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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烧烈火，也要烧文火
李梓
俗语说得好，“火到肉烂”，没有一定的火候，肉是不会烂的。要把肉烧熟烧透，要用两种火，先用烈火，而后用文火。只用烈火，肉是会烧焦的；只用文火，肉很不容易烂。破资产阶级思想，立无产阶级思想，也要火候到了才能大破大立。
在双反运动中，许多地方对破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第一把大字报的烈火，烧得很猛，这是必要的。经过大字报的烈火，知识分子自我革命的自觉性提高了。但是仅仅有这把烈火是不行的，随之而来的必须是文火。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在大破之后能不能大立，就要看这把文火烧得好不好了。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是两种对立的思想。前者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奉行三五十年，个人得益匪浅的东西。这种思想对很多人来说是已深入人心，是成套的，并且成了本质的东西。要破掉这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包括思想意识、感情、学术观点等各个方面的东西，必须要用烈火，大喝一声，使之大大震动一下。但无论是破或者是立——即建立新的、正确的思想意识、感情、学术思想，都是非常细致复杂的思想工作。解决思想问题，不能有半点勉强，也不能玩半点玄虚，必须自觉自愿，实事求是地经过思想交锋才能实现。同时，一个问题，可以有多种看法，但是哪一种看法对呢？问题常常是经过互相批判互相补充以后，才产生比较完整、比较正确的意见。不经过互相争辩相互提高，也是很难把问题解决得深透的。
有的人认为，一把烈火已经烧得很透了，打算就此收场。这种想法是把问题看得过分简单了。他们不理解思想改造的复杂性、艰苦性。半途而废，肉是烧不烂的。
有的人认为，一把烈火还不够，还要再加一把烈火猛烧。这种想法却是过分急躁了。反之，有的人看到烈火就害怕；有的地方，迄今烈火还没有烧起来，这又是没有看到烈火的重要意义。如果只用文火烧，虽然也可以把肉烧烂，但是却需要很长的岁月才能做到。祖国在跃进，人民是不能长期等待下去的。
经过烈火猛烧的地方，现在最主要的是怎样烧好这把文火。怎么样烧才是文火呢？
这需要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共同努力。提出批评的人，不应以完全正确自居，给对方戴上一堆帽子，不服也得服。以这种精神对人，问题是谈不深谈不透的。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诚恳虚心地听取反面意见，及时修正自己的意见。这样才能把问题谈深谈透。被批评的人，不要经烈火一烧，马上挂起免战牌，明明自己还有很多意见，但是把大字报所提出的全部意见“包下来”，以结束这一场大火，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有意见就要谈，错的也要谈出来。因为只有全部谈出来，才能展开讨论。意见对了，帮助了大家。意见错了，教育了自己。谈出来，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谈出来，问题就不能解决得深透。
还是双方努力，把这把文火烧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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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黑题目”
金文
中国农业科学院双反运动中，揭露出研究“黑题目”的现象相当严重。在其他研究单位以及在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中也不断发现“黑题目”。
谈到“黑题目”，不能不使人联想起“黑票”、“黑市”、“黑货”……一系列追求暴利的黑东西。今天的科学研究工作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科学工作者受到国家和人民群众极大的尊敬，任何科学工作者所进行的任何工作，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贡献或大或小，都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都给予崇高的荣誉。可是竟然有人要把这样庄严的工作从阳光下挪到阴沟里去进行。这不能不令人惊异！
为什么要搞“黑题目”？是想“一鸣惊人”，是想得名得利。它是极端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应该批判。热心于搞“黑题目”的人，对国家计划是冷淡的，他使国家计划的完成增加了困难。党和政府号召科学工作者们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现在只有十年时间了，每一个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珍惜有限的人力物力，同心协力、一切从整体出发。这是每一个科学工作者对待这个伟大号召的正确态度。谁要在实现这次伟大号召的进程中作出了贡献，他必将得到国家和人民给予的崇高荣誉。科学工作者们贪这样的社会主义之名、求这样的社会主义之利，是国家和人民所欢迎的。现在需要重点地有计划地进行研究的题目不是很少而是很多，正急待科学工作者去发挥最大的力量，去立功。
搞“黑题目”，在黑暗中偷偷摸摸地进行研究工作，既无领导的支持，又无同志们的合作，所做的题目又和国家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无关，会得到什么结果呢？得到的只会是领导和同志们的批评和人力物力的浪费。这样作的人，即使今天不自我揭露，将来也必定会被揭露的。那时必将对国家造成更大的损失，对个人是更大的遗憾。是停止搞“黑题目”的时候了。
当然搞“黑题目”的情况不尽一样。有的“黑题目”是研究计划中漏定的，有的是研究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这些都应当经过讨论，补入研究计划。这些“黑题目”，都有必要进行一个检查，及时地实事求是地加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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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界展开大辩论
厚今薄古论战胜厚古薄今论
本报讯 记者余辉音报道：究竟应该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最近的二十多天中，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界就这个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大辩论。
大辩论涉及到中文、外文、历史、哲学、经济、法律的各个学科，在全市有关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所里，所有的教师、学生和研究人员都卷入了大争大辩。
辩论中出现了十多种不同的论点，但从实质上看只有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两派。主张厚古薄今的人们认为：我们祖先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它可以鼓舞我们的劳动和斗争，可以促进现代文化的发展，这样丰富的文化遗产，正是我们的骄傲，不厚是不对的。古代历史有几千年，近代历史只有百余年，现代历史只有几十年。古代的研究和教学分量重一些是很自然的，古代文化遗产尚未充分发掘提倡，薄古这是忘本，就是割断历史；今是从古发展来的，古和今不存在对立的矛盾，厚今何必薄古，矫枉何必过正。
有些人对过去的厚古薄今倾向进行了自我批判，从切身体会中感到厚今薄古方针的正确。他们指出，由于这些社会科学工作者集中力量于古代历史和古典作品的研究和教学，长期和古人为伍，加上立场观点不够正确，分析批判不够充分，很容易引导人们留恋过去，怀古鄙今，逃避当前伟大的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在现实生活中和学术研究中迷失方向。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使哲学和社会科学不能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妨碍了学科本身的发展，这对青年一代的教育上起着促退作用。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的斗争正是哲学社会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
主张厚今薄古的人们指出：只有厚今薄古，哲学社会科学才能作到一面反映时代的精华，一面作时代的先导。我国现代社会生活肯定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要丰富和进步，各方面都在大跃进，现实生活中有无数有意义的问题需要研究。调动和培养大量的人力研究这些问题是完全必要的，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人不研究二十世纪的问题，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说来正是割断了这一阶段的历史。厚今并不是废古，厚今对文化遗产是应该十分重视和爱护的，但研究古代的人也应该懂得现时生活，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把古代史研究好，使古人为今人服务。
经过许多次大会小会的辩论，大家的意见逐渐一致，赞成厚今薄古的人愈来愈多。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是所有的思想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从13日举行的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界代表人士座谈会和各单位最近的辩论会看来，大家原则上都同意厚今薄古，但是在一些人的思想深处还存在着种种忧虑。有些人担心“扶得东来西又倒”，一阵风刮来，薄古会变成废古，自己的学问专长没有用了，个人前途没有了。有些人过去强调能够在古文献中旁征博引才算有学问，研究现实问题只能引用一般人也能看懂的报刊杂志和文章，算不得学问。经过大辩论，他们又感到现时问题很复杂，千头万绪，研究起来也很困难，有的人就主张老教授老专家仍旧研究古代，青年人对古和今都没有底子，可以培养他们研究近代现代问题。还有不少人害怕研究现时问题容易犯错误，他们说，研究古史与死人打交道，顶多犯个学术性的错误，现时问题与政治息息相关，容易犯政治性错误。这些忧虑和想法都反映出：学术界有不少人还没有从思古的幽情中解脱出来，资产阶级的个人名利、个人得失思想和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妨碍了他们正确地理解和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
在13日的哲学社会科学界代表人士讨论厚今薄古问题的座谈会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中共上海市委委员陈其五最后发言，他说厚今薄古是学术思想上的大革命，目的是兴无灭资，它引导人们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这是关系到知识分子改造和立场转变的根本问题，这个方针的贯彻还需要经过艰苦的斗争，困难不能使我们气馁，只要方向对头了，立场站对了，敢于面对现实，敢于修正错误，我们就有勇气大胆思想，勇敢创造，这样在兴无灭资的斗争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个生龙活虎的学术大繁荣，科学大发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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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修订规划准备开展活动
本报讯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已经成立。在筹备成立社联的过程中，各个学会和有关部门提出了各个学科研究工作的重点。哲学方面提出要加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矛盾转化问题，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及其解决办法的研究，以及对右派分子的世界观及其思想方法的批判和哲学史的研究等。在经济学方面，要着重关于天津工业的跃进与改组问题的研究，和结合天津地区的情况，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及我国过渡时期的价格政策等问题。在历史学方面，提出要进行系统地批判资产阶级史学观点——首先批判以右派分子雷海宗的反动学术思想为代表的史学界两条道路的斗争，结合“五四”以来历史唯物论与胡适派的斗争，批判解放前旧史学观点。在教育学方面，要着重组织对右派分子（如陈友松、李建勋等）反动教育思想观点的批判和对实用主义（包括杜威、胡适等）教育思想作彻底批判。在语言学方面，着重批判右派分子陈梦家等的资产阶级语言学观点，并进行河北省方言调查研究等。在文学方面，对古典与现代文学中资产阶级文艺观点、文艺理论（包括陆侃如、锺敬文、冯雪峰等）进行批判等。
参加成立会的有五十多人。他们一致表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一定能够克服过去在研究工作方向上厚古薄今、脱离实际和研究工作中力量分散、各自单干、全市学术空气不够活跃的缺点。全体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更加努力地进行自我改造，力求红透专深，为生产大跃进服务。他们将修订规划，准备开展活动。（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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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劳动紧张心情愉快嘹亮歌声响彻云霄
叙永农民创作山歌近万
新华社成都14日电 今年春天，四川省叙永县农民新创作了近万首山歌、快板和顺口溜等，歌唱自己豪迈的劳动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燕儿燕儿快飞奔，带个喜讯到北京，祝贺领袖毛主席，早稻丰产千万斤。”这首山歌是后山乡共产党员马树全、共青团员陈文英等在春耕犁田时编唱的。因为牛力不足，他们带头下田拉犁。劳动虽然繁重，他们的心情却如此欢愉。他们还编了这样两首歌：“今年春耕好风光，家家户户喜洋洋，人人为着大跃进，朵朵鲜花向太阳。”“山歌越唱越有劲，口号越提越分明，只要大家努力干，亩产千斤一定成。”
几乎每一项农活，每一处工程，农民们都很快地编唱出新的山歌、快板来。其中有宣传先进技术的，如鱼鳧乡农民的“二月里来正栽秧，新法硬比旧法强，你懂技术他也懂，夺得帅旗挂中央。”哪里的工程最艰巨，哪里的山歌就更嘹亮。在高山地区天池乡改造山头的工程中，成千男女老少破冰踏雪地艰苦劳动。他们编出的许多山歌中，有这样一首：“不怕高山积雪厚，不怕冰雪与风寒，千军万马日夜战，一夜攻下九重山。”
据中共叙永县委宣传部初步统计，全县农民新创作的山歌、快板等约有九千九百多首；目前正在大量进行收集。县文化部门还准备深入发现和有计划地培养民间歌手，开展民歌创作活动，使全县农村处处有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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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高等学校展开教学思想批判
资产阶级思想成众矢之的
本报讯 据江西日报报道：江西省四所高等学校在双反运动中，集中地揭发了教师们在教学上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开展了一场在贯彻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上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教师们纷纷举行座谈会，进行思想交锋，教学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已经成为众矢之的。
根据各高等学校大量大字报所揭发出来的事实证明，教学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一部分教师中是比较严重的。有一位日语教授至今还在采用十九世纪的教材，内容大都是“只要有钱，万事都行”等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货色。江西医学院一位教神经病学的教授所编的讲义，内容几乎都是美国的，而对苏联巴甫洛夫学说却讲得极其简单庸俗，他对学生说只要记住“客观存在、物质第一性”两句话就够了。江西师范学院、南昌师范专科学校的古典文学教学存在着“厚古薄今”的倾向，有的教师用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在教学中对学生散布宿命论、悲观情绪以及爱情至上的毒素。
大字报揭露的事实还证明，不少教师存在着较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他们在研究上互相保密，怕别人先发表论文，有的甚至把外来的交流材料藏起来不给同科教师看。为了搞“副业”（写文章、搞创作），有的教师不认真备课，不编写教材，教学上抱残守缺，不负责任。物理系一位教授用的是1898年的教材，学生向他提意见，他竟说：“我的先生就是这样教我的！”
面对着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教师们经过党的教育、群众性的辩论和自我思想斗争之后，都猛省到这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国家培养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材的要求，是不相容的，因而纷纷自觉地进行了检查和批判。历史系副主任欧阳琛副教授说：“看到同学们提的意见开初心里感到痛，但痛定思痛还是感到愉快的。”有的教师还主动邀集同学座谈，对大字报所揭发的问题作自我检查。目前，江西各高等学校的教师正在继续深入检查、批判，并讨论制定红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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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总结和推广老区办学经验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邀集西安教育界人士座谈
本报讯 据陕西日报报道：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于4月10日上午，邀集西安教育界人士，就如何总结和推广老区办学经验等问题进行了座谈。参加座谈会的人大部分曾在老区办过多年教育，有丰富的办学经验。西安师范学院院长刘泽如说：老区在教育工作上有许多丰富的经验，这是谁都知道的，可惜，我们过去没有很好地总结它、推广它。他建议大家都来重视这项工作，目前首先应加强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研究工作。在研究资料时，要从研究具体材料开始，从实际中总结出理论。西北大学副校长刘端棻说，老区在勤俭办学和处理师生关系等方面有不少经验，如学生自己打窑洞、打柴、种地生产以及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等等。这些好经验和好传统，是应当继承和大大发扬的。在座谈会上相继发言的还有：西安师范学院副院长李绵、俄专校长王云风、西大教务长郭绳武、西安市教育局局长张越等十余人。他们都认为，老区的学校教育，不论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积累了许多经验，总结这些经验，对充实和提高今后学校教学工作将有重大的好处。
为了加强这项研究工作，出席座谈会的人还就成立教育学会及其主要任务，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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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工艺美术画册”将在8月出版
为了宣传我国工艺美术事业的伟大成就，推动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局整理汇集了1957年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的艺人作品和一部分出国礼品，编印了一本中国工艺美术画册。这部画册共分国礼（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时赠送的一部分珍贵礼品）、陶瓷、雕塑、织绣、漆器、编织、金属工艺及其他等八个部分，集中了我国工艺美术的主要精华。其中彩色版九十余幅，黑白版一百七十余幅，每幅都有简单的文字说明，并以中、俄、英、法、阿拉伯五国文字排印。这部画册可做为各地工艺美术主管部门了解情况和从事工艺美术花色品种研究设计人员及艺人的主要参考资料。
今年8月中旬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画报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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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参加国际友军来比锡体育运动会
筹备委员会在京成立
李达上将任主任委员
新华社14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届国际友军来比锡体育运动大会筹备委员会，最近在北京成立。筹备委员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任主任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荣高棠任副主任委员。
筹备委员会在最近举行的第一次筹备会议上，决定运动员的选拔方式采取按指定项目和纪录标准，随到随选，不另举行运动会，在5月20日前全部选拔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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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德奎创造十公里竞走新成绩
新华社上海13日电 二十四岁的青年运动员王德奎今天在上海创造了十公里竞走五十分二十九秒四的新成绩。这个成绩不仅打破了关绍英保持的五十二分十一秒六的1957年全国纪录，比他自己今年2月在广州参加全国春季田径运动会上所创造的五十一分四十秒二的成绩又快了一分十秒八。
王德奎的这个新成绩是应上海体育学院邀请，参加学校举办的春季田径运动会上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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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运动
全国足球赛第一回合结束
据新华社13日讯 1958年全国足球甲级队联赛第一循环第一阶段的二十二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今天在北京、天津竞赛区举行的最后两场比赛的结果是：北京足球队同“八一”队在北京以一比一踢成平局；在天津，天津足球队以八比○胜成都体育学院队。
第一阶段北京、天津竞赛区共举行了六场比赛，参加这个竞赛区比赛的四个甲级足球队的胜负情况是：北京队和天津队都是三战一胜二平，“八一”队三战三平。成都体育学院队三战一平二负。
有八个甲级足球队参加的第一阶段上海、南京竞赛区的十六场比赛早在10日结束，各队胜负情况是：上海体育学院队四战三胜一负；中国红旗体育协会队、沈阳部队队、中国火车头体育协会队、沈阳体育学院队都是四战二胜一平一负；长春队四战一胜一平二负；中国第一机械体育协会队四战一胜三负；南京部队队四战一平三负。在第一阶段的二十二场比赛中，双方踢成平局的有七场，弱队打败强队的有六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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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运动
十五单位射箭锦标赛结束
又有两人打破三项全国纪录
新华社14日讯 1958年十五单位射箭锦标赛今天结束，又有两名运动员打破三项全国纪录。
两天来，射箭锦标赛共有三名运动员打破了两个全能全国纪录和三个单项全国纪录。
在今天举行的男子三十公尺射准比赛中，内蒙古自治区选手敖木拉希以六十三环的成绩打破了布和敖其尔保持的五十二环的全国纪录。敖木拉希昨天二十公尺和四十公尺射准成绩分别是七十环（破全国纪录）和四十三环，因此他又以射准全能（三项）一百七十六环的新成绩，刷新了一百六十八环的全国纪录，并且获得了这次锦标赛男子射准全能第一名。去年射准全能第一名，内蒙古自治区的射箭老将布和敖其尔这次以一百五十五环的成绩，退居第二名。第三名是青海省选手才郎，他的射准全能成绩是一百五十四环。
成都市二十八岁的射箭女将赵云庥，以射准全能（两项）八十四环的新成绩打破了她去年创造的七十八环的全国纪录，获得女子射准全能第一名。赵云庥今天三十公尺射准成绩是二十六环，昨天二十公尺射准成绩是五十八环。内蒙古自治区十八岁的师范学校学生李朝格玛，以六十八环获得射准全能第二名。她的成绩平全国纪录。第三名是上海选手佟佩云，成绩五十六环。
获得这次射箭锦标赛团体总分第一名的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是青海省，第三是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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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学习汉语拼音字母
各地积极展开宣传和推广工作
新华社14日讯 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全国许多地方都积极布置展开宣传和推广工作。
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已经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迅速召开推广普通话工作会议，拟出推广拼音字母和普通话的计划。工作委员会和教育部还通知各省市积极筹备，在今年暑期举行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
山东、四川两省已经订出了1958年推广普通话的工作计划。两省都计划加紧训练教师，以便从1958年秋季开始，中、小学和师范学校一年级都能利用拼音字母教学普通话；1958年暑假前，中等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应届毕业生都能学会拼音字母并能基本上用普通话教学。两省并准备在少数有条件的工矿、农村、街道进行利用拼音字母帮助扫除文盲的实验。
江苏省教育厅决定在本学期内掀起一次学习拼音字母的热潮，组织全省大、中、小学全体教师进行一次拼音字母的学习。山西省教育厅准备采用上大课、巡回教学、收听广播、听拼音字母唱片等办法，使教师、学生普遍学习拼音字母和普通话。
陕西省教育厅已经举办普通话语音讲师轮训班，抽调各县、市小学教师参加学习。陕西、浙江、山西三省教育厅同这三个省的广播电台在3月份也都举办了“汉语拼音字母教学广播讲座”，组织教师、干部等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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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的话
正确地运用拼音字母
汉语拼音方案，自从2月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以后，拼音字母就在各种报纸、刊物、杂志的名称上陆续开始试用了。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值得提出的是：有些报纸将拼音字母用错和拼错了。如“中国林业工人报”，应拼写为“ZHONGGUO LINYE GONGREN BAO”，可是却将“LINYE”错拼为“LINYI”。这只是许多事例中的一例。
我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应有的。报纸是学习的榜样，编报的人本身都学习不好，在别人看来，岂不成了一种“高深莫测”难以学习的东西了吗？建议今后再用拼音字母来拼写某些报刊、杂志的名称时，应吸取这个教训，不要再用错拼错，给广大群众造成不良影响。
刘元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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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州市各中、小学校的少先队员学习讲普通话的劲头很大。广州市大新一小五年级的少先队员，下课后就自动结合起来，找小先生学讲普通话。新华社记者 蔡忠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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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
马特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相反的看法。而这两种不同的相反的看法，归根到底表现着两种不同的学术路线。
在逻辑问题讨论中，可以归结于如下三方面的问题：（1）形式逻辑方面的问题；（2）辩证逻辑方面的问题；（3）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两者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形式逻辑方面的根本问题，是关于这门科学的性质问题，即形式逻辑是单纯的表述论证的工具、而并不关涉到对现实的认识，还是它既是表述论证的工具、又是认识现实的方法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逻辑史上是个老问题，在现在的讨论中又重新提出来了。代表前一种意见的，有周谷城和王方名等人；代表后一种意见的，有江天骥、沈秉元、马佩和马特等人。
但是，在讨论过程中，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并没有明确地提出来，人们只是隐约地从间接方面接触到这个问题。例如，周谷城认为：形式逻辑“的任务重在推论已有的认识或了解”。“认识的真不真，是各科的事；推论的错不错，是形式逻辑的事”。这就是说，形式逻辑只管表述论证，不管对现实的认识。王方名则把形式逻辑系统中的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完全分开，认为只有归纳推理才有认识现实的作用，演绎推理则没有这个作用。
持后一种看法的人则认为：论证方法和认识方法虽然有区别，但是又有联系，这两者在形式逻辑中是统一的。论证以认识为依据，离开认识便无从论证。割裂认识和论证，便要陷于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泥坑。
和这个根本问题相联系的，还有思维规律的客观基础以及思维形式的正确性和思维内容的真实性的相互关系问题。
主张形式逻辑是单纯的表述论证的工具、而并不关涉到对现实的认识的人们，对于思维规律的客观基础问题，大体上有两种意见，这两种意见，实质上是相同的。一种意见认为思维规律没有客观基础，因为它是思维的规律，而不是存在的规律，如果硬要找寻思维规律的客观基础，那就是把思维规律和存在规律相混同。这种意见以周谷城和朱丰杰表现得最为突出。王方名的意见稍有不同，他把思维规律和逻辑规律割裂开来，认为思维规律和逻辑规律的客观基础是不相同的。只有思维规律的客观基础才是客观外界事物的关系，而逻辑规律的客观基础则是人们的社会制约性。因为照他看来，逻辑规律只和语言打交道，而并不和客观事物打交道。
主张形式逻辑既是表述论证的工具又是认识现实的方法的人们，则认为逻辑规律虽然不同于存在规律，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但是逻辑规律仍然有它的客观基础、客观来源。但是这个客观基础不是人们的社会制约性，而是客观外界事物的特定关系。认为人们的社会制约性是逻辑规律的客观基础，实际上就是否认逻辑规律是客观外界事物关系在人的思维中的反映，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原理的，而实质上这是现代资产阶级逻辑理论中约定论的翻版。
在思维形式的正确性和思维内容的真实性的相互关系问题方面，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见解认为形式逻辑只管思维形式的正确性，而不管思维内容的真实性。在这方面，表示得最坚决、最明确的是周谷城。他认为形式逻辑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主张。它可以为正确的主张服务，也可以为错误的主张服务。主张有对的和不对的，但是依主张所演出的论式，其自身却可以都是正确的。主张的对和不对，要看它和事实符合不符合；而论式的正确与否，却要看它自身前后矛盾不矛盾。
另一种见解则认为思维形式的正确性和思维内容的真实性虽然不能混为一谈，但是两者是互相联系的。正如文学作品中的艺术标准和政治标准的相互关系一样，有区别也有联系，但是二者是统一的。割裂正确性和真实性，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就要导致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根据内容决定形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他们认为：在两者的相互关系中，真实性是基础，因为思维形式的正确性以思维内容的真实性为决定条件。代表这方面的意见的有马特、江天骥、沈秉元、马佩等人，虽然他们之间在论证上仍然还有细小的分歧。
此外，还有个别的人（例如李志才）持另外一种看法。李志才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形式逻辑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中，基本上倾向于周谷城的意见，只是没有周谷城提得这样明确（他的文章发表在周谷城的文章之前）。但是，在他后来发表在“新建设”的文章（“必须坚持逻辑理论中的唯物主义路线”）中，却又把思维形式的正确性和思维内容的真实性完全等同起来，似乎真实性就是正确性，没有看出这两者虽有联系又有区别。由于作者本人前后矛盾，论证上也缺乏说服力，所以还没有看到别的人同意他的看法。
关于辩证逻辑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辩证逻辑的对象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没有认真地展开讨论，多半只在讨论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相互关系问题时接触到一些。在已经发表了的论文和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关于这个问题，大约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辩证逻辑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这两个词实际上是完全相等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辩证逻辑乃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在思维领域的具体运用，而对它是否也研究思想结构这个问题却作否定的答复。此外还有一种意见则认为：辩证逻辑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在思维领域的具体运用，但是它不同于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它并不研究思维的一般运动规律，而只研究思维的特殊运动规律，即思想结构和形式的辩证关系和发展规律。持这种见解的人认为：如果辩证逻辑并不研究思想结构和形式，那末它就不是逻辑。
在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相互关系问题中，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否认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是初级和高级的关系，而认为这两者的关系乃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具体科学的关系。持这种见解的人认为：辩证逻辑对于形式逻辑，正如辩证唯物主义对于心理学、语言学的关系是完全一样的。主张这种见解的以周谷城和王方名为代表。王方名还进一步地认为：如果恩格斯看到了现代逻辑的发展，他就不会用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来譬比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因为照他看来，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应用到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之间的关系方面来，是更恰当的。
但是，另外有一部分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上述见解，第一，混淆了辩证唯物主义和辩证逻辑这两个概念，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对于形式逻辑，才是世界观和具体科学的关系，而辩证逻辑对形式逻辑，则是两门同一系列的具体科学间的关系。第二，取消了辩证逻辑作为一门独立的具体科学来研究的方向，这实际上就要阻碍对辩证逻辑的建立和发展。因此，他们认为：恩格斯和列宁的见解并没有过时，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仍然是如同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之间的关系。
此外，在讨论中，还接触到辩证思维要不要遵守形式逻辑的规律，以及在形式逻辑中要不要运用辩证方法的问题。由于后两个问题还没有展开认真的讨论，这里不打算作介绍了。
在讨论过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两条不同的学术路线的斗争。一条学术路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没有看到现代逻辑的发展为理由，拒绝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以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的指示，认为恩格斯和列宁关于逻辑方面的理论已经过时了。他们否认形式逻辑的认识作用，否认思维规律的客观基础，割裂思维正确性和真实性的统一，用康德的二元论和现代资产阶级逻辑理论中的约定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理论，并宣布在逻辑问题中反对唯心主义乃是“形而上学”。必须指出，这是一条逻辑理论中的修正主义路线。其之所以是修正主义，是因为他们也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在反对“形而上学”的借口下偷运唯心主义。
另一条学术路线是：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逻辑理论的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强调形式逻辑在思维实践中的认识作用，强调在形式逻辑中论证方法和认识方法的统一，他们还强调思维规律的客观基础，反对把思维形式的正确性和思维内容的真实性绝对地对立起来。但是，这条路线却被诬蔑为“形而上学”的路线。必须指出，这条路线，方向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在论证上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量，还缺乏认真的刻苦的研究，对问题的分析还有简单化、粗糙化的毛病，这就给逻辑理论中的修正主义路线找到一些借口。
为了继续展开逻辑问题的争论，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给逻辑研究打开一条康庄大道，我认为：一方面，必须对逻辑理论中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必须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逻辑的理论进行刻苦的系统的研究，同时在各门具体科学中有关逻辑的问题进行概括，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有益的讨论。这样，就必然会给逻辑研究造成大跃进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