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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千方百计实现增产指标
一个广大群众性的发展农业生产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高潮，正在全国范围内沸腾着。这个高潮带来了全国农村今年春耕生产的全面高涨的新形势。现在有更多的县、市，决心要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的粮食增产的“四、五、八”指标和其他指标。一般地区，也都深入地研究和挖掘了增产的潜力，打破保守思想，订出了较高的跃进计划。
大幅度的增产，今年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全国的水田和水浇地面积过去只有三亿九千多万亩，今年新增加了二亿几千万亩。大量的新修水利工程，保证了大量的农田能够免受旱灾和涝灾，取得丰收。还有大量低洼地和盐碱地的改造，土壤的改良，深翻地和山区水土保持工程的增加，肥料的增加，高产作物和复种面积的增加等等，所有这些对于今年农业的增产都非常有利。
正像革命战争时期有许多人不相信国内外强大的敌人能够被打倒一样，1956年以来一直有许多人不大相信农业增产指标能够迅速提高。但是铁一般的事实教育了人们，使人们相信，改变了的生产关系，能够使生产力的发展加快好多倍。过去必须十几年、几十年、几百年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能够在几年内甚至一、二年内做到。合作化的生产，使生产者的智慧和创造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产量可以迅速地达到人们难以想像的高峰。解放以前亩产量平均不过五百斤的广东澄海、潮安二县，1956年亩产量平均达到了一千斤，被称为千斤县。这在当时是被认为奇迹的。许多人不能深刻理解亩产量飞速提高的社会根源，曾经断言这两县生产已经达到顶点，不相信能够继续提高；甚至不相信能够保持千斤的纪录。然而，事实却不理睬人们的主观武断而沿着自己的方向继续前进了。1957年这两个县的平均亩产量都跃进到了一千二百斤以上。原因是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更进一步兴修水利，改造低产田，推广先进耕作技术。山西平顺县的贫瘠山区，石厚土薄，解放以前耕地的平均亩产量不过七八十斤。但就是这样不利的自然条件，也没有挡住合作化制度所解放了的生产力的发展。在李顺达、郭玉恩、武侯梨领导的农业合作社，农业发展纲要所提的指标也已经提前实现并且超过，1957年亩产量平均都在四百斤以上。全国统计，在1956年提前达到农业发展纲要所提亩产量指标的，有三十二个县市。到1957年又有三十二个县市提前达到，一共是六十四个县市。
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思想的解放和革命干劲的增长都大大超过了过去两年，尤其是去年冬季以来兴修水利的运动，使人民群众从大量的事实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看到了自然条件是可以用人的主观努力来改变的。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觉醒，使他们不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不再听天由命，而变得敢于对任何巨大的困难宣战。这种激越奋发的革命精神，将冲决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
深刻地认识和充分地利用这许多新的有利条件，我们就一定能够争得今年农业战线上大幅度的增产。当前特别重要的，是继续发动广大群众，想出各种各样具体的办法来实现已经制定的增产计划和先进指标。综合各地最近期间的活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迅速而普遍地传播和学习先进地区的增产经验、新技术和新作法，使广大农民放宽眼界，思想上不断得到新的启发，能够想出各种新的措施。在这一方面，各地已经做了许多，但还没有十分普遍地做。有一些落后的和偏僻的乡村，很少知道别处的事情。即使听到一些，也很不具体。这些乡村一直很少有切实的增产措施。这种情形亟须引起各地领导机关的注意，迅速地加以积极的帮助。
第二、大部县分现在已经订出不少全县性的增产措施，这是很好的。但有的忽视了各乡各社因地制宜的具体措施，没有把大范围内统一的增产措施和各乡各社特殊的增产措施结合起来。以致有一些乡和社，因为要执行全县的总任务而或多或少地延误了本乡本社的特殊措施。这种情形必须引起注意。各县（市）领导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应当深入到各乡各社的群众中去，一方面介绍外地的增产经验，一方面同群众共同讨论适合本乡本社的增产措施，尤其是要同有经验的老农共同商讨。只要能把群众的积极性发动起来，这种适合于本地的措施就一定能够找到。
第三、县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应当深入到各乡各社的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发现增产计划执行中的实际问题和障碍，团结积极分子和广大群众，共同来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克服这些障碍。这里有经营管理上的问题，有人事上的问题，也有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必须解决了这些问题，好的计划、好的制度和措施才能贯彻执行到底。这一点对于落后的乡、社特别重要，而一般的乡、社也要继续注意。
为了有效地实现增产计划指标，许多省（市）和专区的领导同志都已经深入到下面去进行检查，帮助下面同志克服具体困难，采取具体措施，及时地发现和推广好的做法，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应当说，对生产和建设的领导和检查，今年是比过去任何一年都更加深入而具体的。县（市）级以下，也很少再看到单纯坐在办公室发号施令的情形了。这是伟大的整风运动的积极成果。这种思想作风上的重大变化，将在社会主义的农业建设和整个农村工作上发生积极的影响。我们希望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农村工作人员都能够走出办公室，深入下去，同群众在一起，千万百计地争取先进的增产计划指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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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春耕检查团是生产促进团
磐安县用抓措施抓思想抓两头的方法收到很大实效
本报讯 浙江省磐安县采取正确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3月下旬开展了一次有声有色的春耕生产检查评比运动，对春播和积肥工作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磐安县春耕生产检查评比运动有十分明确的工作方针。这个方针是：既要检查发现问题，又要帮助解决问题，既要学习先进，又要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根据这个方针，磐安县检查团做到了既是工作队又是生产队，既是学习队又是宣传队。他们检查到那里，工作到那里，生产到那里，学习宣传到那里。在短短的五天中，检查评比运动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全县出现一个生产和整改的新高潮。二千多人的检查团成了一支推广先进经验、组织积肥高潮和推动合作社整改的工作队。各乡参加检查团的代表，在检查评比中更受到了丰富的教育，打破了各种保守思想，回去后成为领导生产大跃进的先锋和骨干。
检查团每到一地以后，一面检查，一面立即用自己的行动进行示范。例如检查团到了山环乡一社，发现这个社积肥工作很差，屋基泥未动，他们立即行动起来，挖了八百多担屋基泥，社干部和社员群众看到这种情况极为感动。全社男女老少第二天天未亮就起来积肥，五天中每亩增积了三百八十八担，平均每亩连原有的已达五百七十九担，这个社由落后一跃而为先进。检查团在九和乡上俞社田间检查中发现麦田红蜘蛛为害，立即帮助社里买了一百二十斤“六六六”粉扑灭红蜘蛛，社员都非常感激。
检查团在检查评比中普遍地发动和组织社员群众大辩论，摆事实，讲道理，解决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问题，促使落后单位迅速赶上来。一般在白天检查，晚上汇报评比。在汇报评比中，检查团用检查出来的先进和落后事例，教育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并且发动群众辩论，效果很好。如检查团在仁川乡检查发现这个乡今年一熟田仍然很多，全乡约有八百六十亩。检查团代表一方面以这个乡今年一千二百斤规划对照算账，指出一熟田不改造不能实现规划，另一方面又纷纷以乡社的条件与仁川乡对比，对他们的保守思想作了尖锐批评。通过这场激烈辩论，终于解决了仁川乡小队长以上干部中的思想问题。他们一致决议全部消灭一熟田，并且第二天就到县里去挑种子。
检查团在检查评比中，还注意了因社制宜、因地制宜地帮助当地合作社，找出和克服工作中的障碍。他们深入实际，发现和克服问题。如四协乡的胜利、和平两个农业社闹粮食问题，部分社员故意在检查团来到时不出勤。检查团深入到雇贫农社员中调查了粮食统销情况后，发现主要是思想问题。他们就协助乡支部召开全乡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进行了一次粮食问题的大辩论，澄清了思想，划清了界线，使得这个乡的干部打消了畏难情绪，鼓起干劲，立即领导群众进行生产。
在检查评比中，检查团始终重视抓两头带中间的方法，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表扬和批评，运用了大字报、快板、漫画、辩论会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扬和推广先进经验，同时帮助落后单位找原因，抓措施，迎头追赶先进单位。例如学习和介绍了深泽社直播育秧的先进的经验；发现尚湖乡烧炭窑积肥办法很好，就迅速在全乡推广。
通过检查评比，磐安县的春播工作和积肥工作大踏步地向前跃进。全县的早稻秧苗普遍培育得粗壮，防冻及时，没有发生烂秧。积肥工作在未开展检查前进度不快，全县仅积肥一千一百多万担，平均每亩一百一十三担。开展群众性的大检查过程中，各地普遍突击积肥，六、七天时间，全县积肥就跃进到三千九百多万担，平均每亩达三百八十二担，比检查前五个月半积肥总数增加二倍多。全县春花原来有四千八百多亩落后苗，在检查过程中社员都突击追肥，现在已经消灭了三千八百多亩落后苗。检查团检查中发现全县还有九千二百多亩只计划种一熟的落后田，就帮助研究出各种改造落后田的办法，现在这些田中已有四千二百多亩改为种二熟或三熟。此外，检查中还发现全县有三类社七十个。经过采取有效的措施，现在已有三十四个社赶上二类社，有十四个社赶上一类社，其他二十二个社也有不同程度的转变。
（附图片）
广东南海县红旗农业社主任杨日（左起第三人）和各生产队长在检查秧苗的追肥和生长情况
新华社记者 蔡忠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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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汉宸打电报给日本三个团体
谴责日政府破坏中日贸易
断然拒绝接受日本政府的虚伪答复
新华社13日讯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今天打电报给日本的三个团体，谴责日本政府蓄意破坏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的实施。南汉宸并且声明，中国方面断然拒绝接受日本政府关于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所作的答复。电报全文如下：
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理事
池田正之辅先生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
山本熊一先生
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
南乡三郎先生
9日来电已经收到。
我方研究了日本政府关于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所作的答复。这个答复表明，日本政府对于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的实施，不但没有提出任何应有的明确的保证，而且蓄意进行破坏。我方断然拒绝接受这个答复，航邮转来的答复正文，将原封退还。
日本政府的答复虽然尽量闪烁其词，但是无法掩盖它企图推翻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的目的。爱知揆一代表日本政府在4月9日发表的谈话，更使这个目的昭然若揭。
（一）日本政府在答复中声称，将尊重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的精神。爱知揆一在谈话中也说，日本政府“打算尊重设法扩大双方贸易的精神”。我们且看日本政府实际上所尊重的是什么样的“精神”。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最主要的精神是友好，是通过中日贸易的发展来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爱知揆一在谈话中却强调，日本政府无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政府将尊重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关系。这是坚决同六万万中国人民为敌，根本谈不上什么友好精神。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和作为这个协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备忘录，都贯串着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的精神。爱知揆一的谈话却表明，日本政府准备以不承认我方商务代表机构“具有官方的特权地位”为借口，使贵我双方根据对等的原则在备忘录中作出的各项规定不适用于我方。爱知揆一更公然声明，日本政府不承认我方商务代表机构有权悬挂本国国旗。这是片面撕毁协定，同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既然坚决同中国人民为敌，又不遵守平等互利的原则，那么，日本政府的所谓“扩大贸易”，除了意味着企图对中国进行不平等、非互利的经济扩张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含义？事实很清楚，日本政府不是尊重而是蹂躏了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的精神，不是尊重而是破坏了这个协定的基本原则。
（二）日本政府在答复中表明，它对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的所谓“支持和协助”，有三个前提条件。第一个前提条件是“在国内各项法令的范围内”。
1958年3月5日，贵我双方在关于执行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的一次谈话中曾经一致同意，中国和日本都是参加万隆会议的国家，对万隆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都有尊重和遵守执行的义务，双方互派的商务代表机构的人员都应该尊重驻在国的法律和风俗习惯。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根本不成为问题。现在的问题倒是，双方的政府对于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的实施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用国内法来保证，还是以“国内法”为借口加以阻挠和破坏。日本政府把“国内法”作为一种限制性的条件提出，显然是采取了后一种态度。
在悬挂国旗的问题上，我们已经看到日本政府是如何狡猾地利用“国内法”作为借口。日本政府的有关方面早就表示，日本刑法第九十二条关于损毁外国国旗的惩罚规定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岸信介4月9日在国会答复质询的时候又说，损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行为只能根据损害私人财产的刑律来处理。同样是“国内法”，一条适用，一条不适用，目的都是要使我方商务代表机构无法悬挂本国国旗。谁能保证日本政府不会同样以“国内法”为借口，使我方商务代表机构和所属人员得不到安全保证和工作便利？谁能保证日本政府不会同样以“国内法”为借口，强迫我方商务代表机构的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按指纹？在日本政府随时可以用“国内法”作为借口推翻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的一切规定的情况下，这个协定如何能够实施？
（三）日本政府提出的第二个前提条件是“根据没有承认政府这个事实”。
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至今还没有解除，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至今还没有恢复，这是尽人皆知的。这种情况是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所一手造成的，是同中日两国人民要求友好、要求恢复邦交的意愿完全不相符的。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是双方民间团体之间的协定，根本不牵涉到中日两国互相承认的问题。日本政府对于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的实施不作出应有的保证，却提出了所谓“根据没有承认政府”这样一个不相干的前提条件，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谁都知道，日本政府的答复是在同蒋介石集团进行了多次秘密会谈之后作出的，而且这个答复深为蒋介石集团所赞许。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日本政府提出的所谓“根据没有承认政府这个事实”，实际的含义就是要讨好蒋介石集团。
爱知揆一代表日本政府所发表的谈话证明，所谓“根据没有承认政府这个事实”，不过是日本政府用来推翻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的又一个借口。爱知揆一解释说，日本政府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不承认我方商务代表机构“具有官方的特权地位”，也不承认我方商务代表机构有权悬挂本国国旗。所谓“官方的特权地位”，完全是凭空捏造，目的无非是以此为借口，企图推翻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中有关双方商务代表机构和所属人员的安全保证和工作便利的规定。中日两国的民间团体和商品展览会在对方国家悬挂本国国旗，过去从来没有因为中日邦交没有恢复而感到不便。双方悬挂国旗当然是代表自己的国家，把国旗说成是私人财产，倒是闻所未闻的今古奇谈。日本政府在悬挂国旗问题上的一系列借口，目的同样是为了企图推翻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中的有关规定。十分明显，日本政府为了讨好蒋介石集团，不惜撕毁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
（四）日本政府提出的第三个前提条件是“考虑到目前的国际关系”。
如果日本政府在有关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的问题上需要考虑目前日本的国际关系，那么，它应该首先考虑日本和中国的关系。这就是说，应该考虑如何保证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的顺利实施，以便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为恢复中日邦交开辟道路。但是，日本政府已经一再表明，它无意在这方面作任何考虑，它坚决同中国人民为敌。
日本政府所说的“考虑到目前的国际关系”，主要地显然是指日本和美国的关系。美国政府一贯阻挠和破坏中日贸易的发展。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签订以后，美国政府不仅亲自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和进行粗暴的干涉，而且指使蒋介石集团对日本政府采取威胁性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提出要“考虑”“国际关系”，实际上只能意味着屈从美国政府的意志。这样，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的实施又如何能够得到保证！
日本政府所考虑的“国际关系”当然也还有别的内容。相当时期以来，日本政府就希望依仗美国的力量来使“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死灰复燃。如果日本政府企图使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为它的经济扩张计划服务，那么，这就会使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破坏无余，根本无法实施。
（五）从日本政府提出的三个前提条件可以看出，它对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的所谓“支持和协助”实际上是要使这个协定无法实施。只是因为日本人民热烈欢迎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而且日本国会选举即将到来，日本政府才在答复中虚伪的表示“支持和协助”，而不敢公开暴露它的真实意图。
（六）日本政府露骨地敌视中国人民，对于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又竭尽破坏的能事，但是在提出的答复中最后竟还说要“达到扩大贸易的目的”。似乎日本政府认为，即使是在屈辱和不平等的条件下，中国也非同日本进行贸易不可。日本政府应该记得，美国政府纠集了许多国家的政府，包括日本政府在内，对中国实行禁运，并没有能够、而且永远不能够达到扼杀中国的目的。新中国不仅已经成长壮大，并且正在以飞跃的速度向前发展。今日的中国已经不是二十年前的中国，日本政府最好早点面对现实。
我方对于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一贯采取积极的态度，在谈判中也作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贵方对于这个协定的签订曾经尽了极大的努力，日本人民对于这个协定也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我方不能不坦率地指出，在日本政府设置的障碍没有扫除以前，这个协定是无法实施的。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
南汉宸
1958年4月13日
日本三团体给
南汉宸的电报
新华社按：
（一）日本三个团体4月9日给南汉宸的电报全文如下：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先生：
今天三团体得到日本政府对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答复如下，特此转达，正文由航空信件寄上。
答复文：政府鉴于扩大日中贸易的必要性，将尊重第四次民间日中贸易协定的精神，在我国国内各项法令的范围内，同时根据没有承认政府这个事实，还考虑到目前的国际关系，给予支持和协助，以便达到扩大贸易的目的。
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
池田正之辅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
山本熊一
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
南乡三郎
1958年4月9日
日本政府官房长官爱知揆一的谈话
（二）日本政府官房长官爱知揆一在4月9日发表的谈话如下：
“一、政府认为，我国三个民间贸易团体的代表同共产党中国方面的民间贸易团体的代表在3月5日签订的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是以日中双方互不干涉对方内政、互相遵守对方国内法令为原则，根据日中双方的经济要求，专门为了扩大日中贸易而签订的；
二、这个协定是双方民间团体之间的协定，不是政府之间的协定，但是政府打算尊重设法扩大双方贸易的精神；
三、政府现在无意承认共产党中国，这是不消说的。对于根据这个民间协定设立的民间商务代表机构，（政府）无意承认它具有官方的特权地位，但是，关于由民间团体处理这个民间协定的问题，政府将尊重我国同中华民国（指蒋介石集团——编者）的关系和其他国际关系，并且进行考虑，务期不引起“商务代表机构的设立可能意味着事实上的承认”这样的误会；同时打算在国内各项法令规定的范围内给予支持和协助；
四、此外，日本政府认为，因为目前没有承认共产党中国，所以不能承认民间商务代表机构所谓有权悬挂共产党中国国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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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青年代表大会全体代表
新华社13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林伯渠、董必武、彭真、贺龙和候补委员陆定一，今日下午四时接见了出席中华全国青年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和代表们一起合影。
（附图片）
刘少奇、周恩来同志与代表们一一握手 新华社记者 邹健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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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电影制片厂成立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3日电 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最近在呼和浩特市成立。蒙古族、汉族摄影人员在4月中旬就将开始拍摄工作。
这个制片厂的主要任务是摄制新闻纪录片和翻译片（从汉语片翻成蒙古语片）。今年将要摄制三部中型纪录片和六本内蒙古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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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掘民歌的宝藏
各地开始收集、整理和出版
本报讯 各地党委宣传部门和政府文化机关，对在社会主义大跃进中出现的许多民歌，正在认真进行收集、整理和出版。有些省委、县委还特别为收集民歌发出指示。浙江省动员了许多小学教员“采风”，吉林省八个报刊和文化单位联合发起征集本省民歌、民谣，号召全省人民动手“采风”。
一个月前，中共河南省委曾指示各地党组织，要求他们注意采集大跃进中群众自编自唱的快板、民谣和诗歌。省委认为珍视和保存这些群众创作，就等于珍视和保存一个时代的历史资料，因此采集工作是由全党来进行的。现在，河南省委已经收集到民歌、快板两千多首。阅读这些诗歌，好像看到了大跃进的汹涌澎湃的激流，听到了革命的号角。且听：“正月里，正月正，月光底下车如龙，送粪人马拧成绳，好像春节玩龙灯。玩龙灯，拧成绳，赶过太阳赶星星，跃进不分昼和夜，今年丰收有保证”。登封县城关区一位女乡长在除夕夜晚修水库时，在工地上一面挥着铁锨，一面唱道：“一盏灯，一营兵，大灯底下有参谋，小灯底下有先行，青年像赵云，老年像黄忠，儿童好似小周瑜，妇女赛过穆桂英”。省委编选的群众在大跃进中创作的快板、诗歌第一卷已经出版，共选了二百三十七首。第二卷正在编选中。
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也大力展开民歌的汇集和研究工作。他们派出干部到各地进行调查采集，精选农村大跃进歌谣三百首，即将编印出版。在编选中的工矿大跃进歌谣，不久也可成书。他们并决定，今后把收集和研究民歌作为经常工作。湖北省红安县、麻城县，河南省商城县，陕西省长安县，浙江省海盐县的党委宣传部门和许多地区的文化馆，都把本地区群众创作的各种民歌等口头文学整理编印成小册子，有的还交给了出版社出版。
各地方报纸的副刊和文艺刊物上，也经常大量地发表本省本地流行的民歌。如江西日报副刊的“跃进战歌”、吉林日报的“来自农村的诗”、陕西日报的“大跃进诗抄”，在这些题目下面，经常发表本省农民的创作，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今年3月号“人民文学”也选录了数十首各地的山歌、快板、顺口溜集中发表；3月号“北京文艺”以“北京大跃进”为题发表了北京郊区、乡流行的五十余首民歌；4月号“长江文艺”出版了“农村大跃进”专号，发表了不少本省创作。3月号“诗刊”以“农村大跃进”为题，也发表了许多民歌。即将出版的4月份“民间文学”还刊登一些评价和讨论民歌的文章，并对过去民间文学工作中“厚古薄今”的思想进行批判。
（附图片）
上图：新疆学院艺术系舞蹈班助教热娜（左、维吾尔族），在纪录五十五岁民间老艺人马丽亚木吐尔（右）弹唱的一支流传很久的库车情歌 新华社记者 丁彬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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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
云南省委宣传部向各地县委发出了“立即组织搜集民歌”的通知，通知中说：云南各族人民中出现了很多歌颂生产大跃进的民歌。它不但丰富着人民的文化生活，而且有利于各族人民社会主义意识的增长。因此，应该十分注意把它们搜集起来（见4月9日本报第一版）。
根据最近的消息，已经有不少地方在进行这项工作。他们收集民歌的方法是通过群众路线，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把民歌记录下来，分类整理，这比我们历史上任何时期收集民歌的方法都要完善得多了。已经有些县已经编出了一些民歌集子。看来，这项工作已经引起了各地领导机关相当的重视，已经完全有条件可以大规模地进行。这是一项极有价值的工作。它对于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首先是诗歌和歌曲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
从已经搜集发表在报刊上的民歌来看，这些群众的智慧和热情的产物，生动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生产建设的波澜壮阔的气势，表现了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高涨。“诗言志”，这些社会主义的民歌的确表达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尚志向和豪迈气魄。河南禹县的一首民歌中，有这样的句子：“要使九百一十三个山头，一个个地向人民低头。”四川叙永县的农民唱的是：“不怕冷，不怕饿，罗锅山得向我认错。”湖北麻城的一首民歌是这样四句：“笼子装得满满，扁担压得弯弯，娃的妈呀你快来看，我一头挑着一座山。”
这些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好诗。在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大规模的生产斗争中，农民认识到劳动的伟大，集体力量的伟大，亲身地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就能够高瞻远瞩，大胆幻想，热情奔放，歌唱出这样富于想像力的、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杰作。农民的形象在这些作品中早已不是呼天抢地的杨白劳了，而是足智多谋的“鲁班仙”、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以及治水的圣人“大禹王”。他们否定了曾经世世代代压在他们头上的“玉皇大帝”和“海龙王”，而自豪地说：“我就是玉皇”，“治水龙王社员当”。他们深信自己能够使“万水千山听调动”，使自己家乡的粮食增产的水平迅速地“跨黄河，过长江”。
这样的诗歌是促进生产力的诗歌，是鼓舞人民、团结人民的诗歌。只要把这些作品从群众中搜集得来，再推广到群众中去，就一定能够收到很大的效果。
民间歌谣“刚健清新”，历来都是诗歌文学的土壤。它对于今天的新诗创作也将起一种促进的作用，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语言艺术上，体裁形式上，它们的特色都值得诗人们的注意和学习。我国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起，就有着记录歌谣的宝贵传统，历代优美的诗歌没有不是从民间歌谣汲取了丰富营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北京大学首倡搜集歌谣，搜集歌谣的风气也曾经盛极一时，陆续出版了不少集子。但是，尽管过去的时代给我们留下许多民间的美妙的诗歌，成为诗人们吸取营养的取之不尽的源泉，旧时代毕竟不是人民当权的时代，他们用以表达自己的劳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歌谣，绝大部分像风一般地永远消失了；幸而未遭散失，为人们口耳相传保留下来的，则成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部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民间歌谣的记录工作跨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不仅更多地发掘了表现社会生活的作品，其中也有着崭新的革命歌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们听到了许多从心坎里飞出来的各族人民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歌唱他们自己新生活的民歌；各种的长诗短歌，如蒙古族的“嘎达梅林”，撒尼族的“阿诗玛”，苗族的“古歌”，傣族的“召树屯”，内蒙古汉族的爬山歌，回族的“花儿”，僮族的“欢”，等等，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些传统的或者新产生的民间歌谣，无疑都是人民群众和诗人们所需要的珍贵食粮。中国新诗的发展，无疑将受到这些歌谣的影响。因此，为了发展我们的诗歌艺术，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也是决不可少的一项工作。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发掘尚有踪迹可寻的历代口传至今的歌谣宝藏，使它们不致再消失。
这是一个出诗的时代，我们需要用钻探机深入地挖掘诗歌的大地，使民谣、山歌、民间叙事诗等等像原油一样喷射出来。我们既要把它们忠实地记录下来，选择印行，也要加以整理和研究，并且供给诗歌工作者们作为充实自己、丰富自己的养料。诗人们只有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相结合，拜群众为老师，向群众自己创造的诗歌学习，才能够创造出为群众服务的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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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商业人员走上工农业战线
新会双水区供销社建养猪场，天津两千人进工厂
本报广州13日电 记者杨伟群报道：广东省新会县双水区供销合作社领导小商贩在荒山上创办万头猪场，有利于小商贩的进一步改造，为解决各地墟镇普遍存在的合作商店和公私合营商店营业额不足，而人员臃肿、资金过剩的问题，提供了经验。
双水区万头猪场是在今年1月中旬开始创办的。现在正继续大力进行猪场的各项基本建设，计划在年底以前，全区过剩的近三百个小商贩都转业到猪场，养猪一万头。
双水区原有小商贩六百七十九人，资金近十五万元。由于人数过多，去年平均每个从业人员每月只做二百七十元的生意。部分小商贩在市场上投机倒把，兴风作浪。去年8月间，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小商贩的思想觉悟有所提高，但是劳动力和资金的出路问题仍旧没有解决。直到去年年底，当地党委决定发动小商贩直接参加农副业生产，于是在全区小商贩中展开小商贩如何支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大辩论，并提出创办一个万头猪场让大家讨论。结果，全部小商贩（包括个体经营的）都自愿报名去猪场生产，然后经过民主评议、领导批准，组织了第一批小商贩上山。
这个万头猪场，是采取“五自”（自集资金、自建宿舍、自筑猪舍、自种饲料、自育猪苗）的方针创办的，要求做到一年带薪建场，二年生产自给，三年大发展，五年纯收入二百万元。
据新华社天津13日电 天津市第一批共两千三百多名商业人员走上工业战线，支援工业生产大跃进。
天津市工业生产大跃进以后，生产指标增长很大，有的增长一倍到几倍。不少工厂在发挥生产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还需要适当扩建和增添设备，增加少数人员。以天津机电工业局为例，这个局今年的生产指标比去年实际生产总值增加103％，目前所属各厂采取了一系列增产措施，工人劳动生产率平均比去年提高了65.8％，但要完成今年的生产跃进计划，还需要增加相当于现有工人总数18％的人力。
另一方面，在商业工作大跃进开始以后，商业系统的职工鼓足干劲，大胆革新工作，改变劳动组织，加强协作，或实行一班顶到底的上班制度，服务性质提高，人员还可以大量减少。根据各商业单位的初步计划，全市可以减少商业人员约四万人。
中共天津市委根据目前工商部门出现的这种新的不平衡状况，决定从商业部门抽调职工支援工业生产。这个决定向商业部门的职工传达以后，职工们都热烈拥护，争先恐后地报名，要求到工业生产战线。各工厂职工也热烈欢迎这批新的力量，很多老工人表示要把自己的技术无保留地教给他们，使他们很快掌握生产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