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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农业中学为生产跃进服务
江苏二千九百所民办中学开课
新华社南京3日电 江苏省最近创办的二千九百多所民办农业中学已经开课，有十五万多以往各届高小毕业生和农业社社员上了中学。
在发展民办农业中学过程中，文化基础较差的徐州、淮阴、盐城等专区的群众办学情绪十分高涨。徐州专区铜山县已经办了一百五十一所农业中学，有一万多人入学。江都、江阴、睢宁等县都已经办起农业中学一百所以上。徐州专区新沂县以往各届高小毕业生，现在已经有98.3％进了农业中学。
这些受群众欢迎的农业中学都是群众千方百计想办法办起来的。有些农业中学设在公立小学内，有的利用公房作课堂。粉刷墙壁、拆修校舍都是农民自己动手。黑板很多是利用旧匾和破门改制的。课桌、凳子由学生自带。教师有的是下放干部，有的是社里的高中毕业生和附近的小学教师。学校办公费用、教师工资，在学生缴纳的学费中开支。学生都是半耕半读。教师除教学外，还参加一定的劳动。
在师资方面，文化基础较好的苏南地区将动员两千多名参加生产和自学的高中毕业生到师资缺乏的苏北地区去，一面参加农业生产，一面在农业中学任教。江苏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学院、江苏师范专科学校、苏北师范专科学校、江苏教育学院等高等学校还分别举办农业中学师资训练班，培训半耕半教的农业中学教师。
目前，农业中学普遍设政治、语文、数学和农业知识等课程。江苏省教育厅已委托江苏省农业厅、江苏教育学院、南京师范学院根据农业中学的性质编写教材。农业中学的政治课由各地的区、乡党委书记兼任。农业中学全部课程都将在三年内学完。现在新华书店江苏分店、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有关部门正在突击出版农业中学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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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宁县乡乡有中学
新华社杭州3日电 浙江省海宁县已创办了五十二所民办农业中学，做到了乡乡有中学。
3月25日海宁县永福乡首先创办了一所民办农业中学。中共海宁县委及时地在这个乡召开了现场会议，掀起了普遍办学的热潮。全县二十八个乡、镇的中共党组织的书记都自己动手，经过几天的艰苦奋斗，终于兴办了五十二所民办农业中学。全县二千九百名高小毕业生和相当于高小文化水平的青年农民参加了学习。
这些民办中学的校舍、师资等问题，基本上是依靠群众自己解决的。很多地方的学生自己修理教室、自己钉课桌课椅，有的群众把自己的房子也让出来办学。这些学校中都设置了语文、算术（珠算、财务会计）、农业常识、政治、卫生常识等五门课程。担任教师的是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下放干部、小学教师和参加生产的高中毕业生。
民办农业中学的设立，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该县丁桥乡勤海社社员说：“共产党想得真周到，中学办到我们门口来了。”两仓乡农业中学全体学生向乡总支呈献了决心书，提出了要“半天读书抵一天，半天生产抵全工”，他们准备早上提早到校多上课，下午晚回家多生产。（附图片）
四川省新繁县新民社白手兴家办中学。课桌是用废砖和砖模盒砌成的。黑板也是用炭渣和黑烟粉在石灰墙上刷成的。新华社记者 游云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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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交真心
若波
“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这个口号标志了知识分子愿意改造自己，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目前各地科学、文教、文艺等部门开展的双反运动，无论在大字报和座谈会上，或是在大跃进游行中，科学家、教授、作家们提出了“交私心，换公心，心心相印”的口号，提出了向党交心的决心书，提出了红专规划和争取做左派的倡议，以及上海科学家的全面协作，农业科学工作者的下乡上山。这些口号和行动，都标志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有了新的进步，是很可喜的事情。
但是，也还有一些仍旧站在个人主义立场对待当前运动的人，还是不敢大胆地交心，或是交出半心，或是交了假心。他们还有着旧社会带来的“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虚伪习惯，还有着旧社会带来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市侩残余。这些东西障碍着自觉革命，又红又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发展。
是时候了。在双反的烈火中烧红烧透的大好时机，不要再放过去吧！要改变三心二意，半心半意，假心假意的状态，就要交真心，彻底交心，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交私心，换公心，心心相印”，真正做到一心一德，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昆明科学家曲仲湘提出了反对“知识私有，个人单干，技术保守，不肯交心”，提倡“知识公开，集体合作，革新技术，彻底交心”的倡议，值得大家深思猛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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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对“知识私有，个人单干，技术保守，不肯交心” 提倡“知识公开，集体合作，革新技术，彻底交心”
昆明科学家决心自我革命
各大专学校高级知识分子支援生产成风气
本报讯 据云南日报报道：反对“知识私有，个人单干，技术保守，不肯交心”，提倡“知识公开，集体合作，革新技术，彻底交心”；这是科学家曲仲湘最近在昆明的一次科学家座谈会上所提出的。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竺良甫、杜棻、曲仲湘、蓝瑚、朱彦承、王槐清、张天放、李希迹、陈邦本、曹诚一、孙建毅、孙乃忠等二十五人。
科学家们认为：当前科学工作远远落后于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主要原因，在于科学工作必须为生产服务、从六亿人口出发的观点不明确，思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杜棻说，他所制订的研究血吸虫的规划，至少要一年才能掌握钉螺的产卵期，而许多地方已提出了一年内消灭血吸虫，如果再按原订计划进行研究，连研究对象也没有了。方墉尖锐指出了科学研究工作脱离实际的现象，如在公路设计方面，过去硬搬外地经验多，根据云南山区的特点来进行设计不够，特别在当前各地提出消灭人背人挑、在运输方面实行土机械化的时候，公路工程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如何满足这方面的需要呢？对这个问题就考虑得更少了。张天放、孙建毅进一步批判了科学研究工作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倾向，他们指出：即使在私有制已经改变了的今天，不少科学工作者的头脑中仍然存在“知识私有，个人单干”，喜欢制订不切合实际的大计划，不顾祖国建设需要，研究奇病、奇事，一味追求所谓国际水平。因此，科学家们认为，应当积极响应上海十七位科学家提出的在五年内做到又红又专、更红更专的倡议，学习上海科学家加强自我思想改造的决心。竺良甫说：“当然，业务也要跃进。但是在制订规划时，应首先抓住思想跃进，有跃进的思想才能有跃进的规划”。
本报讯 据云南日报报道：到生产中去，支援工农业大跃进，解决知识分子红与专的问题，在昆明各大专学校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已形成风气。目前已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和农业社、工厂建立联系，帮助解决科学技术问题。昆明师范学院的化学系讲师李良驷，曾应昆明官渡区小街乡农民的要求，亲自去将各种肥料带回学校化验分析，并把结果写成书面文字交给农民。他还从这个乡带回几株玫瑰花来培植观察，帮助农民解决技术上的困难。昆明工学院派了十八名讲师和助教，分赴楚雄、红河和玉溪等地去勘测矿藏。这个学校今年应工业厅的委托，已承担了十一个中小型有色金属冶金矿的调查研究、勘测设计和供应部分机械设备的任务。云南大学农学系胡以仁讲师在玉溪举办细菌肥料训练班；副教授罗光星也正在金星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丰产试验，并准备开办一个短期训练班，同时总结当地老农的经验作为教材。常被看作是研究古人的云大中文系的教师们也正在制订规划，准备研究整理出一部分历史上劳动人民的传说作通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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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液体氨和氨水作肥料试验成功
水稻、玉米的氨水基肥和追肥试验证明，氨水的增产效果同硫酸铵比较不相上下，甚至还要好一些；采用液体氨作基肥的冬小麦，出苗比较整齐，生长良好。
这是肥料科学工作者为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寻找最便宜和有效的氮肥品种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项目——液体氨和氨水的施肥方法试验得到的成果。这项工作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同化学工业部合作，在1957年组织土壤肥料研究所和东北、华东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分别在北京、吉林、南京等地进行的。
液体氨是由空气中分离出的氮、氢化合而成气态氨，再施加压力转变而成的。通常它是用来制造硫酸铵、硝酸铵、氯化氨、尿素等固体氮肥的主要原料。同时它是一种最浓缩的氮肥，含氮量高达82.3％，是氮肥中肥效最大的。氨水是氨的水溶液，含氮只20％左右，但是它的贮存、运输、施用都比液体氨简单。
（李光锐）（附图片）
拖拉机牵引的液体氨施肥机在施冬小麦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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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厚古薄今的人醒来
鲁歌
在这次“双反”运动中，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揭发了许多教学和研究上厚古薄今的情况。讲文艺理论总是引证红楼梦、死魂灵，而很少举现代文学作品为例；讲李后主的词、林黛玉的声音笑貌，津津有味，而讲到保尔柯察金则只寥寥数语。教育学讲孔子、夸美纽斯总是长篇征引，而提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却一掠而过。北大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五年半写了关于古代的论文三十五篇，关于近代的论文十九篇，而现代的一篇也没有。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学去年要求不学近代现代史，有关领导也就批准了这个要求；许多历史学者都认为古代史是浓茶，近代史是淡水。类似这样的事例在目前各学校的大字报中是举不胜举。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厚古薄今的现象呢？分析起来，可以有下列几种原因：一种是重古轻今，认为古代有搞头，研究古代才显得博学，研究近代算不了学问，成不了名。一种是喜古怕今，认为研究古代，反正古人古事已成过去，不会出什么问题，研究近代，许多事情未有定论，容易涉及当前政治，容易犯错误。又一种是怀古鄙今，认为今不如昔，一切都是过去的好，缅怀往昔，发思古之幽情，而对一切现实事物看不顺眼或不感兴趣。
怀古鄙今，认为一切都是今不如昔，这是一种没落阶级的感情，这种感情之应该批判是很明显的。尽管今天学术界中也还有这样的人，但是这种人既不愿跟着时代的车轮前进，总想向后倒退，那末他们迟早总将被时代抛弃，这里且不必多说。
至于重古轻今和喜古怕今这两种看法，尽管明白说来，大家也会认为不对，但私下赞同者却是大有人在。
重古轻今是我国封建时代文人学者的传统思想。“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言必称三代”，确是自古已然，现在也还有很大影响。例如北京师大某教授就认为最有学问的东西是考古，而研究现代的东西算不得学问。其实，这种所谓古代有搞头，研究现代算不得学问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难道说在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写出“资本论”、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列宁写出“帝国主义论”、以及毛主席许多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章没有价值、算不了学问吗？一切学问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如何促进社会的发展。古代的事当然要研究，毛主席也要我们研究历史，但研究古代的目的在于现代，在于“温故而知新”。研究古代的东西有了成绩，当然有价值，但不能说研究现代的东西就没有意义，相反地，应该是更有意义。近代现代社会发展迅速，不论研究文学、研究哲学、研究历史和其他社会科学都大有可为。近代史决不是淡水。就拿解放后的中国来说，在这短短几年中，政治、经济、文化经过了多么大的变革，社会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有多少材料值得收集，有多少问题值得研究，有多少经验值得总结，怎能说没有搞头，又怎能说这些不是学问呢？其实这种认为研究近代东西不算学问的说法，就是将研究近代的学问当做政治性的应景的东西，当作运动文章，这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忽视政治、轻视现实的一种表现。
喜古怕今的思想，在许多专家教授中也是存在的。有人因为过去曾经向学生赞扬过胡风，推荐过“洼地里的战役”，因而至今引以为戒。但是，这难道是“今”的可怕吗？除非有地方可以逃避现实，生在现实时代的人，总不免要对现实有所爱憎，有所肯定或否定。怕是没有用的，问题在于锻炼自己的立场观点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研究一个问题发生错误，只能责备自己功夫不够，就应该再下功夫。做学问的态度应该实事求是，限于自己的水平，在研究工作中出些错误也是难免的，只要继续研究，不断改正，出了一点错误也并不有害于一世令名。反之，为了怕犯错误而不敢接触当前实际问题，钻到牛角尖去，这却是更大的错误。而且作为教授、导师因怕犯错误避而不谈当前现实问题，而让学生自己摸索着去碰这些问题，也是一种对青年不负责任的态度。何况，搞古代也不一定不犯错误，盖棺并不一定就是论定。立场观点不正确，搞古代也难免犯错误的。武训岂不是古人吗，为什么还有人在他身上犯了错误呢？
当然，反对厚古薄今的思想，并不是说我们就不研究古代了。除了学术界的主要力量应该用于研究当前现实外，古代也要研究，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以现代的观点去看古代，是否从现代的角度去研究古代，如果是，就是“温故知新”，就是使古为今用，就是厚今薄古。反之，如果仅仅是进行些毫无意义的繁琐的考证，如研究中国古代博奕史之类，那是完全不必要的。
因此，目前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中对于厚古薄今的现象的揭露和批判是十分有益的。通过这一次的揭露和批判，将使学术界把注意力更加集中于研究当前的现实问题，同时也使得研究古代的人能够跳出古代圈子，接触实际，使古代问题的研究为现实服务，这对于科学文化的大跃进将有莫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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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事求是勇敢争辩兴无灭资
北大举行万人大会动员深入双反
本报讯 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已开始进入大争大辩大整大改的新阶段。这个学校为此在2日晚举行了全校性的万人动员大会。
在动员大会上，中共北大党委第一书记陆平就全校双反运动的进展情况和今后做法作了报告；五名教师和十名学生职工代表报告了在双反运动中的收获，并且表示要在大辩论中力争上游，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树立又红又专的方向。
陆平在报告中说：过去二十多天的双反运动，全校已形成“兴无灭资”的社会主义革命大浪潮。人人都写了大字报，人人都上了大字报，大家互相烧，上下一起烧，党内党外一起烧，比较充分地揭露了学校工作中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的矛盾，出现了空前生动活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新局面。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师生们奔向又红又专大跃进的动力，是师生们积极热情地进行自觉革命的反映。
陆平要求就已经揭发出的：为谁学习，为谁服务？是为社会主义的集体事业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的个人名利服务？是要又红又专，还是只专不红，或者多专少红，是走所谓“粉红色的道路”等问题进行辩论。他要求在辩论中既要提倡充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又要提倡实事求是，提倡争论，提倡思想交锋，提倡反批评，提倡大家打开脑筋，勇于提出问题，勇于争辩，并且要允许保留不同意见。他说：人们的认识总要在矛盾中发展，有对立观点的辩论才能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提高，口头上“包下来”的办法是不能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的。
陆平对制订个人红专规划提出，红与专是不能对立的，但当前的中心环节要放在红上。每个人首先要分析检查自己不能红的原因何在，然后才能谈到怎样求红。
陆平说，全校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必须和一个普通群众一样，在运动中勇敢地暴露自己的思想，勇敢地进行辩论。自己要影响群众，也要受到群众的教育。共产党员不仅需要专，也需要红，认为自己已经红够，只要专就行了，这是一种暮气，是政治衰退的表现。他希望被揭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而表现自我改造的信心不足的人继续努力，改正错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希望过去曾有过严重右倾言行的人，勇敢地揭露自己，批判自己，改正错误，同大家一块向又红又专跃进。
教师和学生、职工代表接着讲话。历史系教授邓广铭说，他过去对党是作客的态度，对社会主义制度只有理性上的认识，学过些马列主义也只是为了解释一些问题，他保证在辩论中把一切思想全谈出来，以便明确前进的目标。生物系教授李汝棋报告了他在运动中跳出个人主义圈子后的体会：双反运动刚开始时，有人和他比大字报，他想写十张没问题，要写二十张就困难了。运动中他被同志们的帮助所感动，也开动脑筋关心别人，结果大字报越写越多，越写越长，现在已写了一百一十多张，还感到有上百张大字报可写。他兴奋地说他现在已由被动的改造而转到自觉自愿的改造，这些日子的心情就像在过年。在下阶段的辩论中，他表示要更兴高彩烈地揭发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大家一起红。
教师们在台上发言时，台下不断传来向他们祝贺的条子。有一个条子上写道：期待在你们的教导下，成为不仅有科学专长而且有红色的灵魂的人。教师们发言结束时，学生们又再三高呼祝贺老师们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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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家都来学民歌
云南民歌集出版
反映云南农村工作大跃进的第一本民歌集已在昆明出版。
这个集子收集了三十首民歌，内容大部分是歌颂兴修水利和积肥的，也有歌唱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干部下放劳动和农村新气象的。一首关于提水的民歌唱道：“脚踩水车唱山歌，唱起山歌快活多，清清海水田里淌，车上脚儿快如梭。山歌唱得有高低，车水好比上楼梯，农民生活步步高，明天要用抽水机。”关于积肥的一首山歌唱道：“小小锄头五寸长，小哥积肥忙又忙，树前修个新厕所，树后挖个新粪塘。小小钉耙五寸长，小妹拾粪早起床，哥挖粪塘妹拾粪，免得粪塘空肚肠。小小扁担五尺长，小哥挑粪忙又忙，油多炒菜菜好吃，粪多压田庄稼旺。小小粪箕二尺长，哥妹挑粪忙又忙，今年多施一挑肥，明年多打一斗粮。”
云南的民歌素负盛名，各族农民都喜欢用歌谣形式来描述自己的劳动和生活。以善唱民歌著名的歌唱家黄虹曾数度到国外演唱。云南人民出版社已先后出版过五本云南民歌集。出版社除出版这本集子外，还计划在今年内再搜集出版三本到四本民歌集。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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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质部召开中等地质学校校长会议
力争地质教育事业大跃进
本报讯 地质部于3月下旬，召开了所属中等地质学校校长会议。
会议一致认为，贯彻实行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教学方针，可以做到政治与技术、理论与实际、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四个方面的结合，达到培养又红又专的地质人材的目的，以适应地质工作大跃进的需要。
会议在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口号下，各学校提出了“苦战三年，争取大部或全部自给”等三勤办学的规划及跃进指标。在1958年度，武汉地质学校可以全部自给自足；长春地质学校可以自给经费83.29％；西安地质学校可以自给70％。其余各校均可于今年自给经费40％—65％。会议认为，为使教学与生产紧密结合，提高教学质量，生产方向应以结合专业参加地质生产为主，并积极开展农副业生产，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自组工作队，单独接受生产任务。
根据新的教育结合生产的精神，在教学进程上，决定一年级实行一个月假期，三个月生产劳动，八个月理论教学的制度。以后每高一年级，生产劳动时间增加一个月，理论教学时间减少一个月。提倡野外进行教学的新方式，使某些可以在野外进行的课程，在生产及实习的过程中，边作边学，巩固理论知识，提高操作技能，使理论与实际、教学与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
会议为了要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决定，十所地质学校在不增加基建设备、师资与投资的原则下，在1958年原订招生计划的基础上增招学生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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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的话
读者的话
多研究吃的问题
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水稻，解放后产量增加很大。要全面地解决吃的问题，对粮食的性能也要注意。如连作晚稻中的“老来青”品种，质地柔滑，可以制成优良的糕点茶食；但它也有缺点，就是耐饥力差，对体力劳动者说来不适宜。我希望营养学界和其他有关科学家多研究吃的问题，如怎样利用粮食混合煮作可以耐饥，以及根据天热少吃、天冷多吃的情况，研究出怎样的吃法可以节省食物。
浙江宁波 戴茂棣
实行勤俭办园
读了3月7日人民日报第七版“比勤俭办园，比教育质量”一文，其中批评我所浪费现象相当严重，这与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是不相容的。我们结合双反运动，提出了“苦战三天，改变我所落后面貌”的号召。我们首先从行政管理和人员配备上进行了改进。现在，工作人员已由四十一人减少到二十人。每个工作人员服务的儿童人数，由一点二二人增加到五人。过去每个儿童由公家补助五十五元五角八分，现在减到七元六角。
北京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托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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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厚今薄古方能迎头赶上
云南大学历史系学生 陈吕范 邹启宇
历史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究竟走什么路，是脱离革命实践、埋头于故纸堆中做学问呢？还是密切联系革命实践、服务于当前的革命斗争呢？答案是十分肯定的，我们要的是后者。党对这个问题指示的很清楚，这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
以前我们云南大学也曾提出过“略古详今”的方向，但贯彻得很不够。且让我们举点事实来谈谈。我们历史系，在总计讲授三年半的世界通史的授课时数上，世界上古史、中古史和近代史每周四至五小时，世界现代史从1917年至1938年这一阶段每周也排了四小时，可是，世界现代史中从1939年到现在的这一阶段，授课时间只有一学期，且每周只有短短的两小时。这样一来，教师在讲授中便对现阶段很多重大问题只有寥寥数语，或者根本不提。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一共才讲了一个多小时，恐怕还不如世界知识手册上写的详细些。
不仅如此，最令人不解的是，我们没有讲苏联史。是因为它不重要而可以略去吗？但我们知道，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苏联的成立和发展是世界现代史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尤其是在今天“东风压倒西风”的时候，对于社会主义的头头——苏联的历史，特别应该大讲特讲。然而，一个高等学校的历史系却把它略而不讲，这又是为什么呢？显然，是到清除“厚古薄今”倾向的时候了！
对于上面这些问题，有人或许要提出师资力量不足以及某些部分与其他课程重复等等原因。当然，这些事实也应该正视。但问题在于，我们究竟是应该克服困难、力争上游呢？还是屈从困难、停滞不前？这样做究竟有利于当前的革命斗争呢？还是不利于当前的革命斗争？这是应当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
很明显，“厚今”不仅仅包含着多花时间、多花力量去研究和讲授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大力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用来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这也是“厚今”的极为重要的内容。举一个例来说。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指出：“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共产党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它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要求保存或者恢复资本主义。”因此，在研究或讲授近代、现代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详细分析从伯恩斯坦、考茨基以来的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流派的本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做不就把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与今天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和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了吗？这样不就能把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反动本质的来龙去脉全面地揭露出来了吗？
自然，埋头于故纸堆中，也并不是一件完全要不得的坏事。问题在于怎样个“埋”法。当我们和古人古事打交道的时候，如果能够牢牢记住我们研究过去是为了现在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沉溺于大量史料之中而不能自拔。
最近，云南大学历史系制定的“云南民族研究中心”的规划要点，确定在大力研究云南各民族的历史的同时，强调研究党在各个时期的民族政策和云南各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这样，他们在科学研究服务于革命实践的问题上，就大大跃进了一步。大家知道，对我国各兄弟民族的历史研究得越清楚，越正确，那就会对党制定民族政策有更大的参考价值。相反，如果只顾拼命钻研各兄弟民族的过去，而对各兄弟民族现阶段的社会发展状况，党的民族政策和各兄弟民族当前的重大问题毫不理睬，一无所知，那么，这种研究对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会有多少好处，同时也不能真正地搞好研究。
另一方面，在历史科学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中，除了应当把历史与当前国内外的重大问题结合起来，并且应当大力加强对于后者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又例如说吧，今天的中近东，是民族独立运动极为高涨的地区，是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诸矛盾交错复杂、斗争十分剧烈的地区，是世界上帝国主义制造战争的策源地之一。面对着这种情况，我们历史科学工作者对中近东各国历史的研究，今后应当以大食帝国史、奥斯曼帝国史等为重点呢？还是应当以研究现代中近东国家的斗争为重点呢？应当把两者结合起来，而又以后者为重点。这样做，岂不更符合“厚今薄古”的精神？岂不更有利于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
在中国史方面，首先注意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基本经验，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列宁说过：“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走法并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形式方面，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方面，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方面，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循着列宁的这个原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作了许多创造性的贡献，以极其伟大而丰富的经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库。因此，阐述和总结这些贡献，是历史科学工作者刻不容缓的一项重大的任务。而在这方面，我们所做的是极不能令人满意的。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快九周年了，在我国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规定要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但这个项目，我们究竟已经做了多少工作呢？再说，我们现在倒底有几个高等学校开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课程呢？拿历史教学、研究工作的实际情况来同我们伟大祖国的飞跃发展相比，简直是太不相称了！
当然，要做到以上这些，也很不容易，有些条件还不是那么齐备的。怎么办呢？是等待条件自己成熟，是慢条斯理地准备，还是拿出革命干劲，迎头赶上呢？显然，为了社会主义大跃进，为了贯彻党对科学事业的根本方针——科学事业必须为生产大跃进服务，历史科学工作者必须全力以赴，坚决贯彻“厚今薄古，边干边学”这个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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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第一座新石器时代遗址博物馆开放
新华社西安3日电 我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已在4月1日开放。这座博物馆建立在西安附近半坡村的一座距今约有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上。新建的一座二千三百平方公尺的大厅，把原来发掘的四十多个房屋遗址和房屋周围的窖穴保护起来。房屋遗址中的柱洞、断墙、路面和窖穴等都经过硬化，以便长久保存。将来还准备用玻璃罩把这些房屋遗址罩起来。在房屋遗址中发现的各种炊器、汲水器皿、埋葬小孩用的陶罐等大件遗物，还放在原来的位置上。
在博物馆另外有两个陈列室，里面陈列着已经发掘出来的一部分实物和模型等。这里有当时人们用的石斧、石纺轮、石网坠等生产工具；有绘着鱼形、鹿形、人头形等花纹的陶器；有精致的可以同现在的鱼钩相媲美的骨鱼钩；还有作装饰品用的骨珠子和珍贵的碧玉耳坠。这些丰富的文物，使人们比较完整地了解到当时人们使用的生产工具，他们的居住、食物、穿着和社会生活等情况。
这座博物馆是1956年初开始动工兴建的。博物馆还准备成立半坡村科学研究委员会，吸收考古学家和大专学校有关教师参加，进行科学研究工作。（附图片）
西安半坡村遗址博物馆的展览大厅 新华社记者 陈捷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