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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促进文化革命 在普及中提高
第四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提出教育任务
新华社9日讯 “教育工作者要坚决地、勇敢地担负起促进文化革命的实现这一项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任务和政治任务。”这是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8日在第四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作总结发言时说的。要促进文化革命的实现，他提出要完成五项任务：大力开展识字运动，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同时积极发展工农业余中学和小学；大力普及小学教育，使新生一代都能受到国民基础教育，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大力举办农业中学、工业中学和手工业中学，把小学毕业生培养成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而又有劳动技能的新型农民和新型工人，同时发展普通中学，提高中学教育质量，为高等教育培养专门建设人才和提高国家的文化科学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加强和改进各级师范教育，培养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并且把现有教师改造成为又红又专的人民教师，以适应中小学教育发展的需要；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来改革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
董纯才说，紧跟着经济建设的高潮，已经出现了教育大跃进的新局面，这个新局面提出了文化普及和教育改革的两大要求。
董纯才在总结发言中，强调提出了教育大跃进以后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普及和提高的关系问题。他说，现在是一要普及，二要提高。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普及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当前对文化的迫切要求；提高是为了适应国家要提高文化科学水平、赶上国际水平的需要。董纯才说，展开识字教育，普及小学教育，发展民办中学，特别是民办职业中学等多种多样的教育，都是为了普及；另一方面，为高等教育和发展国家的文化科学打下坚实基础，对于普通中小学，特别是公办中小学要有较高的要求，使它们有更高的质量。他强调既要普及又要提高，两者不可偏废。从全国范围来说，目前普及工作还刚刚开始，所以当前首先要着重普及，在实现普及之后，就要紧跟着巩固提高。
董纯才在谈到普通教育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时说，勤工俭学、半工半读是贯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的一项重要措施。通过这种教育制度的实施，可以使教育同生产结合起来，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他说，学校以教育和学习为主要任务，学校采取这个措施是服务于培养劳动者这个教育目的。因此公立学校必须实行勤工俭学，要作体力劳动，可是劳动要适当。对公立中小学和师范学校一般不要求经济自给；民办农业中学、其他职业中学和民办普通中学，可以实行半工半读，争取经济自给。董纯才说，学校实行勤工俭学以后，学习、劳动和休息应该妥善地作统筹安排，做到三不误。在革新和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方面，他强调指出，必须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学生，这是贯穿在学校教育各个方面的一根“红线”，是学校教育的灵魂、统帅。
董纯才还指出，要促进教育大跃进，实现文化普及，必须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坚决贯彻群众路线。
这次会议从3月24日到4月8日在北京举行的。会议期间，各地代表广泛交流了普及小学、扫除文盲、大量发展农业中学，以及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等方面的典型经验。河南省采取全党动员、全民办学的群众运动的方法普及小学教育的经验，河南省登封县以民教民、发动“万人教，全民学”的识字运动扫除全县文盲的经验，江苏省大量发展农业中学的经验，河南省郑州第七初级中学、黑龙江省呼兰火柴厂民办初级中学等学校贯彻培养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开展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经验，都受到到会代表的重视。
会议座谈了全国教育工作大跃进的新形势。为了适应各地普及小学和发展中学的需要，会议讨论了如何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来培养和提高师资的问题。
会议也讨论了在教育改革方面的重要问题。
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闭幕会上讲话。他指出这次会议是一次思想大解放的会议，交流了经验，明确了教育大跃进必须依靠两条“腿”走路，就是一方面要普及，另一方面要注意提高。他指出在新形势下，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系列的新问题，应该根据多快好省的方针，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地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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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苦干苦炼 更红更专
邹平下放教授等畅谈劳动锻炼体会
本报讯 据山东大众日报报道：下放在山东邹平县的教授、讲师和部分宣传文教干部最近举行座谈会，交谈他们劳动锻炼的心得体会。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王众音和中共邹平县委宣传部李纯芳部长参加了座谈会。
会上，大家畅谈了两个多月以来度过了生活关、劳动关的情况，以及思想方面的收获。大家谈到，通过劳动锻炼，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轻视劳动人民和理论脱离实际等问题有了更深的体会。山东工学院颜子平副教授说：“在劳动锻炼中我主要有两点体会。第一，人生活得越艰苦、俭朴，就很少去考虑个人问题，思想就会越健康。第二，真正加强劳动观念，光讲道理是不行的，必须通过实践才能作到。因此，我感到参加体力劳动，的确是改造知识分子的主要途径。”金榜教授生动地介绍了他参加劳动的思想斗争过程。他说：“有一次，社里分配我和另一社员抬一百三十多斤棉子送到农户，我拿出最大的力气才抬了去，不料这家农户因没有人手拣棉子，又要我们抬回去。当时我就心慌了。心想：还能抬起来吗？可一转念又想到：叫困难吓住，还能锻炼吗？于是咬咬牙，一鼓劲就抬起来，送到另外一户，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这说明进行劳动锻炼必须要有决心、有勇气、有毅力，劳动确是锻炼知识分子的最好办法。”他还谈到过去自己从来没洗过衣服，现在不但会洗，缝缝补补也学会了。山东师范学院雷剑华讲师对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有较深刻的体会。他说：“从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中，我亲身体验到一个人劳动的好坏，不但是个人的事，而且直接影响集体，因此，每个人应当服从集体、爱护集体。”
很多同志在发言中检查了过去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到农村是“知识之海”，农民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特别是农民那种朴素的传统、勤劳的习惯和明确的阶级立场，给大家很大的教育。山东工学院孟繁杰副教授说：“我来到农村以后，第一个印象就是合作化以后确实改变了农村面貌，农民都了解合作化的优越性，他们那股劳动干劲，给我们很大鼓舞。同时，看到农民对一粒棉种、一根草都那么珍惜，而我们学校对几千元一架的显微镜却往往不知爱惜，因此，更进一步认识到开展双反运动的伟大意义。”杨道平助教谈到从中、贫农对待粮食问题的不同态度上，看出毛主席提出在农村坚定地依靠贫农的道理。她还谈到只有联系实际才能克服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的体会。山东农学院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教导主任张觉检查了过去轻视工农学生的缺点；他感到只有和工农群众生活在一起，才能培养工农感情，和工农打成一片。
最后，王众音发言。他希望下放干部苦干苦炼，坚持下去，把心交给农民，作又红又专、更红更专的知识分子。他要求下放干部既要向农民学习，又要把知识献给农民，在劳动中不要忘掉业务和理论学习。（附图片）
这是北京舞蹈学校的学生来到了十三陵工地演出东北民间舞蹈“二人转”。 新华社记者郑震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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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适应勤工俭学和因材施教
各地中学革新教材和教学方法
本报讯 各地中学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许多革新。
自从中央提出勤工俭学的号召之后，各地中学的勤工俭学活动有新的广泛的开展。使教学和劳动时间的安排上出现新的问题；教材内容脱离工农业生产实际的缺点也突出的暴露出来；许多地区已采取具体措施加以解决。
在教学和劳动时间的安排上，大致有这样几种办法：一种是学习不脱离生产，半工半读；一种是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日实行勤工俭学；再一种是每周占用一部分上课时间
（一天或两个下午不等）参加生产劳动。在教材方面，上海市各普通中学在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教育局领导下，在学校内展开了对于改革教材的鸣放和讨论，得出结论后即行改革。现在有一些学校准备把文学和汉语课合并，结合文学课讲授语法和修辞。在数、理、化和生物学等教材中缺少生产技能方面的实际知识，教师们决定在春假期间下厂下乡去收集资料；把应用的技能教材补充进去。一般性的历史地理教材准备精减，补充本乡本土的史料、气候、地理环境等材料。
目前，除了普通中学以外，还出现农业中学（林业中学、蚕桑中学等包括在内）和职业中学。这种学校在江苏省已经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仅南京市一地，到3月23日已成立民办农业和其他职业中学二百四十八所。随着这种学校的出现，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计划也有了改变。一种教学计划是教育部颁发的普通中学的教学计划。各地普通中学大都按照这个教学计划进行教学，有些地区学校在校历方面作了调整，例如把寒、暑假改为放农忙假和春节假，等等。第二种教学计划是农业中学的教学计划。例如江苏盐城专区的农业中学，一般只设政治、语文、数学、农业知识四门，有可能，还学一些生物、理化和卫生知识。教学时间暂订每周十八节。其中语文包括应用文，每周六节；数学包括珠算、简单簿记、测量等，每周六节；农业知识课，包括气象、土壤、肥料、水利、种植、农具、病虫害等等，每周五节；政治课每周一节，主要教政治常识，在大的政治运动时期就参加社会活动。第三种教学计划是职业中学的教学计划。例如南京市的职业中学，暂定为语文、政治、数学、理化、生产基础知识、体育卫生等五种学科。
在教学方法上，各地中学也有若干改革，其中最明显的是生物课和农业知识课。例如江西永新中学的生物课就在学校农场里上，他们的口号是“作物当课本；农场当课堂”。南京孝陵卫中学，在讲授农业知识时，把学生带到田里，特地请老农民一面对学生讲，一面指导学生亲手操作，该校的生物教师则把老农民讲的东西编成教材。另外，关于社会主义政治课的教学，已经基本上摆脱了单纯传授课本知识的教条主义倾向，比较能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进行教育。政治课教学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组织学生进行专题辩论，另一方面通过生产劳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柳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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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各中学和工农挂钩
学生和工人农民订互教互学规划
据新华社重庆讯 重庆市各中等学校普遍采用和附近工农业生产单位挂钩、订合同的办法，展开勤工俭学活动。
今年3月份各校勤工俭学活动展开后，学生们纷纷请求到工厂和农业社、手工业社参加劳动。许多工厂、手工业社、农业社的工人和社员们了解了勤工俭学的重大意义后，都积极支持。目前，郊区学生每星期大都是五天上课，一天参加农业劳动。城区和工矿区的学生，多数轮流到手工业社、工厂，分散各车间与工人一起工作，少数把活领到校内在实习工厂或专设的课余生产车间做。
学生们不仅与工人、农民一起劳动，还在学习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方面相互帮助。第四十一中学的学生和工人互为师生，共同订出了互教互学的规划，学生保证教工人学习文化知识，工人保证把技术传给学生。
各校教师、学生参加工农业生产后，一般教学质量和学习质量都开始提高。第四十一中学生物组的教师在“东方红”农业社和“七一”农业社学会了养鱼、养猪、种树等技术，更加充实了教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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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冲破旧体系 教学大革新
华东政法学院双反获得成果
本报讯 华东政法学院经过几个月来的大整大改，已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新面貌。
这个学校的党政领导，从整改阶段一开始，就紧紧抓住了学校最中心的教学一环。双反运动开展以来，在“猛攻保守山，抓住教学环；支援大生产，奔向红又专”的响亮口号下，放手发动群众，在三天内出现了三十五万张大字报。校内及时组织了师生代表会议，大力进行教学改革，掀起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政法教育大革新的运动。
过去，同学们对学校教学领导不管教学的意见最大。由于教务长徐盼秋经常“飘在外面”搞“副业”，同学们说：“教务长的办公台上长了毛了。”教师们也认为领导对教学抓得不紧，只好“凭良心办事”。教学内容上存在着旧法观点和修正主义，教学方法上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倾向。同学们对某些教师“管教不管学”“教书不教人”的现象，也有很多意见。在横扫浪费、猛攻保守的巨浪中，领导和群众、教师和同学真正地思想见了面，把教和学各方面存在的问题揭露出来了，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全体师生都坚决地要把心交给党，交给群众，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法律科学教好学好。
尝到了整风的甜头
在群众性的教学改革的开始，师生虽然都认识到必须彻底进行教学改革。但是，怎样改？从哪里改起？怎样才能改得彻底？这些有关教学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却是心中无数。客观形势教育了人们，要改，必须从思想上改起。有了思想的大跃进，才会有教学改革的大跃进。不具有孙悟空投到老君炉去受锻炼的决心，教学改革是改不好的。
尽管如此，教师们开始确是有顾虑的。有的避重就轻不敢放火烧身；有的怕追究责任，把责任推到教科书上去；有的怕将问题检查出来会丢脸，今后不好教学；有的对同学的批评采取冷嘲热讽甚至对抗的态度。这时，学校领导及时抓紧了思想发动工作，一面讲清道理，一面用事实来教育他们，最终地还是由于教师内心自觉地要求改造，进行了思想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后，运动就立即生气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随着运动的发展，教师们从有顾虑、个别的有对抗情绪，进而感到确实需要改造，并主动地提出要让群众猛烈的火焰，把自己的一切缺点和错误烧干净。
同学们则自动地组成小组，摊开各门课程的讲义进行检查。深入地揭发了教学中的旧法观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倾向。同学们把检查出来的问题带到会上面对面地提出批评和建议。同学们在对教师提意见时，坚持了团结——批评——团结的精神，发言中有批评，也有表扬，有揭发，也有建议。教师们都感到同学这样冲击一下大有好处，检查才能更深刻。刑事诉讼课主讲教师黄道听到同学揭发了他在教学中的某些旧法观点后，才恍然大悟地说：“以前我认为搞过司法工作，审案子的一套都会，即使讲得不好，我会干，那会有多大错误，通过检查，才感到问题严重。这次教学改革解决了我长期未解决的根本问题，这比在司法改革时的收效还大。”国际法教授何海晏开始也怀疑同学能否提出什么重要问题，当听到同学批评他在讲课中存在“纯法律观点”时，他感到很惊讶。说：“真想不到，同学们看问题这样尖锐”。通过这种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后，师生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了。教师虚心检查，提出了整改的具体办法，同学们对教师虚心接受意见勇于改进的精神表示感谢，并保证今后在教师的指导下努力学好专业。这时教师们的心情不再像运动开始时那样沉重了，真正尝到了整风的甜头，感到心情舒畅了。他们都认为这是一场痛苦的斗争，但最后确是精神愉快的思想斗争。群众的干劲鼓起来了，新气象新事物也就不断涌现出来了。
跳出旧框子
该院教学革新的一个重要措施是“跳出框子，冲破体系”。过去教学中“理论多、实际少，外国多、中国少，介绍多、批判少”的现象就是跳不出那老框子的结果。抓住原体系不放，就不可能做到马列主义中国化，就会产生脱离当前实际斗争的教条主义倾向。为了做到法律科学真正为政法工作实践服务，该院首先从法律理论基础课程改起，逐渐推广到全部课程。国家与法的理论教研组教师在该院副院长陈传纲同志亲自参加与领导下，首先打破了脱离实际的“体系”思想，精简了可有可无的内容，改变了原来的章节体系，采用了专题讲授的方法。专题的内容都密切结合了中国革命的实践和同学存在的模糊思想，并有重点地结合批判有关右派的谬论，例如讲“法律与政治的关系”这一专题时，不仅深透地讲解了法律为政治服务的基本原理，也有力地驳斥了政法界右派的许多谬论，解决了同学在法律的科学性与阶级性、法律与政策关系上的许多模糊观点。同学们都说，这样才是“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
教学方法也打破了以往墨守陈规，按照教科书照本宣科的老一套的办法，继承了老解放区从实际出发，贯彻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吸取了整风运动的民主方式，采用了重点讲授与系统学习相结合、个人钻研与集体讨论相结合的方法。在每次大课后，有领导地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教研组将讨论中的分歧意见整理归纳后再组织联班辩论，教师根据辩论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启发和诱导学生深入开展辩论，辩论中不能解决的问题经教研组集体研究后作出统一的解答报告。在学习中树立了自由争论的民主学风，发挥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挂上了钩
深入实际，与业务部门挂钩是政法教育与司法实践相结合的有效措施。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理论脱离实际的教学，该院各法律专业课程的教师都纷纷深入到司法业务部门中去做学生，去备活的课，这确是政法教育中的一个新气象。该院宪法课的教师搬到市人民委员会去备课；法院与检察院组织法的教师到市人民检察院去作首长的秘书工作，收集检察工作中的实际资料；国家法课的教师还参加了少数民族的整风运动。尤其是民法课的教师，他们同农村、工厂建立联系；参加座谈会，访问农村干部、司法干部以及企业机关干部，请实际工作的同志给他们上小课，搜集典型案例。他们和法院干部一起下里弄办案。在广泛的深入实际中，他们了解了民事案件的发展情况，解决了许多书本上不能解决的问题。这种生动的备课方式，确是教学中的一个大的变革。过去教师静止备课的办法打破了，关在办公室里讨论很久而不能解决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得到解决了。
向红透专深前进
教学改革后大跃进的新局面，是整风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目前，华东政法学院的全体师生正心情舒畅、干劲充沛地向红透专深的目标前进。
通过教学改革的高潮，全院师生认清了当前的形势和自己应走的道路，都迫切地要求改造自己成为红透专深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在深入整改的同时，都自动地修订了个人规划，这就形成了比规划、比先进、自我改造的高潮。教师们总结了双反以来的收获，决心要把心交给党，交给人民。他们体会到不红就不能专，红不透也就专不深，因此自觉地要求彻底改变政治立场，在三年内锻炼自己成为政治上的左派。教授们表示“老当益壮，一定要与青年同志比一比干劲”。各教研组还自动地订立了爱国爱校爱生的三爱公约，同学们在修订规划的过程中，相互之间也开展了批评和检查，不少原来落后的同学，现在已转变成为先进人物了。他们还创造了订立“政治合同”的办法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四年级同学在规划中保证100％地服从国家分配。目前，该院正在结合教学改革中揭露的主要问题，全面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使教学改革进一步地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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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958年有两次日食两次月食
本报讯 1958年将有两次日食，一次在4月19日，另一次在10月12到13日。两次日食都是中心食，即在这两次的日食中月影锥的轴都要进入地球表面。第一次是在月亮通过远地点后立即发生，所以月影的顶点距地球表面还有二万公里，这样就形成环食。第二次是在月亮通过近地点前数小时发生，所以月影长度超过月亮到地面的距离一万公里，这样就形成全食。
4月19日的日环食将在印度洋西部于北京时间（以下同此）上午九时三十三分开始。食带绕过印度斯坦南部后，将穿过越南，沿中国和日本的南部沿海一带前进，并将在十三时二十分在太平洋北部终了。在苏联西伯利亚东部和中亚细亚各加盟共和国都将能看到这次日食的偏食。在中国海南岛南部、台湾北部和广东、福建沿海的一部分地区，可以看到环食，全国都可以看到偏食。
第二次的全食，中国看不见。
1958年还将有两次月食，第一次是5月3日的月偏食，第二次是12月27日的半影食。
5月3日十八时十分月亮开始进入地球的半阴影中。二十时十三分食甚。月偏食将继续近半小时。二十二时十六分月亮离开半影。
在太平洋和附近地区（亚洲和印度洋东部、南极地带以及北美洲的西部边境），将能看到这次月食。中国除西部外都能看到。
第二次月食将为半影食，即在月亮上将发生日偏食。地球半影将从二十一时十六分到第二天早上一时三十九分遮住月亮。在这一段时间内，月亮视直径的80％将位于地球的半阴影中。
在苏联的全境内都将可以看到这次月食。并且几乎在欧洲全部（西部边境除外）、亚洲、澳洲、北极地方以及北美西北部也将可以看到这次月食。中国全部地区都能看见，不过这种半影食只是理论上的，肉眼不能看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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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举重中量级比赛
丘荣山破全国纪录
据新华社重庆8日电 十九岁的解放军青年举重运动员丘荣山，今晚二十一时二十三分在全国二十五单位举重锦标赛中量级比赛中，以双手推举一百一十八公斤的成绩打破了一百一十七点五公斤的全国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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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的话
读者的话
取消不合理的稿酬
近年来，由于我国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学术性的期刊种类愈来愈多了。但是，在稿酬方面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据我所知，刊载在“燃料学报”、“科学通报”等期刊上的许多文章，都是工作总结或工作报告改写成的，这些都是国家花了很多钱进行研究工作得出的结果，同时也是许多人的劳动成果。奇怪的是有些人却以个人名义把这些文章在刊物上发表出来，同时，他们还会收到一笔数目不小的稿酬，真是名利双收！我觉得这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是一股歪风，应该很快制止。
我建议各出版部门、期刊编辑部作出这样一个规定：凡是以工作总结或工作报告改写成的文章，不付给稿费。 海 克
打麻雀不要损坏通信线路
我们部的电缆通信线路，在两年里连续发生两次被鸟枪弹射入心线内的事故。有三十对铅包电缆在1956年4月发生故障，直到去年6月才被检查出来；有二十对铅包电缆，在去年7月发生故障，到今年3月才修复。这两次事故使国家损失一千元左右，更严重的是影响了通信工作。我们希望大家在打麻雀的时候，不要射在通信线路上；同时建议有关单位在这方面对群众加强教育。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某部
张同春 严桂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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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司法工作者需要又红又专
韩幽桐
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仅生产战线上的干部需要又红又专，而且在为生产建设服务的其他战线上的干部也同样需要又红又专。司法工作者当然也不能例外。谁都知道，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产生，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但是上层建筑对于自己的经济基础，不是仅仅消极反映，不起积极作用。相反地，上层建筑一经产生，就要成为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基础的巨大力量，就要成为积极帮助新制度，铲除和消灭旧的经济基础和统治阶级的巨大力量，就要成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的巨大力量。我们的法律是我们的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之一，是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它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从各方面保卫生产，促进生产，同一切破坏生产的行为作斗争。我们司法工作者必须善于掌握和运用这个武器。如果对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和破坏生产的反革命分子和严重的犯罪分子斗争不及时，打击不力，就不能保卫生产；对人民中间的纠纷解决不及时，处理不恰当，也就会影响生产。要把法律这个武器掌握和运用得好，司法工作者就必须又红又专。红就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政治，专就是专门的业务和技术。党中央要求我们实现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既不要作迷失方向的实际家，也不要作空头政治家。特别是我们司法工作者更必须这样作。法律和其他的技术不同，它本身和政治的关系特别密切。它是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政策、方针的定型化。一切法律都是服从政治的，都是为了实现政治目的、适应政治要求而制定的。因此，司法工作这一种所谓专门业务，是执行法律的工作，也是执行政策方针，实现政治、思想的工作。司法工作者不红就不可能专（不是红色专家，就只能是白色的“专家”，或者灰色的“专家”），而不专也就不会运用法律来贯彻政策方针，实现政治目的，并且在政治、思想上容易上别人的当，甚至被敌人缴械。
司法工作者面对着的问题是很复杂的。有敌我矛盾问题，也有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有属于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也有属于一条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这个机关和那个机关、这个人和那个人之间发生的个别争执，局部利益方面的问题。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反映着解决问题的人的立场、观点、方法；每一个问题解决得好或不好，也决定于解决问题的人的立场、观点、方法。“不红不专”的人由于立场不稳，观点不正确，方法不恰当，不可能把问题解决得好。他们有时对专政对象宽大无边，有时在处理人民内部问题时不善于运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惯于采取强制的、压服的方法。例如在肃反问题上，毛主席曾经明白指示：“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但是有些人却抓住第二句，抛掉第一句，纠偏不纠漏，把反革命分子也当做好人保护了。对反革命杀人犯，如果是发号施令的人，就以被害者是别人所杀为理由，给予宽大。如果是亲手杀人的刽子手，则又以他是执行别人命令为理由，给予宽大；对寄发反动文件的反革命分子，只要文件还没有寄到目的地，就按未遂犯处理。对写反动标语的反革命分子，只要本人不承认以反革命为目的，就不按反革命处理。又如毛主席指示我们：“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但是有些人却认为这些人的行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不应当严惩。另一方面，对于人民中间的小纠纷，本来是人民可以自行调处的，也要拿来审判；本来可以教育说服调解了事的，也要给予“法律制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人还拿所谓“司法独立”，“最高监督”来对抗党的领导，要使司法机关成为独立王国。不管他们主观上怎样，客观上已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很大的损失。
一说到专，有些人便以为必须读过很多法学著作，背熟许多法律条文，懂得一大套繁杂琐细的程序和手续。特别是那些旧法观点浓厚、解放后多少涉猎一些马列主义文献的“专家”，更要翘起尾巴来了。他们自以为既能“继承遗产”，又会搬运教条，既镀资本主义之金，又取社会主义之经，真称得起学通中外，道贯古今，大有不可一世之概。他们的眼睛里头，那里有一般老干部和新干部？而有些老干部和新干部竟被他们吓唬住，甚至被俘虏！在1953年司法改革运动中，旧法观点受到严重打击，这些“专家们”一度消声匿迹。但是旧法观点，不可能一下子就被消除，一有机会它便卷土重来。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旧法观点又抬起头来。特别是右派分子，打着所谓学术讨论的旗帜，进行疯狂的进攻。在上海、北京的报纸杂志上，关于所谓“法律继承性”、“无罪推定论”等问题的争论，旧法观点竟占了上风。反右派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旧法观点再度受到严重打击，但是还没有完全被歼灭。思想斗争是长期性的，在这一条思想战线上，也还需要有政治强、思想强、有一定理论和业务能力的干部继续作战。在目前强调又红又专的情况下，旧法观点不是绝对没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在“专家们”中间，不是有人还在利用“又专”来钻空子吗？例如“无罪推定论”，本来是在理论上错误，在实际上有害的东西，但是“专家们”却直到现在，仍不放弃。他们说：“‘无罪推定’的来源是‘人权宣言’，‘人权宣言’是进步的，因而‘无罪推定’也是进步的。”他们主张：“资产阶级抛弃了的进步的东西，我们应当拾起来，应当利用它。”所谓“无罪推定”，就是在侦查、起诉、审判的各个环节（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上，对于被告人都应当首先推定他是无罪的好人，既不能认为他有罪，也不能怀疑他有罪。很明显，在我们的国家，高唱“无罪推定论”是有害的。稍有马列主义常识的人都懂得，在某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上是进步的东西，在另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上却成为反动的或者落后的东西。的确，“人权宣言”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过程中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但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则是反动的，因为它是反映着自私自利的财产关系的。在我国人民还没有取得政权而在反动统治下进行着革命斗争的时候，提倡有利于被告人的诉讼理论，作为“合法斗争”的武器，对于革命也是有利的。但是在人民已经取得政权，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翁后，高唱“无罪推定论”，就是无的放矢，毫无意义的了。另一方面，阶级敌人还存在，反革命活动还没有完全消灭，高唱“无罪推定论”，就必然束缚人民的手脚，而便利了敌人，对于人民民主专政是有害的。右派分子不正是拿起这个武器向我们进行“合法斗争”吗？
“无罪推定论”不仅在实际上是有害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是不科学的。“无罪推定论”说，被告人在判决以前，如果不推定他是无罪的，就要推定他是有罪的，二者必居其一，而“有罪推定”是入人于罪的主观主义，因而必须把“无罪推定”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其实，被告人犯罪或者不犯罪是客观存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是通过侦查、搜集证据、起诉、辩护、审判等等活动，来认识这个客观存在，判断被告人犯罪或者不犯罪的。事先推定有罪是主观主义，推定无罪，同样是主观主义。只要是先来一个片面的推定，而不是从正反两方面全面地考察问题，实事求是地搜集证据，就必然产生主客观不一致的判断。像“无罪推定论”这样的货色，为什么还会有销售的市场呢？这是由于有些司法工作者以至研究法学的人们还不识货，还不内行。据1956年底统计，全国司法干部中，有60％是1949年解放后参加工作的，既缺乏革命斗争经验，也缺乏生产知识和劳动锻炼，一般地说，很少做到“又红又专”。老干部政治上是强的，但也有些人，由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变得“不红不专”；至于品质恶劣，政治蜕化的少数人，则简直成了右派分子了。因此，我们必须整顿我们司法工作者的队伍，培养我们的“又红又专”的司法工作者。这样，才能消灭“无罪推定论”等旧法观点的市场，使它没有死灰复燃的可能。
我们所需要的内行、专家的标准，决不是多读几本书，多记一些条文，多懂一些程序和手续，而是要求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基础，社会情况，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发生和存在着的问题。怎样才能成为这样的内行、专家呢？首先，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坚决服从党的领导。事实证明，那里的司法机关服从党的领导，那里错案就少；那里的司法机关不服从党的领导，那里错案就多。司法工作者不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服从党的领导，就谈不到“红”和“专”。其次，要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来指导实践；也要具有法学方面的知识。读书并不是没有用处。但是，如果脱离实际，闭门读书，把书本奉为金科玉律，那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书本上的法学知识不过是供我们参考或选用的资料，更不应当受它的拘束。必须认识：法律和各种有关法律的学说，都是经济关系的反映。正像恩格斯所说：“经济关系反映为法权原则”；“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无非是经济的反映而已”。有什么性质的经济制度，就有什么性质的法律，也就有解释、发挥、阐扬这种法律的学说。这些法律和学说都不是百世不变，四海皆准的。因此，司法工作者如果不了解我国目前的经济基础和生产情况，或者根本没有生产知识，没有经济方面的知识，那么，尽管读破万卷书也不能成为国家所需要的“又红又专”的司法干部。为了确实作到理论联系实际，为了真正了解经济基础和社会情况，获得广泛的知识和经验，我们司法工作者必须在实践中、在战斗中学习，到群众中去，在群众的实际生活中学习。理论可以指导实践，但是它是不是真正有用，需要在实践中证明。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又经过实践证明的。实践可以考验理论，充实理论，并产生新的理论。同样，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像毛主席指示我们的：“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干就是学习”。因此，要成为“又红又专”的司法工作者，主要依靠在实践中学习。具体办法可以有种种，但是就中层以上的司法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搞“试验田”，是一个最主要的最有效的办法。它可以改进我们的工作方法，实现毛主席所说的：“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应当肯定：搞“试验田”是又红又专的道路，我们必须认真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