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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比决心 比自觉 比忠实 比深透
天津医务人员改革医疗工作
下厂下乡为工农治病，到街道为慢性病人成立“家庭病房”
本报讯 天津市各医院经过整风和双反运动，全面冲击了不为病人服务的“洋气”和资产阶级思想，打掉了“衙门”作风。广大医务人员精神奋发、心情舒畅地为生产大跃进服务。
天津市各医院的双反运动横扫了五气，特别对医院工作中突出的不为病人服务的“衙门”作风和医务人员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医务人员掀起了向党交心的热潮，许多人从早到晚，忙着写大字报，开交心会。各科室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纷纷展开“比决心、比自觉、比忠实、比深透”的挑战。很多人对自己的政治立场不稳以及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自我批评，特别是一些高级医务人员通过许多事实，说明自己因为多年受资本主义教育的结果，存有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不少人还沉痛地批判了自己不问政治的“清高”思想。许多人把长期埋藏在心底的资本主义思想都向党交了出来。他们表示：一定要做到一片丹心献给党，争取早日达到又红又专、红透专深。
随着医务人员在思想上的大跃进，工作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大改革。全市医院在实行门诊三班制之后，又全部实行了星期日及例假日门诊，门诊量在增加了40％的基础上，又增加了28％。在原有人力物力的条件下，全市医院共能增加病床一千七百多张，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天津市全部基建床位数还多三分之一。
在医院工作大跃进中，打掉了医院的“衙门”作风，医务人员们为了更好地为工农业大跃进服务，纷纷走出医院，下厂下乡为工农治病，到附近的居民区开展地段医疗预防工作和卫生宣传教育工作；定期去联合诊所、小型门诊部和保健站进行经常性的技术指导。许多护理人员还利用工余时间去病人的家里打针。有的医院的医务人员还帮助一些慢性病人成立了“家庭病房”，定期去给他们治病。
把病人的痛苦看成是自己的痛苦，无微不至地关怀病人，已经开始变成了医务人员的具体行动。不少医院的大夫们为了对病人全面负责，做到十二小时在班制和二十四小时负责制。有的医院打破了以往惯例，主治大夫、主任和技术院长都轮流值夜班。由于高级大夫看门诊，深入病房，大大提高了医疗质量。像广济医院（精神病院）已能将病人住院日由十一个月缩短到六至五个月；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的无菌创口愈合率已能由80％达到100％。过去门诊比较拥挤的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人民医院等，为了不再使病人在半夜里带着被子排队挂号，医务人员发挥了最大的干劲，解决了长期不能解决的门诊限额。第一中心医院过去做门诊手术一般要预约六至十天，有时还要积压一、两个月，现在已做到病人随到随做。有的医院实行了统一收费制度，病人由挂号到取药出门，过去需要三到四小时，现在已缩短到不过一小时。许多医院门诊部的工作人员还主动帮助重症、老年或抱小孩的妇女患者办理各种手续。第一中心医院的工作人员对住院病人做到“进院、住院、出院”三温暖，病人进院时由大夫到门口迎接；到病房后由护士长介绍情况，解除病人忧虑；出院时由病房工作人员护送，并耐心地嘱咐出院后需要注意的事项。许多医院为了让病人能够更好地休息，改变了住院病人的起床时间，护理人员们在不急需的情况下，深夜不给病人试表和打针。
（洪敏生、朱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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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破碗花花”有多种用途
四川省农业部门试验证明：这种野草能用来消灭为害农作物的蚜虫、土蚕、螟虫和杀死病菌
本报讯 记者孙跃冬报道：能用来消灭蚊蝇的野草“打破碗花花”，证明在农业上和在医药上有新的用途。这是最近经过研究试验确定的。
“打破碗花花”能够用来消灭为害农作物的蚜虫、土蚕和螟虫。据四川省农业部门的试验，将这种野草的茎叶的浆汁榨出，每二十斤兑水一百斤，用来浇灌发生土蚕的地方，就能将土蚕杀死。杀灭蚜虫，则用浆汁五斤兑水一百斤，装进喷雾器内喷射。这两种效果可达70％。因为这种野草的茎叶浆汁有肥力，能够促进农作物生长，因此比使用其他治虫药物的效果好。这种野草也能杀灭螟虫，现在正在研究效果大小。
根据四川医学院生化、生药两个教研室的试验，证明从“打破碗花花”的茎叶所含的浆汁中提取出来的白头翁素，能在医学上应用来杀灭病菌。只须用六万分之一的原白头翁素（白头翁素的结晶体）溶液，就能将金黄色葡萄球菌（一种化脓菌）杀死；用八万分之一的原白头翁素溶液，就能将大肠杆菌杀死。
“打破碗花花”是毛茛科植物，生长在沟边、溪旁和树林中阴湿的地方。除四川省出产外，江苏、江西、福建、湖北、云南、贵州、广东等省也都出产。据四川医学院谢成科、徐仲吕两教授谈称，“打破碗花花”和另外的野草秋牡丹、大火草、野棉花等农民统称野棉花。它们的茎叶都含有白头翁素，同样有杀灭害虫和病菌的效能。
目前，四川省正普遍推广用“打破碗花花”来灭蚊蝇幼虫和成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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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打破碗花花”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王文采
“打破碗花花”在报上介绍后，引起许多读者的兴趣，现在再作些补充介绍。
“打破碗花花”是毛茛科银莲花属的植物，学名是“Anemone hupehensis V．Lemoine（拉丁文，下同）”。银莲花属的大多数种都是较矮小的草本植物，雌蕊和果实无毛或生有较稀疏的短毛。但是“打破碗花花”都长得较高大，高达四尺五寸；同时它的雌蕊和果实都生有极密的长绒毛，许多小果实聚成一个球，好像一团棉花，所以有些地方人们叫它“野棉花”（如四川、贵州），或“棉花草”（如四川）。
“打破碗花花”分布在我国长江流域和粤江流域（云南、四川、陕西、湖北、贵州、湖南、广西、广东、江苏），生长在二千四百公尺以下的山地草坡或田边、路边，在秋季（7月到10月）开花，花白色或淡紫色，花被片五枚，长2.5到3.5厘米，很美丽，可供观赏。
它还有一个栽培的变种叫秋牡丹（Var．japonica（Thbg．）Bowel et stearn），花被片多到二十枚，其中紫色或红紫色的尤为美丽，为庭园珍品。在我国云南、江西、安徽、江苏以及日本都有栽培。
银莲花属计八十种（我国有四十种），其中和“打破碗花花”相近的有两种。一种是大火草（A．tomentosa（Maxim）pei），它长得和“打破碗花花”几乎完全相同，不同的是叶下面生有很密的白色绒毛（河北内丘一带老乡用这种毛打火石吸烟，叫它“火格蛋”；它的分布是从云南向北到黄河流域（云南、四川、甘肃、陕西、河南、山西、河北），生长于二千公尺（有时到三千公尺）以下的山地草坡或林边阳处，也在7月到10月开花。
另一种是野棉花（A．vitifolia Buch—Ham），它和前两种也很相似，不同处是它的叶子像葡萄的叶子，是单叶，而前两种的叶子分裂为三个小叶，是复叶。这种分布于我国西南（云南、四川）和喜马拉雅山。
这三种植物都可以做药，明代吴其浚在他著的“植物名实图考”中记载过野棉花：“野棉花，滇本草，味苦性寒，有毒，下气、杀虫：小儿寸白虫、蚘虫，犯胃用，良。”南京中山植物园主任裴鉴教授对这几种植物曾经作过调查，他认为：现在药铺和经营草药者所售的所谓“野棉花”，实际不是野棉花，而是常用野棉花种相近的代替植物或混杂一起。但是种类既近，药性也就相似。他还提到“打破碗花花”常被经营草药者作为治疯狗咬伤的药出售（见裴鉴：“中国药用植物志”第一册）。
从三种植物的药性相近，可以推测大火草和野棉花也很可能有杀蚊蝇的效力。毛茛科植物在我国分布很广，种类也很多，其中有不少有毒植物，如乌头、升麻、毛茛等，都可以研究、试验它们杀蚊蝇的毒效，好让这些毒草为人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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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哈尔滨电器制造学校结合专业进行生产
本报讯 哈尔滨电器制造学校依据理论联系实际、教育结合生产的原则，决定尽量结合专业进行工业生产。这样可以使学生获得实际的生产知识，加强劳动锻炼，纠正轻视体力劳动的资产阶级观点，同时也可以为国家生产财富。根据该校现有的机械设备，他们计划今年生产A4号4.5瓩小型电机四千台，新式电焊机四百台，还可承制水暖五金器材等加工订货。
为着使学生能有更多的机会学习实际生产知识，该校改革了教学制度，决定在不延长学制和基本上仍保持原订文化和理论水平的原则下，适当修改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课程，增加生产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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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资产阶级思想触目惊心
北京钢铁学院教师决心彻底改造
本报讯 北京钢铁学院自开展双反运动以来，共贴出了近七十万张大字报，重要内容之一是揭露和批判了教师中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
有的教师重业务，轻政治，公开宣扬技术第一，在课堂上对学生说“搞社会科学的，搞政治的都是没出息的人。你们要好好念书，否则将来就没有人看得起”。鼓励学生只专不红。
教学中轻视实际，脱离实际，更是一种普遍现象。钢铁学院教师中有那么一种舆论：唯有理论才是科学，水平低的才去搞实际。教师不愿下实验室，不愿去工厂，认为工厂中没有什么可学的；还有人看不起工厂技术人员，说什么：“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都是搞理论的，工程师没有什么了不起。”
有些教师在授课或指导设计时不结合我国建设实际，炼铁教研组有些教师不讲解我国现厂原料处理方法。许多毕业设计的题目也是脱离我国当前建设实际的。比如压力加工教研组教师贪大贪新，叫毕业生设计三百万吨年产量的初轧厂。不少教师的科学研究工作也是不愿意和生产相结合。不愿搞小的，只愿搞大的；不愿搞实际，只愿搞理论，因而这两年钢铁学院科学研究工作进展不大，有许多研究工作花了很大的精力和财力却不得不半途而废了。炼钢教研组近两年研究了十六个题目只有三个有结果。钢铁学院教师中还流传一种舆论：教学是“输出”，搞科学研究、搞进修是“输入”。所以有很大一部分教师只重视个人进修、搞翻译和科学研究。有些教师忙于自己搞翻译赚稿费，不肯给同学编写讲义。有些教师不批改同学作业，有的把同学作业收去隔年才退还；有的干脆就丢到纸篓里或者遗失了。有的教师为着自己搞科学研究尽量少担任课。如果分到自己头上了，也有个窍门——不很好备课。有些教师现在还用好几年以前写的讲稿。有的人讲九十分钟课只准备半个小时，有的干脆不备课。
教师中争名夺利，互相排斥，闹不团结的现象相当严重。几乎每个教研组都有闹不团结的事，采矿系七个教授之间都有纠纷。有些教师又进行同一题目的科学研究，不但不互相合作，反而互相拆台。由于教师之间不团结，不仅给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带来很大损失，还造成巨大的物质浪费。由于系与系之间、教研组与教研组之间闹纠纷，不肯互通有无，以致设备重复。冶金系四个专业实验室都设有化学分析室、暗室、金相室、天平室。
在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面前，教师们开始认识到了资产阶级思想危害之大，大家下决心一定要在这次运动中“脱胎换骨”，彻底改造。
（村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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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同资产阶级旧法观点决裂
北京法学界决心大破大立红透专深
据新华社8日讯 “同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思想彻底决裂，扫除旧法观点”，这是北京法学界人士最近在法学研究和政法教学工作跃进座谈会上提出的战斗口号，他们认为这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人民的新法学的首要前提。
这次座谈会是由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法学专业组从3月29日到4月3日在北京召集的。出席座谈会的一百多名法学家、政法教育工作者和政法工作者一致认为，在全民大跃进的形势下，法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必须跃进，也完全能够跃进。法学工作者必须快马加鞭，迎头赶上。
吴德峰在发言中指出，法学工作者的红与专是统一而不可分的。只有红透才能专深。他说，过去法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虽然存在许多问题，如教条主义、客观主义和修正主义等思想观点，但从实质来看，根本问题仍然是旧法观点的影响。只有大破才能大立。不彻底同旧法观点决裂，就不能前进。旧法是“毒菌”，可以把它当作“防疫的疫苗”，但绝不能当作“补品”来吃。社会主义的法学家应当勇于标革命之新，立旧法之异。吴德峰说，旧的法制也需要有少数人来研究，其目的是“温故知新”，但不能在研究古董中逃避现实；大多数人应当用主要力量研究建国以来政法战线上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吴德峰说，为了跃进，老法学家和青年法学工作者，学校和研究单位，法学研究、教学单位和政法实际工作部门还应当实行社会主义大协作。
郑绍文说，在研究社会主义的法律科学、思想、制度、条文时，必须首先看到它们同资产阶级的旧法有着根本不同。例如在民法方面，如果今天还是按照私有财产关系来研究所谓“继承权、债权”等等，那就根本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需要。法学工作者必须深入群众，了解人民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来研究和总结我国政法工作的实践经验。
周新民在会上谈到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筹备工作情况和今后法学研究工作的跃进，希望法学界人士进行合作。他表示，根据他在解放前搞过三十一年旧法的经历，深深感到资产阶级旧法观点是社会主义法学研究工作的绊脚石，必须彻底批判旧法思想才能完成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法律科学的任务。
许多法学家、教学研究单位的代表在会上提出了跃进规划。北京大学法律系萧永清谈了自己向红透专深的目标跃进的计划。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韩络立谈到对改变国家和法的理论的课程体系、进行课程改革的意见。李祖荫、芮沫、曾炳约、吴思裕、严景耀、戴克光、龚祥瑞等教授都在会上发言，表示决心在法学工作中进一步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外交学院李浩培教授谈到要打破学术上的“私有制”，克服个人主义的单干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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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学校里 读者的话
在学校里
向海洋索取财富
在这生产大跃进的春天里，山东大学水产系提出了“征服自然，向海洋索取财富”的跃进规划。他们的奋斗目标是：五年内使教学水平与国内工业的科学水平平衡，十年内赶上日本水产科学的水平。
为了贯彻勤工俭学、勤俭办学的方针，从今年起，把原来供教学实习用的养殖场投入生产。通过科学研究能够解决生产的关键问题，并且使海带养殖在五年内由原瘦海区每台产量七十到一百二十斤达到二千到三千斤。使池鱼养殖在五年内自原产量每亩四百到五百斤达到二千到三千斤。 （余贤杰）
向南开园荒地进军！
“向南开园的荒地索取菜果粮食！”这是南开大学经济系师生的战斗口号。年高体弱的杨曾武教授和陈炳富先生同大家一齐参加劳动。原定七天开荒三十四亩五分，他们在三天就完成了三十二亩多。
种田必须有肥料，同学们就到厕所里挖大便池。这在过去对大学生来说是不可想像的事。现在大家都说：“现在脏又臭，秋后香又甜”。他们有的挖，有的挑，一天就挑了一百七十担。他们又向农民租来了水车，昼夜不停地排水，准备把湖底淤泥挖出来作肥料。 （胡悌云）
教育儿童爱护幼树
目前，全国各地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绿化工作，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看到城市中许多刚种下不久的幼树就被孩子们摇晃和攀折，以致不能成活，到明年还得重新补种，这就造成人力物力上的浪费；同时也推迟了绿化工作。孩子们是不懂得绿化的意义的，希望教师和家长教育孩子们爱护幼树。 王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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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运动
举重锦标赛轻量级比赛成绩名次
新华社重庆8日电 1958年全国二十五单位举重锦标赛的轻量级比赛，7日晚在全场五千多观众一片祝贺黄强辉打破轻量级双手挺举世界纪录的欢呼声中结束。黄强辉并以三百六十五公斤的总成绩赢得这一级比赛的冠军。
取得这个级别第二名的是“八一”队运动员李君伟，他的总成绩是三百三十五公斤。比李君伟的总成绩只少二点五公斤的太原队运动员李斗奎取得第三名。在比赛过程中，李斗奎的推举成绩为一○二点五公斤，比李君伟高二点五公斤；李君伟在抓举时抓举起一百零五公斤，比李斗奎抓举一百公斤的成绩多五公斤。在比赛挺举项目时，李君伟两次试举一百三十公斤都告失败，李斗奎在第二次挺举时就举起了一百三十公斤；在第三次挺举时，李君伟举起了一百三十公斤，李斗奎第三次试举时要求举一百三十五公斤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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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山区培养技术人材
遵义七所职业中学开课
据新华社贵阳讯 贵州省遵义县为给山区培养技术人才筹建的十所初级职业学校，已有七所在1日开学上课，其余的都将在本月上旬陆续开学。
这些职业学校包括农业、工业、林业、蚕桑、烤烟、青麻、畜牧和兽医等，全部都由群众兴办，未花国家一文钱。这些学校的办校方针是以技术示范、培养人才为主；学生都是一边劳动一边读书。各校根据不同专业分别建立在农场、林场、畜牧场和蚕桑试验站内，教师都由这些单位的技术人员来担任。各学校的学生来源，绝大部分是农业社保送具有高小毕业程度的青年社员。学习时间有的是三年，有的是两年或一年。学生毕业时，在文化上要达到初中毕业生的水平；在技术上要达到初级技术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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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强辉的宏愿实现了
新华社记者 胡明俊 龚成华
我国运动员创造的第二个举重世界新纪录，7日晚在重庆举行的1958年全国二十五单位举重锦标赛大会上诞生了。
当晚二十三点二十分，我国著名的轻量级举重健将黄强辉双手挺举起一百五十五公斤重的杠铃，刷新了苏联运动员萨克索诺夫保持的一百五十四公斤的轻量级双手挺举世界纪录。他是我国继陈镜开创造最轻量级双手挺举世界纪录后的第二个攀上举重世界纪录高峰的名将，也是我国继陈镜开、戚烈云（蛙泳一百公尺）、郑凤荣（女子跳高）等创造世界纪录之后的第四个创造世界纪录的优秀运动员。
7日比赛时，黄强辉第一次就轻轻挺举起一百四十五公斤。当比赛场的记分牌上突然出现一百五十五公斤的数字时，全场观众大为轰动，经广播员一再请求，观众才安静下来。黄强辉缓缓出场，紧束一下腰带，走上举重台，这时全场寂然无声，几千双期望的热情的眼睛全盯住他。他第二次挺举一百五十五公斤，没有成功。观众们还是照样安静地期待着。
不到一分钟，黄强辉又出了场。当他第三次十分干净利落地把一百五十五公斤重的杠铃挺举起时，过分兴奋激动的五千观众猛然爆发出巨雷般的掌声和狂热的欢呼。少先队队员即刻涌进比赛场向黄强辉献花。场上的工作人员情不自禁地涌上去把黄强辉高举起来。掌声和欢呼声这时更加热烈了。
想挺举起一百五十五公斤，打破轻量级挺举一百五十四公斤的世界纪录，是黄强辉日夜萦怀的一桩重大心事。他在国际举重比赛中，曾三次试举一百五十五公斤。去年7月7日在北京打败日本轻量级举重选手大沼贤治的时候，初试挺举一百五十五公斤没有成功。去年8月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三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为了争夺冠军和创造世界纪录，黄强辉在抓举时受伤，在挺举时还雄心勃勃地试举一百五十五公斤重量的杠铃，但因他右膝受伤和臂力不足，仍然没有举上去。今年3月，他参加莫斯科奖国际举重个人锦标赛，以三百八十二点五公斤的总成绩打败所有劲敌，获得了轻量级冠军。但是，黄强辉认为美中不足的是，他在这次比赛中再一次试举一百五十五公斤又没有成功。
屡次失败，屡次试举，失败一点也没有使黄强辉气馁。为了实现打破世界纪录为祖国争光的愿望，这位举重健将的意志更坚强了，锻炼和钻研技术也更勤奋刻苦了。他针对自己的弱点，特别着重练习腿力和臂力。7日晚上，重庆市五千多观众怀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看见黄强辉把宏愿变成了事实。但是黄强辉并不满足，他说，不久他要以更高的成绩来报答祖国人民对他的关怀和期望。
黄强辉1952年才开始练习举重，1955年3月我国举行的全国举重测验会上，他的挺举成绩只有一百一十五公斤。以后，他以飞快的步伐跃进着，在仅仅三年的时间，他就以挺举一百五十五公斤登上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的顶峰。（附图片）
图中自左至右为1958年全国二十五单位举重比赛中创次轻量级全国新纪录的徐鸿林、陈镜开和陈家富 新华社记者 孙忠靖摄（传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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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斥反党者的谰言
——评冯雪峰：“回忆鲁迅”
刘绶松
正因为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在我国人民当中享有永不雕落的荣誉和爱戴，所以有不少的个人主义野心家、反党分子以及暗藏在革命阵营中的反革命分子，在他们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的时候，往往要假借鲁迅的名义，有的甚至于打起了鲁迅“继承人”的招牌，以便蒙蔽群众的耳目。胡风和冯雪峰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冯雪峰写过不少有关鲁迅的文章，其中“回忆鲁迅”占着颇为重要的位置，它在读者当中发生了相当广泛的恶劣影响。在这本小册子里，冯雪峰竭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长期接近鲁迅并对鲁迅有过重大影响的人，人们很容易把他的谎言当成了实话。同时，这本小册子又是用貌似亲切、委婉的笔调写下的，虽然有着冯雪峰的文章所一贯具有的那种“晦涩为深”的特点，但多少还有一点“娓娓动人”。
在“回忆鲁迅”的开头，冯雪峰就写道：“1928年12月的一天晚上，柔石带我去见了鲁迅先生，从此我就跟鲁迅先生接近，一直到他逝世之日为止。”此外，他还在全书的很多地方，不厌重复地写着如下一类的话：“大概因为我喜欢提到社会意识和文艺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是鲁迅先生那时候最喜欢谈的，所以就跟我谈得多一些，并且也更容易联系到他自己的思想情况了。”“我能够随时插进话去，讲自己的意见，往往能够转移他的话题，或甚至转移谈话时的他的心情。”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冯雪峰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一类恬不知羞地吹嘘自己的话，来加深读者这样的印象：他和鲁迅有着“更频繁更亲近的接触”，鲁迅的思想之所以有着那样光辉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在十年内战当中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好像应该归功于冯雪峰似的，因此，如果说鲁迅是伟大的，那么，冯雪峰就比鲁迅更为伟大。很显明地，冯雪峰写这样一本小册子，其目的正是为了歪曲鲁迅来抬高自己，为自己的反党活动作资本。
为了达到这样一种目的，冯雪峰在写作这个小册子时是煞费了苦心的。首先，在论述鲁迅前期思想的时候，他就作了极不应有的贬抑。“回忆鲁迅”所追叙的历史范围，是从1929年到1936年10月鲁迅逝世时为止。因此，关于鲁迅前期思想，触及的地方是并不很多的；但就在很少的提到的地方，他就进行了严重的歪曲。他写道：
……在前期，他从建立在个人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同时又从他所承认的进化论出发，把革命的主要希望寄在青年（主要是知识青年）身上，以青年为革命和一切革新运动的主要的社会力量，相信将来总比过去和现在好，而将来究竟如何呢，他的观念却并不明确，他的信念有时就要动摇。
类似这样的话，在“回忆鲁迅”中其他地方也还提到过。我们一般将鲁迅思想的发展历程分为前后二期，而把1927年作为前后期划分的界线，这是没有错的。在这一点上，反革命分子胡风等是竭力加以否定的，他们想以此来否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但是我们肯定鲁迅思想有前后期的区分，同时还应该指出鲁迅前期的思想也不是没有发展和变化，而这个发展和变化正是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有着密切联系的。
瞿秋白同志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曾经这样论述过：“鲁迅在‘五四’前的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他热烈的希望着青年，他勇猛的袭击着宗法社会的僵尸统治，要求个性的解放。可是，不久他就渐渐的了解到封建的等级制度和中国社会里的层层压榨。1924—25年，他的‘春末闲谈’，‘灯下漫笔’，‘杂忆’（‘坟’），以及整部的“华盖集”，尤其是1926的‘华盖集续编’，都包含着猛烈的攻击阶级统治的火焰。”这是对于1927年以前鲁迅思想的概括的科学的论断，它分明地指出了鲁迅前期的思想也有着比较显著的变化和发展。这一变化和发展，是受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以后的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的缘故，也是鲁迅在成为共产主义者这一“质变”之前的“量变”的过程。正因为鲁迅前期的思想不是停滞不前，而是与中国人民革命的步法基本一致的，所以他才能够憎恶他所“熟识的本阶级”而“毫不可惜它的溃灭”（“二心集”：“序言”），而他的前期的创作和杂感也才能够充满着那样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这是我们研究鲁迅前期思想所决不可忽视的一点。
但是自封为鲁迅“继承人”的冯雪峰却正好在这一点上对鲁迅进行了恶意歪曲，他竭力贬低了鲁迅前期思想、创作的意义和价值。这一方面是他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在有关鲁迅问题上必然要有的表现，他既然认为“中国‘五四’后的新文学”只是“十八、九世纪那以所谓批判的现实主义和否定的浪漫主义为其主流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文学之一个最后的遥远的支流”（“论文集”第一卷一二四页），那他就一定会否认中国新文学及其先驱者的思想和中国人民革命的血肉相连的关系。另一方面，这里也包藏着冯雪峰的一个不可告人的企图：他是想把鲁迅后期思想的发展归功于他自己；他愈把鲁迅前期贬抑得低，那么他的“功劳”也就愈大，愈可据以作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本。这样一个阴谋诡计，是我们在这儿不能不首先揭露出来的。
更为严重的是，冯雪峰为了达到他的这个目的，关于鲁迅后期思想——特别是鲁迅在整个左联时代的光芒万丈的文学活动，也作了令人难以容忍的荒谬的解释。
我们知道，鲁迅在后期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最主要地是由于我们党所领导的日益深入发展的革命斗争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他的教育和启发。鲁迅之所以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是由于他目睹了1927年后严峻的阶级斗争的事实而认识到我们党的正确和伟大，是由于他认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它作为自己观察中国社会和指导革命实践的思想武器。在“回忆鲁迅”中，冯雪峰也偶然涉及到这些地方，但他所着重强调的则是鲁迅自己的“现实主义的战斗的态度”，说得更直截一些，就是鲁迅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他写道：“他（按指鲁迅）的思想方法决定于他的思想态度，即现实主义的战斗的态度，尤其决定于他的现实的战斗意志，这是前期和后期都相同的。”他又写道：“在鲁迅先生的发展的途中，也遇到过几次危机，很可能使他退隐于‘艺术之宫’或‘学术的殿堂’里去”，但“使他在深入这样的宫殿的时候也很快就自己拔出来的，仍旧是他自己的斗争意志和责任感。”十分明显，从冯雪峰看来，不是党所领导的如火燎原的革命斗争，不是党对于鲁迅的领导和关怀，也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而只是鲁迅“自己的斗争意志和责任感”或“主动的态度和坚决的战斗意志”，才使他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的战士和作家的。冯雪峰的意思是：鲁迅后期思想的发展，只是鲁迅自己战斗和探索的结果，而冯雪峰本人呢，则是对鲁迅思想唯一的具有深刻影响的人。冯雪峰在这里卖的什么货色，怀的什么鬼胎，人们不是看得一清二楚了吗？
关于鲁迅在整个左联时期和党的关系，以及鲁迅在左联中的地位和作用，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的叙述，是更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说：“那时候在上海的党中央对于文艺斗争和文艺创作问题，不仅缺少经验，并且关心是很不够的，同时也没有给我们以明确的方向。”又说：“在那时候，只要有鲁迅先生存在，左联就存在。只要鲁迅先生不垮，左联就不会垮。只要鲁迅先生不退出左联，不放弃领导，左联的组织和它的活动与斗争就能够坚持。”他甚至于还说，当时的左联，是在“借用”鲁迅的“地位与名誉”。
这真是天大的谎语。然而这种谎语是经不住历史事实的反驳的。远在五四运动前夕，鲁迅就说过这样的话：“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热风”：“随感录”四十一）这是一个伟大心灵的由衷的期望。而这个期望，在1927年以后，特别是在1930——36的这几年间，在鲁迅，应当说是完全实现了的。不过他不只是“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而是把自己的全部光亮毫无保留地汇合在这温煦、灿烂的阳光里，为阳光的普照大地而发出自己的一分光和热来。不用说，这“炬火”或“太阳”就是我们的党。党对于鲁迅的关怀爱护与鲁迅对于党的始终如一的忠诚，是鲁迅后期文学事业的不朽价值所由产生的源泉。因此，像冯雪峰那样地把鲁迅摆在党的上面，把鲁迅的作用过份夸大，用鲁迅来代替党的领导，那只能是对于鲁迅的侮辱和诬蔑，因为他偷偷地抽掉了鲁迅精神的最崇高最伟大的一面。
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真的像冯雪峰所说“对于文艺斗争和文艺创作问题，不仅缺少经验，并且关心是很不够的”吗？这也完全是反党分子歪曲事实的谰言。从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它是一直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之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远在1923年，当党成立不久的时候，就把文学事业当成整个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加以重视，党要求文学服务于革命斗争。那时发表在“中国青年”上的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同志的文章，就是明证。他们的意见对于1926年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始倡导发生了深刻的影响。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展开，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当时提倡革命文学的几个重要文艺团体（如创造社、太阳社等）差不多都有党员参加和领导。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更是党领导下的革命作家的组织。当时的左联是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文总则是我们党直接领导下的文化团体。因此，党对于左联不仅给予了深切的关注，而且还给予了具体的策划和领导。别的不说，瞿秋白同志的亲自参加左联领导工作，难道还不是党领导左联的一个确切证明？难道瞿秋白同志还缺乏指导文艺斗争和文艺创作的经验，他还没有足够地关心左联及其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在这里，我还想着重地提一下瞿秋白同志和鲁迅的关系以及他给予鲁迅的巨大影响。据杨之华同志的回忆，当1933年瞿秋白同志住在上海日照里的时候，鲁迅几乎每天都去看他们，和瞿秋白同志“谈论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他们两人都丢开了个人的利益，为革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肩并肩地对共同的敌人战斗。”（“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怎样产生的”，“语文学习”1958年1月号）瞿秋白同志对于鲁迅的影响和他们之间的战斗的友谊，从以上寥寥几句话中是可以分明看得出来的。
不难明了，正是因为有了党的领导，所以左联才能够在白色恐怖的层层包围中一直坚持自己的工作；正是因为有了党的领导，所以左联才能够在文艺思想战线上给各式各样的敌人以打击；正是因为有了党的领导，所以左联在文艺理论和创作上都有了巨大收获；同时也正因为有了党的领导，所以鲁迅在左联时期作出了出色的战斗，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他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铁的事实，岂是冯雪峰所一手掩盖得住的！
冯雪峰一方面把鲁迅和党的关系摆在极不恰当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渲染自己和鲁迅之间的“亲密”的关系。读这本小册子的时候，人们很自然地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左联之所以在那样艰难的环境里取得胜利，只是因为有了鲁迅的领导（当然，鲁迅对左联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重要贡献，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而鲁迅之所以能够领导左联，则是因为冯雪峰和他接近的缘故。这样，冯雪峰就不仅把鲁迅摆在党的上面，同时也将自己摆在党的上面了。而这，就是冯雪峰写作“回忆鲁迅”这本小册子的最真实的目的。
为了保卫我们党在文艺事业上的坚强的领导，也为了发扬鲁迅的伟大的革命精神，我们有必要彻底揭穿反党者的谰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