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科学研究两条道路的斗争
清华大学辩论科学研究工作两条道路的经验
本报记者 柏生
在双反运动中，许多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都比较深刻地揭露了科学研究中的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在前一时期，清华大学曾就这一问题开展过大辩论，参加这次大辩论的教师都有很大收获。他们开展这场辩论的经验和收获，值得科学研究、高等教育机关参考。
问题的提出
清华大学自从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已经从一所旧式的综合大学改变为新型的多科性工业大学，这是学校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在教学工作上已经基本上树立了社会主义的方向，科学研究工作也有了逐步开展。但是，以钱伟长为首的一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并不甘心，他们还幻想着把清华大学拉回到旧清华的老路上去，特别是他们自认为自己在科学研究工作上有“资本”，想和工人阶级较量一番。再加上学校中有不少教师的思想还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这就使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学校里找到了贩卖资本主义的货色的市场。在辩论前，清华大学全校六十五个教研组中，科学研究工作方向基本正确的教研组只有十四个，研究方向有严重错误的有二十个，其他教研组都是方向模糊不清，歪风占了优势。
当时清华大学科学研究工作上的资本主义道路，究竟具体表现在哪些问题上呢？它首先集中地反映在科学研究的目的性，即它的政治方向上，也就是科学研究究竟为谁服务和要不要党的领导这两个关键问题上。其次，表现在要不要理论联系实际，要不要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以及科学研究工作与教学工作的关系等问题上。这些问题不彻底解决，就时时刻刻地在影响着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为了使广大师生能明辨是非，认清方向，清华大学在召开科学讨论会的同时，在全校教师中热烈地展开了科学研究工作中两条道路的大辩论。
辩论是怎样展开的？
这次辩论一开始，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在某些教师思想上还有顾虑。他们对这次辩论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还认识不清，不敢暴露自己的思想。其次，许多教师由于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对走资本主义科学研究道路的严重危害性认识不足，甚至对科学研究中是否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有疑问。有的教师认为科学研究工作能否顺利进行，主要是研究条件的问题，不是什么方向和道路的问题。只要有工作条件，闭门读书，埋头研究，就可以写出论文，政治与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关系。也有的教师认为两条道路问题，不过是看英美文献或看苏联文献的问题，也有的教师认为反正我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搞科学研究工作，难道我还能为资本主义服务。
为了打破教师中存在的这些思想障碍，更好地进行这场两条道路的思想大辩论，学校党委会首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然后由蒋南翔校长和刘仙洲副校长对几年来学校在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和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以及遇到的思想障碍作了报告，说明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存在的，并具体分析了资产阶级科学研究思想在校内的各种具体表现，它的危害性和后果。同时并对领导上过去对科学研究工作中的资本主义路线有某些迁就姑息的情况也作了检查和自我批判。他们的报告对教师们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启发和推动。
接着，教师党、团支部首先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和辩论，因而更明确了这次辩论的性质和两条道路的分歧的实质。同时，教师中的许多党、团员在教研组里首先带头检查和批判了自己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以及理论脱离实际的具体事实及危害性。另外也提出或批判了教研组中某些教师的资本主义科学思想及其错误作法和倾向。由于党、团员在教研组里带头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辩论有了很好的开端。这样，全校教师就在各教研组和各系的讨论会上先后投入了摆事实、讲道理的大辩论中来。
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科学研究思想
在辩论中，资本主义科学研究道路中的形形色色的思想都被揭露出来了。这些思想使教师们自己也大吃一惊。其中着重揭露了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和理论脱离实际、轻视劳动，盲目无计划的研究，以及这些思想对科学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的危害。
由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有些教师搞科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是把科学研究当作个人成名得利的晋升阶梯，把写论文当作求名得利的资本。
许多教师沉溺于旧中国留给科学研究工作的腐朽传统，片面强调理论，轻视实际，鄙视劳动。他们的科学评价的标准是抽象理论愈多，科学价值就愈大；数学公式愈多，理论水平就愈高，至于是否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利，则很少考虑或根本不考虑。有人甚至认为如果不运用许多复杂的数学公式，就根本算不得科学研究。他们所谓的科学研究，就是盲目地从文献夹缝中“找冷门”、“钻空子”、“作文章”。有的甚至没有一点实际资料或数据，只是玩弄数学公式。在科学研究的选题上，这些教师不愿研究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认为这些问题太复杂太具体，实验繁重，工作量大，而且还要受实际条件和需要的限制，因此，远不如坐在书斋里，从文献杂志上找点题目，作点纸上计算，容易写出论文，获得名利。也有人选了国家建设需要的题目，但在研究过程中，不是针对国家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而是有意识地或是不自觉地避开关键问题来解决某些次要而易于“建功”、“出论文”的枝节问题，还有人从自己头脑中主观“创造”研究题目的数据或条件。在科学研究的合作方面，他们一般不愿与别人合作或配合进行，怕自己出不了名，怕别人“剥削”了自己的劳动。对不能单独进行研究而必须集体合作的研究工作，他们就计较发表的名次和稿酬的多少。由于个人考虑过多，有的教师一年更换好几个研究题目，为的是想找到一个易于成名的题目。有一个青年讲师，研究题目换来换去，当他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看到一篇科学幻想小说时，竟异想天开的要求学校给假一年，去作所谓“地下之舟”的研究，就是利用超声波粉碎岩石，从地下通到美国去。由于片面夸大理论，轻视实际，鄙视劳动，有些教师在研究过程中，不愿意做实验，不愿意做计算，不愿意到现场收集资料。因而使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走上了“不科学”的道路，他们常常把这些工作来个“下放”，坐以等待数据、不进行核对不进行审查。有的人甚至一面让别人替他收集资料或进行计算或实验，一面已经做出结论，等数据一来，即择其与结论相符者而取录之，择其不相符者而舍弃之，因而就完成了所谓有理论、有数据的“科学论文”。热工学实验室有一个铜球传热试验，按理论分析，曲线弯曲方向应该向上，可是实验结果却与教科书上相反，曲线总是向下弯，前后几个教师各想出各的理由来对学生解释这种“反常现象”，甚至还要求学生从这个事例里边学会“如何全面看问题”。但在这次整改中拆开铜球时，发现原来铜球内应灌满砂子的地方，一部分已是空气，因而使热的传导变成了对流，实验结果自然就不同。有些教师指导实验课的时候，把学生放下不管，自己溜回去看书。还有的教师不批改或草率批改学生的作业。有一个学生交实验报告时，只交了一张报告的封皮，这位老师居然也大大方方的在封面上画了一个“阅”字，发了回去。
还有的教师在研究工作上保密，甚至发展到学术垄断；学校新的图书资料一到，就借回家去，锁在自己的抽屉里。建筑系有一个教授，把教学工作看作是“替别人抬轿子”，只能“输出”，不能“输入”；认为干这种工作太吃亏了。院系调整后六年来，他除了有一学期辅导过十五个同学学习“建筑初步”课程以外，就没有教过别的课。他在学术上严格保密。以前他给学生讲课，讲到关键处，就赶忙用手捂住嘴巴；讲课时发现有别的教员来听课，他就说：“此人来偷听我的东西，简直是剥削。”他不愿同别人讨论问题，怕在争论中情不自禁地露了材料。他拒绝指导研究生，说“我研究了多年，你要我来指导，岂不是剥削我！”
在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不少青年教师不愿担负教学工作，只愿跟着“名师”搞科学研究，一心只想写出篇论文来“一举成名”。他们对教学工作极不负责，在上辅导课时不备课，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回答不上来。
批判错误思想 指出正确方向
这次辩论是和学术性报告会结合进行的。这种结合进行的好处是：在讨论学术报告时就展开了批评，同时学术讨论的结果，又为辩论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例证。
在这次辩论中，检查教研组工作是一个关键。有些教研组因为资产阶级思想占了统治地位，多数教师的科学研究思想混乱，对这些教研组进行一些细致工作，集中力量突破一点，这样便容易推动辩论的展开。同时为了使辩论进行得较深较透，每个教研组都注意抓住了重点问题。在这次辩论中，一些在科学研究工作上走了弯路的教师，带头在教研组中进行了自我批评，对辩论的深入开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使讨论不流于空谈，在教师思想初步明确了两条道路斗争以后，就进一步揭发事实，找出典型事例展开讨论，分析批判。为了能够真正解决思想问题，特别是一些涉及学术性的问题，在辩论中注意了摆出事实、充分说理的原则，并避免在难于作结论的学术评价问题上以及一些个人作风上争论不休。为了使辩论有充分说服力，除了揭露资产阶级道路的各种表现外，各系还找出了一些符合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研究的典型事例，进行对比，这样就不仅批判了错误，而且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电机系的科学研究工作条件是相当好的，无论人力、物力都比较雄厚，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科学研究思想在这个系里占了优势，科学研究工作进展很慢，部分课程的教学质量也逐渐下降，有少数教师甚至由此而堕落成为右派分子。这是一个坏的例子。另一方面，机械制造系人力、物力方面均有困难，但因为他们的科学研究方向比较正确，大部分科学研究题目是针对国家建设的，因此他们的研究成绩就较大。水利系水工结构教研组内，除三位教授外，都是青年教师，而且大多数是在1952年以后大学毕业的，但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党的方针，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和教学与科学相辅相成的原则，再加教师们的积极努力，他们在教学改革的头三年内，就初步完成了全部教学过程的改革，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比较迅速地开展了科学研究，并不断提高了教学水平。在短短的几年内，他们不但帮助产业部门解决了不少生产实际提出的科学问题，而且教师的科学水平及教研组的教学质量也获得了较多的提高。这是一个好的例子。他们在这种好坏事例的对比中，打破资本主义思想，确立社会主义思想。
收 获
经过这场辩论，教师们开始认清了科学研究工作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认识也有了很大提高。教师们开始认识到政治方向就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和党的领导的问题，这一根本问题对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还深刻地认识到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重大意义。他们也明确看到了资本主义科学研究路线不但危害科学研究工作本身，而且还使教学质量降低，腐蚀和毒化人们的思想。
经过辩论，教师们进一步体会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又红又专的迫切需要性。有些教师过去走错了方向，辩论以后，感到十分痛心，表示必须改弦易辙。
在辩论中，许多教师认清了科学要有目的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理论联系实际对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深刻意义。他们认识到衡量科学价值的标准，决不是“抽象理论”的多少，而是要看是否符合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和是否具有充分的可靠的科学根据，以及能否经得起实践的考验。离开了这些，所谓科学研究就只能是没有意义的空谈。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是科学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发展科学的依据。因为生产是科学的丰富源泉，是推动科学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当然，科学的发展也将反作用于生产的发展。
在这次辩论中，还明确了对青年教师培养成长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的一切从个人名利出发的道路，走这条道路的人，只热衷于个人进修，个人成名，片面地崇拜书本知识和抽象理论，看不起教学工作，生产工作实验及计算工作，到现场收集实际资料的工作，“两耳不闻生产事，一心专攻理论书”，结果不但教学工作搞不好，业务水平也提不高，政治思想倒退。另外一条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切从社会主义的需要出发，在积极完成教学任务的情况下，努力学习业务和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他们不但重视书本知识和提高理论水平。而且善于在实际工作中踏实锻炼，因此在政治上和业务上都提高得很快。
由于歪风受到打击，许多教研组开始出现了新气象。多年不下实验室的老教授开始下去了，有的教师要求增加教学工作量，并且开始修改理论脱离实际的科学研究的题目，纷纷表示希望到工厂工地去。教师们开始关心教研组的集体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使教研组的工作从自由散漫转变到有计划有组织，同时教师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也浓厚了。
在目前的双反运动中，清华大学正在这次辩论的基础上，更深更透地进行着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实质上是两种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斗争，这一斗争的胜利，不仅会给这些工作本身带来巨大的好处，而且也是改造知识分子的重要环节之一。通过这些工作的辩论和实践，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必然会更加深入和深刻。对于某些知识分子来说，教学和科学路线的改造，会给他们带来更加深刻的思想改变，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他们的思想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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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乡乡有中学 村村有小学
安徽群众办学热情高
据新华社合肥讯 在安徽省的城市和农村里，群众办学已形成热潮。据不完全统计，最近，全省已办农业中学、职业学校二千六百五十四所，入学人数达十万多人；小学八千多所，入学儿童近三十万人。现在，有不少的县已作到了乡乡有中学，村村有小学，户户有学生。萧县、砀山、来安、凤阳等县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90％以上。萧县已办好农业中学、业余中学五百四十多所，平均每乡有九所。
各地民办学校的教学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采取早晚业余学习，有的采取半日或隔日学习。校舍利用祠堂、庙宇等空闲房子。学校经费，是按谁读书谁出钱原则来筹集的；学校需用的桌凳由学生自带。教师大部分是聘请未升学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下放干部、农业技术推广站和工厂技术干部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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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展一个群众办学运动
桃江县创办64所民办中学
新华社桃江6日电 湖南省教育厅在桃江县召开的全省文教事业跃进现场会议已在5日结束。
参加会议的代表参观了桃江县新设的民办中小学，认为质量很好。他们分析了桃江县教育事业跃进的特点是：书记挂帅，全党动手，依靠群众，勤俭办学。这个县山多、田少、人多。解放几年来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去年全县学龄儿童入学的占80％，但高小毕业生升中学的只占12％。今年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下，广大农民为了迎接农业技术改革高潮的到来，学文化的要求更加迫切。中共桃江县委密切注意了这个情况，便派出工作组作了有关群众教育经费负担、师资来源等方面的调查。调查材料说明，新办的学校实行勤工俭学，群众负担不大。全县在乡生产的五百八十多名中学生和二百多名下放干部，可以解决师资困难。县委抓住全县一千七百多名中小学教师通过整风，社会主义干劲十足的有利时机，从县到乡，由党委书记亲自动手，统一规划，全面安排，在3月下旬，结合生产在全县开展了一个群众办学运动，创办了民办中学六十四所，八十四个班，招收学生三千八百八十五名，使全县86％的高小毕业生升入中学，比过去八年政府花十八万多元招收的学生还多两倍多。在公立小学中，采取挖潜力、充实学额等办法，新招收六千多名小学生，使全县95％的学龄儿童入学。县委最近派出五个工作组下乡检查，全县民办中小学都已开学上课，基本上走上了轨道。
民办中学的教室，全部是利用祠堂空房，因陋就简改成的；课桌是学生家里的饭桌。学生半天学习、半天生产。民办中学的教师也实行半工半教。公家还拨给民办中学稻田一千五百四十五亩、山地三百四十亩、荒山十九亩，作为师生勤工俭学园地。很多代表在会议过程中，都打电话回家，修订发展教育事业的规划。衡阳专区还召开了教育事业跃进广播大会，决定加速扫除文盲和大力发展中小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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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州处处有民校
东岐乡五天办一所中学
本报讯 据福建日报报道：福州市群众办学积极性空前高涨。现在，全市已经办了四十三所普通中学和农业、造纸、特艺、蚕桑、棉纺、针织、商业、藤器、竹器、金属等各类职业中学。福州造纸厂创办的造纸工业中学，仓山区手工业合作社创办的三所手工业职业中学、洪山乡农业中学都已先后开学，其余的中学将陆续在4月5日前开学，这些学校的课程暂定语文、数学、政治、生产基础知识等四门。
连日来，福州群众纷纷建立民办小学。台江区四天内创办了四十五所民办小学。温泉乡各农业合作社一天内就创办了十一所社办小学。
在创办各级各类民办学校的过程中，都贯彻了群众办学勤俭办学的方针。温泉乡农业中学的校舍是利用公产房屋，课桌椅、黑板是向民校借用的，教员也由群众自己解决。
本报讯 据福建日报报道：闽侯县东岐乡农民以五天时间，花一元四角钱办起了一所中学。他们利用祠堂做校舍，修理校舍的费用都由群众自己解决，乡人民委员会拨一元四角钱配了四块玻璃。他们向一个小学的幼儿园和闽侯第四中学借来椅、桌、黑板和课本，请乡里五位高初中毕业生担任教师，乡长兼任校长，乡党支部书记兼上政治课。现在这所学校已经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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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甘肃山区和偏僻村庄
天天出现新学校
据新华社兰州讯 甘肃省各地出现了群众办学的热潮。最近，在偏僻的村庄和山区，每天都有新的民办小学办起来。中部山区的武山县，在3月份依靠群众办起了小学一百零八所，学龄儿童入学率由80.4％上升到98％，全县出现了村村社社有学校，家家户户有学生的局面。临洮县在3月份也办起了民办学校二百所，使学龄儿童入学率由52.7％上升到95％以上。
这些民办小学的教师都从回乡生产的中学毕业生、转业军人和下放干部中选聘的。学校经费由收学费和农业社公益金中解决。有的由社内给学校留一点“学田”，供教师和学生参加劳动。有的学校师生还参加农业社的养猪、打柴、挖药材等副业活动，以增加学校经费来源。各地还以公立完全小学为中心，建立起民办小学教师辅导网，对民办小学教师定期进行教学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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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山东高等师范学校师生
帮助农业社创办中小学
据新华社上海讯 上海三所高等师范学校教师和学生深入上海近郊，五天内协助农业社创办了农业中学、农民业余中学、农业技术夜校、民办小学和幼儿园共二百二十三所。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第一、第二师范学院的教师和学生们，最近曾就高等师范教育如何面向中学、面向生产的问题开展了一场大争大辩，批判了轻视中小学教学实践和生产实践的思想作风。目前这三个学校已有一千多名师生在农业社协助办学。
华东师范大学等校已决定以协助农业社办学作为这些学生教育实习课的内容。师生们还参加了教学工作，并着手大力编写教材，培养训练下放干部和高中毕业生作为农民学校的师资，以便在一个月的教育实习结束后，这些学校的教学工作能够照常进行。
据新华社济南讯 山东师范学院师生决定轮流下乡兴办农业中学。学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已分赴菏泽、临沂专区进行办学准备工作。
山东师范学院全体师生在学习陆定一同志在江苏民办农业中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启发。应届毕业生首先贴出大字报和决心书，要求到农村去兴办农业中学。这一倡议，迅速得到全体学生的热烈响应。
山东师范学院领导上采纳了这一倡议，决定全院师生轮流下乡兴办农业中学，并认为这是学院教育方针、教学方针的一个重大改革的开始，它为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教育工作人员找到了重要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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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工业学院试制示波器成功
北京工业学院在继三相动力应变仪、间苯三酚、脉冲转速表试制成功以后，又成功地生产了阴极射线示波器。
阴极射线示波器是许多工业技术、科学研究部门以及教学方面广泛需用的贵重仪器，普通一台示波器价值二千元左右。
北京工业学院经过一段时间的试制以后，已开始正式生产“京工571型”示波器，这一批产品已由北京市交通电讯器材公司收购，认为质量完全合乎技术要求。现在，该院正在扩大生产和进一步制造质量更高、用途更广的仿R·C·A WO—88A型示波器。
（北京工业学院通讯组）（附图片）
阴极射线示波器 本报记者 纳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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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的话
把注释印在适当地方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书籍，编辑、作家们把书中某些费解的字、词、句子或故事的情节加以注释，是很必要的。
但是，我觉得目前有许多书注释的排版方式还不太合适。有些书的注释排在每本（每卷）书的后面，如“鲁迅全集”；有些书的注释排在每篇文章或每章每回的后面，如“毛泽东选集”、“红楼梦”等；有些书的注释排在正文行间。上面几种排注释的方式使读者感到不便。有些书的注释排在每页的左边或下边，如“青年近卫军”、“反杜林论”等，这种排法受到读者欢迎。
我觉得，一般新版书的注释采用两种方式排版较好，根据文章的性质和长短来决定。短小文章，如诗歌、短文等的注释，以排在每篇文章后面较好；而比较长篇的文章，如中篇、长篇小说、论文、理论著作等的注释，排在每页的旁边或下边较好。 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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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思苦想挖深烧透
示且
双反运动是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扫掉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树立社会主义思想，力争红透专深的斗争。科学教育等机关在运动中揭发暴露了不少严重问题。如研究工作、学制、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学术思想、教师作风等等。这些问题，不是一下子可以弄清楚的。要想在不久的将来，能彻底解决问题，就要冷静地考虑，具体地分析，深思苦想，挖深烧透。
只有深思苦想才能挖深烧透。在一般地揭发以后，如果不能深思苦想，就不能抓住关键问题，或者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或者是蜻蜓点水，不深不透。深思苦想些什么呢？从面来说，如能从几年来所接触的部门、个人、领导、教授、听课、讲话等线索去苦想的话，脑子里一定会浮现出许多新问题，也就会出现迫切要求解决问题的责任感。再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就能找到本质，进而彻底揭发批判。这样，才能烧透，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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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见“物”又见“人”
吴传启
唯物主义辩证法有一条基本原理：“一切都依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所以人们做工作，必须首先研究工作的客观条件，从实际出发。然而人们对于自己所处的客观条件，往往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见物不见人”，一种是“见物又见人”；有两种不同的对待，一种是积极主动的态度，一种是消极被动的态度。从而在工作上，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处理，一种是促进的处理；一种是促退的处理；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多、快、好、省；一种是少、慢、差、费。
“打倒‘条件论’，奋起追先进”。这是人民日报2月25日三版头条的一个发人深省的标题。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们，在这一次反浪费、反保守的运动中，同其他厂矿进行了评比，发现有二十多项指标不如别的工厂，知道了自己的落后。可是有人说他们的指标不能同鞍钢比，因为鞍钢的设备和原料条件好；运输方面的指标不能同铁路部门比，因为铁路部门条件齐全。与此相应，当人们批评指标低了，他们就归咎于客观条件；如果要求提高指标，他们就要人、要钱、要设备。这种“条件论”的思想基础就在于他们没有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所以对事情只能促退，而不能促进。
然而，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们经过大辩论以后，认清全国各个厂矿的条件都不可能完全一样，如果强调一律，就会取消比先进；所以只要对促进生产高潮有利，就可以互相对比。他们批判了保守思想，引起了思想上的大解放，在职工群众中出现了比先进的热潮。人们千方百计地挖掘潜力，跟着出现了生产指标大跃进的高潮。他们目前的新指标，已约有十项达到或者超过了先进水平。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把落后的原因归咎于客观条件，结果是在没有加钱、加人、加设备的条件下，提高了指标。这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人的作用，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对事情就能促进。
作为一个工矿企业的生产活动来说，我们完全承认设备、原料、人力和财力等等客观物质因素的决定作用，但这还只是事情的一面，即关于事情的“物”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还有事情的另一面，那就是关于“人”的方面，即关于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的方面。但促退派的“条件论”却只“见物不见人”，他们“只看到现有的物质条件，看不到伟大的群众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党中央在“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中特别指出：“要防止‘见物不见人’的偏向”。所以我们如要把事情促进就必须见“物”而又见“人”，既看到现有的物质条件，又充分估计到伟大的群众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这种“见物不见人”的“条件论”，往往是保守思想的一种片面的论据。有的表现为部门条件特殊论，所谓“人家跃进我不行”。有的表现为地区特殊论，认为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只能靠天吃饭，不承认事在人为。其实生活本身，早已不断地对这些“条件论”作了有力的驳斥。比如浙江的平阳和黄岩两县之间，自然条件大致相同，而且平阳的气候条件更好；但在生产上，黄岩的平均亩产量，却比平阳高出了二百斤以上，就是突出的例子。在差的物质条件下，做出先进的成绩，在好的物质条件下，却存在着十分落后的现象，这种生动事实是很多的。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事情不仅在于“物”的条件方面，而且在于“人”为的方面。
如果不考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而片面地强调“物”的条件，就不是以“人”来驾驭“物”；而是让“物”来束缚“人”。如果这样，一切事情只能“听天由命”了。这当然是一种宿命论观点，是没有志气的表现。
根据自然规律，人不能像鱼儿一样在水中游；但人们可以学会游泳，或者是制造轮船，以至造成潜水艇遨游海底。人不能像小鸟一样在空中飞行，但人可以制造飞机把人载入高空，日行万里。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证明了有那么一天，人们还可能实现宇宙星际航行。人的活动不能脱离自然规律的制约，但人们对于客观的自然规律，也不是束手无策的。而这些惊人的成就，也都是人们自己创造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并不是上帝或者自然的恩赐。
自然条件是可以改造的，旱地可以变水田，水患可以变水利。一切物质条件也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创造的，一切事在人为。问题在于人们对于各种现有的物质条件采取怎样的态度去对待：是消极被动呢，还是积极主动？是向困难屈服，被困难吓倒呢？还是鼓起干劲，克服困难，向自然索取最多的财富。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由于生产关系的变革，由于生产力的解放，因此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力是无穷的。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都读到过，当社会一经获得解放，解放了的劳动者，将以超过从前任何时代的速度来发展自己的生产力；而这种发展当然也就是通过劳动人民群众的伟大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的。然而，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往往对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估计不足，即所谓“见物不见人”。可以说，这是各种保守思想的表现。
我们主张通过人民群众的自觉来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当然不是提倡盲目行动。我们所谓的主观能动性，是以主观符合于客观为前提的。只有人们的活动符合于客观规律的时候，人们才具有自觉地影响周围生活的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观能动性。如果人们只看到人支配自然的一面，就要变成片面的唯心主义者。如果人们只看到自然支配人的一面，就要变成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者。辩证唯物主义既承认自然对人的支配，又承认人对自然的支配。当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利用它为人谋福利的时候，自然对人的支配，就转化为人对自然的支配，人同自然的关系，就是由被支配向支配者转化，“自在之物”就转化为“为我之物”。而这种转化，就是通过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的。
所以在实践上，如果“见物不见人”，只看到现有的客观物质条件，看不到人的主观条件，看不到人们的创造力，结果就是促退。如果“见物又见人”，既看到现有的客观物质条件，又充分估计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事情就能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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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全国排球甲级联赛第一循环赛结束
新华社上海6日电 1958年全国排球甲级队联赛第一次循环赛的第二阶段比赛5日晚上已经全部结束。第一循环两个阶段比赛的结果是男子队：广州队和“八一”队同是十胜一负，各得二十分（胜一场得两分），但是广州队净胜局数多于“八一”队；北京队八胜三负；沈阳队七胜四负；成都队六胜五负；上海队和广州部队队都是五胜六负；武汉队和煤矿体协队都是四胜七负；江西队三胜八负；重庆队二胜九负；公安体协队一胜十负。
女子队：北京队和“八一”队都是七胜一负；成都队六胜二负；沈阳队和上海队都是五胜三负；武汉队三胜五负；重庆队二胜六负；天津队一胜七负；贵州队八场都败。
1958年全国排球甲级队联赛，要在今年9月间举行第二次循环比赛以后，才能确定各队的优胜名次。
又讯：1958年全国排球甲级队联赛是在3月16日开始，分别在天津、武汉和上海举行第一次循环赛的第一阶段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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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十公里竞走杨省修破全国纪录
新华社西安6日电 青年一级运动员杨省修在西安体育学院4月3日至5日举行的田径运动会上，以五十二分七秒八的成绩，打破了1957年关绍英所创造的十公里竞走五十二分十一秒六的全国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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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全国排球甲级联赛第一循环赛
新华社记者 陆左平
1958年全国排球甲级联赛第一循环经过在天津、武汉和上海一百四十八场比赛以后，已经结束。这一循环的比赛，给人们留下了一个突出的印象，参加比赛的男女各队在战术、技术方面进步极快，所谓那个队在技术上保持有“绝对优势”的说法，已被打破。
去年男子第三名的广州队在联赛中接连地把去年冠军“八一”队和亚军北京队打败。而“八一”队是建队以来在国内联赛中从来没有失败过的。拥有四个运动健将的北京男子队不仅输给了广州队，也输给了去年联赛第六名的成都队。刚从去年乙级队升上的江西队，在同北京、“八一”两队比赛时，每场也都能获胜一局，而且江西队还战胜了去年甲级队联赛第六名成都队。
在这次联赛中，各队已经开始重视发球，接发球和拦网的技术的改进，进攻意识大大加强，而这些方面正是去年各队共同的弱点。在第一阶段天津比赛的上海女子队胜北京队这一场，上海队曾以发球获得三十一分，其中大力发球得二十分，这样巨大的数字相等于赢了一局以上到两局的分数。广州男子队的大力发球的威力，就是他们在比赛时所以获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两年前，各队拦网失误的情况非常多，在去年甲级队联赛中有的队拦网失误竟达到90％左右。现在各队在这方面普遍有了提高。拦网过网的现象大为减少，拦网的成功率有明显的提高，更可喜的是女子队在这方面有飞速的进步，“八一”、成都、沈阳、北京、上海等队，已能有球必拦，而且效果很好。公安体协男子队对武汉队的一场比赛中，公安体协队在七十六次拦网中，拦到球或直接得分的共三十八次，拦网犯规和失误的共三十八次，得失各占一半，这也是过去所少见的。
在这次联赛中，不论男女各队在接发球的技术上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进。根据初步统计，各队“第一传”传到位的平均百分率，从去年60％到65％已提高为70％到75％。有许多队员运用了手背合掌或拳头接应对方发来或扣来又低又急的球，这种下手垫球不仅可以避免持球犯规，而且能把球弹得很高，组成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现在大力发球越来越猛，相对地对“第一传”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接发球技术提高的速度目前不如攻击性发球进步的快，有时仍然造成连续失分的被动局面。例如北京男子队败给广州队很大的原因之一，就是许多“第一传”不够理想，失分较多。由于有些队“第一传”还掌握不够，也就影响了战术多样化的开展，所以应用“两下球”（只传一次，即行扣球）与“快球掩护”的战术还是很少。
在今年各队技术普遍提高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出现了一些新队伍、新人物。天津女子队、江西男子队都是去年乙级队升上的，比赛得分虽然不多，但是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两个队的潜力很大，后生可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