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农业生物学的理论成就
苏联科学院院士 李森科
编者按：苏联“消息报”1957年12月8日发表了苏联科学院院士李森科的“农业生物学的理论成就”一文。文中系统地总结了米丘林生物学四十年来的理论成就，特别是对理论同实践的统一问题，即生物学同农业生产和医学实践的关系问题作了论证。这里特摘译发表，以供我国学术界参考。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理论生物学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给农业实践以直接帮助。在这个基础上，在我国就产生了农业生物学。为此，不仅必须从数量上扩大生物学的研究工作，而且必须从质量上改造这些工作，使之纳入唯一正确的唯物主义途径。我国学者们有充分的可能用不可缺少的科学分析和科学综合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来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
如果谈到我国理论生物学四十年历史的主要总结，表现在她的极为多样的成就当中的这样的总结，那么这种总结也就是对农业生物学研究的各个方面的成就起决定作用的米丘林学说的繁荣。
米丘林生物学说的唯物主义方向正在吸引着我国和外国的进步的自然科学家。米丘林学说为千百万的农业工作者所热爱、重视、发展。相反地，保守主义者，无论他是不是生物学家，都不是米丘林学说的朋友。他们认为米丘林学说不是科学，认为米丘林是同科学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纯粹的实践家”，是“园丁”。
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年代里注意到了米丘林的活动，对他表示了巨大的关怀。列宁为人民、为科学发现了米丘林和米丘林学说。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为了有成效地发展米丘林生物学方向，过去和现在都为它创造了一切必需的条件。
米丘林学说的原理对于实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例如了解能否控制农作物和农畜的遗传性，对于实践很为重要。是否可以把遗传性向着实践所需要的方向改变呢？“古典遗传学”即魏司曼遗传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可能获得有机体遗传性的定向变异。米丘林和他的继承者，根据对有机界的唯物主义的理解，认定只要发掘生物学的规律，依靠这些规律制定获得这类变异的方法，遗传性的定向变异是能够获得的。
米丘林学说所发现的生物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使有可能探讨并进一步制定不同的（农业技术、畜牧以及实验室的）获得有机体类型定向变异的方法。
有机类型和它的生活条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很容易看到的。有机体身体对于外界环境条件的依存性，任何人，包括“古典遗传学”的代表在内，都不能否认。但是，在米丘林遗传学说反对者看来，身体，即有机体的躯体不具有遗传特性；仅仅某种特殊的遗传物质才具有遗传性，这种遗传物质，不管称它为“基因”或者“染色体的基因座”或者“去氧核糖核酸”的分子控制着身体，而有机体身体的生理不能影响这种遗传物质。
因此，在他们看来，米丘林生物学方向力图愈来愈多地控制动植物遗传性，用改变同化和异化过程的方法获得遗传性的定向变异，是不现实的。
动植物遗传性定向变异的事实在我国已经累积得这样多，以致在我国的米丘林学说的反对者当中几乎找不到坚决否认这些事实的人。他们对这些事实表示沉默。国外的米丘林生物学方向的反对者表现得不同些。有的，如瑞典学者古斯塔夫逊教授干脆声称：春麦变冬麦的事实，无性杂交的事实，以及从一些生物种中获得另外一些生物种的事实，如从小麦中得到黑麦等等，这些都是欺人之谈。
这些学者的根据，从他们的立场看来，仅仅在于，这些现象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现象同“古典遗传学”的全部观念是矛盾的。
近年来，“古典遗传学”的代表们常常说，好像只有从他们的立场上，才能解释实践中普遍应用的玉米杂种优势。但事实上远远不是这样。就是“古典遗传学”的拥护者李奇也同意这样的看法。他在“玉米选种”一文中写道：“第一个建议用近亲繁殖系植物杂交作为获得高产杂种方法的荣誉应该属于沙尔。
沙尔正确地解释了杂种优势现象。这种解释，正如“古典遗传学”的代表者们自己所说的，不是孟德尔主义，而是达尔文主义的。自然，发展了达尔文主义的米丘林生物学方向，对杂种优势和提高动植物有机体生活力现象的本质的揭露，远较达尔文当时更为深刻。
在米丘林生物学说中，生活力是活体矛盾的结果。矛盾的程度，即活体生活力的程度，依异质性的程度
（在一定范围内）而定。以此为出发点，过去和现在都在研究、提高动植物有机体生活力的各种方法。例如，克瓦尔斯基教授、阿瓦克扬院士、米洛凡纳夫院士等，他们过去和现在都在研究能够获得不退化的或者少退化的玉米近亲繁殖（自交）后代的新方法。
这里要指出一些已经被米丘林学说所确定的具有巨大实践和理论意义的生物学规律。
试验证明，遗传性不是像“古典遗传学”所断言的那样是活体以外的特殊物质，而是活体本身的特性。因此，在活体中去找特殊的遗传物质、遗传器官是无目的的。假如说是上述的遗传性的携带者，那么这种携带者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是任何一部分或者任何活体的物质，其中包括普通的植物汁液、植物用以建造自己身体的可塑性物质。
现在大家都知道，获得无性杂种、两个动物或者植物品种的种内无性杂种的事实，很多方面同用有性方式所得到的杂种相似。种内无性杂种，现在不仅很容易在植物和微生物中得到，而且也能够在动物中（如鸟类）用无性方式得到。这些杂种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科学中的机械主义和唯心主义拥护者不可克服的困难。机械主义和唯心主义者认为遗传性不是活体的特性，而是位于活体中并且控制着活体发育的某种特殊的物质。
试验证明，遗传性的改变只有在同化和异化过程中，也就是在活体建造和改造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已经找到并且正在创造削弱遗传性的保守性的新方法，以改变同化和异化过程，并从而改变遗传性。
试验证明，遗传性的改变同外界环境条件的影响相适应。
同外界环境条件相适应的遗传性的改变在于有机体、活体在同化过程中产生了新的要求，这种要求就是活体内部蕴藏的，并且借助于它最初转变为该活体的条件。外界环境条件影响下的遗传性的适应变异的规律即在于此。
必须把那些表现为活体要求某种外界环境条件的遗传特性，同有机体为了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生存相对无害地忍受该有机体生活和发育所不要求的外界环境条件的作用的遗传适应性区别开来。无论前一特性或者后一特性，都是发生在活体同化外界环境条件过程中的遗传性。但是，遗传上的要求是规律作用的结果，根据这一规律，活体适应着外界环境条件的作用而改变。活体遗传性对于它所生存的环境的适应性，不仅不是它需要的，而且是它所防范的。这种适应性是适应变异性规律的结果，也是作用于该活体的不同外界环境条件的有规律的（不是偶然的）相互联系的结果。后一种适应性是个别有机体和整个有机界所谓合理结构的前提。
大家知道，用不同的化学的和物理的因素，人工引起遗传性变异（突变）的有机体，同普通遗传性没有发生变异的有机体比较起来，照例是对生活不适应或者很少适应的。我们是这样解释的：在这些情况下，新的遗传特性是由于偶然的以及同该有机体的所有其他生活条件没有规律的相互关系的外界因素作用的结果。
遗传上春麦实验转变为遗传上冬麦的许多事例，也就是遗传上不越冬类型转变为遗传上越冬类型的事例，可以明显地表明遗传性变异的适应性规律和有机体遗传上适应性发生的规律对其生存环境的影响。这些成就在米丘林生物学中，不只对农业实践具有巨大意义，它们还堵塞了那些对最重要的生物学现象，例如有机体结构的合理性、其器官和机能的合理性所作的各种神秘的唯心主义解释渗入到科学中去的后路。
关于最初合理性的观念，是以任何生理过程通常是和该生物种发展的一般类型的要求相适应的这些无庸置疑的正确事实为基础的。这种不正确的观念，过去和现在永远都是生物学中各种变相唯心论的基础。
只有米丘林学说揭露了生物的这些共同事实的实质。这些事实过去为唯心论服务，而现在由于米丘林学说的发现，巩固了生物学中的唯物主义，同时为实践的需要服务。
基于达尔文学说中的唯物主义成分，在加深并且改造它们的同时，米丘林生物学说发现一切生物种——有机界质上的一定环节——是按照物种生存的统一规律生存着、发展着的。
生物种生存规律的本质已经被揭发出来，即生命过程的定向性在于：不是一般的活体数量的扩大，而是该具体物种的数量的扩大。因而，正常的、非病态的活体身体，它的一切结构和状态，一切特性和过程，一切对生活条件的多种多样的要求，以及对它所不需要的、异己的外界环境条件反应的多样性，所有这一切，这样的或者那样的都导使该具体生物种数量的增加，尽管这样缩短了该具体个体的生命，甚至使它自然死亡。
物种的生存规律和它在一定有机类型具体生存情况下作用的考虑，在控制遗传性形成的工作中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例如，正是根据这一物种生存规律的考虑，在我国实践上成功地解决了培殖乳脂率高的乳牛群的问题。现在很清楚，没有一个生物学部门，忽视物种的生存规律而不给理论和实践带来损失。
第一个把生物学置于科学基础之上的达尔文给予所谓生物合理性以唯物主义的解释。但是，因为当时生物变异的具体原因还不清楚，按照达尔文在他的不定变异的解释中，遗传变异性，自然是像偶然性一样发生的。
这样，达尔文对理解有机界发展的基础是偶然性，而不是客观的必然性，不是遗传性变异的生物学规律。
米丘林学说在发现了遗传性和它的变异性的生物学规律以后指出，有机界发展的基础不是偶然性的火花，而是历史上奠定的必然性是有机界发展的规律。可以理解，这并不否定永远发生于任何活体发育过程中的无数偶然性。相反地，只有从发展中的米丘林学说的立场上才能够了解活体的发展是从偶然性过渡到必然性，过渡到遗传性，这就是它的形成规律。
要知道，新型条件对一定活体类型的作用，对该活体来说是偶然的。但是如果这类作用于活体的新的偶然的外界环境条件，被活体所同化，如果用这些条件，或者在这些条件的影响之下活体被建造，那么这一活体将是另一种情况。生物学上它将有别于它的旧的遗传性，将具有新的、一定的同化和异化作用与对新的一定外界环境条件的要求。这些一定的条件即由最初偶然作用于原始生物的方式被同化的条件而变成。这样，在有机界实现着偶然性到必然性，到遗传性的转变。
为了创造可塑性的有机体，使它容易接受、同化它们本性所不具有的外界环境条件，同化那些容易转变为具有需要特性和品质的活体的条件，必须破坏有机体某些遗传性的保守性和生理上的复杂性。以前在高等植物方面，能够削弱谷类作物春性和冬性遗传保守性的方法研究得最好，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把冬性谷类作物变为春性，以及春性变为冬性。
因此，揭露春性谷类作物变为冬性以及冬性变为春性的规律性转变的知识和它进一步的确定，从我们的观点看来，不只对从事研究谷类作物的生物学家，而且对研究其他作物的生物学家都是极重要的。
由上所述得出结论：发展中的米丘林生物学说认为，有机界发展的基础，不是达尔文被迫所说的偶然性，而是必然性，是转变无生命的自然条件为活体食物，同时又变为活体本身的规律。承认这一规律以后，米丘林生物学说把达尔文主义转变为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变为农学和医学生物学的有效的理论基础。
有些科学工作者按照用什么材料进行研究，用什么因素影响生物而把生物科学分为米丘林的和非米丘林的，这是不对的。无论我国或者外国的生物学家中都广泛地流传着这样一种意见：如果实验者用辐射能或化学物质作用于动物、植物或微生物，这样他就把自己放在米丘林学说反对者的行列中。如果实验者用农业技术、用畜牧方法作用于生物，人们就认为他是米丘林工作者。这当然是十分粗笨的，也是不正确的看法。
科学进步的敌人，力求证明好像米丘林学说原则上是不能应用各种物理化学因素以及动植物近亲繁殖的。然而，正是从米丘林学说的立场，根据这一学说所阐明的生物学规律，可以合理地、对实践有最大利益地应用不同的物理化学物质作用于活的对象，也可以用动植物的近亲繁殖。
要知道，只有米丘林学说能够唯物主义地、正确地解释突变的出现，也就是用所谓诱变因素作用结果的遗传性的改变。这些遗传性的改变不是由引起突变的辐射因素作用本身产生的，这些作用只能破坏生理的复杂性，而是在以后的代谢过程中，在以后的同化和异化过程中发生的。这个观念使实验家能够在应用所谓突变原因素时制定获得定向遗传变异的方法。
总之，按照用对活的对象作用的因素而把工作人员和生物科学分为不同的阵营，是不科学的。如果这样区分，就会把对生物现象的态度和它的解释以及影响生物对象的方式、方法混淆起来。后者，也就是作用的方法，不应该这样死板，而应该根据地点、时间和条件来决定。自然的规律是永恒的，根据这些规律在不同情况下可以并且需要采用某种农业技术和畜牧技术以及实验室的方式、方法。
生物学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分界线是对待研究生物现象以及了解和解释这些现象的方法和态度。米丘林生物学家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而米丘林学说反对者的哲学可以是随便那一种，却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
为了不至于离开唯物主义的道路，米丘林生物学家在解决理论问题时，始终一贯地从实践的利益、从实践的要求出发，努力创造解决实践中的重要问题的可能性。这方面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没有这种统一，理论生物学的研究就失去客观性和目的方向性，而研究者也就滚入唯心主义泥坑和烦琐哲学中去。这种烦琐哲学会把已经明确了的理论问题搞得混乱起来，它阻碍我们进一步有效的研究以及认识真理的道路。
苏卡切夫院士所主编的杂志和其他出版物可以作这样的例子，它曾经很好地证实这里所作的结论的正确性。在他所主编出版的“植物学杂志”和“莫斯科自然实验者协会会刊”里，用好像是唯物主义生物学的标题开始了对我的工作以及同意我的工作的科学工作者以极端脱离科学的批评，直到直接否定一切唯物主义生物学的观念。现在他们仍否认生物学规律性的任何特征。
所有这一切，都是企图使生物科学从唯物主义道路上撤退。在我国的条件下，这种企图当然不会有什么成就。但是，它们阻碍科学的发展，模糊某些青年生物学家，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头脑。这些人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不能不是很沉重的。生活实践将迫使他们再受教育。
我们都很清楚，农学和医学生物学——即一般生物科学——离开争论，离开不同意见的争论就不能成功地发展。但是，意见的争论只在出版物上和教室中，没有田间和农场、实验和实践的检查，通常是不会有任何益处的。赫鲁晓夫同志对这一问题说得完全正确：
“我认为，理论和科学的争论，应该在田间解决。让某个学者说：同志，你的方法不行，我的更好，它是有科学根据的。那么给多少公顷土地按照你的方法播种，同样的土地按照我的方法播种，而裁判员将是集体农庄、集体农民。”
因此，农业生物学家应该更紧密地巩固理论生物学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实践的统一，医学生物学家应该巩固理论生物学同医学实践的统一。
党和政府为了更大地发展科学，过去和现在都在我国创造了一切必要的条件。可以相信，未来的我国唯物主义生物学，较之她光辉的过去，将更光辉，更有成果。
（李继耕摘译，许运天、叶蒸、应幼梅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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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索波列夫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克服的途径
1958年第二期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了阿·索波列夫的文章：“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克服途径”。
文章作者说：“关于社会主义下的矛盾及其克服的途径问题，马克思和列宁有过精辟的指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在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的文件和党中央全会的决议中得到了全面的论述。各国共产党都仔细地研究了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矛盾并且指出了克服这些矛盾的途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个人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作了巨大的贡献。”
作者批判了目前流行的在研究苏维埃社会时强调统一、忽视矛盾和强调矛盾、忽视统一的错误观点，然后从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必然矛盾和偶然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文章中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占统治地位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对抗的因素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会保存很长一个时期，但是他们是占从属地位。”作者指出，有些人把用和平方法解决对抗性的矛盾问题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混淆在一起，这是完全错误的。
作者在研究社会主义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时说，这两者是统一的、相适应的，但是也有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有完全的适应”。这是因为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是生产中最为活跃的、不断变化的一面，而生产关系是活跃性较差、较为稳固的一面。在经济结构中总会有已经过时的、需要改变的因素，或者是在逐渐过时但虽已显得落后而要改变还不够成熟的因素，因此在一定发展阶段就会形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个别方面的不相适应。
文章中说：“但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可能产生另一种矛盾。有时形成这样一种情况：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新的经济结构建立了，而生产力发展的现有水平还不足以保证完全实现社会主义的原则。于是就产生了先进的经济制度和社会所支配的物质资源之间的矛盾，新的经济关系和比较落后的物质技术基础之间的矛盾。当然不能因此就说，生产力不再是社会生产的最活跃、革命的因素，而生产关系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这就是说，革命时期的生产力状态，按其性质和发展水平来说，要求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和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在打破旧的生产关系之后，在社会发展上就发生了这么一个跃进；致使生产规模落后于新的经济结构所提出的要求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注意力首先向着生产的发展，而新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开辟了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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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心交给党 力争作左派 专深又红透
医学科学家向全国医学卫生工作者倡议
本报讯 中国医学科学院一百三十多位医学科学家3日在北京举行医学科学大跃进的誓师大会，一致通过了“又红又专，双双跃进”的倡议，并且向全国医学卫生工作者挑战，他们提出：“在政治上力争做左派，在医学科学工作中做促进派，在最短时间内，促使医学科学的大跃进，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劳动人民健康服务。”他们提出的战斗口号是：“鼓起干劲，打破陈规；自我改造，服务工农；集体合作，技术革新；又红又专，双双跃进”。
他们提出的倡议是：“要把心交给党，决心拥护党的领导。”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无保留地接受党的领导，积极响应党的一切号召，坚决执行党所制订的科学研究、干部培养和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与规划。在政治上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遵守国家一切法令。坚决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劳动人民的健康服务。他们提出要克服个人主义、树立集体主义。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不强调个人兴趣，坚决服从国家调配；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与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克服轻视劳动人民、脱离生产实践、忽视政治的资产阶级思想；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不断提高政治思想水平。
他们还提出要加强协调合作，集中力量进行重点研究，争取医学科学研究工作大跃进。他们建议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医学科学院以研究除四害及消灭和防治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为重点。争取在五年内对既定的重要研究项目达到国际水平。
他们提出积极学习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努力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提高我国医学科学水平。在保证完成上述重点研究工作的同时，他们将与中医研究院密切合作，用近代的科学方法，研究祖国医学，努力发扬这一宝贵遗产，争取对世界医学科学做出贡献。
他们提出要鼓起革命干劲，打破陈规，作到多快好省。他们要深入疫区、深入病房、深入实验室、亲自动手，以身作则。在学术上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他们还要培养一批又红又专的干部；保证做好医疗保健工作，树立勤俭办医院的作风。
许多医学科学家在3日的会上纷纷发言，表示以具体行动实现这个倡议，他们都订出了具体的个人跃进规划。内科胃肠专家张孝骞表示每年至少去基层讲学一次；在三年内要基本上完成全国溃疡病发病率的调查，总结出该病在我国的临床特点，制订出初步的防治方案。生理学家张锡钧表示要打破陈规，缩短培养研究生期限一年，保证在五年内培养出合格的助理研究员五名，研究生六名。药理学教授金荫昌要积极建立和群众共劳动的感情，要积极争取与工农兵共同劳动的机会，真正做到在思想感情上和工农兵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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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既节省国家资金 又办好文教事业
贵阳文教系统采取革命措施
本报贵阳讯 贵阳市文教卫生系统，最近在反浪费运动中，一马当先，打了头阵。在一个月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揭发了一百六十三万元的惊人浪费，制订了许多节约措施，各单位普遍制订了多、快、好、省的先进指标。全市十三个中学在不增加费用的条件下，今年可增设十七个班，为国家多培养三千五百个学生；五个医院可增设一百五十张病床；五个剧团能上交给国家十七万元。
贵阳市的十三个中学，在反浪费运动中，更加深入的解决了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社会主义教育方向问题。目前虽正值假期，部分师生为给下学期正式实行半工半读取得经验，自动放弃假期分头参加了工业、手工业、农业劳动。六个语文组教师们提出增加工作量，每人教三个班的文学课，还兼班主任。这个倡议得到全市各校教师的响应，都提高了任课时数，原来不兼课的校长、党支部书记等人，也都准备以后兼课。享受人民助学金的学生们，提出要用自己劳动所得减轻国家负担，为国家节省了数十万元的资金。六中一百八十名享受人民助学金的学生，假期开始，全部参加了城市建设工作中的土方、淘沙等劳动。预计可解决下学期全部人民助学金的50％。该校还在校内组织了木工、金工、电工、工艺、饲养等小组，争取年内粉笔墨水自给，简单木器，劳动工具，电气修配自行解决。
贵阳市属五个医院，过去每年都需要国家给大量补贴，这次在反浪费运动中，挖潜力算细账，检查了医疗管理工作的许多资产阶级的求规模、摆形式、讲阔气等思想，提出增加病床和门诊量，医务人员与病床的比例从一点三比一降至一比一，门诊从八小时延长到十二小时；同时还采取加速药品周转，利用医院设备生产部分医药。1958年不增一个人一文钱，可增设一百五十张病床，等于一个小型医院。工人医院预计经过三年以后，不要国家一个钱，可将医院在现有基础上扩大一倍。
贵阳市属戏剧界，采取增加演出次数，精简行政管理人员，缩减行政经费与舞台布景、道具、服装、灯光等费用的措施，1958年保证能作到自给自足，而且要争取上缴国家十七万元，还要提高演出质量。贵阳市川剧团把全团分为两队，一队在贵阳市演出、一队下乡上山巡回演出。全团同志认为这样做有四大好处：1，能更好的为工农兵服务；2，能更快的培养青年演员，使每个演员都能有更多的舞台实践；3，加强了演员的思想改造；4，增加了剧团收入。
贵阳市文教卫生系统，在整风运动中，经过这一阶段的反浪费，更加相信只要充分发动群众，挖掘潜力，鼓起革命干劲，采用革命办法，就能够作到用两个钱办三个钱的事，就能够作到既发展事业，又节省费用，就能够迅速的将贵阳市变成为一个有文化的、整洁的、四无的、环境优美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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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日的云冈石窟
开凿于北魏时期（公元四六○年）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已经逐渐地改变了面貌。人民政府历年来对这个古迹进行了许多保护工作。
在解放前，这里是破壁颓墙，无人照管。石窟前面有一座规模甚大的石佛古寺，也已经通风漏雨了。解放后，人民政府对这处古迹进行了重点的保护工作，在云冈石窟设立了文物古迹保管所。现在，石佛古寺修理得整整齐齐，第五、六窟前的一座高二十多公尺的窟廊也全部重新翻修，可以任人来往上下仔细观看石佛的雕刻了。
在1957年，云冈石窟还增设了便利游人参观的设备，安装了电灯；建筑了食堂和宿舍。过去有的石窟内部很黑暗，许多精美的雕刻都看不见。第六窟中的雕刻，有几十幅像连环画一样的“佛传图”
（即是释迦牟尼从出生到成道以后的故事），非常生动精美，但是洞内黑暗，根本不能与游人见面。去年从远处接来了电线，安装了八十盏电灯，把幽暗的石窟照明了。
参观云冈石窟的游人，过去还有一件不便的事，就是云冈离大同市有三十里，半天不可能来回，又没有吃午饭的地方，非常不方便，特别是远道来参观的游人和对石窟作仔细观看研究的个人或团体，打算住两天就很困难。去年特地在云冈石窟附近，盖了十二间房子，有食堂，有宿舍，今后来云冈石窟参观或作较长时间观看研究的人，就可不愁食住的问题了。
（罗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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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漫画界向全国挑战
漫画也要又多又好
新华社3日讯
3日下午，北京漫画界三十余人集会讨论大跃进计划。会场情绪热烈，漫画家们纷纷订出个人创作计划，华君武、米谷、英韬、江有生、缪印堂、王乐天、丁午等人都计划在1958年创作漫画（包括漫画插图）三百幅，将近每天一幅。其他漫画家创作数十幅到二百幅不等。参加订计划的二十四位漫画家计划今年创作的漫画总数达四千六百九十五幅。会上还就创作、群众辅导工作及展览工作等提出条件，向全国漫画界挑战。他们的条件是：在创作方面，除数量要多，每人订出计划定期完成外，还要保证漫画创作迅速及时地密切地配合当前政治任务进行宣传；其中讽刺性的漫画要作到讽刺的正确性和鲜明性；同时还要力求作品的民族化和通俗化。加强群众漫画辅导工作，到会漫画家有十六人当场报名参加，其中华君武、米谷等七位漫画家除在群众艺术馆讲课外，还要个别重点辅导二十位职工漫画爱好者；“漫画”半月刊决定自第一百二十期起，将群众创作版面增加一倍。北京漫画界还决定今年内在京郊厂矿及农村建立两个漫画辅导“试验田”。加强漫画展览工作，1958年北京漫画界将组织漫画展览两次，上半年突击编出一辑“大跃进”漫画展览，复制多份送全国各地巡回展出。
会议还撤销了右派分子丁聪所担任的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组副组长职务；重新推选了华君武、米谷、英韬、钟灵、李寸松五人组成漫画组干事会，负责北京漫画界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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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文版“北京周报”创刊
据新华社3日讯 用英文出版的“北京周报”4日创刊。
这个刊物的任务是向世界各地的英语读者介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成就和对外关系的发展。
创刊号载有“中国人民的重大和平行动”、“1958年的经济建设”、“合作化与农业生产”等专文，同时报道了我国工农业战线上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建设热潮。
在“一周大事述评”、“中外关系”、“时论摘录”等三个专栏中，报道了我国国内生活和对外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新发展和我国舆论对当前国际问题的看法。
“北京周报”每逢星期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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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常冠群创重量级举重新纪录
新华社上海3日电 重量级举重全国纪录保持者常冠群，2日晚在1958年上海市举重比赛中创造了重量级抓举和总成绩两项新成绩，他把双手抓举一○三公斤的全国纪录提高到一○五公斤，把总成绩三七七．五公斤的全国纪录提高到了三八○公斤。
这是今年全国举重运动员第一次打破全国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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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捕雀歌诀
太阳出来满山红，
麻雀肚饥要集中；
太阳落山天快黑，
麻雀瞌睡要回窝；
有鸡之处麻雀多，
人来齐往树上躲；
找到脾气容易打，
枪打掏窝能除净。
这首顺口溜是山西省屯留县河神庙乡同家沟的郭月来编的。他根据麻雀的这种习性，已经消灭了两万多支麻雀。（附图片）
捕麻雀（剪纸） 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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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跃进中的科学家们
新华社记者 余辉音
社会主义大跃进的浪潮冲击着每一个科学家的心，“把毕生精力献给党和人民，一定要红透专深，无负英雄的时代”，这是最近几天中国科学院在上海的各研究单位科学家们表示的共同愿望。
在生理研究所全体人员反浪费反保守动员大会上，这个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一切事情都要快马加鞭，我个人的思想改造也要急起直追，我决心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争取参加中国共产党。大家对他的进步要求表示了热诚的欢迎，同时对他的自高自大、不易接近人和接受群众意见不够等缺点提出了坦率的批评。冯德培经过大家的批评，很受感动。他说：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认识到自己的缺点，没有这样体会到党和同志们对我期望的殷切。我有信心和决心争取做一个红色专家。
在制订和讨论个人规划的过程中，科学家们认为要在科学研究方面大跃进，必须对自己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和政治立场不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机化学家黄鸣龙沉痛地检查了他在去年大鸣大放时期把个别干部的缺点夸大为一般干部缺点的错误，表示要痛改前非，彻底转变立场，做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植物生理学家汤玉玮检查说，由于他自高自大、自以为是，造成了植物生理研究所内高级研究人员之间的不团结，影响了研究工作的开展。他表示一定要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要“烧毁旧我，重建新我”。
2月26日晚上，各研究所的全体高级研究人员集会，专门讨论了十位科学家的个人规划。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汪猷的个人规划被认为是比较先进和切合实际的。汪猷表示决心把自己的心完全交给党，争取在短期内参加中国共产党。他计划每周有一定时期学习政治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每周有三天时间从事业务工作，领导和亲自参加抗生素、碳水化合物的研究工作，包括协助生产单位解决抗生素生产中有关有机化学的重要问题，大力和药物研究所合作，进行新抗生素研究等，为工农业生产和医药事业服务。五年内，他打算培养出研究员四至五人；助理研究员五至六人。
在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实验生物研究所首先决定实行一项大胆的改革：打乱原来的研究工作组，全所研究人员按胚胎细胞生理、肿瘤、再生和蚕等四个中心题目重新组织力量，集体进行研究。过去实验生物所差不多每个高级研究人员都领导一个组，按自己的专长设一个摊子。这样，对高级研究人员来说是方便的，但就全所来说，力量分散，互不通气，不能迅速有效地解决重大的学术问题。两年前研究所曾经有人建议研究人员除搞好自己的研究工作外，每人抽一点时间集中力量共同搞好蚕的混精杂交的研究。但是这个建议没有实现。在这次运动中，实验生物研究所的科学家们都表示为了多、快、好、省地完成重要的研究项目，他们愿意放弃自己的兴趣和原来的题目，坚决服从分配。肿瘤问题是生物学上的重大问题，实验生物研究所肿瘤研究小组只有一个高级研究人员姚鑫领导，而姚鑫的兴趣又在组织化学方面，所以五年内研究工作进展缓慢。在这次高潮中，研究所有两个高级研究人员、实验生物学家吕家鸿和陈瑞铭都表示支援肿瘤的研究工作，大家认为姚鑫对肿瘤的研究有基础，吕家鸿研究核酸的生物化学有经验，陈瑞铭擅长组织培养，这三位科学家通力合作，分路进军，攻破肿瘤堡垒是大有希望的。姚鑫在病中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他写了大字报检讨自己过去对党的半信半疑的态度，他表示信心百倍，争取在五年内作出成绩，十年内赶上国际水平。
科学院上海办事处主任、党委书记王仲良订的个人规划，要五年内不断熟悉业务和提高政策水平。王仲良决定选择植物生理研究所作为他学习和熟悉业务的“试验田”，每周有一天时间下“试验田”，除了比较全面地了解这个研究所的一般情况和业务知识外，还要深入一个研究组，学习这一学科的知识，参加部分工作，做见习员。王仲良还打算在原有日文基础上继续学习。
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党委副书记杨进也订出了个人规划，要在生物、药物、历史等三方面拜十五到二十个科学工作者做良师益友，做到生活上密切接触，学术问题随时请教。除学习政治理论外，杨进还打算五年内每周挤出十二小时补习英文、数学、物理和化学。
上海科学家们思想上的大跃进，预示着科学研究上赶上国际水平的大跃进即将来临。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