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怎样把文章写得准确、鲜明、生动？
郭沫若谈文风问题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最近对“新观察”杂志编辑部作了关于文风问题的谈话。郭沫若说：文风不单纯是语言问题，主要还是思想方法问题。他说，写文章是表达思想，思想是“文”的骨干和核心。怎样才能使文章写的准确、鲜明、生动呢？郭沫若说：首先要看写文章的人的思想、立场、作风怎样。你的思想正确、态度鲜明、作风正派，那么，你写的文章也就有一定的准确性和鲜明性。这是基本问题。
其次，是文章本身的技巧问题。写文章有一定的技巧。要使文章写得好，恐怕总得懂一点逻辑、文法和修辞。写文章的目的是给人家看的，不是给你自己看的，所以不能只有你自己懂，主要是要使人家懂。要把你的思想表达出来，传达给别人，你自己先要有准确的概念和见解，然后如实地表达出来。你所看到的客观事物，总要使得没有看到的人也浑如在眼前。而要做到这样，当然要懂得一点逻辑和文法，因为不合逻辑就不通，不合文法也就不通。
郭沫若说，老实一点，是做到准确的好办法。不一定要苦心孤诣地去修饰。逻辑和文法，其实也就是老老实实的方法。我们平常讲话很少讲不通的话。这是因为讲话时老实，有什么就讲什么。可是写起文章来，苦心孤诣地一经营，往往弄巧反拙。
要使文章生动，我想少用形容词是一个秘诀。现在有些文章有个毛病，就是爱堆砌形容词，而且总是爱用最高级的形容词。
对于鲜明，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是准确的，大概也是鲜明的。另外，文章要具有鲜明性，恐怕在选择词句、字眼上面还得用一点心。不要选用深奥的外国式的词句，像胡风、冯雪峰那样的文章，看了就是不懂。句法构成要老实一点，要合乎中国话的一般规律。用字有个秘诀，就是选现成的概念明确的字，不要找太偏僻的字；偏僻的字不明确，人家也不容易懂；含糊的——这样可以解释、那样也可以解释的字最好避而不用。用明确的而不是模棱两可的字来表达，就可以收到鲜明的效果。
生动性也一样。要是句子短些，章节短些，文章就生动活泼。
无论准确也好，鲜明、生动也好，就语言方面讲，要求字眼总要用得适如其量。这样，表现的概念才会准确，也才能使人感到鲜明。
在谈到文风同思想方法的关系时，郭沫若说：文风同思想方法关系也是很密切的。像逻辑、唯物辩证法等都是思想方法，如果思路不通，也断断写不出好文章。不合逻辑就是不通。至于辩证法，那是更高一级的逻辑，即所谓辩证逻辑，它是更全面地从发展上、联系上和本质上来看问题，使思想更有逻辑性。
你总先要有这样的胚子——思想和思想方法，然后才能进入第二步——用适当的形式和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就语言讲，它可以为任何阶级服务，但如果你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你的语言所表达出来的东西决脱离不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反之亦是。这就充分证明文风问题不单纯是语言问题。
思想和语言有一定的关联，这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通过无产阶级思想选用的语言，一定是接近于无产阶级的。我们可以从无产阶级的有生命的语言中，找到能够准确地表达我们思想的工具。要做好文章，主要的要努力把内容和形式和谐地统一起来。随着时代的不同，语言在逐渐的改变，文风也在跟着转变。所以文风问题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它同思想和思想方法有密切的关系。
郭沫若谈到毛主席的文章，他说：毛主席的文章，正如开头所说的“文如其人”——非常平易近人。主席的文章和他讲话一样，谁都看得懂，而且喜欢看。他的文章和讲话就是平易近人。毛主席说的话非常准确，想说什么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毛主席的文章很生动，很形象化，思想内容很艰深的问题，到了毛主席的笔下和嘴里，就变得非常容易懂。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深入浅出，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文章，就要学习他的平易近人，学习他的深入浅出，学习他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艰深思想的能力。
学习毛主席的文章，要学习他的平易近人、深入浅出、概念准确、形象鲜明、笔调生动，这些都是必要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学习毛主席的为人。只有在思想和思想方法上经过苦心的锻炼，才能把文章写得好。
关于文章的长短，他说：文章总是“有话即长，无话则短”。要说的东西多，就长一点；说的东西不多，就短一点。我是喜欢短文章的，但我也并不反对长文章。
文章最好是用最经济的办法，把你想说的东西说出来。所谓“要言不繁”。把可有可无的字去掉。当然，更不用说可有可无的句、章、节了。这样的文章才会受欢迎，才有可能成为好文章。
文章不在长短，要看内容如何。内容有分量，尽管文章短小，也是有分量的；如果内容没有分量，尽管写得像万里长城那样长，还是没有分量。所以不能用量压人，要讲求质。写毫无内容的冗长不堪的文章，在今天来说，是一种犯罪的行为，浪费自己的时间不说，还浪费了纸张，浪费了排字工人的时间，浪费了所有读者的时间，过失实在不小！
他说：简短，又有内容，就可以多、快、好、省。多是懂的人多，不是文字多；快是懂得快；好是内容好；省是大家省时间。
让我再说一遍，我是并不反对长文章的，尤其是要写重大的问题或重大的理论，那是非长不可的。但即使必须写长文章，也要遵守经济的原则，应当长就长，应当短就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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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破“小我”立“大我”把知识交给人民
冲破科学研究单干的堡垒
上海科学界全面协作向各地发展
本报讯 记者孙祖年报道：上海科学家们在双反运动中揭发批判了科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后，工作积极性空前提高，实行了前所未有的科学界的全面大协作，现在，这种协作关系正向全国发展。
运动中，上海科学家们揭发批判了科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后，历史和经济研究所筹备处的一些研究员，把专为个人研究控制着的二、三十种资料交了出来；一个助理研究员主动交出个人研究的十三种资料。植物生理学家汤玉璋表示要“烧毁旧我，重建新我”，在五年内建立植物生长素的研究。
过去，由于许多科学家存在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造成了科学家之间不通气不协调，科学研究脱离实际的状况。肿瘤研究小组五年来的研究工作进展缓慢，领导这个组的高级研究员姚錱对自己的专长——组织化学的研究有兴趣，对肿瘤的研究很少关心。植物生理研究所矿质营养研究组，共有六个高、中级研究员，过去各人领导一个小摊子，长期闹不团结。
这次双反运动，冲破了科学研究单干的堡垒。科学家们在讨论了郭沫若院长和张劲夫副院长要求科学家一心一德、加强合作、实现规划的讲话以后，实验生物研究所十位高级研究员和党支部负责同志联名贴出题为“我所转折点”的大字报，建议“打破现有小组的界限，建立以问题为中心的工作小组，并提出研究员都以胚胎生理、肿瘤、蚕、组织再生等中心题进行研究。这张大字报立刻受到全所一百多个工作人员热烈的响应。吕承鸿和陈瑞铭两位高级研究员，立刻表示支援肿瘤研究工作。姚錱听到这个动人心弦的消息以后，扶病写大字报拥护这个革命措施，并检讨了自己过去对待党的科学事业半心半意的态度。所长朱洗也表示，“决心团结所内外同志，以集体的力量，迅速发展实验生物科学”。药物研究所药理组两位领导人丁光生和胥彬，过去互不通气，使高血压和血吸虫的药理研究工作受到严重的阻碍。运动中，他们恳谈了七小时之后，贴出了今后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合作的“联合宣言”，鼓舞了全组研究人员的信心和决心。
科学家们在打破“小我”，建立“大我”以后，工作积极性空前提高。目前，全市有95％以上的高、中级研究员已经订出了个人红专规划。3月26日，上海的科学家们进一步拿出行动，实行了全面大协作。现在，这种协作关系正向全国各地科学界发展。实验生物研究所在蚕的问题上要与镇江、东北、华南等蚕丝研究机构协作研究，并且将与青岛海洋研究所、北京实验生物研究室订立合作协议，研究胚胎发生生理。植物生理研究所规划在五年内协助西北、华南地区成立植物研究所和植物生理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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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大学教师决心割毒瘤
本报讯 作资产阶级的名利双收的“学者”，还是作工人阶级的全心全意的人民教师？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在深入检查教学思想时辩论的重要问题之一。辩论中，教师们通过座谈会、交心会、大字报，深入揭发和批判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
中国革命史教研室有的领导干部公开讲过：研究中国史，一定会名利双收。有的领导人员对自己所担负的行政工作、社会工作和教学工作不够认真负责，而过多地注意自己写书写稿。贸易经济教研室主任孟振虎的思想检查谈到，他从1955年到现在，只担任过一学期的课，对教学内容、计划等工作，很少过问，把不少精力放在写文章、小册子上，以获取名利。经济地理教研室教师祝诚，对学校交给三万字的讲义任务一拖再拖，而搞外稿翻译约六十万字。
名利思想滋长的结果，给教学带来了严重危害。不少教师只想私自写稿，不愿参加政治运动，不重视现实斗争，使教学脱离实际。贸易经济教研室编写讲义时，强调以个人名义出版，削弱了集体力量，使讲义质量降低。有些教师不愿给学生辅导，怕占用了自己的时间，中国历史教研室有些教师觉得写讲义没有写外稿收入大，对编写近代史讲义互相推诿，使讲义不能按时完成，影响了教学。经济地理教研室有的教师为译外稿工作到半夜，次日在交通车上备课。有的教师竟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写文章能名利双收”的资产阶级思想。
个人名利思想，给科学研究工作也带来了危害。教师的科学研究工作，应主要为教学服务，但不少教师把科学研究与教学对立起来。贸易经济教研室主任孟振虎检查时说，过去认为只要搞好个人的科学研究工作，教学就不成问题，因此有先搞科学研究，后搞教学的思想。政治经济教研室有的教师闭门进行“研究工作”，不愿互相交换意见。学生反映说，小农经济都合作化了，我们的老师还是单干户。由于名利思想作祟，有些教师对科学研究采取了非科学的态度。经济地理教研室有个教师在编译“经济制图学”时，将别人的劳动成果占为己有。贸易经济系讲师徐昶在大字报中检讨说，写外稿并不是为了社会需要，而是从个人出发，为了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教师们在检查中尽管心情是沉重的，但也尝到丢掉“包袱”后的愉快。现在，“面向教学”，“一切为了红与专”已成为他们的行动口号。贸易经济与经济地理教研室决定，在这半年内除了保证讲好课外，集中全部精力编写好讲义。贸易经济教研室主任孟振虎决定带领这期毕业生下去生产实习，决心摸出一套经验。
为了明辨是非，防止偏向，校领导指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必须批判，但绝不能把科学研究工作、发表著作与单纯追求个人名利混为一谈。各教研室也已准备分专题进行深入辩论，以便使教学与科学研究密切结合，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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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哪里有人有医就有药
全国中药材经理会议订出跃进目标
新华社31日讯 29日结束的全国中药材经理会议决定全国中药材经营工作也来一个大跃进，争取做到“哪里有人，哪里有医，哪里就有药。”会议初步确定，1958年全国中药材的生产根据不同品种，分别比原计划再增加10％到30％；收购总值比1957年增加15％以上；药材的供应数量比1957年增加39.17％。
会议根据1957年的工作经验和当前的情况，认为要实现这个大跃进的目标，首先必须进一步肯定“医药结合”的方针。1957年中药材经营交由卫生部门统一领导后，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成绩。1957年和1956年相比：药材产量增加了27％，收购量增加46％，供应量增加38％，卫生部门并且训练了一万多名采购技术员，中药材供应紧张的情况，基本上得到了缓和，脱销的品种已由一百三十种左右，减少到二十种左右。会议分析供应缓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卫生部门的统一领导下，加强了医、药的密切结合。有些药材公司每月向医疗部门印发脱销、不足、满足供应的商品统计表，并建立了联络员制度，医疗部门在了解药材供应情况后就可以在保证同样医疗效果的条件下考虑用药。不少卫生部门对于某些供应不足的药材根据轻重缓急作了统一安排。山西、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黄连和红花供应比较紧张，当地卫生部门就确定了先人用、后兽用的原则。会议认为，目前的医、药结合还只限于产、供、销方面，这是不够的，今后应当在成药配方的整理、中药泡制技术的改进、取缔伪劣药品、提高药品质量等方面进一步加强结合，以便更好地为人民的健康服务。
会议认为，要实现1958年的跃进计划，经营部门还必须抓生产，山区的药源丰富，有许多品种和资源有待调查、开采，因而今后平原地区主要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质量，发展重点放在山区。会议强调，在药材生产中，发展地道药材的方向必须肯定，因为药材生产与土壤、气候有很大关系，有些非产区引种产区的药材就变了性质，失去原有的医疗效果。但在土壤、气候相同，又与主要产区相接近的省分，引种或试种还是需要的。
会议指出，实现中药材经营工作的大跃进，还必须继续贯彻“大力进行收购”的方针。会上少数代表有害怕积压、不愿大力收购的顾虑，经过分析、辩论，大家一致认为在目前全国除四害、消灭疾病大跃进的形势下，特别是五亿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对药材的需要是会大量增加的。同时药材供应的可变性很大，又多来自农副产品，必须保持合理的储备，因此这种怕积压的思想是药材经营工作大跃进的障碍，必须加以解决。
会上，各地代表还突出地反映了目前不少地区由于调整商业机构，在中药材经营管理上出现了许多混乱现象，已经直接影响到中药材收购、供应任务的完成，会议建议各省市党委和政府根据1957年国务院的决定，仍将中药材交给卫生部门统一领导，同时要求各省市卫生厅局指定一个副厅长或副局长直接领导中药材的经营工作。
这次会议是3月20日开始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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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严肃批判名利思想
柏生
北京有些高等学校在双反运动中，揭露出不少教师一方面喊叫工作忙，说什么每天又要开会，又要编讲义，还要写教科书，简直没有时间搞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但另一方面不少教师却在忙着写外稿，给学报写论文或翻译书，给出版社写小册子，搞自己的一套工作，搞一块“自留地”。
这种作法对不对呢？如果真正把自己所担负的教学工作作好了，而且是密切结合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而给学报或者出版社写稿子和翻译书，那是没有什么不对的，甚至是应该鼓励的。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的。有的教师身兼教研室主任，长期不过问教研室的工作，也不指导青年教师集体备课，也不关心学生的学习情况，整天埋头写外稿、翻译书。有的教师在上课前不认真备课，到上课的时候东拼西凑，马马虎虎地应付一堂，对学生课业不作具体指导。有的老教师甚至索性把教学任务和国家委托他们编写教科书的任务，往青年身上一推就算了。据说在他们中间还流行着一种理论，说教学是“输出”，对自己没有利，只有写稿子写书或翻译书才是“输入”，能名利双收。由于某些老教师有这种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也就影响着某些青年教师忽视教学工作，一心想成名家，对教学工作不感兴趣，因此多分配几小时的课，就大不愿意。
今天，教师中这种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严重地危害着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散布着毒素，它不但影响着教学质量，也腐蚀着青年教师和学生的思想。这种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应该受到严肃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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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电力学校
试制纵弯曲试验机成功
北京电力学校金工实习工厂最近试制纵弯曲试验机成功，经过试验证明效果良好，已经学校验收。现已交学校试验室使用。
这种纵弯曲试验机构造简单，体积不大，成本不高，手工操作，使用方便，很适于中等技术学校材料力学试验用。北京电力学校拟于今年大批生产，以供应兄弟学校使用。目前，已开始办理订货手续。
纵弯曲试验机试制成功，充分证明了学校能够自制教学设备和进行生产，为勤俭办校开辟了途径。（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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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结合实际 服务生产
上海普通中学改革教材
据新华社上海30日电 上海二百零七所普通中学于3月29日举行了教材革新促进大会。
一般学校展开勤工俭学活动以后，显著地暴露出教材内容脱离工农业生产实际。文学、历史等课程厚古薄今，或者外国材料多、本国材料少，与政治脱节。各校首先对这些问题进行辩论，得到结论后即行改革。现在有一些学校准备把文学和汉语课合并，结合文学课讲授语法和修辞。初中一年级的算术大部分在小学已经教过，这部分重复的教材都将精简。过去数、理、化和生物学等教材中缺少生产技能方面的知识，现在教师们决定利用春假期间下厂、下乡收集资料，把应用的技能教材补充进去。历史、地理等教材也要大大精简，另行补充乡土的史料、气候、地理环境等材料。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教育卫生部副部长、上海市教育局长陈琳瑚在会上说，教学是为生产服务的，生产在大跃进，教科书不能长期不改，教材改革正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反映，各校教师应该“人人参加、校校动手”，一边教学、一边辩论、一边修改。除初中三年级和高中三年级两班的教材应照顾升学考试外，其他班级的教材，都可以自己编写，争取在今年暑期通过评比，确定一套各种课程的新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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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的话
出版界要扫阔气
出版界长期存在着版面规格不统一的现象。各出版社都有自己一套规格，以同样的787×1092 1/32以及用老五号字排为例：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规格是二十七列，每列二十六字；工人出版社的规格不统一，有的是二十一列，每列二十三字，有的是二十二列，每列二十五字。再以同样的850×1168 1/32以及用老五号字排为例：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规格是三十列，每列二十八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规格也不统一，有的是二十七列，每列二十七字，有的是二十六列，每列二十七字。如以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规格为准，工人出版社每版平均少排一百八十字，误差25.7％；人民文学出版社每版平均少排一百二十五字，误差14.8％。这样大的误差所产生的浪费是惊人的，工人出版社出版的“狱中纪实”一书，就可以由八十二页减为五十六页，这本书的印数是五十四万本，折算多用报纸四百五十令，合计一万三千五百元。
我觉得，文化部出版局应该着手规划，统一版面规格，根据图书的不同特点和要求，把图书分成等级，除了必要的精装书可以考虑特别美观外，一般平装书应该尽量提高利用系数。我认为用新五号字排版，对视力最合适，也比较经济。希望出版界通过这次双反运动扫除保守和阔气。
北京铁道学院学生 柯耀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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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足球甲级联赛开幕
“八一”队与天津队踢成平局
北京队五球胜成都队
据新华社讯 1958年全国足球甲级队联赛第一循环第一阶段比赛已全面展开。十二个甲级足球队在3月3日分别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四个城市举行了六场比赛。
3月30日，参加北京、天津竞赛区比赛的共有四个足球队，其中去年的全国足球甲级队联赛冠军北京队在北京以五比零战胜了成都体育学院队。成都体育学院队是去年全国乙级足球队联赛的亚军，今年是升级参加比赛的。
去年全国足球甲级队联赛的亚军天津队和第三名“八一”队，3月30日在天津举行比赛的结果，以三比三踢成平局。
3月30日，在上海、南京竞赛区举行四场比赛的结果是，在上海：上海体育学院队以二比一胜沈阳体育学院队；中国火车头体育协会队以三比一胜长春队；中国红旗体育协会队以一比零胜沈阳部队队。在南京：中国第一机械体育协会队以三比零胜南京部队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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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蔡艺墅跳过4公尺40公分
超过上届奥运会第四名成绩五公分
本报讯 我国著名撑竿跳高运动健将蔡艺墅在3月30日上海市“全民体育活动周”开幕式的田径表演赛中跳过了四公尺四十公分。这个成绩不仅超过了今年2月他在广州举行的全国春季田径运动会上所创造的四公尺三十四公分的纪录，而且比第十六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第四名的成绩还高五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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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形势要求建立教育科学
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座谈大跃进
据新华社31日讯 “各级教育事业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必须建立从教育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指导实践的教育科学。”这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教育组组长柳湜30日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集的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座谈大跃进的会上说的。
柳湜说，今年教育科学研究工作首先要结合国家的需要，研究新形势对教育工作方面所提出的新问题。例如教育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扫盲、普及小学、职业中学（主要是农业中学）、勤工俭学、师资培养等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教育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的一系列的问题。他说，要大力研究和总结老解放区教育经验；研究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教育事业的经验、教训。要在开展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在两三年内建立我们的教育科学。
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副部长董纯才、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翁独健，都在会上讲了话。正在出席第四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的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王锡璋，在会上介绍了河南省在扫盲、普及小学、民办中学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介绍了江苏省迅速发展农业中学的先进经验。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孙陶林在会上说，教育科学脱离实际很严重，现在他们学校教育系已经派出调查组到河南去，系统地研究长葛第三中学、郑州初级第七中学的勤工俭学经验，以及郾城县普及初中和小学教育的经验，然后丰富到教学中去。
到会的心理学研究工作者提出了教育心理方面的研究项目。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所长潘菽说，当前教育心理学将考虑集中力量研究儿童心理和年龄特征、道德品质培养以及各种教学的教学心理研究等问题。
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研究工作者曹孚认为，教育史的研究工作也要来个大跃进，应集中全国力量通力合作，进行一系列的专题研究。
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戴白韬代表到会的五十多名首都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倡议组织北京市教育学会。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首都的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教育部的负责人，参加第四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的各省市教育厅、局长，以及部分高等师范学校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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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列车
我要唱到六十五岁
郎毓秀
当党中央提出争取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一号召后，我国的工农业生产一日千里地加速前进，我怎能不为之动心！想想自己，解放前让光阴随便地溜过去了，解放以来也没有将自己的力量全部贡献给人民。觉今是而昨非，现在必须订出规划迎头赶上。
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启发。我在旧社会时盲目的崇拜西洋音乐，不知道民族民间音乐的丰富和美丽，解放后才渐渐认识了它的优点，深切感到一辈子也学不尽。在这社会主义大跃进中，我决心要更多的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使我这后半辈子能更好地为广大群众服务。对民族民间音乐不懂、不爱，怎么说得上是爱自己的国家呢！我在制订跃进规划中，下定决心向民族、民间的音乐传统学习，为广大的工农兵演唱，这样才能表明我是个真正的中国人民的歌唱者。也只有多为工农兵演唱，我才能得到真正的民族艺术的表现技能。
在旧社会里，学我们这个行道是不被人们重视的。记得1937年间，我得到离别多年的小学时的同学的一封信，友谊的劝我不要搞这一行，因为歌唱是被人们玩弄的。当时我不服气，认为人家在欣赏我的歌唱艺术，因此气得我不理睬他了。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下，我明确地认识了在旧社会里歌唱，确实是为少数的资产阶级服务的。解放前举行一次音乐会，也得求人说情才能顺利进行。记得抗日胜利那年，我在苏州开音乐会时，来了两位国民党匪军，要我参加他们的晚会，我没有答应他们，他们就气势汹汹地说：“你休想继续在苏州开音乐会！”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自己那天含着泪给他们演出。现在完全不同了，国家为了人民的音乐文化生活投了多么大的人力财力。我们是在歌唱伟大的社会主义，为多数人，为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歌唱，这歌唱是由心底里发出的。因此，我渴望着终身为社会主义、为劳动人民歌唱；若是身体许可，不满六十五岁我决不下台。（转载“四川日报”）（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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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列车
郎毓秀到花会演唱
著名歌唱家、西南音乐专科学校声乐系系主任郎毓秀，3月22日在成都“花会”上的一个简陋竹棚里为群众一连演唱了三场。她的优美的歌声和热情获得了听众的一再鼓掌。
“花会”是成都每年旧历2月传统的市集之一。在整整一月内，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和市民。
郎毓秀在演出后说，这次演出是实现她最近订的又红又专规划中艺术面向群众的第一步行动。她说：这个规划看来太保守了。原来订的在不影响教学下今年一年要为工农群众演出八十场，仅在花会闭幕以前，就可能突破这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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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知识“私有制”开火
本报记者 吕新初
“消灭知识‘私有制’”，是科学家们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提出来的革命性的口号。现在，科学工作者已经自觉地起来检查自己和揭发、批判别人的知识私有观念，有许多人已在行动中表现出愿意把知识交给人民，这些新气象告诉人们：知识“私有制”在有些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深处已经开始动摇了！
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最近在这个所的高级研究人员检查和批判思想会上说，知识分子在过去思想改造和其他政治运动中得到的收获是：与三大敌人划清了界线，批判了亲美崇美思想，批判了宗派主义、官僚作风和家长作风，批判了个人主义；但是在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私有制基本改变以后，知识分子翘尾巴的本钱——知识的私有制还没有触及到，尤其是解放以后科学家一有点儿创造发明，党即给予鼓励表扬，爱护备至，党这样做是对的，但是知识分子自己不该把他的知识作为本钱“将本求利”，用“知识”这个“本钱”来求得个人名利。赵九章检查他自己的知识私有观念时说，他过去不关心政治，只注重业务，一方面他自以为“政治前途不大”，同时也由于他把知识、学术研究成果当作私有财产。地震学家李善邦检查自己过去曾经有这种思想：自命学术权威，把“权威”作为向上爬的资本。
北京的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的不少事实，说明知识的私有观念给社会主义事业和科学本身的发展带来的危害是很大的。有一个研究所中有两个工作内容相近的组，在“互相尊重”的美名之下，不合作，不通气，甚至互相保密。甲组的人偷看乙组的实验，而自己的实验却向别人保密。群众贴大字报指出他们这种做法是为了想争个“中国第一”。物理研究所自己装置了一架低气压的静电加速器和一架高气压的静电加速器，前者本来是为了给后者提供经验，可是过去在工作过程中，装置这两架加速器的一些研究人员却各搞一套，互不往来，甚至互相扯皮，明明知道另一架加速器的研究人员用错了材料而使工作长期不能进展，也不肯把自己的经验知识介绍给别人。数学研究所有的研究人员自己发现了有助于获取个人名利的题目，即使自己做不了，也不肯让给他人做，而声言要“连鱼带虾一块儿捞”。在其他一些研究机构中，也有争题目、争“肥缺”的现象。所谓“肥缺”，就是可以为自己提供牟取名利的资本的题目，这些题目有的是容易做出成绩的，有的是冷门，可以一鸣惊人。有了这种打算的人，自然就不能很好地服从国家的科学研究计划了。例如“同位素的装备”，这题目是当前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但是有关科学家却不肯担任这个题目，因为他认为这是“服务性”的题目，它不能充实个人的知识本钱。少数科学家在培养干部的时候有“留一手”的思想，不愿把全部学说无保留地教给徒弟，更不愿“徒高于师”。清华大学建筑系一位教授在课堂上一讲到新的学说的时候，就闭口不谈；他尽量避免参加学术讨论会，为的是害怕自己辛辛苦苦研究得到的成果被人听了去。在这种“知识私有观念”的支配下，有些研究机关里曾经流行过“唯有研究高”的错误论调；在有些高等学校则流行过“教书是输出，研究是输入”的谬论。因为有些人认为只有学术上的成就才是自己的资本。
现在科学界已经向“知识‘私有制’”开火了。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彭桓武的一张大字报的题目就是“打倒科学研究中的私有制”。科学工作者不但自觉地起来检查自己和揭发、批判同行们，有的已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把知识交给大众的集体主义精神。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决定建立公共财产——公共的资料积累，作出索引卡片；便于全所人员知道每个研究人员所掌握的东西，改变了过去只把资料分别由有关研究人员掌管的作法。在过去，一个新来的青年研究人员是不容易迅速掌握科学家们已经有的东西的。这个研究所积累公共资料的方式有三种：收集一批零星的、不发表、不出版的史料；把最基本的材料按人物、历史事件或书刊作分类索引卡片；调查访问一些与近代史有关人物，记录和整理他们的回忆。考古研究所研究新石器时代的副研究员安志敏，过去家藏三千张卡片，内容包括有关中国新石器时代书目以及解放后发表在考古刊物上的有关新石器时代的文章的摘要等，当然这都是他自己的劳动果实，现在他自愿地把全部卡片拿到所里来作为公共财富，以便于大家在研究工作中查考。在地震波方面有较深造诣的老科学家傅承义，过去只带一个研究生，现在他要把知识传授给更多的人，主动要求带四个研究生。地震学家李善邦最近亲自到北京大学去帮助他们安装新式的电子放大地震仪。
随着科学家们政治觉悟的提高，科学家将把全部知识献给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远景，已开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