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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煤炭工业部四级干部会开得好
务虚见实效彻底反保守
开会方法大转变 干部思想大解放 生产计划大跃进
本报讯 记者宋琤、穆扬报道：煤炭工业部3月25日至4月14日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始终贯彻了先务虚后务实，使大家从右倾保守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思想大解放的基础上定出了先进的跃进指标。参加会议的人都认为这真正是一次政治挂帅的会议。
在开会之前，煤炭部已经确定在这次会议上要组织大家大鸣大放，整顿部的领导作风，改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检查煤炭工业系统的方针政策及规章制度，在先务虚后务实思想大解放的基础上组织煤炭工业系统的大跃进。这个精神煤炭部本来早已通知参加会议的各单位，要求大家对部的领导准备意见。可是，当各企业干部陆续到来之后，煤炭部发现大多数同志是来准备接受任务制定跃进指标的，虽也准备了一些大字报，可是有些是下边同志的自我检讨，有些虽然也对部提了意见，但尖锐的批评很少，大多是一般问题，而且不够具体，煤炭部领导方面感到大家的精神所以不对头，主要是领导方面还没有真正向大家交心，上级不向下级诚恳地交心，就很难要求下级向上级真正交心。于是，党组的成员和许多局、司长，先后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向大家表示了接受批评的愿望和决心，劝告大家不要贴那些不痛不痒的大字报，同时把少数指名指姓尖锐批评部长和副部长的大字报贴到最著目的地位，表扬这些同志的气魄和勇气。这样一来，情况立刻就转变过来。几天之内参加会议的近七百人，贴出了两万八千多张大字报。大字报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一般说，比部里几次大鸣大放贴出的大字报内容要深刻和尖锐。这些大字报大量揭发了部领导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忽视政治不做政治思想工作，批评部里的许多规章制度脱离实际束缚了大家的积极性，批评部长、局司长们不深入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焦作矿务局的党委书记张超等的大字报以领导缺
“灵魂”、制度篡统帅为题，批评部里作计划是算账加吵嘴，讨价还价，缺少思想领导；批评部里同志下去检查工作只注意业务和技术，不了解思想情况，也很少总结群众的经验；下边请示报告，部里总是按规章制度办事，很少考虑新问题，打破常规的劲头不大……。
开始辩论以后，领导方面把大家提出的问题加以归纳综合，确定以批判右倾保守为纲，有关部的政治思想领导、规章制度、体制等问题一起辩论。可是，这时候又碰到了问题，很多同志“务实”惯了，转向“务虚”一时转不过来。开始时，大家举出一些事例证明部里有保守思想并且说明下边也有保守思想，保守思想是上下互相影响，大家都有责任。这时候，煤炭工业部党组负责同志，就采取解剖麻雀的办法帮助大家分析问题。1956年后半年以来全国出现了煤炭供应紧张的情况，这一时期，煤炭部的保守思想表现得非常严重。这个部的党组负责同志，找焦作、抚顺等矿务局参加会议的同志们一起分析这个情况。分析结果证明，1957年这两个局完全有可能多出煤炭。这个部的党组负责同志，启发这两个局的同志们进一步分析，既然可以增产，为什么眼看着国家和群众那么需要煤炭，而竟然谁都不肯接受增产任务。经过这样的诱导，这些同志就进一步挖掘出当时大家是把本企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国家和群众的需要放在第二位，甚至把本企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对立起来，为了使本企业多得企业奖励基金，多搞福利事业，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计划压低，甚至采取隐瞒真实情况欺骗上级的办法来拒绝接受增产任务，大家认识到这是失掉了统帅陷入经济主义泥坑的一种危险倾向。这种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不良倾向在各局、矿十分普遍。这两个局在这个问题上弄通了，对于提高大家的认识有很大好处。为了“务虚”务得好，各组都指定一些思想理论水平较高的同志，组成核心小组，在讨论问题中帮助大家透过现象发掘本质，透过业务技术问题探讨政治思想和理论问题。在领导的具体帮助下，辩论深入了。原来大家对保守思想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时候就能够提高到理论和思想的高度来加以分析批判。对保守思想的分析批判是围绕着1956年到1957年煤炭工业部的计划和生产状况进行的。在1956年的生产高潮中，曾经出现过事故过多的情况，但是，没有对这种情况进行详细地调查研究，就主观主义地肯定这是因为“计划订的偏高，追求产量，追求进度，冒险作业的结果”，接着在北戴河会议中产生了一种反“冒进”的情绪。这样1956年的生产计划没有完成，使市场上的煤炭供应情况一度极为紧张。鉴于煤炭供应的紧张情况，1957年国家要求比1956年增产一千多万吨煤，而煤炭工业部从上到下以很多借口，只接受八百五十万吨的任务，但实际执行的结果是超过一千三百万吨。为什么计划会这样保守呢？在这次辩论中弄清楚了以下几个问题。煤炭系统从部到各局错误地理解了需要与可能的关系。他们不是用最大的努力来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是让国家和人民的需要颠倒过来服从他们的所谓“可能”，而在考虑可能的时候，煤炭部又是再三强调稳妥可靠，甚至躺在薄弱环节上，只提出不利的因素去对付国家的要求，如说全国旧矿井“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随时有发生“危险”的可能，作为不接受增产任务的借口。在安全和生产的关系问题上，煤炭部也从上到下有着错误的认识。1950年曾经提出了“安全第一”的错误口号，让生产服从安全。以后又提出“安全生产”的口号，可是概念仍然不清，解释也就各不相同。实际上多数人仍然认为安全和生产是矛盾的，而且在让生产服从安全。1956年北戴河煤炭工业会议和同年11月的计划会议上，就有这样的说法：“如果安全和生产有了矛盾，首先服从安全；保安规程和生产有了矛盾，则坚决执行保安规程”。这就是说安全了才能多生产，不安全就少生产，甚至不生产。因此，有些单位常常强调自然条件不好，设备不好，不愿多生产；有些单位一出事故，就认为是多生产，冒险作业造成的。经过辩论，大家都认识到安全生产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依靠群众做好思想工作，坚决执行技术规程和保安规程，增加产量决不意味着要冒险作业或安全情况恶化。资兴、宜洛、焦作、平顶山、淄博等单位都检查出过去所以把安全和生产对立起来，是从上到下被安全问题吓倒了。大家还举出具体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新博矿是淄博矿区自然条件最差的一个矿，可是因为他们抓紧了思想工作，依靠了群众，加强了技术管理，对困难采取了迎上去而不是退下来的态度，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年超额完成任务，消灭了死亡事故。因此，大家都感到，思想跃进是安全生产跃进的基础。在辩论中还批判了看不起地方企业和小型矿井的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倾向。
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上，大家鼓起干劲，修改了煤炭工业系统的跃进计划，交流了各方面的先进经验。在鸣放和辩论阶段，煤炭部领导方面领导大家脱出具体问题来“务虚”，同时又注意虚中有实；在讨论指标和措施的阶段，则转向“务实”，同时注意到实中有虚。有些以实为主的经验介绍，一般说达到了又红又专实中有虚的要求，比如，有些单位在介绍大循环作业、机械化、安全生产、种试验田等经验时，既谈到掌握自然规律，又谈到群众路线政治思想领导等问题。
这次会议不但大破了保守思想，制定了先进的跃进指标，使煤炭部的整风深入一步，同时也推动了煤炭企业的整风。就在会议期间，各单位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写信或打电话回去传达会议精神。有些单位认为本单位虽然大字报数量已经很多，但对领导思想还揭发批判得很不深刻，准备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重新部署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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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风第一枝
李济深
当全民整风带来了大跃进的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创造了难以枚举的辉煌奇迹。只就兴修水利来说，短短的四个月成绩，已迈过四千年工程的一半。这种蓬蓬勃勃的新气象，真给人们以“万象皆春”的欢欣鼓舞。且喜各兄弟党派以至民革同志们，也都能鼓足革命干劲，热烈地投入整风巨流中，争取在自我改造上来个思想大跃进，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爰谱小令为颂，冀共策勉。大好时光，无边景象，欣欣万卉齐茁。发挥整改精神，鼓舞全民动力。乘风破浪，竞喜报、辉煌战绩；创四月水利工程，迈过千年奇迹。比干劲、工农激烈。争改造、吾侪迫切。同输一片丹忱，共沸满腔热血。服从领导，为社会、尽忠事业。大跃进、下定决心，争取人人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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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级要和下级一起务虚
易槐
大家读了煤炭部四级干部会议的新闻，都会说这个会议务虚务得好。这个会议所以务虚务得好，原因之一是领导和下级一起来务虚。
上级和下级一起来务虚，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经验。大家还会记得，整风运动以前，不少业务领导机关和基层单位的关系是只谈业务和指标数字而不谈其他。下级干部思想上有些苦闷和问题，对工作或者对上级机关有些意见，也想和上级领导同志谈谈，但是这样的机会不多；下级干部有时候从政治、从党的方针政策的角度，向上级机关提出了一些意见，也常常到不了领导同志那里，就被有关的科室用不合某些规章制度为理由顶了回去，至于这些意见本身是否合理，却得不到明确的答案。上级机关对下级干部的要求也简单得很：只要完成任务就好，有时候甚至不管用什么办法去完成任务。照有些人的说法就是：不管黑猫白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上级领导同志到基层去，大多数还是坐在办公室里看图表查数字，不愿过问政治思想工作，甚至不愿和党委书记谈谈，了解基层工作各方面情况。当然，下级所以不务虚，主要是他们的认识有问题，但是和领导机关的这种只管实不问虚有极大的关系。
虚从实来，领导机关要务虚也得从实出发。那么领导机关的实在那里呢？应该说少部分在领导机关本身，大部分则在基层单位。领导机关的任务是根据党的方针路线制定本系统和本地区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规划，领导和督促所属单位和地区正确地实现这些方针政策和规划。方针和规划本身是否正确，执行中有什么问题，都需要在基层活动中考查。因此，领导机关要务虚，就不能离开基层的实。例如煤炭部如果不从分析各局、矿的具体情况来批判保守思想，就很难使煤炭系统从上到下从保守思想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基层单位的同志不务虚，领导机关的虚是务不好的。可是现在基层单位的同志还不会务虚。他们不会务虚的原因很多，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把虚与实对立起来，他们认为虚与实是对立的，务实的人就不能务虚，务虚的人就不能务实。因此，许多厂矿中就曾有这样的分工：厂长只管实——生产业务，党委书记只管虚——政治思想，结果是政治思想工作脱离了实际，业务工作失掉了统帅。其实，虚与实是对立的统一，有虚就有实，有实就有虚，实中有虚，虚中有实。如前边所说的，虚是从实中来的，同时，虚又能推动实的发展。这次各行各业所以能够制订出跃进的规划，原因很多，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以后，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政治思想觉悟有了极大的提高。煤炭部四级干部会议也是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会议不但大破了保守思想，而且订出了切实可行的先进的跃进指标。对基层单位的同志讲清这个辩证关系以后，再像煤炭工业部一样找个“麻雀”来解剖一下，下边同志的眼睛就会很快亮起来，就会很快学会务虚，领导机关的务虚也就有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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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问题讨论
究竟应该怎样劳动锻炼？
下放干部要参加农民的家务劳动
余志明同志给“人民日报”的信里说：“我觉得积极劳动、多挣工分，对自己的锻炼、改造大有好处。”这里，挣工分与劳动同位并列、混为一体，仿佛劳动就是挣工分。其实，农村里有两种体力劳动：一种是挣工分的，主要是农业社经营管理的田间劳动；另一种不挣工分，主要即社员自己的家务劳动。显然，余志明同志所指的，乃是挣工分的田间劳动。他认为：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进行锻炼，唯一的办法就是参加这种能挣工分的田间劳动。
田间劳动被扩展成为进行锻炼的“唯一的办法”；家务劳动却被忽视、被排挤出去了。
但是就我的体验，家务劳动恰好是知识分子不可缺少的。我原是轻视家务劳动的，一提到劳动，就只想到锄头、犁杖、田地。我尽自己的力气在田间劳动着，时间过去了，可是与老乡们中间，却总仿佛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不久前实行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才开始试探着另一种劳动——做家务劳动。
我是在一个以往扛过三十多年长工活的雇农家里吃饭。我给他们挑水、扫院子；下地回来帮助烧火、端菜、摆炕桌、拿碗筷；饭后擦桌子、洗抹布、打扫厨房；天黑盖鸡窝。总之，到处找活儿干，不让两只手闲吊着。第一天，那位老大爷、老大娘见我这样，一边嚷一边拦。我还是照样干。晚上，一位女同志告诉我：那位大娘牢骚可大啦！说我乱插手，把她麻烦死啦！我听了大吃一惊，左思右想，觉得多干些杂七杂八的活儿还算错吗？第二天还是硬着头皮干。果然，那位老大爷、老大娘也不背着我了，见人就发牢骚。我很慌乱，但不久就察觉到，原来他们是用抱怨的口吻夸奖我哩！过了两三天，这老俩口笑着说，他们给我取了个外号——“毛毛神”（什么也摸摸动动的意思）。打这以后，“毛毛神”就变成我正式的名字了。他们开始同我商量一些他们心里盘算着的事。我呢，也不再觉得自己是外人了。
在这个村里，有一位寡妇老大娘，无儿无女。听说她没人挑水，很不方便，我就去替她挑。她又惊讶又高兴，到处去宣扬。从这时起，她见了我分外亲切，几次约我同她一块串亲戚去。
在这同时，我感到老乡们对我的态度也变了，我同他们中间那一道看不见的墙也在倾倒着。……
这些事不能不引我深思。当然，田间劳动是最重要的，但是，从同农民交朋友这一点上看，家务劳动却有它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如果说，田间劳动主要是生产队长、生产组长和社员之间劳动组织上的分工协作关系。那么，在家务劳动中，由于彼此的帮助表现得更直接，交流的机会更频繁，私人感情上的交往更亲近，互相了解得更细致，因而一家人的感觉也就显得更浓厚一些。正因为如此，通过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家务劳动，带给了我几颗朋友的心，又影响了群众对下放干部的看法。
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八路军提出，要搞好群众关系，先从老乡们的家务劳动着手。
家务劳动是同农民交朋友的最好方法之一。它虽然不能记进工分本，但它的力量和影响，却远非工分所能估量的。
就我所接触的看来，下放干部对田间劳动都很重视，认为那是光荣的，然而对于家务劳动，尤其是围绕着锅台、炕桌、粪坑、猪圈的劳动，却是轻视的，表现出不屑于干它。这是较为普遍的一种现象。余志明同志过分地强调参加田间劳动，并把它当成知识分子锻炼的唯一办法，也正是它的一种反映。
对待家务劳动的态度，实质正是鉴别一个知识分子肯不肯放下架子的试金石。
河北丰润县赵郭庄农业社新社员 王笠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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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跃进中的小镜头
大跃进中的小镜头
“一对喜猪”
夜半，陡然起了风，屋外的树梢被吹得发出了尖锐的呼啸声。正在熟睡的灌云县塘沟农业社女社员张桂莲，从梦中被惊醒，揉了揉眼，一骨碌爬了起来，披上衣服就往外跑。
“桂莲，天还没亮，起来干啥呀！冷哟，不要受凉啊！”被开门声惊醒的婆婆连声叫着。
“起风了，看看猪子去……”桂莲的话被屋外的大风淹没了。
刀尖似的寒风，直往人的骨头里钻。桂莲跑到猪圈边一看，两只小猪正伏在窝里颤抖地叫唤着。桂莲转身在草堆上扒了一大捆草，跳进猪圈，就将草塞进了猪窝，小猪钻在厚厚的草里，一会儿，就甜甜地睡起觉来。
桂莲为什么特别心爱这两只小猪呢？原来这里面有一段故事：
桂莲的爱人曹恒峦是新海连市新海印刷厂的工人，他们是在今年1月才结婚的。为了办喜事，曹恒峦半年前就忙着攒钱了，到结婚时，已攒得五十六块钱，本来是准备拿这些钱来买新衣服和请客吃饭的。可是，双反运动开始以后，他忽然变了主意，结婚时，既没有做新衣服，酒也没有办，这一笔钱便省了下来。他们两个一商量，第二天就去买来了一对约克夏小猪，人们都把这一对小猪喊做“喜猪”，桂莲曾向曹恒峦提过保证：一定要把这一对小猪喂得又肥又大。因此，不管什么时候，她对这一对猪表现得特别关心。
转业军人张纪民投资购买抽水机
贵州省金沙县第五区中共区委会公务员张纪民，是一个刚来不久的转业军人。他的家就住在离区委会不远的“五一”农业社里。前些日子，社干部们开会研究兴修水利，他也参加了。会上有人提出，泡木湾那口大堰塘，如果利用起来，可以把几百亩旱地变成水田。只是这口大堰塘坐落在山凹里，四周都是石头山，必须打穿山谷才能把水引出来，工程相当大。有人主张买架抽水机，把水抽出来，但是没有钱买。有人主张向国家贷款。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张纪民的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原来他有一千四百元存款存在银行里，是他从1953年参军以后，进军西藏，一点一滴储蓄起来的，他打算用它来修房子和结婚、安家。这时他想，自己家里解放前三辈当长工，哪有过这么多钱。要不是解放了，还不是照样受苦。现在合作社正需要钱用，不能只顾自己不顾社。他就对大家说：“我在银行里存有一千多元，可以全部投资修水利。”
目前，“五一”农业社已经订购了一部抽水机。等抽水机运来了，就可以抽泡木湾大堰塘的水来灌溉周围的几百亩地，以后每年可以增产粮食二十多万斤。（附图片）
詹建俊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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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密县四千多人举行大会慰问刘连仁
据新华社高密25日电 高密县各界人民四千多人，今天举行盛大集会欢迎和慰问难胞刘连仁。
诸城县人民委员会的代表刘晓初、和刘连仁一起被掳去日本的杜桂相、单凤池、王家祥和被难家属刘桂法等受诸城县人民的委托，从百里外赶来参加了这次大会。
高密县县长张洪达首先代表县人民委员会向刘连仁表示热情的关怀和慰问，他说日本法西斯在刘连仁身上和精神上留下了不可补救的创伤，我们坚决要岸信介政府进行赔偿；刘连仁事件告诉我们，我们有权向日本政府提出质问：到底还有多少个刘连仁现在仍然在受着折磨？日本政府必须作出具体的交代，想逃避这个责任是不行的。
刘连仁在今天的大会上向父老兄弟们讲了三次话。他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他的种种折磨，并且坚决要求岸信介政府赔偿他的一切损失。他的难友陈宗福、陈国起、杜桂相、邓撰友、张同升等也讲述了在日本同他分手后的详细经过。他们一字一泪的控诉引起了全场许多身受日本军国主义迫害的人们的沉痛回忆。欢迎大会变成了控诉大会。
高密县政协委员会、妇联等单位的代表也都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对刘连仁等难胞的控诉表示同情，并且坚决支持刘连仁等对日本政府提出的正当要求。他们指出，刘连仁虽然回来了，但刘连仁事件并没有结束。
高密县各界最后在大会上赠送给刘连仁被褥、床单、枕头等礼品。（附图片）
刘连仁4月23日从济南回到高密县的时候，会见了特地从远道来迎接他的难友陈宗福（左一）、邓撰友（左二）和陈国起。他们十三年前和刘连仁一起从日本昭和煤矿逃进北海道深山，今天重逢，悲喜交集。
新华社记者 孙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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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和捷中友好农业社建立友谊五周年
京郊中捷友好农业社集会庆祝
据新华社24日讯 北京市张郭庄乡中捷友好农业社社员今天举行了庆祝他们和捷克斯洛伐克维纳尔日采村捷中友好农业社建立友谊五周年大会。
当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瓦塞克和使馆人员在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外交部和北京市有关区、乡负责人陪同下到达会场时，受到社员们的热烈欢迎。
中捷友好农业社主任郭荣在大会上代表全体社员，向捷克斯洛伐克的党、政府、人民和维纳尔日采村的兄弟姐妹们对这个社的关怀、帮助表示感谢。
瓦塞克在讲话中转达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捷中友好农业社社员们的友谊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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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间地狱——台湾
工业生产陷于困境
纺织工厂一片倒风
新华社广州25日电 台湾报纸报道，现在台湾的工业生产已经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特别是民营的生活用品工业。以纺织工业为例，在今年春季就倒闭了几百家。台湾报纸常常以“困难甚多”、“倒风日厉”、“一片萧条”等字句为标题，来描绘台湾纺织工厂纷纷倒闭的景象。其它许多行业也同样悲惨。最近台湾工业界人士纷纷发出挽救危机的呼吁，蒋介石集团经济部长杨继曾无可奈何地说：目前台湾工业生产在经济萧条面前“并无第二条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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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间地狱——台湾
贫病交迫 走头无路
一资本家夫妻双双自尽
新华社广州25日电 据台湾、香港报纸报道，在台湾工商业户一片倒闭声中，住在台北市的民族资本家徐鸿恒被逼得走投无路，欲归大陆不得，夫妻双双服毒自杀。
徐鸿恒是浙江人，1949年夫妇二人带了十万美元到台湾经营纺织业，开设了台北纺织公司。在蒋介石集团的重税压榨和美国经济掠夺下，不到七年光景，把资本完全亏光。徐鸿恒只好把他在这家公司所有的股权转让给别人，自己在公司内当一个职员。近来这个公司又将倒闭，徐鸿恒面临失业的威胁。他因儿女亲属都在大陆，就以在台湾生活无依为理由，大着胆子向蒋介石集团台湾省保安司令部请求离开台湾，以便回家乡找寻亲属。他好几次申请都被拒绝，而妻子又身患重病，两夫妇沦落在台湾，贫病交迫，无路可走，在4月20日一同服大量安眠药片自杀死去。遗书嘱他的侄儿把他夫妇二人的遗体焚化，骨灰同装一匣，“抛于基隆港外，好让滔滔汪洋怒潮，把骨灰送至对岸大陆故乡”，以便死后了却生前日夜想回大陆的心愿。徐鸿恒在写给台北纺织公司同事的遗书中也说：“在九泉之下，暗中会庇护你们，前途光明，得回大陆。”词句十分凄惨。
近年来台湾居民思念大陆的心情更加殷切。由于蒋介石集团严禁居民离开台湾，长期因想回大陆会晤亲友不得以致自杀的惨事在台湾常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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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际广播组织亚洲会员国民间音乐广播会议开始举行
新华社24日讯 国际广播组织亚洲会员国民间音乐广播会议，今天开始在北京举行。
参加今天会议的有来自亚洲十一个国家的代表和观察员。
开幕式由国际广播组织理事会副主席温济泽主持。他在开幕词里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介绍亚洲国家的民间音乐广播的成就，交流经验，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加强相互间的联系和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张奚若致祝词。他对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和朋友表示热诚的欢迎，并且祝贺会议在发展各国民间音乐广播工作和促进亚洲国家民间音乐的交流方面获得成就。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王元方代表中国音乐工作者致了祝词。
缅甸广播电台台长吴钦藻和苏联国家广播和电视委员会广播总局副局长伊林也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的国际广播组织亚洲会员国有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国；派观察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阿富汗、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和巴基斯坦。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将派观察员参加会议。
会议预定在30日结束。
又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广播事业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为庆祝这次会议的召开，24日晚联合举行酒会，欢宴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和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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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罗马尼亚经济展览会28日开幕
据新华社25日讯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在我国举办经济展览会的筹备工作已经完毕，定28日在北京苏联展览馆开幕。
这个展览会共有展品一千八百六十多箱，重一千二百多吨。罗马尼亚在国外举办这样大规模的展览会还是第一次。
罗马尼亚政府将派一个代表团参加开幕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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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武汉举行的日本商品展览会闭幕
宿谷荣一和王克文指责岸信介政府破坏中日贸易协定
据新华社武汉25日电 在武汉举行的日本商品展览会24日闭幕。在展出的二十四天中，有七十多万人前往参观。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副会长、日本商品展览会理事长宿谷荣一24日晚上为庆祝展览会闭幕举行了宴会。宿谷荣一在讲话中说，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受到日本工商业界和日本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然而日本政府却违反了日本人民的意志，阻挠这一协定的实现，这种非常不友好的态度，使他感到痛心。他说，日本促进日中贸易的各团体除已对日本政府发出反对声明外，并将发动日本人民为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的全面实现而努力。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武汉分会主任委员王克文在宴会上讲了话。他说，这次展出有助于增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互相间的了解。但是，岸信介政府蓄意破坏中日贸易协定，决心与六亿中国人民为敌，这不能不使中国人民感到十分愤慨。
王克文最后请日本商品展览团的朋友们，把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谊转达给日本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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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祖国风光
浙江省瓯江上游的风景区之一——高达数十丈的石门飞瀑邵家业摄（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