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5日人民日报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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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音乐教学上的一场革命
上海音乐学院猛攻教学上重西洋、轻中国、脱离实际、轻视民族化的倾向
本报讯 记者杨瑛报道:上海音乐学院通过双反运动,在音乐教学上进行了一次革命。
双反运动开始,上海音乐学院的几万张大字报的矛头,很快指向该院最根本性的问题:教学上重西洋、轻中国、脱离实际、轻视民族化的倾向。师生们的大字报揭发该院最大的浪费是:培养出来的人不能很好的适合社会的需要。学校里很多课程只讲西洋的,不讲中国的。像作品分析、配器等从来不讲中国的。指挥系的学生们只学西洋乐队的指挥。钢琴系学生的大字报列举1957年该院钢琴作曲比赛得奖的乐曲,和一百年前巴黎音乐院风行的乐曲“春雪”“小奏鸣曲”“幻想曲”的风格完全一样。该院学生鞠秀芳去年在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以民歌独唱得金质奖,以前教师给她的演唱课评分只有三分。
双反运动前,该院党政负责人结合传达中共上海市代表会议的精神,对教学方针作了检查,教师中也展开了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副院长、作曲家丁善德检查自己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只停留在理论上,自己偏重于器乐作曲,工农兵喜爱的形式创作得很少,他认为普及工作应该由别人去做。教授范继森检查自己重业务,轻政治,常常用技巧来衡量一切音乐作品。
运动中,教师和学生都相互批评,相互揭发。有些教师描述自己在运动开始时的心情是:“看大字报心惊肉跳,看幻灯片、活报剧冷汗浃背”,而现在却是心情舒畅,干劲十足。钢琴系讲师石圣华,第一次看到大字报批评她对教学工作不认真,有暮气,气得哭了。经过师生们的帮助和鼓励,现在她不但认真地备课,并且还向歌唱家蔡绍序挑战,要在今年演出一百次,并且举行四次全部是中国作品的钢琴独奏会。许多教师在大字报上作了自我检查,学生们对老师提的意见都尖锐而诚恳,师生关系空前密切。
不少教师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改掉了过去那种文人相轻,表面和气,背后说坏话,个人名利第一的错误思想,达到真诚的团结。
在反掉保守思想,彻底揭发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教学思想之后,上海音乐学院打破了所谓正规化,紧紧抓住贯彻教学民族化、联系实际、面向工农兵的方针,从教学方针、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了一场革命。
师生们不再关门提高,他们冲出校门,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吸取创作的源泉。作曲系师生到大中华橡胶厂、江南造船厂,亲眼看到工人们的干劲,感动极了,他们现场创作,现场演出,十分成功。这个系的师生最近已创作了三百多首群众歌曲和其他音乐作品,休息日,师生们还到街头广场上去开音乐会。该院附中的学生到大新游乐场去演出,这是几十年来上海游乐场举行的第一个音乐会。著名歌唱家蔡绍序、高芝兰等也经常到会园里、工厂的饭厅里去演唱。
师生们还广泛地和工人攀亲,他们已开始和四十多家工厂商店建立关系,辅导职工的文艺活动,教工人们演唱和学习指挥,开办训练班等等。
课程方面,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各系都订出了革命性的改进的方案,许多课程中国教材比重大大增加。作曲系将着重辅导学生运用民族风格反映现实。教师们已着手编写民族乐器法的教材。声乐系原定在1960年开设民间演唱专业,现在将提前在今年下半年开设。管弦系规定每个教师要学会一种民族器乐。指挥系将增加民族器乐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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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心交出来
杨东莼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第一条:“改造政治立场,把心交出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里,最重要的是“把心交出来”五个字。
把心交出来,实质上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能否把心交出来,是整个地交还是部分地交,这对自己的政治立场将是一次严重的考验。把心交出来,问题的核心是:心交给谁?答复是:交给党,交给工人阶级,交给人民,交给社会主义。因此,把心交出来,是一个对待党、对待工人阶级、对待人民、对待社会主义的基本态度问题。
交出心来和对自我改造下定决心,有着相互的关系:交心越彻底、越勇敢,则决心越大、越坚定;反过来说,决心越大、越坚定,交心就会越彻底、越勇敢。两者是统一的:决没有不交出心来而能痛下决心者,也没有下定了决心而不愿或者不敢交出心来者。
把心交出来,是社会主义社会立身处世之道,是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关系的具体表现,是工人阶级坦率、质朴、忠诚、老实等高贵品质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前提。说话拐弯抹角,模棱两可,不表明自己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看风使舵,人云亦云,对这没意见,对那也没意见,其实意见很多,就是不“揭盖子”;当面不说,背后大说,当面赞成,背后反对,当面诺诺,背后咕哝;以及察言观色、揣摩逢迎等等,都是旧社会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恶劣作风,是旧社会糜烂透顶的最本质的标志。这种资产阶级的“处世哲学”,同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是根本不相容的。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非把这些东西丢掉不可。干干净净地丢掉这些旧东西,认真地交出心来,这样,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才能树立彼此披肝沥胆、相见以诚的新道德和新作风。
应当这样理解:把心交出来,是说人人都该把心交出来,而不是说某人该交出来,某人可以不交出来。古人说:“心心相印”;又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看来,文章贵在一个“相”字。
应当这样理解:不仅在这次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大跃进中要把心交出来,并且今后随时随地都应当把心交出来,应当永远地把心交出来。真正做到古人所说的,胸怀坦荡,“一生不侮暗室”。
人人能够把心交出来,并做到永远把心交出来,就一定能够对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起着良好的作用,使六亿人变成一条心,众志成城,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可靠的保证。
把心交出来,说易便易,说难便难。能够放下臭架子,能够抛掉那自以为光采而实际并不光采的面子,能够忍痛同旧我话别,就容易;否则就难。应当肯定:交心的过程,乃是一个认识过程、一个自我改造过程,即一个自我斗争的过程。不认识这一点,交出来的心很难说没有问题;而一有问题,则一定会影响自己对立场改造、思想改造的决心。这样,不仅对党、对人民不忠实,并且对自己也不忠实,不忠实的人,将永远坐卧不宁,心情也舒畅不了。不忠实的人,欺人自欺地滑过了当前这一关,但一定滑不过今后的许多关,到头来,很可能摔一大跤,把自己毁灭掉。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考验我们有无决心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首先看我们能否交出心来,是整个地交还是部分地交。谁经得起这一场考验,谁就有可能经得起以后的种种考验。我们正处在一个紧要关头:一方面是形势逼人,另一方面是时不我与。前面只有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没有回旋的余地,也没有退缩的后路。在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时候,认识形势和争取时间的人,首先就应当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认真地整个地毫无保留地把心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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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厚今薄古
柏生
陈伯达同志提出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口号,像春雷一样震惊着学术、教育界。这一革命口号,解除了人们厚古薄今、怀古鄙今等的思想束缚,有可能乘长风破万里浪地在学术科学研究工作方面来一个真正的大跃进。
过去,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都有严重的“厚古薄今”倾向。在学者专家教师中流行着一种论调,认为只有搞古代的东西才有价值,才是学问,现代的东西是常识性的东西,学问不大。甚至有人把古代东西喻为“浓茶”,把现代东西喻为“淡水”。这种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着学生和青年的研究人员、讲师等。例如哲学系有些师生一谈起古希腊、罗马,谈起康德、黑格尔就津津有味,而对现代哲学思想则谈得很少。历史系和中文系有些师生,一谈起古代史、古典文学就津津有味,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史则格格不入。
这种厚古薄今的思想实质是什么呢?首先,是为学术而学术。研究古代的事情是必要的,许多考证工作,也是必要的。但是一切工作,必须有它的目的性,目的就是为了有用于今人。对古代的东西,花很大力气,无目的地去研究,这种厚古薄今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这种思想必须批判必须解决。其次,是逃避现实。因为实际生活中的东西是活的,是前进着的,没有真才实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要联系实际,就必然要碰钉子。何况有些人长期脱离实际,在这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时代,许多问题也简直弄不清,他也就不可能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这两种思想妨碍着科学研究的前进。
在社会主义时代,学术、科学一定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要为促进生产力服务,那就理论必须和实际结合,要厚今薄古,边干边学。要这样作,就要艰苦奋斗,追求名利的人是不愿意走这条道路的。但是必须认识,只有不避艰难困苦,付出辛勤劳动的代价,才能有比较重大的成就,其他捷径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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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双反高潮中改进教学工作
江苏师范学院出现新气象
本报讯 江苏师范学院经过双反运动,改进了教学工作。该校自3月5日至9日共贴出大字报六十五万张,迅速形成了高潮。在运动中边整边改,不少领导干部和教师深入系科,改变教学方法,互相检讨,加强团结。
为了深入改进工作,该院党与行政领导干部和总支书记系科主任等都开辟了“试验田”。如院党委书记刘烈人,以政专科作为他的试验田后,便经常到这个科同教师们共同商讨科的工作;在课外活动时也会看到很多年轻的小伙子围着一个头发已花白的老伯伯在亲密地交谈。为了改正管教不管学的缺点,很多系科主任兼任了一个班级的班导师,对同学的业务学习和思想锻炼负责全面指导。很多老教师也亲自到学生宿舍去辅导和改部分作业;有的专门为工农学生开设了辅导班。有的系科为同学增设了新的选课,更多的教师决心写好本门课的讲义,以减少同学学习上的困难。
在科学研究工作上,也出现了新的跃进形势。各系科都规定每年度举行科学报告会一至两次。历史系提出每个教师每年至少有一篇科学研究报告。
有研究能力的老教师,更鼓起了革命干劲,都在规划中提出个人的指标。如物理系主任朱正元教授提出在两年内完成普通物理(力学部分)教材的编写工作。(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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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距中国千里 距现今百年
上海交大检查脱离实际的教学方法
本报上海4日电 上海交通大学的教师经过反复阅读和讨论了人民日报“向‘红透专深’的目标前进”的社论后,更加明确了教学结合生产,不仅是一个教学革新,也是知识分子自我思想改造的好办法。
交大过去教学由于脱离生产实际,助长了学生轻视实践的思想,有一张大字报揭发教学脱离实际:“论空间,距中国千里;论时间,距现今百年”。如船舶原理教研组的教师在课堂上介绍波浪,水深等海洋情况时,只谈大西洋、印度洋、苏伊士运河……,对黄海、东海、长江几乎只字不提。还有些教师一份讲义连用三五年,不作任何改动。工程画教师过去有很多教材是从英美的“费来虚”上抄下来的,而这些教材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早已不用了。
很多教师还自我揭发出过去醉心书斋生活,热中于纯理论的研究,认为教书只要给一间房间,加上几本书,便可在里面做出成绩来,于是,闭门读书、著作,天下大事,与我无关。有的教师连校内的实验室也很少光顾。因此,尽管上讲堂头头是道,下工厂见了机床便害怕。脱离实际的结果,往往发生这样的现象:有些工厂中已经解决的技术问题,而学校还在埋头钻研。如上海线路管理所对于交流操作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运行经验,可是电机系教师却还在书本中找寻资料。
针对教学中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思想,目前该校正掀起一个教学大革新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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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字报送礼队
清华大学在双反运动中,大字报已贴了二百数十万张。机械系学生组织了一个“送礼队”,把大字报进行挑选、分类,分别送给有关单位。这就改变了大字报的积压现象,也便于有关单位及时地研究和解决问题。 (高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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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邮电学院
将提前制成半导体三路载波机
北京邮电学院,为了贯彻教学结合生产,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方针,在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上,将为有关企业制造许多新的机器。决定将原来打算在年底完成第一部国产半导体三路载波机,提前在“五一”节完成。这架载波机的特点是用电少,体积小,维护简便,可用于县内长途电话通信,同时,还可以通电报,送有线广播,对县内电信通信的发展,将起很大的推动作用。 (松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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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服务生产 结合实际
科学院派人进行大规模土壤调查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土壤队今年有六十位研究人员将赴长江、汾河两流域进行大规模的土壤调查研究工作。
到长江去的四十八人将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土壤队合作,组成二十四个工作组,在江汉平原和鄱阳湖一带进行调查。计划今年完成五万二千平方公里的任务。到汾河流域去的十二位研究人员将与山西省水利局合作,组成七个组,争取在山西雨季来临前(8、9月),完成晋南和涑水地区的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的任务。
上述地区,过去还没有人进行过这样大面积的调查工作。这些调查人员不但要解决生产问题,而且要收集大量供科学研究的原始资料。研究人员将于4月中旬前后出发,分赴两地。 (郭焕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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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十四个剧团为工农兵演出
江苏省十四个国营剧团最近开始分别深入农村、集镇、工厂、水利工地和军队营地,为工农兵巡回演出。这些剧团今年计划在工矿区和农村演出近五千场,争取观众一千万人次。
这种巡回演出大大密切了剧团和工农兵群众的关系,省锡剧团的一个队最近去六合县红光农业社,白天帮农民生产,晚上为农民演戏,群众非常高兴。省淮剧团的演员们在农村帮助训练当地文娱活动骨干分子,教给农民曲调、导演和化装知识。
十四个剧团今年都要做到自给自足,并有盈余。省歌舞团过去在城里演出,因为票价高,卖座情况不好,现在农村演出,只六分钱一张票,平均每天可收入三百五十元左右。省淮剧团过去在城市演出,票价虽高,平均每天也只收入一百四十元左右;现在分队到农村,每天观众一万八千人左右,票价每张平均二分钱;一天收入四百元左右。这种作法,大受群众欢迎,他们反映:“戏又好,钱又少,看戏又不用向城里跑!” (新华社)(附图片)
湖北省话剧团最近在京演出的话剧“刘介梅”中的地主俞振仁榨干了刘介梅的血汗,又将刘介梅的弟弟刘汝梅留下继续作为抵偿欠债的一个场面。 本报记者 刘长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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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的话

打掉“阔气”
教育部为了加强高等师范学校的领导,特意抽调计划财务司副司长戴树仁同志到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当副院长。正当全国高等学校如火如荼地展开“双反”运动,成千成万的大字报火烧资产阶级思想的时候,作为原来教育部的高级干部的戴树仁同志,应该怎样带着勤俭朴素的作风,鼓起革命干劲去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呢?可是,相反的,戴树仁同志首先考虑的是个人的生活享受。在全家未去之前,先单身到天津去看了一下该院的生活环境,发现该院给他准备的居住条件不够好,睡觉没有弹簧床。于是他就准备将他原来所领用的教育部公家的弹簧床和带有大玻璃镜的衣柜等物带走。又借口东西多,坐火车带去不便,向行政科要了一辆大卡车。于是,在3月24日,就带领一家老小,满载箱笼杂物,乘坐公家大卡车,由北京教育部的宿舍上车直放天津去了。我们不禁要问戴树仁同志:在全国高等学校进行反浪费和勤俭办学的热潮中,你为什么无动于衷,“反其道而行之”,是什么思想在支配着你呢?
教育部的一群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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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色卫星闹天宫”已在京公演
中国京剧院四团排练的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新戏“红色卫星闹天宫”3日在北京公演。
这个戏文武并重,还有“火流星”等传统表演艺术。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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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文化界将举行各种活动
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
据新华社讯 首都文化界正积极筹备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我国伟大戏剧家关汉卿开始戏剧活动的七百周年。纪念大会将在6月底举行。
关汉卿是十三世纪我国现实主义人民戏剧家,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列为1958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关氏的剧作有六十多部,留传下来的尚有十八部,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描写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反抗的。
首都文化界从4月份起将陆续举行各种纪念关汉卿的活动。首都的历史学家、戏剧家、文学家们最近将举行关于关汉卿的学术讨论会。戏剧出版社正在出版关汉卿创作全集和选集,纪念大会期间还将在故宫举行介绍关汉卿的展览会。有十二个剧院、剧团将先后上演关氏的剧作“单刀会”、“望江亭”、“窦娥冤”等。剧作家田汉新近特为纪念关汉卿创作了话剧“关汉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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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幅动人的战争油画
——评吴强作长篇小说“红日”
宁干
吴强同志的“红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这决不是偶然的。首先,这部小说的气魄很大,好像一幅描写战争的巨幅油画,色彩强烈,人物众多,但结构却简洁而明快。它以军长沈振新所率领的一支部队为主线,围绕着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战场上的两大著名战役
(莱芜和孟良崮战役)展开了波涛壮阔的描写,不仅把当时的战局和那种声势浩大的大战气氛和激战图景生动地勾绘出来了,而且通过对各种人物的刻划,真实地反映了我军的英勇机智和艰苦奋战的斗争生活,这当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我军战略思想和革命的
(集体的)英雄主义,作了出色的描写,因而看来非常吸引人。
谁都知道,打胜仗,不是容易的事。从军队本身来说,除了需要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之外,还需要正确的战略和战术指挥。因此作者如果忽略了对其中任何一点的描写,都不可能把一个时期或一个地区的战争面貌写好。
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向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碰壁之后,就集中优势兵力,对我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发起了重点进攻。当时,敌人投入山东的兵力共有五十多万,并把他的御林军七十四师,拿出来作矛头尖,由南向北打,先侵占了临沂,后攻下了涟水,同时,盘据在济南的李仙洲,率六万多人由北向南打,妄想把我山东解放军主力消灭在鲁南山区。我军在毛主席的“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运动战的军事思想指导之下,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先掉头北上吃掉了李仙洲六万多人,而后又把全部美械化的蒋家御林军七十四师,调动到沂蒙山区的孟良崮,全部歼灭,从此扭转了山东战局,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这就是“红日”所反映的山东战局的面貌和我军的战略指挥思想。
文学作品不同于写战史,它要通过对人物的刻划和对生活的描写来说明问题的。小说“红日”并没有正面把当时我山东战场上的统帅陈毅元帅和粟裕将军搬出场来,只通过对军长沈振新和他的部队的描写,就把战局面貌和我军战略指挥生动而巧妙地写出来了。
蒋军七十四师,是沈振新这个军的死对头,在涟水防守战中,沈振新这个军,吃了七十四师的败仗,从上至下都窝了气,虽然,他们参加莱芜战役,歼灭了李仙洲,获得大胜,但仍不满足。因为,他们感到只有消灭了七十四师才算给部队争得了荣誉,莱芜战役之后,为了调动敌人,制造战机,部队在沂蒙山区转起圈子来,当时,中下级指挥员和战士们不了解上级意图,七天的连续夜行军,走得太累了。腿肿脚起泡;都说起怪话来:
“到什么地方宿营?”
“不是‘天亮庄’就是‘日出村’。”
“这叫打仗吗?”
“是脚板和石头战斗。”
“再拖几天,打不死也就拖死了。”
正在这时,东南方向传来轰炮声,传说是对头冤家“七十四师”来了,随着,部队得到命令:停止前进待命行动,指战员们立刻兴奋起来。磨拳擦掌,准备吃“七十四师”雪涟水战败之辱。有人高兴得还编起打七十四师的歌子来。
部队停了不久,又奉命继续前进;而且是急行军,指战员们更高兴了,以为一定是去打七十四师。可是愈走,离炮声愈远,原来方向不对,炮声在东南,部队却向西南方向前进,并且,从第二天起,改夜行军为白天行军,在夜行军中从不用的军号也吹起来了。很显然,七十四师,是打不成了,既然仗打不成,情况又不紧张,可是不管风雨多大,部队照常每天八十里,战士们搞不通,连长不高兴,团长也不舒服,……几天以后,当他们奉命返回头来以急行军去消灭七十四师,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上级叫他们向西南走,改夜行军为日行军是为了调七十四师上孟良崮。这是多么引人入胜的描写啊,这是多么有力的富有生活气息的描写啊!
战争是千变万化的,把敌人调到预定地点之后,并不等于消灭了,敌人不是傻子,他们有指挥有布置,他们有良好的装备,他们可以用军法逼着士兵冲杀。尽管如此,但是反动军队的阶级本质注定了他们要灭亡的。这里,作品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作者对两大著名战役的敌军司令官作了细微刻划,不仅活绘出李仙洲那种优柔寡断、老奸巨滑的性格,张灵甫那种骄傲自满、刚愎自用的性格,而且通过对他们的描写把敌人那种腐朽残暴,各成派系,互不支援,总想牺牲异己,保存个人实力的反动军队的本质生动地展现出来,这当中,由于作者赋予了人物以生命力,由于作者写出了敌人如何由狂妄的进攻,到挣扎反扑,想摆脱被歼命运,但由于士兵厌战,人民不支持等等,而终于覆灭这一真实的斗争过程,所以读来非常令人信服。
在描写我军取得战役胜利的过程中,同样的,作者不仅对军长沈振新,团长刘胜,连长石东根,班长秦守本等很多人物作了细微刻划,生动地描绘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面貌,和对战争高度负责的阶级品质,并通过他们,突出地表现了我军那种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军的斗争生活面貌。
在这篇文章里,不可能对所有主要人物都评述一下,只要谈谈对团长刘胜这个人物的刻划,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涟水战役吃了败仗之后,团长刘胜和全军所有的指战员一样,窝了口大气,他总觉得,非歼灭了蒋军七十四师,才算争回了部队的荣誉,因之消灭七十四师,是他的(也是全军每个人的)心腹大事,但仅这一点,并不能给刘胜以生命力。刘胜热爱部队,珍视部队的荣誉胜于自己的生命,这些,仅是当时历史生活中我军每个人所共有的一种共同性格而已。此外他——刘胜还有自己的个性:纯朴、爽直是他的优点,性子太刚,脾气急躁又是他的缺点。缺点的克服——性格的成长,是与人物所处的生活时代分不开的,换句话说,在描写人物的成长过程中,如何反映当时的斗争生活,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这个课题解决不好,人物就站立不住,作品也不会成功。
吴强同志完全懂得这一点,并且牢牢地掌握了这一点。
涟水战役败退下来,刘胜的团损伤很大,装备自然也很不好,这时传来了兄弟部队在峄枣战役大捷的消息。相形之下,他和别人一样,当然受刺激。当时,政治主任潘文藩曾用羡慕的口气向他说道:“这一仗打得好呀,缴了大炮小炮好几百门!”他却冷笑地说:“眼红吗?那是人家的本事”。潘文藩并不介意,进一步对刘胜说:“能不能向上面要求一下,拨几门炮给我们”。刘胜反感地说:“好意思吗?要脸不要?”当潘再进一步说服他:“那有什么关系,都是一个大家庭里……”时,他把香烟一抛,忿忿地说:“我不是作叫花子的?就是苦得没有饭吃,我也不去讨饭。”
刘胜不想要炮吗?想要,但他,一来部队打了败仗在气头上,二来性子太刚,认为,有本事应自己搞炮。同时,他还有点对知识分子出身的政委和主任不太欢喜,这时候,他还不成熟,遇事好冲动,使性子,不考虑对方是好意还是坏意,也不管对方是否受得了。在莱芜战役歼灭李仙洲时,部队攻不上去,他火一来,就要硬拼。歼灭了李仙洲之后,为了调动敌七十四师,部队在沂蒙山区转圈子时,军长曾命令他这个团插到鲁西南沙河以西打伏击时,他因为不了解上级意图,他认为别的团去参加战斗,打七十四师去了,和中下级干部一样讲怪话发牢骚,甚至说什么“为什么不叫我们打七十四师,我们这个团不是亲生的?”可是,他却是个纯厚的人,他不论对谁,从不计较什么,有什么不高兴,发作之后也就完了,别人顶撞了他,他也从不记人。当他发现自己干错什么事或说错什么话,也心悦诚服地接受批评,并力求改进。而每受到一次批评,他也就更成熟一步。最后,在打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的战斗中,他已经被磨炼得完全成熟了。张灵甫据险顽抗,他的部队受到损伤很大,但这时,他已能控制自己不再使性子硬拼了,而是用脑子使智慧去克服困难打上了山峰。但就在打上山峰的当儿,他受了重伤,死前还下命令说:“把队伍整理一下,攻到孟良崮山顶上去,捉住张灵甫带给我看看……”
我军的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当时艰苦奋战的生活面貌,通过刘胜这个人物和许多别的人物,生动地真实地反映出来了。
小说除了写战斗之外,还写到战时的后方生活,人民的支援,以及在战争生活中,军长、参谋、战士等几个主要人物的家庭生活和恋爱生活,这些都各有千秋,这篇短文里就不能一一论述了。当然也应当承认,这部小说,在语言的锻炼上,在某些生活细节的描写上,还有些粗糙之处,但小疵不能掩大德,因之,我愿向读者推荐这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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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哲学问题”杂志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
围绕着逻辑的对象和逻辑同认识方法的关系的争论,从逻辑一产生起就已发生,至今仍未停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苏联的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者断言,辩证法扬弃了形式逻辑;而另一方面,机械主义者则在许多情形下用形式逻辑顶替了辩证法。苏联共产党在思想上既粉碎了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者,也粉碎了机械主义者。但是,就是在三十年代,占上风的仍是虚无主义地对待形式逻辑。
自1940年起,即在苏共中央关于必须学习形式逻辑的决议之后,形式逻辑开始获得了公认。1948年,在全苏逻辑学家会议上通过了决议,谴责对形式逻辑的虚无主义态度,指出必须反对形式主义地把逻辑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现象,以及必须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来研究形式逻辑。
在1950—1952年中,“哲学问题”杂志上展开了关于逻辑问题的争论。在争论过程中,表现出两种基本上对立的观点。
(一)有两门逻辑科学,它们是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这两门科学研究同一对象——思维的规律和形式,但是,形式逻辑是初步地肤浅地研究它们,而辩证逻辑则深刻地研究它们。同这两门科学相适应,在思维本身中有两种逻辑工具,一种为形而上学思维所特有——思维的初步规律,初步的概念、判断和推理,初步的不矛盾性和有论据性;另一种为辩证思维所特有的——思维的高级规律和概念,等等。当人辩证地思维时,即思考复杂问题时,他的思维不必服从形式逻辑所研究的规律。断言辩证论者的思想也服从形式逻辑规律的要求,这就是使辩证法服从于形式逻辑。不能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来研究形式逻辑,不然我们就会得出辩证的形式逻辑(这是荒谬的),而容许混淆形式逻辑同辩证逻辑(辩证法)了。
(二)有这样一门逻辑科学,它叫做形式逻辑,或简称逻辑。辩证逻辑——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中用于研究思维辩证的一个方面。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具有不同的对象:形式逻辑研究正确思维的规律和形式,辩证逻辑(辩证法)研究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或研究这些规律在思维领域中的运用。形式逻辑不是初步的科学。在思维本身中,只存在一种逻辑工具——辩证论者的思维也好,形而上学者的思维也好,都应该在形式上是正确的。形式逻辑所研究的正确思维的规律、概念、判断和推理并不是初步的。形式逻辑研究思维的任何形式,不论其如何复杂,但是只从一个方面,即从它们结构的正确性的方面来研究它们。形式逻辑从这一方面对它们的研究并不是初步的。当辩证论者思考复杂问题时,他的思维也必须服从形式逻辑所研究的规律。并且,肯定这一点完全不会使辩证法服从形式逻辑。由于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具有不同的对象,辩证法是决不可能服从形式逻辑的。形式逻辑同其他一切科学(生物学、物理学等)一样,也应该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来加以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任何“混淆”。
“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在争论的总结一文中(1951年第六期),基本上是同意第一种观点的。许多逻辑学家不满意这篇文章,因为它不确切、不明晰,并且有自相矛盾之处。
在总结的文章中,形式逻辑被称为初步逻辑。但是,事过年余,大概编辑部就放弃了这种观点。在1953年第一期的编辑部文章中,认为不能令人满意的逻辑教学情况是因为“流行着一种反科学的观点,照它看来逻辑不适用于思维的高级领域,这门科学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前途”。并且断言,形式逻辑同辩证逻辑相互关系的问题早已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解决了,因此,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是没有用的。但是,生活本身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于是,在“哲学问题”1955年第二期上,又开始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这一期的社论中讲到对辩证逻辑的问题重视不够,因为他们断言没有任何辩证逻辑,只有一门逻辑(形式逻辑)。从前后文中可以看出,编辑部是承认有两门逻辑的。
在这一期杂志中,还刊载了杂志副总编辑罗森塔尔的文章。罗森塔尔认为,必须把辩证逻辑当作一门独立的科学加以研究。至于形式逻辑,照他的观点看来,不容许其中有任何辩证唯物主义的“气味”,不然就会“把形式逻辑同辩证逻辑混为一谈”了。
在“哲学问题”的下一期(1955年第三期)中,刊载了一篇编辑部的专论“反对对逻辑问题的混乱看法和庸俗化”。在这篇文章中,1950—1952年争论中出现的第二种观点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巴克拉节在其“逻辑”一书中表现的观点和康达科夫在其“逻辑”一书中表现的观点都受到了批评。这些作者被指责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否认了辩证逻辑,把形式逻辑同辩证逻辑混淆在一起,用形式逻辑来顶替辩证逻辑,取消了形式逻辑本身,等等。
在“哲学问题”1956年第二期中,出现了巴克拉节和康达科夫对编辑部专论的两篇答复,也登载了编辑部的一篇新的文章。编辑部在这篇文章中,仍坚持早先所做的指责。并且,作者更明确地宣称,有形式逻辑所研究的初步的思维形式(概念、判断、推理),还有辩证逻辑所研究的复杂形式。为了论证这种观点,在这一期中刊载了阿列克谢也夫和契凯索夫的两篇文章。
编辑部的这篇文章结束了“哲学问题”上关于逻辑的第二次争论。但是,很大一部分逻辑学家并不承认这些“错误”,反而认为编辑部的立场是不正确的。现在争论仍继续着,只是不在这个杂志上进行罢了。
(苏联哲学副博士K·E·莫洛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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