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3日人民日报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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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州民办中学发展快
广东新村农庄办农业中学
本报讯 贵州省不仅民办小学办得多办得好,自去秋以来,民办中学也如雨后春笋地发展起来。现全省已有七十八所民办中学,分布在三十七个县。这些学校设立在乡村的有三十八所,设立在城镇的有四十所。其中完全民办的七十一所,民办公助的七所,普通中学七十六所,农业技术中学二所。已实行半耕半读的八所,其他也多兼营少部分生产。这些学校都是由群众积极要求并亲自动手办起来的。
民办中学的经费、校舍、设备等问题,群众想出了许多解决办法。解决办学经费方面,有的全部都由学生出钱。有的由学生出一部,再由合作社或群众集资补助,但对家庭贫困的学生,规定了免交或少交学费。有的全由合作社公共积累中解决。在这方面,各地都因地制宜创造了一些不同的办法。如思南县的五星高级社,给民办中学拨一部分“文化地”,由学生自己耕种,收益作学校经费。毕节县的一所民办中学,农业社不但拨给地,还给学生打了四十把锄头。学校的设备大部分是由学生自带桌凳,或由群众献工献料解决的。民办中学的师资问题,是群众认为最难解决的。这方面党政领导部门给了很大帮助。从原有学校和机关中给民办中学调配了政治、业务都较强的教师,群众也聘请了部分教师,大多是未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许多民办中学的政治课,都由区委、镇委书记等干部讲。这些学校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已逐渐走上轨道。有的学校已经成立了有区、乡、社领导及学生家长参加的校务管理委员会,有的成立了学校董事会,监督和管理学校事物。有一些原只读书,不经常参加劳动生产的学校,现已明确了勤工俭学的方向,正积极准备实行半耕半读。这些学校都将结合本地区农、林、牧、副业劳动生产上的主要活动,安排劳动。(萧明)
本报讯 据南方日报报道:广东始兴县新村乡新村农庄,最近新办了一所农民中学。现有学生六十多人,分两班,一班是招收本乡社高小毕业生,以学习初中主要课程和农业生产知识为主,另一班是吸收农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参加学习,边扫盲学文化,边学习技术。这个乡已拨出了一座公产楼房作为校舍,还由农庄拨出一百亩田、两口鱼塘,群众捐耕牛五头,农具一批,作为学校的生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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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军民本是一家人
福州驻军帮农业社办中小学
新华社福建前线2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州部队某部文化速成中学,正在协助农业社创立民办中学和业余小学。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福州市郊战坂乡农业中学 2日开学了。这个中学占全部课程80%的语文、数学课程,由部队文化速成中学的教员义务担任教学,教学用具也是全部由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借用或赠送的。
这个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另外决定协助驻地人民建立一所业余小学,帮助农业社社员们学习文化。小学教员全部由速成中学教员义务兼任。
这个速成中学的工作人员和学员还积极帮助驻地农业社的七个生产队进行扫盲工作,争取在一年内使现有的六百名文盲每人识字一千到一千五百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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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
复旦大学师生展开大辩论
本报讯 据解放日报报道:在五万多张教学专题鸣放大字报的基础上,一个从根本上革新教学、改造思想的大论战在复旦大学热烈展开。
3月28日,中文系三年级同学揭开了大辩论的序幕。辩论的中心是“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的问题。30日便发展成为全系师生的大辩论会。
辩论开始,主张“厚古薄今”的人提出了 四个主要论点,他们认为:第一、我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第二、如果“薄古”,在今天研究古代文化的人才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将会导致文化遗产的“后继无人”;第三、从目前中文系同学的水平看来,掌握古籍是不够的,对古代知识不是知道得太多而是太少;第四、古今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今”是由“古”发展而来的,如果“薄古”,就是忘本。
接着以吕恢文同学为代表主张“厚今薄古”的马上起来辩论。他们认为“厚今薄古”是针对现实中的问题提出来的,在系里就存在着严重的“厚古薄今”倾向,为了彻底扭转这种倾向,应该“厚今薄古”。他们说,在课堂上听到的“古代声音”多,“现代的声音”少;文学课程古代的多、现代的少;教师写文章、搞科学研究也偏重于古典文学,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同意陈伯达同志提出的“厚今薄古”的方针。所谓“厚今薄古”,主要精神是:一切要为今天服务,要想推动今天文化的发展,必须继承优秀的古典文化遗产;“厚今薄古”的“薄”字丝毫没有“轻”古或“非”古的意思。但是必须强调,“今”是主要的,“古”是次要的,“古”应该为“今”服务。因此,“厚古薄今”是主次不分。
经过热烈争辩,拥护“厚今薄古”的同学越来越多。这时又出现了主张“荣今继古”的人,他们基本上同意“厚今薄古”的意见,但认为“厚今薄古”的提法还不明确,不全面。主张“厚今薄古”的立即和他们展开激烈的辩论,结果他们终于以没有原则分歧而放弃了他们的意见。但是,主张“厚古薄今”与主张“厚今薄古”的人,双方论点仍在相持不下,正纷纷收集资料,准备继续深入地展开辩论。
在历史系的辩论大会上,有人提出了“博古通今”论。他们说,“博古”才能“通今”,“通今”必须“博古”。也有人提出了“中外并重”论,认为在强调中国史研究的同时,还要加强世界史的研究。这些说法,引起很多师生的争辩。很多教师和学生发言说,“博古通今”“中外并重”论的实质仍旧是“厚古薄今”,这也证明史学界的“厚古薄今”倾向确是严重存在着的。许多人发言说,历史学是一门阶级性很强的科学,研究历史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为当前的阶级斗争和生产建设服务,他们举出这方面的例子:陈伯达写“窃国大盗袁世凯”,胡绳写“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都是把对历史的研究和现实斗争密切联系起来,恩格斯更是这方面的典范,他的“从猿到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不是完全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服务的吗?
理科的辩论是从对勤工俭学的各种分歧看法开始的。辩论的一方说,勤工俭学的基本方向错了,譬如一个星期拿出十几个小时到金工厂木工厂作工,这并不能带来工农的思想感情,不能红;同样由于勤工俭学占去了时间,也影响了学习质量,影响了专。辩论的另一方则生动地列举出有许多同学参加勤工俭学,精神振作,学习勤奋,不但使学习搞得好,社会工作也作得出色,他们的共同体会是:思想开朗,心情舒畅,不论做什么事都有劲道,而且勤工俭学是与专业紧密结合的。生物系有的学生则认为理论与实际分家是社会分工决定的。大学不比工厂,搞理论是我们的专,生产知识是工人的专。但是有许多教师和同学都不同意上述看法,他们说,我们今天走的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这与旧专家的道路应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今天的教学、科学工作必须从国家需要出发,面向生产。
在这场热火朝天的大辩论中,各种各样的论点、见解已逐渐汇合成两个对峙的营垒。在寝室、课堂以至饭厅里,教师与同学一起,继续深入寻找论据,互相磋商,他们的态度是:在真理还没有辩明之前,决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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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语言科学研究为全民服务
改变研究工作脱离实际、厚古薄今状况
新华社1日讯 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3月29日召开的语言科学研究工作大跃进的座谈会上,很多语言科学研究工作者表示:要研究工作大跃进,首先要明确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问题,改变研究工作脱离实际、厚古薄今的状况,使研究工作真正从全民的实际需要出发,为全民服务。研究工作者要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科学是集体事业,当前要特别强调分工协作。
座谈会由魏建功、吕叔湘、季羡林主持。
韦悫在会上说,生产大跃进必然带动文化教育工作大跃进;文化教育工作大跃进必然带动语言科学大跃进。因为文化科学的发展需要依靠语言。他认为,目前文化教育大跃进的形势对语言科学研究工作提出三点要求:加快进行文字改革,使人民大众容易掌握祖国文字;初步掌握汉字的,要求有更多、更好的学习语文的工具;要求加速汉语规范化工作。他说,语言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有群众观点,首先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他要求语言文字先来个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重点提高。黎锦熙提出,今后的文字改革工作必须密切结合国家的需要,如推广简化汉字和汉语拼音,首先要为帮助扫除文盲,帮助小学生识字和学习普通话服务。高等师范院校的汉语课程必须结合实际,结合学生,结合中学。吕叔湘认为,目前在汉语的研究方面,一般的研究现代汉语多,这是正确的;但是集中研究汉语语法多,其他如语音、词汇、拼音文字、语言教学等迫切要研究的问题,研究的人还很少。
吕叔湘在会上要求各有关部门在语言科学研究上,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人才、设备要互通有无。他说,目前语言研究所正在编辑中型现代汉语辞典,就需要各方面支援编辑力量和资料。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傅懋绩在发言中具体提出要求北京大学教授袁家骅和他们协作,开展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工作。黎锦熙认为全面大协作以后,可以达到:合理分工,潜力涌现;专长合作,效率提高。
很多语言科学研究工作者指出,他们都是在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和研究作风以后,制定了新的研究规划。高名凯代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从事语言学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教师提出的规划内容中,就提到将协助语言研究所编好中型现代汉语辞典。他们还要进行汉语词汇学、新文字拼写法、马克思列宁主义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并且要作好新生力量的培养工作。程镇球、孟复、白锐等提出了外国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和培养新生力量等问题。魏建功指出,在过去,外国语言学的研究和汉语的研究是脱节的,这次会议将成为两者的研究工作更好结合的开端。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以及北京部分高等学校等方面的语言科学研究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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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个人历史是由自己的言行写成的
杨献珍
一个人出生到世界上来以后,除了早夭的以外,总要活上几十年。每个人在成年以后一直到停止呼吸的几十年的生活,就构成各人自己的历史(这是把各人的历史从成年以后算起,是因为成年以前还是小孩子,而小孩子说胡话,犯错误,连上帝也是要原谅的)。至于各人自己的历史画面上所涂的颜色是白的,灰的,粉红的或者鲜红的,虽然客观因素也起作用,但主观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则是可以断言的。
党外的右派分子不必说了。党内的右派分子,由于中国革命浪潮把他们卷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因而使得他们的历史过程中的某一章节曾经一度涂上了红颜色;但是,又由于他们被卷入革命队伍以后,没有决心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改造自己的思想,而还是死死地抱着个人主义不放,于是他们的历史又逐渐由红色的变成粉红色的,灰色的,最后变成了白色的,或者黑色的。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他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具体地体现出来的。而这就构成各人自己的历史。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表现也就是每个人自己的历史表演。
有人说,“你要想打倒我,你一辈子也莫想!”
的确,一个人如果是走得端,行得正,别人是无法打倒他的。
就连蒋介石,如果他不反革命,也没有谁能够把他打倒。
坏人都是自己打倒自己。他自己每天在那里作着否定自己的事,自己在那里给自己的历史抹黑。例如右派分子并不是在组织上给他作结论的时候才成为右派的,事实上他的右派历史早已由他自己一笔一笔地写成了,结论不过是他的历史的反映。
右派分子是每个党员和青年团员的反面教员。
鉴于右派分子是怎样写他们自己的历史的,每个党员和青年团员都应当好好地想一想怎样来写自己的历史。
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写自己的历史。在写自己的历史的时候,要记住不要自己给自己的历史抹黑。
我们幸运地生活在已经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代,每个党员和青年团员时时刻刻都要记住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作自己的思想行动的指导,要真正作到言行一致,自觉地来写自己的历史,永远保持自己历史的鲜红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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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名缰利索”中解放出来!
缰与索是御马用的东西。马被缰与索紧紧地捆绑在笨重的大车上,它就只能迈着翰林步慢吞吞地在路上走着,想奔腾也奔腾不起来。现在报纸上用“万马奔腾”的字样来形容大跃进,恐怕不是指的那种被缰与索紧紧系在大车上的马。
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是要求大跃进,理论工作也不能例外。但是,许多从事理论工作的人还在被“名缰利索”死死地束缚着,要他们跃进,怎么跃进得起来呢?
“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共产党人公开声言,“他们的目的只有用强力推翻全部现存社会制度才可以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随着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我们已经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国人民颈上的一条锁链被打碎了,被扔到东洋大海里去了,可是还有一些人还有兴趣于在自己的精神中保持着一条个人主义的锁链。这条个人主义的锁链具体地体现在某些理论工作者的身上,就是名利思想。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中说:
“犹太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
“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
“既然这样,那末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也就是现代的自我解放。”(注一)
马克思得出结论说:
“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注二)中获得解放。”
我看现在从事理论工作者当中还有不少这样的“犹太人”,他们还没有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解放出来。他们当中有的人简直成了财迷。越有钱,越吝啬。腰缠万贯而只买两块蛋糕招待国际友人。有的为分稿费而费尽心机打主意多沾点便宜。丑还有丑于此者乎?
名与利是血肉相连的。好利者未有不好名者。尤其是现在作理论工作的人,生财之道就是靠写小册子,而写小册子的作用,不仅可以赚稿费,而且可以猎名,可以成为全国“名流”,有的人在中国得了名还不过瘾,还要企图在国外得名,成为世界名人,国际理论权威。当然,小册子一旦在国外得售,又可以赚很大一笔稿费。真是名利双全。
可惜这些人根本不懂实际生活中的辩证法。他们不懂得,当他们为了追逐名利而埋头于写不值钱的小册子的时候,他们的党性也就随之而澌灭殆尽。
“名缰利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前进道路上的绊马索,是陷坑。不少的人已经陷进去了,不能自拔。
从事理论工作者要想在理论工作方面跃进,首先不要再作“犹太人”,要从“名缰利索”中解放出来,老老实实地为认真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奋斗。
(注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四四六页。
(注二)这里所说的“犹太”,意即做生意,金钱,高利贷者,商人。见上书同页注。
(编者注:这两篇文章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同志写的两张大字报。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编者改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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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大剧场减低票价
本报讯 为了使更多的人进入大剧场,看到话剧、歌剧和音乐舞蹈的演出,北京市四家大剧场决定从本月起降低票价。最低票价如下,天桥剧场:大型歌剧、舞剧由六角降至三角;音乐舞蹈由六角降至四角;音乐会由四角降至二角。首都剧场和人民剧场的话剧票价都由六角降至三角。青年艺术剧院由于场子较小,话剧票价由六角降至四角。
上述四家剧场在降价的同时,还比原来增加了低价票的数额,减少了高价票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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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吉祥石塔
福建省古田县有一个吉祥寺,寺前有石塔一座。据说这座石塔建于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明成化间重修过一次。1935年,寺僧因石塔崩裂过甚,曾经募资重修,塔座上换了一块石板,其他石刻都是原物。
塔身八角形,九层实心,全高约二十五公尺,是古代重要的建筑遗物和雕刻艺术品。塔座八面都有龙、马、狮、羊、龟、鹤、花朵等浮雕。塔身第一层八面有八个龛,龛内各有一尊约0.20公尺坐佛像。龛外两旁各有人物浮雕,均极生动精美。第二至第九层各面都有龛和佛像,只是龛外的雕刻逐层减少,花纹也逐层简单。
1956年古田县扩建水力发电厂,吉祥石塔在水库区范围内,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已于当年11月间进行了调查,准备将塔迁移,按原貌重建。
(云)(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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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华教师畅谈双反收获
教育部部长参加座谈会
本报讯 清华大学的教授们最近连续举行了三次座谈会,畅谈双反中的收获。大家向党交心,向同志交心,并提出了红专规划。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副部长黄松龄参加了座谈会。教授们多年来存在的思想隔阂冲开了;在历次运动中从来不发言的,这次也自烧烧人;很多教授从自己的内心深处发出了自我批评的声音。
在座谈会上,电机系主任章名涛教授说:“我要感谢党,没有这次双反运动,我是不能进入社会主义的。我的思想平时很隐蔽,连爱人也不知道。我时常怕自己的思想暴露出来,如作报告总要写好稿子,说的不是心里话。对党的政策,我同意的照做,不同意的就闭口不言,能少做的少做,能不做的就不做。自己过去也想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总是格格不入。我的思想包袱从三反背到整风,越背越重,这次决心把它丢掉。”
动力机械系副主任吴仲华教授谈到,双反运动使他真正认识到“政治是灵魂”的意义。他在回国的几年中,总觉得政治虽然重要,但一下子不容易学会,不妨先尽量在专业方面努力工作。他说,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道路。由于不红,虽然有主观愿望要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但不是方向不对,就是方法不对。在教研组的工作中,我仍旧按照以前在美国时的老方法进行工作,结果订出的教学计划严重地脱离了社会主义战线,教研组成员和学生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得到了大大发展,具体的教学工作、实验室工作也没有做好。他说,这次大字报把我打醒了,就是在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具体工作中,也是红比专更重要,不红也就专不了。
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刚从国外回来,一到学校就去看大字报。他感到,西瓜吃起来先是苦的,但后来越吃越甜,营养非常丰富。他觉得自己近年来暮气特别严重,原因是在政治上的自满和业务上的自卑。他说:“反右以后,我自以为政治上已经‘通红’了,越来越自满,实际上我的思想认识还很模糊。同时,在建筑思想批判以后,我在业务上很自卑。他检查自己在建筑思想批判以后,还留恋过去,好像一个碗,只打破了一个口,还感到可以用。由于没有彻底地破,几年来自己的工作中新的方向就一直没立起来。
杨秀峰部长在会议结束时讲话说,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要经过严重的考验。经过解放以来历次运动,大家对敌我界限一般的可以认识清楚,但观点和方法上还存在问题。观点和方法在一定情况下就会影响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矛盾的,不破除就很难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造自己要依靠群众,一个人自己改造提高是有限的。有了缺点,就要有决心改正。有决心,就有了信心;有信心,就有了勇气;有勇气,就有了力量。杨秀峰最后说,大家首先进行检查是非常对的,同时,对大字报所提意见有不同意的地方,也可以商榷,以便共同提高。蒋南翔校长也要求大家畅所欲言。他说吃西瓜也可以吐西瓜子,有不合适的意见,也可以提出来讨论,互相交心。
会上有刘仙洲、梁思成等十四位教授联名提出了一项制订个人红专规划的纲要,他们建议全校教师都来制订红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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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书籍出版如何厚今薄古?
人民文学出版社展开讨论
本报讯 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书籍的印数问题在双反运动中展开了辩论。群众提出了1957年出版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用纸量,占了全年总用纸量的45%,而新创作连同苏联文学出版物的用纸量,却只占23%。在书籍印数问题上,群众认为有“厚古薄今”的倾向。
在争辩中出现了不少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认为,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是经过历史考验的,在劳动人民中间有极为深广的影响,今天这类书的需要量大,正是说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在精神生活上需要更多的东西,何况古典文学也有它的教育作用,因此多印这类书是好事情而不是坏事情。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读书界要求大量出版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趋势,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客观的发展规律,对这种要求应当看作是正常的,即使要改变这种风气,出版社也是无能为力的。
经过大争大辩,群众认为这些看法是片面的或者是不正确的。大家认为,有计划和有系统地出版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是贯彻执行党关于继承民族文化遗产政策的重要措施;过去出版社在这方面做了些工作,今后还要继续加强它,更有系统地整理和出版,让民族遗产为社会主义服务。但是并不等于说,过去在印数上的大量发行,占出版社全年用纸量的45%,就是合理的。不能认为多印古典文学和多印表现现代生活的作品是差不多的事,因为前者不能代替后者。出版社的基本方针,是通过出版物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出版物的印数,就必须掌握“厚今薄古”的原则。


第7版()
专栏:读者的话

文学教学也要“厚今薄古”
我认为,在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中也要贯彻“厚今薄古”。
近几年来,中学文学课本里增加了古典文学的内容,这对教育广大青年热爱祖国文化,认识并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古典文学在课本中的比重愈来愈大,高中文学一、二册完全是古典文学,我认为这会引导青年走脱离现实的道路。现在有些学生说话写文章似古非古,似今非今,令人啼笑皆非;有少数学生一味学古,对现代文学一无所知,对群众语言也采取轻视的态度。
我建议教育部重新调整中学文学课本中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比重,使青年更多地关心现实生活。
卢盛仪


第7版()
专栏:

科普工作下乡下厂
全国科普工作出现新高潮
本报讯 目前,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新高潮。
自安徽省科普协会向全国各地科普组织提出倡议,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后,在科普战线上形成了比干劲、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热潮。上海、浙江等地科普修订或提出了跃进指标。河北、湖北、广东、吉林、江苏、天津等地区的科普组织,今年要实现科普工作普遍“下厂、下车间、下工段、下农业社、下生产队”。
现在,各地科普组织已经创造了许多有效的宣传形式。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四川等二十多个省科普协会已经决定同共青团、妇联等单位合作,在农村中建立一百多万个农业技术业余学校或夜校,系统地普及耕作技术、水利、肥料、绿化、除四害等科学知识。各地还准备大批举办中、小型科学技术展览、放映科学电影等工作。山东等部分科普协会已经建成或正在筹备建立科学技术宣传馆或试验馆。
(申昌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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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古典文学把我们引到哪里去?
“厚古薄今”在师大
一群
北京师范大学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双反运动,从几十万张大字报揭露的问题看,厚古薄今,抱旧时代的残,守资本主义的缺的情况十分严重。
正如大字报揭露的那样,中文系的古典文学教学充塞了大量的繁琐考证和毫无意义的版本比较,这样作不是为了给学生以必要的材料,借以更好地了解作品的时代背景,研究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有这样的情况:一位教授给研究生布置了一个分量不轻的作业,叫他们对照“警世通言”中的六篇小说与“京本通俗小说”在文字上有什么不同。研究生们花了几天时间,对出了其中两篇“碾玉观音”与“崔待诏生死冤家”中,最大不同在于“通言”多了一句“这汉子毕竟是何人,且听下回分解”。至于其他的不同更无足轻重了。研究生们去请教教授这样比较有什么好处,答曰:“一字之差很重要,问题就在那里,不要怕麻烦,钻进去了就有好处。”也正是这位教授,自己讲“三国演义”时,对于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只字未提,却大讲起关羽何时称侯,何时称王,何时称帝。
在古典文学教学中有一种坏的风气,即使解释一字一词,也“言必称三代”。一位教授讲“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对“蔺”字的演变就讲了老半天,不厌其烦地告诉学生:“‘蔺’字最初的形状是‘?’,应当读作‘阵’,后来写成‘?’,才读作ㄌㄧ?,后又写作‘閵’,也读作ㄌㄧ?。有一种鸟名叫‘含閵’,后来有一种草叫‘蔺’,那就是在‘閵’,字上加了‘艹’而成为了蔺相如的蔺”。不知道“蔺”字与这个塑造了两个爱国者的故事,表现了不计私怨,团结御侮的思想的作品有什么关系?显然,这种烦琐考证对于文学教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只能把学生导向歧路。在讲“史记”“五帝本纪”时,也用同样的办法,对“蚩尤”考证了很久,结果考证出蚩尤原来是一条大虫。
某些教授们对烦琐考证和无意义的版本比较的兴趣,正如一张大字报说的,是“浪费了学生的青春”。1954年对形式主义唯心主义的“红学”研究展开过批判,可是有些人却硬要死抱住这一套资产阶级观点和治学方法,实际上是恋古弃今。在教师们的这种思想影响下,许多学生都一心钻进故纸堆中,不关心当前的文艺思想斗争,不看“人民文学”,对于已经死去了的一字一词的来龙去脉可以谈得津津有味,而对于现代文学,一方面无知,一方面又“不屑齿之”,也养成了一种“言必称三代”,借以眩耀渊博的恶劣作风。
不仅如此,厚古薄今也尖锐地反映在对待古典作品的态度上,全盘肯定,批判时心软手软、重艺术轻思想性的情况相当普遍,有的教授对曹植倍加赞扬,几乎完全肯定,把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说成有战斗精神。而真正批判古典作家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时,往往又用“各有千秋”一笔带过。
教师们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这些东西非常合拍,有的公然提出:“抒情诗的好坏,决定于是否有真空感情”。从资产阶级的感情出发,于是就选了大量的柔弱派的词,把北宋的词说成是“正宗”,把李清照、李商隐捧到了天上,讲起来绘声绘形,淋漓尽致,流露出颓废没落的感伤情绪;而讲辛弃疾、陆游的词,则只有干巴巴地几条爱国主义、开朗之类的东西。
由于这种思想感情的潜移默化,不少青年学生远离斗争,有的成天沉迷于“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吹笙”的“意境”或“悠然见南山”的情感之中;有的由于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思想影响,在床头贴了一张“人生在世,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字条。有些青年因为长期受那种艺术梦(实际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第一)的陶冶,当右派分子用文艺的形式写出“新今古奇观”、“奇冤记”时,中文系大批同学完全解除了武装,对这种庸俗东西的“艺术”性大加称赏,根本嗅不出那浓烈的反党臭味来。正因为这样,有一张大字报正确地问道:“古典文学要把我们引到哪里去?”
厚古薄今,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出发,而是从资产阶级思想出发,于是歪曲作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有一位教师讲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把一个善于耍两面派手法混入集体农庄的富农反革命分子雅可夫·洛济支说成是有两面性,有爱劳动的一面。而讲果戈理的“死魂灵”时,说农奴制的代表者、典型的守财奴泼留希金是“农奴制度的牺牲品”,使学生不知仇恨泼留希金,而空洞地去反对那个农奴制度!实际上农奴制度和泼留希金是一体。难怪有的学生也学着教师的样,在处理右派时提出:不要去恨右派分子,而要去恨那个造成右派分子的“社会原因”!
在中国文学的教学中,这样的事情可多着呢!
某教师说:“红楼梦”“主要是写宝玉黛玉恋爱的故事”,“宝玉一生的理想是要创造自由平等的爱情……”。看来这比“色空说”前进了一步,实际上仍然是死守住那个破摊子,因袭胡适的观点方法,对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进行抽筋剥皮,尽力抹杀它的社会内容。在这位先生讲授的“红楼梦”中没有只字片语提到作品对封建制度的暴露和批判。从他以上那个基本观点出发,他选了“慧紫鹃情辞试莽玉”和黛玉之死两回。并且庸俗地考证贾珍和秦可卿的关系在各个版本中的变化,史湘云是否和贾宝玉结婚。人们不禁要问:1954年这些先生们在哪里?难道他们在那场大辩论中没有获得些微教益吗?倒是另一位教授道破了事情的真象,他向学生介绍1954年那场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时说:“我通读了讨论‘红楼梦’的三百多篇文章,一言以蔽之,所争的只是一字之差,即自传体与自传性。‘红楼梦’是自传性而不是自传体”。有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用漠不关心的态度,甚至用这种塞耳不闻、闭目不见的抵触情绪来对待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实际上,他们是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抱残守缺。有的教师由于根本立场没有改造,甚至不惜歪曲古典作品,来宣传自己错误的政治观点。有一位讲师在整风初期讲孙悟空大闹天宫,他说:“孙悟空嫌弼马温官小,倒像知识分子的要求”,……“悟空……又有小知识分子怀才不遇、臣属下僚的苦闷,也带有侠义气;他有名……无职更无权,被当作异己分子看,是不甘心受羁糜的,现在许多人向党提意见,也有怀才不遇的心情”。还是这位讲师在讲“三国演义”时,把“三顾茅庐”大加渲染,强调“礼贤下士”(另一位教授也在课堂上大肆发挥过“气节”“士为知己者死”等),说什么“中国儒家旧知识分子最高的理想是忠君爱民,得到皇帝的信任,以行仁政。这理想是很难实现的。而在三国中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互相信任,是儒家最理想的君臣关系……”“儒家要作官,是为了行道,但理想实现了则应隐退。不想有求于人。‘达者兼善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经历了去年春天大风浪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讲课人是有所指的。这在当时都起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这已经是以古讽今和诵古寓今了。这种态度在学生中也有着某种程度的反响。有人检查说,在教师指导下学了古典文学,很欣赏古人的清高,向往着“孤灯一盏,酽茶一杯,古书一本”,“得知己,赴汤蹈火,无知己,淡泊寡欢”。也有人检查说,受到组织和同志的批评后,往往向李清照、周邦彦、奥?金那里寻求安慰,自怜自艾,日益和组织、同志疏远……
就以上这些从大字报海洋中捞出来的一点情况,足以说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根本不能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目前,北京师大相当多的教师,包括相当数目的老教师,都已开始惊醒起来,不少人已下定决心力争红与专。但是,对于教学与科学研究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却揭露得还很不够,希望在运动深入中能够辨明是非。(附图片)
“厚古薄今”
古人、动物满天飞,可惜寂寞工农兵
丁深 叶飞
(这是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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