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百花齐放
郭沫若
1956年暑间，曾经打算以“百花齐放”为题，选出一百种花来做出一百首诗。试做了三首——牡丹、芍药、春兰——便搁置了。今年我把那三首诗检出来发表过，同志们看了鼓舞我：“跃进一下，就做足一百首来！”好，我受到鼓舞，决心来完成这个小任务。
有的同志问我：“为什么要搁置？”主要的原因是我所熟悉的花不多，有的知其实而不知其名，有的知其名而不知其实，有的名实不相符，有的虽熟而并非深知（譬如问你：桃花是几瓣？恐怕有不少朋友不能顿时回答），所以有困难。
我也翻查了好些书籍，但不见实物总不容易引起实感。因此，各地朋友如能帮帮我的忙，把各地的奇花异卉的详细情况开示些给我，我是很希望而且很感激的。（1958年3月30日）
牡丹
我们并不是什么“花中之王”，
我们也不曾怀抱过“富贵之想”。
我们只多谢园丁们的细心栽培，
使我们抽出了千张碧叶比花还强。
我们的花也只有色，没有香，
不管我们是什么“魏紫”或者“姚黄”；
花开后我们的花瓣散满园地，
真是有些败坏风景，增人惆怅。
水仙花
碧玉琢成的叶子，银白色的花，
简简单单，清清楚楚，到处为家。
我们是反浪费，反保守的先河，
活得省，活得快，活得好，活得多。
人们叫我们是水仙，倒也不错，
只凭一勺水、几粒小石子过活。
我们是促进派而不是促退派，
年年春节，为大家合唱迎春歌。
仙客来
请不要说我们是来自外洋，
来到中国就成为土生土长。
我们衷心地热爱中国人民，
他们称呼我们为萝卜海棠。
我们和秋海棠原是姊妹行，
鲜艳的花瓣反开十分别样。
一位姑娘叫我们是兔子花，
怕是花瓣和兔子耳朵相像。（附图片）
〔牡丹：齐白石作〕
〔水仙、仙客来：胡絜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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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推荐时事新戏“刘介梅”
李纶
湖北省话剧团来京公演的时事新戏“刘介梅”，是一出值得大家去看的好戏。刘介梅忘本回头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了，但这戏却依然能紧紧扣住观众的心弦，我想这主要由于剧作者和演出者并不是简单地把真人真事搬上舞台，而是经过辛勤地创作劳动，真实地表现了新旧生活的对比，细致地描绘了人物的精神面貌，这才产生了使人感动的艺术力量。
开幕时，在观众面前展开的是一幅旧社会农民生活困苦的悲惨图画：刘介梅亲眼看到他的祖父被地主踢死在土地庙前，他的母亲饿死在大树边；但他后来还不能不在俞家当十年长工还债。受不尽的欺压和折磨，还不尽的驴打滚的高利贷。解放后，这个三代当长工、三代讨米、在旧社会穿着破烂衣服的穷苦农民提高了生活，当了干部，并且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但就是这样一个刘介梅却忘了本，在大鸣大放中令人震惊地说出了“今不如昔”的谬论。剧本通过对生活本身的描绘，令人信服地批判了这种忘本思想，给观众以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剧本同时通过刘介梅的思想的变化，表现了农村中“只管个人发家致富，那管别人穷困死活”的资本主义道路和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的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尖锐斗争。剧本也歌颂了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在党和群众的耐心帮助和教育下，刘介梅从噩梦中惊醒过来，悬崖勒马，决心改正过错。
“刘介梅”是在大跃进中，用“多、快、好、省”的工作方法编演出来的一出戏。虽然是突击写成和排演出来的，但是仍有较高的水平，刘介梅、刘朗成、黄组长、俞振仁、杨六仪等人物都写得比较生动，演的也不错。土地庙前逼死人、刘介梅受地主欺压、刘介梅捉地主、刘介梅转变等场矛盾冲突都写得尖锐，戏剧性很强。
当然，这出戏也还是有些缺点的。比如刘介梅的思想还挖掘得不够深，在他为什么没有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而发展了发家致富思想这一关键问题上缺乏有力的描写，因而刘介梅思想发展的脉络有些地方看不清楚。在演出上，有的演员还不大像农民，令人多少有知识分子之感。但这些是容易改进的，并不影响它是一出精彩的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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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亲爱的“妈妈呀”！
——罗马尼亚散记
汪琦
黑海揭开了清晨的面纱，带着母亲的灿烂的笑容，同我们会见了。
当阳光照满沙滩的时候，在海边休养的劳动者，像孩子投向母亲的怀抱，一个个跑到海水中去，追逐着白色的浪花，他们跳跃着，欢呼着，任何快乐的乐章，也不能同这种音乐相比！
我到了康斯坦萨——罗马尼亚东南方的一个沿海的城市，听到了关于海的传说……
在很久以前，摩尔多瓦亚有一个出名的民族英雄，屡次抗击土耳其人的侵略，都得到了胜利。不幸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被土耳其人抓去杀害了。当时土耳其军队里有一个头目，看中了这位民族英雄的妻子，要想娶她，这个美丽而善良的妇人，宁死也不屈从，那个头目把她和她的唯一的女儿，带到黑海边一个鞑靼人的小村子里，折磨她，逼她答允。她带着无比的忧伤和愤恨，同鞑靼人一起劳动，最后，那个头目看到无论如何也得不到她的心，下了毒手，把她装在一只小船里抛到大海中去。她的小女儿独自一人留在岸上，这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看见她的妈妈将被海水吞没了，她的小眼睛一直盯着那只小船，嘴里不断喊着：
“妈妈呀！妈妈呀！”
风，怒吼着。凶恶的海浪一阵比一阵紧。小船漂到那里，小姑娘张着手跟到那里。小船快没有了，只能看到一个小黑点，她还一直呼喊：“妈妈呀！……”
海神被这个凄惨而幼弱的声音感动了。他命令海水：小姑娘走到那里，海水就向后退。海水一直退到母女二人又相见的地方。
虽然母女相逢了，可是再也不能生活下去了。母女紧紧地抱在一起投了海。
海，叹息着。鞑靼村的人更悲痛！为了纪念这个坚贞的女性，鞑靼人把这个村子改为“妈妈呀”村，从此，这个海岸就叫做“妈妈呀”海岸。
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它一直流传到今天。现在，幸福的罗马尼亚人谈起这个故事来，还带着淡淡的哀愁。
我向往黑海，并不是我预先知道这个故事；也不是好奇，想看看黑海是不是黑色的，全不是。当我在罗马尼亚访问的时候，我看见了许许多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他们都像黑海一样，有一段屈辱的、痛苦的历史，他们的命运同黑海是关连着的……
几十年前的一天，在黑海边。年轻的狄都斯。斯德耐斯古刚睡过三、四小时，又拖着沉重的双腿走出了门。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他的高大的身躯同那低斜的小屋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摸摸脑袋，他在考虑什么呢？他是考虑这样大的风暴要不要到海上去吗？不是，他没有这样的权利！他记不起什么时候吃过东西，他只觉得脑袋昏沉，腹内饥火燃烧。有一忽儿，一个念头浮起来了：应当吃点什么。随即他狠狠地摇摇头，挺起胸脯，头也不回地向码头走去了。
许多年过去了，现在谁不知道老船长狄都斯·斯德耐斯古呢！他是全国闻名的人物，他经常在九、十级风暴中航海。他是一个惯于同海浪搏斗的海燕，浪越大，他越安详。一个大浪盖过来了，他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谈笑自若，容光焕发。这个钢铁一般的人，他懂得被奴役的人民的痛苦，他亲眼看见帝国主义者和本国的富豪手牵着手，践踏他们神圣的土地。当帝国主义者想依旧侵占苏伊士运河的时候，他激动了，要求到埃及去。现在，他是苏伊士运河上的领航员了。
感谢罗马尼亚的同志的安排，我来到康斯坦萨，已是访问将近结束的时候，我带着那样瑰丽的罗马尼亚人民斗争的丰富印象，来到这里。
当我面对着这无比广阔的黑海的时候，我常常想到康斯坦丁斯古。他在黑海边挨过了不幸的童年。现在，他是胜利城一个大企业的总工程师。他和他的伙伴们亲手把整整一座大山变成了工厂和城市。那从博尔台希的油区来到黑海边的人，其中也许有博博契吧。当他们兴奋地把他们的最新成就告诉别人的时候，他们身上一定会散发出那样芬芳的葡萄花的香味，因为在他们每一个油井架旁边，都开满了葡萄花。每年石油丰收了，葡萄也丰收了。“五月八日”集体农庄主席沙勃利·爱姆拉，是鞑靼族人，过去他们住在荒凉的小村里，统治者认为鞑靼人就是贫穷、肮脏、落后的同义词。如今的鞑靼人是怎样呢？“五月八日”集体农庄是黑伏特县第一个集体化的村庄。这个黑海边的小村庄，顿时变了样。自豪的沙勃利·爱姆拉，他有着他们民族所特有的那种聪明和勤劳的本能。从他的黑色眼睛里，射出了完全相信自己力量和未来的光芒，好像在说：“现在的一切，我们都有了；将来的一切，我们也会有的。”
我到了黑海“妈妈呀”海岸，也到了爱福利安和瓦亚立洛阿德海岸。这里，没有阴云，没有吞噬人的巨浪，没有贫穷的鞑靼村。代替它们的，是和平的生活，是不尽的欢乐，到处是劳动者的休养所。美丽的、多色彩的康斯坦萨，是属于劳动者的。幸福的光亮，从每一个窗户里射出来。
黑海的黄昏，是多么美好啊！太阳刚刚落下去，月亮在水里浸了一浸升上来了，落日的余辉还未散尽，月色又如此皎洁起来。没有一片云彩，天地一色，像一个广大的透明体。
海，宁静的海！间或有一阵微风吹过，海水慢慢地拥上沙滩，发出沙沙的声音。这样轻微，又这样甜蜜！这是呼唤“妈妈呀”的幸福的声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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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街头巷尾
街头巷尾
比女儿还好
教育部的干部周顺兰下放到湖北省应山县十里河乡胜利社以后，安家落户在一位七十一岁的老爷爷家里。
2月26日下午，雨势很大，社员们都没出工。老爷爷吃过中饭，拿起他的一条满是窟窿的棉裤缝补，周顺兰同志看见了，就要替老爷爷补棉裤。老爷爷不肯，说：“我能补。”周顺兰再三请求，老爷爷见推让不过去，只好把棉裤交给了她。
周顺兰手不离针地补了一下午，只补好了一半；吃了晚饭，点上油灯，继续缝补。十点多钟，她把大大小小十五个窟窿全补好了。针眼儿密密麻麻，补钉儿整整齐齐，又结实，又好看。这时，老爷爷睡熟了，她轻悄悄把棉裤放在老爷爷枕头边。
第二天，老爷爷穿上补好的棉裤，感激得流下眼泪。遇见熟人，他就像报喜一样，拉着人家不放，边指补钉边笑眯眯地讲：“看！这是北京来的同志给我补的，比我女儿还好哩！”（传音）
每人一把锹
当客人们走进了我们学院各教研室、办公室后，都有一种新奇的感觉：不论一般干部，还是领导干部，不论是新教师，还是老教师，每人都有一件劳动工具——铁锹。党委的三位书记和党委的各位部长的铁锹擦得泽亮，放在办公的案头。机械系李宗海教授买到了一把锹之后说：“每人有把锹，和每人有支笔一样，以后干活就方便了，只要说声劳动，拿起就走。”孙镜清副教授说：“我们做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要经常参加体力劳动，没有工具那行呢？”
现在我们学院劳动指挥部只要通知一下说，要进行扫雪或者刨土等劳动了，所有的教师都立即自带着工具，奔向现场。
（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张钧）（附图片）
〔英若识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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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版“鲁迅全集”的一个补正
最近看到鲁迅先生的“天上地下”一文的两页手稿。这篇文章收在鲁迅先生的“伪自由书”中。
“伪自由书”是鲁迅先生1933年1月底至5月中旬为止，在申报“自由谈”发表的杂感的汇集。在这一时期，鲁迅先生旧日的笔名有时不能通用，便改用了何家干。有时用丁萌。“天上地下”的手稿上面的署名是“何家干”，在“自由谈”上发表时是一个“干”字。
“天上地下”一文发表时间是1933年5月19日。
在1933年上海青光书局初版的“伪自由书”，鲁迅先生在“天上地下”一文文末这样写着：
“外洋养病，背脊生疮，名山上拜佛，小便里有糖，这就完结了。” 十九夜补记
现在检阅手稿，文句确是如此。查1933年5月19日的申报，“自由谈”刊登“天上地下”一文末尾只有三句，是“外洋养病，名山拜佛，这就完结了。”少了“背脊生疮”、“小便有糖”两句。这两句是指汪精卫在1933年生了背疮，因内哄又自称有糖尿病，借口下野出国养病。
鲁迅先生在“准风月谈”前记中写道：“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删之处，是留着空白，或加虚线，使读者能够知道的。中国的检查官却不许留空白，必须接起来，于是读者就看不见检查删削的痕迹，一切含胡和恍忽之点，都归在作者身上了。”
现在看到鲁迅先生“天上地下”的手稿，正是遭到这样的命运。在第五段“这也是对于‘非安内无以攘外’或‘安内急于攘外’的题目，做出来的两股好文章。”这段的后面还被删去一大段，原文是：
买飞机。将以“安内”也，挖地洞，“无以攘外”也。因为“安内急于攘外”，故还须买飞机，而“非安内无以攘外”，故必得挖地洞。
计四十四字。有了这几句，文章的意义就明确得多。从这里对先生反对内战，主张抗战的见解；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对国民党的愤恨也就完全可以看出来了。上面这一段，在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五卷“伪自由书”的该文中没有补上，注释中也没有提到。（于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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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怎样才算“负责”？
兰州炼油厂 宋士锡
我们炼油厂在管线施工中，总工程师曾决定用有缝钢管代替无缝钢管。工人们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有缝管不能代替，并向工区领导上提出了意见。但是工区领导上认为，这是总工程师决定的，工地无权变更，错了自有总工程师负责。而且，工地任务又很紧，还是先完成任务再说。这样，就没有采纳工人的意见。结果，有的工程已安装好了。有的备件也预制好了，总工程师又来了命令：“有缝管不能代替无缝管。”于是，管子又全部割断，送回库里去了。责任自然是由总工程师负了，但损失却是整个国家的。
这件事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应该用什么态度对待责任和究竟应该对什么负责？有一种人是用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责任，他们所要负责的是建设工程和国家财产，因此，不管是谁下的命令，也不管这样的责任将来由谁来负，只要他发觉这是错误，要造成损失，就要力求改变，起码也要像工地工人那样的提出自己的意见，让领导上来更好的考虑。另一种人是以雇佣者的态度来对待责任的。他们只是对上级的命令负责，对所谓的责任制度负责。因此，尽管明明看到这要造成损失，只要将来的责任不要他负担，他便还要“依命”干下去。
应该提倡第一种。大家都来认真的对待自己的责任，而不要成为躲在“责任制”和“上级命令”牌子后面的不负责任的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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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中来
说明书的革新
跨进新建的成都剧场，得到一张由四川省川剧院第一团演出的“卓文君”的剧情说明书。那是在一张像汽车月票那样的小纸上，两面铅印的。一面印的是剧场名、剧名、编、导、司鼓名、主题词等；另一面印有剧情说明和演员表。在这样一小片纸上要印上这么些内容，真是难得。剧情说明，共约二百五十字，确实说得扼要，也能看出究竟。这不禁使我想到以前凡是说明书，不是八开纸就是十六开纸那末大一张折起来的，所印内容，也不过如上所述而已。而今成都剧场破习革新的作法，在反浪费、反保守的热火朝天的运动中，这种做法是很值得学习的。
（四川肥料厂蒋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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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奇妙的事实·
△1931年新西兰地震后，曾出现一个长阔均为两公里、深三十公尺的“地震湖”，但在1938年另一次地震后，重又从地面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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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知识小品
花朝
仇文农
“妒花风雨怕难销，偶逐晴光扑蝶遥；一半春随残夜醉，却言明日是花朝。”
——汤显祖
农历2月15日是“花朝节”，据传这个节日在唐代已经形成。人们常把它与八月十五的“中秋”相提并举，称为“花朝月夕”，因为这两个节日都恰在春秋两季的中间。但是也有些地方的花朝节，不是在2月15日。大抵黄河流域的山西河南以2月2日为花朝，江苏浙江以2月12日为花朝；以2月15日为花朝的，有黄河流域的河北、山东、陕西，长江下游流域的江西、湖北、湖南以及滨海的广东福建等地。
2月，春风吹绿了大地，百花开始争芳斗艳，人们爱春气和煦，更爱百花妩媚芬芳，希望青春长驻，因而想像花也有它的节日，便称“花朝节”为百花生日，江浙一带人们在这一天还以绿红遍系花树，祝百花繁盛。
花朝本来是一个与妇女有关的节日，在封建社会，妇女的活动不能越出家庭的范围，所以也就没有甚么丰富的活动资料可以供人们研究。如“扑蝶会”现在就不可能知道它的内容和形式。只有“幼女穿耳”这一习俗许多人还知道。据传说，在花朝日穿耳，有花神的保护，耳珠不致溃烂。
由于2月入春已久，淮河以南人们已进入繁忙的播种时候。在生产过程中，人们积累了经验，也创造了与生产有关的谚语。如“花朝月明，棉花十分”；“花朝日晴，则万物成熟”……虽说没有科学的根据，但它鼓励人民抓晴天赶快下种，保证丰收。
今天，妇女当了主人，不再受穿耳的折磨，她们正在家务劳动中和生产战线上勤奋地工作着。现在当春暖花开的花朝节，我们到处可以听到她们高歌猛进的歌声，悲惨命运已随着旧社会一去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