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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急公忘私的人
电南居民委员会妇女主任程大娘
徐州市鼓楼区电南居民委员会一百多个依靠政府救济为生的贫民，现在靠自己的劳动收入生活了。这一带的人们一提起这些人生活改善的情况，都说，这和居民委员会妇女主任程大娘分不开。
原来1956年，政府号召组织生产自救，程大娘马上就积极领导大家想办法生产。不管大热天热得汗如雨下，不管大冷天冷得身上发抖，为了找寻生产门路，她总是带头到处奔走。有一次，她跑遍了徐州市附近的煤矿、铁矿去找生产门路，最后，身上的钱用完了，车费、伙食费都没有，她就饿着肚子从几十里外跑回来。有时，当她和大家一起找到一些被人家像垃圾一样扔了的“原料”时，别人嫌脏嫌臭，她却毫不在乎带头往回扛。只要有她在，许多能够用人力扛回来的原料为了节省运费都是在她带动下，自己扛回来。
原料扛回来了，有时天下雪，露天不能生产，她就把自己家里的房子让出来，还怕大家冷，主动生起火炉，就在她的影响带动之下组员们深受感动，生产更加积极，生产更快地发展起来了。
（尼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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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急公忘私的人
席薄厂负责人吕习三
提起从十一元资金发展到年产值十一万元的席薄厂，人们就会想到它的负责人吕习三来。开始的时候，这个厂连个生产的地方也没有，先是在军属崔大娘家的门口生产。碰到阴天下雨，他们就搬进破庙。破庙的两间单房挡不住风雨，他们又搬进了会馆。当时吕习三带领大家清理场地，修补破屋，掩埋多年无人过问的尸骨之后，他白天到处奔走购买原料推销产品，晚上，就睡在坟堆旁边露天底下，照看厂里的原料，一个秋天，几乎夜夜在他的被窝上落满了白霜。但他丝毫不觉得有什么苦，总是那样紧张愉快地领导着生产。后来，他们找到了一间断了大梁、用竹竿撑着的烂草屋，别人不敢住进去，吕习三却不在乎，他说：“屋塌了，头一顶就过去了，怕什么。”
吕习三对厂里的工人也关怀备至。冬天到了，他看见一些人生活上还有困难，就主动提出一部分福利金，为他们添制棉衣和棉被。最近，他又设法盖起了一部分厂房，使一些在露天生产的盲人不再受风吹日晒之苦。
（古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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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急公忘私的人
彭城五金厂工人李昌思
失业工人李昌思参加彭城五金厂后，一心想把工厂办好。这个厂是由三个人，用三十元救济费办起来的。开始时炼铁没有炉子，就用烧饭的破锅炼铁，没有风箱，等人家烧过饭借用人家的风箱。现在这个厂已发展到二十八个人了，开始他们生产鞋带头、鞋钉等小东西，自己拿上街去卖，现在已能生产水车了。今年他们要生产水车一千多部，还要生产大批的水车零件供应农村。但厂里资金少，想买车床买不起。李昌思想，没有车床，要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是有困难的，他决心自己动手制车床。他利用休息时间跑到五金生产社、农具机械厂、木业生产社去看人家的车床是什么样子。有时呆呆地看上半个钟头，饭也忘了吃。他不会画图，就把车床各个部分的大小、结构记在脑子里，跑回厂就动手干。有时，他干了一夜，第二天大早别人来上班了，站在他后面半天，他也毫不觉察，直到别人喊他，他才知道有人进来了。大家劝他去休息，他说机床没造好，肚里有心事，睡也睡不着。在浇制八尺车床的机头时，因为铁水准备少了，浇了三次才浇成。4月6日夜里，李昌思和厂里的复员军人王振有在失败了两次以后，继续浇第三次。他们连着工作了几个深夜，这天都很疲累了，铁水把王振有的鞋帮烧着了，他自己都没发觉。他们睡了一个多钟头，第二天一早又上班了。 （古平）（附图片）
苗地 介夫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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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支不平凡的生产队伍
谢觉哉
全国工农业生产在大跃进，各个城市组织烈属、军属、残废军人以及一些劳动力弱和虽有劳动力而因没有充分就业、生活尚有困难的市民从事生产的这个社会福利事业也在大跃进，今年关于徐州市的报道，就是一个例子。据内务部城市救济司的不完全统计：1957年底参加这类生产已有五十八万人，并且一天天在扩大。
这种生产的特点：
一、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能够把所有半劳动力或劳动力很弱的人都组织到生产里去，发挥他们的潜力，使他们生活得到改善，身心也有所依托。
二、不要多少基建资金。很多社或组只利用了一部分救济款作资金甚至是白手起家的。厂房是自己动手、茅盖板支，逐渐用自己的积累建筑砖瓦房子。工具是自己制造自己改良，有的已达到半机械化。他们是勤俭办企业的最好榜样。
三、原料大都来自废品废物。垃圾、炉灰、废棉、废麻、破铜、烂铁……一切无用的东西，到了他们手里，都变成有用的宝贝。比如用垃圾制成颗粒肥、炉灰制成很多种的建筑用料，废棉废麻织出美丽适用的台毯或用布，破铜烂铁，变成精美的用具或仪器。只要到他们的展览会一看，你就会惊奇贫苦人民的智慧，真是能“化臭腐为神奇”。
四、集体感特别强。他们穷，除集体外一无所有，所以非常爱护集体。生产所得，常常是很大部分用之于扩大再生产，他们不依靠政府投资而依靠自己积累。各个成员间、各个厂、社或组间，有困难互相支援也绝不吝惜。
五、他们中间已经出现或正在出现一些出色的不带有旧的气习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六、他们搞的为工、农业服务的生产、为供给人民日用品的生产，都是社会所必需、也将是长期的社会所必需，许多城市已把它列入整个经济建设计划里面加强对他们的领导，调整其原料供应与产品推销。
七、许多成员原是救济对象，每月三几元的救济金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参加生产后每月可得十几元以至几十元，他们不只是生活提高，主要还是自食其力、精神上成为解放了的人，感到自己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是一个有用的人，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贡献了一分力量，因而都心情畅快，身体也都比前健康。
他们大都退了救济。
自然，应该救济的人——劳动力弱的人，有疾病的人、劳动所得不足维持生活的人，社会救济机关要随时注意，补其不足，有的还要劝其不必过劳。现已有不少地方救济经费用不完。可以预见：新的现象，将不是要求救济的人找上救济机关的门，而是救济机关找上应受救济者的门。
这是一支不平凡的生产队伍，已经创造了不平凡的成绩。内务部准备于5月召开的第四次民政会议将附带举行全国各城镇属于福利事业性质的生产品展览。它将昭示全国人民以这类生产的全貌。
这类生产，还有许多属于人的或物的潜力待发掘，有许多组织的、技术的、管理的一系列的工作待研究。然而，无疑，在人民的十足干劲和党政的支持下，将不断得到解决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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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晚年发了福 取名叫后发
袁后发
我已经五十六岁了，人家叫我袁大娘，最近我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袁后发”。
我在旧社会经历了无数的苦难，我的母亲、弟弟、妹妹、两个孩子和我过去的丈夫都是在旧社会饿死的，我自己当时也是靠讨饭过日子。解放以后，我重新结婚的丈夫当上了搬运工人，才不再挨饿了。但是，近一、二年来，因为丈夫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收入不多，生活还有些困难，顾上吃，就顾不上穿，孩子也不能上学。1957年7月居民委员会介绍我参加了社会福利生产拣纸小组，我很高兴，就积极劳动，一个月可有十元的收入。现在，我和我丈夫每月的收入近三十元。不仅吃上了白面、大米，做了新衣、新被，还在银行里存了一点钱，两个孩子也进了学校。想想过去，比比现在，我不能不逢人便说，我过去是“哭着过”，现在是“唱着过”。所以我才给自己取了“后发”这个名字，我的意思想表示我自己是“晚年发福”，我们的国家是“前程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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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过去被蹂躏 而今受尊敬
从秀珍
在旧社会我是被侮辱被蹂躏被人们鄙视的妓女，而现在我是奎山织布厂的先进生产者了。这变化是多么大呀！我怎能不感激党和政府呢？
当我开初被收容到这个工厂时，我对新的生活很不习惯，既怕劳动，又怕别人看不起。可是过了些时候我发现领导上耐心地教育我，群众也亲切地关怀我，并没有人瞧不起我，我才深深感到新旧社会大大不同，我也就决心改变自己不爱劳动的习惯，努力生产，努力钻研技术，很快就被选为生产组长，并当了先进生产者。1956年又派我到无锡参加了全国纺织工业经验交流大会，这对我的鼓励真是太大了。领导上对我的鼓励和关怀，使我感到自己有责任也关怀别的同志。我把全组的同志都看作是自己的亲兄妹，女工周惠君体弱多病，我就给她端茶送饭，多方安慰。男工魏连喜因出次布而情绪低落，我就鼓励他，教给他技术。结果，我们组五个人就有四个先进生产者。
今年我订了一个产量超额10％质量达到100％的跃进计划。我决心要完成这个计划。没有党就没有我现在的一切，我要把我的一切都献给党，献给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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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孤儿不再孤 工厂是我家
王盛茂
我是一个八岁上死了母亲，十三岁上又死了父亲的孤儿，一个时期曾经无依无靠在街头流浪。
1956年，我们这个区成立了社会福利生产席薄厂，把我吸收进去。打从这天起，我又有了家。吃、住都在厂里。厂里的领导干部像我的亲生父母一样的关怀我，照顾我，白天教我生产，晚上教我学文化。每次发了工资帮我安排生活，除去留下吃饭、穿衣、零花钱外，还帮我把钱存入银行。
一个流浪儿得到这样的温暖，怎能不感动？于是我就努力学习生产技术，现在已经学会了编席，一天能编一条席子，一个月可得工资十八元左右，和一般成年人编席技术、工资收入不相上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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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使街头无废物 让城市无贫民
——记徐州市社会福利生产的巨大成就
本报记者
人们走进江苏省徐州市的大街小巷，就会发现一种很不平常的景象：很多人家门前挂着“社会福利生产厂”，“社会福利生产小组”的招牌。这就是徐州市民政部门发动徐州市贫民、烈军属自己搞起来的生产组织，目前，全市有这样的生产组织三百零一个。
老年人“老而不衰”
残废人“残而不废”
一提起生产，人们会自然地联想到那些能挑能肩、精强力壮的人，然而在这里，却不是这样，在近两万人当中，有80％是只有半劳动力的家庭妇女，白发苍苍的老人，十多岁的孩子，甚至还有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说、有眼不能看以及断腿缺臂的残废的人。在云龙区席薄厂有一个十多人的盲人生产车间，他们虽然双目失明，但是凭脑子记忆，凭手摸，学会了编薄技术。在3月份，他们这一个车间一共生产了二百多张薄。一天能打一张多薄的盲人张大爷激动地对我说：在旧社会里我什么也不能干，忍饿受冻，白白活了大半辈子，越活越没味，几次想跳河死了算。可是，参加了生产以后，不愁吃穿，越活越想活下去。这种声音，这种心情是共同的，在鞋底厂，七个五十岁以上的老大娘组成一个拴破布生产小组，他们坐在干净的席子上，紧张地、但却愉快地拴着烂布头。小组长王高氏逗趣地说：旧社会有句话：“牛老能卖钱，人老送下田，”可今天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不仅没有下田，还成了老工人啦！坐在他旁边的五十四岁的王王氏和六十多岁的朱梦氏嘴吧里似唱似念地哼着最近学来的“东方红”的歌子。我的眼光掠过了他们的面孔，在她们每一个充满皱纹的脸上，都闪烁着青春的余辉。
被扔了的“垃圾”
成了“无价之宝”
大家知道，搞生产一要人，二要钱，有了人，但是没有钱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徐州市民政局孟劲轩局长说得那样坚定，那样乐观：“我们的办法是依靠群众，利用废料，白手起家，由小到大，以大带小，向前发展，因此，通常被人们看成是‘垃圾’的废物，到我们这里便成了“无价之宝”，现在约有三十多种废物可以造成好几百种
‘宝’”。废料变“宝”，是个奇迹，它吸引了我，我就参观了许多“废料”，也参观了“宝”。在羽毛厂，厂长带我进入一个车间，只见各式各样的羽毛，白的洁白，黑的乌黑，花的五彩缤纷，圈起来有如花团锦簇，散开来活似天女散花。厂长告诉我：这里共分成二百多种羽毛，行销十五个国家，他们拿去加工后，做成妇女身上的漂亮的装饰品。在另一个车间，我看到了“羽毛”的原料，原来就是又脏又乱被人们扔掉的鸡毛；在鼓楼区电南居民委员会五金熔炼小组，七十四岁的老大爷任玉云从破麻袋里，抓了一把东西，当他一不小心，从手指缝里掉了一点到地上的时候，连忙用手指轻轻地捡了起来。我一看，原来是一堆灰溜溜的泥屑，情不自禁地问：“这里面难道有铜？有铁？”可是，他却用手指指刚刚出炉的黄澄澄的马蹄铜说：“这些铜块就是从这东西里面炼出来的”。这就难怪他把这些东西视如“掌上明珠”了。
救济户不要救济了
口口声声感谢毛主席
在1955年，徐州还有贫民和救济户二万八千多人，可是到今年4月份，就不要国家发放一个救济款了。救济户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地方救济户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原来只有二、三元，现在达到了八、九元。参观、访问的人们，一走到过去的“贫民区”，就会给人们包围起来，热情地、争先恐后地诉说生活上升的情况。有的说，他解放前连双筷子都买不起，现在有了热水瓶，还有了闹钟。有的说，过去求借无门，现在自己在银行里存了钱。还有的说，过去半年糠菜半年粮，现在吃上了白面馒头。我们在访问云龙区救济户王大娘的时候，一个中年妇女说：王大娘母子俩，过去是个常年救济户，住的是高粱秆搭成的棚子，冬天一下雪，床上，地下，一片洁白。现在，娘儿俩全参加了生产组，一个月挣二十来元，有吃有穿，重新翻盖了房子，买了十八元公债，银行里还有十多元存款。每次有人去参观、访问的时候，就要人给她捎个信，“谢谢大恩人毛主席。”王大娘的这句淳朴、热情的话，代表了千千万万正在摆脱贫困的徐州市贫民的心。
补充了地方工业的不足
改变着徐州的经济面貌
徐州市的社会福利生产，还在改变整个徐州市的经济面貌，1957年，这一方面的生产总值达到三百四十多万元，占徐州市手工业生产总值的7.46％，大大弥补了地方工业的不足。极大多数产品，不仅供应徐州人民需要，还远销中外各地，麻刀厂生产的供建筑用的麻刀，就畅销河北、兰州、内蒙古等地。显然，徐州市的社会福利生产已经成为这个市的地方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中共徐州市委第一书记陶有亮告诉我：这项生产现在已经纳入徐州市整个工业生产计划里面了。
推动了一切工作
密切了干群关系
社会福利生产不仅改变了徐州市的经济面貌，还在改变徐州市的政治面貌、精神面貌。铁货居民委员会的主任曾对我讲过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他们在今年认购公债时，街道办事处分配任务是二百元，干部感到信心不足，结果在三个小时内认购了一千零十元。也是这个居民委员会，在积极分子带动下，成了全市第一个“四无”街道。这个居民委员会的情况是整个徐州市的缩影，在许许多多居民委员会里，你都可以找到这样动人心弦的事例。
社会福利生产还在改变着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有些过去看到干部不理不睬的贫民和救济户，主动跑到干部家里检讨过去不对；有些妇女干部终日在外奔跑，无暇处理家务，救济户就在生产余暇，帮助照料，干部夜半回来，激动地说：现在真正体会到忠心为人民服务是最大的光荣和愉快。
徐州市的社会福利生产给徐州市民政工作开辟了一条道路，现在，他们正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争取1960年使所有贫民摘掉贫民帽子，变成没有贫民的城市。（附图片）
看：社会福利生产给徐州铁货居民委员会九十户贫民的生活带来多大变化。
从前向政府要钱
现在向银行存钱 吴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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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猪绒毛衣
在徐州市社会福利生产产品展览会上，陈列着几件颜色鲜艳、引人注目的毛衣、毛裤，有一件上面标着：成年人毛衣，一斤半毛线，六元三角钱。
这种毛衣，是徐州市社会福利生产棕刷厂出品的猪绒毛线织成的。原来他们用猪毛做棕刷时，只利用毛挺部分做刷子，剩下来的大量猪绒都作为废料扔了，或者给农民作肥料。现在他们把这部分猪绒经过弹纺，进行消毒掺入百分之二十五的棉花，纺制成毛线，每一百斤猪毛大约可出毛绒二十斤左右。
用这种毛线织成的毛衣比一般土毛线毛衣保暖，而且质地柔软，坚固耐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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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坩锅
你知道吗？钢铁工业上的一种耐火器材——坩锅，一般要二十多元一只，然而在徐州市电南居民委员会五金熔炼小组生产的同样大小的“再生坩锅”，只要二元多一只。
再生坩锅究竟是怎样再生出来的？钢铁厂里用作化钢化铁的新坩锅，一般用过七、八次以后，就不能再化钢化铁了，他们就把这种坩锅买来，化铜、化铅、化锡，大约再用八、九次以后，连铜、铅、锡都不能化了，就把坩锅压碎成粉末，再加一些耐火砖、耐火土，便可制成再生坩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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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毡及其他
皮革厂制皮革多下来的碎皮（牲畜的头部、蹄子等），过去都是当“垃圾”扔了，现在在徐州市，却能制出许多宝贵的东西。
他们有一个皮渣生产小组，把这种碎皮渣拿去，把上面的毛一点一点剪下来，经过加工以后就是制毛毡的毛料，每一百斤碎皮渣可以剪十五斤到二十斤毛，用这种毛料可以制成毛毡或御寒用的毛毡背心、毛毡帽，畅销我国东北、华北带。
剪过毛以后的碎皮，还可以熬油，然后可以制成肥皂、腊烛、工业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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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明确到明确 从不自觉到自觉
我们执行中央关于城镇社会福利工作以生产自救为主方针的体会
中共徐州市委第一书记 陶有亮
徐州市的社会福利生产事业是在中央以生产自救为主的方针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但对这个方针的认识从不明确到明确，对这个方针的执行从不自觉到自觉，却是经过一个漫长和曲折的过程的。
解放前徐州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不仅居住着大批的城市贫民，而且还寄养着许多娼妓、游民、乞丐……。因而解放后我们在大力恢复经济的同时，必须对这些人的生活作适当安排。虽然中央明确提出城镇的社会福利工作方针必须以组织生产自救为主，我们当时也曾着手组织了一些生产自救单位，但绝大多数是由政府投资吸收一部分烈军属和城市贫民办起来的，其余大多数人仍然是依靠政府救济来维持生活。1956年合作化高潮时，由于我们对社会福利生产的特殊性认识不足，不加分别的将三十余个生产自救单位移交给工业及手工业部门。这样，干部对社会福利工作的方向这个根本问题更产生了认识上的分歧：是生产还是救济？是依靠政府投资扶持还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是组织临时生产还是要有长期打算？思想认识上的模糊，阻碍了社会福利生产事业的发展。1956年末形势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中央提出了“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一切要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根据中央指示，我们对社会福利工作在新形势下的作用作了研究分析，我们认为如何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为数不少的城市贫民也逐步摆脱贫困的生活，这是城镇社会福利工作必须解决的问题。调查材料证明那些正直的劳动人民，虽然丧失了部分劳动力，也不甘愿吃救济，愿意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而那些不愿劳动只想坐吃救济的人，又正是需要在劳动中予以改造的人。因此我们坚定的选择了依靠群众大力发展社会福利生产来逐步摆脱市民贫困的道路，并以此作为民政部门和街道居民委员会的中心任务。
将这个方针变成群众的行动是要做许多艰苦工作的。当时突出的思想问题是不相信群众的力量。我们对此除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外，首先选择几个重点居民委员会，由民政部门和各区的干部进行典型试验。主要是摸索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生产自救的经验，作出样子，让大家照着办。同时，领导上要从各方面给社会福利生产以支持，如与国营企业挂上钩，利用大厂的废料作为原料；在每季平衡供产销时，将社会福利生产的某些主要单位纳入计划，统一安排；在与工业、手工业发生冲突时，只要是适合社会福利生产的，就让给他们生产。为了使社会福利生产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根据以小型为主大中小型结合的原则，曾经将建筑部门的采石场、商业部门的麻刀厂划归他们，作为骨干，以便以强扶弱，以大带小。这样，社会福利生产工作便迅速发展起来，至目前止，已有三百零一个单位，救济户全部参加了生产，预计全年产值可以达到二千八百万——三千万元。社会福利生产发展的结果，第一，是把消费者变成生产者，救济户变成自给户；第二，改造了社会，改造了人，改变了社会风气，密切了党和政府同群众的关系；第三，弥补了地方上工业和手工业生产的不足，成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一支重要力量。
徐州市社会福利生产的发展，证明中央“生产自救”的方针完全正确，同时证明我们摸索出来的执行中央这一方针的具体办法也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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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产好·生活好·学习好
从今年2月起，徐州市社会福利模型厂正式开始生产“宝素珠”了。右图是技师陆明仪（左）正在教徒工赵桂兰学习技术。
铁货街一带的贫民，生活提高以后，积极学文化。到4月下旬，这个居民委员会已经完成了扫盲任务。右下图是袁后发老大娘叫她的女儿教她识字。
下图是贫民李惠庆大娘过去的生活十分困难，自从参加社会福利生产以后，生活改善了，脱下了“千层衣”，穿上了新棉袄，你看他是多么高兴啊！
本报记者 纳一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