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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较快地完成扫盲任务
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代理主任 张际春
扫除文盲的工作在去冬今春以来有很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很不平衡，有的进展得很快，有的就进展得相当慢。根据我们最近接触到的一些地方情况来看，在青壮年中扫除文盲的工作是可以加快和能够加快的。它之所以能够加快，道理很明白：
如饥思食 如渴思饮
首先是群众要求加快。谁都知道，群众不识字和没有文化的痛苦长时期以来一直存在。解放以前，群众对于这个问题是不能去设想的，解放以后八年来，在这一方面虽然有很大的变化，但是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上的解决，因而群众的要求仍然很强烈。合作化以后，所有制随之改变，群众得到了进一步地解放，但是不识字和文化低的困难仍然存在，不但学习政治学习技术有很多困难，就是计算自己的劳动工分和处理自己的家庭生活亦发生很多不便。群众亲眼看到识字人和有文化的人在学习和工作上有着许多的便利条件，而自己却缺乏这种条件。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生产工具和技术不断地改进提高的事实，更加迫使工农群众认识到学习文化技术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认识到文化技术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对于创造自己未来更加幸福生活的重要意义。所以群众说：“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而更加迫切渴望扫除文盲、学习文化。
群众对于我们过去的扫盲工作有没有意见呢？几年来我们确是做了不少工作，获得了一定的成绩，帮助群众扫除了一大批文盲，有很多的人也已经上升到半文盲状态，相当地满足了群众一些要求，据河南省登封县的统计，全县八万四千多文盲半文盲中，经过1957年冬季以前的努力，就扫除了三万多文盲半文盲。但是扫盲工作由于抓得不紧，时紧时松，同其它事业一样也走着它迂回曲折的道路，1953年和1956年的“反冒进”，同样受到挫折，放慢了它的速度。因而群众对于我们的工作仍有批评，他们说：“年年办冬学，年年从头学；一日三个字，那有时间磨。”又说：“冬满堂，春一半；入夏秋，就不见。”“年年扫盲，年年是文盲”，登封县的群众甚至把县委提出的“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暂停”的意见，把最后一句修改为
“大忙要继续学”。这就是说，群众对于我们抓得不紧，随时中断扫盲工作，进展过于缓慢有意见，有批评。群众要求多、快、好、省，一气呵成。有同志说：群众要求解除不识字没有文化的苦闷，正像已经到了如饥思食，如渴思饮的地步。这话似乎有点儿形容过分，但是它同群众大多数的心情基本上是相符合的。
万人教 全民学
其次是有加快的可能条件。谈到条件，第一是文盲人数很多，有没有人教的问题。解放以后我国的中小学校有很大的发展，中小学生的数量有很大的增加。
（如果包括大、专学校的发展就更多）由于业余文化教育的开展，一般工农干部和青年工人农民的扫盲工作和提高文化的工作亦得到一定成绩，许多人或者被扫除了文盲或者被提高了文化，加上解放前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和识字的人的数字就更大。非文盲和文盲的比例，有很大的改变。据已经知道的情况，有些地区平均两个人教一人，有些是平均一个人教一人，至多的也只是平均一个人教两个人（城市同农村当然有差别），许多地方曾经动员和组织所有识字的人来参加这个工作，他们的口号是“万人教，全民学。”因此，有没有人教的问题是不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去组织和运用这些力量的问题。第二是时间问题，即教的人有没有时间教，学的人有没有时间学的问题：这个问题根据登封县和已经在青壮年中基本扫除了文盲的一些市、县的工作经验来看，也是不难解决的，因为他们实行群众路线的扫盲运动，采取的方法是群众性的普遍展开的有组织的扫盲工作，不是少数人冷清清的活动，学习组织与生产组织（农村是生产队）一致，每天利用生产的空隙进行学习，学习的场所不限于室内，往往是室外，是田间和工地。因而学习变成了生产劳动的休息，生产劳动变成了学习的休息。每个学的人有人教，每个教的人有包教的对象，这种方法能够坚持经常学习，不致于中断学习。采取由点到面，逐步推开的办法，从一个生产队、一个村的完成开始，逐步进到一个社、一个乡、一个县的完成。在学习的内容上，能够与生产劳动的内容密切相结合，与学习政治、学习技术密切相结合。实行做什么学什么，他们学习的课文中充满着“玉米杂交”“颗粒肥料”“除四害、麻雀、老鼠、蚊子、苍蝇”“修水利”“水土保持”“文化翻身”“社会主义跃进”“绿化祖国大地”“征服大自然”“深耕”“播种”“追肥”“病虫害”“人造卫星”“火箭”“农业发展纲要”“劳动工分”等类字句。你说它是文化课本，但是它也是政治课本、技术课本，因为教的时候不只是教文化，同时也教政治和技术，三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群众说这是“三合一”的教学。它不是为文化而文化、为扫盲而扫盲，它是为提高社会主义政治觉悟，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而扫盲而文化。它无论在学习时间上和学习内容上都不但不与生产发生矛盾，而且它能够更好的服务于生产和配合生产。我们往往担心扫盲和文化学习会妨害生产，但是如果能够采取这种方法，扫盲和生产的矛盾就可以避免了，担心也就多余了。再退一步来说：试想我们如果不采取这种方法，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呢？是不是可以期待一种比较理想的农闲季节到来再安排我们的扫盲工作呢？现在看来无论春夏秋冬和东西南北，都不容易期待那样的季节，相反的，过去的所谓农闲季节，一般的都已经变成为农忙季节了。工矿的情况更是如此。因此，群众性的与生产紧密相结合的进行扫盲、学习文化的方法，看来是一种最可靠的方法。
问题在于领导决心
既然群众对于扫盲和学习文化有高度的积极性，要求加快，而加快的可能条件又是充分具备的，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出现了若干省市和大量的县、市在青壮年中扫除文盲的先例，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呢？问题在于领导的决心如何来决定。这里不是说领导上是否下了决心和有无决心扫除文盲的问题，这个问题，经过几年的工作实践和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公布以后，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而是说决心较快一点或者较慢一点，抓得较紧一点或者较松一点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干劲如何的问题。大家知道，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规定是，在十二年内，基本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今年3月中央在转发江苏省民办农业中学的指示中，又曾经指出“争取在五年到七年消灭农村中的文盲”。如果以中央今年3月指示的意见为基准，从1956年起计算，到1962年就是七年，距现在还有五年，到1960年就是五年，距现在还有三年。但这是就全国范围和最长的时间来说的，如果就每一个省市、专、县，特别是每一个区、乡、社、村和厂矿、机关、部队单位来说，就不一定都要等到三年到五年了。中央的指示中说的是“争取”，这就是说它同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一样，必须要有一个积极争取的规划和措施，没有一种积极争取的规划、措施，就不可能预期完成。在80％以上的青壮年中达到能够认识和使用一千五百个以上的常用字，这是扫盲的一个普遍的目标，它要有一个相当的斗争过程，才办得到的，因此，对于时间引起一定的警惕是有益的。
根据登封县等地的经验，主要的是书记亲自动手，全党全民动员，以工农业生产为中心，在工农业生产跃进的同时，展开一个扫盲大跃进，掀起一个群众性的扫除文盲、学习文化的全民运动的高潮，动员青壮年中一切文盲半文盲和一切识字的人，为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而奋斗。在实际工作上，在安排工农业生产的同时，随时注意把扫盲和文化学习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一并加以安排，不要只是委之于主管部门。
加强扫盲中的政治思想工作。针对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情况，在群众中适时展开有关扫盲问题上的某些群众性的思想大辩论，以澄清少数人对于扫盲工作存在的怀疑等不正确的思想，提高群众的认识。例如有的人至今还认为扫盲工作工作量太大，与生产有很大的矛盾，怀疑完成的可能性，或者根本否认扫盲工作的必要，认为与其对青壮年进行扫盲工作，不如普及小学教育，从根本上断绝新盲的来源更为可靠。而忽视当前在大量青壮年中扫除文盲工作充分可能的条件和重要性，不知道扫除文盲和普及小学，都是文化革命的重要目标，是同时并进不能偏废的任务。
为了推动扫盲运动的充分展开，领导上应当重视每一个村、社、乡、县和车间、厂矿、机关、部队扫盲工作的经验。特别是应当注意把其中先进的经验加以总结推广。同时还应当采取一些适当的鼓励办法来促进整个运动，例如像河南省有些地方作的，当一个村、社、乡扫盲任务完成时，除召开现场会议，进行座谈研究评比成绩经验外，并举行庆祝会，庆祝当地扫盲胜利和文化翻身。我们在河南某些地区看到的是，不但是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厂矿，当那里的青壮年完成扫盲时举行庆祝会，敲锣打鼓张旗结彩向政府报喜，有的甚至当某一户男女青壮年扫除文盲时，亦发给一张“无盲光荣户”的证书，张贴在门口或堂屋上。有些地区（如河南长葛）对于在扫盲中某些特别努力苦学而又积极推动别人学习获有成绩的模范并发给一种奖状。这些措施很有意义，它对群众扫盲运动，有很大的鼓舞作用。群众由睁眼瞎子到扫除文盲，由受文化的束缚到掌握文化的工具，这不是通常的胜利，是文化翻身，是伟大的革命胜利。群众欢欣若狂是可以理解的。
扫除文盲，正如少奇同志报告中所指出的，这是文化革命重要目标之一。它与发展整个文化教育事业，改变群众的精神面貌，实现文化革命技术革命，推进工农业生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等根本任务紧密相联系，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跃进中，在文化革命、技术革命的斗争中，抓紧扫盲工作，作出更积极的规划，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争取在较短较快的时间内解决这一个迫切任务，它的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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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扫盲运动波涛汹涌
河南、湖南、上海广大群众摆脱文盲状态
本报讯 据河南日报报道：河南扫除文盲与开展工农业余文化教育已经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宏伟的群众性运动。全省有工人、农民、干部以及城市劳动人民八百五十多万人参加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扫盲识字学习，占青壮年文盲、半文盲总数的97.5％，截至5月1日，已经出现了六十九个基本无文盲县、市，又有五百二十多万劳动人民摆脱了文盲状态。
河南各级党委根据群众对于学文化的迫切要求，采取了书记动手、全党动员和“七统一”（统一安排、布置、组织、行动、检查、汇报、总结）的领导方法，在“结合中心，服务生产，提高技术”的方针指导下，发动全民辩论学文化和发展生产的关系，举行向文化进军的誓师大会，掀起了“千人教万人学，万人教全民学”的扫盲识字热潮。群众以无比的革命毅力学习文化，在紧张的生产、水利高潮中，采取了早晚学、地头学、工休学、包教保学等办法，做到了“文化跟着生产走”、“生产到哪里，学习到哪里”。
各地在基本实现了扫盲任务后，普遍转入了“读万言书，写千封信”的复习巩固高潮，并迅速发展了成人业余教育网。现在，各地都已举办了大量的综合业余学校（包括政治、技术、文化学习的业余小学和业余中学）、技术研究班（组）和干部的红专学校。全省已有四百八十七万人参加了工农业余中、小学学习；成立干部红专学校三千多处，扫盲毕业后参加学习的农村基层干部达十五万九千余人。
本报讯 记者邝麓安报道：湖南省扫盲工作呈现出一片蓬勃的兴旺景象。全省已有一百三十八万职工、农民、市民摆脱了文盲状态，出现了三十四个无盲乡镇和一批厂矿、街道居民无盲单位。到4月底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有六百余万文盲、半文盲入学，占应入学的70％以上。
去年12月，省教育厅组织各县代表到第一个无文盲的澧县白衣乡参观后，大大地推动了全省扫盲工作的开展。广大农民纷纷认识到要发展生产必须同时提高文化。许多地方都提出了“提前实现四、五、八，必须大家有文化”、“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工业化、机械化，没有文化不能化”等口号。全省农民共同的决心是：“田野是战场、田野是学堂。做工像打仗，休息就扫盲。棍子当笔用，大地当纸张。生产大胜利，文盲都扫光”。在扫盲运动中，许多地方出现了“亲教亲，邻教邻，夫妻同上学，全家学文化”的动人事例，创造了密切结合生产，便民利民，易学易懂易巩固的好办法。衡山县大浦乡蓟江潭社，在推广水稻密植时，群众思想有抵触，民校教师和社干部编了“水稻密植好处大”的课文，向学员讲解，大大地解放了群众思想，顺利地推行了水稻密植工作。
为了使扫盲工作更快地发展，全省于5月16日召开了一次有五百多万听众收听的广播大会，号召全省在现有基础上，掀起一个“万人教，全民学”的群众性的识字运动，要求在全省达到“一年突击，两年扫尾、巩固，三年全部扫光全省青壮年文盲”。
据新华社上海18日电 上海市群众性的扫盲运动有了新的发展。目前全市成立了职工扫盲班五百九十四个，参加扫盲学习的人数约十三万到十四万人，占职工文盲80％以上。据十四个区不完全的统计，目前已有六百多个工厂基本上扫除了文盲。机械工业系统一百六十三个企业中就有一百三十一个企业基本上扫除了文盲。同1949年比较，全市青壮年职工文盲已由占职工总数的53％下降到13％。
上海市在今年2月召开了有一万人参加的全市扫盲跃进大会，会上提出保证五年，力争三年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口号。从南京市提出一年扫除文盲向上海挑战以后，上海市有关部门认为只要解放思想、改进方法，就可以在一年内基本上完成扫盲任务，决定发动群众，力争上游，向南京应战，并向北京市挑战。同时，扫盲工作的指导思想，在整改中也得到了解放，打破了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推广了适合群众需要的多种多样的扫盲活动。这种分散的群众性的扫盲形式主要是车间办学，车间负责扫盲的具体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扫盲的组织有各式各样的小组和大量的包教保学组（一个教师负责一、二个学员），教师都是小学毕业以上的职工，他们互相熟悉，容易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教学，上课时间又很灵活，即使是有家庭负担的妇女也有条件学习。有的人在工厂学了之后，回到家里又有里弄的群众教师进行教学。
上海市对扫盲教材也作了改进，贯彻教学结合政治、结合生产、结合生活实际的方针，提出“人人编教材、校校编教材”的口号，对原有的教材进行改编或重编，现在由教师根据职工在生产中和生活中熟悉的事物编写的教材，便于职工们学习和应用，克服了过去扫盲教材脱离实际的缺点。
现在，上海市正发动职工群众勤学苦练，召开了学员代表会议，评选学习先进人物，以促进扫盲运动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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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市第一食品加工厂女工们把单字写在纸块上，一个一个的念，然后再把单字拼成一句话，她们称它为“生字大搬家”。
新华社记者 梁一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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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僮族文化大翻身开始了
广西僮族聚居地区将出现僮文扫盲高潮
本报讯 据广西日报报道：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僮文扫盲工作正以疾风骤雨之势在大跃进着。
最近，广西僮族自治区的邕宁、宜山、百色等专区，先后开了僮文扫盲会议，制订了僮文扫盲跃进计划。在自治区内的僮族聚居地区，即将出现一个万民教、万民学的僮文扫盲运动。
这个自治区的罗城下里乡和扶绥弄洞农业社，已开展了全民性的僮文学习运动，全部青壮年都参加学习，老人少年也踊跃学习僮文。下里乡成孔屯四十五户人家，晚上都锁上门跑到半里外的屯上去学习。在这些地方，过去“只闻牛羊叫，不闻读书声”，现在，“屯屯开了班，遍地读书声”。
在开展全民性的僮文扫盲运动前，有些地方发动群众进行大辩论。罗城下里乡党委发动群众开展了学习文化的大辩论，还结合诉文盲苦。长春农业社社员卢治邦说：“解放前我只知道白是纸，黑是墨。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又帮助我们创造僮文。毛主席呀，比亲娘还亲。不学僮文怎对得起毛主席呢！”经过辩论，干部群众进一步认识了学习文化的重要意义。他们说，文化革命跟不上，技术革命就会受到阻碍，也就影响农业生产的不断跃进。里胜农业社有的社员说：“要搞亩产一千四百斤，没有技术就不行；拖拉机，沙沙叫，没有文化开不了，要搞农业机械化，文化技术不能差。”这个乡还通过典型人物的现身说法，介绍学习僮文的经验，解决群众怕困难的思想。他们在墙上、树干、石头、农具、家具上都写上僮文字，路口、田边插上识字牌，造成浓厚的学习气氛。
现在，全自治区有僮族青壮年文盲三百万人，僮文扫盲教师约三万人。目前，各地正在积极培养训练一批扫盲教师，除了培养旧学员当教师外，在日常的学习中，还提倡老学员教新学员，先知教后知，贯彻依靠群众，以民教民的群众路线。
各地在僮文扫盲时还密切结合生产，把生产和学习的组织结合为一，生产队就是学习班，队长担任班主任，队干部当班干部，队员是学员。下里乡从上到下贯彻“三统”（统一计划，统一中心，统一力量），“四包”（包时间，包任务，包质量，包发动群众），“两管”（管中心工作，管文教工作）生产学习双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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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奶奶送我”，“我送奶奶” 韦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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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普及小学教育
大部分青壮年文盲参加了文化学习
新华社南昌19日电 革命老根据地江西省已经普及小学教育，占98.9％的学龄儿童都已进了小学。同时，全省已经基本上实现乡乡有民办中学，并且到处办起了识字班、夜校，使大部分的青壮年文盲参加了文化学习。
现在这个山区面积占全省总面积60％的革命老根据地，已经是“人人学文化，处处读书声”了。
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同时，江西省掀起了全党动手、全民办学和全民扫除文盲的运动。各地党委书记挂帅，教育部门鼓起干劲，紧密结合生产，采取边宣传、边规划、边招生、边入学、边上课、边解决具体问题的突击方法，组织群众办学和扫盲，取得了很大成绩。红色故都瑞金县在中共县委第一书记的领导下，吸取了过去勤俭办列宁小学的经验，在五天内就普及了小学；紧接着又迅速办起了八十八所农业中学。中共宜春县委第一书记史玉谦深入中、小学和民校识字班了解情况，领导群众办学和扫盲。现在这个县已经乡乡成立了扫盲协会，社社成立了扫盲分会，队队有扫盲领导小组，层层有专人负责，因而在短时期内全县便普及了中小学教育，全部青壮年都进了识字班学习。兴国、遂川、宁冈、永新、莲花、弋阳、横峰等革命老根据地县，过去文化落后，现在也已经是乡乡有中学，社社、村村有小学。为了加速扫盲运动的进展，江西省曾全面发动识字的人参加扫盲教学工作。安远县发动两万多名识字的人参加扫盲教学工作以后，大大加快了扫盲运动的进展速度。
江西全省现在已有一万九千零九十所新办的民办小学，学生达五十四万二千四百五十五人。加上原有公立小学和民办小学的学生，全省已有小学生二百三十九万二千五百五十六人。另外，新办了民办农业中学和其他职业中学三千三百一十九所，学生近十万人；还发展了一批业余中、小学。
目前，江西各地正在采取措施巩固新办的民办中小学和夜校识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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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培养技术革命骨干
思茅乡乡社社办红专夜校
新华社昆明19日电 云南省思茅县乡乡社社成立红专夜校，培养领导农村技术革命的骨干。
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中，学习科学技术已成为广大农村干部最迫切的要求。为此，思茅县委决定在全县四十四个农业社中，每社设立一所红专夜校，由党支部书记担任校长；另外在十一个大乡中，每乡成立一所中心红专夜校，由党总支书记担任校长。夜校的教师分别由下乡的县委委员、总支书记、老农、先进生产者、小学教师和技术人员担任。到5月15日，已成立五十五所红专夜校，全县三千五百名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学习。
红专夜校的教学采取政治、技术、文化三结合，科学理论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方针，政治方面主要是根据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和各项中心工作组织报告、读报和讨论。技术方面，在5、6两月结合春耕生产突击学习农业科学知识，要求懂得土壤、肥料和作物栽培的基本原理。为了帮助不识字的干部向科学进军，夜校还组织文化学习。学习时间除每周固定两个夜晚外，其它都结合生产在田间进行。现在，农业技术方面已上了土壤学，学习后各社都买了土壤速测箱，准备成立化验室，对本社土壤的结构和性状等展开研究，以便合理利用。各社的红专夜校在春耕中，都在田间地角插上识字牌，干部自带小黑板，在生产空隙中学习文化，田野和山谷都洋溢着一片读书声。
中共思茅县委为了加强对红专夜校的领导，由一位县委书记负责，集中中等学校的教师、农场和工厂的技术人员成立一个化验研究机构；成立县的科学普及协会，辅导乡、社红专夜校的教学；还在中学和师范学校开办短期训练班，为夜校培养技术和文化课的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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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老根据地兴国
成立山区农业综合研究站
本报讯 一个山区农业综合研究站已经在革命老根据地兴国埠头乡成立。这个站是由中央农业科学院、江西省农业厅、赣南行署抽调的一批农业科学研究人员组成的。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作物育种裁培研究所副所长方粹农担任该站站长。
这个站以农业为主，对农、林、水、牧、渔进行综合研究，贯彻执行调查总结，试验研究，示范推广相结合的工作方针。具体项目包括有：作物、土壤、肥料、植物、果树、保护、畜牧、农业经济、茶叶、造林、气象、植物等项目。
这个站还分别在该县境内的国营均福山综合垦殖农场、殷富农场、江背水土保持试验推广站设立了三个农业科学研究组。
为了更好的组织和领导这一研究工作的开展，4月22日又成立了“兴国县农业科学综合研究委员会”，由中共兴国县委第一书记李贻树任主任委员，方粹农、张岐山、徐达和县长李明任副主任委员。
（赣南“大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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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出版社成立
据新华社18日讯 为了适应全国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向农业技术革命全面大进军的要求，农业出版社已在北京成立。
农业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密切结合我国农业生产实践，组织全国著作、翻译力量，编辑出版有关农业经济、农业生产组织、农业技术、农田水利、农业机具和畜牧兽医等方面的书籍，宣传党和政府的农业方针政策和农业生产各项建设的成就，介绍农业工作、生产先进经验，传播农业技术基本知识，供应农业学校教学参考用书，整理重印祖国农业遗产的书籍，选译苏联和其他国家的重要农业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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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方言和普通话丛刊”
“方言和普通话丛刊”第一本最近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收集了广州音和北京音的比较；济南音和北京音的比较；官话区方言尖团音分合的情况；汉语方音的几个问题；方音和北京音对音规律的教学等五篇文章。这个丛刊对目前各地区方言的普查、整理工作，及推广普通话等工作有参考价值。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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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铁山爬山队回到兰州
新华社兰州19日电 镜铁山爬山队全体队员在完成攀登镜铁山主峰——道龙上瑞和地质工作任务后于17日回到兰州。
爬山运动员和地质工作者们在道龙上瑞及其边缘，寻到了矿藏，并基本摸清了矿体形状和矿岩系，完成普查任务，攻破了镜铁山主峰之谜，绘了简测图和地形图。
这次合作爬山，互相协作得很好。爬山运动员帮助地质人员初步掌握了爬山技术，地质队员同样热情地给运动员实地介绍了地质知识。在爬山过程中，他们表现了高度的同甘共苦的友爱精神，运动员为了照顾地质人员的体力，尽量让他们减轻负重多做地质工作，遇到艰险地带保护地质人员安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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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朝鲜举重队以五比二胜上海队
新华社上海19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举重队18日晚在上海同上海市举重队举行友谊比赛，获得了最轻级、次轻级、中量级、轻重量级、次重量级五项第一名。上海市举重运动员获得轻量级和重量级两项第一名。
朝鲜次重量级运动员任柾淳推举一一二·五公斤，抓举一二二·五公斤，挺举一四○公斤，总成绩三七五公斤，不仅战胜了他的对手上海曲炳瑜，而且这四项成绩都打破了朝鲜的全国纪录。朝鲜次重量级全国纪录是：推举一一○公斤，抓举一二○公斤，挺举一三七·五公斤，总成绩三六二·五公斤。
我国重量级全国纪录保持者常冠群18日抓举一○五公斤，虽然已超过他保持的一○三公斤的纪录，可惜动作做得不够完美，不能认为打破纪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举重队是13日来上海的，今天将离开上海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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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
姜椿芳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一书收集了马克思、恩格斯揭露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实质的几篇重要文章和书信。这些文章和书信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机会主义所进行的彻底的不断的斗争。
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表现。在目前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时候，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重要原理，特别具有现实意义。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在反对各色各样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反对“真正社会主义”、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和巩固起来的。“真正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以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其他各种流派的特征是不懂得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的原则，不懂得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不懂得无产阶级进行革命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不懂得建立工人阶级战斗政党的必要性。文集里，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思想体系”一书第二部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导言和“反克利盖的通告”一文，揭露了“真正社会主义者”的本质，指出他们是德国小市民阶层的思想者，他们体现了小市民阶层最要不得的一些特点——政治上的无能和懦怯。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地批评了“真正社会主义者”反对革命斗争方法的言论，批判了他们抹杀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党内矛盾的企图，批判了他们妥协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他们在这个委员会里坚持必须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肃清这种无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分子。文集的第二部分，有恩格斯1846年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两封信，这些信反映了他在巴黎反对“真正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等人的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批判也打中了现代修正主义，因为现代修正主义否认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实质，曲解阶级斗争的革命理论及其主要思想，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间利益的不可调和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不可调和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非无产阶级思想，对脱离革命道路的变节行为所进行的积极斗争，是给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潮进行了无情的斗争，把德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活动家从他们的影响之下解放出来，1847年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无产阶级共产党的萌芽。
文集中“松维尔代表大会和国际”、“论权威”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几封信，说明了他们反对拉萨尔派、蒲鲁东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以及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其他宗派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流派的斗争。
在若干信函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地抨击拉萨尔派——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德国工人运动的机会主义者，抨击他们迁就当时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反动阶级，抨击他们放弃革命策略、放弃争取民主的斗争，抨击他们离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而爬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阵地上去。
文集中还有几篇文章和书信，其内容是反对巴枯宁的信徒、反对在国际内部进行分裂活动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在“松维尔代表大会和国际”一文和若干书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无政府主义派的策略的基本原则是国际民族联邦和支部的完全自治，国际工人运动力量的完全分散。在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经常坚持无产阶级政党最重要的建党原则，即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恩格斯嘲笑了无政府主义派的组织原则，——既无统一的领导，又没有党的纪律，也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松维尔代表大会和国际”）在“论权威”一文中、在致无政府主义者切尔扎吉的信中，以及文集的其他材料中，恩格斯还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对权威、对民主集中制、对专政的攻击是荒谬和反动的。
在七十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它协助西欧若干国家组织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这种新的条件下，十分重视在理论上保证形成中的社会主义政党能有站得住脚的革命原则。他们毫不倦怠地为保持共产主义理论的纯洁性而斗争。“哥达纲领批判”鲜明地描绘出他们反对无原则地同拉萨尔派妥协，反对企图离开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反对歪曲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国家和专政的理论的斗争。马克思在这一作品中提出了过渡时期的经典性的定义，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这一过渡时期的国家形式，天才地表述了共产主义社会有两个阶段的原理。
“哥达纲领批判”、“致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通告信”）”、恩格斯给“论住宅问题”第二版写的序言，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信函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进行了不断的激烈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指出，为了使无产阶级政党不要遭受机会主义的腐化，应当经常肃清自己内部机会主义地腐化着的分子。
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必须对工人政党的右翼进行斗争，对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进行无情的战斗。他们并且用同样的坚决性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以及其他国家工人运动中的右翼进行斗争。
对于英美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揭露他们的机会主义，并且批评他们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以及他们脱离工人运动而孤立的作风。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里着重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列宁总是用敬佩的口吻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机会主义（在他们逝世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机会主义又发展成为修正主义）所进行的彻底的不断的斗争。列宁在击溃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方面，作了卓绝的贡献。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极大恐惧。他们除了动员一切力量从正面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疯狂的攻击以外，并且利用革命队伍中某些机会主义分子从内部来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思潮抬头的客观原因。
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宣言指出，现代修正主义是同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不相容的一种思想意识的表现。修正主义的根源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是对于帝国主义压力的投降。因此，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目前阶段的极重要的任务。收入本文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和书信，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怎样对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