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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国家机关整风中的大收获
上级和下级关系大改善
本报讯 伟大的整风运动，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民主形式冲刷人和人关系中的灰尘，使中央国家机关内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过去，有些领导同志不大能耐心听取下级干部的意见，特别不爱听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在整风中这种作风有了转变。铁道部车辆局局长蔺子安，便是这种转变的很多例子中的一个，他在整风前不大愿意耐心听取下级干部的意见，下面干部起草了文件，只要他认为不好，态度就不好，弄得许多人不愿和他接近。现在下面干部起草的文件，他都能亲自审阅修改或耐心提出意见。就是他自己写了文件，也能向主管工程师征求意见，工程师很受感动。蔺子安不但开始主动地向下级干部征求意见，而且当自己的意见不正确的时候，能够接受下级意见。去年春天，铁道部要建立一个机械冷藏车的车辆段。蔺子安主张建立在甲地，货运局的干部冯大生主张建立在乙地。当时，蔺子安没有很好地听取冯大生的意见，就说，建立在乙地如果发生问题由你负责，吓得冯大生不敢和他辩论。这一次整改中，冯大生重新向蔺子安提出这个问题，这次蔺子安说：“你说吧，只要你能说服我，我就同意你的意见”。当冯大生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意见，说明设在乙地单是运输成本，每年就比设在甲地节省四百多万元，蔺子安果然收回了自己的意见，同意了冯大生的意见。
中央国家机关许多单位不仅注意用平等态度对待机关里的下级干部，也注意用平等态度对待所属基层单位的干部以及地方干部。最近，许多部召开的厂矿长会议，四级干部会议，都改变了过去只是领导干部批评基层干部的老习惯，首先让大家对部的领导提意见。在煤炭部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党组成员，司局长一级领导干部都再三动员大家对党组对部的领导干部提意见。结果，许多同志都指名指姓指事地批评部的领导同志。过去省市的干部到中央机关来请示工作，要见到部的领导人常常是很困难的；最近中共河南省新乡市委一位负责干部来北京请求电力部帮助解决电力不足问题，电力部负责同志接见了他，为他解决了问题，临走时他曾说，这次他来北京最大的感觉是“部长好见了”，解决问题快了。
上下级关系另一个显著的改变是：领导同志关心下级干部的思想和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大家打成一片。领导同志和下级干部一起谈心，为大家解决思想问题；到干部家里串门探望，关心干部的家庭生活和健康；工余和大家一起参加文化娱乐活动，一起大扫除除四害，大鸣大放时和大家一起写大字报……，这在中央国家机关已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了。（附图片）
铁道部车辆局局长蔺子安同志（左）正在和运用处的郝受先同志亲切地交谈有关车辆增载问题。
本报记者 纳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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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人民大团结
侯一民 梁玉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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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思想提高干劲足
北京石景山钢铁厂一号高炉炉长 王才
整风真好比一剂良药，治好了我们工人好多思想上的毛病。一号炉的工人中有70％是青年，他们虽然热情肯干，富有朝气，但几年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个人主义有了很大发展，一味追求个人利益的思想有了滋长。甚至为此不择手段地争产量，抢时间，而忽略了同志间的互助与协作，影响团结和生产。
整风开始，炼铁部党总支领导我们开展了大鸣大放和大辩论。我们先后辩论了“为谁劳动？”“如何正确对待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等根本问题。许多老工人用生动的事实批评了某些青工的“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错误思想。不少青年工人这才彻底猛省过来，也主动发言和贴大字报，批判自己。这样，许多过去思想比较落后的工人现在都变成了先进分子。李振华就是这样。最近根据他自己的试验，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倡议，要把放棉时间由每班八十分钟提高到一百二十分钟，这样可使工作效率提高一倍。为了实现这个倡议，他干活时两头放棉，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还一面帮助别人操作。现在，我们班与班之间扯皮现象已经绝迹，团结互助大为加强。
思想上的大跃进带来了生产上的大跃进。近三个月来，我们一号炉的生产指标跃进了七次，由原计划年产十八万六千吨跃进到年产二十二万八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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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大变化
北京东方红农业社主任 胡德祥
常到我们社里来的同志都说，最近半年，我们社的面貌起了巨大的变化。的确，这都是整风的结果。
去年这个时候，不少社员的集体主义思想还很淡薄，自私自利的思想相当普遍。
经过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社员们都把合作社当成了自己的家。
爱护公共财产，在我们社里已经成了一种风气。去年冬天，社员们自动发起了一次交回公共财产的运动，几天内，全社就交回大小三千多件农具。
互相支援，彼此帮助，是我们社里的另一个新气象。今春，东管头生产队的积肥任务重，肥源又缺，别的队知道以后，就主动地送肥上门支援他们。我们还支援了其他兄弟社。不久以前，社里就挑选了七部最好的水车，送给丰台区魏各庄合作社，帮助他们解决抗旱的困难。
社员们的精神面貌变了，也改变了我们社的生产和文化生活面貌。我们不但提前完成了水利化和水利的机械化的计划；除四害、植树造林计划，也都提前实现了。估计到今年10月底，绝大多数青壮年文盲可以摘掉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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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样工作两种心情
保定市裕华东路百货公司 黄玉英
1954年，我由文工团调到百货商店来当售货员，长期不能安心工作。总觉得，这个工作谈不上什么前途，因此，工作马马虎虎，经常早退迟到，管着七十多种商品，将近五年连品名牌价都没有记住；顾客来了，没挑上两样，就嫌厌烦，争吵起来，这样，在顾客意见薄上，时常可以看到对我的批评，但我却满不在乎。心想：“反正为这个也不能开除我。”
双反运动中，同志们给我贴出了很多大字报；亲戚、同学、朋友们见面，总是赞扬我们商店的革命精神。舅舅从农村里来也向我谈：农民冬天修水库，拿黑夜当白天，越干越劲足，哥哥是个军官，也批评我不该落后。周围一件又一件的事不断的刺激着我，使我产生了思想斗争。那天，我们学习讨论人民日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论，回去以后，晚上翻来复去睡不着觉，我想：我每天一起来就得吃、穿，用很多东西，不知有多少人在天天为我服务，而我为别人服务，不过就是拿拿货这么一小点。还不好好干，对得住谁呢？思想问题解决了，工作的心情也就完全改变了。现在，我不愿离开商店，在家呆不下去。看到商品陈列不整齐，从心眼里觉得不舒服；一有时间就跟我们的组长学习熟悉各种商品的规格、质量；顾客来了，总觉得自己服务得不周到。3月30日，我第一次得到了顾客的书面表扬，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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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团结院”更加团结
前门区裘家街棉花下四条三号院 刘冰清
我们院里大大小小、老老幼幼共有二、三十人，别人都叫我们“团结院”。的确，我们全院真像个大家庭。
经过街道整风大辩论，我们懂得了团结互助既能搞好家务，又能使自己的亲人安心生产安心工作；懂得了“团结就是力量”。
早晨，各家正在收拾屋子的时候，从院子里传来了陈增淑清脆的声音：“我去买菜啦，谁有带的？”等陈增淑把好几家的菜买回来时，孙大嫂、秦大嫂等早已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陈增淑她家的炉子已有人代她生好，火烧得旺旺的。
贾奶奶年岁大了，大家不让她干打水、倒土等用力气的活，但是，老奶奶也不闲着，左一壶、右一壶地烧开水，把各家的暖水壶总是灌得满满的。上月底，送机器煤球的来了，问谁家要？大家手头都没有余钱，都说不要，手头有余钱的孙大嫂连忙去屋里拿出十块钱来，说：“我这儿有钱，你们买吧，免得送煤球的再跑一趟了！”
只要院子里有人病了，大家就抢着照顾。记得去年有一天正下着蒙蒙雨，陈增淑病了，她儿子也不在家，屋里挤满了同院的人。大家觉得需要送医院，孙大嫂虽然怀着孩子，但是自告奋勇送陈增淑进医院。
由于大伙发挥了团结互助的力量，对于居民委员会布置的工作，都能够很好的完成。大伙感到整风真正好，提高了思想认识，又进一步增强了团结。（附图片）
贾奶奶在提水 本报记者 纳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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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立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
北京大学学生 张虎生
整风运动整整一年了。这一年，是我整个生活途程上的转折点。
过去，为了集中精力钻研个人的学问，在政治上我以为只要随波逐流就可以了。在右派进攻的时期，由于忽视政治，我不但被一部分右派言论迷惑住，而且还不自觉地讲了不少丧失立场的话。在斗争逐步深入后，我看到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是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者。看右派，想自己，心里不禁震动了一下。
反右之后经过一般整改，紧接着开展了双反运动。我知道自己有严重的个人主义，但不敢触碰它。怕抖露出脏东西来，面子上下不来。但是，当我眼看几亿人民都在为着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忘我劳动的时候，我自己却绕着名利打圈圈，是多么的渺小、可耻。于是，我克服了爱面子的思想，把问题摆开来，请大家帮忙批判。
克服个人主义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需要进行不断的斗争。我有决心在党的教育下，争取早日成为一个红透专深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附图片）
大转变 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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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思想·新风尚·新气象
难忘的夜晚
不久前，在上海市北京西路的一家小型工厂——合众电工器材厂里，发生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个晚上，一百多个下了班的工人都聚集在工场里，三三两两地分头写大字报，“双反”的大字报已写了三千多张，揭露了许多生产上的浪费和保守，可是工人们仍然不肯回家去，原来，他们的心上还有一件事在翻腾，这就是职工之间的团结问题。这是一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老疙瘩，厂里有不少人都被这个疙瘩苦恼着。钳工组组长林丁兴和吴梅根这两个老工人，差不多已有好几年见面不说话了。生产计划组组长曹融和财务组长谢声沧，虽则同在一个厂里工作，可是见了面却像路人一样。
许多人都在想着这件事。曹融却已不声不响写了张大字报，提出要和谢声沧和好。老工人林丁兴也写了张大字报，说“过去和吴梅根不团结，是怪我不好”。大字报送到党支部书记董申甫手里，刚巧这个青年人也正在考虑这件事，当他一拿到大字报，高兴得立即奔到扩音机前，大声地报告喜讯，要大家向他们学习。他的话还未说完，工场里顿时沸腾了，工人们已再也按捺不住满腔热情，有的立即写大字报，有的跑去找对方和好，曹融和谢声沧这两个已几年不说话的“仇人”流着泪热烈地拥抱着。吴梅根和林丁兴这两个老工人紧紧地握着手，抢着说“过去是我错”检讨自己，要求与对方和好的大字报一下子就写出了一百张，人们排着队争先恐后地送到党支部去。
工场里，有二十多对过去闹别扭的工人在进行着和好的谈话。工人席俊范被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一个人突然挤到扩音器前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子，一霎时，全场工人都跟着他激动地唱了起来。
蔡厂长下了车间
太原毛织厂领导干部实行跟班劳动以后不久，厂长蔡志云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工人们出奇地瞧了瞧这位身穿浅蓝色工作服的“陌生”人，就七嘴八舌地叫喊起来：“蔡厂长这回真下来啦！”
当天，蔡厂长就召集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研究了长期没有解决的和毛机的改进问题，并且根据老工人马良等申述的意见，制订了技术措施。蔡厂长又接连不断跟班劳动了好几天，和工人一起努力改进了和毛机。结果，和毛机的产、质量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羊毛损耗率也从2％降低到0.5％，每月可节省一百五十多公斤纯羊毛。蔡志云同志意味深长地说：“这下我才真正懂得了深入群众，和工人一起劳动的意义。”
杨书记的转变
浙江省绍兴县狮林乡的农民给党总支书记杨金培贴了好多张大字报，批评他只作布置、号召，不作具体工作，是个“大炮书记、主观书记”。
杨金培日思夜想，反复地考虑了群众对自己的批评，感到都是正确的。于是，他下定决心坚决地改。过去，他常穿着大衣、布鞋在田头上走来走去；现在穿着土布衣服草鞋和社员一起劳动。为了掀起积肥的高潮，在一个寒冬的夜里，他不管风大、天黑、严寒，从梅二社撑了一条船捻河泥去了。晚上八点钟出门，一连捻了四船河泥，直到第二天早晨四点钟才回来。这件事一下就传开了，梅二社的支部书记、社主任等也跟着行动起来，带领社员积极地投入了积肥运动。正在这当儿，梅湖三社运回了三部双铧犁，但是没有人肯学使用方法，都说这个东西是学不会的。杨金培就决定到岭江社去学习。他凭着自己坚强的意志，一次、二次、三次……，一天、二天、三天，终于学会了使用双铧犁。社员都讲：“我们的杨书记确实变好了！”
一心为公
在沈阳市北市区门诊部举办的“灭资兴无”展览会里，一个说明员指着许多器械和药品对参观的人说：“这些东西，就是我在家开地下诊所用的。”接着他还说：从今以后，我一脚把它踢开，要全心全意在联合诊所工作，他说得那样畅快和坚决。这位说明员是谁呢？他就是北市区门诊部的内科大夫刘廉洁。
1950年，刘廉洁参加了联合诊所，但是他嫌收入少，有人来找他看病，他不往医院介绍，就自己诊断。于是“地下诊所”便从这时开始了，而且在联合诊所看病，总是匆匆忙忙，马马虎虎，在自己家里看病则十分认真十分负责。这样，他的“地下诊所”一直保留了六年。
双反运动开始了，跃进声从四面八方传到他的耳里。他想：人家都在跃进，要求把心交给党，而我呢？还在往资本主义的道上走，如果不谈，那怎么能跃进呢？怎能对得起党呢？经过思想上的激烈斗争，他终于把自己的“地下诊所”端出来了，坦率地向党和同志们交了心。
不再当“特殊党员”
“双反”运动中，河南省交通厅大楼的中央出现了一张“从组织上打掉这种官风邪气”的大字报，批评副厅长苑春芳是“特殊党员”。上面写着：他经常不参加党的小组会议。据同志们回忆，1957年他最多只过了三次小组生活。如果有人通知他参加党的小组会议，他即以首长的风度答曰：“我有事”。
这张用红字作标题的大字报刚一贴出，立即引起了苑春芳的注意。他立即表示要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两天以后，党小组长通知他开小组会议，第一名到会的就是他。本来，这天晚上省人委给他送来了一张红票，要他参加皮影观摩评比晚会。他说：“今晚是党的小组会议，可不去看戏。”他还表示：今后一定要去掉“特殊党员”的帽子。（附图片）
——这些是献给国家的吗？
——是，还有我。
他说：今晚开党小组会，可不去看戏！
邓家驹、张孝友、徐启雄、李化吉、苗地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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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少数民族工人队伍迅速成长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建立了近二千个工业企业
据新华社30日讯 随着民族地区工业建设的突飞猛进，各少数民族的工人阶级队伍正在迅速成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工人，解放前不足五百人，1957年发展到了十二万五千多人，今年将增加到十五万多人。在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工人已有六万多人，比1949年增长十几倍。广西僮族自治区已有大批僮、瑶、苗、侗、仫佬等族人民的子弟，成为掌握各种技术的工人。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朝鲜族职工，约占全州职工总数的一半。在海南岛黎、苗族地区，在康藏高原，在云南边疆国境线上，也都出现了大批少数民族的产业工人。
各少数民族职工在工作中，经常得到党与工会组织的培养教育，和汉族职工的真诚帮助，现在，在各地少数民族职工中，已有很多人掌握了比较高的技术，或者学会了管理工矿企业，被选拔为技术员、工程师、车间主任和厂长，并涌现出无数的先进人物。战斗在大渡河畔丹巴云母矿的藏族青年矿工突击队，曾用三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就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内蒙古蒙古族拖拉机手吴连生，曾连续五年保持着先进生产者的光荣称号。
目前，根据不完全统计，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已建立了近二千个工业企业，其中，相当规模的现代化工业企业有八百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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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方关怀无微不至
刘连仁在家乡感到无限温暖
新华社高密29日电 刘连仁回到家乡后，受到当地政府、农业社和亲友邻舍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生活起居感到方便，健康情况开始好转。
在刘连仁到家以前好多天，中共高密县委、高密县人民委员会就派人到他的家乡，会同当地政府替他安家。当地农业社的干部和男女社员们，很早就着手替刘连仁修缮房屋、购置家具。生产队长带领社员把刘连仁的房屋粉刷一新，居家常用的东西，也都准备得一应俱全。
刘连仁回到家里，感到处处温暖，起居生活非常方便。他不时地拉着乡亲们的手说：“我怎么来答谢大家的恩情啊！”亲友邻舍们知道刘连仁在日本受的苦难深重，都关心着他的健康，大家把自己最好的东西送给他吃。邻居李桂清的母亲自从听说刘连仁要回家来，就每天把鸡下的蛋留起来，在刘连仁到家的头一天，她又买上两斤鲜鱼和鸡蛋一起送了去。有些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也把存下的几个鸡蛋送给刘连仁。
当地农业社对刘连仁今后的生活已经作了具体安排。目前主要是让他好好养息，等大体恢复健康后，社里再正式分配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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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巩固成绩 力争上游
管庄热烈庆祝反“自由王国”的胜利
本报讯 管庄数千名干部、工人、职员热烈庆祝反“自由王国”斗争的胜利。本报4月28日发表的“管庄不再是‘自由王国’了”的消息传到管庄后，人人奔走相告，争先抢阅报纸。管庄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充满节日的气氛。
人们在欢乐之余，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沉痛教训。广大职工群众纷纷举行座谈会、写大字报表示决心。水泥研究院混凝土室屠仲元等五人的大字报写道：“这次经验教训深深地教育了我们：忽视政治，就会走上危险的道路。我们一定要投入交心运动中去，清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作一个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水泥设计院动力科通讯计测组全体同志在黑板报上表示：“我们保证向党交心要做到‘四比’（比真、比快、比透、比先进）、‘三满意’（党满意、群众满意、自己满意）和‘一争取’（争取当重点帮助），来回答党对我们的关心。”
原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赖际发，在庆祝管庄新生的大会上讲了话。他号召大家巩固成绩，继续深入整风，加强党和行政的统一领导，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思想改造。并对今后管庄的党和行政工作作了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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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领导机关
迁天津办公
据新华社天津29日电 天津市成为河北省的省会以后，中共河北省委员会和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已迁来天津市办公。
今天晚上，河北省同天津市的党政负责人举行了联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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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郭沫若接见匈牙利科学院代表团
新华社30日讯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今天下午接见了匈牙利科学院代表团团长、匈牙利科学院秘书长埃尔德·费伦茨和代表团团员萨波·伊姆雷、西克洛什·提瓦达。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谢鑫鹤和对外联络局局长王拓。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昨晚曾设宴欢迎匈牙利科学院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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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际广播组织亚洲会员国民间音乐广播会议闭幕
据新华社30日讯 4月24日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广播组织亚洲会员国民间音乐广播会议，今天闭幕。会议过程中，与会各国代表和观察员分别作了有关各国民间音乐广播的报告，欣赏了与会的十二个国家有代表性的优秀的民间歌曲和乐曲一百七十二首，并讨论和交流了各国通过广播传播民间音乐的经验。
会议在今天举行了闭幕式。闭幕式由国际广播组织理事会副主席温济泽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丁西林出席致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崔宪、印度尼西亚观察员苏巴礼、日本观察员林信夫、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观察员巴德朗在会上讲了话。
在今天的会议上通过了会议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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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国肿瘤学专家
拉卡萨?等到京
新华社29日讯 应中华医学会邀请的法国著名肿瘤学专家拉卡萨?教授和放射学专家雅梅特教授等三人于29日乘飞机抵京，将在我国进行访问和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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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斯拉夫一议员和一大学校长到京
新华社29日讯 根据中南文化合作协定1958年执行计划来中国访问考察的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大学法学系教授、法学博士、联邦国民议会联邦院议员马克斯·什努德尔和南萨拉热窝大学校长查莫·埃德罕穆两人，已经在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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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东京都各界访华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29日讯 以山崎七次郎为首的日本东京都各界访华代表团一行二十四人今天到达北京。前往机场欢迎的有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和北京市各主要群众团体的负责人。
这个代表团是应北京市市长彭真的邀请来我国访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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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荷兰代办举行酒会
纪念荷兰女王的诞辰
新华社30日讯 荷兰驻中国代办处代办司灵博今晚在北京举行酒会，纪念荷兰女王朱丽安娜的诞辰日。
我国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应邀出席酒会，并在酒会上致词祝贺荷兰女王的健康，祝贺荷兰人民的繁荣和世界和平。
应邀出席的还有我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张奚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等多人，以及许多国家的驻华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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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阿文化合作协定
1958—1959年执行计划在北京签订
新华社29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文化合作协定1958——1959年执行计划，29日下午在北京签订。
我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屈武和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巴利里，分别代表两国在执行计划上签字。
在签字仪式上，屈武和巴利里先后讲了话，他们祝中阿两国友谊和两国文化关系不断发展。
签字以后，屈武还举行了酒会，表示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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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锡兰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到京
据新华社29日讯 应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邀请来中国访问的锡兰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一行五人，今天早上乘火车到达北京。
代表团是在25日从香港到达广州的。代表团的成员是：萨·庞·阿玛拉辛甘、玛·贾·提赛纳雅甘、莫·赛·贾蒙、默·拉·拉特拉金德拉和拉·拉特纳帕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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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全俄聋协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28日讯 苏联全俄罗斯聋人协会代表团，应中国聋哑人福利会邀请，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代表团由全俄聋协中央理事会主席保·苏卞金率领，将在中国进行为时大约半个月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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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兰足球队再战又失利
本报讯 锡兰足球队30日在先农坛体育场同我国火车头体协足球队作了一场八十分钟的友谊比赛。结果九比一客队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