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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党交心同资产阶级思想决裂
农业科学院展开“五比”竞赛
用农业科学大跃进支援农业生产大跃进
本报讯 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可以鲜明地看到，农业科学工作者们在双反运动中集中力量送葬了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因为这些思想严重地障碍着农业科学的跃进。他们透过一本本的大字报、在全院的和各研究所的会上宣读挖资产阶级思想挖得深的大字报以及开交心会，展开了比政治、比思想、比干劲、比红比专的竞赛。
高级、中级和年青的农业科学工作者们一致认为，最突出地障碍农业科学跃进的是名利思想。一位科学家在大字报中写道：“我突出的毛病就是名利思想，想当专家，想做权威。由于一心只追求个人名利，强调个人兴趣，自然而然就把当前生产上迫切需要进行的工作有意无意中放松过去，也就是置国家任务于不顾了。”他在批判了他醉心于选育新品种一举成名和盲目追求理论研究、好高鹜远、脱离实际的工作以后，深深地认识到个人主义的危害性，他在大字报的结语中写道：“我衷心感谢党对我敲起了警钟，使我从迷梦中清醒起来。”另一位科学家在以“从石家庄冬小麦新品种培育分家单干的惨痛教训来检查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为题的大字报中，系统和深入地检查了由于名利思想，拒绝与人合作，一味图谋分家单干，对人民事业所造成的损失。他诚恳地表示，要在这次运动中烧掉自己身上的一股歪风邪气。
名利思想的具体表现，是为论文而进行研究。许多农业科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勇敢地作了暴露。一位助理研究员说：“我不愿进行当前生产需要的农耕地生产力的调查研究，而愿搞自己的盐基代换分析方法的改进的研究，以便早日发表论文，个人成名。”另一位助理研究员揭露自己不愿接受老科学家领导的原因是：“怕将来研究成功了，发表论文时，我排在最末一名，成为一个不足轻重的角色。”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竟至另立门户，搞起“黑题目”来。据揭露统计，仅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的“黑题目”就有六十二个，占该所研究题目总数32％。其他如园艺系、中央兽医生物药品监察所、植物保护研究所、畜牧兽医研究所、农业经济研究组等单位都有数目不等的“黑题目”。
“为科学而科学”，曾经被许多人认为是清高的代名词，在这个口号影响下，多少人走了弯路。一位老科学家暴露他过去“曾认为推广（研究成果）不是科学家的事，听不惯解决实际问题的说法”，因为那“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现在他感到很沉痛，因为几年来他为科学而科学的结果是，浪费了国家资财，浪费了自己的精力，结果却一无所得。在这位老科学家的影响下，一位青年研究实习员也向党交出了自己的心，她说，她非常向往“科学家”的称号，认为试验室和试验地的研究才是“真正的科学”，才是“最高的科学水平”，不愿下乡搞基点工作。他批判这种错误思想说，“为科学而科学”后面隐藏着的是想“一鸣惊人”，“清高”是不问政治的结果，归根到底是没有真正闹清该为谁服务。
许多农业科学工作者还批判了强调个人兴趣、不问生产的倾向和它的恶果。一位高级研究人员自我揭露说，他为了满足个人研究兴趣，产生了阳奉阴违的思想和行为。他说，过去他是：“你们（党）叫我搞啥我搞啥，名称方法拘束不了我要搞的东西。我可以把十七个课题改为一个名称，但内容不会变。”他的检讨说明，这位高级研究人员已开始决心用真诚的心来代替过去那颗对党虚假的心。
向党交心的同时，农业科学工作者们彼此也交了心。同行是冤家，互不尊重，互不联系，甚至互相排挤，这些现象过去是相当普遍的。他们认识到这种不团结就是障碍农业科学工作跃进的主要因素之一，必须一切从六亿人民的利益出发，因而消除了成见，许多长期解决不了的团结问题解决了，令人感动的握手言欢的场面一再出现。土壤肥料研究所的两位副研究员刘守初和胡济生长期同处一室，却背靠背，各自面壁，互不交谈，事无巨细都通过事务员打交道。这次，刘守初作了较深刻的检查，继而胡济生也作了检查，两人终于建立了新的友谊。畜牧兽医研究所的多角不团结现象，也由于大家都交出了心，心心相印，出现了大团结的新气象。
农业科学工作者们向党交心以后，立即涌现出比干劲、比跃进的高潮。他们一致用农业科学大跃进的实际行动支援农业生产大跃进。植物保护研究所棉虫防治组在1957年防治华北四省棉田六十万亩的基础上，1958年将防治二千三百万亩，1959年百分之百防治华北棉田，并扩展到全国，防治九千万亩棉田，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任务。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麦作室计划三年完成华北四省冬小麦优种化，1960年普及全国；为了结合大生产中总结大面积丰产技术措施，今年他们将参加藁城县万亩千斤小麦的丰产经验总结。特别激动人心的是，全院已经组成六个农业科学工作队，正先后下乡上山，使农业科学普遍开始在农村里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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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研究要走集体合作的道路
西安军医大学两条道路斗争的结果
本报讯 据陕西日报报道：西安军医大学，在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中，进行了两条道路的斗争。
西安军医大学自1955年有计划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以来，就展开了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的斗争。坚持走集体合作、面向实际道路的，很快取得显著成绩、得到学校领导上的大力支持。因此，这个学校走集体道路进行科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进行集体合作的形式有三种：一种是教研室内的集体研究；一种是几个教研室之间的合作；另一种是与校外有关单位合作。
该校生物化学教研室，就是一直坚持了集体合作、面向实际的道路。这个教研室的教授、讲师、助教都进行了密切的分工。各研究小组之间和小组内部，既有明确分工，又经常集体研究。教研室负责人苏成芝教授原来研究维生素P已有一定成就，但是他为了领导全室同志发展和提高科学研究，就把维生素P交给两个讲师继续研究。自己除指导全室研究工作外，还带一个助教研究维生素C。现在他们已从桔子皮、槐米、茶叶中提取出维生素P，在观察研究这种维生素在动物体内的作用方面，也取得一定成绩。他们还测定了西安地区八十多种食物中各种维生素的含量，取得了重要成绩。并且从科学上证明了陕西省正在大量种植发展核桃树，有很大的经济价值。这个教研室的微生物教研室还和西安地区十多个医务单位合作研究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病源，由于多方面共同协作，已经摸清楚西北地区乙型脑炎的病源和发病区，并且使西安地区在治疗和预防上有了很大改进，大大减少了死亡率。这个教研室由于集体合作，两年来，全组二十个人就写出二十篇科学论文，其中助教和技术员集体写的科学论文就有十一篇。今年该校在科学研究上集体合作的项目和范围，更加发展和扩大了，仅校内教研室之间合作研究的较大专题就有龋病与牙周病、放射病、心脏血管疾患外科治疗法、脑神经外科、流行性病（包括感冒、痢疾）等。每个专题最少都有四个教研室合作研究，如合作研究放射病的就有十个教研室。
但是，该校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有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不愿意与别人合作，而走个人单干的道路。这些人把知识当作个人的私有财产，把科学研究当作个人获得名利的手段。如有的人自己知道的材料不愿让别人知道，有的人连题目也不愿公开，偷着进行研究或实验，有的人想走捷径，不愿刻苦钻研。走这条道路的人，研究成绩都不大，不但效率低，而且束缚着科学研究的发展。如内科教研室去年有几个研究题目都相近，别人建议他们合作起来研究，但他们都不愿把自己占有的一点零碎材料拿出来，没有合作，几个人都没有研究出结果来。
西安军医大学的党、政领导，为了在科学研究上贯彻社会主义方向，大力支持走集体道路的教师，曾通过实例不断地向教师进行科学研究上两条路线斗争的思想教育。整风运动中，还组织全校教师对科学研究上的两条道路问题进行了专题辩论，并制订了改进科学研究的方案，在这个方案和“苦战三年改变学校面貌的二十三条跃进规划”中，都明确规定了科学研究的社会主义集体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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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我革命 转变立场
北大知识分子决心改造思想
据新华社讯 北京大学知识分子在双反运动中，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帮助下，通过向党交心、自觉革命，正在转变立场，改造思想。
继4月2日万人动员大会之后，北大双反运动即分别召开“谈心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谈心会”采用三三两两自由结合的形式，由小到大，由浅入深，易于展开批评。在这些会上，不少教授向党交心，自觉革命。
生物系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李汝祺教授经过多年的怀疑和观望，看清了“形势逼人，不改不行，否则前途茫茫，落在人后”的规律，同时“相信了党，相信了群众”，从此，这位从来不爱开会、对政治运动表示厌倦的遗传学家，思想上有了一个极大的跃进。他批评别人，批评自己。一位党员在谈心会上批评他：“去年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时候，右派分子在大字报上造谣说，共产党把李汝祺先生写的摩尔根学说的著作都烧掉了，我们访问你查对此事，你也说没有这回事。但是，李先生，正义在当时是多么可贵，你为什么不出来说句公道话呢？”李汝祺教授立即说：“你批评得对！这事我要检查。”他在检查中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挖掘了自己的思想，揭发了自己当时在摩尔根学说问题上所存在的抵触情绪。他说他过去的人生观是灰溜溜的，潜在的精力和无限的智慧，都为考虑个人得失所抵销，实在愚蠢。他认为现在是千载一时的好时机，千万不能让他过去，要跟着大家一起批判掉一切见不得人的东西，然后才不致于落在时代的后面。
在这次运动中，过去自称“甘心做中间派”只想安居于“中游”的历史系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邓广铭教授，经过群众摆事实，讲道理，现在已觉得“此路不通”，表示要赶快改变立场，力争上游。他在几年前也一度想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于思想上格格不入，觉得越钻越难，钻不进去，就又因畏难而想苟安，想抱残守缺去重理他的旧业，“翻翻老箱底”，搞自己那一套文化遗产，从此他就认为自己还有老本可吃，不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也行。结果是，他在教学上仍是史料堆砌，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并无多大改变。在这次运动中，他的学生纷纷写大字报批评他，他只摇摇头了事。研究生根据大字报上所提供的材料，加以整理，综合成几个问题请他考虑；他作了一些解释。他的同事们又把以上的材料进一步加以分析和归纳，指出他在学术上所走的是资产阶级路线，指出了这条路线对学生、对国家的危害性。学生们也在大字报上说：“你讲的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不是人民大众的历史”，“你讲的是旧货”。他震动了，在党的帮助下，最后从算思想上的零账到算思想上的总账，认为“不是批评中的个别事实问题，而是我的人生观、政治态度和学术思想等一整套的问题”。现在事情这样明显，没有马列主义不行，但自己没有！”当他正视到自己的错处，改正错误的力量也就诞生了，他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表示要做又红又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家。现在经过激烈思想斗争表示决心改造自己的人，正在逐渐增加。他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思想上的变化和跃进，往往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深度成正比；一旦跳出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小圈子，展现在眼前的世界就似乎无比地宽广起来，觉得在奔向社会主义的赛跑中，自己既是一个开步走的运动员，又是这个运动场的主人。
现在，学校党委会正引导教授们从分析批判大字报上所暴露出来的具体问题入手，然后再组织辩论。并准备在资产阶级思想受到揭发和批判以后，再转入讨论制定各人的红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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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讲课、劳动、参观三结合
南京新型农业专科学校诞生
学生半耕半读，学习和生活费用完全自给
江苏省第一所民办的新型专科学校——南京市农业专科学校已在10日开学上课，第一堂课由南京农学院讲师戴朱恒讲授“土壤学”。这是一所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办起来的高等学校。
这所学校贯彻了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学生半耕半读，学习和生活费用依靠生产自给，在三年内学好专业课程，成为各种农业技术人才和农业中学的师资。
这个学校的学生绝大部分是从去年9月份起陆续到市郊夹岗乡集体开荒的城市高中毕业生，共有三百零五人。他们有荒地四百亩，已开垦了二百亩。他们利用宿舍做课堂，桌椅是别的学校支援，由同学们进城搬来的。学校就这样因陋就简地办起来了。
南京市农业专科学校在第一年内计划开设化学、土壤、农业机械等四至五门专业课，教学内容密切结合生产，“做什么，学什么；学什么，做什么”。教学方法是采取讲课、劳动、参观三者结合的做法。教师由大学教师、科学家、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技术干部和老农担任。教学计划的制订和师资都得到了南京农学院的帮助。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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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电子测重器试制成功
新华社长春15日电 一种电子应变仪式压力测重器在中国科学院机械电机研究所最近设计试制成功。
这种电子衡器体积很小，制造所需的钢材也很少，可以代替旧式的花费大量钢材制造的轨道衡和其他大型衡器。使用这种电子衡器来衡量巨型物体重量十分方便。例如在衡量火车全重时，只要把压力测重器装在轨道下面，在火车经过的同时，电子应变仪的读数表就会把重量指示出来。
试制这种测重器是机械电机研究所计划研究项目以外的一种研究活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为了要使科学研究同生产结合得更好，曾经主动和长春度量衡厂联系，并了解到度量衡厂制造大型衡器需要耗费大量钢材。于是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参考了各种文献，同工人一起研究试制成功这种电子应变仪式压力测重器。经试验证明，它的灵敏度很高。
机械电机研究所现在正按照这种设计继续制造几台，并通过试制培养一批技术力量，然后移交工业部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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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业务实践”对思想改造的作用
贾皞
不少知识分子喜欢强调知识分子的特点。有人甚至因此认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道路主要是通过业务实践。他们援引列宁这一句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要时刻记着一点，即工程师承认共产主义思想，所经历的途径并不像从前那些在秘密条件下工作的宣传员和著作家所经历的一样，而是经过他在自己那一门科学方面所达到的实际成果。”他们还说：业务实践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三条道路之一，这是周总理在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所指示的。因此，他们对于社会政治运动不大感兴趣，对于同工农相结合和劳动锻炼更持冷漠态度。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
其实，关于业务实践，列宁只是说，这是“承认共产主义思想”的途径；周总理也只是说，这是思想改造的途径之一。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说，这是知识分子达到“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根本道路，更不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唯一标准。关于什么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毛主席早在1939年就已作过说明。他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又说：“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毛主席所指出的这个革命知识分子，在当前来说就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或者叫做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这种革命知识分子在过去革命战争时期是能文能武，而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是又红又专。这就是目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具体的目标。十分明显，这个目标决不是只承认共产主义思想就可以达到的，更不是只单纯通过业务实践就可以达到的。
的确，有很多知识分子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并不是由于阶级觉悟，或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而常常是由于社会观察和业务实践。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看到并体验到，中国确实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国防力量上都站起来了，并且正在继续飞跃前进。在这种时代的形势下，作为一个中国人怎样能无动于衷呢？精神上感到愉快，思想上受到鼓舞，工作上增加了动力，这是很自然的。知识分子的业务实践是整个社会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肯定，业务实践对于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必然发生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这种作用，我们要有正确的估计。
业务实践是指什么来说的呢？如果这是指知识分子经常所做的工作，那么有些业务对思想锻炼的作用较大，如群众斗争、基层工作、劳动锻炼等，而有些业务对思想锻炼的作用较小，如坐机关、当教师等。但是，如果业务实践并不是指这些一般性的工作，而主要是指那些自然科学家所从事的科学业务而言，如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等，那么这些科学家们能从自己的科学业务实践当中得到哪些对于思想改造发生作用的东西呢？我以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研究。
第一，一个自然科学家，如果能够真正发现和懂得了自己那一门科学领域的物质运动的规律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原则的，那末他就有可能首先在科学观点上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进而从理论上懂得共产主义理论是伟大的科学预见，共产主义运动是合乎客观规律的社会运动。因而，他就有可能不反对这一革命运动，并承认这一革命运动。然后，他就逐渐由原则到具体地理解革命运动中的各种实际问题，提高政治认识。这就是科学的唯物主义观点成为革命的政治观点的思想演进过程，也是一个科学家从他那一门科学出发影响到其政治观点的过程。但是，要顺利走过这个过程的先决条件是必须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如果一个科学家并不愿意或不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末他就无从理解辩证唯物主义，也就不可能把他的科学观点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的基础上，更不可能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因此，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给予启发，那末业务实践是难以单独对科学家的思想发挥进步作用的，是更难以作为革命思想的物质基础的。例如，在历史上有很多自然科学家，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虽然有一定的成就，但是他们的科学业务并没有使他们对于社会政治问题具有进步观点，更没有把他们带向为劳动人民服务的革命道路上来，有些在政治观点上还是极端落后，甚至是反动的。只有那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科学家，才真正做到了科学观点和政治观点的一致。他们把科学观点作为政治观点的物质基础，把政治观点作为科学观点的方向和灵魂，政治给科学以灵魂，科学为政治来服务。
第二，那些热爱祖国、热爱科学、事业心很重的科学家，在旧中国时代曾经为了科学事业经历过艰难的岁月，饱受过社会的风霜。因此，他们不仅有科学知识，而且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鉴别社会好坏的眼光。他们看到，人民革命胜利给他们的科学事业带来了发展条件，他们的事业得到国家的重视、人民的支持，他们的理想得到实现，他们的专长得到发挥。于是，他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从这些亲眼见到和亲身经历的情况中，他们发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现革命事业和社会发展对于科学发展的密切关系，从而逐渐懂得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才能真正促进科学的发展。因此，科学家们就可能从科学事业的角度出发，来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科学事业的发展，有利于科学家的真正的自由发展，但是，必须注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同科学家从旧社会带来的意识形态相冲突的。例如，他们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其他各种资产阶级观点都是同集体主义原则相矛盾的，如果我们不采取适当的方式给他们以帮助，那末业务实践所可能发生的一点积极作用是常会被这些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所吞没的。因此，必须认识，对科学家的思想发生影响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科学业务，而且还有其他很多的因素，如个人历史、阶级出身、社会关系、所受的教育和周围环境等。尤其是对于本人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起决定作用的，往往并不是他们的业务实践，而是其他因素。这就使我们经常看到有些科学家，他们是基本上拥护社会主义的，但是他们不够开朗和进步，对于社会政治运动不够积极，对于一些社会政策流露不满情绪。因此，要使科学业务实践对科学家的思想进步发生积极作用，那就要使科学家认识到这一点，即随着社会的发展认真地进行自我革命的思想改造，除掉一切从旧社会所带来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树立合乎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思想观点。否则，业务实践的积极作用是很难占领思想阵地的。因此，要使科学业务实践发挥积极的思想作用，科学家们除了必须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还必须从自己的资料室和实验室走出来，积极地参加到社会政治运动中来，好让自己在这些运动中改造思想，提高认识，鼓起干劲，力求进步。同时，必须到人民群众中间来走走，哪怕是走马看花，到农村，到工厂，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基层和最前哨去看看伟大而生动的局面，同工农群众交流思想，感受劳动人民的情感，以增强前进的勇气和动力。
我们不能忽视业务实践对于科学家思想所发生的影响作用，但是也不能过高地估计了它的作用，特别是不能把它孤立起来。此外，还应该注意的是，有的人提出业务实践问题，是企图说明业务实践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并和工农相结合的主要道路和规律。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掌握科学技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科学技术，同时，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科学技术只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别无出路。因此，客观形势就使知识分子必然同工农相结合，即：结合也结合了，不结合也结合了；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也服务了，不愿意服务也服务了。因此，用不着再作什么思想改造，只要有了科学技术知识就什么也有了，——业务实践的作用最大。这种观点很显然是错误的，就是那种只要业务不要政治、业务就是政治、专就是红的观点。无数的事实证明，只有经过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在社会革命的大风浪里才是经得起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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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杭州市越剧团来京演出
反映大跃进的新越剧
据新华社讯 浙江省杭州市越剧团第一批人员最近已经来到北京，这个剧团预定从19日起在北京剧场公演反映大跃进中新人新事的越剧和歌舞节目。
这个越剧团负责人说，他们来北京是为了向文化部和北京观众汇报大跃进中的成绩，在用越剧反映现实生活方面进行实验。杭州市越剧团这次预定在北京演出的反映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关不住的姑娘”、“一日千里”、“十分钟”等十多个新剧目，都是在浙江省文艺大跃进会议期间创作出来的。
越剧团这次除演出越剧外，还将演出反映现实生活的小型话剧以及民间歌舞和说唱等节目。这也是在贯彻小型多样的方针、寻求为工人农民观众喜欢的演出方式方面的一个尝试。
杭州市越剧团几年以来长期在农村中巡回演出。他们还保留着许多优秀传统剧目，如“沈清传”、“双贵图”、“十五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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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跃进新歌选”将出版
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选辑的“跃进新歌选（第一集）”将在这个星期内出版。
“跃进新歌选（第一集）”选辑了二十首歌：“社会主义好”、“东风压倒西风”、“赶上英国”、“大跃进”、“大跃进的歌声震山河”、“掀起革命大竞赛”、“乘风破浪大跃进”、“大跃进游行歌”、“青年工人进行曲”、“青年工人之歌”、“高炉旁的歌声”、“歌唱农业纲要四十条”、“胜利歌儿唱起来”、“四季风”、“积肥治水小唱”、“革命人”、“像撒缰的骏马在草原上飞奔”、“呼风唤雨都由咱”、“大志气歌”和“植树歌”。这二十首歌的作曲者有李焕之、瞿希贤、孟波、王莘、安波等多人。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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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山高路远 做到雪里送炭
新华书店改进农村图书发行工作
本报讯 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推动下，全国新华书店的农村图书发行工作，也跃进了一步。去冬今春以来，各地新华书店为了积极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促进农业生产大跃进，普遍加强了通俗政治思想读物、农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方面书籍的发行工作。
湖北省各地新华书店自1月下旬起，开展了以省委编写的二十七种农业丰产经验书籍的推销运动。在仅仅四十天的时间中，就销售了农业生产经验书籍二百七十万册，创该省历年来农业书籍发行量的最高纪录。红安县的一些农业社反映：生产跃进离不开先进经验，书店及时主动地把这些书送到社里，真是雪里送炭。河北、山西、河南、北京等许多省市，在最近时期，也都根据当地实际需要，大量发行了农业生产经验书籍。
目前，各地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干劲十足，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好书销的多，图书流通快，质量效果好，发行费用省”。“不怕山高路远、不怕雨雪风寒，一定要使书籍下乡上山”。许多书店经理都亲自带头下乡卖书。有些地区的工作人员，还学习了先进的发行经验，计划今年对通俗农业书的发行量要较去年提高五倍至十倍。一般图书的总销售量要较去年翻一翻。红安、文水等二十四个县（市）的新华书店联名向全国各地新华书店提出了大跃进的竞赛书。竞赛书上不仅提出了最先进的发行数量指标，而且要做到，有会必赶，有书必送，乡乡有卖书点（靠社会力量），社社见发行结果。年内，要在每一个农业社里，都能找到一件或几件显著的发行效果。新华书店总店准备在发行工作大跃进中，特别强调实际发行效果，以便彻底克服过去在农村图书发行工作中长期存在的非政治倾向。
（附图片）
新书上山 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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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跨黄河过长江架桥撑船
新华书店丰台门市部主任 王印西
丰台区门市部是在北京郊区。当郊区农民在农业生产上出现了大跃进的形势以后，同志们一致提出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全力支援农业生产大跃进。应当怎样支援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今年1月中旬，我们特意对农村的需要情况作了一次调查。这次调查，我们自始至终考虑的是，如何让书籍帮助农民增产，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上的难题。我们访问了区委农村工作部农林科、农业社技术委员会、下放干部等等许多部门和个人，使我们发现了很多问题，同时也认识到农村发行工作对于支援农业生产可以大有作为，大有前途。例如，当前在丰台区蔬菜栽培上的主要技术问题是：白菜烂疙瘩，西红柿烂顶，菠菜黄叶。农业社反映，如果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那真成为宝贝了。有些农业社反映，现在正在订农业生产规划，指标订得很高，群众劲头也很大，但就是缺乏丰产经验方面的措施。他们殷切地向我们提出：书店凡是有玉米亩产一千斤、白薯亩产一万斤、马铃薯亩产一万斤、花生亩产八百斤的丰产经验书籍，他们都需要。不少农业社缺乏养猪养兔的知识，死亡损失很大。当区委向我们介绍全区的兔子大批大批死亡的情况时，我们真是难过极了。我们当时就想，书店能不能用养兔的书籍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对农村发行工作的跃进目标，经过实地调查，在思想上初步得到了解决。调查以后，我们组织门市部全体同志对于发行工作如何支援农业帮助农业社解决生产上的关键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同志们从农民的干劲中比出了自己的落后，从农村调查里看到了农村图书发行上的保守。因此，提出了“为跨黄河过长江架桥撑船”的响亮口号，鼓足了革命干劲，要在农村发行上力争上游。首先我们把店里的书排了队，并在门市部陈列了专台，对过去的订货作了检查和补课。如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介绍麻城和红安领导农业生产经验的两种书，原来一种订十本，一种未订。现在把这两本书编写单页宣传目录，向各乡征订，不到一周，四个乡就每种订一百册，经区委同意两书各发三百册。我们又发起了一个“找书”运动，金保国同志特意赶到城区科技门市部找“养猪学”，经与区畜牧兽医站联系订出四十册。一个养猪场正为猪瘟发愁，得到这本书如获至宝。黄土岗乡订1958年规划时，要求书店供应介绍丰产经验的书籍。我们利用春节假期搜集到了适合他们需要的书。张郭庄乡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挑选了五种，每种订购一百册。目前我们还在继续找书，已经从蔬菜栽培学一类书中找到解决白菜烂疙瘩的办法和白菜亩产四万斤经验的书，现已向农业生产合作社推荐。
要为农业生产服务必须发好农业技术书籍，而要发好农业技术书籍又必须掌握农业技术知识。因此，在丰台门市部立即展开了钻研农业技术的热潮。我们按照丰台地区的不同作物和畜种在学习上作了分工。同志们提出要勤钻苦干三年，赶上农业技术员的水平。从同志们编的顺口溜里，可以看到他们在钻研农业技术知识上的决心。钻研蔬菜知识的说：“农村发行比比看，看谁能帮农民白菜产六万”，“农村发行作到家，定能解决白菜烂疙瘩”。钻研农田作物的同志写道：“农村发行来比比武，看谁能帮农民增产大白薯”。学习畜牧知识的同志也贴出大字报说：“普天之下找好书，帮助农民养肥猪”。我们还聘请了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和畜牧兽医站的两位同志作我们的书籍顾问，负责指导我们农业技术书籍的进销货工作。此外，我们又学习了种试验田的经验，选择了两个点作书籍下乡的“实验乡”。区门市部主任亲自动手参加实验，以便从实验乡里摸索经验，指导工作。
从此，丰台区门市部全体同志投入了这个工作，表现了无比的钻劲和干劲。一个专门搞机关服务工作的同志白天跑机关，晚上还跑农村。他说：“下农村，跑服务，苦干十年不说苦”。还说：“不怕冻，不怕冷，夜间月亮当电灯。”
农村图书发行网是以供销社为主体的。要做好农村图书发行工作，光靠分店单干是不行的。岳各庄中心商店和樊家村中心商店打响了第一炮。他们要争取作全区农村图书发行的先进单位，同时提出了促进农村图书发行工作的第一份倡议书。区社在2月25日召开的中心商店经理会上，将两个乡关于图书发行工作跃进的倡议书转发给各中心商店，并号召大家开展一个图书发行跃进大竞赛。
现在，供销合作社已经订出了1958年图书发行的跃进计划，并且已经开始了推销书籍的宣传活动。岳各庄、樊家村两个商店已经发展了义务发行员三十五个。预约登记建立起来后，一天半内就有十八个读者登记书，其中有农民需要的“蔬菜栽培经验”，民校教师需要的“汉语拼音方案”，歌咏队需要的“1957年上影歌曲选”，下放干部（作家）需要的“欧根·奥?金”等书。前后共解决了十六种书的需要，获得了读者好评。红十月农业社会计李保莘表扬他们说“你们工作真好，解决问题真快，我登记的书，第二天就拿到了。”樊家村乡党委书记买到一本“麻城是怎样成为皮棉百斤县的”以后，高兴地说：“要不是你们宣传介绍，我怎么也不会找到这样好的领导生产经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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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供应农村精神食粮
姚堤
随着全国农村工作的大跃进，广大农村中的干部、知识分子和识字农民，都迫切地需要通过书籍来学习新的生产技术，提高科学和文化知识水平。同时，随着干部的下放，以及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逐年增多，农村中对图书的需要更加迫切。因此，加强农村图书供应工作，更好地满足农村读者的需要，是目前一项迫不及待的政治任务。
最近，各地新华书店在全国各个阵线大跃进的形势推动下，也提出了跃进的指标，有些地区并已开始有了实际行动，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
但是，农村图书发行工作如何跃进呢？要跃进，就必须解决思想上的问题。负责农村图书发行工作的同志要树立热爱这项工作的事业心，明确农村图书发行工作是直接服务于农村工作的。不要因为通俗读物本子薄、价钱低、利润小而不积极去经营。要坚决贯彻群众路线，耐心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根据群众的需要去供应书籍。这样，农村图书发行工作才可能跃进一步。
本报今天发表的新华书店北京分店丰台门市部配合农村工作大跃进中改进自己工作的报道，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个门市部在这次大跃进中，访问了当地的许多农村干部和农民，调查了当地读者的需要，认识到作好农村图书发行工作对支援农业生产大有益处，从而树立了信心，重新修订了原来的订货计划。他们提出的口号是“面向生产，面向政治，普及深入，便利读者”。由此可见，只要有了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工作方法，任何工作都会给社会主义建设增加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