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br/>专栏：<br/><br/> 批判教条主义 肃清修正主义<br/> ——记中国人民大学双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两个大问题<br/> 徐熊<br/> 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们在这次双反运动中，通过四十四万张大字报和上万次会议，对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一次全面而深入的揭发。批判了教条主义特别是修正主义的观点。这些错误虽然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可是我们如果进而剖视一下这个“指头”，就会发现它却是全校师生迈向红透专深的一个严重的障碍物。现在，全校师生都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决心批判教条主义，肃清修正主义，并且积极寻求改革的办法。“破而后立”，这就是这场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上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斗争的一个胜利。<br/> “讲授实践论，违背实践论；<br/> 研究革命史，脱离革命史”<br/> 教条主义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只强调了“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而忽视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抱这样态度的人认为：“理论是实际斗争的总结，讲理论本身就联系了实际”。认为<br/> “只要实事求是地研究理论分析资料，就可以找到同马列主义相符合的结论”。<br/> 这种“从理论条文到理论条文”的“联系”的结果到底怎样呢？有一个叫“生产能力”的概念，也许一个普通工人就可以把它解释清楚，可是一个工业经济教师却一连换了几种说法都未能说清楚。最后，他只好替它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生产能力应解释为在一定时期内，根据企业间断生产和非间断生产的性质，去充分利用生产面积劳动力和国家拨给企业生产车间的全部现有设备条件下，采用先进的工作方法，先进劳动组织和生产组织以及设备生产率的先进技术定额，并考虑到生产革新者和其它同类企业的先进经验的技术组织措施，来保证消除生产上薄弱环节按计划所规定产品品种所能发挥的最大可能年产量”。足足一百六十多字，而这位教师却说生产能力的定义还没有全部包括进去。<br/> 也有这样的逻辑教师，他们离开实践过程去专门研究纯粹的逻辑形式，强调研究形式逻辑只遵守逻辑规律，不管内容对错。如一个教师这样说：“我们必须承认‘上帝是存在，圣母是处女’二句是对的，因为它符合逻辑形式，至于现实生活中究属真或假我们可不计较。”在他讲授中大量出现的例句是这一类：“半男半女”，“人咬狗”，“他是你爸爸，又不是你爸爸”，等等。学生们对他的讲课的评论是：“听课时课堂活跃，下课时茫然若有所失。”<br/> “无的放矢”，是脱离实际的另一种表现。有一部分教师不愿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他们有一种“分工论”的说法，即所谓：“党团组织管思想，教师只管教学。”他们便抱着“教书不教人”的态度，在教学中脱离了学生思想实际，失去了社会科学应该具有的战斗性和思想性。一位哲学教师，他一面在课堂上大讲“共产主义道德”，一面对学生中正发生的偷盗事故、道德败坏和严重个人主义等恶劣现象丝毫不加联系和批判。也有的教师在课堂上声嘶力竭地痛斥“超阶级的客观主义”，而面对一个后来成为右派分子的学生所发表的“有立场就看不见真理”的谬论，竟若无其事。马列主义研究班有一个分班的研究生们就给他们一位教条主义的老师写了这样一副对联：“讲授实践论，违背实践论；研究革命史，脱离革命史。”这位教师长期替这个班讲课，但是全班九十六个研究生他一个也不认识。<br/> 教学中缺乏战斗性和思想性还表现在：没有有机地结合教学，有力地批判中外资产阶级各种反动理论。刑法、民法、审判法等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的课程应该是充满了战斗气息的，可是从前在教学中也很少对资产阶级旧法观点和修正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各系的每门课都有它的“对立面”，可是不少教师却没有很好地运用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进行战斗。<br/> 脱离实际的结果，在教学工作中，造成了“厚古薄今”、“重外轻中”的现象。马列主义基础课的每个单元都很少联系到中国当前阶级斗争情况。教师们在讲课时也很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阐述我国过渡时期农村和城市阶级斗争的特点和形式，基础和上层建筑形式的规律性，以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等问题。有人说哲学史的讲稿是“大头小尾”，光讲历史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不讲现实生活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各个领域的斗争。中国哲学史占很大比重的是先秦哲学，而西洋哲学史也是古希腊和罗马哲学讲的多，近代和现代的哲学家很少讲到。<br/> 讲中国现代革命史，本来应该而且也容易贯彻“厚今薄古”的原则，可是历史系有的教师讲的仍然是“略今详古”。如党的成立和北伐战争时期共八年，讲授时数为六十三小时，占总时数40.3％，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共七年，讲授时数仅十二小时，只占总时数7.7％。<br/> 有这样的教师，在课堂上对西斯蒙蒂的“消费不足论”批判得津津有味。学生们希望他能谈谈当前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所谓资本主义“生产的平衡”和“计划资本主义”等谬论，以及目前资本主义是否发生危机，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如何具体体现等，但是这位教师却没有谈。学生们感叹地说：“课前课后都是一笔糊涂账。”<br/> 是什么东西妨碍了理论联系实际呢？从师生们贴的大字报来分析，有几个原因：第一、存在着骄傲自满和保守思想，缺乏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缺乏创造性的作风和改革的精神。第二、对理论的看法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形而上学倾向，重视书本，轻视党的政策、指示、文件、实际工作经验总结和党的领导人的报告等。第三、单纯强调“系统性”、“正规化”，而又不能根据现实情况和要求，打破旧体系，建立新体系。第四、“理论万能论”，认为：“理论掌握了，学完了，自然而然就能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学会立场、观点、方法。”第五、“神秘思想”和“缩头思想”，把联系实际看得高深莫测。如有些人认为科学研究工作有“阶段论”，就书读书是“初级阶段”；联系思想、联系实际是“高级阶段”。这些人怕自己水平够不上“高级阶段”，惧而缩头。第六、学习方法上的闭门造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埋头书本中”，对国内外沸腾着的现实生活和斗争状况孤陋寡闻。<br/> 向资本主义思想屈膝投降<br/> 对唯心主义观点频送秋波<br/> 从这次运动中揭发的材料来看，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的修正主义观点在近年来是有所抬头的。<br/> 修正主义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一度在一部分教师中流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阶级分析过时论”。<br/> 正当去年我国阶级斗争非常激烈的时候，一位长期从事哲学工作的教授却断言：“现在阶级斗争将要进入博物馆”，认为：“我国即将脱离阶级社会了；马克思主义如需要发展，便不应老是停留在阶级分析的阶段上。因为客观环境起了变化，时代毕竟是不同了，因此对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也应相应改变。”<br/> 由于抱有“阶级斗争基本熄灭”的看法，在法律系几乎所有专业课讲义中都曾一度产生了一些程度不同的右倾思想；资产阶级的旧法观点也在一些教师中一度盛行。其中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关于党在国家和法制中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在讲社会主义法制课时竟没有被强调，甚至根本未谈。许多讲义强调“防错”，不强调“防漏”；注意防“左”，忽视甚至不谈防右；讲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时也都是强调民主多于专政。有些人还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已不适用。甚至有人认为斯大林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时说的“镇压剥削者”不确切、不完备，应改为“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意思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只提同剥削者进行斗争，不提镇压。<br/> 有些教师对法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发生怀疑和动摇。他们认为，我国法律是“四个朋友阶级共同意志的表现”；认为“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有两个意志，所以我们的法律也是包括它的进步意志，它的积极性一面”；认为说法权不能反映其它阶级的意志的人，“是把法权的阶级性质问题和法权是可能反映其它的阶级意志的问题混为一谈。”这种抽去阶级内容而谈法律条文的现象在不少教师的讲课中也表现了出来。<br/> “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彻底镇压和消灭资产阶级论”这一规律，也有些教师在实质上否定了它。他们认为“只有当资产阶级反对时，才实行镇压；而我国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反抗，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后已不存在”。在讲到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和斗争关系问题时，有的教师主张“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以不破裂两者联盟为界限”。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有人认为，是由于在三反、五反斗争中产生了一批“比较进步的资本家”而“打下了基础”。<br/> “有利被告论”在法律系的一些课程中也曾一度大量出现。其中有主张“法院未宣判就不能当作犯罪人”的“无罪推定”；有人主张“本案辩护人不能作证人”，“辩护人在诉讼中一切行为都要有利于被告，永远不能揭发被告所隐瞒的罪恶”；还有人主张“被告在任何时候都有权力不证明自己的罪行”、“被告人个人辩论时，可以推翻全部或部分的承认”、<br/> “被告在法庭上的诬告也是被告的辩护权”甚至有人还主张“反革命具体罪有未遂”，就是说如果反革命分子杀害干部未杀死，放火烧工厂未烧着，也都按“未遂”处理。其他在诉讼关系方面，在上诉方面，在刑事法律的濒及力方面等，都有各式各样的“有利被告论”。此外，还有人忽略了刑法的阶级内容而谈“无罪不罚”、“罪责自负”、“罪刑相称”和“改造成新人”等主张。这样教学的结果，必然助长了某些学生的右倾情绪。<br/> 修正主义观点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是常常以反对教条主义面目出现的，有些教授对“战后帝国主义是否仍然是五大特征”表示怀疑，对“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原理认为过时了。有人还宣称：“马克思并没有讲过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规律，是别人假传圣旨。”还有人对贫困化理论作了这样的修改：“无产阶级有时候绝对贫困化，这同传统提法——工人阶级不断的或逐年的贫困化有别。”也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实际工资的总趋势从量的方面看是有所提高的”，从而否认了马克思关于“实际工资的总趋势是下降”的论点。<br/> 在过去这一年中，这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发生怀疑和动摇甚至企图“修正”它的现象，在不少系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在哲学系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那么几条条”，劝学生“不要迷信哲学理论”；在法律系有人对彻底打碎国家机器这一原理发生动摇，而更多地去讲授和研究议会和平过渡的原则；在经济学方面有人认为“定息不是剥削”，“顶多也是剥削过去工人的”；在新闻系有人认为：“人生本身的规律性，可以克服作家世界观的落后的矛盾”；在历史系也有人热中于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多种形式”而忽视了十月革命的道路。<br/> 同修正主义观点殊途同归的，还有人在课堂上公开颂扬或者“客观主义”地推荐资产阶级学说。如有一个国际公法教师，竟一点未加批判地向学生们介绍了为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干涉而制造借口的资产阶级学者奥本海的所谓“根据权利干涉”的“七大理由”。并说：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是取得领土的合法方法”。另一个国际法教师也在课堂上鼓吹资产阶级国会的作用，而认为列宁的关于资产阶级国会是欺骗人民的<br/> “清谈馆”的说法过时了。在他的讲义里他曾用一千五百字罗列了资产阶级学者关于宪法的定义，并给这些人这样美妙的头衔；“××爵士”、“美国现代思想家××”，其中有一个竟是“我国右派巨头罗隆基”。他又花二百多个字“批判”这十六个人的定义。他“批判”罗隆基谬论的结果，把我国的宪法也包括进政府统治人民的工具了。一部分哲学教师对主观唯心主义者有着浓厚感情。他们常向学生介绍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黑格尔和罗素等人的所谓“人类的精神财富”和“巨大的贡献”。有人还认为唯心主义也是“对现实的概括”，“其中可能有正确的结论”。还有人认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比唯心主义更可怕”。有了教师们这些错误观点的传播，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系学生中，还有人怀疑物质第一性，还有人认为“宇宙有精神实体存在”而“上帝在主宰人类！”<br/> 改革教学课程，理论联系实际<br/> 肃清修正主义，迈向红透专深<br/> 经过对教条主义特别是修正主义的揭露和批判，中国人民大学已初步进行了教学改革工作，而全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大整大改也即将在专题大争大辩后进行。<br/> 理论联系实际，“厚今薄古”等原则现已受到了普遍重视。“毛泽东同志哲学著作研究会”已经成立，并已拟定研究题目。中国革命史、中国历史、贸易经济等教研室已开始根据这一精神，决定提前完成修改讲义的任务。法律系刑法、民法和国家与法权理论等教研室已提出了初步改革方案，大胆地打破了原来课程体系，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专题进行讲授。刑法课把原来总则部分加以精简，由十七章改为三个专题，比原来增加了我国的劳动改造政策，以及犯罪的矛盾等新内容，并且突出了刑法阶级性这一中心问题。现在刑法教研室已经按新的体系和教学方法教课，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讲授民法、劳动法、法权理论等课的一些教师已经或将要下厂、下乡和有关的实际工作部门，进行专题研究，按新的提纲编写讲义。<br/> 为了教学联系学生思想实际，克服“教书不教人”的现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哲学和中国革命史等四个政治理论教研室的大部分教师已下放到系、班，担任学生的党、团组织书记或支委。哲学等方面教学也将采取整风学习的方式，以贯彻思想改造原则。<br/> 在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教学方法上也有了改进。经济系政治经济教研室主任苏星，在讲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商业部分时，带领学生去天桥商场参观，回来后让学生讨论社会主义商业的优越性，最后他再作一总结。这样使学生既学到了理论，又解决了思想问题。资本论专题讨论指导教师李光宇改进了过去死啃逻辑结构法老一套的方法，引导学生根据资本论理论等批判右派分子吴景超的“中国人口问题新论”，并揭示了关于绝对贫困化问题的主要修正主义论点。让大家讨论批判，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br/> 修正主义观点也已经开始受到批判和清洗。有关教师都决心在当前自我思想改造运动中和正在展开的思想大辩论中，进一步肃清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坚决向红透专深迈进。
第7版()<br/>专栏：<br/><br/> 农村业余文化将百花齐放<br/> 本报讯 “鼓起革命干劲，使农村群众业余文化工作，出现一个‘诗书戏乐到处有，文艺花开遍山村’的新局面。”这是各地文化馆的跃进口号。<br/> 最近，安徽省祁门县文化馆和历口文化馆分馆就专门召开了五天会议，讨论了为今年实现八百斤县服务的具体任务，并着重检查、批判了干部思想上的人少、钱少、困难多的右倾保守思想。会议决定“把俱乐部的旗帜插遍山区”，并拿出六分之五的人力下农村深入辅导。<br/> 安徽的肥东、吉林的长岭、江苏宜兴等县的文化馆都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订了1958年的规划。并提出了保证实现规划指标的具体措施。肥东县由县委宣传部、农业部、共青团、妇联、文教局、利普等有关单位组成群众文化工作指导委员会，做到乡乡有辅导站，社社有辅导组，队队有辅导员。同时通过训练班培养八万至十万群众业余文化活动的骨干分子，开展评比运动，培选文化先进区、先进乡、先进社等。<br/> 许多文化馆还向兄弟馆发起了跃进倡议，展开友谊竞赛。林县文化馆向全省文化馆发出了“比指标、比质量、比勤俭、比学习”的倡议书。复县文化馆向全省文化馆提出“四好”，即宣传好、服务好、卫生好、身体锻炼好；和“五比”，即比干劲、比艰苦、比劳动、比工作、比学习。丰镇县文化馆还向全县农村俱乐部和文艺爱好者发出了总动员，动员所有文艺宣传力量，开展社会主义宣传运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建设服务。<br/> （张兴满、苑育新）
第7版()<br/>专栏：<br/><br/> 到处欢唱红色歌曲<br/> 庸俗丑恶的靡靡之音销声匿迹<br/> 新华社25日讯 新华社记者续磊报道：从去年年底开始发展起来的群众性的肃清黄色音乐的斗争，几个月来已经获得重大胜利。充满社会主义革命热情和干劲的歌声到处欢唱着，庸俗丑恶的黄色音乐已经销声匿迹，在一切公开场合，人们再也听不到那种黄色歌曲的靡靡之音了。刊印着精美五彩图画的新歌片大量流行，仅沈阳、北京等地就销行了四、五百万份。那些一度滥行的黄色歌片早已受到人们的唾弃，变成了废纸。全国社会主义歌咏运动蓬勃发展，各地涌现出千千万万的群众歌咏组织，它们在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建立了强大的红色音乐阵地。<br/> 去年，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风浪里，歌颂资产阶级丑恶灵魂的反动黄色音乐，趁着它的主子们的狂妄攻势，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泛滥起来。“毛毛雨”、“夜上海”、“何日君再来”等近百首曾流行在旧社会的黄色歌曲一度卷土重来，受到那些迷恋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者的欣赏、传播，把一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人拉向后退，也无情地袭击着纯洁的工人阶级队伍和青年学生。<br/>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去年在二十多个省市先后展开了反对黄色音乐的各种活动。天津市的音乐演奏团体、影剧院、文化馆等五十八个单位订立了铲除黄色音乐、倡导社会主义新歌咏的公约，互相监督，使黄色歌曲无容身之地。全国各地普遍举办了反对黄色音乐讲座、报告会。北京中央乐团还组织了扫荡黄色音乐的“突击队”，深入工厂、学校、机关等三十多个基层单位，举行生动活泼的对比性的批判黄色音乐的报告会，使大家从对比中鲜明地感到黄色音乐的庸俗、丑恶，对红色音乐产生了强烈的喜爱。沈阳举办“伴舞乐手训练班”，对伴舞乐曲的选材和演奏进行了指导，另外，还举办“通俗音乐会”，积极传播群众易于接受的内容健康的歌曲。长春市的区文化馆在工厂、商店、街道建立广播点，通过扩音器，大张旗鼓地进行了肃清黄色音乐的宣传。沈阳、长沙等地印行大量新歌片，来抵制黄色歌片的流行。<br/> 四川、湖南、河北、内蒙古等地的工会、青年团都积极配合肃清黄色音乐的斗争，向群众广泛地进行了思想教育。各地报纸、杂志刊登的大批文章和群众来信，对黄色音乐进行了严厉批判，表现出群众政治觉悟提高后对黄色音乐的厌恶和愤慨。<br/> 为了彻底清除黄色音乐在群众中的影响，今后批判黄色音乐的工作将结合社会主义歌咏运动的开展继续深入地进行下去。报告会、演奏会将在更多的基层单位举行，红色歌片将经常地大量地印行。最近中国音乐家协会成立了黄色音乐批判小组，准备出版“黄色音乐批判集”，一方面组织专文彻底批判音乐界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将撰写短文，解决一些群众对肃清黄色音乐的疑问和糊涂思想，从音乐艺术方面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
第7版()<br/>专栏：读者的话<br/><br/> 哲学教学要面对现实厚今薄古<br/> 鲜明的阶级性与实践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灵魂与精髓。无论哲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都必须面对现实、厚今薄古，为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服务。<br/> 从“双反”运动所揭发的事实来看，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教学工作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厚古薄今倾向，还是比较严重的。现在仅以马列主义研究班哲学班的教学中的几点事实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br/> 1956年下半年国际上修正主义思潮甚为嚣张，国内修正主义、唯心主义也趁机抬头。当时我们哲学班部分学员的思想，也比较混乱；有的公开说：“我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信心发生了动摇。”此时理应是马列主义哲学充分发挥其战斗力的时候，可是，我们的教员却仍局限在旧教学大纲的框子中单纯强调科学性、系统性，一般化地讲述哲学原理。对于国际上、社会上的尖锐的思想斗争却不加过问。我认为如果能在讲哲学时，深刻地批判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哲学的原理和规律，也就会讲得更加深刻。如讲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这一原理时，如果结合学员思想，深刻批判国内外出现的“共产主义危机”的谬论，这一原理的战斗性，就能充分显示出来。<br/> 如果说一点不批判错误思想，也不是事实，有时甚至用很长时间、花很大劲来批判唯心主义、修正主义。但仔细一看，批判的对象多数是上一世纪的外国人，是些已经干枯的毒草。从康德、黑格尔到杜林，从马赫到阿万那留斯、波格丹诺夫……从“世界图式论”到“恶的无限性”，从“原则同格”，到“嵌入论”……总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批判倒的毒草，是不厌其烦地大加批判，而对现代的，特别是我国的新生出的毒草，则很少与之交锋。我认为如张君劢、胡适之流的反动哲学思想在我国学术界的影响，应该说较之已死的外国人的要更为深远。但教员讲课虽偶尔谈到，也往往是寥寥数语。平日写文章，也很少轮到他们的名下。我认为这是由于我们的哲学教师缺乏政治锐敏性，脱离现实思想斗争的缘故。当然，古代的外国的毒草是可以批判的，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与毒草搏斗的历史实际是应该联系的。但必须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以联系当前社会实际斗争为主，以解决当前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而不应该“以古代今”或“厚古薄今。”同时，讲解和研究古代哲学思想的斗争，也应该是“古为今用”。总结过去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经验，正是为了加强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战斗力。<br/>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不要科学性、系统性？当然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最具有科学性与系统性的。但我们不能用静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去理解，而应该是以辩证的发展的眼光去理解。比如，现在讲“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这一规律时，如果不能把我国现实生活中无限丰富的辩证法概括进去，不能把毛泽东同志对矛盾规律的卓越发展概括进去，即使讲得有板有眼，条理分明，也不能叫做科学性、系统性。过去在哲学课中，对毛泽东同志哲学思想的重要性是认识不足的。我们的哲学参考书中，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就很少，好像无足轻重。这种厚外薄中的倾向，我校哲学系领导同志已在注意纠正。我希望将来能在哲学系单独开设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课程，使学生能深入学习毛泽东同志是如何运用马列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的。<br/> 我赞同跳出书斋的意见，到工农群众中去，总结我们社会大跃进中无限丰富的辩证法。<br/>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哲学班 张学惠
第7版()<br/>专栏：<br/><br/> 一个农村业余歌剧团<br/> 本报记者 刘佩珩<br/> 在北京西山脚下永丰屯乡曙光农业社的俱乐部里，农村业余歌剧团正在排练自己创作的第一个剧本“年青的老人”。这个戏是剧团创作小组根据本乡在大辩论中发生的真人真事写成的，它描写了社会主义大辩论后一个老太太思想转变的情况。自编自演是这个剧团在跃进中取得的新收获。<br/> 这个业余歌剧团从1949年11月建立，直到现在没有间断过演出。演出的最大特点是密切结合中心工作和政治运动。他们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普选等运动和中心工作中，演出了“白毛女”、“回头是岸”、“志愿军”、“打死野兽保和平”、“交粮争模范”、“秋收之后”、“爱护选举权”等七十多个剧目，不仅推动了工作，而且也教育了社员。在统购统销开始时，一个姓王的妇女对政策了解不够，村干部几次动员她，她都说家里没余粮。当她看了“交粮争模范”歌剧后，了解了统购统销的道理，马上卖了余粮二百斤。<br/> 这个剧团演歌剧，也演话剧，也演过京剧。他们演出的内容新鲜，反映了现实生活，所以农民很爱看他们演出的戏，许多地方都请他们去演出。剧团在亮甲店、六里屯、沙河等地都演出过戏。二十多里外的永泰庄农民们，也请他们去演戏。第一机械工业部的一个单位在请他们演出“新农村”、“不拿枪的敌人”、“速成识字法”等剧后，第二次又去约他们演出“不拿枪的敌人”等剧。<br/> 剧团的另一特点是勤俭办团，少花钱，多排戏，既不要社里补助一文钱，又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目前这个剧团有几块幕布、二套片景和一些道具。这些“家产”都是演员们用砸石子等义务劳动挣回来的钱买的。一些小手枪、冲锋枪、锄头等道具都是演员们用废铁片、木头作成的。演员们用的化妆品，有的是个人自备的。他们保持农村的纯朴作风，从不追求舞台上的华丽，盲目的购买服装道具。演出时用的桌椅道具都是向农民借用的。因为喜欢这个剧团，有的老太太甚至把年轻时买的胭脂拿来送给剧团用。<br/> 这个剧团在今年更明确了群众办团的方向，不仅少花钱，多演戏，还要发动群众搞创作，争取做到自编自演。他们提出今年内要自己创作歌舞、话剧本一百多个，还要编写快板、话剧、相声、山东快书等二百多件。他们正在为进一步提高演出质量和演技水平而努力。
第7版()<br/>专栏：<br/><br/> 掌握科学知识 服务农业生产<br/> 永丰屯乡生产文化双跃进<br/> 本报讯 记者刘佩珩报道：京郊昌平区永丰屯乡，掀起了文化跃进的高潮。目前这里到处是一片建设社会主义的欢乐和歌声。他们正在为实现：队队有俱乐部，组组有书看，到处是歌手，人人有戏看，群众创作三千件和人人学科学、讲科学的文化乡而奋斗。这个乡在万众欢腾中，15日已完成了全部二万四千多亩的春播任务。<br/> 歌咏已经成为社员所喜爱的一项文娱活动。目前这个乡已有青年、妇女、老人分别组成的七个歌咏队，有二百多人经常参加歌咏活动，歌唱自己的幸福生活。宏丰农业社的<br/> “移山倒海”、“跃进先锋”等妇女生产队的队员们，清晨听到下地劳动的钟声，就打起锣鼓，扛着飘扬的红旗，一路上歌唱着“社会主义好”，奔向田野。“流星决战队”的女社员们，在田间劳动时，她们挑起河泥在高坡上边唱边“比武”。老太太们组成的英雄队，在休息时，队员们就在一起唱一支“社会主义好”。曙光农业社有七十五岁的刘老太太在种豆时，放下挖沟的锄头后，忘掉了疲劳，给年轻人表演她自编的“劳动多光荣”小调。接着她又随着青年们唱起的“合作化就是好”的歌声扭起来。老头合唱队有个六十八岁的合唱队员赵贵，每当傍晚都到俱乐部里去练歌，回家后有时还要教他的老伴和儿媳、孙女大家一起学唱。<br/> 在短短的一周内，社员们创作了剧本、快板、顺口溜等一百七十四件作品。曙光农业社第三大队的统计员刘书林和下放干部陈德元编的快板“我去投一票”，在选举当天就演出了，很受观众欢迎。老头合唱队也自编了新歌曲，其中一段歌词是：“……别看我年老更能干，要和小伙子比比看。刨稻地，插稻苗，样样咱们都是武艺高……”。<br/> “人人学科学，人人讲科学”是永丰屯乡乡长刘长富提出来的响亮口号。目前这个乡成立了永丰屯乡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委员会。这是领导全乡开展科学普及工作的核心。在几天的时间里，全乡四个农业社都建立起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组。各生产队也组成了科学技术普及小组。全乡有七百多人成为讲科学的宣传员。<br/> 各农业社结合当前农业季节的农业科学普及工作已行动起来。在各种会议的会前、会后，在地头上，都在讲农业技术、读科学小报。五一农业社的社员听了乡技术员王进中讲了“营养钵育棉苗”以后，第二天有七十五个社员就到田间进行了实际育苗工作。社员对这种学科学的办法很感兴趣。有的社员说：过去只知道做，不知道科学道理，一听讲解心里就明白了。宏丰农业社还组织了农民业余技术夜校，有七十个社员在本月8日上了第一堂课，技术员讲解了棉花播种的技术和肥料使用的问题。这个乡准备在每个农业社都成立一个这样的夜校，培养农业技术员。这个乡在今年计划结合农事季节分别讲解有关作物的种植、农田水利的管理、牲畜管理和自然科学的科学知识，帮助社员掌握科学知识，总结生产经验，鼓励社员们动脑筋、钻技术，提高农业技术，推动农业技术革命。（附图片）<br/> 永丰屯乡曙光农业社七十五岁的刘老太太在地头上给姑娘们演唱民间小曲。 新华社记者 楚英摄
第7版()<br/>专栏：<br/><br/> 代制产品 技术送上门<br/> 四川医学院药学系配合工厂搞生产<br/> 本报讯 四川医学院药学系在开展勤工俭学活动中，与左邻右舍工厂加强联系，配合协作搞好生产，受到有关工厂的欢迎。<br/> 这个系在向华洋药厂、成都药厂挂钩后，了解到他们需要肥猪用的原料——甲基硫氧嘧啶和避孕用的8—羟基喹啉及乙酸苯汞，便组织力量制造，只经过一天半时间，甲基硫氧嘧啶已制造成功，而且价格也比市价低三分之一。他们现已接受生产四千头肥猪用的原料任务。对已掌握生产方法的8—羟基喹啉和乙酸苯汞也作了进一步研究。<br/> 为了直接支援生产并更好地与有关生产部门配合协作，目前他们除已专门成立了化学药品制造组，准备自己进行生产外，还决定把科学技术送上工厂的门去，为工厂试制新的产品。该系的化验组也已和成都造纸厂联系，准备每星期二、四由教师率领部分学生到该厂帮助他们解决化验工作中的困难，培养化验工作的技术人员。
第7版()<br/>专栏：体育运动<br/><br/> 俄罗斯体操队到京<br/> 新华社25日讯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体操队一行十七人，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这是他们继1956年以后第二次应邀来我国访问。<br/> 俄罗斯体操队由斯马连斯基市体育学院教研室主任卡塔耶夫任领队。全队有六名男运动员和五名女运动员。其中男运动员比罗郭夫和女运动员亚历山德洛娃、库库什金娜、巨泽娃等四人，曾在1956年来中国访问。女运动员亚历山德洛娃是1957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体操绝对冠军。她在今年4月间，参加全苏体操锦标赛中，得到跳马第六名。俄罗斯体操队的男运动员中，还包括有一名最年轻的苏联国家队选手里西斯基。他今年才十八岁，在这次全苏体操锦标赛中得到单杠第五名。<br/> 俄罗斯体操队是苏联的强队之一。1956年他们在北京第一次同我国的体操运动员比赛时，得了全部项目的第一名（其中男子双杠同我国运动员鲍乃健合得第一）。1957年我国青年体操队去苏联访问时，又同俄罗斯体操队举行了比赛。当时，我国女运动员蓝亚兰得到了全能第一名。男运动员徐仁杰、鲍乃健分别得到了鞍马、自由体操的第一名。其他项目的第一名，都由俄罗斯队运动员夺得。<br/> 俄罗斯体操队这次在北京同中国体操运动员比赛的日程已经确定，将在27日举行男子和女子的规定动作（1958年世界体操锦标赛规定动作）比赛；29日举行男子和女子的自选动作比赛。
第7版()<br/>专栏：体育运动<br/><br/> 广播操在街道居民中开花<br/> 本报讯 六、七十岁的街道居民天天参加做广播操，这在过去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可是在体育大跃进中，已成为事实了。<br/> 每天上午十时和下午四时，在成都市西城区厅署街上就可以看到有四、五十人在做广播操。参加做操的都是这条街上的居民，其中有家庭妇女，有不能参加劳动的老人。他们的平均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上。像陈全福老太太今年已经七十六岁了，蒋季勤老大爷已经六十六岁了，他们都像青年人一样每天做操。<br/> 厅署街的居民做操是今年4月15日开始的，时间并不长，第三套广播操，现在才只会做第一、二节。他们过去没有活动过，乍一练会，做起来参差不齐，但他们每天都坚持做，每次都认真地做。目前，对厅署街的居民来说，广播操已成为每天必修的课程。<br/> 广播操刚一在厅署街居民中开展时，有些人不愿参加。年老的认为：比比划划，意思不大；青年妇女认为：大街上人来人往，看着不好意思。但是，经过别人带头、示范，很快地他们也就习惯了。现在厅署街的居民对广播操普遍反应很好。他们都说，开会开久了，在家里做活做累了，出来活动活动腰腿，感到身体很舒畅。做广播操确实有好处。<br/> 在成都的居民中有组织地开展体育活动，厅署街的广播操算是一个好的开始。成都市体委准备按照厅署街的做法，把更广泛的居民组织起来，让他们参加广播操活动。（附图片）<br/> 成都厅署街居民在作广播操刘先修摄
第7版()<br/>专栏：体育运动<br/><br/> 国家体委又批准七名运动健将<br/> 新华社24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最近又批准七名运动健将，他们是：<br/> 举重：曲炳瑜、许丽水。<br/> 田径：王毅（女）、刘兴玉（女）。<br/> 爬山：许竞、陈荣昌。<br/> 游泳：刘复然。<br/> 体育运动委员会根据有关部门的报告，在最近剥夺了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李荣国田径运动健将的称号。<br/> 到目前为止，我国男女运动健将已有二百零二人，其中女运动健将六十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