体味劳动人民的甘苦，改变自己过去的非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是改变自己立场的重要方面，也是实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过程。但是，劳动只是社会实践的一个方面，即生产实践。而干部下乡上山劳动锻炼，除生产实践之外，还必须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实践，参加农村各项政治活动，从中去多观察，多体会。特别是要注意去观察和分析农村不同阶级的不同的政治态度。在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去锻炼自己，去考验自己。例如我们下放后，正赶上农村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我们参加了合作社的各种会议，如工农关系辩论会、粮食问题辩论会、油料统购辩论会，以及宣布管制不法地主富农和斗争坏分子的群众大会等等。在参加这些政治活动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少数不法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是如何恶毒地挑拨党群关系，破坏党在农村的各种政策和合作社的建设的。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广大贫农和下中农以及一部分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上中农，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在农村中的各种政策的坚定立场。在这些活动中，使我们受到了生动的也是极为深刻的阶级教育。难道没有这一方面的实践活动能谈到“红”吗？不能，此外，我们知识分子要改变立场和世界观，除参加社会实践，还必须进行可能的和必要的理论学习和政策学习。
应该了解，由一个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内心冲突和自我斗争、自我革命的过程。因此，如果认为只要埋头劳动，经过一年半载就可以顺利地跨过这一过程，这种想法不但天真而且是错误的。
因此，绝不能把体力劳动当作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唯一办法，也不能认为劳动得好就是锻炼得好。如果认为我们下放只是为了取得农民资格，镀一下金，因而只是埋头劳动，其他事情一概不管，这是不可能锻炼得好的。所以衡量劳动得好坏的最根本的标准，应该看他是否改变了原有的非无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是否真正建立了工人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
中国人民大学下放干部 宋德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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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问题讨论
“劳动得好”不等于“红”
余志明同志说：“过上一年半载取得了劳动农民的资格，自己不就具有了党所要求的又红又专的干部条件吗？”这种说法，我认为是错误的。这是把“红”理解得过分简单化了。所谓“红色知识分子”，就是具有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这是从一个世界观转变为另一个世界观、从个人主义转变为集体主义、从小我转变为大我的根本的人生观问题。达到这一步，中间有着遥远而又艰难的路程。我认为，“劳动农民的资格”和“党所要求的又红又专的条件”之间不能划等号；劳动农民的资格取得了，不一定就已经红了。
正由于余志明同志有这样的错误认识：“过上一年半载取得了劳动农民的资格，自己不就具有了党所要求的又红又专的干部条件吗？”因而当别人向他提出他不联系群众，不愿意做社会工作……的意见时，他思想上就结了“疙瘩”。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他把“劳动得好”同“红”字等同起来。这就是造成他思想上结疙瘩的最主要的原因，同时也成了他“又红又专”的绊脚石。归根结蒂，余志明同志的这种思想，从原则上讲，“就是不问政治”的思想。不问政治，怎么能够达到“红”的目的呢？
（孙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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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自治地方城市风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
4月春雪，5月风雨，春天姗姗来到了乌鲁木齐。东面天山博格达峰上还积雪皑皑，市郊冰雪却已消尽，呈现出一片嫩绿。
沿着纵贯市区的乌鲁木齐河走去，河两岸榆柳成荫的林带后面，条条平坦的沥青或碎石马路上飞驰的汽车川流不息，一幢接着一幢的红顶绿顶高楼大厦，数不清的大兴土木的工地，南腔北调说着各种语言的人群，显示出乌鲁木齐年轻、美丽的面貌。
虽然乌鲁木齐的历史可以溯到元代的“别失捌里”甚至唐代的北庭都护府，刚拆除净尽的城墙圈也有一百九十多年的历史，但解放前乌鲁木齐只不过八万人口，大部分都挤在乌鲁木齐河东岸一座小城墙圈里，窄狭而坎坷不平的街巷，泥顶小土屋，全城不过四五幢可以称为新式建筑的楼房，春天融雪时，家家屋漏，满城泥泞，人们说：大街上能淹死骆驼。那时，乌鲁木齐河西岸，除了寥寥无几的人家外，还是一片荒凉的戈壁滩。
八年来，乌鲁木齐的建设事业简直是“百废俱兴”，新建的工厂、学校、医院、商店、公共场所和机关团体的高大楼房如雨后春笋，建筑面积达二百四十多万平方公尺，等于新盖了一个乌鲁木齐市。今年又有自来水厂、工人文化宫、自治区展览馆、电影制片厂等数十项工程已陆续开工，年内，乌鲁木齐河东岸市民就可用上自来水，彻底改变历史上饮用河水的情况；在去年刚落成的建筑壮丽富有民族风格的人民剧场旁边，成百上千的工人又在建设一个能容一万五千观众的大型体育场，通往飞机场、火车站的沥青马路也已开始铺设，今年光铺设的沥青马路就有三十公里。
由5月开始到冬季落雪以前，是乌鲁木齐不暖不寒的黄金时节。行人们都脱掉了臃肿的皮衣、皮帽和毡靴，着上各种式样的民族服装或色彩鲜艳的裙衫，姑娘们手挽手成排地歌唱着走过大街，乌鲁木齐河畔的手风琴声一直响到深夜。每到星期天街上就分外拥挤，上演各民族语言电影，各种戏剧、民族歌舞的十几所电影院、剧场是场场客满，新建的体育馆、球类运动场、说书茶馆窑也经常挤得水泄不通。乌鲁木齐市八年来人口已增加了两倍半，现在聚居着维吾尔、哈萨克、汉、回等十三个民族二十七万多人口，在各处都可听到维吾尔话、哈萨克话或是北京话，上海话和广东话，由于生产和生活上的亲密联系，乌鲁木齐的很多干部、工人、商店营业员和公共场所的服务员，都会说两三种语言，汉语普通话和维吾尔话是通用的语言。
跨过乌鲁木齐河西岸，从前一片戈壁滩的西郊，新的建筑群已经伸展出去十几里。市北郊从前的荒山野沟里，到处隐现着高大的烟囱和厂房。解放后新建的许多高等学校、专业技术学校和四十个工矿企业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一带，成为乌鲁木齐的新市区。在新疆学院、医学院、八一农学院、语文学院、师范学院等高等学校上学的有四千多名学生，和解放前只有一所规模很小的新疆学院时相比较，学生人数增加了九倍，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了57％以上。解放后新建的现代化电站、煤井、水泥、钢铁、机械和纺织印染等工厂，生产了新疆历史上从来没有生产过的各种钢材、马拉农具、花布、水泥等多种产品，遍销全疆各地，和解放前仅有的几个小得可怜的制造火柴、肥皂等工厂比较，1957年工业生产总值已经增加了一百五十七倍，少数民族职工也增加了十六倍。随着文化教育事业和工业的飞跃发展，乌鲁木齐已经彻底改变了它落后的、单纯消费城市的面貌。
（本报记者 王安）（附图片）
乌鲁木齐市，几年来建设得焕然一新，过去那些旧有的简陋建筑群已被美丽的白色建筑群所代替。
左图 建设中的乌鲁木齐市一角，后面是天山，山顶积有皑皑的白雪。
上图 1957年竣工的乌鲁木齐人民剧场。
新华社记者 武纯展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