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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勤工俭学在西北工大
中共西北工业大学委员会第一书记 刘海滨
陕西省委决定推广西安第一航空技工学校的经验以后，全省各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相继开展了勤工俭学活动，贯彻执行教育和生产、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针。目前，又有六所工科中等专业学校可以在今年实现全部自给。高等学校也普遍作出了实行勤工俭学的规划。就西北工业大学来说，截至4月份，在校三千四百多学生（除下厂实习的以外），一般都进行了一周到二周的劳动，共做了二万五千多个劳动日。各系、各教研组都根据自己的技术特点、设备力量制定了生产规划；预计今年生产总值可达到六百万元。如果原材料有保证，做到学校经费大部自给，也是大有希望的。
高等工业学校有设备、技术和劳动力，是实行勤工俭学的有利条件，但是在过去，学校设备和技术力量的利用率是不高的。西北工业大学有各种机器设备三百九十四台，相当于一个中型机械工厂，而专业设备的利用率一般只有15％到30％，利用率最高的普通机床也只有60％，有些精密度很高的机床甚至闲置了两三年没有用过一次。在双反运动中，这些问题得到揭发和辩论，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领导。因而，勤工俭学的方针一提出，立即得到群众的热烈支持。生产指标不断被群众高涨的革命干劲所突破，“双反”前学校提出的生产计划第一本账为十万元，第二本账十五万元；双反初期一跃而为一百五十万元，现在跃进到六百万元。领导上的保守思想克服以后，随即决定边摸底，边规划，边安排，边生产；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立即动手，大搞生产。为了支援农业生产，计划今年生产柴油机、煤气机、电动机、变压器等十七种产品，组织有关的十三个教研组分别承担技术指导和生产计划管理的任务，并且由教师与工人组成柴油机试制突击队，没有图纸，便按照拆开的一部柴油机样品，制作模型，日夜突击工作，终于用不到一月时间完成试制任务。五○二教研组提出自行设计与制造飞机的倡议以后，在陕西省委及各有关方面的支持下，立即进行准备，教师分别到各地了解生产和航运上的需要，搜集资料，利用两周业余时间，完成了空运、农林、多用途三种类型七架飞机的初步草图设计。经过讨论评比，确定采用其中一架农业兼多用途的设计方案。目前已完成了较详细的草图、部位图及空气动力设计，并已开始作模型空气动力试验。这个倡议是以服务于国民经济为目的，不仅有它的经济价值，而且可以有效地改变过去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开展科学研究，都有好处。除设计与制造飞机另有安排以外，估计要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约需一百二十万个工时，学校现有技工二百三十人，每天还可容纳四百个学生参加劳动。每个学生一年做三十个劳动日，即可将全校学生完全组织到生产中来。可见高等工业学校潜力很大，如果能够将高等工业学校的生产纳入国家计划，每年分配一定的生产任务，协助解决材料供应、产品销售、技术协作等问题，使高等工业学校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这样，不仅可以少花国家的钱并为国家创造财富，更重要的还是能够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目前全国农业生产大跃进，地方工业遍地开花，迫切需要技术的支援，这对教师的鼓舞很大。西北工业大学有二十七位教师发起为支援工农业生产“一人献一计”的倡议，许多教师利用星期日纷纷下乡下厂，一面参加生产劳动，一面帮助解决生产上的技术问题。全校已有八个教研组同五个农业社、二十七个工厂企业建立了初步联系。最近正给西安市承担三个新厂的工艺设计和几个老厂的改建与新产品试制的任务，今年陕西省计划委托学校代办一个肥料专业，并指示我们与商雒专区建立固定联系，协助解决兴办地方工业中的技术问题。教师在这些工作中，对工农业生产实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感到自己的劳动与“社会主义生产挂了钩”，心里很高兴。同时也进一步认识了自己脱离生产实践的缺点，普遍感到必须在生产实践方面补一课。有的老教授要求到工厂当学徒，许多过去热中于脱产进修，写副博士论文的青年教师也纷纷要求到生产实践中去锻炼自己。
教师、学生接触生产劳动以后，他们的精神面貌也起了深刻的变化。许多人受到了初步的劳动锻炼，开始体会到工人、农民的情感，认识到劳动的艰巨和光荣。他们说：“看看工人，比比自己，劳动起来就有了干劲。”但是，也有一些人思想还没有搞通，刚参加劳动时凭一股热情，受累回校以后，说什么：“这次收获很大，下次坚决不干！”我们针对这种情况，在教师学生经过一段劳动锻炼的基础上，开展了勤工俭学的大辩论。发动群众，从讨论勤工俭学着手，深入到检查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和看法，反复辩论几个回合。在辩论中一部分人对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表示怀疑，认为高等工业学校的任务是培养从事脑力劳动的工程师，教育结合生产是“短命鬼”搞不长。一部分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比较严重，主张“政治上随大流，业务上专深专透。”有些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反映出一种灰溜溜的情绪，老路走不通，新的道路又不习惯，心里“七上八下”矛盾重重。有一张大字报这样写道：“又红又专不能，只专不红不敢，只红不专不干，不红不专不甘”；因此“大专少红无可奈何！”由于脱离劳动、轻视劳动是知识分子的病根子，是各种错误思想的根源，因而通过对勤工俭学的辩论，能够彻底地深刻地揭发和批判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教师学生都是既紧张又愉快地向党交心，互相“送礼”，进行自我思想革命。他们纷纷表示要彻底挖掉自己的病根子，下决心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正如一位教授所说：“千百年来的教育都是脱离生产劳动的，知识分子是走‘学而优则仕’的老路。现在我们必须遵循党所指示的教育结合生产的道路，回到生产劳动中去。”
实行勤工俭学以后，在教学上也引起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过去有些教学内容是“距新中国千里，距现在百年”；教师的情况是“过去学书本，现在教书本”；学生的情况是“上课抄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完扔笔记。”教师学生深刻认识这种情况必须加以改变，认识到实行教育与生产相结合是进一步改革高等教育的最有效的方法。许多教师主张在培养目标方面应当适应工业建设上的“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使毕业出来的学生不需要经过熟悉生产的过程，就能具有独立从事生产的能力；能到大工厂，也能到小工厂；能动嘴，也能动手；在学校是热爱劳动的学生，出校后是有文化的劳动者。因之，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方法、教学组织过程都要有相当的改变。最近，我们以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专业为重点，作了初步讨论。在不延长学制和保证理论教学质量的前提下，教师提出了一个教学计划方案。劳动锻炼列为考核学生成绩的内容之一，每学年进行总评。由于学生参加劳动以后，丰富了生产实践知识，专业课程中概论性和叙述性的部分内容，可以适当精简，还可以结合生产过程，增加现场教学，或者适当采取总结生产实践经验的方式进行。毕业设计可以结合校内外生产实际的需要，提高设计的现实性。各实验室与学校生产工厂统一起来，实验室既是教学场所，也是生产车间。这些事实最生动的说明，实行勤工俭学，不仅不会影响教学质量，相反地是大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的。
总之，经过三个月以来的实践，我们进一步体会到勤工俭学是实现教育与生产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的一条重要途径，是促进学校工作全面跃进的一项关键性的措施。我们今后一定要继续坚持下去，并加以改进，使教育工作更好地为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服务，为培养出更多的又红又专的人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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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要接近土壤
一位教授说：“千百年来的教育都是脱离生产劳动的，知识分子是走‘学而优则仕’的老路。现在必须遵循党的指示深入到生产实际中去。”这样做的结果怎样呢？真像植物接近了土壤，孩子接近母亲一样，马上开花结果，马上得到了滋养。毛主席早就指出，“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最近，浙江大学、重庆大学等许多高等院校开展勤工俭学活动，许多教师和学生深入生产实践，情况就大变，本来只有书本知识的学生，变成了文武双全的能人。以前关在屋里设计，动不了笔的教师，到实际中以后，由于得到了工人的帮助，很快就做出了设计。事实改变了人们的思想，他们急切地要求到生产实践中去补课。从“空头”知识分子到走出书斋，到生产实践的大洪炉里去，这是很大的转变。但是，事实要求人们，要更加接近土壤，接近母亲，才能茂盛地生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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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广泛采风
据新华社重庆20日电 重庆市在一个多月采集了三千多首民歌、民谣。有一首民歌这样写道：“社里生产一大坡，风吹麦苗扭秧歌，油菜笑得红了脸，堰塘笑起酒窝窝。”这是蔡家乡灯塔农业社一个山歌组的农民们在山坡上劳动时，看见庄稼长得可爱，兴致来了，就你一句我一句地唱起来的。中梁山煤矿工人丘福祥在技术革新运动中也吟诗鼓动伙伴们的干劲。他唱道：“同志们，干劲大，什么困难都不怕。二百八（平硐掘进月进的尺数），不算啥，完成三百才像话。每班同志劲头大，好像猛虎把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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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向生产实践 拜工农为师
浙江大学、重庆大学勤工俭学开花结果
本报讯 记者黄客萍报道：双反运动中，浙江大学师生开展了勤工俭学活动。学生们决心把自己培养成又红又专的新型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这个学校以原有机械系金属切削实验室、铸工实验室、实习工厂和机械仪器修造厂为基础，成立了机械制造厂，从3月初正式建立到目前为止，每周参加工厂生产的学生有二千一百多人。生产的工种有车工、钳工、铸工、刨工、铣工、锻工、模型工等七种。从3月4日到现在，这个工厂已经生产标准件和煤汽机零件数万件，准备生产的六尺车床和二点八瓩电动机，已在“五一”节正式试制成功。
目前，这个工厂已与很多部门挂上了钩。机械系接受了杭州机床厂等四个单位的大批标准件和煤汽机零件的生产任务，并接受制造六尺车床、立式钻床、光学部件刻度、六百倍显微镜和硬度计等项，还和杭州通用机器厂等协作，制造二千吨合成氨化肥厂成套设备，合计年产值七百余万元。其他如电机、化工等系都分别和机械系或校外单位协作，制造电动机、火表、整流器、电器设备等产品。
很多教师通过和实际生产的接触，对克服理论脱离实际起了很大作用。很多教师感到过去在理论上能讲一大套，但是一等到把书本上的知识直接搬用到生产中去时，就往往会“碰钉子”。担任铸工车间主任的吴京先生说，铸工教研组的许多教师，对造型方法都讲得很好，但对实际操作却一个也不会。书上说要使铸工车间的成品做得光滑、不粘砂，就要在型砂中加煤粉。这次他们亲身参加劳动实践以后，发现加煤粉并不像上课时照搬书本那么简单。煤粉加多了，造成发气量过多，铁水加不进去；加的煤粉过多，加进铁水后，温度过高，以致烧了起来；可是有时煤粉加少了，成品就粘砂。他们光是由于加添煤粉问题就出过不少废品。
勤工俭学中，许多学生在老师傅的指导下，学会了一些生产技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们的劳动观念和思想感情也起了变化。每个同学在和老师傅们接触时，深深地为工人阶级在劳动中所表现的自觉性和对工作一丝不苟的优秀品质而感动。
新华社讯 重庆大学师生开展勤工俭学，同工人农民一起建成了三座水力和沼气发电站，炼成了十多种新的合金钢，学校的实习工厂还试制成功一批新产品，师生们在思想上也获得很大收获。
直接领导和参加勤工俭学活动的教师与学生，最近分别座谈了他们的心得。为市郊红旗农业社设计水电站的青年助教吴云鹏说，他开始接受设计电站任务的时候，仍然像过去关在家里设计。可是考虑了很久，动不了笔。首先是没有水文资料，不懂河流的性格，应该设计多大的水电站不知道。后来他走出办公室，从农民那里了解到河水流量的资料。在设计与施工过程中，吴云鹏开始按照书本上讲的方法，设计了一条梯形的水沟，可是需要开挖的土石方工程很大。工人和农民建议他把梯形水沟改成矩形水沟后，又省事，又省工时。冶金系的坩锅炉在改建以前炼第一炉合金钢时，炼了二十八个小时，连铁都没有熔化。设计这座坩锅炉的讲师黄希祜，事后检查时才发现是炉子修建得不合理。他就把自己重新设计改建坩锅炉的图纸，和助教宋启年一起深入到钢铁厂去请教炼钢工人，并且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了自己的图纸。根据这个图纸修改的坩锅炉终于炼出了合金钢。电机系开始试制发电机时，部分教师强调技术复杂和材料困难，认为不能试制。但是讲师赵孝荣等专门到重庆电工器材厂虚心向工人学习技术和操作以后，在这个厂工人的具体帮助下，终于实现制成二十瓩发电机成功。他们感到从工人农民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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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劳动中学习哲学
武汉大学哲学系师生下乡
新华社武汉19日电 武汉大学哲学系全系师生决心克服教条主义和脱离实际的倾向，已于15日前往红安县的柳林、杨甫二乡参加劳动，从劳动锻炼中学习马列主义哲学。
哲学系师生下乡劳动是经过一个多月的教学改革大辩论后决定的。长期以来，这个系的教学中存在着教条主义和脱离实际的倾向，许多教师在讲授马列主义哲学时，只是搬弄一些经典著作上的词句，很少联系实际，课程内容中厚古薄今现象也较严重，个别教师甚至公开在课堂上散布修正主义思想。由于教学上存在着这些严重问题，部分学生不问政治、埋头读书的个人主义思想有了滋长，有的学生甚至想只专不红。
双反运动深入开展以后，全系师生针对着如何办好马列主义哲学系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辩论，批判了教学上的各种错误倾向，一致认为要教好和学好马列主义哲学，必须首先解决政治思想上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理论联系实际等根本问题。因此，决定打破哲学系没有生产实习的常规，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和进行生产实习，学习活的知识，来丰富教学内容。
经过辩论，大家对参加劳动锻炼的热情很高。在下乡前夕，全体师生一致表示：下去后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拜农民做老师，虚心向农民学习生产知识和阶级斗争知识，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工作，学会运用马列主义哲学理论总结红安县创造试验田的工作方法，来充实马列主义哲学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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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农民服务 为又红又专
协和医务工作者下乡
本报讯 中国医学科学院所属北京协和医院下放到北京市南苑郊区的三十多个医务工作者，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基层卫生工作锻炼，在思想上和工作上都取得了很大收获。
这些下放的医务工作者分散在区医院、国营农场和各个乡的医疗门诊部。从下放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全心全意地开始为农民群众服务。他们对新的工作要求，充满了热情和信心。过去，因为郊区医疗技术条件的限制，农民中有不少疾病不能及时治疗。如心力衰竭、肺脓肿等患者，长时间没有得到确切的诊断和适当治疗，甚至因而有造成死亡的。一个两肺脓肿患者，病情已经发展到十分危险的程度，经几位下放医师确诊后大力挽救，已经转危为安。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谢老大娘一个四岁的小孩患阑尾炎，当下放医师发现已是第四天了，经紧急手术抢救，终于使这个小孩脱险。还有不少长期没有得到确诊的患者经过下放医师的积极治疗开始摆脱病魔的纠缠。农场一位工人患肾结核已经二年多，一直没有得到确诊，经下放医师发现并施行手术后，痊愈了。
在农场的水利工地上，下放的医务工作者们不论什么天气都背着药箱深入到每一个工区，使轻微的病伤得到及时救治。人们打井时干劲太猛，开始时有不少人手上有震裂现象，经他们及时提出预防措施，大大减少了裂伤率。在协和医院，因为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少医师只喜欢有“研究价值”的病人，对不利于“提高技术”的患者是不感兴趣的。这和下放医师今天在工地上的表现对比一下，完全不同了。一位医师说：“一到工地，人们那股子火热干劲，简直使我们的脑子没有办法平静片刻，在这种情况下谁还能顾着去考虑个人的得失呢？那太可耻了”。
这批下放的医务工作者们原在协和，因为各科分工细，都只是长于某一种专科，一到郊区，在需要分散、独立进行工作的情况下，要求每一个医师都通晓十八般武艺，这当然是很大的困难。在这个困难面前，他们想出了很多积极的办法来克服困难。当谁碰到不是自己的专长所能解决的问题，谁就主动同其他医师电话会诊，有时会诊来不及就马上请教书本。有的医师在出诊的路上还在翻阅着书本上的处理方案。如果请教书本和电话会诊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就回协和或电话请教专家或者干脆把专家请出城来指导。协和外科主任曾宪九教授、内科传染病学专家张学德教授等，都曾经先后到南苑医院指导手术和帮助防治疾病。
下放医师在工作中都深切体会到在城市使用的很多治疗法和手术，在农村并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因而要把城市的一套用于农村还是一个艰苦的摸索和研究过程。如回虫钻入胆管患者，在城内只要施行手术取出即可。但在农村就不行，因为手术费用较高，手术所要求的设备条件也较高，不便于推广，而且目前农村回虫很多，即使这次手术取出，不久仍有可能钻入。下放医师就对这类患者试行一种不施行手术的治疗方法，迫使回虫从胆管出来，已初步取得成功。
这批下放的医务工作者的辛勤工作，获得当地人民的信任和赞扬。有的大字报称赞他们的工作态度赶上了“天桥”。一个农民专门编写了一首表扬的快板：狂风飞砂满天，他们又到井架边（指打井工地），随着就听到高声喊，“那位同志得了病，那位同志受工伤？”病伤刚看完，他们又把话言，如何保护好，防病常识讲一番。农民身体个个健，农场发展远无边。 （熊世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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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社有学校 乡乡有剧团
宝兴文化教育飞跃发展
本报讯 据四川日报报道：四川宝兴县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文教事业大跃进的热潮。到4月底，全县已新办了中学十三所，小学一百二十五所。目前，全县已基本普及了中小学教育，社社都办有小学，平均每乡都办有一所中学；90％以上的学龄儿童和青壮年文盲都入了学。群众说：多年想学文化的愿望，今天实现了。家长们都把子女送到学校去读书。新兴乡白蜡社的三十个学龄儿童，这次全部入了学。
全县建立了以农村俱乐部为中心的农村文化网，社社建立了俱乐部，乡乡都组织了业余剧团和创作组；生产队普遍开展了歌咏活动，现已组成了三百六十多个歌咏队。
各乡、社的业余剧团和俱乐部都开展了活动。陇东全区、灵关区的大溪、中坝两个乡在“五一”节举办了运动会和文艺会演。在城关乡主办的“五一”晚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是由五十多岁的老太婆组成的一支山歌队，她们演唱了“全国人民见到毛主席笑哈哈”的山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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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联系实际又红又专
金文
联系群众联系实际，是红透专深必经之路。协和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下乡后在思想上和业务上都得到了提高，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协和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下乡工作，抛开了过去从资产阶级个人名利出发的只喜欢看有“研究价值”的病人等思想，在工作中表现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受到了劳动人民的赞扬。这是医务工作者们一个重大变化，这是社会主义跃进中的新气象。
广大农民十分渴望医务工作者的到来。城市的医务工作者们下放到农村去工作，正适应了这样的需要。
医务工作者下放到农村去工作，由于接触了劳动人民，看到劳动人民的革命干劲，从劳动人民那里受到了教育，思想感情起了变化，因此，他们对劳动人民产生了感情，已经能够以劳动人民的痛苦为痛苦。为了解除农民的病痛，他们不顾自己辛劳，这就是集体主义精神的表现。他们已经向红的目标前进了一步，只要他们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收获：更红，红得更透。
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对他们的“专”也很有帮助。为广大农民看病，他们在医务上的一些专长得到了发挥。由于群众对他们要求得更多，他们就感到自己的知识不够，专得不够。这就促使他们继续学习，并得到了提高。不只是这样，现实还说明，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也更有利于从事研究，搞出一些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来。回虫钻入人的胆管，可以施行手术除去回虫，如今他们在农村的比较困难的条件下，找到了另外的除去回虫的办法。通过实践得到这样的成果，就很有意义。这仅是一个例子。现实有无数有“研究价值”的课题，正等待着医务工作者们去发掘，去进行科学研究。
下放农村的医务工作者们，祝你们在实际中锻练得又红又专，更红更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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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球场风波”影片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
黄钢
像“球场风波”这样的影片，能够诞生问世，能成为一部分电影工作者津津有味而创作出来的成品，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球场风波”给人的主要印象，难道就真像这部影片剧本的责任编辑李天济同志所说的：“看来颇顺畅有趣，想来就平平淡淡”吗？
李天济同志这一篇多少是有意为“球场风波”剧本进行辩解的文章“吸取教训、大胆前进”，登载在五月号“中国电影”杂志上面。同一期的“中国电影”杂志还发表了其它五篇对“球场风波”提出严重批评的文章。看来李天济同志对“球场风波”影片及其剧本的评价，与其它一些批评文章所持的分寸是有些不同的。李天济同志回溯了剧本创作进程、影片与剧本的比较、并指出这部作品“在主题上仍然是软弱，不显明”、“有点简单化”等等缺点之后，最后则认为，“球场风波”还是表现了不少“健康的、有益的东西”；这样的看法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了。
“球场风波”影片里，有哪一节胶片是“健康的”和“有益的”呢？
已经有很多作者对“球场风波”全部错误的内容，对它丑化新社会生活、丑化国家机关人员、对它那十分庸俗低级情调提出了批判。许多同志在进行批评时都正确地说明了：“我们的生活里有喜剧、我们需要喜剧。既需要揭发批判的笑，也需要歌颂欢畅的笑。”——李天济同志表达的这一见解，与大家的意思倒是相同的，——可是，问题的重要关键是创作者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以及创作什么样的喜剧，和通过一些什么样的生活依据与思想观点来进行所谓“批判”与“揭发”。
批判官僚主义，倡导体育活动——如果“球场风波”的作者们正确地表现出这两方面的内容，那又有什么不好呢？难道说对于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还不应该进行强烈的批评讽刺？难道说在艺术中没有权利对这种被讽刺的事物予以夸张的描写（以便于在生活中消灭这种恶劣现象）吗？我们今天任何地方，对于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都已经很够重视了吗？当然都不是。
但是，当艺术工作者进行这一项严肃的创作任务，亦即是正确的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课题的时候，他首先需要准确地找到官僚主义者真正的病痛，需要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中找到真正能够克服这些病痛的强大的正面的力量。后面这一点，即令剧作者不是在一部作品中完全正面与全面地表现出来，那他也必须给予读者以强烈的暗示，使观众能够从作品的整个部署与环境中得到深刻的启发，使读者、观众和作者们一起明辨是非，提高信心，鼓舞斗志，憎爱分明。
可以肯定的说，“球场风波”影片是完全不能起到这种作用的。它首先是把它所抨击的“官僚主义者”张人杰放在一个极不真实的环境之中，同时作者们所力图讽刺的这一个反面人物张人杰，无论从他所处的地位、他的知识水平与思想逻辑等等方面说来，也都是很不可信的。譬如说，导演曾经把张人杰这个人（他担任某机关主任的职务），理解成参加过人民民主革命斗争，有过一些成就，进城后勤于工作因自满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可是银幕上的张人杰却是满身腐朽习气，看不出他有过什么革命的斗争经历，以及这种经历所给予他任何一点点性格和思想上的印记。编导者在影片中描写的张主任是一个时时刻刻醉心于作动员报告、对干部毫不讲理、对上级十分谄媚、胆小怕事、追逐名利、经常提倡吃药、反对打球、以保养自己身体为最高任务的人物。作者们树立这一人物的形象，好像是对影片中的所谓体育运动安排一股阻碍的力量，但是，看来要使这种阻碍体育运动开展的人物放弃他的阻力，也很容易，那就是一则是可以冒上级的名义在电话中催询张主任所经管的机关成立了体育协会没有，其次就是在开展体育活动时，不断地请张主任去作报告，以免张主任阻碍体育运动开展。于是剧中的男女正面主角就随时努力诱请张主任去作“报告”。因此，如果有读者能看到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球场风波”剧本中的第六十五页，写到张主任在球赛场中硬要插入一通演讲，而这演讲的题目竟是“怎样把机关内部的体育活动开展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时候（完成了的影片删去了这一段讥讽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讲话），你怎么能够同意李天济同志的辩护，似乎是说剧本中还有什么“可贵之处”呢？
很显然，这部影片的致命缺点与思想错误是文学剧本的基础所决定了的。导演通过某些方面形象的处理，必然也就扩大了剧本的一些错误，但要像李天济同志所说：“尽管如此，从文学剧本来看，‘球场风波’是完全可能而且应该拍摄得更好一些的”——这种愿望据我看除非导演者能够完全否定或改写这个剧本，否则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原来的剧本不但把张主任加以绝不适当地丑化，没有写得准确恰当，连所谓正面人物赵辉、林瑞娟等，也都显然缺少任何正面的特征。假若剧本中的赵辉如李天济同志分析“是个极好的干部，积极、勤恳、忠实、有朝气”的话，那么在赵辉这些人面前，就会摆着一些远比影片里的打球更加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他们势必应该正确地去反对张主任身上的官气与暮气，反对他那种喜爱空洞无物的长篇讲话和追逐虚名的腐朽作风，但是影片中的所有人物都没有这样做，相反地（包括李天济同志看来是“充满热情、生气、对生活无限热爱、对群众无限关切的新的形象——赵辉”在内），他们却利用了张主任的这一严重弱点，为了开展他们心目中高于一切的体育活动而彼此欺诈，彼此利用。看到这里，观众们禁不住就发出疑问道：作者们倒底是在宣传什么呢？
不仅如此，当赵辉与张主任之间的“篮球纠纷”还在那里难解难分的时候，影片中就按照剧本里从头到尾的设定，相当地强调出“体育学院林教授”在解决这一“纠纷”中的作用。在作者们的心目中，“林教授”与那一位进城以后犯官僚主义的张主任是一个对照性质的安排。于是我们就在影片里看见：在张主任身上及其机关里的作风是暮气沉沉、昏庸腐朽，我们机关的领导人对于青年、对于人们的健康生活、职工福利等等，都是冷淡无情、毫不关心的，上下级是互相隐瞒互不通气的；而在影片中“正面”主角的最高支持者林教授的身上及林教授的家庭里，作者们则把他们描写得温暖如春：林教授对人细致体贴、友爱帮助，甚至连林教授的女儿也具备了像赵辉那样的青年所醉心的一切温柔……当作者们进行这样的对比时，是真正倾吐了他们内心深处阶级感情的倾向：作者们在这里鲜明强烈地告诉我们——看哪，作为大学教授的林先生及其女儿是何等的开明和文明！而进城以后脱离群众的张主任是何等无知与腐朽呵！如果不信，请看球场上林教授来视察体育设备的那一场戏吧！在那里，平日连对篮球活动都十分畏惧的张主任真可算是出尽了洋相（他被迫得自己去用小刀偷偷地要刮掉那些贴在球架上的纸条——而这些标明有“危险”禁令的字条，在此以前正是张主任为了禁止人们打球而独创的杰作），相形之下，“教授”的权威与教养，不是被衬托得十分突出，而国家机关生活中的“黑暗”与“昏庸”气氛，不也就被“揭发批判”得淋漓尽致了吗？
可是，头脑清醒的读者与观众，到这里又不免会问道：既然张主任胡作非为缺乏常识以至如此，既然赵辉等人成天也不务正业，把练球看成高于一切，为了打球竟不断撒谎欺诈，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国家机关生活中难道就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正面力量可以干预其事吗？“这不能不令人深思为什么时代的气息这样淡薄呢？”——“中国电影”五月号上发表的读者安宁给“球场风波”导演的批评信件中，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在实质上就是接触到究竟应该依赖什么样的主导力量去解决和克服我们生活中的落后现象的问题。
当然，在编导者眼中看来：林教授及其女儿（还加上赵辉的欺诈手段）就是解决生活中落后现象的至高无上力量。很可惜，我们的很多观众对此并不具有同感。如读者安宁给导演毛羽的公开信中写道：在他这位观众看来“林教授倒真有点像一个地道的资产阶级阔老。他的女儿——林瑞娟成天莫名其妙的蹓跶……骑车子在马路上与不相识的小伙子眉目传情，工作时间来回打电话……与其说是一个银行干部倒不如说是有闲多情的小姐”。读者们认为：依靠风流小生赵辉、再加上一个“有闲多情的小姐”以及多情小姐的父亲，来解决我们生活中落后现象的矛盾——“这一切显然违反生活真实的。”
其实，这不单单是一个作品的真实性问题，而是编剧与导演的立场和观点的问题。编导一方面竭力丑化了机关干部，丑化了整个机关的党政领导，而另一方面却竭力美化了资产阶级大学教授，以及这位教授和他的女儿的生活方式，在编导看来，要解决这一场“风波”，这位资产阶级教授似乎是唯一可靠的正面人物了。这是这部影片的编导者极力向我们推销的基本观点之一，这怎么能叫我们不表异议呢？
此外，编导者向我们大力销售以上错误思想时，同时也暴露了他们对于开展体育活动这一问题认识上的偏差。从影片的一些表现来看，至少是有一种体育高于一切的思想，在编导者的头脑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为影片中已经明白地显示出：为了打篮球，可以不顾一切，可以由影片的正面人物赵辉假冒部长的名义给张主任通上电话；影片中还明明白白地表现出：开展体育活动的办法之一就是不顾身体条件的任何区别，机关中的各种人员都一律到马路上去进行跑步锻炼，而只要这些活动开展好了，机关里似乎也就完全生气勃勃，焕然一新，连一向站在反对地位的张主任也变成为篮球比赛中的呐喊助威者，同时据说因此“请病假的人也少了！”……“强国必先强种”——这种意思的对话，在剧中虽然是从一个老夫子型的人物口中念叨出来的，可是，从整个剧情的发展轮廓看来，这种思想倒是与作者的创作意图有着势难分解的联系。
所以我们也要在这里指出：我们重视体育重视身体锻炼的原则态度与影片里的表现是有很大分歧的。我们重视体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健康的社会主义的新人，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党和政府从来没有提倡过只重视体育而可以不重视思想，更没有提倡过只顾打篮球而不顾机关工作纪律与道德品质修养的口号。我们认为，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要求与锻炼目标。事实已经证明，能够改变国家机关全部工作与思想面貌使之焕然一新的重要关键是在于正确的政治思想的开展与胜利，而不是（至少首先还不是）篮球比赛的开展与胜利；可是，“球场风波”的作者们却把影片中林小姐的所谓“狠狠地反一下”轻视体协活动当作“一条经验”来推广，还把男主角一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打篮球活动当作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干劲”来宣扬，……那么，也就很显然，作者们用这种资产阶级“体育高于一切”的思想立场来企图宣扬所谓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也是不能够达到目的，不能够真正达到协助我们开展新社会的群众体育活动，而只会败坏与模糊我们今天体育运动的时代特征及其政治的目标。因为谁都知道，“强国必须强种”的逻辑与口号，与我们唯物主义者的科学观点并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例如我国体育界今天的青年健将郑凤荣、陈镜开、黄强辉等等正是健全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灿开的花朵，他们的成长与健康的政治思想作风的锻炼也是不可分离的。而“球场风波”的编导者们既然是否定与丑化了我们国家机关人员与生活，并且一律取消了对于他们思想和政治上的要求，那么，作者们所一心宣扬的青年体育活动的积极分子又哪里能够正常地诞生与培养成长起来呢？
由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就完全不能同意李天济同志对“球场风波”这一作品觉得是“颇为顺畅而又透出了一些新鲜之气”的估计。他觉得这种作品“虽然思想性不高，也并无毒素，还是健康的”——而我们就要详细的说明，很多观众与他的这种看法绝不相同。“球场风波”影片和那些为这影片辩护的影评的出现，说明了明明是一种具有毒素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货色，可是在电影界与电影观众中还有人对它表示拥护，发出赞扬。说明了“球场风波”影片中的思想毒素，在某些人们那里还是有它的市场的。这就是为什么趣味如此之低级，资产阶级思想表现如此明显的毒性影片“球场风波”在我们的电影制片厂还能有机会诞生的原因。同时正因为这一点，我们就更不能对它平淡视之，而相反的要同这种电影创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第7版()
专栏：
北京舞蹈学校排练的“天鹅湖”
著名的大型芭蕾舞剧——“天鹅湖”将在今年7月份由北京舞蹈学校正式演出。
北京舞蹈学校自今年2月下旬在苏联芭蕾舞大师古雪夫的指导下开始排练这个需要一百多人演出的大型芭蕾舞剧。全体教师、学员在当前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都发挥了革命干劲，终于使排练日程大大缩短，并将使正式演出日期较原计划提前一年多。
图为“天鹅湖”中的白天鹅和王子的双人舞姿。演白天鹅的是北京舞蹈学校五年级学员白淑湘、演王子的是该校教员刘庆棠。
新华社记者 吴化学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